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以史論經之平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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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3 頁 2008 年 6 月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劉知幾以史論經之平議

李威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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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劉知幾《史通》是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第一部評論史的著作；書成後各家的批評不一，呂思勉說它「長於精覈」，（〈史通評〉），柳璨說它「妄誣聖哲」（《史通析微》），章學誠說它「得史法，而不得史意」，近人的評述更多，但大多持論偏頗，不得其要。本文以《史通》為其本素材，先探討其史觀：源經入史、秉筆直書、史有三才等三項，是他的主要論點，然後分析他在新史學典範下的經論，基本上他是尊經尊孔；但史學是需講究史料的真實，所以他從史料真假，懷疑經書，而有〈疑古〉、〈惑經〉等篇，本文應用傅偉勳「創造詮釋學」的詮釋層次，來檢驗《史通》的說法，發現有許多的可議處，如他忽略了經文背後大義所在，那才是真實的歷史；劉氏不能以經學的準則去討論史學，反而以史學的典範去論經，難免會產生偏差。不過他把經學視為史料，建立史學的獨立地位，這一點貢獻，是可以肯定的。關鍵詞：劉知幾、史通、典範、以史論經、可議性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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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唐‧劉知幾（661-721）所著《史通》是中國第一部史學評論的著作，很受後世學者的重視，如梁啟超曾說：「自有史學以來，千年間得三人焉，在唐為劉知幾，其學說在《史通》。」（《中國歷史研究法》）一般人都認為劉氏是以史學的角度出發，把經書的內容當史料看待。1_{又因《史通》有〈疑古〉、〈惑經〉} 篇，而指出經書內容不夠客觀，不合事實，這些都是由於孔子歪曲事實，或由孔子的愛憎所造成。2_{如此論點是否有對《史通》做過度詮釋之嫌，則有待進一步} 的澄清。又劉知幾《史通》一些論史的觀點，有無掌握到古代經、史關係，以及經學常理、常道的典範原則，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如果沒有，他所提出對經學的批評和觀點，看似新見，但是就未必合乎古代社會歷史的真相。本文以《史通》為基本素材，並參考清代浦起龍之《史通通釋》，和後人論《史通》的相關著作。以經、史的典範理論為依據，採用傅偉勳「創造詮釋學」對史料的解析層次，3_{來辨析劉氏以「以史論經」的真正貢獻和偏差。並對一些} 學者認為《史通》與正統儒學的觀點，是判若雲泥的，而視孔子《春秋》為菁華久謝的陳籍。4_{這些說法都未必是《史通》的原旨，本文亦特別提出辨正。} 1 楊燕起、高國抗主編，《中國歷史文獻學》在第六章第五節〈劉知幾對歷史文獻學的貢獻〉說：「劉知幾從史學的角度出發，把經書作為史料看待。《尚書》、《春秋》、《左傳》等儒家經典或經注，在劉知幾看來都是歷史書。……同樣，《易》、《詩》、《禮》亦可將它們看成是史籍。」（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年），頁 90-91。 2 楊、高二位的書又說：「劉知幾提倡考辨，自己也取得了很大的成績，如他對經書提出質疑，在〈惑經〉篇中指出孔子修撰的《春秋》……認為孔子歪曲歷史。在〈疑古〉篇中，指出古人由于史料缺乏或出自偏見而對史事有所歪曲，包括孔子刪訂的六經也不例外『觀夫孔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荑不存；觀夫子之定禮也，隱閔非命，惡視不終，而奮筆昌言云：『魯無篡弒』；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語〈國風〉，皆有怨刺，在于魯國，獨無其章；觀夫子之《論語》也，君娶于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禮。』這一切，都是由孔子的愛憎所造成。」，頁 91。 3 傅偉勳，〈創造詮釋學〉，《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提出五個辨證層次：「1.實謂：原思想家實際上說了什麼。2.意謂：原思想家想要表達什麼？或他說的意思到底是什麼。3.蘊謂：原思想家可能要說些什麼？4.當謂：原思想家本來應當說出什麼？5.必謂：原思想家現在必須說些什麼？」（台北：東大出版社，1990 年），頁 9-44。 4 倪金榮，〈劉知幾及其《史通》述論〉：「《史通》立論鮮明，論據充實，論證叢密，與正統儒學觀點是判若雲泥的。〈惑經〉篇批評《春秋》，巨細不均，繁省失中，以及真偽莫分，是非相亂，指出《春秋》不過是一部「菁華久謝」的陳籍。」《江南學院學報》第 15 卷，第 3 期（2000 年 9 月），頁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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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走出經學典範的史觀

劉知幾，原名子玄，因避玄宗諱，以字行。他生於唐高宗龍朔元年（661 年），卒於玄宗開元九年（721 年），享年六十一歲。是徐州彭城（今江蘇銅山縣）叢亭里人。劉家歷代為士族。知幾年十二即由父親藏器授《古文尚書》及《左傳》，又讀《史》、《漢》、《三國志》及漢中興已降到當時之皇家實錄。弱冠即登進士；曾三為史臣在史館三十餘年，預修唐史和《則天大聖皇后實錄》，但卻與當時監修貴臣，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感到美志不遂，才退而私撰《史通》。他在〈自敘〉篇說：若《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不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倫，總括萬殊，包吞千有。5 所以史通的寫作，是劉氏讀書（含讀史）、修史的體驗，所蘊育出史書著述的心得和理想，其史觀重要有下列三項：

一、源經入史

史書雖然自古已有之，但直到劉向、劉歆父子為圖書分類，尚未為史書立類，班固撰《漢書‧藝文志》乃刪簡向、歆《七略》而成，把史書置於〈六藝略〉《春秋》目中。直到荀勖（？-289 年）著《中經新簿》，將群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丙部所蒐的即是史籍著作。《隋書‧經籍志》說：（荀勖）又因《中經》更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六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諸子家、近世子家、兵家術數。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太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6 荀勖將史書從六藝略中獨立出來，除史書增多的因素外，經、史的性質有別，可能也是重要的原因。以後《隋書》等官修或私修圖書志，大多延續《中經新簿》 5 見劉知幾，《史通‧自敘》。該篇又敘述其著作《史通》之原委，他說：「當時同作諸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沈。而美志不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不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見其志。」（清浦起龍，《史通通釋》，台北：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 年），頁 288-293。 6 見魏徵，《隋書‧經籍志》（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頁 903-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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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法，另立史籍之目。但最初之所以列史於經，應寓有經史同源之義。劉知幾《史通》首篇〈六家〉提出「諸史之作」，「其流有六」，分別為：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其中《尚書》、《春秋》、《左傳》三家都是經書。再就歷史的敘述來說，不外記言與記事，記言為《尚書》，記事為《春秋》，所以經書為歷史敘述之源頭。又《史通》次篇為《二體》，一為編年，一為紀傳，編年始於《春秋》，紀傳始於《左傳》、《史記》，所以史體亦始於經書。另就史料來說，劉知幾對經書雖有異議，但他並不否認群經為古史之所本。（容後有討論）

二、秉筆直書

《史通》最令人所稱道的，是指出歷史寫作的態度，必須「秉筆直書」，以實錄為貴，反對曲筆阿時。劉氏認為史家如能彰顯直道，就能讓為惡者有所戒懼。他在〈直書〉篇說：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亂主，茍直書其事，不掩其瑕，則穢迹彰於一朝，惡名被於千載。言之若是，吁可畏乎。7 他特別指出董狐、南史氏、韋昭、崔浩能秉筆直書，而受到後人稱讚8_。劉知幾之所以提倡實錄直書，不僅在記功錄過，彰善懲惡；更重要的是把史學作為治理國家的準則要道，使賊臣逆子、淫君亂主，有所警惕；這種想法和孔子做《春秋》的精神完全一致。劉知幾在擔任史官期間，即主張要實錄國史，因此預寫「唐史」、「武皇后實錄」不為武則天歌功頌德，而與史臣武三思等意見不一9_{，所以對史家歪曲歷} 史、隱惡揚善的曲筆態度，深不以為然。他在〈曲筆〉篇特別指出當時史學著作「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惡，持報己仇。」10 這種「曲筆阿時」，不直之史，代有其書。所以劉氏在〈曲筆〉篇感嘆的說： 7 同註 5，頁 192。 8 《史通‧直書》云：「若南、董之仗氣直書，不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不足，而遺著餘烈，人到於今稱之。」，頁 193-194。（見同上） 9 宋祁、甌陽修等，《新唐書‧劉知幾傳》：「始，子玄修《武宗實錄》，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不聽。自以為見用於時而志不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古今。」（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頁 4516-4521。 10_{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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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書事也，今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若使南、董有靈，必切齒於九泉之下矣。11 而史家為什麼難遵循實錄，而直筆為書呢？因「古來惟聞以直筆見誅，不聞以曲筆獲罪。」12_{所以他期待一位好的史臣，應「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不憚} 於公憲，退無愧於私室。」13_{如此欲求實錄，也就沒有困難了。這種典範，本來} 也是經書的精神，但他卻有〈惑經〉、〈疑古〉等篇，指出孔子亦有曲筆迴護現象，這可能是劉氏只見其表象，而未視聖人之心的偏差。因此有人將這種曲筆的惡例，認為孔子是首開其端者14_{，都是蔽於一偏，未能真正了解經義所致。}

三、史有三才

實錄、秉筆直書，不曲筆阿時，目的是在能反映歷史的真相，而不只是在知道歷史的表象而已。而如何才能見到真相？且如實的記下真相，那就要看史家的學養。《新唐書‧劉知幾傳》：子玄領國史且三十年，官雖徙，職常如舊。禮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識，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賈操金，不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惡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論。15 在《史通》沒有直接論及史才、史學的篇章，只有在內篇〈覈才〉提到：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令》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茍非其才，則不可叨居史任。16 11 同前註，頁 198。 12 同前註，頁 198。 13 同前註，頁 199。 14 王銀春，〈劉知幾史學中三個重要命題〉，提到：「良史以實錄直書為貴。」指出史家曲筆現象有三個根源：「第一儒家隱諱思想的影響。劉知幾認為曲筆惡例，孔子首開其端。他批評孔子所作《春秋》『有未諭者十二，有虛美者五』案魯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然何止《春秋》，在於《六經》亦皆如此。」《寧夏大學學報》，第 79 期，頁 30-31。 15_{歐陽修、宋祈等撰，《新唐書》（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頁 4519-4521。} 16_{浦起龍，《史通通釋》（台北：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 年），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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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傳和〈覈才〉篇的文字，大概可以看出，所謂史才是指編撰史籍時文字的表達能力和技巧，但文與史，「較然異轍」（覈才篇）所以文才不等於史才。《史通》中的〈言語〉、〈浮詞〉〈敘事〉、〈品藻〉等篇，應多與史才有關。至於「史學」，應指對於史事、材料、文獻的腹涵，與《史通》中的〈采撰〉、〈載文〉、〈補注〉、〈因習〉、〈邑里〉、〈書事〉、〈人物〉諸篇有關，沒有深厚學養，就不可能掌握周全的歷史材料，反映社會的真實。談到「史識」，從字面看，應指史觀，即本著史家的才能，對史料能做正確的判斷，而使「驕君賊臣知懼」。《史通‧鑒識》篇說：夫人識有通塞，神有晦明，毀譽以之不同，愛憎由其各異。蓋三王之受謗也，值魯連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見詆。斯則物有恆準，而鑒無定識，欲求銓覈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為文，淵浩廣博，學者茍不能探賾索隱，致遠鈎深，烏足以辯其利害，明其善惡？17 「探賾索隱，致遠鈎深」，是另外的一種史識，如果史家缺乏此識，恐流於孤陋，難免遺誤後學。〈探賾〉篇又說：古之述者，豈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亂。由是《書》編典誥，宣父難辨其流；《詩》列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來是觀，茍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謬也，不亦甚乎！18 作史者常寓有深旨，即來自於其史識。讀史亦然，須有見識，對作者撰史本意，方能了然於心。史家修史，需要博聞，兼覽眾說，以廣見聞；且能辨別真偽，擇善而從，還要有好的史筆技巧，能確切的表達，所以史學、史識、史才缺一則不可。

叁、劉氏新史學典範下的經論

劉氏《史通》源經入史，所以不但尊經，非常尊崇孔子，然後再以史論經，因從史學的角度看經書，所以對經書難免也有一些的懷疑。 17_{同註 16，頁 204-205。} 18_{同前註，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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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孔尊經

劉知幾對孔子非常尊崇，他在〈惑經〉篇開頭說：「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以來，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不及，請益無倦。19_{」，他對孔子、經學的尊重，可從下列幾點看出：}

（一）六經為孔子所刪定

六經雖為周公一代之典，今文家認為經孔子刪述後，才稱之為曰。〈六家篇〉說：「《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所以《書》定於孔子。該篇又說：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禮之舊法，遵魯史之遺文；據行事，仍人道；……，藉朝聘而正禮樂；微婉其說，志晦其文；為不刊之言，著將來之法，故能彌歷千載，而其書獨行。20 說明《春秋》孔子所修，至於《禮》、《樂》與孔子有關。《詩》、《易》亦經孔子所刪述和贊定。

（二）史料、史體來自諸經

前節所述六家二體與六經有關外，像《書志》之體例亦是出於群經。〈書志〉篇說：「夫刑法、禮樂、風土、山川，求諸文籍，出於三禮。反班、馬著史，别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禮經。21_{」《史記》、《漢書》以後正史的書、志即源} 於三禮。又《史記》有「太史公曰」、《漢書》有「贊曰」、荀悅《漢紀》有「論曰」等，亦受「《春秋》、《左傳》每有發論，假君子以稱之」的影響。22_又史書常有常例，亦沿續《尚書序》、《詩序》之舊例，《史通‧序例篇》說：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竊以《書》例典、謨，《詩》含比興，若不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降 19 《史通‧惑經》，頁 397。 20_{《史通‧六家》，頁 7。} 21_{《史通‧書志》，頁 56-57。} 22_{《史通‧論贊》：「《春秋左氏傳》每有發論，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梁子，《史} 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論，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便於時者，則總歸論贊焉。」，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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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復立序。文兼史體，狀若子書，然可與誥誓相參，風雅齊列矣。23 可知史序來自經書，史例亦是如此，該篇又說：夫史之有例，猶國之有法。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例，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凡例；左氏立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 若沈宋之志序，蕭齊之序錄，雖皆以序為名，其實例也。24 史書六家中尚書、春秋、左傳三家，編年、紀傳二體，書志、論贊、序等序例，都是五經所本有。

（三）引孔子之言論做為撰史的原則

今所見劉氏《史通》四十九篇，引孔子的話，做為寫史之準則，不在少數。如《書志》篇提到：子曰：蓋有不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所不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不知為不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25 劉氏引孔子話在強調歷史的敘述，必須以真知寫真實的事。也就是〈直筆〉篇秉筆直書之意，又史書之撰寫，名實必須相符。《史通‧稱謂》云：孔子曰：唯名不可以假人。又曰：名不正則言不順。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況復列之篇籍，傳之不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 26 劉氏引孔子正名說，作為寫史的楷式，亦同意《春秋》貶吳、楚為子之大義。所以孔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仍是為史而載文的典範。」 23 同前註，頁 87。 24 同前註，頁 88。 25_{《史通‧書志》，頁 67。} 26_{《史通‧稱謂》，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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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_{。在〈敘述〉篇又引孔子的話說：「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以文。} 自五經已降，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劉氏並批評後人史筆練飾太過，雖學五經，但難免流於「刻鵠不成，反類於鶩。」28_{。在〈品藻〉篇又引孔子「以} 貌取人，失之子羽；以言取人，失之宰我。29_{」，藉以說明歷史必須以事實做根} 據，使善惡昭然可見。30

（四）史之闕文當廣採眾說

寫史必須以真實的史料為依據，如因時空變遷，造成文獻亡佚或殘缺，應採摭眾言，然後成一家之言，才能傳諸不朽。這種認知來自孔子、經典的遺意，〈採撰篇〉云：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來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逸者哉？蓋珍裘以眾腋成溫，廣廈以群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不徵求異說，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諸不朽。觀夫丘明受經立傳，廣包諸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錄向使專憑魯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見洽聞，若斯之博也。31 經只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準則，並非時空現象的全部紀錄，經只是部份之史，孔子已知史有闕，《春秋》據魯史述其綱目，左丘明受經立傳，兼採眾說，才能成其博。準經演繹成史，經史分途，關鍵在此。

（五）五經是古史的主要依據

史料的蒐集要廣博多元，縱使「道聽塗說之違理，街談巷語之損實。」32_但謂其可觀之處，不過與五經相比，當然比較不容易取信於人。33_{劉氏又稱「觀乎} 27_{〈載文〉，頁 127。} 28_{〈敘事〉，頁 180。} 29_{《論語》。} 30_{《史通‧品藻》，頁 187。} 31_{同前註，頁 115。} 32_{〈採撰〉，頁 118。} 33_{《史通‧採撰》：「夫以芻蕘鄙說，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 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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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風以察興亡。」指「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34_{又史之說事、說理源自} 《尚書》、《春秋》。在〈敘事〉篇說：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麟，是為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論事也，昭昭然若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說事者莫辨乎《書》，說理者莫辨乎《春秋》。」……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經史之目，於此分焉。35 司馬遷作《史記》，班固著《漢書》，都是以五經為依據的繼聖之著作。但經、史分途，也是由史、漢開始。劉氏又說：「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果日流景，則列星寢耀；桑榆既夕，而辰象粲然。」36_{史書從《史記》、《漢書》以後，} 便離經而獨立，而成顯學。又史書敘事之體有四，即直紀其才行、書其事迹、因言語而可知、假讚論而自見，其中三體，劉知幾都引經書的例子37_{，可知史書的} 敘事方式，也是以五經為依據。再有五經的內容，是後世史家取證的依據。〈敘事〉篇說：昔《禮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創新儀，前史所刊，後來取證。是以漢初立轊，子長所書；魯史為髽，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劉芳）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38 《史記》、《漢書》的內容，很多取自經書，論贊斷語，亦是如此。其他各種史學著作，凡涉及古史內容，也大多以五經做為立論的準則。 34_{〈載文〉，頁 123。} 35_{同前註，頁 165。} 36_{〈敘事〉，頁 165。} 37_{《史通‧敘事》：「蓋敘述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行者，有唯書其事迹者，有因言語而} 可知者，有假讚論而自見者。至如《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狀，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更無他說，所謂直紀其才行者。又如《左傳》載申生為驪姬所譖，自縊而亡；……此則不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迹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炙忠良，刳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論楚也，「華輅蓋縷，以啟山林。」此則才行事迹，莫不闕如，而言有關涉事便顯露，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見同上，頁 168-169）至於假讚論而自見者，劉氏雖舉《史記‧衛青傳》和《漢書‧孝文紀》的例子，其實與《左傳》「君子曰」之體，有密切關係。 38_{同前註，頁 179。}

(11)

（六）推崇左傳

劉知幾把《左傳》列為史家六體之一，又稱《左傳》是敘事之最佳代表，自晉已降，景慕者多。39_{在〈申左〉篇特別稱《左傳》有三長}40_{：一傳孔子教，故} 能成不刊之書，著將來之法。二其傳廣包它國，每事必詳。三凡所採摭，實廣見聞。劉知幾特別指出《春秋》與使《左傳》實為一體，缺一則不可。〈申左〉云：至於實錄，付之丘明，用是善惡畢彰，真偽盡露。向使孔經獨用，《左傳》不作，則當代行事，安得而詳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左傳》所錄，無愧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不可，相須而成。41 經由《左傳》，可瞭解春秋二百四十二年魯國和楚、鄭、齊……等國之史事。劉知幾之所以如此推重《左傳》，認為該書是左丘明真的能傳《春秋》之意的著作，〈申左〉篇云：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行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論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有刺譏褒諱之文，不可以書見也。魯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異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論其語，成《左氏春秋》。42 《春秋》寓有孔子之志，而左丘明能以史實闡發其意，較之《公羊》、《穀梁》二傳，要具體真實得多。所以劉氏特別尊崇《左傳》。 39 〈模擬〉，頁 222。 40 《史通‧申左》：「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案《春秋》昭二年：韓宣子來聘，觀書於太史氏，見《魯春秋》，曰：「周禮盡在魯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春秋》之作，始於姬旦，成於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例，皆得周典，……其長一也。……其傳廣包他國，每事必詳，其長二也。……凡所採摭，實廣聞見，其長三也。」同前註，頁 418。 41_{同前註，頁 421。} 42_{見前註，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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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史料懷疑經籍

劉知幾雖然尊經尊孔，但就史學的角度，必須求史料的真實。所以對經傳的作者、內容、體例等，亦提出他的懷疑之處。43

（一）指《尚書》、《論語》重言輕事

又《史通‧疑古》稱《尚書》、《論語》重言輕事，而造成唐虞以下，帝王得事迹未明。〈疑古〉云：孔門之著錄也，《論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論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穆，其書所錄，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行事，萬不記一。語其缺略，可勝道哉！故令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易明也。44 《尚書》、《論語》因記言而略事，於是造成一些史實未能明確的傳達於後世。

（二）六經多隱晦、美善而諱惡

劉知幾在〈疑古〉篇特別引用《論語》的話：「君子成人之美，不成人之惡」（〈顏淵〉）「成事不說，遂事不諫，既往不咎。」（〈八佾〉）、「民可使由之，不可使知之。」（〈泰伯〉）認為「聖人之教，其言若是。」其對史籍的影響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雖有其惡，不加毀也；惡者因其惡而惡之，雖有其美，不加譽也。」並引《孟子》「堯舜不勝其美，桀紂不勝其惡。」45_來說明與事實的偏差。劉氏又以《春秋》為例，指其「事靡洪纖，動皆隱諱。」六經亦皆如此。他說：魯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六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 43_{《史通‧惑經》：「孔氏之立言行事，刪《詩》贊《易》，其義既廣，難以具論。今惟摭其史} 文，評之於後。」同前註，頁 387。 44_{見同上，頁 379-380。} 45_{見《史通‧疑古》，同前註，頁 380。}

(13)

《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荑不存。觀夫子之定禮也，隱閔非命，惡視不終，而奮筆昌言，云「魯無篡弒」。觀夫子之刪詩也，凡諸國風，皆有怨刺。在於魯國，獨無其章。觀夫子之《論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禮」。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46 劉知幾舉《尚書》、《禮》、《詩》、《論語》例子說明經書有隱諱缺漏不全之處。

（三）懷疑經書內容之真實性

《史通‧疑古》指出經書可懷者有十項： 1、《尚書‧堯典》成文，廣造奇說，過分稱美堯舜。 2、懷疑堯舜禪讓之可信性。因《汲冢瑣語》有「舜放堯於平陽」之記載，與〈堯典〉序：「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之說不同。所以劉氏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 3、《尚書‧舜典》稱舜「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劉氏疑舜「何得以垂歿之年，更踐此不毛之地？」 4、有關堯、舜、益、啟、太甲、伊尹、文丁、季歷等之事迹，《尚書》所言，與《汲冢書》所記不同。 5、《尚書‧湯誓序》：「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唯有慚德。」與《周書‧殷祝》：「桀讓湯王位」之說不同，劉氏疑〈湯誓〉有增桀之惡之嫌。 6、五經之言，有前後相乖者，如稱周之盛，云三分有二，商紂為獨夫；語殷之敗，又稱紂有臣億萬人，其亡流血漂杵；前後矛盾，所以劉氏懷疑〈泰誓〉篇武王數紂過失，恐有厚誣者。 7、《尚書‧微子之命》序云：「殺武庚」，武庚即紂之子，劉氏懷疑父王被殺之後，沒有侯服事周的道理。 8、《論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商書‧序》云：「西伯戡黎，殷始咎周。」當時文王為諸侯，而受命稱王，於理不合，所以《論語》、《尚書》必稱周德之大，難免給人誇大其說之疑。 9、《論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劉氏懷疑夫子稱太伯「可謂至德」，似有謬譽。 46_{同前註，頁 380-381。}

(14)

10、《尚書‧金縢》：「管、蔡流言，公將不利於孺子。」《左傳》云：「周公殺管叔而放蔡叔。夫豈不愛，王室故也。」劉氏引〈君奭〉篇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不說。」因此，懷疑周公有挾震主之威，行不臣之禮，指《尚書》有美化周公之嫌。總此十疑，孟子說：「盡信《書》，不如無《書》，〈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簡。」所以劉知幾說：「遠古之書，其妄甚矣。」47_{他所說的遠古之書，主} 要是指經書而言。

（四）對《春秋》之疑惑

孔子修《春秋》，重在微言大義，而劉知幾對《春秋》之義，提出十二項未諭者：48 1、《春秋》貶退弒君曰卒未合實情如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杞伯以夷禮來朝，降爵稱子，……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列。……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曰卒等。 2、弒君事大，春秋為何不書弒如哀公六年：齊陽生（悼公）入於齊，齊、陳令殺其君荼之事。 3、夫子修《春秋》多為賢者諱如狄實滅衛，因桓恥而不書。 4、非所諱而仍諱，當恥而無恥如哀八年及十三年，公再與吳盟而皆不書，桓二年，公及戎盟則書之等。 5、略大而存小，理乖而懲勸如陽虎盜入于讙，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 6、不守「既未成君，不避其諱」的《春秋》之例。如惡，視之殂，直云子卒。 47_{見《史通‧疑古》，頁 394。} 48_{同前註，頁 398-409}

(15)

7、不合《春秋》弒、殺之例《春秋》凡在人倫不得其死者，邦君以上皆謂之弒，卿士以上通謂之殺。但桓二年，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大夫孔父就不應該稱弒。 8、不當之諱如《晉春秋》、《紀年》記重耳出奔，惠公見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魯春秋》記其國則不然。 9、記褒貶沿革無定體如昭十二年，齊納北燕伯于陽。夫子一褒一貶，有所不同。 10、書法未明，經、傳不書如哀元年「許男與楚圍蔡」，許已滅亡之國，又何能重列諸侯，經既不書，傳又闕載。 11、《春秋》書異國事，皆取來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必闕。如宋飛六鷁，小事也，以其有告而書之。晉滅之邦，大事也，以無告而闕之。 12、《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來者之辭，而來者所言，多非其實。如兵敗而不以敗告，君弒而不以弒稱。

（五）指《春秋》有虛美之處

〈惑經〉篇指《春秋》「審形者少，隨聲者多」，名實不符，虛美者有五項：49 49_{見《史通‧惑經》，頁 410-414。}

(16)

1、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不能贊一辭。」 2、左丘明論《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不得，或欲蓋而名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3、孟子云：「孔子成《春秋》，亂臣賊子懼。」指其「無乃烏有之歟?」 4、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5、班固：「仲尼歿而微言絕。」劉氏云「觀微言之作，豈獨宣父者邪?」劉知幾引用太史公、左丘明、孟子、班固贊美孔子修《春秋》的偉大貢獻，他認為就事論事，對夫子作《春秋》的贊美言論，難免誇大其辭。

（六）指責《公羊》、《穀梁》的短處

孔子修《春秋》，而最能弘揚《春秋》微言大義的，便是《公羊》、《穀梁》二傳，但就史學講求實錄的原則，義理的闡發，難免失之主觀，缺乏實證，所以劉知幾指出其有五短50_： 1、得之於傳聞，不如目睹之可靠。《公羊》、《穀梁》生於異國，長在後世，就地域來說與魯國不同，就時間來說，與孔子相去甚遠，所以不如《左傳》來得可靠。 2、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公》、《穀》二傳，只是記錄相傳之言，是流俗之口說，非事實之紀錄。 3、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取諸胸臆，無所準繩。因《公》、《穀》二傳是記相傳言語，尋源探本，只是內心的想法，是傳述者自作之主張，缺乏準則，言多鄙野，理多迂僻，與《左傳》相比，不可同年而語。 4、對《春秋》經文，無所發明。《公羊》、《穀梁》以問答釋經，無事實根據，缺漏甚多，只是隨經文演譯而已，無所發明。 50_{同前註，頁 41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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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失聖人之旨，獎進惡徒，遺誤後學。如衛輒父子爭國，理法不容，孔子深不以為然，《公羊》卻以衛輒為賢，如此有違夫子之教。傳《春秋》有《公羊》、《穀梁》、《左傳》和鄒氏、夾氏二家，因鄒無師，夾氏沒書，後來失傳。《左傳》以事實傳經，合乎史實需要，所以最為劉知幾所稱讚；《公羊》、《穀梁》以義傳經，是漢初顯學，也是經今文學家所樂道，劉氏卻指責其有五短，經學、史學典範不同，所見自然有別。

肆、劉氏以史論經之可議性

經書在中國古代是具有特殊意義的書，它所記載的修身治國、經世濟民的常理、常道，是人民生活的典範。也是史部、子部、集部諸書的總源頭，所以有人稱經書是中國的「書中之書」。劉知幾作《史通》想為史籍另立門戶，樹立史學典範，但又拋不開經學典範的糾葛，所以他的立論，就不無可議之處。

一、列經為史問題

班固《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行，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不同之。 51_{」史官之職，古已有之，但他們記的卻成了經書，可見經史自古不可分。一般} 人都說周公、孔子是集中國古代文化之大成的人物，他們所記集的代表作便是《六經》，所以《六經》也是中國古代歷史文化的記錄。歷來視經為史的文獻很多，如王通《文中子》說：聖人述三史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古索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不可雜也，故聖人分焉。52 《文中子》已將《書》、《詩》、《春秋》直稱其為史。劉知幾《史通‧六家》： 51_{班固，《漢書‧藝文志》（台北：世界書局，1972 年），頁 1715。} 52_{《文中子‧王道》，掃葉山房版，頁 129。}

(18)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來，質文遞變，諸史之作，不恒厥體。榷而為論，其流有六：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六曰漢書家。53 《尚書》、《春秋》、《左傳》視為史之三家，他雖未直接言明經即史，其實已視經作史，以後如宋代王應麟，清代全祖望、袁枚等，都已提到經史一也，或經即史之論。而章學誠《文史通義》在內篇〈易教上〉更明確指出「六經皆史」 54_{。其意義大概有下列五種：一指六經為周公一代之典，也是中國古史的源頭。} 二指六經為古史的主要材料。三指史官所記資料，即經書的內涵。四指經書的體例，即史書之所本。五指經書的道理即寫史的準則，所以六經即是史，但史書不能全都稱為經，因經必須經聖人刪述，或闡揚五經的傳記，才可稱為經，它具有人生典範的意義在。劉知幾《史通》基本上是尊經尊孔，這一點是合乎經學精神；他也主張史學必須要能「獎善懲惡」，這和經學義理也相一致。《史通》繼承了部份經學典範，而試圖建立他的史學典範，但他卻倒過來以史學典範去論經書，而發生倒本為末的錯亂。「疑古」、「惑經」的說法，即是以史論經下的產物。

二、經籍史料的詮釋問題

既然六經皆史，所以經書內容當然是古代史重要的文獻素材，但如何去詮釋它，以求得經書文字背後的事實真相，是研治古史的關鍵所在。劉知幾的史學典範，特別重視秉筆直書，不能絲毫加以掩飾，這種原則，應該人人都懂。但直書其事，談何容易，除受史家個人背景影響除外，真相常人見人殊，又語言文字常有弦外音，言外意，真相往往是在事件和語言文字背後。依傅偉勳〈創造詮釋學〉對文獻辨證所區分的五個層次來看經書：經典的資料只是一實際文獻，而這一文獻真想要表達的是什麼？這些都是在處理史料時，應該思考的問題。如果依它想要表達的可能說些什麼？因此本來應怎麼說？但因事時隔境遷，如在現時該說些什麼？55_{所以劉氏的秉筆直書，有時看到的並不是歷史的真實，而是歷史的假} 相，反而曲筆處，正是大義所在，孔子修《春秋》，有微言、有大義，有微言大義，微言大義處，才是真正的歷史的重心。例如〈惑經〉篇提到「夫子修春秋，多為賢者諱。狄實滅魏，因桓恥而不書。」此事見於《春秋》桓公二年，經云「狄人入衛」，事實上是狄人滅了衛國，但《春秋》卻不書滅，而言「入」，《穀梁》范《注》云：「不言滅而言入，《春秋》為賢者諱。」齊桓不能攘夷狄，也是事 53_{《史通‧六家》（台北：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 年），頁 1-2。} 54_{章學誠，《文史通義》，〈易教上〉云：「六經皆史也。古人不著書；古人未嘗離事而言理，} 六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台北：國史研究室，1972 年），頁 1。 55_{同註 3。}

(19)

實，所以經雖只言「入」，而不用「滅」，不但滅義不失，還有責齊桓公不能攘夷的大義在，不是更合乎歷史的真實嗎？因此史筆該直書則直書，該曲筆則曲筆，要視實際情況而定。傅偉勳的「五謂」，往往「蘊謂」才是真正的歷史，史家要能體會出它的「當謂」和「必謂」。才算做到了劉知幾自己所說的史家要有史識。

三、經權與史籍撰述問題

群經有不可改變的人生常理、常道，才稱之為經；但為了實現此常理、常道，必須隨時空特殊情況，變以求通，如此知道變通稱之為權，守經需要達變，而權變也是為了實現常道，來建設健康正常的人生。歷史源自經書，也是社會人生是否實現經學常道的紀錄，所以經書紀錄內容主要是表達人生道理，它的事件可能發生過，也可能誇大其辭，甚至有可能是虛構，這都不是那麼重要，只要能說清楚它的道理，就算達到目的。如〈疑古〉篇提到堯、舜讓位，劉知幾根據《汲冢瑣語》等書，認為「堯放舜於平陽」56_{，堯未必讓舜，舜也未必讓禹，與《尚書》、} 《孟子》等經書的說法不同。除《汲冢瑣語》的資料是否比《尚書》等的文獻可靠，尚有待考證外，「堯舜禪讓」的歷史意義是反映當時百姓對天下為公的政治企盼，國君必須是位賢德的人，是為民服務的，當然要讓賢者在位，堯舜是社會人心共同仰慕的典型人物，堯舜的確長久真實的存在人間，難道不是歷史？劉知幾要用不一定可靠的《汲冢瑣語》去追求原始真相，來否定自古以來存在人心真實，反而展現他所見之淺。又如在〈疑古〉篇提出《論語》曰：「君子成人之美，不成人之惡」依此聖人所立之言，難免「美者因其美而美之，雖有其惡，不加毀也；惡者因其惡而惡之，雖有其美，不加譽也。」所以對「堯舜就不勝其美」，對「桀紂就不勝其惡」57_{，道理也是一樣。就經義而論，堯舜是聖君的典範，目} 的是要給後代君王有所取法，桀紂言行的惡形惡狀，則是要給後人做警戒，都是歷史活生生存在的事實。經權之道理，史家不能不知。

四、經、史主從關係與史學獨立的問題

《中經新簿》以前的目錄學，史籍在圖書分類並未獨立成部，而是被附在經類，而經又是史官記言、記事的著作，所以經史本是同根共源。但《易》、《書》、《詩》、《禮》、《樂》、《春秋》六經，所記錄的主要內容是國君治國理民的典則，和諸侯國間相互關係的大事，並非普通的在反映社會整體的活動，與今天 56_{《史通‧疑古》，頁 384。} 57_{同前註，頁 379-395。}

(20)

所謂史的定義，尚有一定距離，簡單的說，經的內容所能陳現的只是古代治理階層部份的史實，雖不夠全面，然而它很重要，也具有代表性，所以才視經為史，甚至章學誠提出「六經皆史」之說。又因經學所記，所謂的是人生常理、常道的待人處事的原理、原則，日人本田成之把它稱為人生的教育學58_{，經學的價值觀，} 也就是傳統社會的價值觀，中國歷史文化、學術思想也是以經學為骨幹。所以在古代的經史關係是經學為主，史為從，經書不但是古史的材料，經的道理也是古史撰述的原則，劉知幾源經入史，是很有見地的做法，甚至欲以史視經，而建立他的史學典範，這一點在史學發展史上是有他的貢獻和應有的地位，不過，他忘了早期經、史的主從關係，他的《史通》卻反過來以史為主體，去評論經書，而有疑古、惑經的說法。因此如果以經學的特質和主體性來看，劉知幾的這些說法，當然就有其可批評之處。

伍、結語

劉知幾出身士人世家，自幼飽讀經史百家之書；後又久在史館擔任史官，看到魏晉以來官修史書，曲筆迴護，不得其實，極思加變革，又無能為力，於是私撰《史通》，以見其志，他在〈自敘〉篇說：「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倫，總括萬殊，包吞千有。」59_{他評論經書和以前歷史著作的} 得失，也提出史家的任務和寫史的原則，是中國史學史上很重要的代表作。他源經入史，主張史籍貴在實錄，必須秉筆直書，不虛美、不隱惡，所以史才、史學、史識是史家必備的條件。這些觀點都是史學的金科玉律。劉氏為史學立下一些典範後，進而以史論經，從史料上他懷疑經書，如懷疑經傳的作者，指《尚書》、《論語》等重言輕事，又說《六經》多隱晦，喜美善而諱惡，也懷疑經書內容的真實性，如疑惑《春秋》，指論述《春秋》者有虛美孔子之嫌，也指責《公羊》、《穀梁》以義傳經的短處。但如果以這些說法，就誇大劉知幾的批判精神，或說《史通》與傳統儒學觀點，判若雲泥，或視《春秋》為菁華久謝的陳籍，恐怕都不是劉知幾寫《史通》的本旨。劉氏基本上他是尊孔尊經的，他認六經是孔子所刪述，史料、史體是來自經書，《史通》各篇常引孔子的言論以做為撰史的準則，他也推崇《左傳》，認為五經的內容是古史的主要依據，可知《史通》精神與儒家經典是相一致的，只不過劉氏他是以史為主體去論經，並從史料的角度去解析經籍，又忽略史料詮釋的多層意義，以及經書的原理、原則在史學撰述上的意義，也忘了經、史原有的主從關係，因此所提出對經 58_{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將今日的學問、宗教、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治於一} 爐的，廣義人生教育學就是經學。」（台北：廣文書局，1979 年），頁 1。 59_{《史通通釋》，頁 291-292。}

(21)

書和孔子的一些批評，就不是那麼正確、客觀。但他為史學建立的典範和地位，應是他最大的貢獻。

(22)

參考書目

王銀春，〈劉知幾史學中三個重要命題〉，《寧夏大學學報》9 期，1972 年。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台北：廣文書局，1979 年。宋祁、歐陽修等，《新唐書》，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倪金榮，〈劉知幾及其《史通》述論〉，《江南學院學報》，2001 年。浦起龍，《史通通釋》，台北：九思出版社，1989 年。章學誠，《文史通義》，台北：國史研究室，1972 年。梁啟超，《中國歷史研究法》，台北：商務出版社，1966 年。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台北：東大出版社，1990 年。楊燕起、高國抗主編，《中國歷史文獻學》，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年。魏徵，《隋書》，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

(23)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1-23, No.16, Jun. 2008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Textual Criticism of Liu Chi-Ji Using “Shi

Tong” to Comment Confucian Writings

Wei-Hsiu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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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u Chi-ji’s “Shi Tong” is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historical commenta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Chinese history. The book received varied comments. Lyu Si-mian described it as “skilled in criticism” (“Review of ‘Shi Tong’”), while Liu Can called it “absurd accusation of the sages and saints” (“Analysis of ‘Shi Tong’”), and Chang Hsue-cheng commented as “knowing the law of history without knowing the meaning of history”. There are even more commentaries on “Shi Tong” in the modern time, yet most held biased view. This paper reviews the viewpoint of history of “Shi Tong”, including deriving from Confucian writings, factual records, and three talents of the history, which were his main arguments. It then analyzes his discourses on Confucian writings under the paradigm of the new science of history. He respected Confucius and his writings, yet since the science of history is based on facts, he challenged the truth of Confucius writings based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writings, and wrote “Doubts on history” and “Confused with Confucius Writings”. This paper applies the interpretation dimensions of Fu Wei-hsun’s creative hermeneutics to verify the discourses of “Shi Tong”,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many controversial parts. For example, he neglected the meaning of the Confucius writings, which was the true history. Liu did not use the criteria of Confucius writings to discuss the history, but used the paradigm of history to discuss Confucius writings, which then resulted in biased views. However, he regarded Confucius writings as historical materials, which then established the unique status of the science of history. His contribution was commonly recognized.

Keywords: Liu Ch-ji, Shi Tong, Paradigm, Using “Shi Tong” to comment Confucian

writings, controvers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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