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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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黃克武. 先生.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研究生：林佑儒. 撰. 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

(2) 摘要本文以晚清江陰縣的南菁書院為研究核心，分析南菁書院與晚清學術和教育發展的關係，並藉此觀察民初學人其學術根基中的傳統面向，以及對現代學術和教育變革的適應面貌。江陰縣從晚明以來便是江蘇省學政駐節之地，歷來也成為江南的學術重鎮，並發展出許多重要的書院，其中，乾嘉時期的暨陽書院正是代表。然而隨著太平天國的戰火威脅，江陰縣各處的文教機構也遭致破壞。戰後，在同治中興一連串的地方文教重整的運動中，南菁書院在學政黃體芳（1832－ 1899）與總督左宗棠（1812－1885）的倡建與支持下，成為江南地區新興的文教重心。嗣後，繼任的王先謙（1842－1917）和山長黃以周（1828－1899）不斷推動各項學術和教育活動，使南菁書院培育了許多晚清民初的飽學士子，其中，黃以周的「實是求事、莫作調人」更成為書院教育的治學宗旨，並影響南菁書院出身的士子甚鉅，也引起胡適（1891－1962）對南菁書院的關注。除了導論與結論外，第二章觀察江陰的學術空間及南菁書院成立的時空背景和過程，並聚焦討論黃體芳與左宗棠等人對於江陰文教秩序重整的實踐，以及南菁書院建制背景中的教化意義。第三章分析王先謙、黃以周等人的學術理念和教學實踐，本章藉由探討王氏發放《勸學瑣言》、編纂《皇清經解續編》、《南菁書院叢書》，以及黃氏在書院內的教學和課作文本的刊刻等各種文教活動，從而釐清王黃二人如何將江陰縣與南菁書院建構成江南的學術重鎮。第四章則從南菁書院學生的求學札記、日記和課作等文字為線索，來描述他們在書院生活的真實面貌以及書院山長對他們的影響。經由本文的研究，將可理解晚清士人如何在地方文教機構上推廣自身認同的學術理念，從而在學術研究和教育實踐上適應時代的變遷。. 關鍵字：南菁書院、胡適、黃體芳、左宗棠、王先謙、黃以周、吳稚暉、鈕永建、晚清教育.

(3) ~i~.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目次第一章、導論 …………………………………………………………………………………… 1 第一節、研究緣起 ……………………………………………………………………………… 1 第二節、研究回顧與研究問題 ……………………………………………………………… 6 第三節、研究文獻 …………………………………………………………………………… 21 第四節、研究途徑與架構 …………………………………………………………………. 27. 第二章、南菁書院與江陰縣的文教場域 …………………………… 30 第一節、道咸之前的江陰文教機構 ……………………………………………………. 32 一、江蘇學政及其衙署 ……………………………………………………………………… 34 二、廟學及其文獻的書寫者 …………………………………………………… 39 三、書院士人與學政之交流 …………………………………………………… 41 第二節、同治中興與南菁書院的創建 ………………………………………… 47 一、烽火江陰與戰後重建 ……………………………………………………… 48 二、黃體芳與南菁書院的創建 ………………………………………………… 51 三、左宗棠對南菁書院的支持 ............................................................................ 59 小結 ………………………………………………………………………………………………………………… 69. 第三章、南菁書院的學術風範 ……………………………………… 72 第一節、王先謙的文教事業 ……………………………………………………………… 77 一、《勸學瑣言》的人文教化 …………………………………………………… 78 二、南菁書局的成立與《皇清經解續編》的編纂 …………………………… 88 三、《南菁書院叢書》的編纂 …………………………………………………… 96 第二節、黃以周的學術理念與教育實踐 ……………………………………… 99 一、黃以周的學術與生平 ……………………………………………………………………………… 101 二、「同尊鄭朱」與「博文約禮」的儀式性實踐 …………………………… 106.

(4)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 ii ~. 三、「實事求是，莫作調人」的教學理念和實踐 …………………………… 117 四、課作之文的編輯…………………………………………………………… 126 小結 ……………………………………………………………………………………………………………… .132. 第四章、南菁書院的教育傳衍 ………………………………………………………135 第一節、學生生活與日後發展 …………………………………………………………………… 137 一、學生的經濟來源 ………………………………………………………… 137 二、學生群體的互動 ………………………………………………………… 141 （一）趙椿年的南菁同學人數統計……………………………………… 141 （二）胡適與趙椿年的南菁交友網絡…………………………………… 149 （三）唐文治與吳稚暉的南菁交友網絡………………………………… 157 （四）分歧的日後發展…………………………………………………… 163 三、學生的讀書生活 ………………………………………………………… 166 （一）教學相長的問學風氣……………………………………………… 166 （二）學生的讀書紀實…………………………………………………… 169 第二節、課作文本的分析 …………………………………………………… 177 一、文集作品的數目、作者與著作類型之統計 …………………………… 178 二、課作文本的內涵分析 …………………………………………………… 183 （一）南菁書院課作之文的性質………………………………………… 183 （二）「實事求是，莫作調人」的理念傳衍 …………………………… 187 （三）門戶之見與漢宋問題……………………………………………… 194 小結 …………………………………………………………………………………………………………….. 199. 第五章、結論 ……………………………………………………………………………… 203 第一節、胡適所想像的「南菁書院」 ……………………………………… 203 第二節、傳統學術社群的多元可能性 ……………………………………………………….. 207.

(5) ~ iii ~.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附錄……………………………………………………………………………………………… 219 附錄一、與暨陽書院同時期的江陰縣書院 ……………………………………………… 219 附錄二、南菁書院的建制…………………………………………………… 220 附錄三、《南菁講舍文集》的目錄彙整 …………………………………… 221 附錄四、《南菁文鈔二集》的目錄彙整 …………………………………… 233. 徵引書目 ……………………………………………………………………………………. 247.

(6)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 iv ~. 謝辭三年的碩士生涯終於結束了，但這並不代表著我對歷史的興趣也走入了「歷史」，讓我深信的是，若能將這門古老的學問當成治學的對象，或是一份志業，抑或是份職業，對我而言，乃畢生所獲無盡知識的管道，而三年的修業過程可謂開啟我對這門學科進一步理解的大門，也使我深思是否應該更謙卑地認識過去，以及擁有更寬廣的胸襟面對現在與未來，同時更需懷有敬意地學習和體察先人的智慧。拙作的完成，首先要由衷地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黃克武所長，三年前當我修習黃老師在師大開設的「中國思想史專題研究」和「近代中國思想變遷專題研究」課程時，對老師要求的思想史書寫的文本分析、用字的精確、寫作邏輯連接上的「橋」尤為深刻。而在書寫拙作的過程中，老師對於資料的提供、論述與文章脈絡的安排和格式的修改，更提出許多深刻和嚴謹的建議，讓我獲益匪淺。在口考會場上，老師也一再強調治學上，任何自己寫過的文字，無論是一字還是一句，自己都要負責。這些提醒讓我想到拙作中的靈魂人物：黃以周，他所謂的「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如此看來，清儒嚴謹治學的態度深為胡適的推崇必有道理，即便今日的學術界，這種「實學」態度仍是為學的基本。黃老師在我求學過程中一再地教誨，也讓我親身經歷傳統學術「實學」的樣貌。可惜的是，我自己還未把「實學」態度發展透徹，未來仍有許多需要學習之處。拙作有諸多錯誤或論點上的缺失，特此感謝兩位口試委員：潘光哲老師和林志宏老師熱心的指正。兩位老師從我發表研究計畫時便提出許多深具建設性的建議，使我能在發表計劃後的兩個月中流暢地完成論文。在兩位老師嚴謹地批閱拙作下，我也發現自身有許多不足處，經過口試後，深覺自己需要學習得還很多。同時，我也非常感激老師對我日後研究方向的建議以及繼續進修的鼓勵。在師大修習的階段中，林麗月老師、朱鴻老師、陳國棟老師、葉高樹老師開啟了我對明清時代各項專史的認識，在他們的課上我學到相當多，也讓我發現歷.

(7)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v~. 史學的知識遼闊與深邃。我特別感謝林老師、朱老師和葉老師對我在他們課上的期末報告上的建議和鼓勵，老師們的當面指正可謂是學習中最難得的機會。同時，我也相當感謝陳登武主任長期以來對我的關心和激勵。陳主任從我還是興大歷史系大一時，就是對我影響最深刻的老師之一，他的中國通史教學讓我記憶猶新，到了我進入師大研究所時期，陳主任仍時常關心我的學業。還有，我也感謝系上的王美芳助教、李文珠助教、張育甄助教三年來對我在工讀、修習教程和修讀學位等行政流程上的提醒和幫助，能讓我在三年內順利取得碩士學位和教師證。拙作書寫的肇始，可謂源自吳展良老師課堂上的期末報告。我在碩二開學前，很幸運地得到台大吳展良老師的同意，讓我能在接下來的一年內修到吳老師扎實的「中國現代思想史」的課程。在吳老師的教學下，我認識到晚清到民初的中國充滿了多元的學術思想群體。其中，讓我甚感興趣的是晚清保守人士或是認同傳統文化人士的現實關懷，在這段充滿期待「改革」、「進步」、「現代化」、「革命」等偏向激進步調的時代語境中，這些人又是怎麼表述他們的想法。我非常感謝吳老師同意讓我上下兩學期的期末報告都以王先謙為題，能讓我對這位曾經陌生的歷史人物逐漸有一清晰的認識。而吳老師對於論述上邏輯的要求，也是在這一學年的學習過程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在研究所的求學過程中，我也很幸運地能得到許多學者在學習上和資料運用上的提醒與建言，這些學者是：杜正勝老師、黃進興老師、李孝悌老師、李弘祺老師、梅爾清（Tobie Meyer-Fong）老師、呂妙芬老師、胡明輝老師、蔡長林老師、段煉老師等人，在此感謝這些老師能在課堂、演講或研討會後，抽空給予我許多在資料問題上的提供與研究的建議，使我在歷史領域上有更多的擴展。讓我對思想文化史產生研究興趣的師長，我必須說是興大歷史系諸多師長四年來的教誨。我在林正珍老師的課上認識到史學研究方法論和認識論的深刻知識；在王仁祥老師的課上讓我對整個漫長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發展有一基礎的理解；在周樑楷老師的課上見識到近代西方歷史意識精彩的發展脈絡；並在陳樂元老師的課上學習到法國身體文化史的研究。這些課程如今對我仍有許多啟發，能讓我以.

(8)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 vi ~. 更多元的角度觀察歷史，在此相當感激他們。拙作編印前除了我的指導教授和兩位口委閱讀過外，目前只有三位「讀者」：博班學長楊雨亭、我的同門師兄丘文豪和我的父親林志誠先生。在此感謝他們花費寶貴時間為拙作校稿，糾正文中許多的錯字、錯誤格式或結構上的建議，沒有他們的幫助，拙作恐怕更加不忍卒讀。這三年的研究生生涯中，藉由課堂上的學習，無論在師大或在台大修課時認識到許多學習夥伴，他們是：趙振祈、郭忠賢、張穎德、林思任、潘映儒、邊心宇、林雅琦、林劭蓁、黃于庭、何龍昇、謝佩珊、翟菁、黃彥儒、黃培舜、高瑞仁、馬斐力、舒奧力（Oliver Schulz），以及諸多的學長姐們：陳捷亞學姐、蔡佾霖學長、蔡曜陽學長、曾双秀學姐、鹿智鈞學長、王信杰學長、劉芳瑜學姐、韓承樺學長等人。很高興能在這段求學過程中結識您們，在與您們交流的過程中，發現史學界年輕人才充滿朝氣的一面，也讓我體會到「一山還有一山高」的學習生態。在師大修課的兩年中，有一群不凡的友人和長輩無私地安排了我在生活上的後盾。我要感謝「迦南會北部大專團契」的諸多教友們，首先特別要感謝張曼寧小姐和陳政弘醫師，他們大方地提供我這位來自雲林的學生便宜的宿舍，即使在我回雲林實習的研究所第三年，他們仍然歡迎我到教會參加許多活動和短租，讓我到台北參加口考與蒐集資料時方便許多。同時，因為有像是林敬博、林子敬、林子恆、高靖越、卓立、卓伊、黃愛德、黃可柔、胡閎閔、黃祈達、育安哥、秀瑜姐等人的陪伴，讓我這三年過得很愉快，才能順利地完成拙作。你們有些人是我的室友，有些人則是在參與教會各種活動時給予我心靈上支持和鼓勵的人，在此特別感激您們。在進入謝辭的尾聲前，我要再次感謝我的父親林志誠先生，在我寫作的過程中不斷激勵我，使我即使面對實習、準備教師檢定或教書時等難關而感到疲憊時，也得完成一定的論文進度。此外我也感謝我的母親，以及祖父母對我的關切，在.

(9) ~ vii ~.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你們的提醒下，使我時時得督促自己何時才能把論文完成。我也感謝我的表叔鄭天凱先生，因為有你提供幾箱過去你在台大唸的圖書，使我不用再去為部分文獻的資料奔波尋找，對此我銘感五內。最後，就像是陳之藩在〈謝天〉所說的：「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吧﹗」這份謝辭雖感謝了那麼多人，但不免有其遺珠，在此先表達遺憾和歉意，但是我想，上天給我機會在這個世界走上一回，那上天應該是最需要感謝的對象吧。期待有機會看過拙作的人，能給予指教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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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第一章、導論第一節、研究緣起從唐宋以來，書院便是傳統中國重要的教育與學術機構。時至清代，書院的普及度可謂遍及全國。可惜的是，歷經晚清維新運動以及庚子新政的實施，維持千年的書院面臨了時代變革的挑戰。一般咸認為，諸多五四與新文化運動的知識份子，對於傳統文化經常採取批判的態度。令人玩味的是，作為傳統教育和學術機構的「書院」，卻為胡適（1891－1962）等人所懷念。胡適在〈書院制史略〉一文提到，古時候的書院與當時教育界所提倡的「道爾頓制」精神大致相同。在他看來，中國近千年的教育史中，書院擁有重要的教育地位，然而經歷光緒年間的數次的文教改革，書院終究被推翻，地方上的教育機構一律以學堂代替書院。1此外，中國的書院可以比擬西方的大學研究院。2事 1. 胡適的〈書院制史略〉原為 1923 年 12 月 10 日胡適在南京東南大學的講演詞，後載於 1923 年 12 月 17-18 日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副刊，同時還載於 1923 年 12 月 24 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以及《東方雜誌》，卷 21 期 3(上海，1924.02)，頁 106-110。本文所用的版本為胡適，〈書院制史略〉，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 20，頁 112-117。 2 道爾頓制學校致力於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在課程和教學大綱範圍內，充分考慮並滿足每個學生的興趣、能力和需要。學校鼓勵學生們發展自身的獨立思考能力與創造力，還培養學生的主動性、自律性和判斷力，促進學生的社會意識及集體意識的責任感。其學校的肇建，由著名的進步主義教育家派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創立於 1919 年的曼哈頓(Manhattan)。在 1920 年代的中國，道爾頓制風靡整個中國教育界，此時期的《教育雜誌》便留下大量的道爾頓制的文獻資料，比如 1921 年 8 月，上海商務編輯部在《教育雜誌》的「歐美教育新潮」欄目，登載了道爾頓制案的相關短訊，其文成了最早將道爾頓制介紹至中國的文章，請見上海商務編輯部，〈達爾頓案〉，《教育雜誌》，卷 13 期 8(1921)，總頁 18640-18641（本文按：《教育雜誌》從第一至第二十卷第六期的編碼方式和現今的作法不同，吳美瑤等人編輯的《教育雜誌索引》重新彙整各期頁數，後續補入總頁碼，今日學界使用的頁碼多以吳氏索引的總頁碼為主，請見吳美瑤等編，《《教育雜誌》(1909-1948)索引》（台北：心理，2006），編者的話頁 6。）在之後還有鮑德徵，〈道爾頓制實驗室計劃〉，《教育雜誌》，卷 14 期 6(1922)，總頁 19951-19957，此文則於不久後刊登，成為早期研究此議題的文章。《教育雜誌》的卷十四期十一甚至成為「道爾頓制專號」，該期有舒新城、金保赤、沈仲九、丁曉先等人留下相關的介紹性或研究性的文章，此期之後，尚有余家菊等人寫的專文繼續討論，請見余家菊，〈道爾頓方案與中國之教育〉，《教育雜誌》，卷 14 期 12(1922)，總頁 20833-20837。1922 年後，上海的中國公學成了首座實行道爾頓學制的學校，很快地，從 1922 年至 1930 年，全國實施道爾頓制的學校有上百所，各科教育與道爾頓制相關的書籍與文章不斷被書寫，比如像是舒新城，《道爾頓制討論集》(上海：中華書局，1924)；廖世承等編，《東大附中道爾頓制實驗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以上對道爾頓制引介的學者，如余家菊、舒新城和廖世承都是當時著名的教育家。甚且，1923 年的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九次年會，更通過《新制中學及師範學校宜研究試行道爾頓制案》，可見中國的教育界已於法案上肯定此制。尤其在 1925 年，道爾頓制創始人派克赫斯特女士更受中華教育改進社的邀請來中國訪問，到各地演講 50 多場。道爾頓制儼然成了 20 年代中國教.

(12)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2~. 實上，胡適對於書院遭遇近代改革的理解是過於悲觀的，不少受過晚清書院教育薰陶的士人把書院教育的精神延續到民國，甚至從民初以來仍有不少士人重視這項傳統機構，並在 1920 年代發展出書院復興運動。其中如馬一浮（1883－1967）、錢穆（1895－1990）等人分別創建了復性書院、香港新亞書院，從而進行弘揚書院優良傳統的實踐活動。直到現代，以書院為名的學術和教育機構仍存在。3 胡文中值得吾人關切者則是文末推崇了江蘇省江陰縣的「南菁書院」，他以為南菁書院所出版的書籍等於外國博士所作的論文。胡適特別強調中國的歷代書院具有時代精神、講學與議政、自修與研究三種精神；並認為書院之真正精神唯在自修與研究，書院山長不過是學生自修與研究的顧問。在胡適看來，書院內自修與研究精神的落實者，可以清朝的南菁、詁經、鍾山、學海四書院的學者為代表。他們不會以研究題目甚小而忽略研究上的價值，並於一小題或一字義，考究其發展脈絡，並大量參考各類書籍，至於學者們的研究態度更是以致力探求真實聞名。胡適還認為，在書院內的考據訓詁等學術活動最接近當前西式大學教育的研究特質。照胡適對傳統書院的評價來看，胡適並非徹底排斥舊文化，甚至對他而言，書院內的學術活動是他所肯定的，而且能與現代化的學術和教育接軌。如此看來，書院與其研究精神和新文化運動的思潮不只沒有衝突，除了可以將之保留外還可以賦予現代意義，成為傳統與現代化共存的典範。令筆者感到好奇的是，何以胡適會特別提出南菁書院為清代考據學書院的代表？事實上，在胡適諸多作品中，除了〈書院制史略〉提到南菁書院外，《胡適手稿》第二集、《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唐德剛（1920－2009）編的《胡適口述自傳》等文本都有提到胡適與南菁書院的關係。. 3. 育思潮中，其實踐效力最成功的代表。因此胡適在此時提到道爾頓學制和中國書院的連結性，頗有高度的時代意義，可謂新文化運動時期從國外帶進來的教育之道。相關研究請見易正義，〈從民間出發：民國初年的中等教育改革 1912－1926〉(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2009)；高翔，〈20 世紀 20 年代道爾頓制實驗回顧與思考——以東南大學附中為例〉，《教學研究》，期 1(2010)，頁 28-32；鄭國民，〈道爾頓制教育在中國實驗的啟示〉，《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期 3(2003)，頁 48-55；趙艷紅等，〈舒新城與道爾頓制在中國的傳播〉《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 4(2008)，頁 72-75。關於民國以後書院復興的研究，可參見楊一鳴，〈走入民國的書院——書院復興與近代學術傳承〉（台北：東吳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4），頁 9-10。.

(13) ~3~.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胡頌平（1904－1988）編的《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有一段記載，這段文字是關於胡適對南菁書院的史料摘記，摘記時間從 1958 年 11 月 27 日、11 月 29 日，以及 1959 年 6 月 9 日補記所成，而後再由《大陸雜誌》於 6 月 30 日發表，並放入《胡適選集》述學分冊等叢書中。《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未收錄南菁書院史料的全文，但對於胡適整理文獻的過程做了簡要的說明。4《胡適手稿》第二集則有最完整和最原始的版本，其手稿內的篇名為〈關於江陰南菁書院的史料〉，之後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適全集》，將此文獨立成單篇文 5 章。〈關於江陰南菁書院的史料〉一文的內容，主要是參考自趙椿年（1864－1942） 6. 的〈覃研齋師友小記〉，該篇文章收進 1941 年日治時期的北平刊物《中和月刊》 7. 內。. 誠如前述，胡適對於書院的研究精神是相當肯定的，這與他對於清代考據學的興趣有很大的關係。其實，南菁書院受到胡適的鍾愛，正是因為書院中的教學特色引起胡適的興趣。1958 年 11 月 29 日的夜晚，胡適在自己的書房內寫到自己對於南菁書院的歷史早有興趣，屢次想要蒐集相關資料作進一步的了解。日後，史學家沈雲龍（1909－1987）聽到胡適這麼說，便託夏濤聲（1899－1968）把《中和月刊》拿給胡適看。很巧的是，同年 6 月 16 日，胡適在出國的途中巧遇年近 90 歲的國民黨大老鈕永建（1870－1965）。在沖繩島中途休憩的時候，兩人散步於海灘，鈕氏提到他年輕時在南菁書院求學的回憶，因而引起胡適的興趣，胡適便勸鈕氏把他在南菁書院的求學生活給記下來，並請他到紐約時，務必與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聯絡，好把這段學術史保留下來。8到飛機上後，浪漫 4. 5. 6. 7 8.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頁 2750-2754。胡適，〈關於江陰南菁書院的史料〉，《胡適手稿》第二集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 1968)，頁 440-460。同時還可見於《大陸雜誌》卷 18 期 12(1959.6.30)，以及《胡適全集》卷 20，頁 331-338。趙椿年，字劍秋，一字春木，晚號坡鄰。宣統元年（1909），趙椿年任資政院欽選議員。辛亥革命時，楊士琦（1862-1918）充任南北議和北方代表，赴上海之前邀請趙椿年同行。袁世凱主政時，趙氏任審計院副院長，民國六年（1917），趙椿年任崇文門監督。趙椿年還兩次出任北京政府財政次長，直到北伐成功。趙氏本人還是清朝著名史學家趙翼的六世孫。趙椿年，〈覃研齋師友小記〉，收入《中和月刊》，卷 2 期 3（1941），總頁 457-474。關於胡適要鈕先生與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聯絡，並把南菁書院的求學記下來之事，.

(14)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4~. 的胡適用鉛筆寫了一首小詩遞給鈕氏，其詩曰：「沖繩島上話南菁，海浪天風不解聽。乞與人間留記錄，當年朋輩剩先生！」9同年 11 月 29 日的夜晚，胡適還相當得意的說鈕氏如果看到他摘記的南菁史料，一定很高興。10 進行訪問與記錄鈕永建在南菁書院求學的工作最後落在唐德剛（1920－2009）的身上。可惜的是，唐德剛當時擔任哥倫比亞大學雇用研究員，每日有十小時以上的工作量，他除了抽空趕編一份簡明的《淞江鈕惕生先生年譜》外，還把年譜中重要的章節擬出大綱來。原先他還想請鈕氏的女兒抽空代為錄音，但是此兩人都太忙碌了，以致於工作一再拖延，最後等不到唐氏把鈕永建的學習經驗記下來，鈕氏便撒手人寰了。11 即使如此，南菁書院在胡適心目中留下強烈的印象是可以確定的。胡適在 1958 年 6 月 9 日的補記中，提到他搜訪南菁書院史料的最初動機是尋求一切關於慈溪林頤山（1849－1906，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的資料。胡適的《水經注》研究在學術史上曾引起一些爭議，後人多認為他研究《水經注》本身並無創見，而是為了替戴震（1724－1777）的《水經注》翻案，卻也遭致更多的學術問題。 12. 桑兵（1956－）更指出，胡適對《水經注》的興趣起初是想和王國維（1877－. 1927）在考據學上一爭高下。13在胡適研究《水經注》的過程中，他認為光緒十四年(1888)，薛福成（1838－1894）和董沛（1828－1895）刊刻的《全氏七校水經注》四十卷是一部惡意的冒名偽作，時人卻相信此套《水經注》校釋為全祖望（1705. 可見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第二章我的父親〉，註 10(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頁 20-21。 9 關於此段贈與鈕氏的口占，今日亦可見到胡適親筆留下的字跡，請見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胡適之先生遺墨之二〉，內文前附圖頁 9。 10 胡適，〈關於江陰南菁書院的史料〉，《胡適手稿》第二集上，頁 452-454；《胡適全集》卷 20，頁 336。 11 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第二章我的父親〉，註 10，頁 21。 12 陳清泉等編，《中國史學家評傳（下）》（河南：中州古籍，1985），頁 1399；轉引自：桑兵，〈胡適與水經注案探源〉，《近代史研究》期 5（1997），頁 131。 13 桑兵，〈胡適與水經注案探源〉，頁 142。據桑兵所說，這件學術公案的肇因是 1933 年胡適等人迎接來華的西方漢學界泰斗伯希和，胡適與伯氏交談後發覺未受後者的肯定，伯氏以為中國近代的世界級學者僅有已逝的王國維和陳垣，這個說法引起胡適的不滿，他因考量到陳垣還在世，所以將挑戰的矛頭指向王國維，胡適便針對王氏的《戴校水經注跋》批判戴震之處一一列條反擊。.

(15) ~5~.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1755）之作。和胡適觀點相同的林頤山，早已提出許多證據說明這套《全氏七校水經注》刻本是偽作，因而引起胡適對他的注意。胡適接著提到，林頤山和同對《水經注》有興趣的王先謙（1842－1917）曾相識，王先謙在光緒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1888)擔任江蘇學政，他一上任就把《水經注》和《說文》等書分給學子們做「集注」。光緒十四年（1888），南菁書院早已成立四年，當時的山長（現今所見的南菁書院史料多將山長稱為院長）為黃以周（1828－1899），而黃氏為林頤山的老師，胡適便認為，林頤山大概是向黃以周請教全祖望的《水經注》校本下落，因此黃以周才順水推舟地將他介紹給王先謙認識。日後，林頤山甚至成為南菁書院的第四任山長。從 1924 年的〈書院制史略〉到 1959 年的〈關於江陰南菁書院的史料〉，這 35 年間，胡適對於南菁書院始終保持著肯定的態度。他對南菁書院的重視，可歸結成三個因素，其一、胡適對《水經注》研究，注意到林頤山批判《全氏七校水經注》為偽作，從而觀察到林氏與南菁書院諸多學者的關係；其二、南菁書院的研究精神與新文化運動時期流行的「道爾頓」學制有接軌的可能。最後，在與鈕永建交談後，他更希望從鈕氏身上得知更細部的學習經歷，還想要將之擴展給國人認識，讓世人知道傳統書院的價值。這些因素一再指涉南菁書院在晚清的江南學術界有不小的影響力，並可提供民國以來的教育和學術界做參考。因此，胡適對於南菁書院的肯定，可謂本文考慮對南菁書院進行更加系統性探索的緣由。理解胡適記述南菁書院的相關文字後，還可以接著問，南菁書院在近代的學術思想的傳播有什麼重要性？南菁書院的興衰是否也反映晚清教育制度轉型過程中的崎嶇？另外，又是哪些學者去進行書院內教學和推動學術活動的呢？這些學者在晚清學術界的影響性又如何？那他們的學術理念的實踐有什麼具體成績？至於受到他們教導的學生，其往後的發展，是否也留下他們在南菁書院求學時的文化特質。顯然，若能從南菁書院深刻地探索書院學人們的知識互動和文教傳播，將能對於晚清教育和學術的變遷有一微觀和具體的理解。.

(16)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6~. 第二節、研究回顧與研究問題一、中國書院史的研究回顧近百年來，中國書院史的研究成果甚豐，大多數的著作都是以通史或通論的方式呈現。如同其他 1920、1930 年代的史學研究，書院史的研究起初以考釋的文章為主，30 年代中期有兩部具有學術參考價值的書院史著作，分別是盛朗西（1901－1974）的《中國書院制度》與謝國楨（1901－1982）的《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14前者將篇章分為起源、宋代、元代、明代、清代與書院之廢替，其中，清代與書院之廢替佔該書最大的篇幅。盛作可謂為日後研究中國書院制度的創始者，其書中彙整了豐富的史料。只是，他並未以具體的問題意識來解釋史料；後者的研究範圍以清代為主，書中結構分為清代以來書院建置之沿革、書院之課業與光緒年間新舊學程之條例，以及謝氏對於當前教育的感想等三部分。謝氏成書之動機在於閱讀梁啟超（1873－1929）的《中西學門徑書》後，見到〈時務學堂學約〉的學制和課程取材自書院，因此他認為近代書院教育的演變，可作為今日教育的借鏡。謝氏觀察受過新舊兩種教育的士人，如何去適應變遷中的學術思潮和教育制度，因而對本文的問題意識具有啟發性。從戰後一直到 1990 年代，特別是文革以後，大陸學界有計劃地成立研究書院文化的學術機構，並有組織地結合相關學術人才從事蒐集歷代書院史料的工作。其中，如陳元暉（1913－1995）等人編寫的《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鄧洪波（1961 －）等人編纂的《岳麓書院志略》、李才棟（1934－2009）的《白鹿洞書院史略》都是這時期的重要作品。不過其內容仍流於廣泛而無焦點，但對於資料的彙整則更為齊全。15近十年來，鄧洪波的《中國書院史》一書使用鄧氏歷年蒐集的龐大史料，以通史的方式鳥瞰中國千年來的書院發展，頗受學界關注，書中關於清代 14. 15. 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上海：中華書局，1934）；謝國楨，《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收入《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集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陳元暉、尹德新、王炳照編，《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楊慎初、朱漢民、鄧洪波編《岳麓書院志略》（武漢：岳麓書社，1986）；李才棟，《白鹿洞書院史略》（北京：教育科學，1989）。早期書院研究回顧，亦可參見楊一鳴，〈走入民國的書院—— 書院復興與近代學術傳承〉，頁 9-10。.

(17) ~7~.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書院研究的部分，對於了解清代書院變遷脈絡有一定程度的幫助。16 長期以來，台灣與國外漢學界屢有中國書院研究的佳作，比如早期有張正藩（1900－1983）的《中國書院制度考略》，17而後相關著作亦不斷推出，宋明時期的書院研究成果尤為豐富。台灣方面，有李弘祺（1945－）的《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不過該書的內容大體上著重在官學教育的制度以及科舉對社會的影響，書院的部分則較簡略。18至於陳雯怡（1970－）的《由官學到書院》則是從「南宋書院復興運動」為問題核心，並檢視南宋書院的理念如何與兩宋科舉制度和北宋的教育改革進行調和，而後再結合官方制度與私學精神作探討。19該書還考察了書院如何被靈活地運用，而呈現不同於單純「私學」的多元面貌，然而南宋書院本身也面臨著「官學化」的危機。美國方面，波特蘭州立大學(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的萬安玲（Linda A. Walton）研究南宋的書院與社倉，其問題意識以「書院運動」（Academy Movement）為切入點，探討北宋以降的政治和道學對書院的影響，討論層面涉及經濟和宗教網絡，以及地方菁英、宗教與士人與書院互動，最後再討論明道書院的教材後，從而指出書院士人從追求功名轉向內心修養和經典學習的新認同。20除了萬安玲的研究外，韓明士（Robert P. Hymes）和田浩（Hoyt C. Tillman，1944－）對於南宋的書院和社倉的研究也值得注意，他們將書院看作是地方機構群體的一部分，在南宋的政治與社會脈絡中發揮傳播知識與提倡道義的功能。不寧惟是，書院、社倉、鄉祠等機構還是鄉紳自願成立的組織，甚至可以做為國家機構的替代物。田浩更認為書院和社倉屬於家庭和政府之間的「中間層次」。朱熹（1130－1200）建立書院，其目的是將他的儒學教育方. 16 17 18 19. 20.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台北：台大出版社，2005)。張正藩，《中國書院制度考略》（台北：中華書局，1981）。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Linda A. Walton, 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相關的中文書評請見王丹儒，〈略論《南宋書院與社倉》〉，收入李弘祺編，《中國教育史英文著作評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頁 207-222。.

(18)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8~. 針獨立於政府體制，並做為自己心目中的儒學史觀和儒家象徵意義的實體。21韓明士與田浩的研究雖在時間上屬於宋代，但清代具有士紳高度自主管理的學術型書院，22亦不妨可使用上述士人弘道與實踐道義的角度觀察。明清以後的書院研究亦頗有成績，原為「美國亞洲研究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研究專論的穆四基（John Thomas Meskill，1925－）的《明代書院：歷史散論》出版後，受到美國漢學界的推崇，該書首先概略陳述唐代到元代書院的發展，並定義了明代書院的歷史定位。第二章探討明初皇帝對士人的嚴厲態度，使得士人對政治的關心遜於前代。該書的前兩章雖未正式討論明代書院，但卻對明代書院的成型提供了完整的歷史脈絡。第三章之後，則分別探討明代書院如何從戰火中復甦，以及書院的選址、祭祀的對象和方式、院內藏書等書院活. 21. 22. 韓明士，〈陸九淵、書院與鄉村社會問題〉，收入田浩編，《宋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 445-474；田浩，〈行動中的知識分子與官員：中國宋代的書院和社倉〉，收入田浩編，《宋代思想史論》，頁 475-489。韓明士的文章，旨在討論何以陸九淵對書院的興建沒興趣，亦沒加入南宋特別的自發性組織。韓氏以為陸九淵的家族本身就是一個小社會，陸家是一個吸收家庭成員的力量和忠誠的家，因此可能排斥了家與政府間的機構組織，陸家透過家族關係來建立大規模鄉村社會的秩序，陸氏本人對書院不感興趣，其因在於書院在宋代就是一個鄉村組織的特殊機構。本文所謂的學術型書院，指的是相對於專收為科考準備的教育訓練場所，而以學術研究為主的書院。雖然說，阮元創立的詁經精舍和學海堂，可謂專門從事經典研究的書院典範，也促成「漢學」風氣的廣泛傳播，更成為日後類似阮氏書院的相關機構所參考的對象，但是在阮元之前或與阮元同時代的其他地區的書院，如曾在蘇州紫陽書院掌教的錢大昕，或是曾在江寧鍾山書院掌教的楊繩武，或曾是江永、凌廷堪掌教的徽州紫陽書院，以及本文內文所提到的暨陽書院，皆對重視訓詁考據的「漢學」造就一定程度的教育傳播貢獻（事實上不只「漢學」，連「宋學」知識的傳播也與書院有關聯，如桐城文派書院的傳衍，相關研究請見徐雁平，〈書院與桐城文派傳衍考論〉，《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頁 48-88），因此本文並不將學術型書院侷限在僅受阮元影響的清代中晚期書院，而廣泛地放在不排斥科考但更重視學術研究的書院。值得注意的是，學術型書院通常也是省內最重要的書院，更是督撫或學政直轄的書院，鄧洪波便提到，由於教學程度和學術水平的高低差異，書院本身也有等級。最基層的是私立的家族書院和民辦的鄉村書院，中層是縣立書院，高層是州、府、道、省、聯省等各級書院。底層書院數量大，分布廣，扮起普及文化知識和儒家思想大眾化的任務，並將民間的信仰價值扎根於鄉村社會；中層縣級書院在傳播文化的過程中，將儒家理念政治化；高層各級書院一方面擔任學術理念政治化的官方責任，同時還有研究學術，創造儒家精神與養育學派的責任。（請見鄧洪波，〈書院的普及與流變〉，《中國書院史》，頁 573-574。）顯然，清代的書院存在著「科層化」的現象，而鄧氏所謂的高層書院群體中，又以「省會書院」最具代表性，這是一種遍布全國的學術中心。清廷集結通省人力、財力與學術人才刻意打造一省中僅一、二所的核心書院，引領地方教育和各地書院的發展。不過必須提及的是，鄧文中「省會書院」有時間階段性，在他看來清代中後期，如詁經精舍和南菁書院都是「新興」的省會書院，這種新興書院具有挽救科舉流弊、重振書院事業，以及多樣化和專門化的學術研究趨勢，其影響力比起「舊的」省會書院來得迅速和明顯。(請見鄧洪波，〈書院的普及與流變〉，《中國書院史》，頁 817-818)。.

(19) ~9~.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動，書末則論述明代中晚期後，王學學者對書院改革的影響。23穆四基的大作對於本書的研究模式和結構安排有不小的啟示，可見書院研究能涉及的層面很廣泛。日本學界方面，林友春（1915－）是最早有系統地研究中國書院的學者，專書有《書院教育史》、《近世中國教育史硏究 : その文教政策と庶民教育》，林氏的觀點和田浩不謀而和，兩者皆認為朱熹有意將其思想在書院中傳遞給學子(特別是《近思錄》)。24林氏也將研究視角放入討論中日書院文化的交流關係中，並指出日本雖然很早就具有實質上可做為書院的教育機關，但一直要到江戶時期才出現在名實上皆類似於中國書院的教育機構。25林氏之後，大久保英子的《明清時代書院の研究》一書，26可謂研究明清書院史的佳作，該書各章皆有清楚的問題意識，比如在第三章，便探討了明代泰州學派和東林學派書院的庶民性，泰州學派更是將鄉約納入書院學規中。此外，大久保英子還以大量的方志和會商史料分別討論山西、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份商人，甚至是洋商和邊境商人對地方書院的經營和投資。另外，本書的後半段以更大的篇幅完整地討論維新變法時期書院改制學堂的爭議。不過，該書並未討論到清代中期後的書院與學術思想之關聯，因此該書與本文所討論的範圍，較少有直接的關連性。27. 二、清代的書院研究清代的書院史研究近年來成果豐碩，尤以大陸學者對於清代各省書院的「統計研究」28和「制度研究」29最為明顯，但書院與各個歷史階段的學術思想史的關. 23. 24. 25 26 27. 28. John Thomas Meskill, Academies in Ming China: A Historical Essay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2).相關的中文書評請見孫立天，〈讀《明代書院——歷史散論》〉，收入李弘祺編，《中國教育史英文著作評介》，頁 223-237。林友春，《書院教育史》（東京都：学芸図書，1989）；林友春，《近世中國教育史硏究：その文教政策と庶民教育》（東京都 : 国土社，1958）。林友春，《書院教育史》，頁 327。大久保英子，《明清時代書院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6)。大久保英子，《明清時代書院の研究》一書的中文介紹，請見丁鋼，《域外書院研究述評》，收於《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95.4，頁 63-72。這方面的研究有：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1995)；鄧洪波，〈書院的普及與流變〉，《中國書院史》(台北：台大出版社，2005)，頁 533-543；李并成、吳超，〈清代甘肅書院的時空分布特徵〉，《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2 期 21(2005.6)，.

(20)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 10 ~. 係，其細緻的討論與研究仍有待發展。正如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1946－) 所說：「學術與教育透過其學問體制來傳播之方式，是理解一個文化社群(cultural community)之持續恒久面向的重要線索……但仍在吾人對清代研究中留下了相 30. 當大未開闢的領域。」近年來，王汎森（1958－）對於清初形上學於王學內部逐漸衰落的細緻考察，可知清代樸實的古典哲學之興起有一深沉的內在理路發展。另外，他對清初浙江甬上地區講經會的形成、進行，以及會中士人彼此的交流和. 29. 30. 頁 61-66。另外，還可見陳尚敏，〈清代甘肅書院時間分布特點成因分析〉，《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43 期 2(2006.3)，頁 68-73；成文浩、孫文學，〈清代山西書院空間分布的統計分析〉，《晉陽學刊》，期 4(2007)，頁 35-37；王洪瑞，〈清代河南書院的地域分布特徵〉，《史學月刊》，期 10(2004)，頁 96-105；劉景純，〈清代西安、蘭州和太原的書院分布與選址〉，《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卷 21 輯 3(2006.7)，頁 94-101。另請見劉景純，〈清代黄土高原地區城镇書院的時空分布與選址特徵〉，《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卷 22 輯 1(2007.1)，頁 62-72。上述的研究對於歷史和地理的科際整合實有幫助，其研究方法多從方志或是其他學者所統計的書院數目入手，然後再分析地理分布的情形以及造成分布的原因。然而，上述的研究都以文字或圖表來表述，而沒有轉換成地圖呈現給讀者，使讀者無法具體了解分布的趨勢。另一方面，上述的研究過於單純看待地方書院的成長與清代書院整體成長的關係。也就是說，簡單地認定乾隆時期為清代書院整體發展之最而後逐漸衰落，並從而指出地方書院成長與整體書院成長之不同處。但鄧洪波的研究，已指出清代的書院成長未必能那麼簡單地論斷。鄧氏以年平均成長量來看清代書院的成長，其中，平均則是乾隆、同治、光緒三個高峰。因此從年平均的成長來看，反而顯示出，清代的書院發展主要在清代中期和晚期，而晚期又勝於中期。整體而言，鄧作對於理解清代書院發展趨勢有更具體的說服力。這也提醒吾人得關注同治中興後地方文教重整對於書院發展的影響。廣泛討論書院制度的研究最主要仍是鄧洪波、陳谷嘉：《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學田方面的有：王繼訓，〈清代學田個案研究〉，《齊魯學刊》，期 2(2004)，頁 59-63；張勁松，〈鄉紳與地方書院關係的一種觀察―以晚清敷陽書院學田經營為例〉，《南京曉莊學院學報》，期 2(2009.3)，頁 104-110；124。經營與管理的代表研究有：李琳琦，《徽商與明清徽州教育》(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王建軍、慕容勛，〈論清代廣州書院城市化〉，《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卷 23 期 1 (2005.3)，頁 76-84；92。蔣建國，〈消費文化視野下的清代廣州祠堂與書院〉，《中國書院》第六辑，(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年)。台灣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灣書院史研究，代表性的有：葉憲峻、吳俊瑯，〈清代北投堡登瀛書院之組織與經費〉，《社會科教育研究》，期 13(2008.12)，頁 223-243。黃麗生，〈清代邊區儒學的發展與特質：臺灣書院與內蒙古書院的比較〉，《台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34(2005.12)，頁 97-135。陳紫屏，〈清代臺灣學海書院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學位論文，2003)。刻書業和藏書業也是最近幾年書院史研究中受人注目的題目，但是多數研究的模式未超過鄧洪波，《中國書院制度研究》一書，近十年來相關的文章有王志勇，〈清代書院藏書制度研究〉(山東：山東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08)。張雪梅，〈湖南學政江標與校經書院藏書樓〉，《圖書館》，期 4(2009)，頁 41-43；67。江凌，〈清代書院研究的價值、現狀及問題―以江南地區為討論範圍〉，《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卷 30 期 5(2008.9)，頁 98-102。整體而言，近十年來對於書院制度、經營和管理的研究，多數是伴隨著討論一間或一地之書院而順帶提到，或者與一些重要的史學課題一同出現時才提到，如與科舉相關的考課、招生與師資的聘用。除了管理學田、刻書和藏書業外，純以制度研究書院的文章並不太多。大多數論文的研究範圍與解釋也未超過鄧洪波的《中國書院制度史》。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車行健譯，〈學海堂與今文經學在廣州的興起〉，《湖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卷 20 期 2 (2006.3)，頁 13-20。原為 Benjamin A. Elman, "The Hsuehhai Tang and the Rise of New Text Scholarship in Canton," Ch'ing-shih wen-t'i, Vol. 4,No. 2 (Dec. 1979), pp. 51-82..

(21)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 11 ~. 思想脈絡及其影響的研究，雖未直接闡明清初書院狀況，然其研究的觀點和模式，對於本文加深書院研究的深邃度極有助益。31除了傳統的學術思想史的討論外，隨著美國學界對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的社會史轉向，而形成現今流行的思想文化 32. 史(Intellectual History)取向。台灣學者如呂妙芬（1961－）提到了河南書院的《孝經》傳統由王學轉向程朱，相較之下，浙江就保留明顯的王學色彩。33因此，將流行於一地書院的經典當作書院的學術脈絡來觀察，並將之與其他區域互比，也是當前可行的研究視角。另一方面，艾爾曼的《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以及《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亦有參考性。34兩 31. 32. 33. 34. 王汎森，〈清初的講經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 本 3 分 (1997)，頁 503-588；王汎森，〈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 本 3 分 (1998)，頁 557-587。思想史研究的流變，百年來經過數次的典範變遷，對於中國思想史或是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有莫大的影響。就哲學史、思想史、學術史三者關係的分疏，黃俊傑有清楚的說明，他定義哲學史的研究對象為某一哲學體系內，其內在邏輯的持續與變遷；學術史為本土之產物，乃以思想家或學派為主要研究之對象，常以學案體寫成。至於思想史，則是以通史為內容，考察思想流變與意義。請見黃俊傑，〈思想史方法論的兩個側面〉，收入杜維運、黃俊傑編，《史學方法論文選集》（台北：華世出版，1979），頁 465-515。至於，從勒夫喬（Arthur O. Lovejoy）的觀念史到傅柯(M. Focault)的後現代以及史東（L. Stone）與懷特(H. White)開啟了「敘事的轉向」，請見黃進興，〈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中國學術》，輯 29 （2011），頁 60-101。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2011)，頁 242-247。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1984)； Benjamin A.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ʻ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前書提醒吾人理解到，清代考據學的興起若非清朝的文化政策，則清儒的考據活動勢必難以大規模地發展，朝廷的態度也關係著官員相互競爭支持考據學者的研究，作者提到阮元和他在杭州從事的《經籍纂詁》與詁經精舍，以及在廣州興辦的學海堂促成了樸學重鎮，同時還能包容不同的學術聲音。值得注意的是，阮氏在杭州和廣州都得到商人的支持，富商本身也是藏書家和刻書家，因此中國南方（無論江南、杭州或是廣州）之所以能成為考據的中心有賴官方、商人群體以及學術群體的合作。可見考據學者若要朝向「職業化」發展得依靠他者在經濟上的資助。請詳見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17;p. 98.關於前書的中文書介請見雷頤，〈時代精神與話語轉變―讀《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社會與精神變化面面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 27(1995.2)，頁 73-79。至於後書的寫作方法對本文有很深的啟發，艾氏從常州今文學的內在理路研究取向，轉向探索外在環境對於常州今文經學起源和變遷的影響，因而能別於過去研究僅以康有為的改革為核心的討論，進而朝向更全面的社會思想史取向，此書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艾氏發現了和珅(1750-1799)亂政對莊存與(1719-1788)轉向學術關懷的關係，雖然在證據上目前看來尚未充分。不過本文研究的「實學」群體並不樂見常州今文學派的學術主張，黃以周等人便曾公開對莊劉之學進行批評。關於莊存與不滿和珅亂政的歷史背景請見 Benjamin A.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ʻ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22)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 12 ~. 書雖然不是專門研究書院的作品，但從他的研究讓讀者理解到，清代考據學和書院的關係相當密切，且書院也因為地方經學傳統和樸學的流行，使得書院內部有明顯的學術專業化和職業化的現象。其他如阮元（1764－1849）等人編纂《皇清經解》，在江南形成特定的學術圈，成了為政生活之外的職業重心。可見，編纂清朝的經學作品使得清代考據學漸趨職業化。與艾爾曼觀點相似的，像是專攻亞洲比較文化史的伍思德（Alexander B. Woodside，1938－）便認為清代中葉的書院為當時儒家思想的重鎮，同時還能幫助地方士大夫維護道德正統。35 清代中期的重要書院，如詁經精舍和學海堂便擁有不少精彩的研究成果。36黃師克武（1957－）的〈詁經精社與十九世紀初期中國教育、學術的變遷〉一文以詁經精舍的變遷為中心，來探討 19 世紀中國在內憂外患與西力衝擊傳統下，其學術和教育的演變，並提供回答「儒家及其近代命運」的解決線索。37蘇雲峰（1933 －2008）的《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一書探討張之洞（1837－1909）與新式書院運動和改革，該書指出張之洞的思想始終包含著「實用主義」（Pragmatism）與儒家「正統主義」（Orthodoxism）兩個因素，蘇作並指出，張之洞雖在理想上保持兩種主義並行不悖，但隨著國勢和社會的動盪，實用主義對應到的「經世」以及正統主義對應到的「道統」，兩者常有主輔關係的轉化。當張之洞作為一位. 35. 36. 37. Imperial China,pp. 108-116. Alexander B. Woodside, "State, Scholars, and Orthodoxy: The Ch’ing Academies, 1736-1839, " in K.C. Liu ed.,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58-184.轉引自：李弘祺編：《中國教育史英文著作評介》，頁 47。除了黃克武、艾爾曼等人的討論外，國外漢學者對於這兩間書院的討論相當熱烈，尚有魏斐德和傅吾康的作品，請見 F. Wakeman,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 182; F.Wakeman,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113; 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9-27。關於學海堂的建制還可以參見 Tilemallil Grim, "Academies and Urban Systems in Kwangtung," in G.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489-90.顯然上述的文章成作的年代距今已有一段時間，而且艾爾曼也提到，像是魏斐德還不小心將《皇清經解》的作者說成王先謙。轉引自：艾爾曼原著，車行健譯，〈學海堂與今文經學在廣州的興起〉，頁 14。黃克武，〈詁經精社與十九世紀初期中國教育、學術的變遷〉，《食貨月刊》，卷 13 第 5、6 期合刊(1983)，頁 70-79。.

(23) ~ 13 ~.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教育家時，他的思想體系也影響其教育課程。38蘇作清晰地劃分張之洞的思想動態及對書院改革的影響階段，使吾人理解傳統書院與新式學堂曾有一段重疊存在的時期，兩者皆有對教育文化進行現代化革新的意義。然而近十年來，以學術思想史的角度來觀察清代書院的研究顯得相對弱勢，即使討論書院各課題面面俱到的鄧洪波，對於書院和學術思想關聯的討論仍嫌沉潛不足。不過南京大學徐雁平（1968－）教授的《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出版後給予以思想文化史研究書院的方法帶來新氣息。39徐雁平的著作頗為台灣學界所重視，他的〈書院與桐城文派傳衍考論〉和〈一時之學術與一地之風教─ ─李兆洛與暨陽書院〉都曾登刊在台灣的《漢學研究》，40這兩篇文章後來也收進《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徐書分為上中下三篇，上篇分為五章，以時間先後發展作五個個案討論；中篇則綜論書院與文士風氣、地方人文重建和課作中的文學與學術；下篇為文獻考訂和整理，內容包括了書院的課藝提要、書院的歷屆重要山長與文士活動的年表。因此，上篇和中篇可謂正文。徐雁平的大作是近十年來在資料使用上最全面同時也是最深入的專書，綜觀全書的特色有數點值得參考：其一、徐文整理出東南三省重要書院的課藝提要，並詳細地摘述重要文士的活動，如此便於後人進行相關研究；其二、論述上擴充史料，此書強調以課作之文等一手資料得知生徒們的學習紀錄；其三、結合書院本身的沿革與重要學術思想課題的對話；其四、將書院的研究放入「動態」的變化而考察山長在各地書院的活動以及日後生徒的學習走向與學術成就，使書院史朝向社會史的研究視角；其五、徐氏將書院當作文化「場域」，進而可觀察與此場域相關學人的文化活動。 38. 39. 40. 蘇作並指出，張氏的課程主張經歷了 1887 年以前，傳統由經史知識求用的「通經致用」；1887 年—1895 年間，以西技為主，經史為輔的「西主中輔」原則；甲午之後，中西貫通的「中體西用」等三階段。同時，在甲午之前，張氏以為傳統書院以「通經致用」為原則，新設學堂則以「西主中輔」為原則。這樣的關係，便是廣東的廣雅書院與水陸師學堂，湖北的兩湖書院與自強學堂的雙軌並行制。蘇雲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頁 13-42。徐雁平，《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相關書評請見宋萍，〈清代書院研究的新觀點―評《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圖書館學研究》(2008.1)，頁 99-101。徐雁平，〈書院與桐城文派傳衍考論〉，《漢學研究》，卷 22 期 2（2004.12），頁 421-453；徐雁平，〈一時之學術與一地之風教――李兆洛與暨陽書院〉，《漢學研究》，卷 24 期 2（2006.12），頁 289-322。.

(24)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 14 ~. 不過徐作在論述條理上略為紛雜，各篇文章沒有一個清晰的問題意識貫穿全文，因而每一個節次就是一個新問題。另一方面，雖然上篇研究了書院和清代學術思想的關係，在解釋觀點上仍本於前人，大致上未有新意。同時，引文的使用過長且過多並不便於讀者閱讀，特別是對書院研究不熟悉的學者。即使如此，此書仍舊是近十年來清代書院史研究上的代表之作，對於本文的資料來源有很大的幫助。另一本值得注意的作品是李兵（1971－）的《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41 當中關於清代書院的部分共有兩篇文章，分別是〈清代考課式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與〈清代漢學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42，李文在資料引用上相當充實和廣泛，論述結構和組織也相當清晰，但是李文似乎把科舉主流的程朱之學簡單化地當作「宋明理學」，而直言阮元有反科舉的傾向，同時，李文又對於「漢學」一詞的定義過於含糊。張循（1978－）在〈漢學的內在緊張：清代思想史上「漢宋之爭」的一個新解釋〉一文已說過，「漢學」一詞作為「清學」(考據學)，以及「宋學」一詞作為「理學」的分野，從梁啟超以來，已在學界變成「熟悉化」的事物，但事實上，清人語境中的漢學、宋學以及與之相關的考據、義理等概念，其含義並不是單一的。廣義的宋學可以指發端於宋代的「有體、有用、有文」，乃至於整個新儒學。至於漢學有時候也可以包涵制數和科學。43張循借用王汎森的「去熟悉化」，建議將研究對象當作陌生的課題去處理，而不被既定的漢宋框架所侷限。44與此同時，李文認為，漢學書院與科考書院的界線為 19 世紀初的分化走向 19 世紀下半葉的消融，然而正如徐雁平所云：「清代樸學或乾嘉考據之學當然在清代獨樹一幟，但必須意識到它的時段性，其影響範圍、程度、地域是有. 41. 42. 43. 44. 李兵，《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台北：台大出版社，2005)。相關書評請見李弘祺，〈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評李兵著《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大學教育科學》期 4(2005)，頁 83-84。此文亦曾以〈18 世紀漢學書院與科舉關係新論〉之名收入《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 2(2005)，頁 20-25；72。張循，〈漢學的內在緊張：清代思想史上「漢宋之爭」的一個新解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期 63(2009.3)，頁 52-55。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學》，卷 14 期 4（2003.12），頁 177-194。.

(25)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 15 ~. 一定的限度的」。45因此，注意「漢學」一詞的限制性才不會誇大書院對「漢學」的傳播勢力，也不會忽視潛藏於考據學風內的理學色彩。除此之外，比較研究與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視角是否也可以 46. 拿來考察清代書院也是值得討論的課題。前述林友春的研究已開啟中日書院比較的先河，而後，僅有平坂謙二（1919－）的〈被稱作書院的日本學校〉論述角度類似林文，其文提到江戶時期做為學校的書院至少有 13 所。47然而，目前這方面的比較研究還沒有深刻的學術意義。值得一提的是，法國啟蒙時代流行的沙龍（Salon）是否可和中國的書院做比較？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1929－）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將沙龍做為公共領域的空間之一，中國的書院講學活動也類似公共領域的公開性對話（至少明代以前是如此）但是，張藝曦即提醒，哈伯瑪斯的理論建構在西方文化的社會背景未必適合加以套用。不過，作為菁英固定集會的場域，以及需要機構和團體的資助，Salon 和書院是有相似之處。 48. 此外，雖然研究書院藏書的著作不少，如肖東發的《中國書院藏書》，49以及鄧. 洪波在《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提及的歷代書院的藏書事業，然多數著作仍以介紹性為主，借引書籍史與閱讀史的研究視野來觀察書院的藏書文化，如今亦少有相關作品出版，因此難以發現書院藏書業對社會的影響，故其學術價值難以突破。關於出版史與閱讀史的研究，歐美史家早有代表性之作，如法國學者夏提埃（Roger Chartier，1945－）認為讀者因為來自於不同的社會階層，以及不對等的 45. 46. 47. 48. 49. 徐雁平，〈清代書院研究的價值、現狀及問题―以江南地區為討論範圍〉，《南京曉莊學院學報》，卷 21 期 2(2005)，頁 105。關於新文化史的界義，可見 Lynn Avery Hunt, "Introduction: History, Culture, and Text," in Lynn Avery Hunt 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22;中譯本另請見林‧亨特(Lynn Avery Hunt)編，江政寬譯，〈歷史、文化與文本〉，《新文化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頁 21-47。該文的立場，認為新文化史的理論模式和文化與社會關聯，並提出一些新的探究議題，其中人類學的研究模式正是其一。紀爾茲(C. Geertz)的人類學式史學模式，解讀了當代人所書寫出的意義，然而夏提埃（Roger Chartier）卻質疑紀氏在尋求詮釋模式時，為了尋求意義的有效性，而隱沒掉文化形式間的差異與衝突。對文獻中語意的多元解讀、差異性、多元角度和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可謂新文化史的特質。平坂謙二，〈被稱作書院的日本學校〉，《中國書院》第一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同時也可參考鄧洪波，〈書院的普及與流變〉，《中國書院史》，頁 673。請參見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2007），頁 22，註 35。肖東發，《中國書院藏書》（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26) 南菁書院與晚清的學術和教育發展. ~ 16 ~. 知識背景、理解能力與閱讀期待，使得文本本身似乎未必對讀者有一元的主宰性，相反的，因閱讀行為所產生的創造性涵義而呈現出讀者們豐富的解讀自由性。若要觀察這種自由性，不單僅從文學批評入手，還須使用歷史學的視角，從零星多重的文字蹤跡裡，找尋多元的古老解讀，同時還需辨識作者與出版商對文本施加的表述策略。50 將上述夏氏的提醒放入書院研究中，便得注意書院出版的讀物，閱讀者是誰？以及閱讀者是怎閱讀的？這些問題都是日後研究書院藏書時值得思量的。. 晚清與民國的書院研究最後說到晚清的書院發展以及書院過渡到學堂的變革，鮑雪侶（Sally Borthwick，1945－）的《中國教育與社會變遷，近代的開始》一書中有對這方面的歷史變遷作簡單的介紹。51李兵，〈清末書院改制與科舉革廢關係研究〉一文除了論述書院改制的過程外，他也提出書院和科舉始終相關，且後者影響前者，直到清末改制時亦是如此。在李兵看來，科舉始終是書院改革的制約，等到科舉全面被廢後，書院成為學堂的改制過程才算是完成。52另外，劉龍心在〈學制建立與歷史教育系統化的出現〉一文的前半段，討論了晚清學堂教育與學科體制的. 50. 51. 52. Roger Chartier, "Texts, Printing, Readings," in Lynn Avery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pp. 154-175.中譯本另請見林‧亨特編，江政寬譯，〈文本、印刷術、解讀〉，《新文化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頁 219-244。關於法國書籍史研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反省，可見秦曼儀對夏氏與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所運用的概念工具、研究取徑和材料上的比較性探討，請見秦曼儀，〈兩位書籍史家的方法論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和書寫文化史的研究〉，《台大歷史學報》期 41(2008.6)，頁 257-314。關於明清書籍史研究的介紹，請見涂豐恩，〈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新史學》，卷 20 期 1（2009.3），頁 181-215。該書評提到，中國書籍史的重要著作以包耘雅（Cynthia J. Brokaw）、周啟榮（Kai-wing Chow）和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等人的著作為代表，請見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以及 Joseph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Sally Borthw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the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Er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Stanford University, 1983), pp. 6-10.相關中文書評請見張堇珮，《中國教育與社會變遷，近代的開始》〉，收入李弘祺編，《中國教育史英文著作評介》，頁 359-374。李兵，《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頁 358-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