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時期中共政治菁英集體特徵呈現何者演變趨勢？哪些個人條件更受到重 視？這些現象背後又代表哪些意義？本研究以 1978 年至 2008 年七次人大、政協會後
註 礿 寇健文認為，中共基於經濟建設的需要或許會重用那些前往歐美先進國家學習的專才；然而，如此的 重用卻大多限於經貿科技領域，鮮少出現在組織、宣傳、軍事等黨要害部門。請見寇健文，「既重用 又防範的菁英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侷限」，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1~28。
註 秅 關於描述中共改革開放時期政權特徵的相關研究，請見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Boulder, CO: Lynne Reinner, 2000）, pp. 247~261；Yu-shan Wu, “From Reform to Bureaucratic Stability in the PRC,” Issues & Studies, Vol. 33, No. 8（August 1997）, pp. 81~104；蕭功秦，「中國後全 能型的權威政治」，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6 期（2002 年 12 月），頁 82~88；林佳龍、徐斯儉，
「退化的極權主義與中國未來發展」，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 版社，2004 年），頁 11~30；吳玉山，「宏觀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 合」，徐斯儉、吳玉山主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頁 309~335。
的人事改組為觀察時間點，探索中共正部級以上黨政領導菁英集體特徵的持續與演 變。由於過去文獻多關注的是改革開放時期中共幹部的特性，缺乏貫時性、特別是改 革開放起始時間點對照的觀察。以此，筆者將本文定位為初探式研究。本文除了著重 與相關論述的對話外，也嘗試以政權屬性的角度連結中共黨政領導菁英集體特徵的演 變軌跡。
基於一系列的趨勢檢證，筆者發現雖然中共納入更多專業菁英來參與經濟建設，
但時程上政府菁英專業化轉型是先於黨務部門的；其次黨、政領導菁英的政治憑證差 異，並未隨著改革開放後的時間更迭出現系統性的改變；最後，中共也以職務經歷建 立起領導菁英培養、育成與接班的升遷管道。這些演變趨勢，與既有文獻較著重社會 流動的「菁英取代」、「菁英二元」與「菁英栽培」等模式皆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為 此，本研究嘗試建構「有限活化」的概念予以解釋：其中「活化」係指領導者在政策 目標改變下調整成員結構以符合治理有效性；而「有限」的意義則是活化的調整範圍 將限縮在不影響與危害共黨專政的原則。因此，中共應先以實現政策目標（經濟建 設）的考量來甄補政府菁英；接著評量這些技術官僚菁英的組織表現後，再選拔進入 黨務部門。如此的概念或許可以解釋為何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可以發現全體高官的特 徵有些具體的改變（如年輕化、專長多元等），但是細部比較後卻又發現黨務菁英在專 業化轉型滯後政府官僚，同時兩者又始終存在著政治憑證差異的現象。
最後，有限活化於中共政權演變的意涵為何？從建政後至今，中共從典型共黨政 權，到改革開放後兼具經濟開放、社會相對多元與政治緊縮的政權特性。從宏觀的政 治發展來看，也由於社經與政治發展軌跡矛盾的特質，讓學界對中共未來發展前景出 現兩者截然不同的看法。對中共統治基礎前景較樂觀者認為，在黨建立領導菁英繼承 制度化、國家機構分殊化以及各項民意輸入制度下，將有利於增強其統治正當性，展 現適應環境的韌性威權政體特性。穸悲觀者則認為中共僅偏重沿海區域的經濟發展、政 經改革的步調不一，將可能造成社會經濟的失序與共黨瓦解的後果。穻而就本研究所呈 現黨政菁英有限活化的演變趨勢看來，主管政策方針、組織與思想的黨務部門能夠維 持依政治憑藉篩選菁英，確保黨內高層菁英間一定的團結度；同時黨又依政策需要吸 納各領域專才參與國家建設，以維持一定程度的統治有效性；最後，黨也按黨職經歷 建立起領導菁英培養、育成與接班的升遷管道。這些趨勢或許意味著中共短期內出現 統治菁英分裂而走向轉型道路的可能性較低。當然，從菁英集體特質出發的推論仍有 其根本的限制。更多、更深入關於領導人行為動機解釋的課題，仍有待相關研究加以 探索。
註 穸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January 2003）, pp. 6~17.
註 穻 關於中共政權瓦解與民主化前景的討論，請見 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London:
Arrow, 2002）; 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Minxi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本研究主要以集體菁英研究途徑出發，探討中共高層菁英特徵的演變趨勢，在範 圍上，則是鎖定正部級以上高官為主。值得強調的是，僅區分「黨務」與「政府」部 門的分析或許無法考量到各部門單位的實質差異，如組織宣傳部門、經濟計畫部門 等；而為了與相關研究對話，本文所進行的二元區分也或許較為武斷，無法完全反映 中共以黨領政的特質。未 來的相關研究或許 能以特定部門為分析標的，特別是在
「條、塊」的架構下進行更深入的討論，相信亦能進一步充實外界對中共菁英選拔思 路的理解。其次，可以預期的是，政治菁英的仕途歷程應有其一定的延續性與相依 性。而本研究以「第一個副部級職務」作為正部級任職的政治條件觀察，也僅能算是 粗淺的嘗試。如何將菁英的仕途發展形式化與理論化便於研究，相信也是研究者值得 深入探討的課題。最後，本研究透過大規模、跨時性菁英資料的趨勢分析，或許也能 對未來比較研究的開展奠定一定程度的經驗知識基礎。雖然本文嘗試以政權屬性的角 度聯繫有限活化的概念，但畢竟未在比較研究的視野上探討菁英甄補、晉用的政權形 態差異。這些議題，都有待未來研究繼續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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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99 年 1 月 26 日，第 1 次修正：99 年 7 月 29 日，複審：99 年 8 月 5 日，
第 2 次修正：99 年 8 月 22 日，接受：99 年 10 月 2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