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追尋傳播研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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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之交，史家回顧上個世紀的傳播研究，開頭也許可以這麼寫吧？傳播左接人文學科，右鄰社會科學，北與資訊科學隔水相依，南則與企管遙遙相望，常為各種領域思潮彙集之地。傳播學門就其「空間」位置而言，的確像是西域。最初是不同領域學者遊牧之地，心理學家來過，政治學家來過。但他們都只是過客，直到大約半個世紀前，才有人開始定居，創系設所。即使另立門戶，半個世紀來的傳播研究，仍然深受鄰近領域的影響。50 年代實證研究是主流，研究的主題是效果，相當程度反映了當時社會科學研究的趨勢；同時因為傳播實用的性質，也和行銷等學門來往密切，互通聲息。70 年代起，傳播開始向人文領域大量取經；政經學派、文化研究興起，繼之女性主義、後現代等思潮紛湧而來蔚為風潮，傳播從此進入了多元典範的時代。1983 年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的專號「領域的騷動」 (Ferment in the Field)正反映了此一春秋戰國的景象。

壹、傳播作為解決問題之學

本文的主要論點是：這些研究的活動，學門之間互動型態的流變，基本上反映了不同時空為解決問題所作的努力。我們認為，研究本質上是一種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的活動。人類所發展的各種文化型態，如藝術、農作，基本上是為了因應自然和人為環境的變遷。因此從解決問題的角度來看傳播研究，才能發現其深層的意義。解決問題涉及對問題的定義、解決問題的策略等幾個面向。就問題的定義而言，不同取向的傳播研究，往往對問題的認知也不同，更具體的說，對於傳播知識本質為何意見不同。我們可以分成幾個層次來討論解決問題的意義。在最上的層次，就問題而言，研究往往殊途同歸，都在回答一些些根本的大問題。問題所以產生，是因為環境中不確定的因子。日本文學家廚川白村曾說文學是苦悶的象徵，研究活動未嘗不是如此。許多研究源自於對人生、社會的危機感。解決問題時，消極而言在消除疑慮，回歸正常。積極而言，在追求自我的成長。這些基本問題的旨趣可以用 Habermas（1971）的看法來加以分類。Habermas 主張，科學活動基本上緣自三種對人類知識的旨趣（interest）：技藝的旨趣、實踐的旨趣、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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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追尋傳播研究的意義的旨趣。技藝的旨趣以自然科學為代表，是指人們透過技藝控制外在的世界，「控制自然的知識也促成了控制社會生活過程的知識」（p. 47）。以物理學為例，透過研究我們發現並解釋物理現象的機制，因此才能介入自然的運作，發展調適的能力。從技藝旨趣出發的社會科學，則以自然科學為師，目的也在發現社會的深層結構和過程，據以操弄環境(Taylor, 1985)。實踐的旨趣則以詮釋科學為代表。用 Taylor（1985）的話，研究的目的是嘗試「了解和明白研究對象。這個對象可以是文本或類似文本之物。它意義模糊不全，似乎自相矛盾。詮釋的用意在彰顯其深層結構和秩序」（p. 15），最終在「遵照常人規範，透過日常生活語言相互理解，建立相互主體性」(Habermas, 1971, p. 176)。其實踐的旨趣不同於技藝旨趣之處在於其目的不在了解客觀化的真實，而在達成個人和團體相互理解的境界。解放的旨趣則是透過反思的能力，對知識、結構和自我進行反思和批判，掙脫意識型態的束縛，完成個人的主體性。依照 Habermas 的看法，前述的兩種旨趣只有和解放的旨趣結合才能真正完全體現，知識才能重新發揮道德和倫理的實踐力，達到解決問題、形成自我的目標。以上種種的旨趣，也發展出看待研究不同的態度和解決問題不同的策略，例如方法論上的質量之爭，本質上即是對於研究策略的爭論。從技藝的旨趣出發，研究者力求價值中立，不摻入感情，發展出一套自成體系的理論語言來描述真實，重點在發現事物之間因果的法則。實踐和解放的旨趣則鼓吹回到生活和經驗，詮釋日常語言和行動的意義，並且強調知識的道德倫理意涵。這些基本的旨趣會進一步浮現形成具體的研究問題，而研究問題的形式、內容往往因當代的社會、文化情境而異。例如近代科技對社會、生態的衝擊，正是許多學門研究的主題。在此一層次，傳播研究和其他社會人文領域殊途同歸，發展的問題意識互相迴盪，解決問題的策略也大同小異。傳播研究發展的軌跡，可以說因應了西方社會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因當代議題的變遷，傳播學門和某些學門形成較為密切的關係。例如技藝始終是傳播研究的重點，也因此和企管、資訊等實用學門過從密切。當然，傳播作為一個獨立的學門，有其獨特的子題，研究之焦點在傳播形式、內容和人的關係。只要檢視傳播系所的名稱，便不難體會傳播研究與傳播形式和內容相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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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關係。細分之，傳播研究無非在實現前述的三種旨趣，解決以下的幾個問題。第一、如何應用傳播之技藝，使社會運作如常？人類必須透過傳播的中介去接觸、操弄真實，以建立互動關係，創造文化。在人類文明裡，傳播是人類文明解決問題的工具之一，如何善其器本身即是一個大問題。第二、如何在生活實踐中，促成社區和個人相互理解？基本上在體現實踐的旨趣。傳播是理解的管道，也是決定理解的因素。傳播、人、社會三者之間始終存在著互動的關係，傳播是文化的產物，反過來傳播也影響自我和社會的形象。因此傳播之形式與內容的變遷，常對自我、社會的認知產生重大的衝擊。近半世紀來傳播科技日新月異，對理解的需求也就更形殷切。第三、如何不為傳播形式和內容所役，在資訊的狂潮中保持人的自由和尊嚴？傳播科技固然可以促進理解，也可以成為意識型態的工具，因此如何揭露和批判傳播訊息和形式所可能帶來的箝制，便成為當代傳播研究的重大議題。本文以下將從問題解決的角度分析傳播研究所面臨的問題，一方面藉此了解傳播研究在學術社群中的定位，掌握傳播研究發展的邏輯，另一方面則基於鑑往知來，尋找傳播研究在下個世紀的定位。

貳、傳播的技藝旨趣

若欲了解我們今天所通稱的傳播研究，則必須回到 50 年代的美國。由 50 年代至今的這一段歷史看來，不難發現推動當時傳播研究的主要旨趣在控制，也正呼應著那個時空社會和文化的氛圍。 50 年代，傳播學門剛剛自立門戶，但其內容和方法基本上反映了當時美國社會、文化的氛圍。冷戰剛剛結束，一片歌舞昇平，當時常用來形容五零年代的一句話是：「意識形態的結束」(the end of ideology)。社會科學家充滿自信，認為終於可以和自然科學分庭抗禮，透過正確的方法，檢驗真理，進而改造社會。有些社會學家主張社會科學即社會工程學(social engineering)，他們相信社會科學的知識，也可以像自然科學一樣有助於控制和改造我們生存的社會(Bender, 1998)。

當時，人文學門也出現了同樣的趨勢。在文學批評領域裡，新批評（new criticism）正當道，以研究文學性(literariness)為己志。哲學則是分析哲學的天下，政治學則以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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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追尋傳播研究的意義科學為主軸。在某種程度上，學門雖然不同但目標一致，都在試圖發現貫穿時空的永恆定律和原則。

當時的傳播研究，理所當然地也反映了學術界的趨勢，研究的旨趣與思考的方向都在強調如何控制、支配社會環境。一些研究專著的名稱如「大眾傳播的用途」(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Blumler & Katz, 1967)，企圖了解人們如何使用傳播媒體，貼切地反映了當時傳播研究的旨趣。綜觀研究的主流，積極而言，傳播是作為生產和控制的手段，即利用媒介達成社會目標，例如宣傳研究（Hyman & Sheatsley, 1947）。最早期的傳播研究是為了因應希特勒的宣傳機器，教導美國年輕人如何辨識宣傳技巧。消極而言，傳播則是為了消弭負面的影響，像電視暴力的研究，其目的在減低節目對社會的危害。基本上，傳播研究是由行政研究發韌，政府商業至今仍是推動傳播研究的主力。因而在題材方面，效果研究為最大宗，大多數的研究和理論關心的是媒介如何影響人們的態度和信念，例如議題設定探討媒介如何告訴人們想些什麼（McCombs & Shaw, 1972）。在研究策略上，傳播研究多半援用自然科學的方法，既然其目的在探求媒介對社會、心理影響的因果關係，實驗法、調查法成為蒐集資料的主要途徑。

雖然 McLeod 等人（McLeod, Kosiciki, & Pan, 1991）曾指出，效果研究未必全是為企業、政府作傳聲筒，許多研究充滿改革的色彩，但依照我們以上的分類，效果研究基本的旨趣仍是以技藝為主，目的在控制環境，試圖透過傳播的設計影響社會和個人。事實上，以技藝為研究旨趣的實證研究也始終是傳播研究的主要取向。根據 Potter 等人(1993) 的調查，到了二十世紀的尾聲，六成以上的研究仍遵循以技藝旨趣為主的社會科學典範，台灣的發展也呈現相似的趨勢（汪琪、臧國仁，1996）。

參、從技藝到實踐的旨趣

60 年代以後，傳播研究中實踐的旨趣逐漸浮現，這一趨勢一方面可以說是因應人類本能對理解的需求，一方面也深受當時社會文化情勢的影響。60 年代是一個焦慮不安的年代。以美國為例，越戰、種族、性別等社會問題逐漸浮現，學院提供的知識無法解釋社會眾聲喧嘩的現象，學院和社會的差距逐漸擴大。這些也暴露出以技藝取向為主之知識內在的侷限。許多人開始意識到，人類所要解決的問題不只是控制自然或社會。在一個傳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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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價值、信念混亂的時代如 60 年代，人們需要理解社會現象的意義，重整和建立意義體系，技藝旨趣的知識顯然無法滿足此一需求。同時以控制為主的知識堅持客觀的理念，迴避知識所涉及的道德和倫理問題，也難以發展成社會行動的準則(Chaiklin, 1993)。每逢此時，大家便開始重新思考社會科學的意義。或者可以說，開始懷疑過去解決問題慣用的方式是否實際。這些反思促成了學術界重新定義問題，也改變了研究的策略及方向，進而重新定義什麼是有用的知識（Schon, 1983）。如Ｗinch(1958)開始從哲學角度，指出研究社會現象不應以自然科學為模式，他主張社會科學的目的在闡明社會行為的意義。在他看來，社會現象有別於自然科學，主要是社會行為遵行人為的規則（rule）運作，規則所以能被接受並且成為行為的常軌，是因為社會成員理解和認可規則的理由和意義。因此社會科學的目的在發現和詮釋社會行為之之規則的意義。社會科學的任務不在發現因果，而在詮釋社會生活（a form of life）的意義。

而規則的意義，和情境密切相關。接受和使用規則必須與社會情境扣合。以投票為例，必須有兩種社會條件配合，投票行為才能為人理解，產生意義。第一、投票人必須生活在一個具有相關政治機制的社會。第二、投票人必須熟悉相關的規則。簡單地說，詮釋意義不同於驗證法則，因情境而異。正如 Geertz(1973)所說，社會生活是一種敘事。研究者正像讀者，必須參照社會文本的脈絡，才能詮釋其意義。Winch(1958)以佛洛伊德的理論為例指出，「如果一位精神分析的專家要研究太平洋土著的精神狀態，他不應不加以檢視與思索便延用佛洛伊德的概念。首先他應該調查在這些島民對父親的概念為何，將其和他來自的社會不同之處考慮在內」（p. 90）。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關係因而有了重大的轉變。研究者不再以控制者自居，而是回到人間，站在街頭巷尾，面對現代人種種迷惘、焦慮的情緒，深入探索意義的深層結構，最終目的在促成個人和社會對自我的理解。近二三十年傳播研究由效果研究轉向意義產製正在因應這一理解的需求。從這個角度，接觸媒介是一種發現和意義的過程，研究者的任務則在詮釋傳播的意義。正如 Carey (1975)所說，傳播活動不只是影響和控制，正如傳統社會的儀式一般，也是一個分享意義的過程。無論是原始社會圍坐在營火前，或是二十世紀電視機前，傳播的功能之一是建構和分享意義。更重要的是，在傳播的互動過程中，確定自我相對於自然、社會的定位和身份。具體而言，傳播活動本身是一種意義建構的過程，人透過此一活動認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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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追尋傳播研究的意義和社會。傳播研究因此產生了新的問題意識：如何了解人在日常生活中建構意義的過程？如何增進個人和團體相互的理解？研究旨趣改變，進一步促成了研究內容、策略的轉向。以傳播為例，過去效果研究注重的是如何測量效果，像態度、行為的變化，往往忽視訊息意義、媒介結構面等問題。從實踐的觀點，意義產製成為研究的重點。以 Katz ＆ Liebes (1990) 對電視劇朱門恩怨的研究為例，研究者不再關心朱門恩怨如何影響受眾的態度和信念，而把重點轉移自不同文化情境中的閱聽人如何建構自已的生活經驗，同時也試圖解析電視劇中的神話結構。研究開始強調社會文化脈絡的重要性。Ｇergen(1973)以心理學為例，主張心理現象其實是歷史文化的產物。Gergen（1973）的「心理學即歷史」一文指出，心理學的理論無非是當代心理活動的歷史，所提出的理論如認知不和諧或許只能適用於當代美國社會，未必可以用來解釋其他時空的心理狀態。社會科學由於關心理解的問題，研究焦點自然而然也轉向語言。依技藝旨趣的觀點，語言只是反映真實的工具，詮釋旨趣則深深體會到語言是構成真實的要素，因此無論是建立共識或發現病因，為了正本清源，都必須從語言的反省和批判開始。當代的幾本重要著作如 Berger & Luckmann (1967) 的社會真實的建構（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Ｇeertz (1973) 所著文化的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以及 Focault 的著作，都是從語言著手去掌握社會的意義結構。從這些角度來看傳播，研究者開始體認到，文本內存在著多重意義，社會存在著多元的詮釋社區。像社會、文化脈絡到個人的社會位置，都是影響意義產製的因素。意義是不同言說脈絡交集產生的結果；意義生產與流通的過程其實是眾聲喧嘩之所。意義因情境而定。研究的目的轉為理解在不同情境中意義產製的過程（Morley, 1988），不再以發現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律為目標。

肆、解放的旨趣

由關心意義出發，也自然而然地衍生出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如何將「主體從依附於對象的力量中解放出來」，還人自由，援用 Habermas (1973) 的觀點，知識因此必須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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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的旨趣，幫助人們認清因種種機制扭曲的社會現況，並予以批判，進而對研究社區進行批判。在此一典範轉移之下，研究者的角色不再是冷靜客觀地端詳現象、剖析現象，而是設身處地去理解現象的意義。更根本的問題是：理解人的本質為何？進一步由於人世未必完美，理解未必完備，要進一步加以批判。研究者的角度不再是閉居學院遺世獨立的觀察者，必須和文學、政治結盟，成為入世實踐的社會批評家。用人類學家 Marcus & Fischer(1999)的話來說，研究是一種文化批評(cultural critique)。他們指出，當代主要的社會理論家、哲學家的著作諸多是因資本主義對社會的衝擊有感而發，是一種文化批評。當代的文化批評通常採取兩種途徑，一為從知識論角度批評啟蒙時代以來對理性的看法，指出其中隱藏的危害，策略上以批評意識型態為主，暴露主導意識型態背後的利益和權力結構。另一為哀悼社區勢微的趨勢，分析大企業、官僚體系、專業制度興起後產生的社會問題。不過，有趣的是，近代出現了第三種批評的型態，把矛頭轉向自己，以科學活動作為批評的目標。科學活動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當然也可能成為政經結構、意識型態進行木馬屠城的管道。Thomas Khun（1973）之「科學革命的典範」一書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對科學知識的反省。Kuhn 指出科學典範的興衰，並非全如以往實證論之主張，建立在証據和方法的基礎上。事實（如氧氣）的發現和詮釋，往往因研究社區的信念而改變。換言之，科學也是人間事，其內涵常是歷史和文化的產物 (參考 Shapin, 1995)。換言之，即使神聖如自然科學，其權威性在某種程度上仍是歷史和文化情境的產物，這在某種程度上修正了以往對知識本質的論點。知識社會學者如 Gilbert; & Mulkay, (1984)等人研究實驗室，探討科學的建構過程，均在彰顯社會情境對研究活動的影響。 Clifford (1984) 等人則從再現系統入手，反求諸己，研究科學書寫的深層結構，目的在彰顯研究無非是一種遊說，和文學、修辭學的界限並非涇渭分明。部分的傳播研究也展現了文化批判的色彩。近二十年來傳播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即為檢討現有體制下的研究取向，以 Ang(1991)針對收視率調查所作的研究為例，目的即在揭露收視率調查背後的資本主義之意識型態，如何建構和物化閱聽人。另一研究傳統則在揭露主導閱聽行為的社會機制和意識型態 (Golding & Murdock, 1991)。前面提到從詮釋的觀點出發，文本的意義是流動的，隨詮釋社區而異。不過，這並不表示讀者享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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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追尋傳播研究的意義全的自主。正如 Hall(1980)所指出，文本通常透過各種機制（例如文體）導引閱聽眾如何閱讀文本，產生社會偏愛的讀法(preferred reading)，因此意義產製的過程也是社會不同力量角力的場域。這些結構的牽制、導引的作用和效果，往往不為個人所察知。因此研究由詮釋社會成的了解過程出發，但最終目的在挑戰個人對事物的認知，達到改變現況的目的。無論從微觀層次揭露語言的迷思或從巨觀層次的政經結構找出當代媒介偏向的基礎，再再都在揭露現代人資訊環境中產生的種種矛盾和困境，進一步尋找個人和社會的活水。與其說傳播研究是配合當代思潮，不如說傳播旨在探察當代環境的脈動，詮釋現代人在其中如何摸索自己的定位，如何發現自我的意義。

伍、台灣傳播研究的定位

從 Habermas 的三個研究旨趣看傳播研究，主要是要強調作研究必須要能夠回應人類的基本問題才有意義。三種旨趣涵蓋了人類問題不同的層面，所衍生的研究各有其功能和意義。另一方面，三種旨趣孰輕孰重常因時空而異。由前面的討論可以看出，對各個旨趣感受的強度因時空而異。傳播研究的種種面貌，無非在回應了不同時空人類內心深沉的需求。從這個角度，評估台灣傳播研究的一個標準是：它反映了多少台灣的困境和焦慮？這個問題可以分兩方面來談。一方面從台灣傳播研究的人力資源、研究產量來看，前途光明。根據陳百齡(2000)的研究，台灣的傳播研究近十年來成長之速度頗為驚人。在 1988 年傳播講師級以上專任教師僅 58 人，到 2000 年已增加到 330 人，其中有博士學位者已超過 150 位。研究計劃的數目也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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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國科會專題研究內容主題的變化（取自陳百齡 2000）類目出現次數與百分比 1966-1995 年間 1996-2000 年間變動百分比 1996-2000 年間總計不同時期的比較內容主題類目件數百分比件數百分比百分比件數百分比大眾傳播效果與過程 29.0 26.4 13.0 7.0 -19.4 42.0 14.2 傳播理論與方法 2.0 1.8 5.5 3.0 1.2 7.5 2.5 新傳播科技 6.0 5.5 23 12.4 6.9 29.0 9.8 傳播政策與法規 10.5 9.5 14 7.6 -1.9 24.5 8.3 傳播史 6.0 5.5 1.5 0.8 -4.7 7.5 2.5 新聞學與新聞媒體 19.5 17.7 23.0 12.4 -5.3 42.5 14.4 廣播、電視與電影 5.5 5.0 10.5 5.7 0.7 16.0 5.4 廣告、公關、行銷與消費行為 3.5 3.2 20.5 11.1 7.9 24.0 8.1 傳播與語言 1.5 1.4 13.0 7.0 5.6 14.5 4.9 傳播與性別 0.0 0.0 3.0 1.6 1.6 3.0 1.0 傳播與媒體道德 0.0 0.0 0.0 0.0 0.0 0.0 0.0 文化研究 4.0 3.6 11.5 6.2 2.6 15.5 5.3 批判理論與傳播政治經濟學 2.5 2.3 5.5 3.0 0.7 8.0 2.7 媒介管理與媒體經濟 1.0 0.9 8.5 4.6 3.7 9.5 3.2 傳播教育 1.5 1.4 4.0 2.2 0.8 5.5 1.9 人際傳播 4.0 3.6 3.5 1.9 -1.7 7.5 2.5 國際傳播 1.0 0.9 3.0 1.6 0.7 4.0 1.4 健康傳播 3.0 2.7 3.5 1.9 -0.8 6.5 2.2 政治傳播 7.5 6.8 11.0 5.9 -0.7 18.5 6.3 組織傳播 2.0 1.8 7.5 4.1 2.3 9.5 3.2 總計 110.0 100.0 185.0 100.0 N/A 295.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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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追尋傳播研究的意義除了研究的量大幅成長，從表面上看來，台灣的傳播研究似乎也展現了多元的問題旨趣（見表一）。以國科會研究為例，增加幅度最大的三類研究是：一、廣告、公關、行銷與消費行為；二、新傳播科技；三、傳播與語言。相對而言，研究比例降幅最大的三個項目是：一、大眾傳播效果與過程；二、新聞學與新聞媒體；三、傳播史。特別要指出的是，大眾媒介效果與傳播過程由 26.4%滑落至 7%，這意味著 70 年代效果研究獨霸學門的時代已經過去。可是值得注意的是，由公關、新科技研究成長的幅度，顯示了技藝取向的研究歷久不衰，與實用領域如企管、資訊科學的交流依舊頻繁。另一方面，性別研究、文化研究躍登舞台，某種程度反映了實踐和解放的旨趣。其他研究類別如政治傳播，近年來也不乏引用政經文化觀點的著作。可是另一方面，以上的資料也顯示，台灣傳播研究的方向大體上是亦步亦趨跟隨西方，幾是歐美學術潮流的翻版，缺乏明顯的自發的問題意識，研究成果恐怕也容易與社會情境脫節。傳播研究發源自歐美，其問題意識和其社會文化的脈絡息息相關，所發展的理論是因應特定時空情境的成果。可是反觀台灣的傳播研究，由於歷史不長，理論和問題大多移植自歐美，而非源自於對本土情境的焦慮和困境。台灣研究版圖變遷的趨勢，事實上反映的是西方社會問題意識。台灣研究多半是歐美學者出題，本地學者答題。最根本的問題是本地大多研究未能體會研究其解決問題的基本旨趣，對情境缺乏強烈的感受。近年來傳播史研究的比例由 5.5%降至 0.8%，在某種程度上也反映了台灣的研究社區情境意識薄弱。台灣傳播研究的困境，其實也是本地社會科學整體的困境。如果社會人文科學應該回到問題的源頭－自己的社會和文化，這個說法可以成立，顯然我們必須要對自己的社會和文化具備充分的理解。具體來說，社會人文各學門必須相互支持。以對媒體語言的批判和詮釋而言，研究者要先掌握本地語言的結構和意義。但是社會科學之概念和分析架構至今仍以西方馬首是瞻。在這局面下，下游的學門如傳播難以有所發展。缺乏問題意識的一個副作用是：太計較學門認同的問題，次學門的領域意識太強。或者換個說法，失去了國際性。在此，國際性指傳播學門本來吸納百川的特性。Paisley （1985）即指出，傳播學門太早自立門戶，小領域眾多，彼此不相往來。這個趨勢目前似乎更形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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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開宗明義即指出，傳播本是人文社會各種思潮匯集之地，自創始以來，和其他領域的界限始終難以劃分。50 年代與 60 年代尚可以媒介效果為獨門招牌，近年來傳播形式、內容的問題已成為許多學門如社會、人文關心的重點（如 Marcus, & Fisher, 1999）。就研究問題來說，傳播似乎又回到自立門戶之前與各學門合流的階段。此時此地，如果過度強調學門之界限，與二十一世紀的學術潮流正是背道而馳。反過來說，如果傳播學門不拘泥於名義之爭，能夠體現原本跨領域的性格，反而視野更為寬廣，格局為之大開，更能吸納各學門領域之精華。以國際傳播研究為例，過去研究的焦點在國際間訊息的交流，例如研究國際新聞的內容、資訊流通的平衡問題。如果研究者能拋棄藩籬的觀念，不難發現人文社會的理論中不乏與國際傳播理論相關者，例如近年來興起的後殖民主義、全球化，均可提供嶄新的角度。例如 Said (1981)中東報導所作的研究，乃是從歷史、語言、文化角度分析西方人如何看「他者」，既是當代人文社會的主要議題，也是國際傳播理應關照的主題。總而言之，既然作學問的目的是解決問題，傳播研究應該要走出西方，回到自己的社會找問題，研究才有意義。同時，只要是解決問題，不拘泥於學門的界限，反而更能夠掌握研究的旨趣，到了下一世紀，即使傳播學門消融於人文社會的大熔爐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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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追尋傳播研究的意義

參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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