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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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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透過訪談家中聘有外籍看護的家庭,期望去理解,當子女/媳婦把原 本屬於他們的父母照顧/奉養工作外包給外籍看護時,這會對於他們的孝道實踐 產生什麼影響?他們是否會因為無法親自奉養父母親而感到焦慮?產生如同母 職外包者的情況,企圖透過各種方式來鞏固做為母親的重要性。以及,家庭照顧 中的性別分化情況是否依然存在,聘請外籍看護對於不同的性別與角色的家中成 員來說會有什麼樣的差異與影響。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照顧工作的性別分工情況依然存在

在研究方法中,本研究預先做了三項引導性假設,以助於資料蒐集過程的重 點凝聚,在整理訪談結果後可以發現,第一項引導性假設仍是吻合的,在一些家 庭中,即使是聘請外籍看護,也多是由媳婦負責來處理聘用的過程,以及指導外 籍看護如何照顧長輩與幫忙家務,但同時,也有許多兒子表示這些事情都是由他 們來負責處理。前者的說法是,照顧公婆的事情本來就都是由媳婦負責,後者,

則多是因為是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或者為一家之主,因此他們認為這些事情本 該由他們負責決定與執行,這兩種不一樣的說法,其實就反映了照顧工作的性別 分化,看待父母奉養工作外包的角度不同,影響了由誰做為主要決定者或負責人。

此外,在照顧關係中,不同性別所帶來的差異,女性被認為要「順從地侍奉」

被照顧者(溫秀珠 1996;呂寶靜與陳景寧 1997;胡幼慧 1997),以及被照顧者 居於上位的挑剔態度(呂寶靜與陳景寧 1997;胡幼慧 1997;Calasanti and King 2007 ),都讓女性感到痛苦且充滿壓力,而這樣的情況尤其是媳婦特別容易遇 到,也因此讓許多媳婦對於長輩的孝道實踐,採取了「高角色低情感」的類型,

她們仍然達到對於媳婦角色的期待,但她們對於和長輩之間的情感互動是較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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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的。而外籍看護的聘用對於媳婦來說,是讓她們能轉移身上痛苦的壓力,緩解 和長輩之間緊張的照顧關係。但這樣高壓的照顧關係描述卻未出現在兒子與女兒 中,他們和父母仍然保有較和諧的情感互動,特別是在聘請外籍看護後,更可以 避免許多在照顧過程中,因為情緒或壓力所產生的衝突,讓子女和父母能維持較 為良好的互動關係。

但同時,不可忽略的是,雖然外籍看護讓子女輩成員擺脫了原本加諸在其 身上的照顧壓力,但「照顧是女人天性」的結果並未被打破,外籍看護仍然都是 女性,她們承擔且複製著原本家庭女性成員的照顧責任,不論是前述的「順從地 侍奉」(溫秀珠 1996;呂寶靜與陳景寧 1997;胡幼慧 1997),還是被認為要付 出「具備愛與情感的照顧」(劉梅君 1997),外籍看護被期待要如同家庭中的女 性成員那般付出,因為雇主認為這樣的照顧才是高品質的照顧,可是卻忽略了外 籍看護做為一個勞動者的權力,她們未必希望和雇主家庭產生如此親密的情感連 帶,就如同藍佩嘉(2008)提到的,許多移工其實期望的是和雇主保持著平等疏 離的雇傭關係,因為她們並不希望有「額外的情緒工作」,也希望能保有自己的 隱私和自由,但從本研究的受訪家庭來看,許多家庭實際上都希望外籍看護能付 出更多的情感來照顧長輩,希望看護和雇主成為「一家人」,但這樣的要求卻有 可能更加重外籍看護的照顧責任與負擔。

二、和母職外包的比較

引導性假設二和三多是借鏡母職外包的相關文獻結果,但從訪談結果來看,

子女/媳婦對於外籍看護進入家庭,他們所產生的焦慮和母親是不同的。他們擔 心的是如何做好「監督者」的角色,確保外籍看護的照顧品質,因為外籍看護照 顧的好壞,影響子女/媳婦自身及社會觀感如何看待他們的孝道實踐,評判他們 是否真的孝順。因此當子女/媳婦提到外籍看護是外人時,並不是為了刻意把外 籍看護區隔到家庭之外,而是為了展現外籍看護做為「外人」可以理性的去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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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照顧長輩,滿足子女輩成員的照顧需求,並且能讓子女與長輩之間維持良好的 互動關係。但在不同的情境需求下,他們也會反過來不斷強調把外籍看護當一家 人,這樣的說法一方面顯示他們是「好雇主」。另一方面,就如同上一章所提到 的,他們期望對於外籍看護的友善,能讓外籍看護更盡心盡力的照顧長輩,把長 輩當成自己的親人,使得照顧能具有「情感或愛」的成分,讓外籍看護的照顧能 更加理想,符合子女/媳婦的需要,但他們這麼做的同時,其實是期待把照顧中 情感性與角色性的部分都外包給外籍看護,以確保父母長輩能得到高品質的照 顧。

聘用外籍看護的照顧模式,對於子女/媳婦與父母間的情感,或對於孝順的 認知衝擊不大,但當與機構式照顧做比較時,子女/媳婦就表現出較大的道德焦 慮,他們對機構有很多負面的看法,同時也會強調自己不會把長輩送到機構,因 為一家人就應該住在一起。機構式照顧的模式,讓長輩離開家中,對於子女/媳 婦來說,對原有家庭結構與對孝順的認知有較大的衝擊。

三、奉養工作外包市場化與傳統孝道的妥協

承上所述,從研究發現中可以看到,子女/媳婦聘請外籍看護照顧父母對 於本研究的受訪者來說,只要他們確保了外籍看護提供良好的照顧,那就並不是 一件會讓人覺得「不孝」的事情。將父母送進機構中,才是他們認為會產生「不 孝」或者遺棄父母等道德焦慮的作法。這表示長期照顧機構的外包形式,仍然不 被傳統的孝道所接受,社會上仍然認為這樣的模式是「不孝的」;但聘請外籍看 護卻沒有如同前者般嚴重的道德批判,雖然子女然仍沒有如傳統上預期的親力親 為的照顧,但對於傳統觀念來說,這樣的方式還是一個可被接受的方法,會有這 樣的差異,如果從角色上來看,兒子一直以來都被預期是要提供經濟上的支持,

因此聘請外籍看護並未違背其被賦予的責任。而對於傳統上應該要親自照顧公婆 的媳婦來說,她們也透過參與勞動力市場,對家庭中的經濟盡一份心力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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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轉嫁原本屬於他們的照顧責任到外籍看護身上。而且子女輩成員也並非完全沒 有插手照顧,他們擔任著監督者的角色,確保外籍看護提供良好的照顧,並且透 過教導外籍看護照顧相關事宜,以及支付外籍看護等相關費用,媳婦和兒子仍然 維持著家務協助與經濟支持的性別分工,他們仍然有滿足其角色期待與需求。

若以外籍看護照顧方式的性質來看,由於聘請外籍看護,是讓外籍看護住進 家中照顧長輩,家庭所受到的衝擊其實並不大,對多數的家庭來說,外籍看護的 進入不只是幫忙照顧了長輩,同時也提供了其他家務上的協助,減輕了許多職業 婦女的負擔。因此,這樣的形式,讓子女/媳婦可以在付出較小的成本下,維持 與原本差不多(或者更便利)的生活。但如果是讓長輩入住到機構中,則原本的 家庭結構就會被改變,父母會離開熟悉的住家,這種家人無法居住在一起的照顧 模式,對許多子女/媳婦來說,會讓他們產生「不孝」或者遺棄父母的焦慮,而 這樣的焦慮也不只是來自於他們本身,親戚鄰居的閒言閒語,或者父母對於機構 式照顧的抗拒,都讓子女/媳婦對於機構式照顧有較多的負面看法,也多表示不 會採用此一照顧外包模式。

父母照顧工作的外包,當以外籍看護的形式來執行時,從訪談中可以發現它 是一個被認為最能符合家中眾多需求的選項,除了上述對於家庭結構的影響性最 小外,因為在家中執行照顧的性質,讓子女/媳婦方便監督外籍看護的照顧情 況。同時也能享受其他外溢效果,外籍看護可以分擔家務,減輕媳婦作為職業婦 女的負擔,並且讓家庭其他成員更可以放心地安排自己的時間,而不用時時擔心 被照顧的長輩。透過這些聘僱外籍看護不同面向的好處,我們也可以發現,為何 很多子女/媳婦在訪談中都說不考慮其他外包形式,因為在考慮將奉養父母的工 作外包時,他們所思考的不只是單純的經濟上的利益,同時還要滿足家中多數人 的需求,並且對於整體家庭生活的改變,以及社會期待的衝擊是最小的,在這樣 的評估之下,台灣目前的外籍看護聘僱政策確實是最符合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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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孝道行為的詮釋與認知

透過葉光輝(1998)對於孝道行為的分類,從本研究中可以發現,在「孝行 效應層面」,子女/媳婦的考量是「家族利益取向」的,就如同上一段提及的,

同時考慮了所有家庭成員的利益。而在「孝行評價依據」上是「後果動機並重取 向」,在考慮選擇照顧工作的外包模式時,他們不只是考量這些照顧模式可能產 生的後果,同時他們的內在動機也是保有遵循孝道與親子情感的「善良存正」。 「孝行角色情感」中,從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來看,媳婦是比較屬於「高角色 低情感型」,她們在奉養工作外包的協商決定過程中,「媳婦角色規範」影響了她 們如何去行動,但和公婆之間的情感卻是較難從中發現的,甚至部分媳婦明確的

同時考慮了所有家庭成員的利益。而在「孝行評價依據」上是「後果動機並重取 向」,在考慮選擇照顧工作的外包模式時,他們不只是考量這些照顧模式可能產 生的後果,同時他們的內在動機也是保有遵循孝道與親子情感的「善良存正」。 「孝行角色情感」中,從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來看,媳婦是比較屬於「高角色 低情感型」,她們在奉養工作外包的協商決定過程中,「媳婦角色規範」影響了她 們如何去行動,但和公婆之間的情感卻是較難從中發現的,甚至部分媳婦明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