大正以後至戰爭前的實業教育

日本經濟對實業教育帶來的骨牌效應

我們可以在本章第一節的討論中看出，隨著日本國勢的發展，日本對於自身 實業教育體系的注重是自明治二十六年井上毅內閣以來的一貫態度。同時在日本 討論實業教育政策的時候，開始有了分級培養人才之聲浪與方案。雖然這樣的分 級培養制度未在日本內地實施，但回顧本文第三章針對臺灣教育令下的總督府工 業學校與公立工業學校兩校的性質，同任兩校校長的吉田佐次郎的談話，顯示分 級培養人才的想法與概念被推行在殖民地的教育之中。

當日本自身經濟開始起飛，政府政策便開始影響實業教育內容，其調整方針 在於增加升學的可能性，並且調整實業學校體系，將之偏重於甲種實業學校的發 展，即修業時限較長、知識性科目較多，同時未來能夠繼續向高等專門教育升學 的實業教育體系。

但當產業、經濟一旦開始惡化，日本政府除了在經濟政策上做出調整之外，

亦在實業教育政策上迅速有所反應。前述偏重於甲種實業學校的教育體系在幾次 改革案中，將教育方針轉向於偏重乙種實業學校體系。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

過去日本使用的乙種實業學校體系，修業年限僅為三年，但招生的對象有所不同。

47甲種實業學校招收尋常科畢業生，乙種實業學校招收高等科畢業生。換言之，乙 種實業學校學生畢業年齡實際上與甲種實業學校學生沒有差異。但回顧前述昭和 五年日本實業教育政策的變化，日本政府不僅僅是希望學校制度轉向成為三年制 的乙種實業學校，同時招收學生資格保留以招收「尋常科」學生；也就是說，此 時日本政府實業教育政策轉向成為乙種實業學校體系的方針顯示幾個特性：修業 年限縮短，每週授課時數亦縮短、設立第二部或夜間部、增加實習課程內容，並

46 筆者整理於各年度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

47 此處筆者要感謝吳文星老師的指點，讓筆者理解甲種、乙種實業學校除了修業年限的差異之外，

尚須注意他們招收學生的區別。

追蹤輔導畢業生的出路，甚至是讓畢業生繼續進修，增加畢業生的工作能力。上 述的乙種實業學校體系方針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日本政府在經濟有困難時候，希望 學生不要留在學校，修業年限的縮短代表需要學生盡速投入職場，增加職場可用 的人力資源與技術資源。同樣為了增加人力資源、技術資源，第二部、夜間部都 採取相同的因應方針，利用夜間課程或是再進修的方式，提升國民的人力素質。

然而除了讓學生盡速成為人力資源外，課程的調整也值得注意，教學時數縮短與 增加實習時數，代表政府希望學生的學習內容，從偏重知識性轉為偏重技術性；

由於偏重技術性，便需要更多的實習時數來養成技術人力熟練的技巧與適應職場 的能力。一旦學生自學校畢業，過去較多的實習經驗可以幫助學生對於工作駕輕 就熟，不需要太多的適應時間，即能迅速成為政府或實業場所的重要人才。同時 學校還需要負起追蹤輔導的任務，讓學生進入工作領域後，仍然持續類似的學習 模式。

相對地，臺灣的實業教育體系在大正十一年（1922 年）的「新臺灣教育令」

之後，理應與內地接軌，一切接按照內地採用的實業教育令來規劃實業教育體系。

不過我們透過前面回顧與研究，卻發現「教育體制變革的遲緩性」依然存在於臺 灣實業教育體系。筆者用「遲緩性」是想凸顯出在內地變革五年以後，類似的教 育改革才推行至臺灣，昭和五年（1930 年）的內地教育體系變革在昭和十年（1935 年）才被應用至臺灣的教育體系。我們可以將前述的研究拿來對比昭和十年臺灣 的實業教育變革，其內容中所提及的第二部與夜間授課、教授科目的變革、減少 教授時數，以及期待畢業生帶領地方產業發展等革新內容，不正是五年前日本在 內地所推行的政策的延伸嗎？但是昭和十年針對臺灣實業教育的改變更開始加入 了戰爭的色彩。

臺灣教科書習慣將中日戰爭以八年抗戰來形容，但實際上日本本身有「十五 年戰爭」的說法，自我們習慣稱呼的「九一八事變」之後，實際上日本備戰、開 戰的心態與行為從未放鬆。在昭和十年的修正規則中，增設公民科以及「學生教 養之要旨」的課程設計，體操課程中加入武道來磨練身心，實際上已經可以看做 是為後來的「皇民化運動」鋪路。周婉窈老師曾經在研究皇民化運動的文章中指 出：「就如近代歷史上任何政治宣傳灌輸運動一樣，以年齡層而言，思想與心理正 在成長的青少年最容易受影響、最可塑造。」⁴⁸接受實業教育體系的正是最可塑造 的青少年們。昭和十年的修訂規則大力地將國家、公民等意識放進接受這個體系 的學生們的學習內容中，我們亦可看見有四個科目是不能向臺灣總督報備做刪減 的：修身、公民、國語、關於實業之科目與實習。關於實業之科目與實習不需討

48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海行兮的年代》（臺北：允晨，2002），

頁73。

論，否則實業學校與其他中等學校教育別無二致而失去存在的意義，另外三科的 修身、公民、國語，是要塑造重要的實業人才，還是以培養忠君愛國的國家公民 為目的，其目的相當明顯。

臺灣人的實業教育機會不增反減

大正十一年（1922 年）所公布的「新臺灣教育令」，很明確地指出在中等教育 以上「內臺一致」，在這相當動人的口號背後，我們卻必須正視一個問題，過去專 為臺灣子弟開設的部分實業學校體系，在「內臺一致」後，臺灣子弟的就學機會 是增加還是減少？以下根據《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針對嘉義農林學校、公立工 業學校以及臺中商業學校，在新教育令前的學生人數，製成統計表如下：

表4-1 實業學校大正八至十年班級數、學生人數統計表

嘉義農林學校 公立工業學校 臺中商業學校 學校

年度 班級數 學生數 班級數 學生數 班級數 學生數

大正八年 2 61 6 193 2 77

大正九年 4 115 6 191 4 139

大正十年 6 177 6 186 6 197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科，《臺灣總督府學事第十八年報統計書》（臺北：臺灣總 督府學務課，1920），表 128。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科，《臺灣總督府學事第十九年報統計 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學務課，1921），表 128。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科，《臺灣總督府 學事第二十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學務課，1922）表 128。

在大正八年至大正十年間，增設的嘉義農林學校與臺中商業學校，班級數以 每年兩班的速率遞增。到了大正十年，三校的學生總數均達到接近兩百人。同時，

筆者將之拿來對比新教育令實施之後三年間，招收臺灣子弟之實業學校的招生狀 況，茲製表如下：

表4-2 實業學校大正十二至十四年班級數、學生人數統計表

臺北工業學校 臺北商業學校 臺中商業學校 嘉義農林學校 學校

年度 內地學生 本島學生 內地學生 本島學生 內地學生 本島學生 內地學生 本島學生 大正12 年 285 190 394 15 21 185 0 231 大正13 年 385 223 391 20 45 166 3 224 大正14 年 432 163 383 23 65 162 9 221

註：表格中工業學校同時計算本科與專修科人數、農林學校同時計算農業科與林業科人數。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科，《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二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 學務課，1924），表 69。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科，《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三年報統計書》

（臺北：臺灣總督府學務課，1925），表 71。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科，《臺灣總督府學事 第二十四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學務課，1926）表 41。

由於大正十一年時，工業學校尚分為臺北第一工業學校與臺北第二工業學 校，故筆者的表格自大正十二年起列出，力求明顯。在工業學校部分，新教育令 之前，臺灣子弟的就讀工業學校人數約在一百九十人上下，新教育令發布後，一 度增加本島學生的就讀人數至二百二十三人，在大正十四年之後卻又減低至一百 六十三人。其次檢視商業學校，由於此時臺灣子弟已經可以報考臺北商業學校，

不過從最後入學人數來看，仍然可見臺北商業學校大致上提供內地子弟教育、臺 中商業學校提供臺灣子弟教育的一個狀態，同時臺中商業學校內地人就讀的人數 增加速度頗快，每年增加二十人。農林學校則是保持以臺灣子弟為主，維持在二 百二十人以上的就學空間。

從數字上來看，似乎新教育令發布後臺灣子弟在農業教育上，受影響不大，

但仍然減少了一點點的就讀機會（內地學生僅佔個位數左右），大正十五年以後更 增設宜蘭農林學校，就讀機會再度增加。在商業學校體系上，臺灣子弟較為吃虧，

減少的趨勢較為明顯。工業教育則是在大正十四年時對本島子弟有較大的衝擊，

大正十三年與十四年間本島子弟減少的就讀機會，幾乎等於內地子弟增加的就讀 機會，排擠效應在此展現得相當明顯。

以此觀之，新教育令所標榜的「內臺一致」的口號，反而對於臺灣子弟產生 一股反作用力，這股反作用力開放了過去等同保留給臺灣子弟的就學空間，使得

以此觀之，新教育令所標榜的「內臺一致」的口號，反而對於臺灣子弟產生 一股反作用力，這股反作用力開放了過去等同保留給臺灣子弟的就學空間，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