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的場域分析：戰後台灣報業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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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的場域分析：戰後台灣報業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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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順星

** 投稿日期：2009 年 12 月 2 日；通過日期：2010 年 4 月 1 日。 *_{本文修改自作者博士論文部分章節，寫作期間並承蒙世新大學舍我紀念館補} 助，僅此致謝。並以此文紀念成露茜博士。 **_{作者黃順星為世新大學舍我紀念館助理研究員，e-mail: t197266@ms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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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運用布迪厄的場域理論分析台灣新聞場域的變遷。依照場域理論的觀點，新聞場域以經濟和文化資本的形式呈現，同時作為文化生產場域的部分而有其內在邏輯與規則。台灣新聞場域的發展動力，一方面來自對經濟與文化資本的攫取，另一方面是局內人與新進者在象徵資本間的鬥爭。本文認為，台灣報業發展的困境不在於無法掙脫政治經濟勢力的糾纏，而是缺乏對自身處境的歷史意識與集體反思。關鍵詞：新聞場域、台灣報業、場域理論、象徵資本、侍從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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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8 年，台灣解除報禁二十年。為此台灣新聞界頻頻舉辦研討會、出版專刊、專書，回顧檢討解禁前後台灣報業的發展歷程。這些討論中，不乏對報禁時期報業環境的批判，認為當下台灣報業的困境，部分乃肇因於報禁時期不當政策之遺毒。對此，論者（卓越新聞獎基金會，2008 ；林麗雲， 2008 ；羅世宏， 2008 ）多以侍從主義（ clientelism）的概念，替報禁時期的報業環境定調並以之為批判。依據林麗雲（2000: 99）的說明，所謂侍從報業：並不是自由報業，而是受到國家威權主義的控制，並與統治者發展出「保護主與侍從」的關係……。以報業作為侍從的角色而言，他們的政治邏輯是要符合官方的要求，以爭取更多的好處，他們的商業邏輯是要迎合市場的口味，以爭取利潤。在台灣的政治變遷中，報業必須迫於現實，平衡政治與經濟邏輯，有時甚至要悖離侍從的角色。簡單地說，戒嚴時期國民黨的新聞政策乃是典型的兩手策略：既以蘿蔔餵養民營報社，但又不時施以棍棒而為之訓誡。戒嚴時期的新聞媒體必須服膺國民黨的意識型態，以言論上的贊同默許換取經營媒體的特許權利，以及由此而來的行政補助與經濟利益。相較於戒嚴時期黨國機構視新聞媒體為社會公器，侍從報業的觀點凸顯在冠冕堂皇的官方說法背後，是無所不在的新聞管制與言論禁忌。對比於民營報社以自由報業聲稱自身地位之尊崇，侍從報業則揭露出所謂市場競爭、言論自由的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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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侍從報業的論述也並非毫無缺陷，程宗明（1999: 87）即指出侍從報業史觀造成兩方面的缺失：「一方面忽略了作為一種經濟事業的報業所受到的控制，另一方面將報業的經營問題視為純然的經濟事務，未進一步探索背後的政治意涵。」程宗明即以與「限張」政策息息相關的新聞紙供應，說明在報禁時期政府是如何透過紙張供應這個看似屬於原料供應的經濟議題，主導並控制台灣報業的發展生態。郭良文與陶芳芳（2000）則分析「限印」政策，如何影響報紙的編輯與發行流程，而報紙的產製與發行同時還得受制於交通基礎建設之良窳。儘管有其他研究試圖從更細緻的層面補足報禁時期報業發展的樣貌，但歸根到底，無論是政策或法規面向的探討，終究還是與國民黨的全面控制相關連，政治力的介入仍是分析重點所在。如此一來，新聞史只是政治發展史的旁支，而無法解釋報業自身發展的軌跡。正如盧永山與邱承君（2003）的批評，以侍從報業分析台灣報業時，忽略了不同報社間的衝突，而且由於過份關注政策法規的面向，誇大國家的主導能力而有化約論的傾向，報業自主性在侍從報業的視角下付之闕如。承續前述研究者的成果，本文認為如果要對台灣的報業發展做更完整的說明，就必須將每個參與新聞場域的行動者（報社）視為處在受不同力量牽引的社會空間中，各自憑藉不同資本奪取在社會空間中的位置，繼而根據社會空間裡所佔據的相對關係，創造出不同的空間樣貌與發展軌跡。換言之，以場域的概念重新理解台灣報業的發展。

貳、場域的方法

具體而言，侍從報業固然可以解釋類似《公論報》等民營報社，因言論不願屈從，導致資金調度與紙張原料供應上的吃緊，最終失去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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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權而無以為繼，卻無法解釋報業內部競爭生態的轉變。在《聯合報》的報史中對戰後台灣報業的生態有如下的描述：早期台灣新聞事業的形勢大致是：一、黨公營報紙居領先地位。二、政治、外交、軍事新聞，缺乏充裕的自由作業空間……。從前述第一項因素來看：民國四十年代，台灣報業是黨公營報紙的天下……。從前述第二項因素來看……，民營報紙在政治、外交、軍事等新聞上，亦覺自由作業空間頗受限制，難以施展（黃年，1991: 58）。何以在內外環境皆處劣勢的情況下，民營的《聯合報》能夠於 1959 年 9 月宣稱該報為台灣第一大報？此時距離原先第一大報：《中央日報》，於 1949 年 3 月在台復刊的時間不過十年而已！顯見民營報社固然受制於政治壓力，而被侷限在一定的範圍內發展，但報業內部有獨具的運作規則與競爭邏輯，否則無法解釋對政治權力最為效忠的黨公營報社為何逐漸衰退的現象。換言之，報業不只受外部力量的壓迫與刺激而產生特定的樣貌，同時也因內部競爭而產生不同的行動策略，這樣的理解正是來自Bourdieu 場域理論的啟發。依據 Bourdieu 的說法（Bourdieu, 1992∕李康、李猛譯，1998: 134），場域（field）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所存在客觀關係的網絡或型態，場域就是由一連串相互依賴關係所構成的社會空間。同時，場域是由不同的資本類型與力量關係所決定的，一方面是不同資本的持有者為爭奪或累積資本而展開鬥爭的場所，另一方面場域是一個競爭博奕的空間，擁有特定資本的行動者，無時無刻都想藉此改變彼此的位置、對資本的評價以及場域的競爭規則。場域所以成為分析社會實作的關鍵因素，在於 Bourdieu 承襲涂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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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與韋伯視現代社會乃逐漸分化的論點（Benson, 2008; Neveu, 2007），認為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現象是半自主與特殊行動領域的增生。這些分化而成的領域亦即場域，不但是由關係體系所構成的，而且每個場域各有其內在規則，並有獨特的交換與報償經濟。隨著社會分化程度的增加，資本類型也不斷繁衍，相應地衍生出更多的次場域，但這些次場域有自身的邏輯與必然性，次場域的運作原則不必然複製其他場域的邏輯，而仍有其相對自主性。而當代社會主要的組建原則是圍繞在世俗、經濟與精神、文化間的對立，構成行動者在場域中所欲競奪的資本並形塑場域的特徵。

Wacquant（1996: xi）在《國家菁英》（State Nobility）英文版前言 中，認為在封建社會中世俗權力與精神權力間的關係，體現為武士與僧侶的對立。隨著具有形式理性國家的建立，這種世俗與精神間的對立由更為複雜的聯繫網絡所取代。這些高度複雜並且相互依賴的關係聚合於權力場域中，權力場域正是這些各式各樣的資本持有者們彼此競爭，求取所持有資本獲取支配性地位的競技場。權力場域按照一種交叉結構排列：根據主要的等級化原則（經濟資本）構成的分佈，以及根據次要的等級化原則（文化資本）構成的分佈，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交叉（ Bourdieu, 1996: 382）。以場域思考文化生產時，最大的差異是自律與他律原則的對立（ autonomous principle & heteronomous principle ）（ Bourdieu, 1992: 199）。自律性程度的高低主要是依賴於受眾，亦即消費者的多寡與類型來劃分，因而可以區分出有限生產與大量生產兩種場域類型。在有限生產場域中，文化生產所遵循的是自律性原則，由於生產者與消費者為同一組人，因而得以藉著場域本身的邏輯與結構產生規範而減少權力的介入。在大量生產場域中則跟隨他律性原則，因為受到權力與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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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影響，其成功與否與該場域的關連性低。而且在有限生產的文化生產場域裡，包含著少量的經濟資本與極高的象徵資本；相反地，在大量生產的文化生產場域中，透過較高的銷售量而佔有高度的經濟資本，並且使其接近於權力場域（Hesmondhalgh, 2006: 215）。而就文化生產場域內部來說，其自主程度主要體現在外部的等級化原則，在多大的程度上服從於場域內部的等級化原則。自主程度越高就越有利於最不依賴需求的生產者，而場域兩極之間的差距也越大，在這種狀況下消費者同時也是生產者，這些生產者同時也是其競爭者，在有限的生產場域中其基本原則是獨立於外部需求，但在大量的生產場域顯然必須受制於場域外部的需求與判斷。以Bourdieu（1992）對藝術場域的分析來看，在藝術場域裡所施行的是逆轉的經濟：若欲在藝術上取得更高的成就與評價，必須與現實的經濟利益維持遙遠的距離，最極端的就是對現實利益的徹底否定。若以此衡量新聞媒體的自律或他律的程度，將主要參考廣告收入和政府補助所站的比例，以及廣告主的集中程度為其衡量，而政府補助可能以廣告或補助金的方式出現（Bourdieu, 1998∕林志明譯，2002: 106）。根據這樣的區分，Benson 等學者將新聞場域置於大量生產場域中，是座落於受經濟與政治力量影響的他律性一端（Benson & Neveu: 2005，參考圖一）。但這僅是場域分析的第一步，接著還必須勾畫出行動者所佔據位置的客觀關係結構，而這也正是場域的概念所以適用於解釋社會建制（social institution）演變的原因。因為場域當下的結構正是先前行動者彼此鬥爭的殘餘：可以在結構的不同狀態中發現這個結構的歷史。先前鬥爭的結果，其目的正是在於保存或轉變此一結構，而且透過這種矛盾、緊張與權力關係構成結構，而這也成為後續變遷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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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 1990a: 42）。

以下即透過既有文獻的考察與追溯，重新描繪與詮釋戰後台灣新聞場域在不同階段中的狀態，與不斷增生的不同資本類型，並試著指認出當下台灣報業發展所面臨的困境為何。

圖一：社會空間與權力場域中文化生產及新聞場域的結構位置

資料來源：Benson, R. (2008/1999). Field theory in comparative context: A new paradigm for media studies. Journalism: 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2, 147-177. London: Routledge.

參、侍從的爭寵

場域除了會因次場域與權力場域間力量關係的消長而變化，其他因素如政治革命、權力關係的轉變與新進者的加入，都會促使行動者位置的轉變，進而改變場域的型態（Bourdieu, 1993: 58）。由此觀之，當代權力場域社會空間（國家）文化生產場域有限生產大量生產新聞場域文化資本┼ 經濟資本— 經濟資本┼ 文化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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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場域的生成，與政治權力的更迭密不可分。儘管早在日治時期即有《台灣民報》等由知識分子創辦的報刊，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旋即被台灣總督府整併而消聲匿跡。戰爭結束後雖然湧現辦報風潮，但 1947 年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導致多家報社遭查封，並大肆逮捕新聞從業人員，加上先前 1946 年禁止報紙出刊日文版的規定，在在加深台灣人從事新聞事業的門檻與障礙。表一：二二八事件後創刊報紙背景說明報刊名稱創辦人背景說明報刊名稱創辦人背景說明全民日報林頂立，保密局台灣站主任，後任省議會副議長民族報王惕吾，自蔣介石警衛團退伍後創辦更生報謝膺毅，情治人員出身大聲報洪吉嵐自立晚報周莊伯，七十軍司令，由七十軍創辦建國日報澎湖防衛司令部創辦公論報李萬居，曾任《台灣新生報》社長，省議員經濟時報范鶴言精忠報陸軍訓練司令部創辦大華晚報中央日報同仁集資創辦國語日報國語推行委員會創辦軍民導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創辦華報朱庭耘民族晚報王永濤，東南長官公署收支組上校組長台東新報陳振宗，國民大會代表民鐘日報李瑞標，省議員中央日報隸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徵信新聞余紀忠，曾任東北保安司令部政治部主任，初創時由物資調節委員會出資。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儘管台灣本地人因上述因素視辦報為畏途，但二二八事件後仍有不少中國來台人士創辦新報。根據何義麟（1996）「二二八事件後創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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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目錄」，再依據現有文獻記載，整理出報刊創辦人、機關的背景為表一，可發現新報刊無一不與當權的國民黨有密切的關聯，或者就是直接由黨政軍單位所創辦。但在這當中也存在異例，例如曾任《台灣新生報》發行人及社長，但受二二八事件刺激並因《台灣新生報》改組被架空為董事長的李萬居所創辦的《公論報》，以及於基隆創辦《民鐘日報》的李瑞標（之後遷移至高雄更名為《民眾日報》）則在日治時期擔任過《台灣民報》記者。《公論報》與雷震所創辦的《自由中國》兩份報刊，被視為由於國民黨處在正當性危機時，因亟需在國際宣傳上樹立自由中國的形象，於是有限地容忍異議人士以作為言論自由的樣板。但一當冷戰局勢確立，加上雷震與李萬居等人起而行動、著手籌建中國民主黨後，兩份報刊即遭國民黨當局以政治與經濟手段予以制裁乃致停刊的命運。台灣報業在這階段的發展，受限於1951 年 11 月 29 日由內政部所公布的《出版法施行細則》，當中賦予執政當局管制出版品數量的權力，開啟長達 37 年的報禁政策。在 1951 年至 1960 年間僅允許新設 7 家報社，1960 至 1988 年報禁解除，台灣報業一直維持在 31 家報社的規模。在這期間無論是公營、黨營或民營報業，不但免於自由經濟的市場競爭，在發行上更是受到保障，以黨公營報業為例，其主要受惠於「村里鄰長報」1政策。除了以政府預算補助訂閱外，其他各級單位也有由國民黨文工會直接發函強制規定訂閱《中央日報》（郭良文、陶芳芳，2000: 64-65）。黨公營報社可藉由政府編列預算強制訂購在發行上得到補貼，民營報社則藉著聯合刊登政府公告的方式，從政府身上得到資金挹注。1951 年由《聯合報》王惕吾、《自立晚報》李玉階、《公論報》李萬居三人共同發起「台北市民營報業聯誼會」組織，就是聯合民營報紙向政府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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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刊登政府公告以獲取廣告收入的重要方式。但由於民營報社依賴執政當局的程度日深，也導致民營報社在言論上日益保守，因為此時執政當局可藉由收回貸款、撤銷廣告等手段為要脅，迫使民營報業收斂或修正言輪尺度，或藉上述手段介入報社經營權的爭奪（陳國祥、祝萍， 1987；王麗美，1994）。因與當權者交好而獲得辦報的權力，但當權者隨時可因好惡而收回特許，這是侍從報業的主要立論之一。但在本文前言中提出的疑惑，正是在這階段出現：如果《公論報》因觸犯政治禁忌而無法在市場上存活，那麼被視為正統的《中央日報》何以無法在報界中持續其領導地位？于衡（1971: 37-38），這樣描述國民黨政權初來乍到時的報業情勢：提到當時的公營報紙，《新生報》是省政府所經營的機關報，他的編採部門，幾乎網羅了上海《申報》的大部分人才，當時的新聞界稱《新生報》內真是良將如雲，謀臣似雨。而《中央日報》也是人才濟濟，當時真正競爭最劇烈的，仍是《新生報》與《中央日報》，在初期，《新生報》則居上風。從這裡不難看出當時民營報社不但在硬體設備上遠遜於黨公營報社，連軟體人才也無法與有龐大經濟資源與政治勢力作後盾的黨公營報社相抗衡。戰後初期的民營報社光為了持續不墜地印刷出版或穩定地發放薪資，報社負責人就得在爭取配紙、籌措資金購置印刷設備等經營層面付出許多心力。但 1950 年爆發的韓戰不但意外地確立臺海分裂的情勢，更促成美國在 1951 年提供台灣經濟援助，加上先前推行的貨幣與土地改革，使得台灣在 1952 年時因國共內戰導致的通貨膨脹與經濟混亂逐漸平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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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進慶（劉進慶、涂照彥、隅谷三喜男，1993: 37) 即以 1952 年為轉捩點，將 1953～1963 年視為戰後台灣經濟的「萌芽成長期」。在這相對穩定的政經局勢中，也對台灣報業的發展產生正面的效果。在賴金波（1972）以經濟發展對報業發展影響為題的碩士論文中，分析處理三家主要報社在不同年代中廣告類型的變化，其統計分析的起迄年代恰好與劉進慶所界定「萌芽成長期」時間一致。在賴金波的整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兩間主要民營報社中政府公告啟事所佔比例顯著的下降，商業性廣告的比例則大幅增加。表二：不同年代主要報紙廣告類型的變動抽樣時間 1953.12.01-12.07 1963.12.01-12.07 報社別中央日報聯合版徵信新聞中央日報聯合報徵信新聞公告啟事 29.31% 38.41% 34.15% 27.55% 7.42% 7.23% 商業廣告 22.24% 2.19% 45.43% 26.02% 45.73% 51.46% 娛樂廣告 34.86% 21.31% 19.82% 30.50% 19.20% 21.34% 分類廣告 13.59% 8.09% 0.65% 15.93% 27.65% 19.97% 資料來源：賴金波（1972）。《台灣經濟發展對報業之影響》，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論文。政府公告的刊登是 1951 年「台北市民營報業聯誼會」成立的主要宗旨，強調民營報社登一家送八家的廣告效果，成為當時民營報社主要的經濟來源。但到 1963 年時，在《聯合報》與《徵信新聞》的廣告來源中，商業廣告與分類廣告兩類廣告的比重已超過七成，可說此時民營報社在經濟來源上相對獨立。而且就發行量上來看，1949 到 1957 年黨公營報紙銷售量只成長 58%，民營報紙的發行量卻增加 560%，幾乎是黨公營報紙的十倍（包澹寧，1995: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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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Schudson（2003）指出，在美國報業發展過程中，最先出現的是受政黨與政治人物資助的黨派報，是由政黨與政客主導報紙言論。等到 1833 年《紐約太陽報》創刊後，強調以發行與廣告為報社的財源收入，為獲取更廣大的讀者及隨之而來的廣告，《紐約太陽報》遂逐步採取無明顯黨派偏好的中立客觀報導。同樣地 Roger Chartier（ 1991）從文化史的角度說明歐洲中古時期創作者必須仰賴教會與貴族的供養才得以從事創作，等到 17、18 世紀西歐出現粗具消費能力，且有基本教養與品味的布爾喬亞階級後，創作者得以擺脫恩庇者的品味癖好，而依照自身的品味判斷或消費大眾的偏好從事創作。加上狄德羅等人極力爭取書籍出版的授權費用，使作家得以享有穩定收入後，歐洲文學場域的自主性才逐漸地確立。儘管背景不同，但歷史經驗顯示的是透過商業上的成功，以廣告與發行獲得經濟上的自主，報業乃至更廣義的文化生產才得以擺脫政治力量的干預，逐漸地獲得相對獨立的地位。這階段的台灣報業所以能夠持續成長，固然與初步的經濟發展相關，但也顯示報業如同其他文化生產場域一般開始面向市場，以讀者的接受程度換取廣告廠商的青睞。儘管市場競爭是有限度的，但在寡佔市場中各報社也必須以不同的編輯與經營策略以為區隔。例如《民族晚報》的前身《民族報》在韓戰爆發時發行二次版，就受到求知若渴的民眾歡迎，不但轉虧為盈且引發其他報社抗議（王麗美，1994: 28）。《大華晚報》在愛國獎券開獎日所刊印的二次版，單單該日的賣報收入就足以供該報發放一個月的薪資（薛心鎔，2003: 137）。但最顯著的成功例子，是《聯合報》在社會新聞領域的經營。在《聯合報二十年》一書中，說明何以社會新聞成為早期《聯合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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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報從創刊以來，一直在重視社會新聞，特別是具有「偵探小說」內容而且有連續性的社會新聞。民國四十年間，所有台北的報紙，卻忽略了社會新聞，但聯合報在創刊之初，便一直重視社會新聞。不僅在採訪上重視社會新聞，在編輯上也重視社會新聞（于衡，1971: 203）。重視社會新聞報導的《聯合報》，「立即獲得廣大讀者的熱烈反應，銷路的急遽增加，是最有力的證明（王惕吾，1981: 71）」，此舉更讓《聯合報》一躍而成台灣第一大報。在民營報社著力於社會新聞經營之際，卻也引起反對者呼籲管控的聲浪，於是產生1954 年「九項禁例」，與 1958 年修正《出版法》的措施。檢閱因呼應「文化清潔運動」2而提出「九項禁例」的內容，3可以發現主要約束的範圍不在政治言論，而是針對足以擾亂公序良俗的社會新聞而來的管制。當時反對「九項禁例」的各家報社認為，倘若依照「九項禁例」的規範辦報，除了刊登政府公告之外，所有新聞寫作都將動輒得咎而為文賈禍。而且一旦吸引讀者目光的社會新聞也被納入管制範疇，各民營報社恐將大量流失讀者。「九項禁例」在各報皆曰不可、大力抨擊下終究未能實施，民營報社也持續在此一路線上投注大量精力而獲利。但相反地，黨公營報紙由於負有政令宣導的使命，其衛道立場更認為報導犯罪與桃色新聞將有損世道人心，於是在市場競爭下黨公營報社漸趨下風。儘管《聯合報》藉由社會新聞贏得市場上的成功，但在社會輿論上的評價卻恰恰相反，甚至在 1965 年由黨營報社發起「社會新聞論戰」，抨擊《聯合報》的低俗作風與敗壞社會風氣的影響（王麗美， 1994: 276）。4論及Bourdieu 的場域概念時提過，一個場域是由承擔各種不同資本的行動者所連結而成的關係網絡，每個場域都有其獨特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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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因此有其獨特的行事準則，行動者根據在場域中所佔據的位置彼此爭奪，可能是改變、也可能是持續對資本價值的壟斷性解釋與控制。場域的鬥爭所以發生，就在行動者試圖以所佔有的資本去使他人相信自己所持有資本的正當性，並取得他人認可的社會聲望與地位。這種使人相信與承認的行動策略，最終將使行動者的資本轉化為正當合法的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 1960 年代的台灣報業，民營報業特別是《聯合報》在市場上的成功是以重視社會新聞報導所致。但社會新聞裡穢淫邪道的內容，與文以載道的傳統觀念顯然是格格不入的，而後者卻又是自詡維繫道統的黨公營報社在意之所在，也是其立足於新聞場域中的象徵資本。特別是《中央日報》因為具有國民黨言論機關的特殊地位，言論上必須反映政府立場，同時也在《中央副刊》上鼓吹反共文藝，支持國民黨統治的反共意識型態。5 作家封德屏（1997: 353）就認為《中央副刊》的選文標準：「中正和平、樂觀奮鬥」，在反共復國政策的配合下，發揮強大的意識型態效果。對《聯合報》的攻擊，顯然是以維繫社會善良風俗的道德觀念為標準，實際上是以倫理教化作為報刊實踐核心，劃分新聞場域中參與者的資格，並藉此確保原先即掌握在手的資本價值。所以儘管《聯合報》在發行與廣告上有著極大的成功，但在此時仍舊無法得到地位相稱的社會聲望與認可。但不同資本間的轉換是促成行動者在場域中位置變化的基礎，因此這就成為《聯合報》與其他民營報社，在後續的時間中透過經濟資本的積累，以各種不同的實作，轉化為足以得到社會大眾認可的文化乃至象徵資本。誠如Bourdieu（1996: 112）所言：「生而為貴族，但還必須成為貴族。作為一個貴族，行為必須高貴地像個貴族，如果行為不再高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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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也就不成為貴族。」當《聯合報》獲得讀者歡迎卻遭輿論詆毀之際，創辦人王惕吾選擇活躍地出現在各類新聞專業活動。例如 1963 年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考察美國報業發展狀況，藉此機會王惕吾有機會接觸全球各地中文報紙負責人，並積極籌設世界中文報業協會。該協會後於 1968 年在香港成立，王惕吾同時當選為副主席。除中文報業組織外，王惕吾也於 1964 年以觀察員身分加入國際新聞協會，隔年成為中文報紙中取得該協會會員資格的第一人，並在1969 年於台灣設立分會。王惕吾申請加入國際新聞協會時曾遭拒絕，理由在於該協會認為台灣不具言論自由而予以拒絕。1960 年《自由中國》因為言論與行動觸怒當局而被迫停刊，執政當局失去一份足以在國際間標榜台灣具有言論自由的象徵性刊物。王惕吾趁此空檔以民營報人身分投身國際民間交流活動，藉此換取執政當局對《聯合報》的認可並累積《聯合報》的政治資本。這樣的行動固然有其政治效果，但此舉也不啻是以國際專業團體的認同，回頭證明《聯合報》作為台灣新聞場域中正當合法參與者的資格。但最為鮮明又能彰顯新聞場域自主與差異性的嘗試，就是各報在副刊裡的試驗。

肆、衣食足知榮辱

一直到 1977 年中壢事件甚至是美麗島事件前，報紙的內容是千篇一律的枯燥乏味，只能在社會新聞與副刊上頭做文章。但副刊也並非一開始就被視為重要版面，從早期副刊被視為「報屁股」就可一窺其地位之低落。直到 1960 年代林海音主編《聯合副刊》開始，副刊才逐漸受到各報重視，1970、80 年代文化副刊競爭，6更是把報社對副刊的重視帶到顛峰。單就《聯合報》而言，在報紙只能出版三大張的年代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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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副》即佔據一整個版面的空間，扣除廣告等面積後副刊在報紙中所佔的比例多過於十二分之一，顯見《聯合報》對《聯副》的重視。在台灣經濟蓬勃發展的 1970 年代，報業也因此蒙獲暴利。從表三的整理中可以看到，企業界投入於報紙的廣告金額有顯著的成長。兩大報在不得增張的規定下，為求容納更多的廣告，於是以縮版、分版、換版等等不顧消費者閱讀習慣的方式增加廣告以求取更多的收益。特別是 1972、1973 年，由於台灣房地產市場交易熱絡，導致各報廣告滿檔，儘管當時兩大報兩度聯手提高廣告價格，依舊擋不住蜂擁而來的廣告刊登需求（陳國祥、祝萍，1987: 162）。若純就報社利益與市場需求來看，倘若在 1970 年代兩大報即設置現今的「房地產」專版應該也是大有所為，但為何兩大報捨此不為？表三：1960-1989 年台灣報紙廣告金額（單位：新台幣萬元）年份廣告金額年份廣告金額年份廣告金額 1960 10,230 1970 51,080 1980 442,620 1961 13,268 1971 53,760 1981 510,637 1962 14,688 1972 59,882 1982 724,162 1963 15,657 1973 84,460 1983 806,300 1964 19,425 1974 108,580 1984 762,177 1965 21,100 1975 135,260 1985 913,847 1966 23,050 1976 159,300 1986 1,262,712 1967 28,000 1977 194,154 1987 1,593,632 1968 36,500 1978 242,484 1988 2,083,955 1969 43,900 1979 325,625 1989 2,279,100 資料來源：王天濱（2003）。《台灣報業史》。台北：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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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民國）六十三年二月一日，將副刊擴充為一整版，犧牲了很大的廣告篇幅與財務收入，並且增加了副刊的投資，六十六年六月我又正式在編輯部成立副刊組，使副刊形成編輯部門獨立的功能組織，展開副刊的主動採訪，舉辦座談等活動（王惕吾，1981: 122）。儘管時任《聯副》的主編瘂弦曾說：「報社重視副刊的程度不亞於新聞版，甚至認定副刊的內容與方向攸關訂報率（轉引自林淇瀁， 1997: 127）。」顯見經營副刊與擴大報紙發行量相關，但相比於刊登廣告所帶來的收入顯然存在著巨大的物質差距，為何報社要作出違背利益的決定？這當中的關鍵在於，固然決定場域分配的主導性原則是經濟資本，但經濟資本唯有以象徵資本的形式才有辦法積累（Bourdieu, 1977: 195）。對此 David Swartz（1997: 91）認為，「生意就是生意」的現實主義態度，如果不是藉著冠冕堂皇的正當性說詞否則很難成功，而且隨著社會的演變日益地仰賴象徵權力與象徵資本，無論是在掠奪式資本主義時期企業家的慈善捐助，抑或在資產階級家庭中對高等教育的投資，都證實了積累經濟資本的同時必須積累象徵資本。Bourdieu（1990b: 133）則指出現代社會中非營利部門的擴展，乃是源自於經濟資本向象徵資本的轉化，透過這樣的轉化，統治集團得以確保公眾對其行為的尊重。以此觀照報社所以願意投入副刊領域的經營，乃至擔綱公益活動的主要贊助者，正是從事資本轉化的工作以維繫其持有資本的價值。但為何獨尊副刊？這就必須從副刊在中國報紙發展中的特殊地位解釋，才能理解何以兩大報鍾情副刊的原因。張誦聖（2007: 287）認為自民國以來，副刊在一般讀者心中不只是休閒娛樂的讀物，副刊同時也是傳播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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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新知的社會公器。1949 年後，更由於國家機器大量利用報紙副刊做為意識型態教化工具，更強化副刊的正統形象。也就是說副刊此一版面具有傳遞新知、鼓勵文藝創作的非世俗性特徵，如此更能符合報紙作為「文化事業」的特殊性。

Bourdieu（1993: 113）提到過象徵財貨（symbolic goods）乃是一種雙重面相的實體，一方面它是一個商品，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個象徵性事物，而象徵財貨在經濟上的限制往往會增加其文化上的神聖性。這種兩面性反應在報紙上來說就是，作為一種商業體，報紙免不了錙銖必較，報紙的商業本質就在售價、廣告、聳人聽聞的社會新聞等面向上反應出來；但作為一個文化體，又必須有超然脫俗的氣質，以及重視道德教化的特徵，這種精神上的純粹性便在副刊與社論的內容上傳遞。換句話說，報紙在新聞場域內的位置不止取決於商業市場上的成功，還必須同時將文化上的貢獻與評價一併納入。耗費心力於副刊版面的經營，固然一時間必須犧牲可觀的廣告收益，但犧牲經濟利益以換取文化資本乃至轉化為象徵資本，則可確立行動者在場域中的正當性地位，甚至當象徵資本累積到一定程度後，行動者也可成為場域競爭規則的制定與裁判者。這過程 Bourdieu 以「煉金術」為比喻，描述的就是如何將平凡無奇且毫無價值的事物，經由象徵價值的賦予及創設，過渡為眾人崇敬與追求的神聖價值。1950～60 年代，《聯合報》雖然在廣告銷售上獨霸市場，但在社會評價上卻屈居下風，這是因為評價衡量報紙象徵地位與新聞專業的標準，不在這些新興民營報社手上，而是掌握於在政治與文化上都具正統典範意義的《中央日報》，及其相關的學術黨政宣傳機構手上。而且這時期評斷新聞事業與新聞實踐良窳的標準在於報業如何善盡社會責任，1960 年代在國民黨的統治下，整體環境仍舊是繫於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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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與國共內戰的架構中，報紙或媒體應盡的責任、義務脫離不了動員民眾的政治參與。但從西方現代報刊模式引進中國後，中國報紙就不只是以販售資訊的型態出現，而是有中國傳統士人入世改造的企圖，報刊的社會責任就在文人辦報、言論救國的理念中以不同於西方的面貌呈現於世。就台灣本土脈絡來說，日治時期《台灣民報》的「學藝欄」，特別是張我軍在 1920 年代發動的新舊文學論戰，以及賴和擔任主編後掀起一系列新文學運動的討論，均可見到台灣知識份子試圖以報刊與文藝作品當做啟蒙大眾的手段，連結上反殖民運動的企圖（陳建忠，2007）。蔡源煌（1994）指出 1970 年代高信疆主編的《人間副刊》，其中的海外專欄不但幾乎將當時海外學人網羅殆盡，同時也成為海外學人對台灣傳遞訊息的重要管道，而這波觀念傳播更是五四以來規模最顯著的再啟蒙。後續的發展就如許多研究與評述所指出的，1970 年代台灣的媒體焦點，就聚集在瘂弦與高信疆兩位媒體英雄身上，兩大副刊旗下也匯聚眾多文人與知識份子。作家隱地（1994: 33）這樣描述當年兩大報副刊彼此競爭時的文壇盛況：讀者訂報，都將重點放在副刊上面，高信疆和瘂弦一舉一動一言一行，成為台北文化的風向球，作家與學人，飛機來飛機去，好不意氣風發，隨便舉辦一場演講，都是萬人空巷，喔，那真是文學的年代，文化的年代。林懷民、朱銘、洪通、陳若曦、三毛……，兩大報副刊，不知炒紅了多少人。兩大報也就在此一領域中因競爭而分化出不同的特色，這其中尤其以1977 年的鄉土文學論戰最為明顯。鄉土文學論戰發韌於 1977 年，論戰的起因脫離不了當時國內外日益嚴峻的政經局勢。從外在處境而言，進入 1970 年代台灣就面對國際地位日益不確定的局面，同時還爆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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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運動，台灣該往何處去的思考開始成為公共議題。對內則是蔣經國接班局勢底定，開始廣開言路聽取民間建言，以樹立傳統中國接班人所需要萬民擁戴的社會氛圍。於是，在國內藉《大學雜誌》吸收與安撫青年情緒，在海外則從 1972 年開始每年舉辦「國家建設研究會」（國建會）吸收海外青年加入政府運作。 1975 年《人間副刊》推出「現實的邊緣」專欄，首開以報導文學的方式對台灣這塊土地作深入報導，加上預感中即將發生變化的政治局面與國家走向，都加深年輕世代知識份子對現實社會與政治賦予更多的關注。1977 年《仙人掌》雜誌刊登數篇討論鄉土文學的討論文章後，以同年八月《聯合副刊》刊出彭歌、余光中等人抨擊鄉土文學的文章為開端，鄉土文學論戰成為1970 年代指標性的文化事件。誠如焦桐（1998）與其他研究者的分析（林載爵，1998；陳正醒， 1998），由於《聯合報》的介入而擴大鄉土文學運動的規模和影響，《中國時報》與《聯合報》各自代表支持﹨同情鄉土文學、攻擊鄉土文學兩種對峙立場。《人間》向來肯定現實主義文學，長期以報導文學關懷本土文化；競爭對手《聯副》正好相反，採取反對、攻擊鄉土文學的態度。不同立場的主張者，選擇在立場相近的媒體上發言，也就成為再自然不過的發展，知識份子群體也以兩大報為核心形成不同的知識份子集團。如今慣常以傳統﹨開明；保守﹨自由來區分兩大報的言論立場，論者也習慣以報老闆的背景來佐證兩報的區別，這固然可以從報紙如何評價戒嚴體制等政治性議題判別，但對置身其外無緣一窺幕後實相的讀者而言，也只能從議題的選擇與公開的言論以之區分（參考表四）。而且在 1970 年代政治言說尚為禁忌的時空裡，從副刊題材的選擇、籠絡與招攬的學者文人，顯然更能充分地體現這樣的差別，甚至可以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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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年報禁解除前，主要報紙的特色與立場就是以副刊為代表。例如李敖、柏楊、陳映真等人在出獄後，高信疆即為其在《人間副刊》開設專欄，不但有翻案的意義，也可區別《聯合副刊》所標舉的傳統保守主義立場。時間跨入 1980 年代，《人間副刊》中龍應台的《野火》專欄，更是攪動因金融危機、政治暗殺而騷動不安的社會氣氛，爾後才有 1987 年丁邦新在《聯合副刊》發表針對性強烈的「一個中國人的想法」，《聯合報》甚至還為之出版單行本，大量免費贈送給機關學校閱讀。表四：1970-1988 台灣重大事件與主要報紙表現年份重大事件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自立晚報聯合報 1970 ◆蔣經國訪美遇刺 1971 ◆保釣運動 ◆台灣退出聯合國 ◆大學雜誌國是諍言 1972 ◆台大民族主義座談會 ◆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現代詩論戰 1973 ◆雲門舞集首演 1974 ◆石油危機 ◆台大哲學系事件 1975 ◆蔣介石逝世 ◆台灣政論創∕停刊 ◆中國現代民歌發表會 ◆中國論壇創刊 1976 ◆夏潮創刊 ◆謝東閔郵包炸彈案 ◆世界日報創刊 ◆聯合報小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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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份重大事件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自立晚報聯合報 1977 ◆報紙增張為三大張 ◆鄉土文學論戰 ◆長老教會人權宣言 ◆中壢事件 ◆王健壯短暫接任人間副刊主編 ◆彭歌：不談人性，有何文學？ ◆余光中：狼來了 1978 ◆蔣經國繼任總統 ◆台美斷交，中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時報文學獎 ◆工商時報創刊 ◆時報週刊創刊 ◆吳三連先生文藝基金會成立 ◆民生報創刊 1979 ◆雜誌登記解禁 ◆八十年代創刊 ◆美麗島事件 ◆刊登南海血書 ◆調整報價為 3.5 元 ◆余紀忠當選 KMT 中常委 ◆鹽分地帶文學展 ◆調整報價為 3.5 元 ◆王惕吾當選 KMT 中常委 1980 ◆林宅血案 ◆邀請陳若曦返台 ◆發行破百萬 1981 ◆陳文成命案 ◆天下創刊 1982 ◆李師科搶案 ◆圍剿陶百川事件 ◆發行破百萬 ◆美洲中國時報創刊 ◆百萬元長篇小說徵文 ◆邀請索忍尼辛訪台 1983 ◆二重疏洪道搬遷民眾抗爭 ◆中央日報、聯合報爆炸案 ◆中央日報、聯合報爆炸案 1984 ◆海山煤礦礦災 ◆江南案 ◆美洲中國時報停刊 ◆聯合文學創刊 1985 ◆十信案 ◆人間創刊 ◆龍應台開闢野火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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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份重大事件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自立晚報聯合報 1986 ◆當代、文星、南方相繼創刊 ◆鹿港反杜邦運動 ◆民進黨成立 ◆報導許信良機場事件 1987 ◆解除戒嚴 ◆何懷碩：另一個中國人的想法 ◆李永得、徐璐公開赴中國採訪 ◆丁邦新：一個中國人的想法 1988 ◆解除報禁 ◆蔣經國逝世 ◆520 農運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單一報社如此明顯地企圖影響社會輿論，上一回已是 1979 年越南「淪陷」時，《中央日報》所刊載印發的「南海血書」。此番對立，固然可以從意識型態的立場說明，但又何嘗不是一種產品區隔的顯現？而從《聯合報》在鄉土文學論戰時立場鮮明地捍衛黨國意識型態，1983 年與《中央日報》同遭不滿人士放置炸彈抗議其言論立場，到解嚴前的 1987 年取代原先代表黨國意識型態的《中央日報》，主動散發「一個中國人的想法」宣傳小冊，不難發現此時《聯合報》已取代《中央日報》在台灣新聞場域的主宰地位。除了兩大報，《自立晚報》也在 1982 年步兩大報的後塵，比照兩大報的獎金額度，舉辦「百萬元長篇小說徵文」活動。而與《自立晚報》關係密切的「吳三連先生文藝基金會」，早在1978 年 11 月吳三連八十大壽時成立，第一年即將獎項頒發給作家陳若曦，更於 1982 年邀請諾貝爾文學獎得主索忍尼辛來台訪問。鄉土文學論戰停歇後，《聯副》與《人間》轉而競爭每年諾貝爾文學獎的新聞處理。由於諾貝爾文學獎時有冷門或黑馬人選出現，兩報為求完善，不但平時需要大量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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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料，同時也需與海外學人建立聯繫管道，以備第一時間完整地呈現得獎人各層面的影響。《自立晚報》在資源有限的限制下，無法與兩大報進行這場猜謎遊戲，但邀請諾貝爾得主訪問台灣，也算是替文學這「經國之大業、不朽之盛事」略盡棉薄之力，同時還有開拓國際視野的美譽。如此一來，《自立晚報》對文壇並非毫無貢獻，在文化場域乃至文化象徵資本的累積上，才方可與兩大報相抗衡。而且依照Regis Debray（1979）對法國知識份子的分析來看，法國知識份子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分別依附於大學、出版社與媒體以求生存，這時期台灣知識份子﹨文人與主流媒體的結合恐怕也是空前的。7 這種轉變的意義不只是知識份子必須犧牲某些程度的自主性，更重要的是對兩大報來說也必須擁抱不同立場的知識份子，作為報社彼此差異的象徵。邀請學者參與報社為回饋社會所舉辦的各類座談會是一種表徵，在發生重大議題時邀請學者撰寫深入淺出的評論也是。因為籠絡士人不但有市場區隔的意義，將之納為入幕之賓，也是報老闆擺脫「商人」晉升「報人」的方便法門。報社需要副刊、作家與文人妝點門面，作家需要經過報紙而廣為人知，報社與文人、副刊與作家，彼此拉抬、交互引用。經過 1970 年代兩大報副刊的一番衝撞後，何謂大報，何謂報人，已經不再是國民黨文宣體系所能掌控與評斷，正統報業的地位與詮釋轉移到兩大報身上。

伍、正統與異端

相較於從文學、副刊版面耗時累積文化資本外，因為政治情勢逐漸鬆綁，反對人士行動日益激烈，以政治新聞與言論的突破，挑戰統治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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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權威而彰顯報社的獨立性，則是這階段台灣新聞場域內另一種尋求差異與區隔的策略。例如 1977 年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黨外人士大量當選省議員（21 席），選舉開票日並發生中壢事件。在這次選舉中，地處南台灣的《台灣時報》以整版報導選情，使《台灣時報》在發行與廣告量上大幅提升。1979 年美麗島事件時，《台灣時報》更利用地利之便以中性的角度敘述事件經過，而與其他報社相區隔並得到讀者的支持。8這些因素都讓《台灣時報》在 1980 年代初期，以 12 萬 5 千份的發行量超越另一份於高雄發行的黨營《台灣新聞報》，成為南台灣第一大報（孫太山，1987）。鑑於《台灣時報》因長期耕耘黨外新聞而獲致成功的經驗，1977 年接手《台灣日報》的傅朝樞也如法炮製，刻意經營剛湧入大量黨外議員的省議會新聞。除此外《台灣日報》還進一步與黨外人士如許信良、蘇南成、林義雄、蘇洪月嬌等人合作，將《台灣日報》的業務推廣工作交由上述黨外人士承辦，以對抗國民黨與兩大報間的聯盟互動（戴光育，2007: 81）。但也因為與黨外人士過從甚密引起當局的側目，於 1978 年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收購。儘管《台灣日報》的後續發展引起評價不一的討論，但論者多數認為當時《台灣日報》所選擇的新聞報導路線是成功的：在各報有意封鎖黨外議員新聞的情況下，台灣日報的敢言與直言，便顯得特別的一枝獨秀，引起各界的刮目相看，很多人都有一種共同的看法，要看省議會新聞，就要看台灣日報（吳哲朗，1978: 19）。從《台灣時報》與《台灣日報》的發展歷程來看，兩報的興起固然擺脫不了侍從報業的框架，但從中也看到台灣社會局勢的變化。一方面是國民黨已經無法徹頭徹尾地掌握輿論走向，另一方面是黨外逐漸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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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可觀的社會力量，這股力量可以從 1977 年後歷次選舉中黨外人士得票率與當選席次上得到反應。而對報業經營者來說，黨外新聞固然是禁忌，但也是可資開拓經營的新聞路線。 1981 年轉任《自立晚報》總編輯的顏文閂事後認為，對人力與資本不及兩大報的《自立晚報》，將重點放在單一的政治新聞上得到相當好的效果（楊志弘企畫，1990: 51）。再加上發行人吳三連個人的黨政關係與個人背景，使得《自立晚報》在美麗島事件後一連串重大政治新聞的取材與角度上，都展現與兩大報不一樣的新聞立場。《自立晚報》相對公正的新聞處理，《自立副刊》對本土文化的重視，在在使報頭下「無黨無派‧獨立經營」的辦報信條不只是空談，而是讀者對《自立晚報》的具體印象，同時也是《自立晚報》在新聞場域內重要的象徵資本。由於民眾對黨外新聞以及政治訊息的渴求，《自立晚報》也在發行量上獲得回報。最顯著的是在 1983 年無視台北其他兩家晚報的競爭，逕自調升廣告刊價 20%，報禁解除前《自立晚報》在晚報市場的佔有率更高達 70%，報禁解除前一年（1987）甚至出現報史歷來最大盈餘，歷年虧損也減少至 30 多萬元，幾近損益平衡（呂東熹，2001）。9 相較於主流兩大報記者慣常以「埋地雷」、「屈筆」等方式傳送些許對黨外民主運動的同情以及對國民黨的批判，《自立晚報》、《台灣時報》、《民眾日報》這些民營小報，顯然在政治新聞特別是黨外新聞的處理上，取得與兩大報截然不同的定位，如此又讓台灣報業演化出另一個區隔判準，這條界線的劃分就是想像共同體的差異。李歐梵（1997: 183）主張中國報紙存在兩種不同的社會功能：社會批評和文化建設。其中社會批評的功能屬於 Jurgen Habermas（1989）所謂公共領域的一部份，文化建設的功能則形成 Benedict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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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想像共同體的作用。從形成公共領域的角度而言，1970 年代報紙常用的形式是訪問整理、座談紀錄、演講紀實，報社所辦的活動成為報社扮演社會角色的重要符碼，利用文化界領袖的魅力或大堆頭名人的發言進行公共討論，文字配上照片，傳播者與讀者彷彿面對面在接觸（陳義芝，1997: 158-159）。而經由報紙形成想像共同體的文化功能，是指原本人際間面對面直接溝通的公共討論，經由報紙等印刷品的中介後，具體的公共空間漸次發展為間接存在的想像性實體，印刷品成為當代人思索同質但空洞的共時性群體的主要管道。這也是Anderson 與 Habermas 最大的差異所在，因為對 Anderson 來說新聞、報紙所提供的不只是理性討論的原始材料，它更是關於自我、共同體乃至國族身分的公共建構，更是特定文化社會想像形式的反映（Schudson, 2002）。 Anderson 論述想像共同體時以朝聖圈的概念解釋何以單純的殖民地行政區劃，最終為何會演變為拋頭顱灑熱血的神聖祖國。其中所憑藉的正是由地方文學、報紙等印刷品建構而成的國族情感所致。類似地， 1970 年代隨著黨外人士一波波地撞擊，對萬年國會的批判，要求回歸憲政等等改革訴求，表面看來是對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質疑，但實際上也是對何謂國家、何謂台灣的既定觀念提出挑戰。這想像共同體的差異便反應在副刊上的呈現，鄉土與本土的差異固然在鄉土文學論戰時是混雜不清的，但作品意欲反應的究竟是腳踏實地的台灣或魂牽夢縈的祖國，終究是必須面對的問題。 1979 年是五四運動六十週年，對中國文化來說是有特殊意義的一甲子紀念。《聯副》與《人間》分別以「五四運動六十年」及「五四批判與批判五四」為題，舉辦座談與刊登系列文章紀念，相比之下《自立副刊》的立場與主張就顯得獨樹一幟。這一年在詩人羊子喬與杜文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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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下舉辦「鹽分地帶文藝營」，並且在該年的5 月 4 日至 6 月 11 日間於《自立副刊》，以「鹽分地帶文學展」為名刊登一系列文學作品專題（黃崇軒，2007: 4）。1982 年接任《自立副刊》主編一職的向陽（林淇瀁）（2000），更在主掌副刊編輯工作時，就有意識地要將《自立副刊》帶向與兩大報相反的文化立場：當時我的思考，相對於兩大副刊習慣流露的「中國」意符，《自立副刊》應當強調「台灣」意符，於是「本土性」成為主要的內容定位與走向。相對於兩大報作為媒體主流，《自立晚報》向來就處媒體邊陲，《自立副刊》在文學文化領域也應該為邊陲發聲，於是「邊陲性」成為我取稿約稿的主要來源。最後，相對於兩報副刊的資源豐厚，可以以市場作為取向，在稿費微薄的情況下，我決定走一條反向的「異議性」的管道取向。分析場域內部的鬥爭過程時，Bourdieu 主要運用兩組概念解釋場域變遷的動力。一組概念是他律與自律的辯證，呈現在早期台灣新聞場域的發展過程裡，就是民營報社經由社會新聞帶來的經濟效益，逐漸擺脫對政府公告的依賴，繼而累積為各報在 1970 年代於副刊版面上競爭的基礎。另一組概念則是局內人與局外人（established and outsider）在文化與象徵資本上的競逐。在這部份，Bourdieu 很大程度地借用 Weber 的宗教社會學理論，將牧師與先知的對抗描述為正統與異端（ orthodoxy and heterodoxy）的衝突，是雙方企圖壟斷文化正當性的鬥爭。

正統通過場域中的區隔邏輯產生異端，場域的區隔邏輯也就成為進入場域時所必須支付的入場費，但此一門檻或區隔策略也成為顛覆的基礎（Swartz, 1997: 124）。在向陽的引文中，明確地指出一系列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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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中國﹨台灣、主流﹨邊陲、共識﹨異議，這種對立毫無疑問正是其他民營小報試圖以另類乃至被視為異端的文化價值，挑戰與顛覆以兩大報為首的正統信念。《自立晚報》以及其他民營報紙，在政治新聞上的報導，以及報社對自身的定位，都促使這些報紙發展出不同於台北主流報社的新聞判斷與實踐。

陸、場域的再生產

1987 年 2 月在行政院的指示下，新聞局於 1988 年 1 月重新接受報紙登記業務，報禁的時代於焉結束。報禁開放前民營報社對於報禁開放的程度與速度有不同的主張，但最終因政府不願介入協調，而放任報業市場自由競爭，導致的是報業更向市場傾斜，這可從報社對刊登廣告的主導權做觀察。早年由於《台灣時報》的資金主要是創辦人吳基福向台灣各地的醫界人士募集而來，因此在廣告方面「所有不進步、不科學的例如命相、祖傳秘方大力丸、春藥等，都不需招攬刊登，使得不少人認為《台灣時報》是醫生報。」（蘇墱基，2003: 153）而稍後《自立晚報》在1987 年 9 月，取消「有色」的分類廣告，10 月份除去「有色」的歌廳廣告，11 月份拿掉所有賓館廣告（楊志弘企畫，1990: 160）。但報禁解除後，市場放任自由競爭，各報社為求生存也顧不了太多原則。1980 年代中後期，與愛國獎券相應而生的大家樂明牌廣告，成為眾多小報的重要收入來源。除了《聯合報》與《中國時報》，其他如《台灣時報》、《民眾日報》與《自由時報》，都因為刊登明牌廣告減少報社的營運壓力。《台灣時報》與《自立晚報》及兩大報的「有所登有所不登」，當然不是通例而是特例，而且與報禁時期的寡佔結構脫離不了關係。但在基本獲益足以維繫報刊日常營運的基礎下，至少有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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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為報格而犧牲經濟利益。 Wei（1996）認為解除報禁後的台灣報紙，採取三種策略面對市場的開放：尋求新的利基、去政治化與政治化。第一項策略針對黨公營報社由於無法拋棄黨國意識型態的包袱，而展開多角化經營方式，尋求報社新的生存基礎。第二項去政治化策略則是兩大報基於報禁時期的壟斷，進一步試圖擴大市場的編輯方針。兩大報為鞏固與擴張報系力量，以本身在報禁時期累積的經濟資本，先後大量增補編採人力、耗費鉅資以獎金與廣告促銷報紙。新設報紙在不公平的競爭基礎下，只能與原先即存在的其他民營報社爭取剩下約 30% 的市場，加上兩大報長期壟斷的派報通路，都使得辦報成為一場只有資本家才有資格參加的豪賭，唯一能與兩大報抗衡的是以房地產起家的林榮三接手經營的《自由時報》。而依據前述 Wei 的觀點，這些新興報紙所採取的是迥異於兩大報採行的去政治化策略，反而以政治化的編輯策略突破困境。在接手《自由時報》之前林榮三也曾投資《民眾日報》，林榮三為何熱中辦報不得而知。但以林榮三出身地產商的背景，在台灣經濟與房地產同步成長的過程中，林榮三應曾親身經歷捧著大把鈔票求登廣告而不可得的怪異現象。而當林榮三在 1975 年擊敗郭雨新當選立法委員後，個人也亟欲在政治上謀求發展，王惕吾與余紀忠又是因辦報而成為國民黨中常委，是以報紙影響政治的成功「典範」，無論是心嚮往之或彼可取而代之，應該都是促使林榮三決意投入報業經營的因素之一。報禁解除前後，兩大報一方面大肆招兵買馬招募新人，另一方面又以高薪互挖牆角。《自由時報》以其雄厚的財力，投入鉅資在這場人才爭奪戰中。《自由時報》遷至台北發行時，禮聘王洪鈞擔任總主筆、歐陽醇與顏文閂先後擔任社長（郭宏治，1987；花逸文，1987；續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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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兩大報的創辦人在戒嚴時代即晉身為國民黨中常委，解嚴後兩人雖然退出中常會，但兩報系仍持續有人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如王效蘭、高惠宇、林聖芬），林榮三本人也不遑多讓地從監察委員乃至監察院副院長。卸任副院長一職後，林榮三於 1993 年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並由時任總統的李登輝聘任為總統府國策顧問。解嚴前兩大報以報社輿論影響決策，解嚴後余紀忠在中常會擁立李登輝繼任國民黨黨主席、王惕吾在非主流政爭中的積極介入，林榮三則選擇與代表李登輝路線的集思會，一齊反對郝柏村續任行政院長。當 1992 年 10 月《聯合報》於頭版刊登中國總理李瑞環：「不惜中止經建阻止台灣獨立」的談話後，引發民間人士質疑《聯合報》立場並發起「退報運動」，《自由時報》則不斷透過大量曝光的電視與平面廣告，聲稱《自由時報》是一份「為兩千一百萬人所辦的報紙」。但實際上《自由時報》除了以政治化策略為編輯方針吸引讀者，也藉著雄厚的資金投入與兩大報在發行通路與廣告宣傳的競爭。當兩大報在廣告上宣稱自己是第一大報，《自由時報》如法炮製地在三家電視台大作促銷廣告。1992 年 7 月以「訂自由‧送黃金」的口號，以黃金五千兩總額一億六千萬的預算促銷該報，1994 年繼續以「五億連環抽」的高額獎金行銷。兩大報在報禁解除初期，以加量不加價的變相促銷方式，壓抑民營小報而讓兩報的市場佔有率從70% 提升到 80%。但當兩大報無力負擔低價促銷的成本時，於 1996 年 1 月沿用報禁時期的陋習：「同業默契」，同步將零售價調升為 15 元。但此時《自由時報》卻文風不動，持續以 10 元的價格在市面上販售（馮建三， 1998）。如同《自由時報》的廣告詞：一個銅板比兩個銅板少，1996 年6 月《自由時報》以社論宣告兩大報的時代已然結束。同年 8 月《自由時報》為慶祝北高兩地新廠房落成，於台北凱悅飯店舉行冠蓋雲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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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酒會，創辦人林榮三在李登輝、連戰等黨政要員面前宣布《自由時報》的發行量與閱報率為台灣第一。「十年生聚‧十年教訓」果然不是空話，四十年前《聯合報》花了十年的時間成為台灣第一，四十年後《自由時報》同樣花了十年的時間取彼而代之。歐陽醇（續伯雄，2000: 1032）在 1987 年的日記中記載《聯合報》在該年6 月將分類廣告價格大幅調降的競爭手法，認為此舉是：錢賺得太多，要拿來把人壓死的作法……，三週下來兩報也各少了一億元的收入，真不知這兩大報存的是什麼心？當年兩大報企圖以資金密集的方式，壓縮其他報紙的生存空間，進而全面掌握報業市場，但用錢砸人的遊戲這回踢到鐵板，反倒自食惡果。日後傳統兩大報各自引用其他數據證明自己才是第一大報，但突破兩大報壟斷、三分天下的局面則是確定的。儘管《自由時報》在創辦初期以高薪延攬兩大報編採人才，同時又在銷售與廣告上得到市場的肯定，但時至今日在社會上乃至學界，對《自由時報》的評價，始終只在其「數量之大」，而否定《自由時報》在新聞編採上的成就。這些批評主要有兩種類型，一種是批評林榮三為商人出身，事事皆以成本利潤為出發點，不若兩大報般以報人自居、處處禮賢下士。同樣是在歐陽醇（續伯雄，2000: 1038）的日記中，對林榮三有如下的評論：我現時靜下心來想到林（榮三）與吳（阿民）的絕情絕義作風，一方面因他們知識水準太差，談不上文化與教養，炒地皮發了跡，對知識份子自大無禮滿足虛榮。另一種觀點則針對《自由時報》「台灣優先」的報刊精神而發，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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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狹隘的本土色彩有礙其發展格局，替《自由時報》創辦英文報《Taipei Times》的司馬文武曾說： 《自由時報》老闆的台灣意識特別強，他一直被批評《自由時報》本土性強，其實就是水準比較差的意思，如果辦一個國際性的英文報紙結合在一起，就可以把兩大報拋在後面，這比辦一個晚報還重要、還划得來（郭淑媛，1999）。兩段引文都共同指向一個問題：林榮三的文化素養不足。問題是，評價報社的標的難道不就是刊載在報上的新聞內容？根據「新聞公害防治基金會」的統計，2007 年全年烏龍新聞統計共 506 則，各報烏龍新聞依照數量多寡的排序為：《中國時報》＞《聯合報》＞《蘋果日報》＞《聯合晚報》＞《自由時報》。10換言之，若從據實以報的角度為評斷基準，《自由時報》顯然優於其他報社，但何以與社會評價有極大的落差？簡單地說，場域的動力來自於將特定的鬥爭形式加諸於行動者之上，無論是在場域裡佔據統治地位的局內人或是處於被統治地位的局外人，彼此雙方在進入場域之際就接受一個無需言明的前提：場域的鬥爭是值得的，這個遊戲是值得玩的，而這也是每個場域都會生產出的幻象。它代表倡導異端的人與維繫正統的人之間一種心照不宣、對鬥爭利益的互相認同。參與場域競爭的一個非預期後果是儘管行動者可能對從場域裡所獲得的報酬有異議，但最終仍將再生產場域的結構（Swartz, 1997: 125-126）。可以看到《自由時報》面對的批判與 1960 年代《聯合報》的遭遇是類似的：儘管兩份報紙創立的時間不同，進入場域更是先後有別，乃至所面對的政經情勢也大相逕庭。但相同的是兩份報紙作為初入場域的局外人，都試圖以本身持有的資本挑戰先前存在於場域中的資本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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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非議之處也正此。誠然，《聯合報》於 1960 年代崛起後撼動的並非黨國體制，受到威脅的是其他黨公營報社的生存空間，與 1990 年代《自由時報》所面臨的攻擊與詆毀不盡相同。但兩者處境的相同處在於對照當時場域內所存在的行動策略，身為局外人的兩家報社採取顛覆的策略於場域內競逐。所以是顛覆性策略，因為其意圖在於挑戰新聞場域內決定資本分配的主導性原則，資本分配的主導性原則的鬥爭，實際上就是爭奪正當性的合法原則（legitimate principle of legitimation）的鬥爭，是為了爭取宰制基礎的再生產方式的鬥爭。不同類型的資本持有者用以維持或擴大資本數量的手段，同時維持也是改變他們在社會空間中所佔據地位的再生產策略，而這些再生產策略總是必不可免地包含有促使其宰制的社會基礎得以合法化的象徵策略（Bourdieu, 1996: 265）。簡單地說，對新聞場域內資本的定義與再定義，構成新聞場域發展或變遷的根源。而這也正是場域理論與侍從報業的最大差異，儘管在 1960 年代的新聞場域與政治場域是高度重疊，導致新聞場域內的行動邏輯表面上看似與政治場域的邏輯乃是一致的。但這部份的一致僅屬結構的同源性（ homology），亦即作為次場域的新聞場域必定與外部其他場域存在結構上的親近性。但同源性不必然意味次場域就會複製其他場域的宰制性原則而施用於內部，場域會根據其歷史衍生出其發展軌跡。而且侍從報業的問題是犯了客觀主義者的謬誤，亦即誤將策略當做規則、將邏輯的事物當做事物的邏輯，忽略策略背後所隱含社會實作的意義（Bourdieu, 1993）。在侍從主義的框架下，研究者很難區分報禁時期各報都曾有過的妥協與衝突，因為一切都以利益算計的方式呈現，而忽略妥協可能來自傳統文化中自我設限的諫諍傳統，而衝突可能源自差序格局中因身處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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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亦即關係強弱的差異所致。這些看似陳舊迂腐的託辭，實際正是行動者信以為真的常識定信（doxa），也是社會實作所追逐之利益所在。而且侍從關係作為權力關係的一種，無法持續以暴力專斷的形式予以行使，因為「任何一種權力不可能只滿足作為一種赤裸暴力的方式，亦即以一種任意武斷的方式存在著。權力必須證明其存在，或者至少要讓這種任意武斷的基礎被誤認，進而承認其存在的正當性。」（Bourdieu, 1996: 265）這種正當化存在基礎的工作，就是由從事資本轉化的社會煉金術所擔綱。以台灣的報業發展歷程來說，對一份報紙的評價從來就不只是就報紙論報紙，還必須參照其他的社會實踐而後予以定位估量，也就是前文曾提及報紙作為文化財貨具有的雙重特徵：既是商品又是象徵事物。於是報紙作為一種文化財貨，重點不是這財貨在眾多的文化資本排序中所處的位置，文化財貨的價值是因為與合法性制度、相對應的實體間的關係而被確認。而場域的動力就來自於文化財貨在生產、再生產與流通的過程中，這些文化財貨如何以特定的區隔策略而被定義，又是如何聯繫上特定的文化價值，甚至成為值得追逐的稀有物品的認知。早年《中央日報》在台灣新聞場域中，扮演提供此一稀有的象徵資本，以其機構的社會實作說明何謂好報紙、何謂反共復國的媒體社會責任。特別是當國民黨在台灣發展「三民主義新聞學」時，結合起二戰後西方所提出的社會責任論，並以中國的清議諍諫傳統為之比附。不但建立起言論管制的正當性論述，也樹立起一種不威脅國民黨統治基礎的輿論模式。固然《聯合報》與《中國時報》在發展歷程中，受限於政治言論的禁錮而無法暢所欲言，更無法在政治新聞領域裡展露報紙所應具備之理性批判的特質，只能迂迴輾轉地以文學、短評等方式表現報紙作為社會公器所應盡的責任。以相對疏遠於國民黨的立場、以有限度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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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領域的功能，確認迄今為止被社會所承認的合法正當的報業模式。而且兩家報紙在競爭過程中也逐步地理解報紙的雙重性格，即經濟資本的積累無法同時取得社會評價上的正當合法地位，對報社的評價也非僅限發行量、營收量的判斷。相較於其他新聞類型或版面內容，1970 年代的副刊內容，相對上是無利可圖的純淨領域。再加上副刊在整體台灣報業脈絡中具有的特殊意義，成為兩大報在此領域中爭相經營以轉變自身評價與從事資本轉換的方式。《自由時報》乃至 2003 年在台發刊的《蘋果日報》所遭受之批判與挑戰，正是在李歐梵認定中國報刊所實踐的兩種不同文化功能上的顛覆，試圖以不同的價值與實作重塑新聞場域。否則不但無法理解為何《自由時報》的新聞疏失低於其他報社卻無法得到相應評價的現象，同時也無法解釋何以同一批人（記者、編輯、主管）只因改變任職單位，其專業實踐與社會聲譽卻有截然不同的評價，因為同樣地問題也出現在 2003 年在台發行的《蘋果日報》身上。前引司馬文武的談話中提到「划得來」一語，當然不是著眼於經濟效益，而是一份英文報紙能夠替林榮三與《自由時報》帶來豐碩的文化與象徵資本，但不同資本轉換時存在兌換率與時間的問題。一方面經濟與文化資本間不可能百分之百的轉換，另一方面文化資本的積累不只是擁有象徵財貨而已，如果不考慮所耗費的時間則無法評斷象徵性勞動的價值，象徵性資本只能以犧牲經濟資本的方式而予以積累（Bourdieu, 1977: 180）。而且具體化與客觀化形式的文化資本，更是必須付出時間才得以積累的資本形式，也就是對象徵財貨的鑑賞能力、知識譜系的理解與運用，是必須付出勞動時間以換取閒暇自由時間而養成的資本型態。林榮三於 1999 年創辦台灣第三家英文報《Taipei Times》，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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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以「林榮三文化公益基金會」的名義舉辦「林榮三文學獎」，從這些回饋社會的種種舉措看來，都是意圖轉化《自由時報》的資本構成：將大量近乎單一的經濟資本，投資於文化財貨市場以換取在文化生產場域中的文化資本。若這些不同的活動持續的夠久，或許《自由時報》也能增加文化資本在自身上的比重。但即便如此，這樣的投資與轉化的工作，不必然意味往後《自由時報》就可以拋棄乃至扭轉缺乏國際觀等負面評價，因為《自由時報》還必須面臨文化場域中關於文化正當性的鬥爭。無論真假或是非意圖的結果，《自由時報》張揚台灣優先的本土價值，挑戰的是過去半世紀來以中國為主體的思考與評價方式，試圖翻轉主流與末流、正統與異端的文化價值判斷。否則很難理解，《自由時報》既是三報中唯一創辦英文報的企業，何以社會輿論仍以缺乏國際觀、鎖國等負面字眼評價《自由時報》？具體地說，《自由時報》所意欲挑戰的是經由象徵暴力的慣行，在一般人身上產生常識定信的態度，也就是將中國視為優先的既定價值觀，以中國本位為理所當然且無法質疑的一種生活經驗與判斷。但很明顯地，這些不被質疑的常識定信在現實生活中被許多人經驗到衝突與不適應，於是相應原先的常識定信便產生出正統與異端相競爭的論述。《自由時報》的出現或言論，在這場域中所佔據的正是這樣一個異端的立場，與主流報業的競逐其實就代表著對正當性解釋的爭奪（Bourdieu, 1977: 164）。而《蘋果日報》則挑戰另一個既有新聞場域價值的信念，就是將原先相對屬於菁英立場的布爾喬亞公共領域實踐，試圖改造為訴諸平常百姓生活的庶民公共領域。如同香港《壹週刊》發刊時的口號：「不扮高深‧只求傳真」。這裡的改變不只是跟採訪跟監化、寫作口語化、版面視覺化，更重要是將讀者的需求視為首要價值而追求。讀者與記者或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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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關係，也不再有上下位階的不平等關係。這樣的轉變被視為將讀者視為消費者而非公民，進而引來市場新聞學與商人辦報的批判。批判者認為新兩大報，徹底地將報紙當作商品對待，報業不再是文化事業而是產業的轉變，這兩點正是當下台灣新聞場域與過往新聞實踐的最大不同。但果真如此？如同Bourdieu（1998∕林志明譯，2002）在《論電視》裡不斷引用 Schudson 的研究而主張：如果沒看到新聞客觀性的理念，亦即對專業新聞規範的要求，是與八卦新聞相對立的現象而出現的發展歷程，否則無法理解現代新聞的客觀理念。同樣的過程，也適用於理解當下台灣新聞報業的批判與場域內部的鬥爭。嚴肅與八卦、菁英與庶民乃至中國與台灣的對立，不只是場域內部尋求差異的邏輯所致，最終更促使行動者去爭取新聞場域裡的霸權性位置，藉此主宰新聞場域的正當性論述，也就是爭奪何謂新聞的定義（Kunelius & Ruusunoksa, 2008: 666）。

報社間的詆毀攻訐，不只是文化資本的爭奪，同時也是定義場域範圍與資格的鬥爭。《中央日報》對《聯合報》重視社會新聞的攻擊；《聯合報》與《中國時報》對《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在政治立場與八卦取向的批判，只是在歷史的不同時序裡以相同的詞彙，徘徊在耳際的喃喃自語。反應的是新聞場域與權力場域的同源性，說明儘管歷史迭有更替，但新聞場域只是以相同的邏輯，不斷地複製結構與歷史。

結論

在上述台灣近代報業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報業或說大眾傳播媒體，具備著混雜異質的社會文化意義：有時它必須作為意識型態國家機器，發揮說服、教化、政治動員的功能；有時它又必須聲稱自己是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