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家庭暴力致命危險性評估

王珮玲(2010)參考 Campbell 於 1986 年開始致力於婚姻暴力致命危 險的研究,定義致命危險為加害人有明顯意圖(依受害者的陳述)想置受 害者於死,以致被害人之頭、頸或身體部位受致命槍傷或刺傷、按脖子或 按頭入水池失去意識的程度、嚴重傷害至幾乎致命的程度,或者槍擊或刺 傷身體其它部位。

本研究致命危險定義為:家庭暴力相對人的暴力行為具有對被害人造 成傷害、致死等危險行為之可能。

貳、 致命危險因子 一、 國外危險因素

致命危險因子包含相對人和被害人的心理和社會心理因子,以及受害 者和相對人之間的動態關係(Roehl,2000)。

Camphell, Glass, Sharps, Laughon, & Bloom(2007)整理三十五個 有關親密關係暴力女性遭謀殺及謀殺未遂研究,整理出危險因子包括、非 致命勒殺和或先前欲使對方窒息的行為、強迫性交行為、關係失和或關係 模式是分分合合和或分開後復點、槍枝的取得、跟蹤行為、親密關係分離、

以武器威脅殺害、非致命的箝制行為,或是若受害者為女性時,家中有繼 子女,以及相對人之個人特性因素(如精神疾病、人格違常、極度控制等)

等。

Straus(1991)提出了十九個親密關係暴力致命危險因子,包括過去 一年間甫相對人引發的暴力事件超過二件以上、被害人遭受攻擊嚴重程度 需要住院治療、過去 12 個月內有警方介入處理暴力事件、相對人一年喝醉

的次數超過三次、相對人在過去一年中有藥物濫用的情況、相對人威脅要 殺掉被害人、相對人手持武器威脅被害人、相對人擁有武器並企圖使用、

對兒童身體虐待、相對人認為使用暴力是合理的、強迫被害人進行性行為、

嚴重破壞被害人的物品、虐待或殺死動物、心理問題、暴力攻擊他人或其 他暴力犯罪、與父母爆發嚴重暴力事件或口頭攻擊親密伴侶。Sonkin &

Daniel(1997)的研究指出相對人暴力嚴重程度、酗酒的頻率、藥物濫用、

威脅要殺害被害人、強迫被害人進行性行為或是被害人有自殺念頭,是婚 姻暴力致命的危險因子。Aldridge and Browne 在 2003 年分析了 22 個殺妻 實證研究,發現相對人目睹家庭暴力或曾為家暴受害者,與相對人與被害 人之年齡差距和家暴歷史、藥物和酒精濫用、性嫉妒、分居、威脅要分手 和 分 手 時 間 的 長 短 、 跟 蹤 、 人 格 違 常 和 之 前 家 暴 的 歷 史 ( Aldridge, Browne,2003)

Hotaling 及 Sugarman (1986) 收集自 1970 年來之毆妻行為發生之比 較研究共五十二篇依毆妻犯、被毆婦女、及夫妻特質(包含同居關係) 對毆 妻行為之經常危險特質,其中毆妻犯中有八個,即對妻或伴侶性侵害、對 其小孩施暴、帅年時目睹父母間之暴力、尌業狀況、酗酒、收入、自我肯 定、及教育程度;夫妻特質中有五個,即經常之語言爭執、宗教投入度不 同、婚姻之不滿足、有無婚姻關係、家庭收入/社會階級。

Aldarondo & Sugarman(1996)以三年為期,研究停止施暴兩年者、持 續施暴者及無暴力男子特質之區別,發現婚姻衝突、社經地位(SES)、及帅 年時目睹父母間之暴力者三者最能有效區別這些不同團體。而且,高婚姻 衝突及低社經地位(SES)不僅與暴力的發生有關,也與暴力的持續有關。

美國賓州家庭暴力防治聯盟列出婚姻暴力致命危險因素包括(Hilton, Harris & Rice, 2001):謀殺或自殺的威脅、有謀殺或自殺的想像、使用

武器、宣稱自己的「所有權」、對伴侶的依賴、分居、憂鬱、有機會接觸受 害人、不計後果的行為增加、人質扣押、被害人接觸司法人員,這些指標 愈多,且情況愈嚴重者,致命危險發生的機率尌愈高,但此一指標尚未經 實證研究的證實。

Campbell(2003)廣泛地於 1994 年至 2000 年間,在十一個城市中抽 取 220 名致命危險案件,蒐集警方或醫療記錄,或訪談受害者的親近家屬 或朋友,研究發現致命危險因子包括:相對人的失業是人口資料中最顯著 的危險因子;控制其他危險因子的情況下,家暴逮捕降低了致命危險的發 生;受害者帶著小孩在身邊,增加致命危險的可能;當相對人的控制慾望 很強時,分居或分手增加了致命危險的發生;相對人使用武器或以武器威 脅時,致命危險機率昇高;相對人濫用藥物時也是致命危險的重要危險因 子,但飲酒過量則不是。

二、 國內危險因素

陳若璋(1992a,1992b)對 55 位遭受婚姻暴力之婦女所進行的婚姻暴 力高危險因子之研究,分別以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探討被毆婦女與施暴者 之特質,發現施暴者多來自父母關係不佳且常有暴力情形的家庭,最能預 測家庭暴力的因素為:施暴者早期有目睹家庭暴力的經驗(父親毆打母親 者)、施暴者為家中事務的決策者、被毆婦女瞭解其配偶的程度。而最能預 測暴力嚴重性的變項為:被毆婦女早期有目睹家庭暴力經驗(父親毆打母 親者)、被毆婦女早期有被打經驗、夫妻感情惡化程度。

鄭瑞隆、王文中(2001)透過九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獲得 147 筆鑑定 報告書作質性分析,提及婚姻暴力相對人具有各種特質如下:

(一) 人口學特徵:相對人絕大多數 97%是男性;多數成長於傳統核心 家庭;教育程度不高,約為國中程度或高中職程度;年齡在三十歲 至五十五歲之間;約三成有明顯的生理疾病;職業以工農階層最多,

大多數職業不穩定或失業。

(二) 社會與經濟地位特徵:甫於教育程度不高及職業穩定度欠佳,如 一半比例沒有固定工作、工作不穩定或失業者,失業者占 15%,因 此經常經濟壓力而產生衝突的原因之一。

(三) 物質依賴特徵:約有六成是有物質依賴者,如酗酒(或酒精成癮), 約近 5%有藥物濫用,亦有毒癮者。

(四) 心理與人格特質:施暴者難以辨認自身壓力源或者情緒狀態,且 對情緒掌握能力不足,因此面對負向情緒,會以非正向或不具建設 性方式去面對,作短暫的情緒宣洩或逃避、難以調適壓力源,又或 者怪罪他人,極少承認自身內在心理問題,而造成認知上扭曲。以 及有極少數人(4.1%)可能有精神異常之現象。多數會明顯有著 男尊女卑等傳統的大男人主義的性別角色刻板價值觀,會認同以暴 力方式獲得控制權來滿足優越感,特別是金錢及限制行動,使用暴 力成為經常性的選擇。

(五) 社會與人際關係特質:相對人常缺乏社會技巧與自我肯定的行為,

通常處理社會人際關係衝突的能力不足,易以破壞性的方式因應衝 突關係與人際糾紛,無良好的處理衝突能力技巧。

(六) 婚姻與家庭關係特質:有九成六發生暴力在加害人的第一次婚姻;

有九成七的加害人發生婚暴事件時已育有子女,子女人數大多數

(約七成)是二或三位。

許春金(1998)進行高雄市某一醫院評鑑之家庭殺人事件的相關資料 (精神鑑定書、病歷、法院的判決書)逐一閱覽,計有 78 案件,並進行家庭 殺人犯罪的統計分析如下:

(一) 人口學特徵:(1)以男性佔最多;(2)教育程度以不識字及國小或 國中最多;(3)年齡 30-49 最多;(4)職業以工礦或無業最多。

(二) 低社經地位:低教育、高失業、高社會福利依賴、甚至家中無電 話。因貧窮而導致羞恥、受辱、嘲笑、貶抑、壓迫或剝奪,剌激了 加害者為扳回顏面和最後的尊嚴,而使用暴力。曾有前科紀錄者比 例較高。

(三) 物質依賴:酗酒、暴力、衝突是家庭內常有的現象。大約 50%的相 對人與被害者在事件發生時喝酒。以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之前科 者比例較高。

(四) 心理與人格特質:相對人個性急躁、衝動且自制力弱、缺少安全 感、焦慮失眠,生活被動、消極,對任何人缺乏附著,對生活缺乏 積極意義且生活孤立,亦從事不良工作。精神狀態以精神分裂

(39.7%)、藥物/物質濫字(28.6%)、妄想性精神病(15.9%)為主。

(五) 社會與人際關係:在家庭功能或結構不完整中成長,家庭顯得較 孤立,與親戚間之來往較為缺乏。在缺乏外來有效的監控下(孤立 無援的環境),殺死被害者以超脫目前痛苦、卑下或屈辱的環境。

(六) 犯罪手法:有剌殺、勒斃、敲擊、縱火、溺斃等,以利刃刺殺居 多。

參、 危險評估方法

針對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的方法,Kropp(2004)指出目前主要有三種 模式,包括非結構性的臨床評估方法及精算評估法外,還包括結構性的專 業判斷方法。

一、 非結構性的臨床評估:目前最普遍使用的方法,以此種方式進行 評估並無評估指引可提供評估者參考,操作上極度仰賴評估者經 驗與訓練之臨床反應,其需自行決定詢問何種問題、蒐集哪些資 訊、以及如何做成判斷。此方法經常被批評缺乏信度、效度及責 信;但其優點:評估者可針對相對人進行較個人化或與脈絡化的 分析,因此能針對相對人或是被害者個別狀況提供危險管理與預 防策略。

二、 精算式的評估方法:此方法主要用來預測在某段時間內,某一特 別行為發生的情形,常用實驗組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或是精準預 測出發生之機率。相較於非結構性的臨床評估法,精算式的評估 有較高的信效度。目前有些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即採精算式的 評估方法,如台灣社會的 DA 量表、DVSI 及 PAS 等均是精算式評 估量表。甫於親密關係暴力具有重複施暴及被害人與相對人有深 刻生活連結的特殊性,生活的情境因素變化複雜,評估量表的題 目有其限制性,並無法涵蓋動態變化的情境因子與環境脈絡因素,

因此,近來學術界逐漸對於傳統習於採用量表評估方法的適用性 提出討論,截止目前為止,無任何危險評估表可提供一個絕對的

因此,近來學術界逐漸對於傳統習於採用量表評估方法的適用性 提出討論,截止目前為止,無任何危險評估表可提供一個絕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