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青少年親子關係類型及親子互動

差異比較：因素混合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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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雅妤

王郁琮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三青少年知覺的親密衝突異質性親子關係類型，以及不同類型在親子互動時的 訊息坦露程度和關係滿意度差異比較。本研究資料擷取自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之「台灣青少 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國一樣本第六波青少年問卷資料。研究樣本為1,745 名高三生，研究變項 包括其與父、母相處時的親密和衝突互動，親子間訊息坦露程度以及對親子關係的情緒滿意度跟 認知滿意度。本研究利用因素混合模式分析（factor mixture model, FMM）進行「親密」、「衝突」

二因子之異質性分析，並進一步利用新進發展的BCH 方法，針對不同類型的親子間訊息坦露程度 與關係滿意度進行差異檢定。研究結果顯示：（一）青少年的親子關係型態，無論是與父親或與 母親皆可區分出三種類型，包括：「親近和諧型」、「矛盾混合型」以及「衝突爭執型」。（二） 其中以親近和諧型（母親：53%；父親：64%）佔最多數，其次是矛盾混合型（母親：41%；父親： 30%），衝突爭執型佔最少人數（母親：5%；父親：6%）。（三）青少年自覺與父親親近和諧的 人數比例高過於與母親的人數；而與母親關係感到矛盾的人數比例多過父親；又，與父親和母親 衝突爭執的人數比例則無明顯差異。（四）最後，「親近和諧型」有最多訊息交流之行為，且對 關係滿意度最高，而「衝突爭執型」不僅鮮少親子間訊息往來，且對關係感到不滿意。 關鍵詞：因素混合模式分析、親子關係類型、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 https://doi.org/10.6251/BEP.202103_52(3).0010 ＊ _{1. 本篇論文通訊作者：王郁琮，通訊方式：[email protected]。} 2. 感謝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106-2410-H-018-006-MY2）。本研究分 析資料採自中央研究院支助之「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 AS-93-TP-C01）。計畫主持人為社會學研究所伊慶春教授，問卷資料由中央研究 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釋出。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本論文研 究發現與內容由作者自行負責。

親子關係是個體生命週期中持續時間最長且情感連結最緊密的關係（Birditt et al., 2009），尤 其青少年階段的親子關係與青少年的心理幸福感跟犯罪行為有關（Hair et al., 2008），亦對子女成 年後的心理健康狀態造成深遠影響（Berg et al., 2017）。本研究旨在藉由因素混合模式分析（factor mixture model, FMM）探究高三生與雙親的親密和衝突互動關係類型，並以新興的 BCH 方法檢驗親 子互動中訊息坦露程度和關係滿意度在不同親子關係類型間的差異。相關文獻，分述如下：

（一）青少年中期的親子關係特色

Blos（1967）延伸 Mahler 分離－個體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的觀點，認為青少年在青春 期會再次經歷分離個體化的過程，逐漸脫離對父母的依賴，展現個人的自主性。與此同時，進入 青春期的子女也因為與同儕互動頻繁，導致其與父母親密連結降低、衝突增加（羅國英，1997； Branje, 2018; Hadiwijaya et al., 2017）。父母則為捍衛自身管教權而常與子女產生摩擦。換言之，青 春期的親子關係是子代爭取自主權與親代執掌管教權二者間的權力拉扯（De Goede et al., 2008; Van Doorn et al., 2011）。Cicognani 與 Zani（2010）指出，親子間都一致認為，彼此互動時的親密感受 顯著下降、有較多的被侵犯感、且親子衝突與日遽增。過去研究發現，青春期中段（約15 至 17 歲） 是親子親密程度最低，且衝突最高的緊張時刻（Hadiwijaya et al., 2017; Van Doorn et al., 2011; Zhao et al., 2015）。 華人父母常把自己對孩子的「愛」與「管教」相提並論，導致青少年在發展自主性的同時，易 因對事物的看法與父母意見相左，讓父母覺得其權威受到挑戰（陳貽照、李美枝，2012）。另外， 當代華人社會仍普遍存在五子登科的社會文化價值，因此金榜題名往往被視為是高中子女盡孝的一 個方式，進而導致學業壓力成為影響青少年親子關係變化的要素之一（葉光輝，2017；葉光輝等人， 2006；羅國英，1997；Karbach et al., 2013 )。尤其在高三的生涯轉折點，子女的學業表現往往是親 子互動時主要張力來源，父母如何適切地陪伴兒女共同度過此高壓力階段，充分考驗著親子關係的 韌性（林惠雅、蕭英玲，2017）。 綜合以上，影響青少年階段親子關係變化的癥結在於子女對個人自主的需求，與父母對其管教 權責界線的劃分與消長。在子代權力爭取與親代界線維護的拉扯過程中型塑出不同的親子關係類 型。尤其當子女處於面臨生涯轉換的高三階段，親子間對於子女的課業表現或生涯抉擇之共識，往 往是影響親子關係變化的焦點所在。故，本研究以高中三年級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在面臨生涯轉 換的關鍵時刻，親子共同經歷對升學或就業的不確定感與緊張感之時，在親職行為的放手與控制間， 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關係及其互動的差異。 （二）親子關係研究的典範轉移 以人為中心的研究取向（person-centered approach）利用潛在類別變項，針對受試者的反應特 性，拆解出若干異質性群體（Hadiwijaya et al., 2015; Howard & Hoffman, 2017）。近來，異質性分 析技術已逐漸被社會行為相關領域學者採納。周玉慧等人（2010）針對青少年與父母之對偶資料進 行分析後，將母子關係區分為「衝突」、「母親子悖」、「母悖子趨避」、「親愛」四類型，父子 關係則區分為「衝突」、「父疏子悖」、「父疏子親」、「親愛」四類型。周玉慧（2015）進一步 探究青少年至成年初期親子關係的變化，發現各時期親子關係均可分為「矛盾型」、「支持型」、 「衝突型」及「疏遠型」，且在不同時期的類型比例會產生變動。Hadiwijaya 等人（2015）以荷 蘭青少年為對象發現，親子關係可以區分為和諧型（harmonious）、平衡型（average）、混亂型 （turbulent）、疏離型（detached）四類型。Hadiwijaya 等人（2017）針對五波段資料進行潛藏轉移 分析，同樣地將荷蘭青少年歸類成和諧型（harmonious）、權威型（authoritative）、不投入不協調 型（uninvolved-discordant）以及紊亂型（turbulent），且各類型隨著年紀不同而轉移。 Silverstein 等人（2010）針對親子關係中的代間連結（solidarity）及代間衝突二向度的分數，以 英國、德國、以色列、挪威、西班牙及美國樣本檢視成年子女與父母的關係。該研究發現成人子女 的親子關係分為和睦型（amicable）、疏離型（detached）、不和諧型（disharmonious）以及矛盾型 （ambivalent）。又，各類型的人數比例隨著不同國家地區的文化而有差異。英國以和睦型居多、

德國普遍存在的是疏離型、美國則為紛爭型、以色列最常見的是矛盾型。上述之研究結果反應出親 子關係內涵的複雜，然而，若同時考量親代性別、子女年齡、乃至文化差異，親子關係類型無有定 數，但大致可區分為四類型。 （三）親代性別對親子關係之影響 青少年與父、母二者間是否存在著不同的情感聯繫和互動意涵，一直是親子關係研究的焦點。 Parsons 與 Bales（1955）提出結構功能主義，主張父親和母親具備不同功能性，父親在家中常是提 供經濟資源的工具性角色（instrumental roles）；母親則扮演著情感抒發的表達性角色（expressive roles）。而在華人文化「男外女內」、「嚴父慈母」等的社會角色期待下，子女與母親互動的頻率、 時間、乃至產生情感交流的機會都比父親多。相對地，父親對青少年的需求回應較低、日常生活參 與度低、較少表示關心且溝通機會較少，但子女有嚴重行為問題時，其親職管教更為嚴厲（Shek, 2000）。因為與父親的互動以生活表面居多，較少有深層的心理情感、問題解決和決策討論的互動， 使得父親與子代較易出現距離感（Lewis & Lamb, 2003）。

反觀多數母親花較多時間與子女相處，除了生活起居照料外，子女與母親互動內容較多涉及 個人深層心理感受，母親亦較能給予溫暖支持、產生積極溝通、提供問題解決等（周玉慧等人， 2010；Collins & Russell, 1991）。因而子女對母親有較多的情感經驗積累和感激之情等，母子（女） 關係亦較為親密（高子淳等人，2019；Liu et al., 2015; Tsai et al., 2013; Zhao et al., 2015），然而與此 同時，母子（女）間也可能因互動頻繁、情感交流而伴隨價值觀相牴觸，更容易觸發衝突（Cicognani & Zani, 2010）。尤其母親在撫養青春期子女時，通常承擔直接的教養責任，例如：監督課業、行 為紀律管理、家庭規則維護等，故更容易引發子女自主權需求與母親管教權的紛爭（Brouillard et al., 2019）。 （四）親子關係的內涵與評量方式 因各研究的關注焦點不同，對親子關係的定義與測量亦為不同。例如，Bong（2008）與 Park 等人（2004）以「感激」、「內疚感」、「親近感」、「衝突」與「尊敬」作為評估親子關係的面向。 「感激」意旨子女感受到父母所提供的支持；「內疚感」表示子女感覺到自己沒有符合父母的期望 而產生的內疚程度；「親近感」為子女感覺他們與父母的親近程度和信任度；「衝突」則指子女與 父母產生衝突經驗的多寡；「尊敬」表示子女對父母產生尊崇敬重感覺的程度。羅國英（1997）則 從子女對親子關係的主觀知覺，測量子女對父母的正面關係知覺以及衝突知覺，進而編製親子關係 知覺量表。羅國英（2003）進一步將此量表區分出五種親子關係構念，包括：「知心感」乃指青少 年從父母那得到正面支持、理解、分享的程度；「負向情緒」指的是青少年對父母產生的焦慮、不安、 生氣、無奈的程度；「親子衝突知覺」意指青少年對父母常見的管教行為表現出不悅或反抗的程度； 「自主感缺乏」表示青少年在親子互動中感受到限制束縛的程度；「對教養行為的抱怨」指的是青 少年對父母不當或過當教養的描述。吳明燁（2016）則是以「依附程度」、「衝突程度」與「矛盾 程度」三方面來測量親子關係。 當代親子關係量表多改編自Furman 與 Buhrmester（1985）編製的社會關係網絡問卷（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NRI）（Akın et al., 2020; Hutchinson et al., 2019; Niu et al., 2020）。NRI 主 要由正向特質和負向特質兩大構念所組成，正向特質包含：陪伴、親密揭露、工具性協助、滋養、 價值肯定、信任合作、提供安全堡壘、情感支持、關係滿意等；負向特質則涵蓋：衝突 爭吵、對抗、 批評、壓力、支配、排除。此量表亦成為後續青少年親子關係類型研究的參考依據，以基本的正負 向互動為區辨指標（Hadiwijaya et al., 2017; Mastrotheodoros et al., 2019; Steinbach, 2008）。國內實徵 研究則以溫暖– 支持（warm and support）的正面互動以及控制 – 衝突（control and conflict）的負面 互動，作為捕捉親子關係類型的兩大層面（周玉慧，2015；周玉慧等人，2010）。研究發現，在溫 暖支持親子關係中，子女具高主觀幸福感，不僅對個人生活滿意度高（Wu et al., 2020），對親子關 係滿意度高（Han & Jun, 2014）且更願意進行親子間的訊息溝通（卓馨怡、利翠珊，2008）。相反地， 在控制衝突的親子關係中，孩子感受到的則是恐懼、焦慮、害怕和對立，對親子關係感到不滿，故

採取逃避或激烈的方式和父母互動（Cicognani & Zani, 2010; Zhao et al., 2015）。由上可知，親子關 係內涵除了情感支持、依附信任、尊重敬佩、溝通分享等正向內涵外，也包含了衝突、對抗、憤怒 和抱怨等負向元素。在正向關係中，親子關係滿意度高且溝通順暢，在負向關係中，親子滿意度低 且迴避溝通甚至往往出現對立爭執。 （五）因素混合模式概念與_{BCH 方法介紹} 心理學相關研究往往涉及難以直接觀察測量的研究議題，需藉由潛在變項模式（latent variable model）的統計技術方能進行研究探討。而潛在變項模式又可依照潛在變項本身的連續或間斷的心 理計量特性而有不同的統計方法。如果研究理論主張該潛在變項屬連續性，而且其分佈型態符合常 態分佈假設，則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便是研究者須採用的統計模式。相對地，如果研究理論 認為該潛在變項屬於次序或名義特性，則潛在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便為適當的資 料分析方式。然而，在實徵研究中，研究者經常面臨其欲探討的潛在變項，同時具備連續與間斷兩 種特性，此時因素混合模式（factor mixture model, FMM）便成為最佳統計方法。FMM 可同時以因 素分析估計該潛在變項的連續性強度，並以LCA 拆解出異質性的次群體（Clark et al., 2013; Lubke & Muthén, 2005）。FMM 依照其模式特性還可以再細分成許多不同種次模式（王郁琮、溫福星， 2012；Masyn et al., 2010），本研究採用半母數因素混合模式（semi-parametric factor mixture model, SP-FMM）進行資料分析。具體而言，SP-FMM 模式的設定係將各個次群體間的測量模式設定成恆 等，次群體間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則開放自由估計。本研究假設，TYP 高三生的親子關係類型差異主 要在於「親密因素」與「衝突因素」的強度差異，而其因素結構在跨次群體間則維持恆定。換言之， 親密的構念結構以及衝突的構念結構，在不同親子關係類型間是完全相同的。 值得注意的是，當以FMM 等 mixture model 針對實徵資料進行分析時，研究者除了探討異質類 型外，往往會進一步了解影響潛在類型分類的共變項，以及不同潛在類型可能影響的結果變項。模 擬研究發現，如果同時將輔助變項與測量變項一次性置入mixture model 中進行分析時，輔助變項 的資訊將會干擾甚至嚴重改變原始潛在類別分析的估計結果。從模式建構的技術面而言，研究者利 用可觀察的指標變項（例如本研究的親密與衝突親子關係題項），做為親子關係潛在類型的測量題 項，此部分等同於SEM 的測量模式，也就是 FMM 的無條件模式。當研究者進一步利用其他輔助 變項（auxiliary variables），探討潛在類別變項共變項的影響，或探討潛在類別變項與特定結果變 項之間的關聯時（此部分的模式分析等同於SEM 的結構關係模型），研究者便需要特殊處理以防 止分類結果受到輔助變項不當干擾（Asparouhov & Muthen, 2014; Bakk et al., 2014; Bolck et al., 2004; Lanza et al., 2013; Vermunt, 2010）。

早期針對此一問題，統計方法學者提出測量、標定、再分析的三步驟方法（3-step method）， 而且廣為接受採用（王郁琮、李佳儒，2018；Lanza et al., 2013; Vermunt, 2010）。然而近期模擬研 究發現，當entropy 值偏低或結果變項組間變異量差異過大時，三步驟方法無法有效地防堵輔助變 項對潛在類別分析分類的干擾（Asparouhov & Muthen, 2014; Bakk et al., 2014）。為了因應上述困 境，學者分別提出不同解決之道，其中以Bakk 等人（2014）的修正版 BCH 方法最為著名。所謂的 BCH 是由 Bolck 等人首先提出的方法（Bolck et al., 2004），由 Vermunt（2010）依照三位學者的姓 氏第一個字母正式命名為BCH 方法。本研究使用的是 Bakk 等人（2014）改良原始 BCH 的修正版 BCH 統計方法，內鍵設定程式於 Mplus 8.3，分成自動執行以及手動執行兩種方式。本研究採 BCH 自動執行方式探討輔助變項的親子類型平均數差異。簡言之，BCH 方法是將 mixture 模式估計出每 個受試者潛在類型的條件機率，轉置成為BCH 權重（BCH weights），再將此權重置入輔助變項與 潛在類別變項的結構關係分析中。但統計技術議題偏離本研究主題，關於BCH 的詳細內容，請讀 者自行參閱相關文獻（Asprouhov & Muthen, 2020; Bakk & Kuha, 2018; Bakk et al., 2014）。

綜合以上，本研究從親代性別差異、青少年發展任務特性以及本土文化契合度之角度，探討國 內高三求學階段身心壓力緊繃、與父母密切商討未來發展的時刻，青少年與父親和母親的互動關係 感受為何？其親子關係會展現什麼樣的類型特色？不同關係類型的青少年分別對父母常有的互動行 為為何？不同關係類型親子互動的訊息坦露程度和關係滿意度有何差異？

方法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資料內容擷取自「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一樣本第六波（Taiwan Youth Project， 以下簡稱 TYP）。TYP 始於 2000 年（伊慶春，2019），研究對象為當年就讀於台北縣、台北市及 宜蘭縣公私立國民中學的一年級與三年級學生，共選取40 所國中、國一和國三各 81 個班級，國中 一年級共2,696 人；國中三年級共 2,890 人，針對同一批樣本進行長時期的追蹤研究。本研究擷取 TYP 國一樣本第六波（高三）之親子相處情形資料，獲有效樣本共 1,745 人進行統計分析，其中女 生857 人（46.9%）、男生 888 人（48.6%）。 （二）測量工具

本研究各潛在變項之定義乃參照子女感知親子關係量表（Bong, 2008; Park et al., 2004）、社會 關係網絡問卷（Furman & Buhrmester, 1985）以及親子關係知覺量表（羅國英，1997，2003）之部 分題項。其中，「親密感」在本研究之操作型定義為：子女覺得自己願意向父母尋求協助、傳遞情 感以及對父母產生尊榮感；「衝突感」系指子女自覺對父母表現出爭吵或反抗的行為；結果變項的 「訊息坦露」表示親子間對訊息傳遞的開放度、「關係滿意度」代表子女對親子關係的情緒感受度 和認知滿意度。本研究利用TYP 青少年問卷，調查青少年主觀認定其與父母相處時的親密互動情 形，共包含五題，內容為：（1）會問父（母）對重要事情的看法、（2）會注意聽父（母）的看法 或想法、（3）會關心父（母）、（4）讓父（母）覺得很窩心、（5）以父（母）為榜樣；以及衝 突互動共計三題：（1）對父（母）態度不好、（2）很生氣地對父（母）大小聲、（3）因為父（母） 不同意你的看法而跟他爭執。原始題項反應為0 = 不適用、1 = 幾乎總是、2 = 常常、3 = 一半一半、 4 = 不太常、5 = 幾乎沒有。本研究先將作答為 0 者以遺失值方式處理，再將題項得分進行反向計分 並平移到0 分為起始點，從「幾乎沒有」（計分為 0）到「幾乎總是」（計分為 4）。在結果變項 部分，本研究選用「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媽媽 爸爸會告訴你他的想法」、「你不想讓別人知 道的事情，你會讓媽媽 爸爸知道多少？」做為親子間訊息坦露度的指標。以「你和媽媽 爸爸在 一起時快不快樂？」、「過去一年來，對於你和母親 父親的關係滿意程度如何？」反應其對親子 關係的情緒和認知滿意度。「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媽媽 爸爸會告訴你他的想法」的反應選項 為，從「幾乎沒有」（計分為0 分）到「幾乎總是」（計分為 4 分）；其餘三題之反應選項從「都 不讓她 他知道、很不快樂、很不滿意」（計分為 0 分）到「很多、很快樂、很滿意」（計分為 3 分）。 （三）統計分析策略 本研究關注的是高三青少年與父、母之間親密與衝突的親子關係類型，故本研究假定高三樣 本所代表的母群，其親子親密衝突關係存在著若干異質性次群體。本研究資料分析主要採用SPSS 23.0 及 Mplus 8.3（Muthén & Muthén, 1998–2017）兩套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先用 SPSS 23.0 整理所 有數據資料並進行敘述統計以及信度分析等。其次，以Mplus 針對青少年主觀認定之親密互動跟衝 突互動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因素混合模式分析（FMM）區辨親子關係在親密和衝突此二向度 的異質性分布型態，依據所區辨出的親子關係類型，利用Mplus 內建設定的 BCH 方法，檢驗親子 間訊息坦露程度與關係滿意度等結果變項，在不同親子關係類型的組間平均數差異。

在模式決策部分，FMM 的適配模式決策與傳統的因素分析大為不同。傳統因素分析無論 EFA 或是CFA，因為服膺同質性假設，其分析結果會提供 CFI、TLI 與 RMSEA 等絕對適配指標，並有 約定成俗的決斷閾值，例如：CFI、TLI 必須大於 .90 以及 SRMS 必須小於 .10 等。但 FMM 屬於異 質性假設，分析結果所提供的是一系列相對適配指標如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a）與 aBIC （adjusted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等。顧名思義，相對適配指標的數值本身並沒有一個絕 對的閾值可以作為模式是否適配的依據。取而代之的是研究者需要藉由一系列巢套模式的比對， 抉擇出相對適配的模式。BIC 與 aBIC 等的數值越低，代表該模式與資料的適配性越好（Lubke &

Muthén, 2007; Muthén & Muthén, 2000）。然而，BIC 等相對適配指標的另一缺點是，當模式設定分 出類型個數越來越多，BIC 等數值必定越來越小。因此，mixture model 的分類個數的抉擇不可以單 單依賴BIC 等指標，必須同時考量以下其他因素（Muthén, 2006）。

除了相對適配指標之外，Mplus 所執行的 mixture model 報表還會提供 LRT（likelihood ratio test）與 aLRT（adjusted likelihood ratio test）兩項統計顯著性考驗。當 LRT 與 aLRT 出現顯著差異 結果時，代表上述的巢套模式之間，較複雜的分類模式（例如三類），比起相對簡單的分類模式 （亦即二類），在資料適配而言表現較佳。相反的，當LRT 與 aLRT 不顯著時，則表示較複雜的 模式比起相對簡單的模式BIC 值雖然較小，但未達統計顯著，因此在遵行精簡原則下，增加的第 三類型是無統計增益效應的。與此同時FMM 也會提供整體模式的熵值（Entropy）和各類型人數及 其比例做為類型個數的決策參考。Entropy 的理論值介於 0~1 之間，代表的是受試者類型分派的精 準性，Entropy 數值越高，代表分類結果越精準（Tein et al., 2013）。亦有統計學者認為類型分派的 精準度與模式適配度是兩個不同概念，因此並不主張使用熵值做為模式適配的考量依據（Celeux & Soromenho, 1996）。事實上 mixture model 亦會估計出各類型分布的人數與分配比例，呼應實徵研 究經常面臨實務上本就存在主（一般）群體，與次（焦點或校標）群體的事實。然而相較於主群體， 次群體的參數泰半是研究者更關注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mixture model 所拆解出的次群體人數 太少，或其佔總樣本數比例過低時，該次群體的模式參數估計標準誤差就會很大，亦即其估計參數 不精準。因此，檢查各個類型的樣本數是否「合理」是另一個mixture model 適配模式挑選的考量 因素。綜合以上考量後，最佳無條件FMM 模式才得以選定。

結果

依據研究目的以及上述資料分析程序，研究結果分成下列數個主題呈現，包括：研究變項的描 述統計資料、親子關係潛在類別分析、親子關係親密衝突二因素三類型、各親子關係類型之親密衝 突典型行為、以及各類型在親子互動中訊息坦露程度與關係滿意度的差異比較，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描述性資料 從下表1 可知在青少年知覺與母親互動的正向經驗中，平均得分範圍為 1.72 至 2.47，其中以「會 問他對重要事情的看法」（2.14）、「會注意聽他的看法或想法」（2.22）、「會關心他」（2.47） 分數較高。衝突題項的反應平均數則介於1.21 至 1.46 之間，分數普遍為低，僅有「因為他不同意 你的看法而跟他爭執」（1.46）略高。表示青少年雖願意關心母親、聆聽且詢問母親對重要事件的 看法，但當母親意見與其相左時，便容易觸發親子衝突。在青少年與父親互動中，在親密題項的評 分平均數介於1.49 至 2.16，相同地，以「會問他對重要事情的看法」（1.72）、「會注意聽他的看 法或想法」（1.92）、「會關心他」（2.16）分數居高。衝突題項得分範圍是 1.01 至 1.21，亦以「因 為他不同意你的看法而跟他爭執」（1.21）略高。可見，青少年與父親和母親的互動型態不盡然相 同但相似，會關心父母、尋求父母對重要事件的看法，但也因父母意見與其不合而起爭執。 在結果變項題項中，得分越高表示親子間越願意表露自己的想法或訊息，以及子女對關係感到 愉悅且滿意。在母親部分，得分平均數範圍為1.27 至 2.34。於父親部分，平均得分則介於 1.00 至 2.18。且均以「你和媽媽 爸爸在一起時快不快樂？」得分最高（母親：2.34；父親：2.18）。值得 注意的是，無論與母親或父親互動經驗中，「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媽媽 爸爸會告訴你他的想 法」（母親：2.22；父親：1.93）均高於「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你會讓媽媽 爸爸知道多少？」（母 親：1.27；父親：1.00），顯示在面對攸關青少年的事件時，父母會主動表達其意見和想法，然而， 青少年對父母卻有較多的訊息保留。

表1 親子關係各變項之描述性統計資料摘要表 母親 父親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親密測量變項 1. 會問他對重要事情的看法 1790 2.14 1.18 1740 1.72 1.22 2. 會注意聽他的看法或想法 1789 2.22 1.08 1740 1.92 1.16 3. 會關心他 1790 2.47 1.03 1741 2.16 1.14 4. 讓他覺得很窩心 1791 1.74 1.01 1740 1.49 1.05 5. 以他為榜樣 1790 1.72 1.11 1740 1.63 1.15 衝突測量變項 1. 對他態度不好 1790 1.34 .96 1740 1.17 .98 2. 很生氣地對他大小聲 1790 1.21 .99 1740 1.01 1.00 3. 因為他不同意你的看法而跟他爭執 1790 1.46 1.05 1740 1.21 1.06 訊息坦露程度測量變項 1. 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媽媽 爸爸會告訴你他的想法 1791 2.22 1.20 1739 1.93 1.28 2. 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你會讓媽媽 爸爸知道多少 1816 1.27 .86 1792 1.00 .76 關係滿意度測量變項 1. 你和媽媽 爸爸在一起時快不快樂 1811 2.34 .66 1791 2.18 .75 2. 過去一年來，對於和母親 父親的關係滿意程度如何 1796 2.05 .61 1752 1.90 .69 （二）親子關係異質性類型 本研究首先針對親密與衝突的對應題項進行一因子驗證因素分析發現該模式適配指標並不理 想（父親CFI = .61、TLI = .46、SRMR = .19、RMSEA = .22；母親 CFI = .60、TLI = .45、SRMR = .18、RMSEA = .22）。進行二因子驗證性因素分析後發現，該模式適配指標均達理想值（父親 CFI = .96、TLI = .94、SRMR = .04、RMSEA = .09；母親 CFI = .96、TLI = .94、SRMR = .04、RMSEA = .09），又，「親密感」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介於 .85 ~ .58 之間（父親）、 .88 ~ .55 之間（母親）；而「衝 突感」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則介於 .82 ~ .71 之間（父親）、 .87 ~ .67 之間（母親）。各分量表的信度 分析發現，母親與父親的親密分量表之係數分別是 .88 與 .90；衝突分量表則分別是 .87 與 .88， 代表各分量表題項的內部一致性都非常高。CFA 分析發現與母親的親密與衝突二因子間呈現負相關 （-.12），與父親的親密與衝突二因子間接近零相關（ .01），又，檢視親密與衝突八個題項的 EFA 分析發現，所有題項的跨因子因素負荷量都非常低且不顯著，代表親密與衝突二因子具有區辨效度。 綜合以上結果，高三時期的青少年無論與父親或者與母親的「親密」與「衝突」之行為背後，反映 兩個不同因素。換言之，青少年與父、母之間所蘊藏的親密和衝突是「潛在」且「連續」的心理構念。 因為驗證性因素分析已確認親密與衝突為二因素，本研究進一步針對親密和衝突潛在連續變項 背後，是否存在平均數與變異數異質性的次群體進行分析。關於FMM 類別數的選取，本研究同時 參考BIC、aBIC、LRT、aLRT 和 Entropy 等模式適配指標（Lubke & Neale, 2006; Lubke & Muthén, 2007），進行模式比較以及各類型人數分配比例在實務層面的合理性等。

表2

FMM 模式適配指標摘要表

分析模式 BIC aBIC LRT aLRT Entropy 各類別人數

母親-FMM21 34631.93 34555.68 n.a. 母親-FMM22 34576.49 34490.71 .00 .01 .57 （728, 1063） 母親_{-FMM23 34481.12 34385.81 .00 .00 .76} （_{742, 98, 951）} 母親-FMM24 31774.57 31669.74 .06 .07 1.00 （576, 155, 548, 512） 父親-FMM21 34212.95 34136.70 n.a. 父親-FMM22 34160.54 34068.41 .05 .05 1.00 （24, 1717） 父親_{-FMM23 33947.01 33851.71 .00 .00 .80} （_{101, 518, 1122）} 父親-FMM24 31058.50 30953.66 .05 .06 1.00 （122, 681, 511, 427） 註：n.a. 代表不適用。 表2 呈現 FMM 模式適配指標摘要表，從表 2 結果發現，單從指標值而言，BIC 跟 aBIC 的數 值如預期般隨著類型個數增加而降低，表示親密與衝突的因素分數分配拆解隨著組別數的增加， 模式適配度也隨之提升。但當分成四類組時，LRT 與 aLRT 的顯著考驗 p 值均未達顯著，代表分成 四類組並未比分成三類組顯著提升模式的適配性。進一步考量分類人數的合理性後，本研究選定 二因素三類型的因素混合模式（FMM 23）為高三親子親密衝突關係的較佳適配模式（母親：BIC = 34481.12，aBIC = 34385.81，Entropy = .76；父親：BIC = 33947.01，aBIC = 33851.71，Entropy = .80）。在以二因素三類型為最佳適配模式後，進一步檢視親密感與衝突感的因素負荷量，FMM23 親密感與衝突感之因素負荷量如表3。 表₃ FMM23 親密感與衝突感之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母親 父親 因素負荷量 標準誤 因素負荷量 標準誤 親密測量變項 1. 會問他對重要事情的看法 .99** .02 1.03** .02 2. 會注意聽他的看法或想法 .96** .02 1.02** .02 3. 會關心他 .83** .02 .92** .02 4. 讓他覺得很窩心 .65** .03 .76** .02 5. 以他為榜樣 .70** .03 .81** .02 衝突測量變項 1. 對他態度不好 .37** .01 .35** .01 2. 很生氣地對他大小聲 .42** .02 .42** .03 3. 因為他不同意你的看法而 跟他爭執 .35** .01 .34** .01 ***p < .01. 由表3 可知無論與母親或父親互動的親密感和衝突感所有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統計考驗 p 值均 小於 .001 達顯著水準，具潛在因素測量之指標性。與母親親密感的五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65 至 .99 間，其中以「會問母親對重要事情的看法」（ .99）以及「會注意聽母親的看法或想法」（ .96）二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偏高，表示詢問和參考母親對重要事件的看法是青少年和母親維繫親密感 的重要指標，反觀衝突感之三題題項因素負荷量介於 .35 至 .42，且三題的因素負荷量值差不多，代 表此三題項對於衝突感此潛在構念具相當的重要性。 於父親部分，親密因子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76 至 1.03 之間，當中以「會問父親對重要事情的看

法」（1.03）和「會注意聽父親的看法或想法」（1.02）最具代表性，顯示在青少年與父親的親密 互動中，和父親討論自己的想法並聆聽父親的回饋具有重要之意涵。衝突因子的因素負荷量範圍在 .34 至 .42 間，且三題的因素負荷量值相近，表示此三題對衝突因子的重要性相差無幾。此外，父母 間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僅存在些微差距且數值高低分布情形相近，顯示青少年與雙親的「親密感」 跟「衝突感」心理構念之潛在結構雖不全然相同但極為相似。 （三）親子關係親密衝突二因素三類型 因素混合模式分析依照高三時期青少年與母親親密感與衝突感的因素分數（factor score）高低 分佈型態，拆解出三組異質性高低類型（見圖1）。 圖₁ 親密感與衝突感高低類型（母親） 本研究所設定之因素分數量尺為標準化之分數，其中平均數等於 .00，變異量等於 1.00。另 外，Mplus 內鍵設定第三組為參考組，其親密感與衝突感分數設定為 .00。本研究為凸顯各類型間 的親密與衝突差異而且不改變各組的相對位置，特將所有組別的親密與衝突平均數平移到 +1.00。 從圖1 的整體型態可以顯示，本研究之 FMM 分析結果將高三青少年對母親的親密感與衝突感拆解 出三組高、低迥異類型。如果以第三組的親密與衝突分數分別都是正分數1.00 為參考組，圖 1 的 第一組的親密感平均得分為 + .70 在三組中屬於中間、衝突感平均得分為 +4.23 在三組中也位居中 間，此類型青少年與母親的互動關係中，其感受到的親密感和衝突感均僅次於最高分組，可知此 類型青少年與母親的互動經驗中，既親密又衝突其內在感受極為拉扯、糾結與矛盾，因此本研究 將此高親密高衝突組命名為「矛盾混合型」，共有742 人（佔 41%）。圖 1 第二組的青少年與母 親的親密感為三組中最低，平均數為 + .58，而衝突感卻最高，平均數為 +7.67，此類型青少年與 母親的互動經驗中，擁有最低的親密感受但有最強烈的衝突感，可知此類型青少年與母親的關係 中有較多的衝突、攻擊、憤怒等情緒激動經驗且可能與母親意見不合而起爭執或對母親大小聲， 故本研究將此類型命名為「衝突爭執型」，共有98 人（佔 5%）。第三種類型的親密感和衝突感 平均得分皆為 +1.00，相較於前述兩類型，此類型的青少年與母親的親密感最高，而衝突感明顯比 前兩類型低屬於最低衝突的一組，可知此類型青少年與母親的互動中，可能有較多的情感支持， 較少的衝突爭執，此為正向、支持、接納、尊重與愛的親子互動，本研究將此親密感稍偏高衝突 感相對偏低的類型命名為「親近和諧型」，共有951 名高三受試者（佔 53%）被歸類為此類型。

圖2 親密感與衝突感高低類型（父親） 相對地，圖2 展示青少年與父親親密感與衝突感的因素分數高低分佈三組異質性類型。因父親 與母親的親密衝突因素負荷量相似，代表其與母親跟與父親的「親密感」與「衝突感」之潛在變項 結構相近，換言之，與母親的「親密感」跟與父親的「親密感」心理構念意義相同。「衝突感」亦然。 因此本研究在與父親的親密衝突類型命名上採用與母親相似的原則，以組間相對分數高低為判斷準 則。首先，從圖2 中發現，相較於其他兩組，第一組的親密感平均數最低、衝突感平均數最高，分 別是 + .84 和 +7.97，意味著此類型的青少年與父親互動時，鮮少有親近關懷的親和感，但有極高的 衝突感，可知其親子互動經驗中，青少年常因意見不合與父親發生爭執或對父親大小聲、起口角等， 本研究將此低親密高衝突組命名為「衝突爭執型」，共有101 人（佔 6%）。從圖 2 中進一步發現， 第二組青少年與父親的互動經驗中，與父親的親密感比另外兩組高，平均數為 +1.04。然而，其對 父親的衝突感平均數屬於中間值 +4.47，可知他們與父親有較深厚親密連結的同時也常與父親有激 烈的爭執，在親密衝突交錯的經驗中，心中抱持著模糊不清的感受，故本研究將此高親密高衝突組 命名為「矛盾混合型」，共有518 人（佔 30%）。最後一類型青少年的親密感和衝突感平均得分皆 為 +1.00，其親密感平均數為三組中排序第二，衝突感卻顯著低於前兩類型，代表此階段青少年與 父親維繫著恰如其分的親密感且擁有較少的衝突經驗，故本研究將此親密感居中衝突感相對偏低的 類型與母親類型同樣地命名為「親近和諧型」，共有1,122 名高三受試者（佔 64%）被歸類為此類型。 綜合分析上述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地區處於高中三年級階段的青少年，無論與父親或是母親互動時， 其所感知的衝突感顯著高於親密感，且各類型間的衝突感高低有明顯差異，但各類型間的親密感卻 普遍地低落。可知，容易與父母發生衝突是此階段青少年親子關係的共通特色。然而就各類型的人 數比例而言，以「親近和諧型」的組別人數比例最多（母親：53%；父親：64%），表示衝突雖為 高三青少年的親子關係特色，但多數青少年與父母縱使有衝突、爭執和意見不合等，但就整體關係 而言仍屬和諧。 （四）各親子關係類型之親密衝突典型行為 為更深入理解各類組青少年與父母互動之典型行為，本研究進一步檢驗各親子關係類型在親密 衝突題項反應之截距估計值。表4 為各類型親密衝突題項之截距估計值摘要表。

表4 各類型親密衝突題項之截距估計值摘要表 母親 父親 矛盾 混合型 742 （41%） 衝突 爭執型 98 人 （5%） 親近 和諧型 951 人 （53%） 衝突 爭執型 101 人 （6%） 矛盾 混合型 518 人 （30%） 親近 和諧型 1,122 人 （64%） 親密測量變項 會問他對重要事情的看法 2.00 1.89 2.30 1.55 1.76 1.72 會注意聽他的看法或想法 2.09 1.97 2.37 1.75 1.96 1.92 會關心他 2.36 2.26 2.60 2.01 2.19 2.15 讓他覺得很窩心 1.65 1.58 1.85 1.37 1.52 1.49 以他為榜樣 1.62 1.53 1.83 1.50 1.66 1.62 衝突感 對他態度不好 1.86 3.12 .68 3.05 1.82 .61 很生氣地對他大小聲 1.82 3.27 .45 3.25 1.79 .35 因為他不同意你的看法而跟他爭執 1.96 3.15 .84 3.03 1.84 .67 圖_{3a 與圖 3b 分別為各類型與母親和父親的親密衝突典型反應。各類型在所有親密題項反應之} 截距估計值極為相近，表示在詢問父母對重要事情看法、注意聽父母的意見、關心父母、讓父母親 覺得窩心和以父母為榜樣等親近行為上，各類型青少年從事上述行為的頻率相當，僅有些許差距。 與母親互動中（圖3a）親近和諧型的青少年最常與母親有親近行為，其次為矛盾混合組，衝突爭 執組的青少年主觀上認為自己最不常與母親親近。反觀父親部分（圖3b），以矛盾混合組青少年 自覺與父親有較多的親近行為，其次為親近和諧型，亦以衝突爭執組與父親的親近行為反應最低。 圖3a 各類型親密衝突典型反應（母親） 圖3b 各類型親密衝突典型反應（父親） M-C1 M-C2 M-C3 2.00 1.89 2.30 2.09 1.97 2.37 2.36 2.26 2.60 1.65 1.58 1.85 1.62 1.53 1.83 1.86 3.12 0.68 1.82 3.27 0.45 1.96 3.15 0.84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2.00 2.09 2.36 1.65 1.62 1.86 1.82 1.96 1.89 1.97 2.26 1.58 1.53 3.12 3.27 3.15 2.30 2.37 2.60 1.85 1.83 0.68 0.45 0.84 組別特定親密衝突典型反應（母親） M-C1 M-C2 M-C3

Intercepts ( group-specific)F-C1 F-C2 F-C3 Intercepts ( group-specific) B1 1.55 1.76 1.72 B1 B2 1.75 1.96 1.92 B2 B3 2.01 2.19 2.15 B3 B4 1.37 1.52 1.49 B4 B5 1.50 1.66 1.62 B5 B6 3.05 1.82 0.61 B6 B7 3.25 1.79 0.35 B7 B8 3.03 1.84 0.67 B8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1.55 1.75 2.01 1.37 1.50 3.05 3.25 3.03 1.76 1.96 2.19 1.52 1.66 1.82 1.79 1.84 1.72 1.92 2.15 1.49 1.62 0.61 0.35 0.67 組別特定親密衝突典型反應（父親） F-C1 F-C2 F-C3 從圖3a 及圖 3b 的曲線變化，可得知各類型在衝突題項的截距估計值有顯著差異。從圖 3a 可 發現，衝突爭執組在所有衝突題項的截距估計值明顯高於另兩組，代表衝突爭執型青少年與母親互 動的典型反應即為高衝突，其次，以矛盾混合組與母親有較多的衝突行為，以親近和諧型的青少年 最少與母親有衝突行為。相同地，從圖3b 可發現與父親互動中，以衝突爭執組別和父親最常發生 爭執，其次為矛盾混合組，親近和諧型的青少年與父親發生衝突的頻率最低。 綜合上述，無論與母親或是與父親互動，在親近行為方面三組差異不大，而主要的組別差異主

要展現在衝突行為的高中低。代表各類型青少年主觀上認為自己與父母的親近行為反應普遍雷同， 但在衝突行為反應上具有明顯組間差異，衝突爭執組的典型反應即為高衝突、矛盾混合組的衝突行 為居中，親近和諧組的衝突行為反應顯著低落。 （五）各關係類型在親子互動中訊息坦露程度與關係滿意度之差異 了解親密衝突親子關係類型後，本研究希望進一步探究不同互動類型對親子關係互動行為與關 係滿意度之影響。表5呈現各關係類型青少年與母親互動時訊息坦露程度和關係滿意度的組間差異。 整體而言，「親近和諧型」青少年與母親互動時，彼此的訊息表露程度最高（媽媽會告訴你她的想法： 2.35、你會讓媽媽知道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1.39）其親子關係滿意度（你和媽媽在一起時快 不快樂：2.54、對母親的關係滿意程度：2.22）之平均值在三組中亦最高。相反地，「衝突爭執型」 的親子關係滿意度最低（你和媽媽在一起時快不快樂：1.79、對母親的關係滿意程度：1.47）。從 組間平均數差異顯著考驗比較各親子關係類型的親子間訊息坦露程度和親子關係滿意度發現，當矛 盾混合型（C1）與衝突爭執型（C2）相比較時，在「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媽媽會告訴你他的 想法」和「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你會讓媽媽知道多少？」未達顯著差異。代表無論混合矛盾 型或衝突爭執型青少年均認為有關自己的事情決定後，母親仍向其表達個人看法的機會相當，青少 年會跟母親分享個人隱私的程度亦相差不多。顯示矛盾混合型和衝突爭執型青少年與母親間的訊息 分享程度無所差別。而在「你和媽媽在一起時快不快樂？」和「過去一年來，對於你和母親的關係 滿意程度如何？」兩題項的平均值，矛盾混合型顯著高於衝突爭執型，可能因為矛盾混合型的青少 年與母親有相當程度的親密，故在與母親相處時比衝突爭執型較能感知到親子互動的愉悅感，且對 母親的親子關係認知滿意度亦高過於衝突爭執型。在矛盾混合型（C1）和親近和諧型（C3）比較 以及衝突爭執型（C2）和親近和諧型（C3）比較中，發現親近和諧型的平均值普遍高於另兩類型， 唯有在「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媽媽會告訴你他的想法」，親近和諧型（C3）和衝突爭執型（C2） 間無顯著差異，表示當青少年為自己的事情做完決定後，母親仍會向青少年表達其想法此議題上， 親近和諧型和衝突爭執型的青少年主觀感受相差無幾。 表₅ 母親親密衝突類型之親子間訊息坦露程度與關係滿意度顯著性考驗 矛盾混合型（C1） 742 人（41%） 衝突爭執型（C2） 98 人（5%） 親近和諧型（C3） 951 人（53%） 整體 差異 C1 v.s C2 C1 v.s C3 C2 v.s C3

Mean　S.E. Mean　S.E. Mean　S.E.

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媽媽 會告訴你他的想法 2.06 .05 2.24 .18 2.35 .05 ** ns ** ns 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你 會讓媽媽知道多少 1.17 .03 .91 .13 1.39 .03 ** ns ** ** 你和媽媽在一起時快不快樂 2.19 .03 1.79 .12 2.54 .02 ** ** ** ** 過去一年來，對於你和母親的 關係滿意程度如何 1.94 .02 1.47 .11 2.22 .02 ** ** ** **

註：顯著考驗以Mplus 8.3 內建設定之 BCH 功能進行（Asparouhov & Muthen, 2014）。

** p < .01. 表6 為青少年與父親的三種親密衝突類型與親子互動中訊息坦露程度及滿意度的關聯性。首先， 「親近和諧型」的青少年與父親的親子訊息坦露程度（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爸爸會告訴你他的 想法：1.95、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你會讓爸爸知道多少：1.03）以及親子關係滿意度（你和 爸爸在一起時快不快樂：2.27、對父親的關係滿意程度：1.98）分數最高，而「衝突爭執型」之訊 息揭露與滿意度得分屬於三組中最低。由上可知，親近和諧型的青少年與父親間願意彼此分享訊息

且對父親的親子關係滿意度高，相對地，衝突爭執型的青少年與父親的相處經驗中，不但迴避分享 且對親子關係感到不滿意。組間顯著考驗發現，無論是「親近和諧型」、「衝突爭執型」亦或是「矛 盾混合型」，兩兩類型之間針對「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爸爸會告訴你他的想法」以及「你不想讓 別人知道的事情，你會讓爸爸知道多少？」都未達顯著差異。代表不同親密衝突類型青少年主觀感 知到當事情決定後，父親會表達其想法的機會不分軒輊，且青少年願意向父親透漏私密事的機會亦 如出一轍。 另外，針對「你和爸爸在一起時快不快樂？」此測量題項，「矛盾混合型」顯著高於「衝突爭 執型」，代表矛盾混合型青少年比衝突爭執型在與父親互動，更能感受到愉悅、開心等正向情緒， 對親子關係持有較高的情緒滿意度。至於「親近和諧型」也顯著高於「衝突爭執型」，再次顯示當 與父親有一定程度的親密感後，青少年更能敞開心胸，察覺到親子互動中的正向感受。相同地因為 親密感較高，因此當「親近和諧型」與「矛盾混合型」二者比較時，「親近和諧型」青少年更能深 刻地感知到與父親相處時的愉悅、快樂和開心等情緒感受，而擁有高親子關係情緒滿意度。最後， 針對「過去一年來，對於你和父親的關係滿意程度如何？」此認知滿意度之題項，「矛盾混合型」 顯著高於衝突爭執型，顯示親密感較高的矛盾混合型對父親的關係滿意度比起親密感較低的衝突爭 執型高。又，親密感最高的「親近和諧型」顯著高於親密感最低的「衝突爭執型」，而「親近和諧型」 也顯著高於親密感次高的「矛盾混合型」青少年，此一結果再再顯示，青少年與父親的親密感高低 對其與父親關係的滿意度高低扮演關鍵性角色。 表₆ 父親親密衝突類型之親子間訊息坦露程度與關係滿意度顯著性考驗 衝突爭執型（C1） 101 人（6%） 矛盾混合型（C2） 518 人（30%） 親近和諧型（C3） 1,122 人（64%） 整體 差異 C1 v.s C2 C1 v.s C3 C2 v.s C3

Mean S. E. Mean S. E. Mean S. E.

有關你的事情決定之後，爸爸 會告訴你他的想法 1.88 .16 1.90 .06 1.95 .05 ns ns ns ns 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你 會讓爸爸知道多少 .86 .10 .97 .03 1.03 .03 ns ns ns ns 你和爸爸在一起時快不快樂 1.73 .13 2.09 .03 2.27 .03 ** ** ** ** 過去一年來，對於你和父親的 關係滿意程度如何 1.43 .12 1.84 .03 1.98 .02 ** ** ** **

註：顯著考驗以Mplus 8.3 內建設定之 BCH 功能進行（Asparouhov & Muthen, 2014）。

** p < .01.

討論與建議

首先，本研究發現無論與父親或母親互動，青少年主觀認定的親子關係類型均可為三類，與吳 明燁（2016）將親子關係內涵分為三類相呼應。但不同於部分文獻（Hadiwijaya et al., 2015, 2017; Silverstein et al., 2010）將親子關係分為四類型，本研究未發現低親密低衝突的疏離冷漠型。可能是 華人家庭關係較西方緊密，親子間的情感連結深厚，且高三階段多與父母同住，父母仍是主要經濟 來源、生活起居、情感依附的主要提供者，促使子女願採開放、坦然而非自我封閉的親子互動。本 研究發現，親子關係類型以親近和諧型居多，其次為矛盾混合型，以衝突爭執型人數最少。此結果 可能解釋有二：首先，從文化角度解釋。華人文化極為強調盡義務的積極意義，縱使父母的教養行 為易引發子女不滿的情緒，但子女通常會正面詮釋父母行為背後的意涵（吳明燁，2016）。意味著 華人自古對後生晚輩的訓勉，例如，「天下無不是父母」、「愛之深、責之切」等，在文化薰陶中， 華人子女似乎更能以正向角度詮釋親子衝突；其次，隨著民主化潮流，父母權威逐漸式微，父母多

採以尊重、陪伴、鼓勵等方式與子女互動，親子關係轉為類平輩的朋友關係，在此轉變中亦影響子 女對父母的看法。另外，本研究發現三成到四成的青少年對父母感到矛盾，不同於國外Steinbach （2008）研究發現親子關係類型中以矛盾型的人數比例最低。可能原因在於華人的親子關係更為糾 結，青少年在尋求自我獨立的同時，仍難捨父母的寄望。本研究結果再次顯現出華人親子互動的獨 特內涵。 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親子關係的親密感整體偏低、衝突感普遍偏高，此研究結果和過去研 究雷同（Brković et al., 2014; Yu, 2019）。隨著青少年的身心發展趨於成熟、自主需求擴張等，與 父母的親密感逐漸降低、衝突感增加。（Hadiwijaya et al., 2017; Van Doorn et al., 2011; Zhao et al., 2015）。親子間常因對事物的信念、態度和價值觀差異而導致衝突（Riesch et al., 2003）。從自主 發展的角度而言，這些衝突的產生可能是因為青少年和父母對適當行為的期望不同，特別是在權力、 自主權和責任方面的認知差異。尤其到了青少年中期的高中生，在生活自理或自我掌控能力上相較 提升，若父母不隨之調整教養方式，親子衝突便一觸即發（Branje, 2018; Deković et al., 1997）。國 內學者亦說明，高中生在身心各方面趨於成熟，不僅減少對父母的依賴且更積極探索並拓展生活能 力，因而與父母有更多的權力折衝（林惠雅，2007）。學業表現是導致高中親子關係衝突的另一個 原因，高中的課程難度較高、學校環境較為複雜，子女更容易感到焦慮與挫折（Lehman & Repetti, 2007），而父母的加壓、成就導向控制、對學業的要求等對親子關係有直接的負面影響（Karbach et al., 2013）。尤其在光宗耀祖、興盛家道等儒家文化影響下，親子間對於課業成績與品行道德要 求標準的落差更是主要親子衝突來源（葉光輝等人，2006）。除自主權的爭取和學業表現外，引發 青少年親子衝突的原因擴及生活各層面，諸如家庭事務、手足之爭、個人衛生、儀容外表、生活作 息、生活態度、時間管理、社交生活、金錢花用、父母婚姻狀況以及父母教養態度等（林惠雅， 2007；Branje, 2018; Brković et al., 2014; Razali, 2013; Renk et al., 2005）。

依據本研究結果，青少年與雙親的親子互動型態均可分為親近和諧型、矛盾混合型以及衝突爭 執型，可見親代的性別差異對親子關係類型的分類組數無明顯差異，但進一步檢視各類型的人數比 例，與母親的互動經驗中，親近和諧型有53%、衝突爭執型 5%、矛盾混合型佔 41%，反觀與父親 相處部分，親近和諧型有64%、衝突爭執型 6%、矛盾混合型 30%。加以分析比對雙親的各類型人 數比例，可發現除衝突爭執型的人數比例相當之外，在親近和諧型的人數分配上，父親多於母親， 在矛盾混合的人數比例上則母親高於父親。顯示在青少年的主觀感知上，與父親親密的人數多於和 母親親密，而對母親存有矛盾感的人多過於對父親感到矛盾。不同於過去文獻認為，青少年與父 親間存有較多的爭執、衝突和疏離感（Ashraf & Najam, 2011; Regnerus, 2006; Renk et al., 2005）。 此可能是隨著家庭結構的改變，父親不再僅是扮演工具性角色，同時須承擔養育、教養、陪伴等父 職角色，有更多機會表露對子女的關愛與呵護，在情感交流間醞釀出青少年對父親的親近感。在矛 盾感受部分，本研究結果與現有文獻一致，子女對母親存有更多的矛盾感（Cotar-Konrad, 2016; De Goede et al., 2008; Tighe et al., 2016）。在子女眼中，母親仍是擔任主要的教養者、生活照料者以及 情緒照顧者，在頻繁接觸中，子女易感受到與母親親密同時衝突的矛盾糾結感（Liu et al., 2015; Tsai et al., 2013）。整體觀之，本研究結果與 Shek（2000）研究結果相似，傳統「父嚴母慈」的教養模 式已隨著父權逐漸式微而演變成「母嚴父慈」。隨著父母對於教養角色的分工變化，子女對此產生 不同的情感反應。 在結果變項方面，親近和諧型的青少年與父母有最多訊息交流的互動行為，且對關係滿意度最 高，而衝突爭執型青少年，不僅迴避親子溝通且對關係滿意度最低。可見，良善的親子關係對親 子互動具保護性之功能（Wu & Lee, 2020），與父母關係親近的青少年，傾向於和父母溝通且對關 係感到滿意，在真誠互動的過程亦強化親子連結，形成親子關係的良性循環（卓馨怡、利翠珊， 2008）。反之，在對立、摩擦、緊張的親子互動中，子女自然而然對親子關係感到厭惡、排斥與抗 拒等負向觀感。而採取逃避或激烈的方式和父母互動（Cicognani & Zani, 2010; Zhao et al., 2015 ）。

（一）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乃為國內在親子關係領域少有之嘗試與突破，透由釐清與驗證獲得一些有意義的結果， 研究之發現不僅有助學術領域之參考，亦提供實務工作者更具體理解青少年如何知覺親子關係，對

於親子關係的本質有更具象的捕捉與描繪。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雖區辨出三種親子關係類型，但 仍屬初探性質，有待更多實徵研究之驗證。提出下列幾點方針，期待未來研究可以持續突破以獲得 更堅實的結論。首先，親子關係為親代與子代共同經營而來、交錯互動所建構而成，本研究僅關注 於子代對親子關係的知覺，並未進一步探究親代對子代的感知，在親子互動中，親代與子代如何詮 釋彼此的關係更能貼近親子互動的真實樣貌，擬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採以對偶分析之方式進行研 究，希冀能對親子互動樣態有更全面性的掌握。其次，在研究對象採樣上，本研究使用中研院「台 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一樣本第六波資料，此研究對象分布於台北縣、台北市及宜蘭縣，均為 北部地區青少年，在全國代表性的推論上有待商榷。故建議未來研究可再加入中部、南部及東部等 地區的研究對象，更能代表全台灣地區青少年親子關係樣態。 （二）對臨床實務工作者的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果與討論，台灣地區高三青少年的親子關係類型可分為親近和諧型、矛盾混合型 以及衝突爭執型三類組，有助臨床實務工作者更具體地從青少年的主觀知覺中，理解到親子關係的 類型。除昔日熟悉的親密與衝突親子關係外，仍有不少青少年對於父母的感受是矛盾的，在愛與憤 怒交織中，其情緒更難以說出口，臨床實務工作者可更細膩地引導青少年覺察自己內在複雜的情緒 感受，有助其釐清並緩解不安的矛盾困頓感。此外，高衝突低親密雖為青少年階段的關係特徵，但 本研究進一步進行各親子關係類型在親子互動中訊息坦露程度與滿意度的差異比較，得知親密因子 乃是維繫良好親子關係的重要元素。倘若實務工作者可提供青少年子職教育相關知識，培養青少年 親子關係經營與因應親子困境的多元策略，有助其在健康、積極、正向的親子關係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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