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評價的系譜──愛國詩人與國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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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大中文學報第四期 2005 年 12 月 59-78 頁. 陸游評價的系譜──愛國詩人與國家主義高津孝 ∗. 摘. 要. 本文以南宋詩人陸游為檢點的焦點，從文學史的角度考察陸游的評價歷史，探討文學研究所隱含的政治性問題和國家主義問題。文學史在取舍評價過往詩人、尤其是被冠以「愛國」頭銜的詩人時，一定會遭遇複雜的歷史性，迫使讀者必須與過去對話、與現代對話。這裡既有詩人所生活的時代以及詩人的資質的問題，同時也有評價者的主體問題。對陸游與近代國家主義的關係的關注，可以追溯到清朝末期的梁啟超那裡。近代社會乃是利用有可能通向近代國家的「原國家主義」的社會意識、感情、情緒──即言語、民族、宗教、政體的持續性──而構築起來的。本文試圖重新考察梁啟超的國家主義與陸游評價的關係，追溯陸游評價的系譜，從而解析國家主義與文學史之間的「同案犯」的關係，並由此摸索如何從東亞文學史的角度、在與社會的相關關係中來敘述中國文學的歷史。關鍵詞：陸游、愛國主義、中國文學史. 2005.10.31 投稿；2005.11.10 審查通過；2005.12.6 修訂稿收件。 ∗ 高津孝現職為（日本）鹿兒島大學法文學部教授。.

(2) 6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The History of the Public Estimation of Lu You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TAKATSU Takashi.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y of the literary appraisal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poet, Lu You, and the problems of politic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Whenever poets are assessed in literary history, especially those deemed as patriotic, a complicated problem arises forcing the reader to address both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is problem does not concern only when the poet lived and the quality of his works, but also our estimation of hi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You and modern nationalism can be traced back to Liang Qichao towards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Modern society utilizes and organizes proto-nationalistic social awareness, feelings and sensibilities, which are connected to the modern nation, such as language,. ethnicity, religion and. continuity of the governmen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mplicity of nationalism and literary history by 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ang Qichao’s nationalism and the appraisal of Lu You, and also by tracing back that appraisal. Thus we need to find ways to describe the correlation of society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s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literature. Keywords: Lu You, nationalism,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3) 陸游評價的系譜──愛國詩人與國家主義. 61. 前言與其他領域一樣，古典文學研究也同樣是無法與政治性絕緣的。譬如詩人與國家（民族）主義的關係問題就是一例。當我們面對現代是如何「處理」並評價古典詩人這一問題時，我們就必然要面對存在其中的政治性。特別是那些被冠以「愛國」桂冠的詩人，具有非常複雜的歷史性，要求讀者與過去對話、與現代對話。陸游就是這樣一個典型。近代以後，陸游一直是在「愛國」這一視角被人們評說。這種狀況不僅反映著陸游本人所生活的時代的狀況、他的詩人的資質，也反映了論者的種種政治狀況，許多地方值得注目。我們知道，近代社會是利用言語、歸屬意識、宗教、政體的持續性等、即可以與近代國家相接續的「原國家主義」式的社會意識、感情、情緒而構築起來的。雖然我們不能說文學創造了近代國家，但事實上，古典文學史確是國家主義的重要的構成要素，同時也是人為的有意識的選擇的結果。. 一、「愛國」問題陸游究竟是從何時開始被稱為愛國詩人，這一點目前尚無確切說法。不過，如所周知，在中國文學史的脈絡中，從愛國詩人的角度對陸游進行闡釋，並使這種觀點獲得廣泛認知、成為一般定論的，當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的《中國文學史》。該書由游國恩等主編，從 1963 年到 1964 年間出版發行。涉及的內容上起中國古代下止現代的五四運動。出版後不到 40 年的時間裡，竟賣出近二百萬套，成為熱門暢銷書 1。在該書中，被冠以「愛國」頭銜的文學家共有三人，即第一編第五章的〈愛國詩人屈原〉、第五篇第六章的〈愛國詩人陸游〉和第五篇第七章的〈愛國詞人辛棄疾〉。先秦時代楚國的屈原所以被奉為「愛國詩人」，與郭沫若關係甚大 2。民國 31 年（1942）1 月，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五廳廳長的郭沫若創作了歷史劇《屈原》，同年 4 月 3–20 日該劇在重慶國泰劇場上演，觀眾累積達到 30 萬人，反響極其熱烈。此前， 1. 2. 見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主編，《中國文學史（修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北京第 2 版），費振剛〈再修訂後記〉（第四冊，頁 458-460）。據吉田富夫，《中國現代文學史》（朋友書店，1997 年）第 3 章 8 節〈歷史劇熱與郭沫若的《屈原》〉，頁 250-254。.

(4) 6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即抗日戰爭時期的 1937 年 8 月，救亡演劇隊成立，從此開始，以宣傳抗日為目的的宣傳劇大量創作並上演。不過，由於演劇活動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觸動了國民黨的神經。於是 1941 年以後，演劇變成了重慶、桂林等大後方都市的正規話劇。郭沫若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採用假托歷史、主張抗日、諷刺國民黨政權的方法創作了《屈原》。屈原的歷史事跡可見於《史記．屈原列傳》以及《楚辭》，但實際上有關屈原的評價深受時代的影響，從漢代開始，評價變化的幅度非常大 3 。可是在近代史上，正是由於郭沫若的這部史劇，愛國詩人屈原這樣一種評價才固定下來。陸游與辛棄疾均是中國北方為金朝所占據的南宋時代的文學家，他們生活在對外關係極其緊張的時代，近代以「愛國」來概括兩位詩人，是與南宋的時代狀況直接相關的。本文特別以陸游為中心，追溯從南宋到現代的陸游評價的系譜。. 二、關於「民族主義」問題在現代的著作中，歷史人物被封為「愛國」，成為評論研究的對象，這已不單是過去的再現，其中夾雜著現代社會的意圖。「過去」總是在與現代的關聯中出場，並被賦予意義。那麼，在現代，所謂「愛國」，究竟屬於那一個範疇呢？「愛國」的背後，存在著國家主義這個重大的問題系列。國家主義是構成近代社會的重要要素，但其結構十分複雜、形態也呈多種多樣，人們嘗試著從各種視角對其進行系統的研究。現在，人們一般認為凱爾納關於國家主義的定義視野最為廣闊 4 。凱爾納提出，所謂國家主義「是一種主張政治性單位應與民族性（文化性）單位保持一致的政治性原理」。凱爾納的思考角度的要點在於產業化。產業化，以社會的流動性為必要前提，結果是產生出平等主義。平等主義這一新的原理使得以往那種將人人聯結在一起的社會性框架的機能衰退，作為新的紐帶，時代要求作為政治性領域的同質的文化和國家主義。也就是說，凱爾納以產業化為立足點論述近代社會和國民國家的時代，闡述其國家主義觀念。以凱爾納為中心、認為國家主義即國民國家. 3 4. 參照周勛初，《中國文學批評小史》（長江文藝出版社，1981 年），第 2 編第 2 章。阿萊斯德‧凱爾納，《民族與國家主義》（岩波書店，2000 年，加藤節監譯）。.

(5) 陸游評價的系譜──愛國詩人與國家主義. 63. 時代的產物這一派觀點，主張近代的政治和社會變化是產生國家主義的全部要因，在這個意義上，它具有還元主義的傾向。而在安德森那裡，出版資本主義、職業國家官僚的形成意義重大 5；凱爾納認為是產業化，霍布斯博姆則主張來自於國家統治的近代化（官僚制、議會民主主義）6。另一方面，對於國家主義也有不同的意見，如國家主義究竟是不是近代的產物，在近代之前是否也存在國家主義等等。在追溯陸游評價的系譜時，上述問題也是無法回避的。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作為支撐近代國家的重要要素，國家主義是不可缺少的。那麼，中國的國家主義具有何種特徵呢？關於這個問題，村田雄二郎對清末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做過通盤考察，本文亦依照他的見解略做敘「在前近代社會，形成『我們』這一意識的忠誠對象還未被國家獨述 7。占。除了國家以外，人人同時歸屬於家族、村落、同業團體、宗教結社等複數團體，將自己統一於多樣的忠誠對象之中」。因而，「近代國家就是通過將這種被分割的忠誠心一元化，通過催生出『為祖國而死』的具有主體性的個人而形成的」。即形成了「獨占忠誠的近代國民國家」。在近代中國，「作為製造『為祖國而死』的國民的裝置發揮機能的，是民族這一言說，是假構的中華民族這一理念」。意味深長的是，「這一時期的革命排滿論看上去似乎是排除滿、蒙、回、藏等非漢民族，但在國家統一和社會進化的黎明時期，實現這些民族與漢民族的融合同化是其不言而喻的內涵。這一主張與以滿人向漢人同化的實事為根據而反對排滿論的梁啟超、楊度等立憲派之間，一方面有矛盾抵觸，一方面在民族觀的層面又親密地統一著步調。事實上，如果姑且不論民主共和還是君主立憲的政體論爭，兩派的民族觀其實是逐漸接近的」。「正如西洋的近代國家作為替代基督教的世俗宗教發現了國家主義一樣，清末的中國也必須找到代替『天』的規範原理」。而這「就是所謂中華民族這一言說的登場」。「顯然，這是一個以主權、領土的統一為目的、從政治的角度來. 5. 6. 7. 班乃迪克特‧安德森，白石隆，白石紗綾譯，《想像的共同體：國家主義的起源和流行》（李布羅博德，1987 年）。艾利克‧霍布斯鮑姆，濱林正太等譯，《民族與國家主義：一七八○年以後》（大月書店，2001 年）。村田雄二郎，《作為二十世紀體系的中國國家主義》（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 年）《現代中國的構造變動３》，頁 35-68。.

(6) 6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定義的民族」，「是從統合國民這一目的出發而構造出來的言說」，「是作為理念的國民共同體」。「所謂中華民族，即是假構文化、歷史或者血統、言語的共通性、抹消內部的人種和階級差異的、典型的近代民族主義言說」。按村田雄二郎的見解，「中華民族」這一言說具有兩個側面。一是作為顯教的民族論，「即承認中華民族的一體性的同時，承認其內部的多樣性，強調民族、團體之間的平等和團結」。二是作為密教的民族論，「對民族和國民不加區分，通過同化達到民族的均質化和一體化，並把它作為應有的國民像加以肯定」。後來，「引導俄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布爾什維克政黨的組織理論和運動理論，對二○年代以後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展開產生了絕對性的影響」。「在蘇聯的援助下，孫文於一九二四年果斷地對國民黨進行改組，其意義甚至大於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成為中國現代政治的重大轉機」。就是說，「由於近代化、國民化的推進母體 ──前衛黨的出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國民）的等式與一個國家＝一個政黨的理論相結合」。從此以後的在中國，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一個主義的等式」之下，國民化的事業得到推進。國家主義需要歷史。歷史則是眾人共有的過去的記憶。文學作為共有的過去的記憶，占有重要的位置。到了近代，文學又具有了作為國家神話的一部份的機能。國家要求國民忠誠，但由於言語和文化的同一性的假構，必然以意識形態式的「祖國」的觀念為前提。國民總是安心地置身於這個民族故事的安逸的境地中，忘掉了那些缺少國家的庇護、沒有故事的安慰的人們正遭受排斥。換言之，民族的神話中，內含著同化和排除的邏輯可能，生活在習慣化的內部的人們往往忘卻這一點。文學史也一樣，對內部而言，它給予人們安慰和激勵，但當它作為國家主義的一部份發揮作用時，往往忽略了自身所排斥的那一部份。在東亞的近代化過程中，近代的國家主義是在某種危機意識、亡國意識中生長起來的，往往對自身內部所蘊藏的排除「異己」的邏輯缺少自覺，習慣化往往掩藏了其中存在的權力關係。難道文學史與國家主義是不可分離的呢？還是說兩者的這種狀態是必然的？現在我們所面臨的課題實在是重大。古典文學研究者似乎沒太意識到文學的這種活生生的現實，可是，這種不自覺的狀態不會持續太久了。.

(7) 陸游評價的系譜──愛國詩人與國家主義. 65. 三、梁啟超的時代性有人認為，近代所形成的「愛國詩人陸游」這樣一種見解，最早始於梁啟超。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史》是這樣敘述的 8：當清末帝國主義瘋狂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時期，人們對陸詩更有親切的體會，梁啟超就曾熱烈地贊揚陸游說：「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十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讀陸放翁集〉）直到五四時代，陸游的詩篇還鼓舞著反帝鬥爭的人民。梁啟超的這首詩係收於飲冰室文集之 45（下）的〈讀陸放翁集〉。光緒 25 年四首中的第一首 9。從目次來看，詩寫於光緒 25 年（1899）梁啟超、譚嗣同等倡導變法自強，他們與宮廷內部的改革派聯手，擁光緒皇帝進行改革，後西太后為首的保守派發動政變。結果是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海外，譚嗣同被處死刑。〈讀陸放翁集〉四首：其一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中國詩家無不言從軍苦者，惟放翁則慕為國殤，至老不衰。其二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放翁集中胡塵等字凡數十見，蓋南渡之音也。其三歎老嗟卑卻未曾（用放翁原句），轉因貧病氣崚嶒，英雄學道當如此，笑爾儒冠怨杜陵。放翁集中只有誇老頌卑，未嘗一歎嗟，誠不愧其言也。. 8. 9. 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主編《中國文學史（修訂本）》，費振剛《再修訂後記》（第四冊，頁 458-460）。《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89 年），第五冊飲冰室文集之 45 第 4 頁。.

(8) 6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其四朝朝起作桐江釣，昔昔夢隨遼海塵。恨煞南朝道學盛，縛將奇士作詩人。宋南渡後，愛國之士欲以功名心提倡一世者亦不少，如陳龍川、葉水心等，亦其人也。然道學盛行，掩襲天下士皆奄奄無生氣矣，一二人豈足以振之。第一首「千年」大體是指宋代到清末這一期間。這千年間，詩風靡弱，原因是「兵魂」和「國魂」喪失。關於「國魂」一語，辭書稱其為、許之衡（？-1934）作品中的近代的造語 10，並舉蘇曼殊（1884-1918）用例，釋義為「一國特有的高貴精神與風尚」。這顯示出，「國魂」一語是在與近代國民、國家形成的關聯中產生的概念，梁啟超是以今天的視線確認過去的意義，並再度構成過去。如果是這樣，也可以說，「兵魂」一語是以近代兵制為前提的軍隊組織所要求的心態向過去的投影。對梁啟超一派來說，對君主及國民國家的忠誠正是「兵魂」一語的實質意義。陸游詩集中百分之九十的作品，是歌詠從軍者的快慰，由此可見，正是在「為國家而死」這種近代軍事體系中、即作為近代軍隊必須的要素、如何培養對君主乃至國民國家的忠誠這一問題意識中，陸游的詩句被人們注意和探討。也就是說，正是出於近代軍事思想上的需要，人們發現了陸游。第二首詩與南宋（當時與金朝對立）的歷史狀況密切相關。對身為清末立憲君主派的梁啟超而言，不便過份強烈地觸及金朝，即清朝（滿族）這個敏感話題。南宋時代，陸游主張對金強硬，但不被人睬，只有詩名顯赫。詩中，梁啟超也許是借自己當時在政治上的窘態來訴說當年陸游的處境吧。第三首說陸游詩集中僅有絕無悲嘆老去的句子，全篇年高但意氣風發軒然高歌的昂揚作品，原本依據的是題為〈登山亭〉的七言律詩：「新得天台古澗藤，強扶衰疾蹋崚嶒。登高臨遠雖多感，歎老嗟卑卻未曾。紙上是非難盡信，人間禍福有相乘。早知等是枯魚肆，乞水何須望斗升」。第四首正如自注所言，陸游認為南宋的諸問題的原因在於朱子學盛行。南宋有許多有為的人材，但由於朱子學的緣故，失去了生氣。這不僅是在敘述歷史事實，更是是在借過去訴說自己生活的. 10. 《漢語大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6-93 年），第七冊，頁 635。.

(9) 陸游評價的系譜──愛國詩人與國家主義. 67. 時代的狀況。由於中國儒教的重負，使得本應引導中國走向近代化的人材們半途而廢，梁啟超是把當時的社會情形與南宋朱子學勃興時期相疊合。同時也反映了自己革命夢想破滅、身處異國他鄉、憂鬱度日的黯淡狀況。梁啟超從自身對當時的歷史狀況的理解認識出發，在過去的詩人中找到了陸游。而他對陸游的解釋更被後人所繼承，於是有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版《中國文學史》中的「愛國詩人」。「愛國」一語古來有之，意外的是，在陸游的詩裡卻不見「愛國」的字樣。這一點如果無誤的話，將陸游與愛國連接到一起的，就是近代人梁啟超了。梁啟超對陸游的解釋，歸根結底是近代知識人從近代的問題意識出發對過去的一種把握。至於一般的清末知識人對宋代的認識，佐藤慎一的《清末知識人的宋代認識》這篇論文有詳細的分析。其主要內容如下11：清末的知識份子沒有留下從正面論評宋代的東西。但與國家主義有關，比如像岳飛就引起了很多人的關心和注意。把中國作為地球上存在的民族之一來認識，優先考慮它的存在和發展，如果我們把這種意識和思考視為國家主義的話，那麼在中國，國家（民族）主義意識的高漲還是在甲午戰爭敗北之後。改革派和主張急進政治改革的革命派的出現，也在於人們開始意識到，如果繼續維持既存的政治體制，那麼民族的繼續生存都將受到威脅。不僅如此，當時的國家主義分為兩種，一是國家＝國民的「國民國家主義」，二是國家＝民族的「民族國家主義」。在滿族這一異民族王朝體制下的中國，這兩種國家主義沒有辦法合而為一。康有為、梁啟超的改革派趨向於國民國家主義。他們認為，西洋諸國以及日本所以強大，其秘訣在於這些國家實行了議會制度，賦予民眾參加政治的權利，使國民們充分意識到自己就是國家政治的主體。因此，中國要想避免被淘汰，就必須建立國會，讓中國自身成為一個國民國家。與康梁的改良派相對，孫文的革命派則主張「民族國家主義」，認為中國理應是漢民族國家，必須通過革命恢復漢民族的民族主體性。這兩種國家主義對過去的態度恰好相反。國民國家主義主張在未來養成近代國民，而動員過去的歷史是不可能的。而民族國家主義則不同，他們認為，民. 11. 佐藤慎一，《中國存在宋近世說嗎？——清末知識人的宋代認識》（中國社會文化學會《中國社會與文化》2005 年第 20 號，頁 430-444。.

(10) 6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族，作為由血統、言語和習慣所構成的歷史實體，是可以向過去追溯其起源的，以上古傳說的英雄──黃帝為漢民族的祖先，廢去清朝年號，這四千年的歷史就是漢民族的過去。在這個意義上，歷史上與周邊諸民族的紛爭，都可以從民族國家主義的觀點進行再評價。這樣，與明末清初比肩，宋代就成為宣傳民族國家主義的合適材料。宋代是在與周邊異民族的對立中滅亡的。這為民族國家主義的昂揚，提供了一個悲壯的故事。而且，滿族又是與南宋對立的金朝（女真族）的後裔。於是，革命派將抗金派的悲劇武將岳飛譽為「民族主義英雄」。而改良派那裡則沒有像岳飛這樣的大眾性的「榜樣」。因為樹立岳飛與改良派的「滿漢融和」的立場是抵觸的。在佐藤氏所概括的上述狀況中，梁啟超從宋代選擇的，卻是與岳飛一樣主張抗金但不得志的陸游。不過，梁啟超只是選擇了陸游的四首連詩，而不是轟轟烈烈地把它作為一種運動的象徵。或者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才更多地採取了這種處理方式。. 四、梁啟超的〈愛國論〉在寫作〈讀陸放翁集〉一詩的同一年，梁啟超發表了〈愛國論〉一文，集中論述了「愛國」問題 12。文章頗長，共有 20 個段落，在當時中國所面對的世界形勢、中國應該今後怎麼等方面，梁啟超詳細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首先在第一段裡敘述了歐洲人對中國人的看法：彼其人無愛國之性質、故其勢渙散、其心耎懦。無論何國何種之人、皆可以掠其地而奴其民。臨之以勢力、則帖耳相從。啗之以小利、則爭趨若鶩。對此，梁啟超比較了中國國內百姓的國家意識的淡薄與海外中國人的國家意識的強烈，指出愛國性質的有無，其根本在於對世界現狀認識的差異上。也就是說，對中國來說，應該長期與之進行競爭的國家並不存在，中國是在「天下」意識的影響下，走過了數千年。沒有其他國家，也就無法意識到自己的國家。了解了其他國家，才會愛自己的國家。由於甲午戰爭的慘敗，中國終於開始出現愛國之士。由於被他人打敗，終. 12. 《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89 年），第一冊飲冰室文集之 3，頁 65-77。.

(11) 陸游評價的系譜──愛國詩人與國家主義. 69. 於意識到我們原來是一個國家。在梁啟超那裡，國家存在於家族關係的延長線上。彼認為，只有實行英國式的立憲君主制，才能使國民從內心裡生發出「愛國」意識。這是一種具有家族主義的傾向的認識。他認為，產生自覺的愛國心的前提是，人不是奴隸式的存在，而是獨立的存在，必須有視國家與國民為一體的現實基礎。如果以家族為小國的話，國家就是大家族，國家必須是君主和國民所共有的。在第 11 段，他以中國古代春秋戰國時代的曹劌和弦高為例，認為「古者視其國民如一家之人焉」。那麼，究竟是從何時開始，情形不同了呢？在第 12 段，梁啟超引用光緒 24 年 7 月 25 日上諭中的「海內之民，皆上蒼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皆使之康樂和親，朕躬未為盡職」，說：中國自秦漢以來，數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隸視其民。民之自居奴隸，固無足怪焉。若真能以子弟視其民者，則惟我皇上一人而已。在梁啟超看來，只有在光緒皇帝的麾下，國民才能擺脫奴隸狀態，立憲君主制也才能實現。在第十三段，梁啟超介紹了海外的「愛國」現狀，所舉之例，大約是法國和日本：海外之國，其民自束髮入學校，則誦愛國之詩歌，相語以愛國之故事。及稍長則講愛國之真理。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則相告以愛國之實業。衣襟所佩者，號為愛國之章。游燕所集者，稱為愛國之社。所飲之酒，以愛國為命名。所玩之物，以愛國為紀念。兵勇朝夕，必遙禮其國王。尋常饔飧，必祀禱其國運。日本在江戶時代共分為三百多個小藩，歸屬意識即是對藩的忠誠。明治維新以降，舉國上下急速推進國民的國家化，以學校教育體系為主，國家主導的機關均以忠誠國家為主旨而發揮各自的機能。這裡所描述的近代國家的圖景，反映了當時日本急速推進國民國家化的現狀。以近代化為目標的後進國家無論如何都必然要經歷這個過程。不過，當時梁啟超無法預料，日本的這種國民國家化後來卻走向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對梁啟超來說，日本終歸只是中國所設想的理想國家的一部份。.

(12) 7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與陸游最有關係的是第 16 段。治國的基本在於軍隊和財政，這裡議論的正是軍隊。對梁啟超來說，江南自強軍的現狀是十分悲慘的：不觀夫江南自強軍乎。每歲糜巨萬之餉以訓練之，然逃亡者項背相望。往往練之數月，甫成步武而褰裳以去。故每閱三年，則舊兵散者殆盡。全軍皆新隊矣。未戰時猶且如是，況於臨陣哉。其餘新練諸軍，情形莫不如是。能資之於千日，而不能得其用於一時。梁啟超認為，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在於中國沒有民權，百姓呈現奴隸狀態：國之有兵，所以保護民之性命財產也。故言國家學者，謂凡國民皆有當兵之義務。蓋人人欲自保其性命財產，則人人不可不自出其力以衛之。名為衛國，實則自衛也。故謂之人自為戰。人自為戰，天下之大勇，莫過於是。……西國兵家言曰：凡選兵不可招募他國人。蓋他國應募而為兵者，其戰事於己之財產性命無有關係，則其愛國之心不發，而戰必不力。夫中國之兵，雖本國人自為之，而實與他國應募者，無以異也。西人以國為斯民之公產，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中國以國為一人之私產，輒曰王者富有四海，臣妾億兆。臣妾云者，猶曰奴虜云耳。故彼其民為公益公利自為鬬也，而中國則奴為其主鬬也。驅奴虜以鬬貴人，則安所往而不敗也。梁啟超希求這樣產生一種國民：具有民權、出於自己的獨立自由意志而戰鬥。於是，當他面向過去尋找這種國民範本時，他找到了陸游。. 五、前近代對陸游的評價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已經指出，歷代對陸游的評價都有兩個側面13。這裡，我們按照錢鍾書的意見，對近代以前的陸游評價的脈絡做一個概觀。錢鍾書首先指出，陸游的詩有兩個側面。第一，「悲憤激昂，要為國家報仇雪恥，恢復喪失的疆土，解放淪陷的人民」；第二，「閒適細膩，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貼出當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狀」。關於 13. 錢鍾書，《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頁 190-196。.

(13) 陸游評價的系譜──愛國詩人與國家主義. 71. 對第一個側面的評價，錢鍾書舉陸游的弟子蘇泂和宋末元初的林景熙為例。蘇泂在〈壽陸放翁〉一詩中這樣說：「論詩何止高南渡，草檄相看了北征」。這裡，顯然是把陸游的詩人的側面和政治家的側面分開，同時給予高度評價，說他作為詩人，是南宋最優秀的，作為政治家，主張抗金。林景熙則在〈王修竹詩集序〉中這樣寫到：「前輩評宋渡南後詩，以陸務觀擬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與拜鵑心事實同」。在這裡，著者將陸游與唐代杜甫並稱，讚賞陸游的憂國之情，指出南宋末期的亡國感情與陸游的政治思想是重合的。錢鍾書在敘述了明代陸游評價的低調之後，提出在前近代，人們對陸游的評價多集中在第二個側面。他舉清康熙 24 年刊、楊大鶴編《劍南詩鈔》6 卷的存在為例，指出王苹、徐釚、馮廷櫆、王霖等人均以陸游詩為模範。此外，作為普通的例子，還列舉了清朝白話小說《紅樓夢》第四十八回中香菱摘句的例子，以及過去用陸游的詩句所作的對聯。不過，錢鍾書還是舉了七個例子，認為即使是在這種一般狀況中，「老清客」並不是陸游的本質。其中之一便是著名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百六十《劍南詩稿》「（陸）游詩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實能自辟一宗，不悉卷 85 說 14：黃陳之舊格。劉克莊號為工詩、而後村詩話載游詩、僅摘其對偶之工。已為皮相。後人選其詩者、又略其感激豪宕、沈鬱深婉之作。惟取其流連光景，可以剽竊移掇者，轉相販鬻」。錢鍾書舉的第二個例子是主持《四庫全書》編纂的紀昀的作品，比如《瀛奎律髓刊誤》是這樣評說陸游的《書憤》一詩：「此種詩是放翁不可磨處。集中有此，如屋有柱，如人有骨。如全集皆『石研不容留宿墨、瓦瓶隨意插新花』句，則放翁不足重矣。何選放翁詩者。所取乃在彼也」15。在清朝，這種見解是為上下所承認的。另外，乾隆年間編纂的唐宋詩選集《唐宋詩醇》（乾隆 15，1750）卷 42 稱：宋自南渡以後，必以陸游為冠、……觀游之生平，有與杜甫類者：少歷兵間，晚棲農畝中間浮沈中外，在蜀之日頗多其感激悲憤忠君愛國之誠，一寓於詩。酒酣耳熱，跌蕩淋漓，至於漁舟樵徑，茶椀爐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為 14 15.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華書局，1965 年）卷 160 下冊，頁 1380-1381。《瀛奎律髓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李慶甲集評校點）下冊，頁 1372。.

(14) 7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歌詠，以寄其意：此與甫之詩何以異哉？ 16 可見，作者指出的是，南宋的第一詩人是陸游，陸游的人生與杜甫有類似點，他的詩表現了「感激悲憤、忠君愛國之誠」。這裡使用了「愛國」一語，但愛國之前是忠君，這一點很重要，它集中表現了異民族王朝支配下的歷史狀況。正像「文字獄」所顯示的那樣，這體現了作為異民族征服王朝的清朝，向臣下要求一種絕對忠誠。不過，雖然同樣是要求忠誠，可它與近代的國家主義要求所有國民忠誠國家的國家主義在本質上是不同的。錢鍾書在論述了前近代將陸游定位於「老清客」之後，提出是梁啟超糾正了這種偏誤的認識，並列舉了上述詩句。錢鍾書的論述在整體上是基於實證的歷史觀點，但還是可以感受到執筆時的時代狀況，從他的字裡行間能夠感覺到在強大的國家主義的磁場中的那種昂揚的感覺。可以說，錢鍾書的認識是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一個主義的等式」（村田論文）的強力制約下的一種言說。如果去掉下面的因素──陸游的學生（蘇泂）、南宋遺民林景熙等同時代人，以及清末梁啟超這種瀕臨亡國時期的文學家的感情移入，和異民族王朝統治下對忠誠心的極度要求——的話，人們在對陸游的整體評價上，更傾向於他那種富於韻味的平明詩風。可見，愛國主義這種近代的磁場是如何強有力地左右著陸游的評價。如果悲憤慷慨的愛國情調就可以決定對一個詩人的評價的話，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伴隨向海外的進出，為了發揚國威，不知有過多少「愛國」的呼喊。作為一種苦澀的記憶，雖然現在沒有什麼人去注意這些作品，但對於探究國家主義的本質性的側面來說，還是具有資料價值的。元、明、清曾高度評價陸游的「閒適細膩」的一面，但從這一點來看，陸游已經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了。我們完全可以脫離近代這種國家主義的磁場來評價陸游。. 六、陸游的詩與體驗可以說，陸游像是在國家主義的磁場中形成的，可是當我們拉開距離審視這樣一種陸游像時，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又會是怎樣一幅景象呢？自然，那絕非要麼是愛國主義詩人、要麼是「老清客」這種二元對立的 16. 《陸游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62 年），頁 215-216。.

(15) 陸游評價的系譜──愛國詩人與國家主義. 73. 圖式。作為連接這兩種對立的評價的紐帶，他的從軍詩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其中，下面這首持反江西詩派立場的作品可以給予我們不少啟示。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宏大。怪奇亦間出，如石漱湍瀨。數仞李杜牆，常恨欠領會。元白纔倚門，溫李真自鄶。正令筆扛鼎，亦未造三昧。詩為六藝一，豈用資狡獪。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示子遹〉）. 17. 作者以向自己的兒子講述的形式，敘述自己的詩人歷程：擺脫江西詩派那種遍採過往大詩人的詩句來作詩的固弊，尋求到「工夫在詩外」這樣一條路徑。這裡所謂的「詩外」，就是陸游的從軍體驗。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慚色。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毬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廄三萬疋。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艷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亂，羯鼓手勻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翦裁妙處非刀尺。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還堪惜。（〈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 18 要克服過分講究用典、追求知識構築這種詩風，就必須超越習慣化的日常。看上去僅僅是描寫球技和酒宴的詩句，但在戰場這種搏鬥廝殺隨時可能發生，充滿緊張感的「場」中，詩句的意義早已變成另一種境地。從此，對陸游來說，沒有體驗來證明的詩已經不再具有意義。即便沒有國家主義的磁場，體驗所具有的個別性、不可重複性已經賦予詩的言語以強有力的意義。陸游在自己的詩中反復提到這種體驗的意義。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讀書示子聿其三〉）. 19. 法不孤生自古同，癡人乃欲鏤虛空。君詩妙處吾能識，正在山程水驛中。（〈題廬陵蕭彥毓秀才詩卷後其二〉） 20 17 18 19 20. 《劍南詩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卷 78，頁 4263-4264。同上注，卷 25，頁 1802-1803。《劍南詩稿校注》，卷 42，頁 2630。同上注(17)，卷 50，頁 3021。.

(16) 7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大抵此道在道塗則愈工。雖負前輩大名者，往往如此。愿舟楫鞍馬間加意勿輟。他日絕塵邁往之作必得之此時為多。（〈桂林石刻陸游與杜思恭手札〉） 21 作為南宋的主戰派，在陸游那裡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愛國主義的側面。即便沒有陸游，我們依然能夠在南宋社會發現許多優秀的人才。如果從與近代社會的某種連續性這個角度考量宋代的話，也許可以說，南宋就是中國的國家主義的源泉。產生在南宋社會的朱子學也具有強烈的華夷意識。到了清朝，雍正帝嚴厲壓制打擊朱子學者呂留良的原因，也正是在於呂留良具有強烈的華夷意識。然而在現代社會裡，民族自我中心主義已經成為滋生各種問題，需要反省克服的對象了。在這個意義上，以現代的視角確定陸游在世界文學中的位置時，最值得人們重視的，是陸游在體驗中發現了文學的存在意義。當我們把他視為體驗詩人的時候，他的從軍詩實在是具有非凡的意義。. 七、關於文學史世界上最早的文學史當屬法國德梅的《英國文學史》 22。受 19 世紀前半的時代風潮的影響，法國的哲學家、歷史學家依鮑利德．德梅從 1863 年開始，用 4 年時間出版了洋洋五卷本的《英國文學史》。一般認為，他對歷史的認識受到孔德的實證主義歷史學的影響。德梅在這本書的緒論中闡述了他的文學史方法論，那就是徹底的決定論。他認為，支配世界的法則，乃是以人種、環境、時代為三大原動力而運動的，用這三大動力的運動可以解釋說明一切。文學也同樣，他是把英國文學史作為這三個力的運動來敘述的。因此，有許多人批評他是絕對的機械決定論。不過，文學史是一種要求具有某種客觀性的行為，英國文學史首先由法國人來寫的這一事實本身──即以超越近代國家框架的視點開始文學史寫作──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許有必要去努力構築一種擺脫近代國家框架的文學史。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把握到從某種相對的立場去進行判斷和批判的成果。不過，這絕不是簡單的回歸德梅。有一種觀點，認為文學史在德梅那個時代是外在性的，後來轉向內 21 22. 《廣西通志》卷 224。據德梅，平岡升譯，《英國文學史》第一卷（創元社，1943 年），頁 1-51。.

(17) 陸游評價的系譜──愛國詩人與國家主義. 75. 在的方向，然後又在向外在的傾向回歸 23。俄國「結構批評」的代表羅曼．亞克布森被視為向內在方向轉折的標誌。「在亞克布森看來，當時的文學史把作品文本當作一種單純的隨從的現象，即『殘缺不全』、『第二手』的東西，遠在過去的原因的結果」。所以，「結構批評」主張首先要把文學看作是藝術作品，即按照內在的結構規則組織起來的精妙的世界。「結構批評」通過強調文學藝術作品的自主獨立性質，將考慮作者的主觀意圖來理解文學的方法預先排除掉了。但是，沒有多久，由於後結構批評的出現，使得「結構批評」的根本前提遭到顛覆。「文學」這種制度的特權性格被暴露出來，人們意識到文學和非文學的區別正是在於文化機能的差異上。於是，向外在文學研究的回歸再次開始。當然，這與過去的外在研究完全不同。人們不得不意識到，文學史這一事業，依據於人們對過去的再結構再創造的欲望，它受到同時代的大事的影響，也受到今後欲加以還原的過去的影響。致力於將作品文本重新放置到更大的文化處理中，同時也必須承擔那份責任的正是文學史家。. 八、文學史與周邊性清末，梁啟超在倡導「史界革命」時，有以下四個觀點 24：（一）不要斷代史，要通史。（二）不是記述個人和王朝，而是記述社會。（三）不尊上古，而是追尋進化的印記。（四）不講正統，按因果關係敘述歷史。在社會進化論已經失去意義的現代，在敘述中國文學史時，（三）以外的三個論點究竟能否實現？如果還是把國家主義看作是對假構的祖國的正統性的話，我們只能說第四點還根本沒有得到實現。重新回到梁啟超對問題的認識上來，把中國文學史視為東亞文學史，在與社會的關係中，進行記述的時機已經來臨。如果說周邊性的好處是它處於被排斥者的旁鄰這樣一個位置的話，那麼，位於漢字文化圈周邊地域的日本可能對中國文學史做出的貢. 23. 24. 以下參見廉德利基亞等編《現代批評理論‧22‧基本概念》（平凡社，1994 年），李· 帕塔森《文學史》頁 525-551。佐藤慎一，《中國存在宋近世說嗎？——清末知識人的宋代認識》，頁 430-444。.

(18) 7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獻就是，在進行自己反省、把握國家主義的問題之所在的基礎上，成為通向中國文學歷史的一個橋樑。這，就是本文選擇這個與國家主義有關的課題的目的。此次，蒙長崎大學連清吉博士的好意，將本文推荐給國立政治大學的中文學報。連清吉博士出身於台灣，在日本九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既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專家，同時又精通日本古代到近代的漢學研究。他在日本從事研究，也就是置身在日本國家主義的周邊進行研究，有利於切身地感受和發現問題。連博士的研究並不是將日本漢學歸向日本國家主義，而是明確它在東亞史上的意義。筆者也不知拙稿是否與連博士的研究具有同一方向性，但當我們想到文學史這一研究方法自身的歷史起源──法國人做英國文學史──時，就深深感到我們有責任回到文學史的本來應有的立場上，在反省現在這一視角和立場的同時，從社會史的角度去構築文學史。可另一方面，當筆者自身也成為社會史的視角和立場的對象時，便不可避免地出現一種循環論的結構。可即便如此，也必須前行，這也許就是我們的責任和宿命吧。. 參考書目專著西村成雄編，《現代中國的構造變動３》，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 周勛初，《中國文學批評小史》，長江文藝出版社，1981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89 年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主編《中國文學史（修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錢鍾書，《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期刊論文佐藤慎一，《中國存在宋近世說嗎？──清末知識人的宋代認識》，中國社會文化學會《中國社會與文化》第 20 號，2005 外文書目阿萊斯德．凱爾納，加藤節監譯，《民族與國家主義》，岩波書店，2000.

(19) 陸游評價的系譜──愛國詩人與國家主義. 77. 班乃迪克特．安德森，白石隆、白石紗綾譯，《想像的共同體：國家主義的起源和流行》，李布羅博德，1987 廉德利基亞等編，《現代批評理論》，平凡社，1994. 審查意見摘要第一位審查人：本論文以多重比較的方式，以國家主義產生的時間點為切入點，陳述對陸游評價的演變過程。此一進程事實上在於提出文學史的一種研究方法，並在文末申述支撐此研究方法的理念。全文的論證過程，有少數部分可再更求精密；也有少數地方稍稍偏離主題，尤其對陸游的舉證，似可再增加多的論述，以求達成「系譜」的題意。但就整體而言，本論文已可提綱挈領的指出一種大視野的研究路徑，對於文學史的研究方法，頗有開創性的啟示。第二位審查人：本論文作者主要在思考文學史研究方法的議題，認為學者有責任回到文學史的本來立場，在反省時代的視角與立場時，從社會史的角度去構築文學史。本文特以陸游為例，提到近現代以「愛國詩人」此一封號加諸其身，乃是受到清末以來中國民族國家主義的影響，梁啟超倡其端，文學史編撰者和於後，透過教科書一類書籍的傳播，世人對陸游的認識，遂與元明以來的觀賞角度有所不同。然而，從文學的立場看，前人以「閒適細膩」掌握陸游極富韻味的詩風，就已足以使其躋身偉大詩人之列，愛國與否，並非評價他的必要因素。作者理路清晰，觀察細膩，深探問題核心，化「文學家會因時代不同而受到抑揚」的常談，為極富理論性的論述，值得一觀。.

(20) 7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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