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度國科會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白居易與佛教之關係〉 計畫編號：NSC-90-2420-H-110-002 計畫主持人：簡宗修（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本計畫相關論題已撰寫完成並發表者，計有 1.〈《白居易集》中的北宗文獻與北宗禪師〉（《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六 期，2001 年） 2.〈佛教史傳所載白居易事蹟考辨〉（《第五屆兩岸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2002 年六月） 3.〈評近人對白居易佛教相關問題的研究－以《白居易集箋校》與「白居易 與禪」為例〉（本文包含兩個子題：1.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的幾項缺失。2. 評孫昌武〈白居易與禪〉。已通過審稿，將刊於《文與哲》創刊號，2002 年十 二月出版） 其它各論題亦將陸續投稿發表，茲將本計畫研究成果掇要總結如下。一、
前人對白居易學佛歷程的論述，多只敘白氏歷年學佛事蹟，未能著眼於白氏 與佛教之根本關係的改變。所謂根本關係，是指把佛學當成理境的探討對象，抑 或以佛教作為其皈信的對象。前者在古代文人中極為常見，後者則較少。就白氏 之友人而言，平常相互談論佛法者不在少數，但僅韋處厚對佛教有明顯信仰，而 元稹、劉禹錫等人，就文獻所見，只是對佛學理境有興趣，還未進入信仰階段。 白居易接觸佛教雖始於貞元十六年（白氏廿九歲）中進士第前後，但此時之探 求佛理，是出於調伏煩惱的實用動機，尚非宗教信仰性質。至五十一歲與韋處厚 在普濟寺受持齋戒，歸信彌勒法門，始進入明確的信仰期。 詳考白氏佛教相關詩文，白氏中進士後以至貶江州司馬以前的長安京官時 期，其接觸佛教，純屬佛理之探求，此時尚未見有宗教性的信仰、崇拜行為，但 退居渭村時，漸萌信仰、皈依的意念，如〈自覺〉二之二（《白集》卷 10）： 我聞浮圖教，中有解脫門。… … 迴念發弘願，願此現在身，但受過去報， 不結將來因。詩中已有業報輪迴之詞，渭村時期另有〈記異〉（《白集》卷 4）一文，敘其與 從祖兄白皞共同經歷的靈異事蹟。業報、靈異事蹟是佛教之所以成為宗教信仰的 重要因素，探求佛學理境者，於此可置之不論，若相信其為真實，則已進入信仰 階段。江州以前，白氏詩文之涉及信仰色彩者，只此二處，且尚未有實際的宗教 信仰行為（如後來之齋戒實踐等），故此時期可稱為理境的探求期。長慶以後可 稱為佛教信仰的融入期。介於這兩期之間的江州時期，親近廬山僧人，為僧人撰 塔銘，捐建東林寺經藏堂西廊，白氏與佛教之關係，已不止於理境之探求，而漸 為佛門中人，〈臨水坐〉（《白集卷 16》）：「昔為東掖垣中客，今作西方社內人」， 〈郡齋暇日憶廬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白集卷 18》）：「沈吟辭北闕，誘引向 西方」所云「西方」、「西方社」，依唐人用例，尚不能逕指為歸依西方淨土， 蓋「西方社」是泛用慧遠典故，意為與僧人頻相往來，談論佛法，與佛寺、僧人 密切親近，但不必即修淨土法門。（參見拙作〈評近人對白居易佛教相關問題的 研究〉第二子題「評孫昌武〈白居易與禪〉」第五節）。 江州時期白氏尚未若晚年融入期常自稱「佛弟子」，但佛教因緣確較長安京 官時期更進一層，故稱之為過渡期。 主持人之所以留意白氏學佛歷程中與佛教根本關係的階段性差異，源於對 〈議釋教〉一文（《白集》卷 65，元和元年，白氏卅五歲）深生困惑，蓋白氏有「詭遇非 吾求」的人格操持，他在長安時期持續對佛理保持探求的興趣，何以中間有此突 兀的抑佛言論？前人或解釋為只是科舉考試的模擬題，未必為真實思想。或解釋 為白氏對佛教態度，公私有別，私則奉之以為有助個人修為，公則抑之以為無益 於政治。此兩說雖有參考價值，唯終未能有愜於心。蓋若白氏此時若已真實信佛， 即使是應舉之作（何況只是模擬題），或對佛態度公私有別，也不宜出現文中「區 區西方之教」之類的輕貶之詞。〈議釋教〉的寫作心態、動機，應另尋更根源性 的背景基礎。 經詳考〈議釋教〉撰寫前後數年中，白氏與佛教之關係，確定此時期雖接觸 禪宗（先求北禪，後習南禪），但只取其以理調心的實用部份，尚未明顯接納佛 教中的信仰因素（如業報輪迴、淨土等），此時白氏尚非典型的「佛弟子」，對 佛教弊病的批評，較少宗教情感的牽繫。另外，白氏初入仕途，相關政治前輩對 佛教的態度，對他可能產生較大的影響，如進士第的座主高郢，曾作〈諫造章敬 寺書〉、〈再上諫造章敬寺書〉（《全唐文》卷 449），貞元十八年（白氏卅一歲），白
氏試「書判拔萃科」及第，卞孝萱據元稹〈感夢〉詩，指出「元稹、白居易中拔 萃科，是裴 賞識」（見卞氏《元稹年譜》貞元十九年）。元和元年（白氏卅五 歲），元白兩年共同準備應考「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卞氏據元稹〈酬代書〉 詩，以為考前「裴 對元稹有指示」（見《元稹年譜》元和元年），從裴 之〈汰 僧道議〉（《全唐文》卷 616），知裴 亦為反佛者。〈議釋教〉一文即元白兩人同 居華陽觀準備應考「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之模擬題之一，其中之抑佛言論，當 有高郢、裴 之影響。帝王奉佛過度，大修佛寺，而僧人猥濫、腐化，確有可議， 白氏元和四年〈新樂府〉亦有「刺佛寺寖多」之〈兩朱閣〉詩，可見〈議釋教〉 之抑佛言論雖有過激之詞，仍反映了一個時代問題，而白氏此時尚非「佛弟子」， 故較無宗教情感的牽絆，直言其非。綜合上述諸因素，才能充份解釋其寫作背景 與心態。
二、
中唐時代南宗大行，馬祖及其弟子、再傳弟子活躍一時，取得禪宗主流地位， 以此之故，白居易與禪宗的關係，學者向來只著眼於南禪，謝思煒《白居易集綜 論》（頁 255）對白氏與北禪的關係作了一些說明，但敘述簡略，相關的論證過程 又多舛誤。（詳拙作〈《白居易集》中的北宗文獻與北宗禪師〉）白氏學佛最初 實由聖善寺法凝所傳北禪法門入手，後來兼學南禪，但其學佛歷程的傳統性格始 終不變，亦即，傳統佛教「戒、定、慧」三學並修，長慶年以前修定修慧，長慶 年後為融入期，又修齋戒與彌勒淨土。「頓悟」、「直指人心」等代表南禪特質 的詞語，皆不見於白氏詩文。馬祖洪州禪的代表性詞語，如「即心即佛」、「非 心非佛」、「平常心是道」，亦未入其詩文中。 通觀白氏的學佛歷程，其真誠欲藉佛法安頓身心的目的是明顯的。他不同於 一些文人，只把禪境當成寫作題材，或雖接觸禪門，但淺嚐輒止，或畏難而退。 白氏固亦耽溺世習（詩酒歌樂），但也常有自省。雖終身在世習與自省中反覆不 已，這正表示他深知佛法可學而習氣難革。要解釋白居易所涉法門之多樣性及傳 統性格，正須著眼於此。在具體實踐上，白氏明顯偏向漸教軌轍，這是很切實的 選擇。「佛法可學而習氣難革」乃是漸教法門的立教基礎。南禪對頓教理境的彰 顯，有其諸多優長之處，但衡之多數習禪者，實際效益如何，則不能無疑。事實 上，南禪理境在許多大乘佛典中皆可見到其基本架構，而白氏之接觸南禪，絕非把它當成一個與傳統佛教截然對立的個別系統。相反的，他是在傳統佛教的全體 架構的基礎上，將南禪吸納進去，而與傳統佛教經典中的高層理境（如《維摩詰 經》之色空不二、世出世間不二等）相接軌。 這樣才能圓滿解釋白氏既學南禪又廣涉佛法、常引佛典，絕非紛雜無序。孫 昌武摭拾少數白氏與馬祖弟子的交往事例，片面誇大洪州禪對白氏的影響，其論 述過程及對白氏詩文的解讀，有太多錯解、曲解之處。（詳見即將刊出的拙作〈評 近人對白居易佛學相關問題的研究〉第二子題「評孫昌武〈白居易與禪〉」）。
三、
白氏〈蘇州南禪院文集記〉（《白集》卷 70）自述所作詩文「其間根源五常， 枝派六義，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則多矣。然寓興放言，緣情綺語者，亦往往有 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教，深信因果，懼結來業，悟知前非。… … 夫惟悉 索弊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之因， 轉為將來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類似誓願亦見〈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六讚偈並序〉等）白氏將文集中「寓興放言，緣情綺語者」，視為「前非」， 因「深信因果，懼結來業」而深表懺悔，他重視「根源五常、枝派六義」的作品， 此與〈新樂府並序〉、〈與元九書〉所述文學思想相合，但在「恢王教」之外， 又加上「弘佛道」的使命，這項誓詞，反映了白氏之佛教信仰，態度是嚴肅、虔 謹的。以此之故，他雖身為詩人，但並不欣賞當時一些詩僧的作風。 中唐頗有以詩僧之名活躍於時者，白居易與劉禹錫皆好詩，又皆與佛門頗有 來往，但兩人對詩僧的看法大異其趣。白氏對僧人寫作與闡發佛理無關的詩篇， 頗不以為然，〈題道宗上人十韻並序〉（《白集》卷 21）讚美道宗上人與諸朝賢唱 酬之作，「省其文，皆義語，予始知上人之文，為義作，為法作，為方便智作， 為解脫性作，不為詩而作也。」這段話，儼然是〈新樂府序〉的佛教版，〈新樂 府序〉云「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他更指出道宗上人雖與朝賢往來唱和，但不同於其他詩僧：「恐不知上人者，謂 為護國、法振、靈一、皎然之徒與！」故白氏特表而出之，以示道宗異於彼輩。 與此相反，劉禹錫頗能欣賞詩僧之才藝，文集中〈送鴻舉遊江西並序〉、〈秋日 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並序〉、〈送景玄詩東歸並引〉、〈宣上人遠寄和禮 部王侍郎放榜後因而繼和〉、〈海陽湖別浩初師並引〉、〈澈上人文集序〉等，皆表達他對詩僧的欣賞。對詩僧的不同觀點，其實也反映了白劉兩人對佛教態度 的差異，劉雖親近佛教，但未進入信仰階段，白則是典型的佛弟子，對僧人的期 待，是比較嚴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