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與文學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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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與文學生產：

全球化時代的東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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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漢平

淡江大學英文學系教授

摘要

在東亞進入全球化時代，英語日益成為跨越地區與跨越文化的溝通媒介，漢字則成為這個地區介於全球語言與國家語言之間的文字。本論文從翻譯的面向研究東亞的文學與文化生產，以便在地區內國家語言與英語接觸交流日增的情況下，探討漢字在這兩類語言交會並置時扮演何種角色。翻譯被視為兩種語言並置互補，此一概念源自班雅明的〈譯者之天職〉：「黏合瓦罐碎片時，連最細微之處都必須能夠相配」（Benjamin, “Task” 260）。此一論點的要義在於點出演變之潛在可能處，將其定位在「兩個收斂級數的共同極限」，也是「兩個消失數值的共同極限」（Deleuze, The Fold 17）。翻譯之所以能夠促成變化，細究其緣故，可 以歸諸「共同極限」，此一位置具有把個別特質提升到「融入不確定範疇的視野，經歷一種跨越原有格局的強烈變化」（Deleuze,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3）。把中文視為處於共同 極限位置，有助於展現東亞的特質，既非某一國也非全球性的特質。文章以韓裔作家車學敬的英文自傳體小說《聽寫》與金榮昡編劇的《大長今》連續劇作為論述分析的文本。關鍵字：翻譯，文學生產，漢字文化圈，車學敬，《大長今》邱漢平，E-mail: hp.chiu@msa.hinet.net 收稿日期：2009/03/03；修正日期：2010/03/05；接受日期：2010/03/23。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建構批判性的跨（國）文化流動研究：現代性與全球化的理論建構（1/3）」之研究成果，計畫編號為NSC 92-2411-H-003-019-B1，在此謹謝謝國科會之經費贊助與整合型計劃團隊成員的腦力激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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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漢語與東亞地區的跨國論述

澳洲學者梅干‧莫里斯（Meaghan Morris），在為日裔學者酒井直樹（Naoki Sakai）的《翻譯與主體：論「日本」與文化國族主義》（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On “Japa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撰寫的前言中指出，創造一個跨越語言、種族、族群、性別與宗教等 藩籬的跨國論述空間，「確實值得追求，因為經濟與科技變化所釋放的力量正重新形塑現有國家調控社群的模式」。她期許在此一跨國論述空間裡，「人們可以從不同情境因應帝國主義在所有『文化』領域留下的眾多不同生活常模」，同時也能應付資本主義的新行銷地理概念，「沒有共同社群意識的人，也能在此空間裡表達他們的差異」（xi）。莫里斯這段話，具體而微地道出全球化時代的東亞情境，並肯定創造跨國論述空間的重要性。以東亞涵蓋的臺灣、日本、韓國、中國、香港、澳門而言，雖然都屬於黑頭髮黃皮膚的蒙古利亞種，卻又分屬日、韓及華人等人種。語言上則有日語、韓語、漢語、台語（閩南語）、客語、粵語、英語及許多不同的方言。臺灣、韓國、香港及澳門都曾經受過殖民統治；中國雖未被納入殖民，但有過長期遭受列強欺凌、被迫割讓土地的經驗；日本是本地區近一百年來唯一的殖民強權，臺灣及韓國曾經是其殖民地，香港遭其佔領過，中國也有過大片土地淪陷其手。從經濟發展的程度來看，日本是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居世界工廠地位的中國，有可能在2025年超過美國的經濟規模；韓國是亞洲第四大經濟體，歷經亞洲金融危機後，近年來積極想成為東北亞樞紐中心；臺灣曾與韓國、香港及新加坡並列亞洲四小龍，近年來遭到中國強烈的磁吸，資金及人才外流大陸嚴重；香港是東亞金融及營運中心，自九七回歸中國後，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及SARS傳染病的重擊，目前面臨上海激烈爭奪其轉運中心的地位。在一個差異如此明顯的地區，要創造合適的跨國論述空間，既讓差異得以保留，又能找到共通的運作基礎，的確需要大費周章。細加檢驗東亞地區的種種差異，可以發現主要圍繞在漢語與英語，以及東方舊有傳統與西方現代性（modernity）之間的糾葛。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之後，西方勢力不斷延伸到東方，最早進入東亞地區的是葡萄牙、西班牙及荷蘭，接著是英國與美國。西方人挾其船堅砲利與現代知識，於十六世紀初來到東方，未旋踵澳門即成為葡萄牙殖民地，西班牙則佔領菲律賓，並一度領有臺灣北部（葛瑪蘭到桃園北部，1626-42）。荷蘭人於1624年進佔當時仍屬無主之地的臺灣，直至1662年方撤回他們在巴達維雅（今雅加達）的總部。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於1842年佔領香港，1860年強迫清廷割讓九龍半島。美國海軍將領裴里（Matthew Perry）於1853年首度率領軍艦進入日本東京港口，隔年再度來臨時，終迫使當時的德川幕府放棄施行已兩百年的鎖國政策。不久，日本即開始推動明治維新，進行西化。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得以在甲午戰爭擊敗中國，迫使清廷割讓臺灣，朝鮮半島也逐步淪為其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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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末年推動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日本的明治維新，乃至東亞地區許多地方淪入西方殖民統治，在在顯示西方現代性凌駕舊有以中國為核心的傳統。英語及漢語今昔之間位階的演變，具體反映現代性與東亞舊傳統之間長期的角力。英國在十九世紀全球霸權的地位，美國於二十世紀初期的崛起，如日中天的國勢，加上遍佈海外的殖民地，奠定英語當今全球語言的地位。英語的普遍流傳，與現代之前漢語在東亞的盛行頗有相似之處，雖然後者的規模較小。漢語文言文使用地區，曾超出中國本部，流傳到東亞許多地方。在日本、韓國及越南有自己的國家語言之前，漢語是這些國家通用的語言。酒井在《翻譯與主體：論「日本」與文化國族主義》書中提到，至少到十八世紀，能夠書寫與閱讀漢語文言文，在日本若干地區就具有遊走於不同語境的能力（Sakai 21）。即使在當代，漢字仍是日文及韓文書寫文字的重要成份（韓國人大多知道自己的姓名如何以漢字書寫）。東亞地區的漢字，除臺、中、港、澳等國家及地區具備彼此間口頭溝通的功能外，在日韓兩國均僅有書寫形式，無法與其他國家及地區的漢字使用者以口頭互通。儘管如此，書寫形式的漢字仍具有共通語言（common language）的流通功能。在往昔「普通話」未經官方大力推動之前，中國各地方言之歧異，使得書寫漢字在境內的流通功能頗為近似其在東亞的情境。1在東亞地區進入全球化時代之際，英語日益成為跨越地區與跨越文化的溝通媒介，漢字則成為這個地區介於全球語言與國家語言之間的文字，具有一種中介地位。中介地位之所以具有重要意義，在於其類似翻譯情境。翻譯在德國文評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眼中即為兩種語言並置互補，「黏合瓦罐碎片時，連最細微之處都必須能夠相配」（“Task” 260）。黏合瓦罐碎片的譬喻，貼切地道出翻譯不在模仿原文的意義，而在於「充滿愛意且詳細地融入原文的表意模式（way of meaning），讓原文及譯文都能被認出是一種較大語言的碎塊，正如碎片是瓦罐的一部分」（“Task” 260）。這段極為重要的引文，一方面排除翻譯是在不同語言間追求共同語意，而把焦點轉移到每種語言獨特之表意模式，另一方面賦予中介地位一種特殊視野，能在融合原文與譯文之表意模式時，辨識這兩種語文乃是一種較大語言的碎塊。德勒玆（Gilles Deleuze）從變化（becoming）的面向探討此類視野的拓展演變，「我們之中誕生一個第三者，使我們無法自稱『我』」，把個別特質提升到「融入不確定範疇的視野，經歷一種跨越原有格局的強烈變化」（Deleuze, 1_{漢字在東亞的共通語言地位，明末耶穌會士曾率先提出此一見解，請參見劉俊餘、王玉川合譯的《利} 瑪竇全集》第一冊，頁22-23，或李奭學的《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第一章第二節及第三節。藍賽（Robert Ramsey）研究中國話時，發現從「語言學的角度看，中國人的各種語言其實可作不同的語言觀，就如同法文有別於義大利文一樣」（7）。藍賽進一步表示：「在明清兩代，不論高麗、日本、蒙古、滿州或安南之語，四譯或四夷館員一律稱之為『方言』」（32）。這段話如果不光從中國的霸權心態看，其實也可用以說明上列語言與漢語之間的密切關聯。李奭學在《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裡指出：「明末耶穌會士不曾在中國各種語言中覓得功能一如拉丁文的『普通話』。他們稱頌官話，但即使是這種語言也非標準；如此一來，所謂通用的語言，耶穌會士反而得求之於中國的『文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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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s 3）。德勒玆的論點，賦予班雅明瓦罐碎片黏合更豐富的意涵，但並未能說明中介地

位何以帶來特殊視野。德勒玆從萊布尼玆（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單子論（monadology）演繹出的褶曲（fold）概念，具有解釋此種視野的潛力。根據德勒玆的說法，物質無限切割會產生一股往兩邊壓縮的力量，因而形成褶曲，其中的碎塊也因此而凝聚在一起不致散開（The Fold 5）。當兩個褶曲貼近時，也就是各自的消失點（vanishing point） 緊鄰之處，套用數學用語則為「兩個消失數值的共同極限」（Deleuze, The Fold 17），這個 特殊點就是德勒玆所說的變化之所在，班雅明則稱為啟迪時刻。用黏合瓦罐碎片來闡釋翻譯情境，正好突顯中介地位另一個重要意義。「黏合瓦罐碎片時，連最細微之處都必須能夠相配」。班雅明之所以刻意標榜最細微之處都能夠相配，自然是出於單子具有的「和諧」（harmony）特質。正如萊布尼玆所說，單子之間「相互關聯，互有關係，一切物體都會自我調整以適應每一個體，每一個體也都會自我調整以適應所有其他之物體」。2物與物之間相互調整互相適應的和諧特質，充分說明德勒玆與瓜達里（Felix Guattari）在《反伊底帕斯》（Anti-Oedipus）書中何以強調，「機器驅動其他機器，機器被 其他機器驅動，一切必要的結合與串聯都存在」（1）。物與物之間存在的和諧關係，建立共通的基礎，其重要性在全球化時代格外受到重視，這自然與資金、人口、資訊、技術及影像在國與國之間快速移動有關。原先固定在一個地域的人員、產品、影像及文物，隨著全球化的快速流動而碰觸在一起，如何串聯與結合就成為重要議題。哈特（Michael Hardt）與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合作撰寫的《帝國》（Empire）裡，提到符碼（code）與公理（axiomatic）等兩個概念，前者泛指主權高張時代國境之內一切人員及活動所受到的同一套法令規範，後者則指涉跨國流動時從不同組合演繹出的互動模式。在人員及資金跨國流動日益容易的全球化時代，符碼逐漸為公理所取代，「這類公理的主要特質是，關係先於它們的條件」（327），由於關係並沒有存在於條件裡，不一定非符合某種條件才可建立關係。因此，不同國籍與文化背景的人士，必然可找到相互連結之處。找尋新的串聯方式，是全球化時代的關鍵互動模式。若從翻譯的角度來看，融合原文與譯文之表意模式，在認出原文與譯文都是一種較大語言的碎塊時，一方面是洞察變化，另一方面也找到相互連結模式。以漢字在東亞的歷史地位及當前仍存在的功能來看，在全球語言與國家語言之間，漢字在區域性連結中顯然仍扮演要角。如果視漢字文化圈為一個褶曲，漢字自然是讓區域內語言碎塊不致散開的凝聚力量，另一個緊貼的褶曲則是英語所主導的全球語言，漢字在兩個褶曲間居中介地位。本文從漢字的中介地位切入東亞地區跨國論述空間的建構，進而闡明漢字所處類似翻譯情境的獨特地位與本地區文學／文化生產的關係，並藉此 2_{萊布尼茲的《單子論》（}_{The Monadology）根據段落編排序號，全書總共分九十個段落。文中引用} 時，不加上頁碼，只列出段落序號。上述引言出現在第56 個段落，以

n

. 56 表示。本書收錄在 Discours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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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漢字在東亞地區跨國連結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貳、翻譯、褶曲與中介地位

走在東京市區，漢字與平假名或片假名相間的市招，英文及其他外文參雜其間，陌生中透露著幾分熟悉。進入淺草寺的山門，巨大的紙糊燈籠，上面斗大的漢字，加上散置寺內各個角落的猴形燈籠，「謹賀新年」的紅色貼紙，四處可見的日式漢字用語，濃郁的東方文化特質躍然其間。猴形燈籠雖然標示著十二生肖紀年的東方文化，但迎進的猴年卻比亞太地區其他地方早，陽曆新年彷彿把日本從周遭仍過農曆新年的地區隔開，陽曆年畢竟是西方人的節日。本願寺也訴說著同樣雜揉中國及西方文化的故事，典型的中式名稱，建築風格卻是印度式，雖然和尚唱頌的是佛經漢語譯本。由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飛抵亞洲第四大經濟體的南韓，大韓航空的班機在首爾兩個國際機場之一的仁川機場降落。在1910至1945年之間為日本殖民地的韓國，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漢字已從市招上消失，李氏朝鮮第四代的世宗大王於西元1443年創制的韓國文字，則佔據所有的公共空間，在日本時因漢字而帶來的熟悉感，在此已不復見。儘管如此，兩個最重要的宮殿景福宮與昌德宮及其他古蹟，清一色的漢字匾額與題字，地鐵各站韓、英、中文並列的站名，韓國人以漢字書寫的名字，在在都顯示，由十個母音與十四個子音構成的韓文，只是把漢語的韓式發音拼出來，每個韓文拼音字其實都指涉一個或多個漢字。從這個角度來看，韓國也是漢字文化圈的一環，但基於民族自尊或文化自主的理念，因而有研創自己語言之舉。韓國許多公司招考新人時，規定必須通曉一千個漢字，除了中國的龐大商機外，顯然已注意到漢字在東亞地區的流通功能。3 變換一下場景，來到曾經是英國與葡萄牙殖民地，目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特區的香港與澳門，走在街道或踏進店舖，觸目所及的漢語，常有讓人瞠目的用法，如「油炸鬼」（油條）、「手信」（伴手禮）、「不補水」（不補差額）、「使用花洒」（淋浴）、「芬蘭浴」（三溫暖）、「請在這邊落車」（請在這邊下車）、「麵粉公仔」（捏麵人）。中國實施簡體字後，有些用詞、字形同樣會衝擊習用正體漢字的人，如「云吞面」（雲吞麵）、「師范」（師範）、「兰花」（蘭花）、「卫生」（衛生）、「更好的使用」等。對住在臺灣的人來說，日語及韓語裡的漢語語彙，如日語裡的「大丈夫」（意為沒問題）、「出張」（意為出差）、「台風」（意為颱風），或韓語裡的「茶母」（意為女偵探）、「株式會社」（意為有限公司），其產生的陌生感不見得大過港澳地區及中國大陸的用語。如果加上外來語的翻譯，漢字文化圈裡各類漢字詞彙，對彼此都使用漢字的人益顯得陌生。長期受到殖民的影響，港澳兩地的地名很明顯地西化，加上使用粵語的關係，對外來語的翻譯 3_{2003 年底至 2004 年初，作者為撰寫本文，曾至日韓等國作移地研究，拜訪相關學者並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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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獨特的語辭出現，如香港的Mosque Street譯為「羅摩廟街」、Robinson Road譯為「羅便臣道」、Taxi稱為「的士」，澳門的「大三巴」（Sao Paulo之粵語諧音）、「議事亭前地」（前地在澳門應用得相當普遍）等。摻雜著地方方言、各國國家語言或英語語法的漢字表達方式，在以往安土重遷的時代，其獨特處可能掩蓋在地域的氛圍內而未被察覺。但在跨界日益頻繁的當代，隨時都有大批因工作、旅遊或其他因素遊走各國的人員，再經由電子媒體或網路的快速傳播，各種陌生的漢字語彙已不再侷限於一國一地，轉而四散流通於漢字文化圈內。不同地區的人對彼此使用的漢字語彙，乍見之下會有恍如翻譯的感覺，一種原本信守不渝的符號組合規則遭到衝撞的感覺，一種初識漢字竟然也可如此使用的領悟，對漢字全新的體會或運用也可能因而開始醞釀。從漢字切入全球化情境下的東亞地區，還有一項重大意義。在東亞地區各國獨特的文化風格及世界潮流之間，普遍存在著漢字文化衍生的濃厚影響。漢字文化已成為此地區共同歷史傳統的一部分，是各地人士在知曉己方文化時同時感受到的更大範圍文化活動，其跨越國界的情況已具全球化的雛形。連同儒家思想及曾以進貢為基礎的經濟交流體系，漢字文化圈在東亞地區構成一個類似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提的「現代世界體系」。這位奠定全球化理論研究基礎的學者認為，十六世紀在歐洲出現的「商品連鎖」（commodity chain），一方面形塑民族國家的成立，一方面逐步擴展到全球各地。由社會分工與生產連結所構成的商品連鎖，雖然未必與東亞地區的漢字文化圈一模一樣，但在塑造地區性共同認知與價值體系方面，應該具有類似的作用。以漢字文化在東亞地區長時期的影響來看，本地區的跨國文化流動很難不受其影響。近年來在東亞地區極受歡迎的韓劇，尤其是一些歷史劇，漢字在其中所居的關鍵位置，顯然與韓劇在此地區受歡迎有關。以轟動東亞地區的韓劇《大長今》為例，這齣以十六世紀朝鮮王朝真實人物徐長今改編的電視連續劇，劇情圍繞著「妗」、「順」、「好」等三個漢字而發展，中國明朝皇帝與朝鮮國王之間有如宗主國與藩屬的關係，中國歷史人物、文化與文字，在劇中接連出現。即使韓國文字佔據當代所有的公共空間，但回到十六世紀的朝鮮王朝，韓劇《大長今》似乎藉著漢字召喚東亞地區共同的認知與價值體系，也在本地區的跨國文化流動中找到它的生產模式。不論是因初識各種不同使用方式而對漢字有全新的體會，或藉著漢字召喚東亞地區共同的文化與價值體系，在全球化時代資金、人員、資訊、技術及影像不斷跨界快速移動中，舊有的規範與傳統逐漸式微，新的規矩與視野不斷在跨國流動中迸現，漢字在全球化時代究竟還能發揮什麼作用？會不會整個淹沒在全球語言英語的漩渦裡？在全球化的洪流下，漢字除在臺灣、中國、香港與澳門之外，有沒有在區域性跨國流動中發揮作用的空間？哈特與奈格里在兩人合寫的《帝國》裡，對傳統文化與社會組織在資金主導的跨國流動中可能發揮的作用，顯然並不樂觀。《帝國》書中指出，在國家主權高張的年代，主權凌駕一切，所有的社會流動與功能無不受符碼操控，但在資金帶動的跨國流動中，大規模解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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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ritorialization）與解符碼的活動越界進行，然後再被連結。「資金流通全球創造單一的文化與經濟生產與行銷通路，傳統文化與社會組織因此崩毀」（Hardt and Negri 326）。哈特與奈格里還說，資本運作的模式，並非依循另成一體、固定法令或由上而下的命令，而是「源自資本本身的運作」（326）。因此，資金流通衍生的結果，是符碼逐漸為公理所取代，大規模解疆域與解符碼的活動再被連結後，原先的意涵與條件不見了，迸現出來的是全新的關係與組合。公理是「一套方程式與關係，能在不同領域立即且平等地確定與結合變數與係數，不考慮原先的意涵或關係」（326-27）。哈特與奈格里引用德勒玆與瓜達里在《反伊底帕斯》提到的解疆域、重納疆域（reterritorialization），以及他們在《千高台》（A Thousand Plateaus）提出的根莖（rhizome）4_{概念，對跨國流動可能產生的質變提出深刻解} 說。從《帝國》裡有關符碼與公理的申論，漢字並非必然依附在東亞舊有規範與傳統裡，還是可以擺脫原先的意涵與條件而浮現全新風貌。

班雅明在〈譯者之天職〉（“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裡，對拋棄原先意涵有獨到見解，可以補哈特與奈格里論點之不足。班雅明在文章中談到，譯者之職責在於「找尋能在譯文中產生原文迴響之特別意圖（particular intention）」（258），並稱翻譯「不屬語言森林的中心，而是在外面望著林地，對著它叫卻沒進去，瞄準的那個單一地點，是外語作品能在己方語言引起的迴響」（258-59）。引文中值得密切注意之處有兩點，其一是「特別意圖」，指的是語言裡抽掉語意後之表意模式，不同語言之間，特別意圖均互不相同。5班雅明談到語言親屬關係時，即針對由所有語言之意圖互補而浮現之總體。彼此互相差異之意圖，猶如瓦罐之碎片，但在互補縫合之剎那，卻能被認出是一種較大語言的碎塊。「認出」意味著啟迪時刻的到來，這一點與第二點密切相關。班雅明指出，翻譯「不屬語言森林的中心，而是在外面望著林地」。刻意強調在外面凝視而非裡面，而且在文章開始不久就提到「翻譯是一種形式（form）」（254），讓人極易聯想到班雅明在博士論文〈德國浪漫主義的批評概念〉（“The Concept of Criticism in German Romanticism”）裡反覆申論的「內容」與「形式」。根據班雅明對早期德國浪漫主義論點的闡釋，內容與形式不斷相互轉換，他借用施立格（Friedrich Schlegel）及諾瓦歷（Novalis）等早期德國浪漫主義者的批評概念，稱內容宛如自我活動，身處其中因而無法透悉可能之意涵，當內容轉為形式時，其情況有如跳脫自我框架，從外面反而得以看清實情，「思考在自我反思時認清自我」（120）。綜合班雅明在〈德國浪漫主義的批評概念〉及〈譯者之天職〉先後提到的論點，語言唯有在抽掉語意後，才可能經由不同表意模式之互補而呈現語言親屬關係，其情況就如大規模解疆域與解符碼的 4_{根莖有別於樹根（root）之處，在於樹根強調血統、系統，而根莖為結親、聯盟關係。換句話說，根} 莖的聯結無需本質的相關或近似，純粹是結盟，毫無關係的人事物也可以。 5_{班雅明以德文之}_{Brot 與法文之 pain 說明何謂意圖或意義模式。這兩個字雖然意思都是麵包，但在各} 自之語言系統裡，都各有其意義模式，所以兩者之意圖不同。詳見〈譯者之天職〉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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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活動，原先的意涵與條件不見了，全新的關係與組合因而得以迸現。班雅明論點獨特之處，在於點出啟迪時刻之浮現，思考在重返時提升到較高的水準，因而得以從內容洞燭其形式。此外，特別意圖雖是抽掉語意後之表意模式，但其獨特處（singularity）並未因此消失或稍減，反而更加明顯。由此可見，東亞舊規範與舊傳統雖在跨國流動中或可能流失，並無損於漢字在區域性流動可能發揮的作用，雖然是以新風貌呈現。放在翻譯的情境，漢字在東亞區域流動中，是以何種新風貌呈現呢？探討此一問題，或許可從現在如何與歷史對話著手。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文〉（_{“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曾指出，歷史並非「同質、空洞時間，而是由現在（Jetztzeit）所填補的時間」（261）。站在翻譯與文學生產的角度，適切的問題是，漢字及相關的歷史，在區域內風起雲湧的時尚（fashion）裡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在〈歷史哲學論文〉裡，班雅明表示：「法國大革命自視為羅馬的化身，其對古羅馬的召喚方式一如時尚對古代服裝的召喚。時尚對於時局有敏銳的嗅覺，不論其躍向之處是古代之列的何方；這是老虎縱身躍向過往。縱身跳躍之處，是統治階級發號施令的競技場」（261）。時尚對時局有敏銳嗅覺，知道該從古代摘取什麼素材，如何加以應用？老虎縱身一跳，暫時脫離「統治階級發號施令的競技場」，也與人世間的意義隔離，這是獲得啟迪的時刻。等四腳落地，前一刻得到的啟迪化為實際的創造。時尚本質上是一種翻譯。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時尚體系》（The Fashion

System）裡指出，他在書中「實際處理的既非服飾，亦非語言，而是翻譯」（x）。從翻譯的 角度探討時尚，可讓一波波時尚的變化，有如原文與譯文之特別意圖互補並置，語言親屬關係迸現時帶來之啟迪，此視野接著轉換為能在譯文裡產生原文迴響之單一地點，一方面是洞燭情勢，另一方面則將啟迪轉化為吸引眾人目光的時尚產品。「啟迪（或停頓）—呈現（或流動）」之模式清楚展現，背後隱含的單子概念昭然若揭。展現單子核心概念的圓周與直線相切，可用以說明漢字在東亞區域流動中的「停頓—流動」模式。萊布尼玆、德勒玆及班雅明都引用過的此一模式，屬於無理數的圓弧曲度，在碰觸屬於有理數的切線時，將其隱含的人類無法感知的變化奧秘傳遞給切線，隨即戛然而止。當曲度的促動力再度啟動時，代表變化奧秘的「單一」會隨著切線褶曲點的情境調控作「多樣」的呈現。6先談前面一點。在東亞風起雲湧的時尚風潮裡，如何感知漢字所代表的變化奧秘呢？無可否認的，在全球化潮流下，東亞地區深受全球語言英語的影響，也受到資本帶動的大規模解疆域與解符碼活動之衝擊。不過，介於全球語言與國家語言之間，漢字的中介地位使其處於「停頓」（啟迪）的位置，漢字在此處境下所代表的變化奧秘，有如抽掉語意後之「特別意圖」。放在圓周與直線相切的模式來看，漢字所處的圓弧曲度屬於無理數，無 6_{由於物質可以無限切割，直線實際上並非一條密實的線，而是由一系列褶曲點所形成。德勒玆稱呼點} 為褶曲點，因為即使點也在無限切割下形成褶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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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數代表變化奧秘或真理，也意謂其非直線上的一點而為褶曲點，其中的碎塊因共同的曲度（magnitude）而凝聚不散，形成一種個別的活動範疇。正如萊布尼茲在《單子論》裡所言，物質的每一部份，不僅「可以無限分割」，而且「每一部分可以細分成其他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專屬活動」（n. 65）。王愛華（Aihwa Ong）在〈華人軸心：分區技術與不規則主權〉（“The Chinese Axis: Zoning Technologies and Variegated Sovereignty”）裡提到，「有關崛起中的全球秩序之討論，地區形成與地區主義的概念在其中取得主導地位」（69）。萊布尼茲與王愛華的論點，具體而微地指出全球化時代區域存在的可能性。從褶曲裡凝聚不散的碎塊，可看出共同曲度的凝聚力，也彰顯區域的共同特色。就漢字而言，各地的用法雖然陌生，卻仍在可參透意義的範圍內。漢字文化圈內語法用字的差異，從班雅明翻譯理論的角度來看，屬於正確範圍之內，其情況有如德勒玆褶曲概念裡碎塊凝聚而未散開。凝聚這些碎塊的力量，則為漢字在「停頓」（啟迪）位置上所代表的變化奧秘。這一點說明漢字如何展現東亞地區的特殊性。回到先前所提如何感知漢字所代表的變化奧秘。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文〉裡提到，「修道院給予修士的冥修主題，旨在讓他們遠離塵世及俗務」（258）。在同一篇文章裡，他還提到老虎縱身躍向過往，「縱身跳躍之處，是統治階級發號施令的競技場」（261）。老虎縱身一跳，暫時脫離人世間的意義，其情況猶如物體在憂鬱注視下7「生命流失致死，但永遠穩固」（Benjamin, Origin 183），寓言家（allegorist）透過此一本身已無任何意義的物體，「訴說不同的東西，並循此找到探取隱藏知識之鑰」（184）。這幾種說法都呼應特別意圖所強調之抽掉語意，也指向與圓周相切之褶曲點，放空意義使它得以觸及代表變化奧秘的圓周。因此，感知漢字所代表的變化奧秘之道，首先即在於放空意義。如果從東亞地區的時尚說明感知的過程，可能的優點是一波波時尚本身即隱含擺脫既有流行模式之意，先放空現有時尚的可能影響，方能自變化奧秘獲得啟迪，然後轉為吸引眾人目光的時尚產品。接著再談圓周與直線相切的第二個步驟，放空意義所獲得的啟迪，在此轉化為現實情境下的呈現。當曲度的促動力再度啟動時，代表變化奧秘的「單一」會隨著切線褶曲點的情境調控作「多樣」的呈現，這也是單子的核心概念「單一裡的多樣（a multiplicity in the unity）」（Leibniz, n. 13）。在一閃即逝的瞬間領悟到無法言宣的變化奧秘，卻無法有一對一的呈現，只能作多樣的展現。其情況有如同一曲度的褶曲，碎塊凝聚不散。放在翻譯的情境，雖然是多樣的呈現，卻都在班雅明所說的正確範圍內。東亞地區漢字語法及語詞有一些差異，但如早先所提，大多仍在可辨識的範圍內。在全球化時代的跨國文化流動裡，東亞地區漢字語法及語詞保持在可辨識的範圍內，到底意謂著什麼呢？哈特與奈格里在合作撰寫的 7_{班雅明所說的憂鬱注視（gaze of melancholy），指的是完全消除物體本身的意含，或讓人無法以習慣} 的方式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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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裡，探討全球化時代資金帶動的跨國流動，對壁壘分明的國家主權觀及價值體系會產生什麼衝擊。「資金流通全球創造單一的文化與經濟生產與行銷通路，傳統文化與社會組織因此崩毀」（Hardt and Negri 326），大規模解疆域與解符碼的活動越界游移再被連結，符碼也逐漸被公理所取代。原來熟悉的價值體系及法令規範消失不見了，再度連結後，迸現出來的是全新的關係與組合。如用翻譯表達，其情況有如抽掉語意後之特別意圖，不同語言間互不相同的特別意圖，在並置互補時，新的組合規則顯現出來。在東亞地區，漢字語法語詞維持在大致仍可辨識的範圍內，顯示在地區跨國流動中漢字並未因傳統的流失而遭到折損，其中介地位仍發揮塑造地區特色的功能。更加重要的是，在一群語法用字有差異的漢語之上，有一種更真實的存在，從更高層次對漢字文化圈進行調控。

參、漢語與時尚文化生產

韓劇《大長今》在東亞地區造成的熱潮，正好說明時尚如何在「停頓—流動」裡感知本地區的變化奧秘，並將此一瞬間領悟的奧秘藉著文學生產鋪陳出來。以十六世紀朝鮮王朝為背景的《大長今》，明朝皇帝統治下的中國（劇中稱為大國）及其歷史傳統與文字，許多都成為劇中情節發展或拓展視野的關鍵點，發揮的效果有如兩種語言的特別意圖並置互補時迸現的新組合規則。在當今南韓，韓國文字幾乎佔據所有的公共空間，漢字只在宮殿及古蹟的匾額與題字看得到，此外就僅有地鐵各站與韓、英文並列的站名。在這種語言生態之下，劇作家金榮昡選擇發生在十六世紀朝鮮王朝的醫女故事，讓漢字及中國的歷史典故得以在電視劇裡大量呈現，無異透過今古對談的方式，使得隱藏在過往歷史的漢字文化，能在韓語當道的現在重見天日。這種作法顯然是出於東亞地區跨國文化流動的考量，劇作家可能認知漢字在本地區變化奧秘所佔的位階，認為在劇中加入大量漢字及相關的歷史傳統，將有助於在東亞地區引起共鳴。劇中主角徐長今七歲時，因無知而為父親徐天壽招來殺身之禍，感念丈夫當年救命之恩的母親朴明伊，也因奮不顧身參與營救而遭到連累致死。孤女長今後來因緣際會進入宮廷，一心想成為「水刺間最高尚宮」為國王準備御膳，但在宮中人事傾軋中遭到陷害，流放濟州島，但她潛心學習醫術，並融入宮廷膳食中，意外挽救國王性命。長今的故事吻合其父年輕時道士告知的預言：「第一個女人你欲殺之卻未死。」「第二個女人你欲救之卻因你而死。」「第三個女人欲殺你以救眾人」（上23）。8第一個女人是國王下令強制服毒而死的廢后，時為宮廷內禁衛的徐天壽奉命執行，卻為廢后臨死前怒目瞪視且矢言報仇，徐天壽因 8_{金榮眩（劇本）、柳敏珠（撰寫）。《大長今》上、中、下冊。王俊（譯）。（臺北市：麥田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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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決心離職而去。第二個女人是識破宮廷鬥爭陰謀而遭灌食毒物滅口的宮女朴明伊，但在徐天壽解甲返鄉途中所救，兩人因而結為夫妻生下長今。第三個女人即為長今，因不甘名列白丁階級無法讀書識漢字，七歲時陷父親於比武場合並透露其曾屬宮廷內禁衛，導致其父被識破為參與謀殺廢后而遭通緝之人犯。與影響徐天壽一生命運至鉅的三個女人相呼應的，是道士給的三個漢字：「妗」、「順」、「好」。從字面上看不出意義何在，其謎樣（enigma）的意涵，必須透過拆字才能提供一線曙光。「妗字是女字邊加個今天的今，解其意應為今日遇見的女人」（上25）。徐天壽一聽，不覺臉頰失色，「難道說廢后尹氏就是第一個女人嗎？」（上26）。拆解第二個字「順」時，和尚說：「順字是河川的川字邊，加個頭項的頁」（上26）。「好是女字邊加個兒子的子」（上26）。拆字的結果，不僅徐天壽聽得滿頭霧水，連拆字的和尚也一臉疑惑。這三個漢字及與它們遙相呼應的三個女人，有如時尚企圖蟸測感知的變化奧秘，表面的字義已喪失，唯留語言之特別意圖，其可能透露的意涵，譯者只能在語言森林外面望著林地，瞄準外語作品能在己方語言引起迴響的單一地點。隨著情節的推展，原本模糊的語意逐漸明朗，三個漢字在韓語語境下的迴響終告出現。循著「好」及「第三個女人欲殺你以救眾人」這條線繼續追蹤，可發現漢字與韓語語境複雜但密切的關係。長今之所以陷父親於險地而致死，細加分析，竟是一股學習漢字與造訪中國的強烈慾望，隱姓埋名的白丁生活卻與此期望相違背。在父親面前以纖瘦的手指寫出「天」與「玄」（上80），在母親一再阻擾下仍堅持識字學漢字，有一次還伺機以豆芽菜排出「天」字（上85）。有次與父親對話時，要求他改行當中人，她「才能隨心所欲的學識字」，或改行當商人，她「不就可以到中國去啦？跟著父親去爬萬里長城，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萬里長啊！」（上81）。長今在爭取入宮當宮女時，接受是否仍為處女的「金絲未斷」9 檢查，在手腕滴上鸚鵡的血，要是血不凝結而滴下即表示已非處子。選擇用鸚鵡的血檢驗，來自傳說守護中國泰山的一個仙女冤屈死後化為鸚鵡（上156-57）。除中國傳說故事與邁向宮女之路有關外，長今能夠讀出其他「修練生」都覺得困難的漢字，如在開始正式教育時，壁上掛圖第一張的標題「宮中女官」，無人能答覆有關的詢問，長今卻能以自信的口吻讀出並解釋其意（上159），深獲賞識。在獲准參加宮女檢試時，長今被問到三國時曹操在與劉備爭奪漢中的戰役陷入膠著而對隨扈脫口說出「雞肋」究竟何所指（上182），對中國歷史的淵博知識，使她得以輕易提出正確答案，終於順利通過宮女檢試。《大長今》劇中這些情節，具體說明漢字與中國歷史文物傳統對長今個人命運的影響，其間間雜著社會階級、身體治理與國家權力運作，並非僅止於裝飾作用。在與韓語的關係上，漢字在十六世紀的朝鮮顯然仍處於優勢地位，通曉漢字成為博學多才的指標，也是晉升重要職位的考量標準，《大長今》顯然並未給予精通韓語者同樣的肯定。 9_{金絲就是處女膜，未斷就是尚未斷裂的意思。金絲未斷就是仍為完璧之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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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從漢字與韓語地位之高下探討《大長今》裡的語言關係，不如從褶曲凝聚碎塊的概念，把漢字定位為凝聚碎塊於不散的曲度，韓語則為眾多碎塊之一，反而更能呈現這兩種語言的關係。換句話說，如果漢字處於「停頓」（啟迪）的位置，韓語則為此變化奧秘的一種展現。劇中許多情節，如中國和朝鮮宛如宗主國與藩屬的關係，其實都具體呈現兩種文字像褶曲般的互動模式。在宮中烹飪御膳期間，長今碰上明朝派遣使節團祝賀朝鮮國王壽辰的場合，朝鮮國王擔心自己以政變取得王位的方式，會引起明朝秘密查考其有無缺失，兩者之間權力的位階於此可見一斑。在精心規劃接待中國使節團的活動中，如何把中國餽贈的金雞烹調得色香味俱全，是劇中的重頭戲。金雞「是在大國的四川省才有的珍罕之物，甚至有長生不老之食效一說，連當年的秦始皇也十分喜愛食用」（上230）。這段話把來自中國的金雞神格化，甚至連秦始皇也搬出來。「此次的金雞是大國皇帝陛下直接透過使臣送來的禮物，因此，此番殿下的生辰宴菜餚的準備與使臣的接待不得有一絲疏忽」（上230）。金雞是中國皇帝御賜的禮物，是珍稀之物，甚至被認為食後可以長生不老。因此，生辰宴菜餚的準備不得有一點輕忽，必須烹調得盡善盡美，讓此一珍貴禮物的美味發揮得淋漓盡致。朝鮮宮廷對待金雞的態度，具體反映漢字與韓語之間有如曲度凝聚碎塊的關係。金雞就像一個美好的典範，朝鮮宮廷要把它的特質發揮出來，其情況好似啟迪時所獲得的變化奧秘展現出來。我要從這個角度解讀《大長今》裡漢字及中國歷史典故發揮的功能，以說明劇作家所感知的東亞地區變化奧秘究竟與漢字有何關聯。長今從愛護她的韓尚宮處，獲贈一把據說是她最知己好友（其實是長今亡母）用過的菜刀，韓尚宮當場引用《論語》雍也篇的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鼓勵她在烹飪技術上能夠樂在其中，進而達到神乎其技的地步。韓尚宮接著引《莊子》養生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說最初只見牛體，無從下手；但三年後已不見牛體，只見牛體內的間隙」（中10）。至此境界，就能依憑自己的心意，完全順著牛體的結構去解牛。《論語》及《莊子》等兩部中國經典，在劇中都成為學習烹飪技術的指南，引導長今走向烹飪的化境。長今接受醫女訓練時，朝鮮的醫女在正式接受醫學教育前，必須先研讀《千字文》和《孝經》，「再者因要濟世救人，品德必須高尚，故得熟讀四書，即《論語》、《大學》、《孟子》、《中庸》」（下9）。研讀《千字文》自然因為醫學典籍是以漢字撰寫，而《孝經》與四書則為陶冶懸壺濟世所需的高貴情操。連同學習烹飪手藝所仰賴的《論語》及《莊子》，中國典籍對長今一生兩個主要工作發揮的形塑作用，極為深遠。漢字及中國典故與典籍，就好像中國皇帝御賜的金雞，朝鮮必須竭盡心力將此典範落實。居於啟迪位置的漢字及中國文化，必須像褶曲的曲度一樣，將碎塊凝聚於不散。用曲度凝聚碎塊況喻漢字在東亞地區跨國文化流動扮演的角色，貼切與否可從《大長今》連續劇獲得的迴響加以檢驗。2004年8月份的一期《新新聞》，以〈韓劇熱潮橫掃臺美，大長今勇奪收視率冠軍〉為題，報導這齣韓劇在臺灣及美國受歡迎的盛況。2004年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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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新聞大舞台》，刊登姜遠珍撰寫的〈大長今旋風席捲韓臺―韓劇《大長今》流行現象大解析〉，從流行的角度探討這齣戲在韓國與臺灣所受的熱烈歡迎。2006年7月份的一期《湖南城市學院學報》，登出一篇名為〈《大長今》在中國熱播原因探析〉的文章，也可以看出《大長今》在中國大獲好評且盛況空前。2007年出版的一期《遼寧行政學院學報》，有一篇題為〈試談《大長今》中通俗化的儒家思想〉的文章，點出《大長今》戲裡儒家思想與通俗文化的結合。中國傳媒大學的學報《現代傳播》，於2006年刊登鄭世明寫的〈儒家思想的最大公約數―論韓國歷史題材電視劇《大長今》的文化內涵〉，討論這齣韓劇如何引用儒家思想。2007年2月在中國出刊的《棗莊學院學報》，登出李迎迎的〈東方文化神韻交響曲―談韓國電視劇《大長今》的藝術魅力〉，把這齣韓劇定位為對東方文化神韻的掌握。期刊對《大長今》有關東方文化的刻畫，分從不同領域詳加報導。2007年出版的第3期《中國蜂業》，刊登一篇題目為〈《大長今》中的蜂螫，蜜蜂醫療的精髓〉的文章。2007年《保健醫苑》刊登的文章〈從大長今的味覺失而復得談起〉，則從中醫角度討論味覺失而復得。這些文章的內容顯示，《大長今》在東亞地區獲得極端熱烈迴響，此一成功的地區跨國文化流動，與巧妙融入儒家思想、東方文化及歷史傳統有密切關聯。漢字與它所傳遞的傳統文化，可說是《大長今》成功跨越國境藩籬而在東亞地區廣泛流傳並普受歡迎的主因。漢字及相關文化所扮演的凝聚地區各種語言文化的作用，順利串聯全球化情境下的東亞各國語境，《大長今》的成功可說得力於認清此一變化奧秘，並善加利用。漢字在東亞地區超越國界的能力，使其具有區域語言的地位，對於形塑東亞的區域概念與網絡，具有無可取代的地位。不過，東亞地區的語言並非彼此均可互通。日、韓及中文之間語音上的差異，令使用者彼此無法在口頭上相互溝通，即使中文裡的各類方言也常難於互通。因此，漢字文化圈其實僅存在於書寫文字。即使如此，韓文已很少以漢語呈現，而改用李氏朝鮮第四代的世宗大王於西元1443年創制的韓國文字，雖然韓文的源頭出自漢字，且世宗大王創制的韓國文字嚴格來說只是漢字的音譯。日語雖然含有大量漢字，但間雜著平假名與片假名，對僅懂得漢字者仍然構成不容小覷的閱讀障礙。王愛華在研議東亞的跨國論述空間時，先從擁有共同語言的深圳、珠海、浦東、香港與澳門，研議區域統合之道，也以一些篇幅討論同樣使用韓語的南北韓，如何以類似方式達成政經統合，卻未從漢字文化圈的角度探討東亞區域連結之方式，背後的理由顯然與漢字無法在東亞暢通無阻有關。在〈華人軸心：分區技術與不規則主權〉裡，王愛華提到地區形成與地區主義概念在有關全球秩序之討論居主導地位，但東亞的地區主義或跨國政府合作，既薄弱也充斥著政治障礙（Ong 69）。不過，她認為目光不應完全放在機構上，可以嘗試從新的治理觀探討區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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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王愛華以中國在深圳、珠海、浦東等地推動經濟特區與在香港、澳門設特別行政區為例，說明治理可以超越國家行使政治力，10透過技術網絡（networks of technologies），讓權力核心發展出來的策略，得以跟行使空間及人口管控所在之數以千計散置點連結起來。11她的論述重點在於碰巧可用之技術與程序，「從中以專案方式（in a rather ad hoc way）發明新的治理方式，有如在實際嘗試裡思考解決某些情境的獨特問題」（Rose 2）。這種全球化時代的治理觀，講究「此時此地」可用之技術與程序，因此可能穿插多種不同的邏輯，讓原本被排除在單一理念之外的其他思維得以並置互動。王愛華即以「政治合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新自由主義邏輯與分區技術等所形成的特殊聚集（particular assemblage）之間的互動，探討所謂的大中華軸心如何由此產生」（Ong 92）。王愛華在文章中探討的概念，其實與班雅明黏合瓦罐碎片的論點頗多共通之處，都強調物與物之間相互調整、互相適應的和諧特質。王愛華研議東亞跨國論述空間的例子，對若干人士而言，可能意謂著漢字無法在口頭或書寫上有效通行東亞各地，對政治與經濟之統合確實構成一些障礙。不過，或許也可以說，是她看不到日韓等國背後的漢字傳統，否則以她研議超越國家行使政治力來達成新統合所用的方法，是可能從漢字文化圈的角度提出東亞跨國論述。12儘管如此，在文學及文化上，溝通上的困難卻使漢字有放空意義的機會，從而成為區域內語言碎塊不致散開的凝聚力量，《大長今》的成功例子可說明漢字文化圈可能發揮的區域統合功能。

肆、漢語在東亞的中介地位

雖然漢字文化展現豐沛多彩的面貌，但隨著英語躍居全球語言，東亞地區因此而受的影響既深且廣，探討東亞地區的翻譯與文學生產，眼光已無法單放在漢字文化上。在東亞，英語曾經是香港的殖民者語言，也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國土佔領者的語言，是帶頭打韓戰並在南韓駐軍的大國之語言，也是曾經協防臺灣的超級強國使用的語言。不過，現在英語已 10_{與這些全球化時代治理觀大相逕庭的，是韋伯（Max Weber）提出的現代自由國家模型與紀登思} （Anthony Giddens）有關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主權觀。韋伯認為，現代國家的官僚行政體系，對權力的行使有合法的全盤獨占權（220）。紀登思則視民族國家的主權行使範圍與國家領土完全一致（172）。 11_{如果套用專門術語，這正是近年來地理學界盛行的空間尺度政治（scale politics）。} 12_{王愛華雖未提出建構完整東亞區域概念之芻議，不過她在處理大中華軸心時所闡釋的全球化治理概} 念，頗多與漢語在東亞宛如翻譯情境的運作方式吻合之處。如文中所提從碰巧可用之技術與程序裡找尋解決問題之方法，正好與業餘工匠（bricoleur）的概念相通，德勒茲與瓜達里在合著的《反伊底帕斯》裡以「不在乎」（indifference）看待業餘工匠，就因為不在乎，所以能「繼續以新且不同的形態與輪廓重組碎片」（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7）。德勒茲與瓜達里也以業餘工匠的不在乎態度，說明精神分裂者以「接枝」的方式把「一部機器接上另一部」，完全不考慮其用途，因而開創嶄新的組合輪廓。德勒玆與瓜達里用流動與中斷（ﬂow and interruption）描述遍存於各處的機器之連結，刻意強調任務在瞬間完成。此外，王愛華有關不同邏輯並置互動而形成特殊聚集的概念，如果運用單子論揭櫫的個體間預存「和諧」特質，更能彰顯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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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向他者順服的工具轉變為非常不同的目的，如『科技世界之窗』，或唯一不會被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人口拒絕的語言」（Strevens 30）。英語全球化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趨勢，是許多活動、運動與主題在世界各地壓倒性地以英語進行。最早的一個例子是國際社會同意飛航管制採用英語，另一個例子則始自聯合國成立，許多提供國際救援與行政的機構使用英語。電信革命開始後，英語成為廣播與電視、雜誌與報紙等國際媒體的主導語言（Strevens 30-31）。從這些趨勢演變來看，英語已成為當前歷史動力所在之語言，也是加入許多行業及活動必要的工具，其情況已非單純異族殖民統治所涉及的語言翻譯問題。對於東亞地區各國國民而言，英語是自己的國家語言及漢語之外不能忽視的語言。英語獨領全球風騷的特殊地位，使得漢字文化圈不少人士必須接觸、學習乃至精通這種全球語言。此外，因為逃離戰亂或追求較佳的工作機會及生活環境而遷移國外，尤其是英美及其他英語系國家，人數較前增加很多，使用英語的人口因而大增。全球化時代便捷的運輸系統、遍佈各地的電腦網路及發達的電子媒體，使得搬離故國並非即如斷了線的風箏永遠斷絕關係，屬於漢字文化的面向仍可能繼續維持，在英語與母國國家語言之間發揮作用。

韓裔作家車學敬（Theresa Hak Kyung Cha）的自傳體英文小說《聽寫》（Dictée），13記載作者幼時因遭逢韓戰而舉家數度遷徙，終於在1964年定居美國加州，脫離母語環境，成年後返鄉探親，面對母語有如外國語言一般。書中也以相當多的篇幅，描述作者母親霍炯順在日本殖民時期失去母語環境的境遇。霍炯順為出生於中國東北的第一代韓裔移民，學校畢業後在日本殖民當局安排下，於一所窮鄉僻壤小學教日語，同樣失去母語的環境。書中出現不少漢字，且多涉及韓國文化的核心成份。有些書頁印上漢字，如「女男」、「父母」、中醫經絡及太極等字樣或圖表，這些文字或涉及最根本的人倫關係，或長期以來與韓國人醫療養生概念相關，或作為南韓國旗的圖徽。因此，書中出現的這些漢字，可說標示著韓國文化的核心成份。韓文之與漢語及漢字文化圈的關係，顯然並沒有因為推動韓語而徹底決裂。這樣的一本書，相當適合用來探究漢字在上列情況下的中介位置。車學敬的《聽寫》有關失去母語的議題，正好突顯東亞各國的國家語言源自漢語的史實。酒井直樹在《翻譯與主體：論「日本」與文化國族主義》第一章解讀《聽寫》時首先指出：「英語的全球使用功能，常被批評為壓抑其他語言及獨佔全球訊息。無疑地，全球使用英語不能與英美的帝國主義歷史切割，日本在大約一百年期間曾企圖以自己的方式大力複製這個版本，也無法與普及的跨國資本主義切割，其影響在世界各地日益明顯」（Sakai 19）。車學敬及母親霍炯順失去母語的例子，固然可放進英美及日本的帝國主義行徑檢視，甚至放進跨國資本主義的架構。不過，酒井並不贊成帝國主義是在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的基 13_{書籍中文名稱沿用陳春燕之文章〈生活在ㄊㄚ方：從一位亞裔美籍作家看（後殖民情境的）書寫倫理〉}

裡的譯名，也從該篇文章展轉得知Theresa Hak Kyung Cha 之漢語名字為車學敬，此資訊的源頭為史書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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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上運作，因為此一觀點把國家語言及國家文化完全視為一體。放在東亞的情境，國家語言的形成是相當晚近的事。正如酒井在書中所言，至少到十八世紀，能夠書寫與閱讀中文文言文，在日本若干地區就具有遊走於不同語境的能力（Sakai 21）。中文文言文可說是日韓等國國家語言逐步形成前的地區通用語言，且深刻影響這些國家語言的形成，而這些都僅限於書寫系統，必須透過學校教育方能習得。對於日韓等國人民來說，國家語言因而不同於母語，後者所具有的無可取代特質，14使得母語使用者並不需要學習語法，其他非母語的語言就非得透過語法的掌握方能習得。因此，對於失去母語的車學敬，每一種語言都是外國語。在《聽寫》裡，各種語言的並置，英文、法文、拉丁文、漢語等語言，彷如失去一種如母語般具有最高統合能力的人，讓語言如同「引言」（quotation）般出現在書中。小說一開始就是一小段法文，緊接著是一小段英文譯文。放在第一頁的兩段法文與英文對譯，刻意強調書寫的視覺效果。於是，段落起頭以“Open paragraph”表示，第一句 “It was the ﬁrst day”結束時寫著“period”，第二句為“She had come from a far”，接著是“period”。整段都以這種方式呈現，作者從遙遠的國度返回故鄉的第一天，就以突顯視覺面向的書寫來表達。法、英文對譯的排列格式，襯托出兩種語言之間組合符號方式的差異，由此帶出客居國度與故國之語言落差。緊接著對書寫文字的刻意強調之後，是三頁有關失去母語者如何摹仿鄉音的描述，初學的艱難在其中展露無遺，更加難受的是失去母語所帶來的悲悽傷痛，內心隱隱抽痛。漢字的中介位置，就展現在精通英文的作者與韓文接觸下出現的漢字，而這些漢字也具有轉換視野的作用。《聽寫》標題頁（title page）之前有一頁韓文，這也是書中唯一出現韓文之處，緊接著即為英文敘述。中間雖然夾雜著英、法翻譯練習，不過緊接著英文關鍵語意之後出現的漢字，予人漢字位於於韓、英文中介位置之感。根據史書美在〈離散文化的女性主義書寫〉裡的描述，《聽寫》標題頁的銘刻搨本，上面刻著三句韓文：「我想媽媽」、「我餓了」及「我想回故鄉」（97）。第一次出現漢字，是在類似作者母親霍炯順墓碑所載的生卒年月日之後，_{“She is born of one mother and one father”（25），接著的兩頁分別寫著} 「女男」等兩個漢字，不僅與mother及father兩個英文字相對應，也緊扣著銘刻搨本的三句韓文。在作者失去母語，苦學鄉音無成，轉而從書寫文字認識韓國國家語言，「女男」兩字可說是英文與韓文逼近時迸現的視野，一方面揭露漢字係韓文的源頭，一方面從對霍炯順生身父母之明確指涉轉而推向具普遍性意涵的「女男」。德勒玆在《評論與臨床論文集》裡指出，人類文明習於把「不確定事物（the indefinite）視為屬個別人物（personal）或擁有之物（possessive）的面具：『一個小孩正挨打』迅速轉換成『我的父親打我』。但文學正好走相 14_{酒井借用柏拉圖（Plato）所用的語彙 “khora” （意為母親或奶媽），說明母語先於一切的「述詞界定」}

（predicative determination），因此母語並非「主詞」（或主體，subject 含有主詞及主體兩個意涵）（Sakai 21），母語也因此具有其他習得語言所無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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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路，且其存在的唯一條件，是在明顯人物底下發現非個人的力量（impersonal power）」（Deleuze, Essays 3）。居英文與韓文中介位置的漢字，在《聽寫》裡所發揮的正是這種作 用。當描述霍炯順自任教的地方返回父母居所死亡，接下來的兩頁分別是漢字「父母」，同樣具有把明確指涉轉為普遍意涵的作用。書裡的中文除發揮改變視野的效用外，同時也指向漢字文化圈共同的文化傳統。在敘述作者返鄉之旅時，談到一連串有關身體各部分器官如何疲累，緊接著即為漢醫界常見的兩幅人體脈絡圖，一幅為「正人明堂圖」，一幅為「伏人明堂圖」，分別列出人體正、反面的脈絡分布，旁邊寫著密密麻麻的漢字。在滿口英語的車學敬踏上故國土地時，因無法說韓語致韓裔身分遭到質疑，這兩幅常見的漢醫人體脈絡圖可能發揮的作用，除有助於跳脫車學敬的疲累身體這個特定框架而指向普遍的人體外，也撥開車學敬說英語的外在形象，直指其內在屬於漢字文化醫療觀的身體形骸。在檢視漢字文化圈賴以凝聚不散的根由時，漢醫人體脈絡圖應在關鍵要素之列。這本英文小說出現的最後一批漢字，是一長串的「太極、兩儀、三才、四象、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子連環、重圍」，之前則為作者彷如造訪靈媒的鏡頭，企圖從片段記憶裡找回過往，甚至「溯及時間之前的時間。溯及第一個死亡。從所有的死亡案例。推到一個死亡。一個且僅存的案例。從其中產生了天使報喜（annunciation）。二度來臨（second coming）」（150）。作者找尋文字表達，找到的就是影響韓國人思維甚深的這一行漢字，南韓國旗上的八卦及太極圖樣即為明證。這一系列的語彙，也代表漢字文化圈傳統的宇宙觀及時間觀。作者懷抱著基督教天使報喜觀點，企圖從記憶片段裡找回過往的一切，結果迸現出來的竟是「太極、兩儀、八卦」等漢字文化熟悉的觀念，漢字的中介地位確實非常明顯。從車學敬的《聽寫》，我們看到漢醫人體脈絡圖及太極八卦等漢字、跨國旅行長途跋涉的疲累、基督教救世主二度來臨、日本殖民統治對母語的打壓、英語的全球使用、漢字對日韓兩國國家語言的形塑。這一切不僅涉及漢字文化傳統霸權與現代性之爭，國族語言、地區共通語言與全球語言之間的糾結也捲入其中，殖民、後殖民乃至全球化彼此間的辯證關係都在其中隱然呈現。從建構東亞跨國論述空間的角度來說，漢字具有本地區共通語言的地位，雖然僅限於書面而非口頭溝通的功能（臺、中、港、澳等國家及地區兩者兼具），卻是區域內共同文化傳統的核心，具有凝聚碎塊在一起而不致散開的功能。這種文化核心的特質，隱隱然使其成為地區內時尚趨勢的牽動者，韓劇《大長今》等流行於東亞的文化產品，即暗合漢字文化的脈絡。漢字也顯現在跨國文化論述裡，全球語言英語與地區內國家語言的對話，漢字常展現其中介位置，並從中揭發隱藏在內的現代性、殖民、後殖民與全球化之關係。《聽寫》毫無疑問地為漢字的中介地位提供適切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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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文從漢字的中介地位切入東亞地區跨國論述空間的建構，進而闡明漢字所處類似翻譯情境的獨特地位與本地區文學／文化生產的關係，並藉此探討本地區長期殖民歷史與全球化之可能關聯。中介位置不屬於任何一方，因此得以超越框架，發掘隱藏在歷史背後的聲音。中介位置也是變化之所在，是文學／文化生產應該努力以赴的目標，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把個別特質提升到「融入不確定範疇的視野，經歷一種跨越原有格局的強烈變化」（Deleuze, Essays 3）。探討漢字在東亞所處中介位置可能發揮的作用，不能忽略的是其開啟嶄新視野的 潛力，一種因超越國家語言及全球語言的框架而可能帶來的強烈變化。從漢字所處的中介地位，自然也及於其凝聚碎塊不散的功能，在東亞各國語言裡，漢字是共同的源頭，具有一種區域統合的力量。漢字在東亞地區具有的凝聚功能，展現在文化上的，是時尚或文化創作者不斷企圖掌握漢字文化圈的變化奧秘，將之轉化為吸引眾人目光的產品。一種具有地區特色的文化產品，也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推陳出新。《大長今》連續劇的成功例子，可以說明漢字在東亞地區時尚與文學文化生產可能發揮的功能，一種在共同傳統裡開啟嶄新視野的潛力，不但吸引本地區眾多人士的興趣，也在全球化時代發揮凝聚地區特色的功能。《聽寫》則為漢字的中介地位提供適切解說，一種居於全球語言英語與國家語言韓語之間的中介語言可能產生的視野變化。車學敬的英文小說《聽寫》與金榮昡編劇的《大長今》連續劇，如果從建構東亞地區跨國論述空間的角度檢視，可以發現漢字在其間扮演關鍵角色，不論是「從不同情境因應帝國主義在所有『文化』領域留下的眾多不同生活常模」，或在資本主義新行銷地理概念裡，「沒有共同社群意識的人，也能在此空間裡表達他們的差異」（Morris xi）。《聽寫》描述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朝鮮半島所留下的深刻烙印，被殖民者流離失所導致母語流失，嫺熟英語後，在重返母語的學習過程中，漢語湧現其間，成為英語與韓語之間的中介語，扮演一種居間翻譯的角色。聽寫是學習語言的重要流程，與翻譯共有的特色，是不能置口授者（或原文）之語言於不顧。在翻譯過程中，根據班雅明的翻譯理論與德勒茲從單子論推衍的褶曲概念，不論是原文及譯文被認出是一種較大語言的碎塊，或兩個褶曲貼近時消失點緊鄰之處，就是啟迪時刻或變化之所在。以此觀點檢視散佈在《聽寫》裡的漢語段落，很容易看出漢語在書中扮演的這種角色，而這也正是東亞地區跨國論述空間之所在。在資本主義新行銷概念之下，《大長今》也高度倚賴漢語所開啟的嶄新視野，並藉此吸引及凝聚東亞地區的共同興趣與情懷。連續劇在區域內播放成功的例子，足證其找對跨國論述的角度。自某個觀點言，韓文算是漢字文化圈一個「漏洞」，這兩部韓國作品背後的漢字色彩，更加突顯漢字在東亞地區跨國論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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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王金庸。〈《大長今》中的蜂螫，蜜蜂醫療的精髓〉。《中國蜂業》3（2007）：26。王莉、薛朝暉。〈《大長今》在中國熱播原因探析〉。《湖南城市學院學報》27.4 （2006）：25-6。史書美。〈離散文化的女性主義書寫〉。《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簡瑛瑛主編。臺北縣：立緒文化，1997。87-109。李迎迎。〈東方文化神韻交響曲―談韓國電視劇《大長今》的藝術魅力〉。《棗莊學院學報》24.1（2007）：44-7。李奭學。《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05。金榮昡（劇本）、柳敏珠（撰寫）。《大長今》上、中、下冊。王俊（譯）。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04。是明啟。〈從大長今的味覺失而復得談起〉。《保健醫苑》1（2007）：30-31。姜珍遠。〈大長今旋風席捲韓臺―韓劇《大長今》流行現象大解析〉。《新聞大舞台》2.3 （2004）：102-05。陳春燕。〈生活在ㄊㄚ方：從一位亞裔美籍作家看（後殖民情境的）書寫倫理〉。《中外文學》27.10（1999）：44-65。劉俊餘（編）。《利馬竇全集》第一冊。劉俊餘、王玉川（合譯）。臺北市：光啟社與輔仁大學聯合發行，1986。〈韓劇熱潮橫掃臺美，大長今勇奪收視率冠軍〉。《新新聞》909（2004）：110。鄭世明。〈儒家思想的最大公約數―論韓國歷史題材電視劇《大長今》的文化內涵〉。《現代傳播》6（2006）：85-88。鄭瑞。〈試談《大長今》中通俗化的儒家思想〉。《遼寧行政學院學報》 6（2007）：125-26。

Barthes, Roland. The Fashion System. Trans. Matthew Ward and Richard Howard.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0.

Benjamin, Walter. “The Concept of Criticism in German Romanticism.” Trans. David Lachterman, Howard Eiland, and Ian Balfour.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I, 1913-1926. Eds. 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Mass.: Belknap-Harvard UP, 1996. 116-200.

---. “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 Trans. Edmund Jephcott. Reflections.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Demetz. New York: Schocken, 1986. 314-32.

(20)

---.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London: NLB, 1977.

---.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Trans. Harry Zohn. Illuminations.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nnah Arendt. New York: Schocken, 1968. 69-82.

---.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lluminations. 253-64. Cha, Theresa Hak Kyung. Dictée. Berkeley: Third Woman P, 1995.

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7.

---.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Trans. Tom Conle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3.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3.

Giddens, Anthony.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Volume 2 of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7.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2000. ---.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2004.

Kant, Immaneul.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H. Bernard. New York: Hafner P, 1951.

---. “What Is Enlightenment?” 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nd What Is Enlightenment. Tra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wis White Beck. Indianapolis: ITT 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59. 85-92.

Lash, Scott. Another Modernity A Different Rationality. Oxford: Blackwell, 1999.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Discourse on Metaphysics and the Monadology. Trans. George R. Montgomery. Buffalo, New York: Prometheus, 1992.

Morris, Meagham. Foreword.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By Naoki Sakai.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7. ix-xxii.

Ong, Aihwa. “The Chinese Axis: Zoning Technologies and Variegated Sovereignty.”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4 (2004): 69-96.

Ong, Aihwa, and Stephen J. Collier. “Global Assemblage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Global

Assemblages: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Ethics a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Eds. Aihwa Ong

and Stephen J. Collier. Oxford: Blackwell, 2005. 3-21.

Ramsey, Robert. The Languages of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7.

Rose, Nikolas. Powers of Freedom: 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9. Sakai, Naoki.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On “Japa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U

(21)

Strevens, Peter.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Directions in the 1990s.” The Other Tongue. Ed. Braj B. Kachru. Urbana: U of Illinois P, 1992. 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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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Production:

East Asi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Hanping Chi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Amid talk of East Asia’s rise in the coming decades, the rol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literary/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be obscured by the global use of English. English in its wide currency nowadays finds a near analogy in Chinese, though in a smaller scale, before the advent of modern times. As East Asia enters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English is growing in significance as a cross-cultural and cross-regional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with Chinese lying somewhere between the global language and the national languages in this region. This paper studies East Asia’s literary/cultural 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ole of Chinese in a cultural landscape where the national languages in this region are brought in juxtaposition with English. The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as the convergence of two languages brought to match each other finds its origin in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Fragments of a vessel that are to be glued together must match one another in the smallest details” (260).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view lies in the potentials of becoming, as “the common limit of two convergent series,” (Deleuze, The Fold 17). What translation has in provoking transformation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common limit,” which has the function of elevating individual traits “to a vision that carries them off in an indefinite, like a becoming that is too powerful for them” (Deleuze,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3). To view Chinese as situated in a zone of proximity like this helps reveal singularities of East Asia, which can be treated neither as national, nor as global. Dictée by Theresa Hak Kyung Cha and the popular Korean TV drama 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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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um (or Jewel in the Palace) are used for discussions.

Keywords: translation, literary production, cultural sphe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resa H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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