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理性的限制: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一個途徑
計畫類別：ˇ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0-2414-H-002-011
執行期間：90 年 8 月 1 日至 91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王遠義
共同主持人：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
中 華 民 國 91 年 12 月 24 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理性的限制: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一個途徑
計畫編號：NSC90-2414-H-002-011
執行期限：90 年 8 月 1 日至 91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王遠義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
一、中文摘要 在二十一世紀今日，為了使西方十八 世紀以來的政治思想仍有當代的意義，本 計畫希望就理性的限制此一思想方法入 手。此一方法自十八世紀以來，即為許多 重要政治思想家（論激進的或保守的）所 重視、承認與運用。而中外迄今，甚少學 者有系統地、廣泛地探討此一思想方法。 關鍵詞：啟蒙、自由主義、社會科學、政 治理論、政治思想史、理性、海耶克、福 山、彌爾、柏克、麥克弗爾森、史金納、 波考克、馬克思 AbstractIn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in thought and practi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 the centerpiece notion of the limitations of rationality needs to be looked at anew. In this project I chart its ideological career from a progressive to a conservative idea. I argue that upon its incep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t was used to promote ideals of secular, enlightened progress. I argue when it is realized that there are in fact two different models of explanations for the limitations of rationality: one progressively oriented, the other conservatively oriented. I argue, further, that the two models are historically related, and that are also fruitful to be invoked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rgumentation.
Keywords: Enlightenment, Liberalism, Social
Science, Political Theory,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Rationality,
Hayek, Fukuyama, J. S.. Mill, Burke, C. B.. Macpherson, Skinner, Pocock, Marx
二、緣由與目的 對於二十世紀的人們言之，社會科學 方法與理論，從何而來？又適向何方？是 否社會科學學者，仍得繼續相信它、維護 它？這些重大的問題，苦惱著、折磨著、 啟示著二十世紀的信仰者、反對者與疑惑 者。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來自社會主 義、法西斯主義左右兩方的挑戰；世界性 經濟危機的恐慌；世紀末全球拜物主義、 科技唯物主義的氾濫；民族主義的再生怒 火；宗教衝突的新根源；種族、族群、性 別政治的衝動撞擊；在這些劃時代的歷史 歲月中，人們清楚地見到歷史學者在攻守 進退間，在自我調適中，在希望與黑暗裡， 浮現出、刻畫出許多的精神面貌與理論思 考。任何嚴肅的人們，都相信這是人類歷 史文明存續的關鍵問題，也各循著不同的 思想、觀點、立場，冀求尋覓出一個最佳 或較佳的答案來。然而，自今視之，世人 雖付出極大的努力去探索，也見諸許多可 敬的成果，但是，二十世紀的人們似已失 去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十九世紀自由主 義者的樂觀與自信。這種結果是福是禍， 是值得肯定抑否定，自留與各家各人的判 斷，但似乎我們可以此般地看待它：二十 世紀是一個獨特的世紀，當人們過去已經 且如今仍處於政治、社會抑鬱不適的情
況，然而，過去人們所依賴、相信解決問 題的思想和方法，早已被遺忘了，或被視 為失效失時了。怎麼辦？ 十八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歐與美國所 代表的自由主義民主國家或社會，其誕生 與發展，在理論上、實際的問題上，始終 處在暴力、革命、改革、自由等力量交錯 的環境中。英、法、美三國所代表的資產 階 級 民 主 革 命 （ 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率皆有賴於貴族、地主、商人 的歷史性聯盟，向上以暴力從專制的王權 或統治階層爭取自由，向下以武力、法治 與教化來馴服農民、紀律化工人，俾以建 構、維持一種足以支持資本主義市場與生 產的社會秩序。自由主義固然不能完全等 同資本主義，但是西方民主革命的發展， 確實導致或導向了城市或資產階級之資本 主義民主的興起。 就世界歷史的發展觀之，在這個歷史 時期開出的西歐與美式的自由主義之路， 其它的國家、地區，之前似乎不見先例， 並且之後甚難成功地追隨、複製。在思想 上，啟蒙（the Enlightment）思潮始終存在 著一個兩難或一種張力。一方面，它設定 人性具有跨越時空的普遍原則，理性、包 容、人道（亦包括對人之激情（the passion） 的承認）、自由、幸福成為新的、不容折 扣的價值，另一方面，特別是蘇格蘭啟蒙 思想家的努力，啟蒙思想家意識到，人除 了天賦的慷慨與合群外，亦賦與著追求自 利遠勝於它利、眾利的另一天性。人們對 此問題的爭論，始終不休，但他們大抵相 信經由理性的適用運用，端正合宜的社會 是可以出現的。當這般的論理產生後，啟 蒙的思想家首先自然要質疑這樣的見解： 當下政治秩序的安排是源自社會契約的神 聖性或必然性。它們認為，當下的政治安 排，毋寧是源啟自眾利或社會的必然性。 隨著商業、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啟 蒙思想家還見到，社會分工固然增進了社 會的財富，同時也帶來了社會新的異化、 不平等。亞當‧斯密和弗固森（A. Ferguson） 對此皆有深刻的體悟，在解決問題上，他 們很清楚地區分了客觀（objectivity）與中 立（neutrality），希望找出政治秩序下的社 會安排（arrangement）之秩序，運用人的 選擇與行動去「改進」（to improve）社會 的弊端。斯密的門徒邊沁（J. Bentham）對 於市場所可能帶來的邪惡、不善，更敏感 於其師，他主張增強國家的功能，以處理 社會秩序的問題。運用國家的機器與機制 來變革社會制度，勢將賦與國家更大的權 力來解決社會無知與既得利益的難題，而 啟蒙思潮所特重視的自由價值，自將處於 國家各種嚴峻的威脅。 到 了 十九 世紀末葉，人們逐漸瞭解 到，啟蒙所珍惜、堅持的價值，正面臨著 各種相反或反對力量的阻礙：貿易戰爭、 國際間的衝突、人性的貪婪與征伐、專制 主義的頑強與盛行，以及統治階級其巨大 的既得利益。這些力量，有些來自啟蒙思 潮的外部，有些則來自按照片面啟蒙原 則、理念所產生的力量（不論是可預期的 或意想不到的）。除了這種實際的問題外， 理論上，啟蒙心態的人們亦面臨另一種難 處：各種不同的社會安排之形式，其歧異 性、多樣性正適以毀損啟蒙思想所立基的 普遍自然律原則。 二十世紀裡，受啟蒙思潮影響極深的 西方社會科學思想與方法，自然得繼承來 自啟蒙內部的兩難或緊張，亦得應付來自 外部反啟蒙力量的挑戰。二十世紀特別是 西方的學術界，正是面對著這些歷史性的 難題與危機，展開它的思辯與求變。 三、結果與討論 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科學和歷史皆誕 生於十九世紀。大概到了二十世紀中葉 時，歷史與社會科學普遍在世界被劃分為 五個學科：歷史、經濟學、政治學、社會
學與人類學。他們成立與設立的目的，可 以說仍在繼承法國大革命帶給現代世界的 精神遺產：社會變革乃是一個正常的、常 態的概念。研究變革以求控制變革遂成社 會科學的當務之急。 十九世紀以來的社會科學性質，傾向 尋求普遍的規律，承認人類的社會有一般 性的概括，從而將研究的知識在政治與社 會上加以應用。就這層意義來看，西方社 會科學傾向輝格式（Whig）歷史進步觀的 敘述，傾心於變革事物的解釋，對於連續 的舊事物不太理會、解釋，終而發展出各 種形式的階段論來。歷史的進步觀是一個 共同的信念，確保進步的方法（與研究）， 也就是尋求解釋人類社會合理化的過程， 保證能對大自然進行浮士德式的征服與普 羅米修斯式的控制。這種進步觀的前提是 科學性，認為人類社會的演化必然與其他 種類的自然過程一樣可知，也可以用一 樣、或類似的方法瞭解。換言之，社會科 學要求自身所獲得的研究知識可能的是最 具普遍性、簡單性、規律性的表述。 其次，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單位是國 家／社會，使用這一個術語，是因過去一 百五十年中，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一直是歷 史與其他學科的主題或難題。各種思想派 別，理論上皆痛恨國家的權力，實踐上卻 又藉助國家的力量去達成自己的目標。如 是一來，國家與社會如影隨形，難分難解。 而當在實踐上，對國家合法性一致加以接 受時，一切的分析、著述和測量都限定在 國家的境內進行，社會科學家便往往總是 研究自己的國家／社會。 在上述的說明中，我們看到，一方面啟 蒙的普世主義，具體地以歐洲中心觀來看 待世界史，並以作為研究（世界）歷史的 一種方法而行之。另一方面比擬自然科學 的 方 法 ， 被 社 會 科 學 者 用 來 對 待 資 料 （data）、處理過去與現在的各種問題，它 們似乎過度「尊敬」史實（facts），以致 不企圖對其予以批判— — Durkheim 所開啟 的實證主義方法即此典範。 一九六０年代以來，由於美國歷經國際 地位的挫敗、國內社會運動的雙重危機， 社會科學與歷史研究起了巨大的變化與反 省。歷史研究方面，歐洲中心史觀逐漸地 受到質疑，另方面，史學界開始向社會科 學 套 借 各 種 中 程 理 論 （ middle-range theories）。社會科學方面，則蓬勃地重視 歷史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當 歷 史學 者借用社會科學理論與方 法，固然帶來了可喜的成果：歷史與行動、 動因、媒介（agency）在研究中，獲得高度 的重視，E. P. Thompson 的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乙書的出版，標
誌出此一巨大轉變的新路。然而，大多數 學者們將心力都用在將歷史問題視為一種 社會科學，而非將社會科學問題視為一種 歷史。這個區別十分重要。 至於社會科學者，廣泛地注意到，任何 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得重視史料的運用、 概念的歷史性，始為上法。英國政治思想 學者 Quentin Skinner 在一九八五年編著的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中，不但肯定此回向的正面性，也 說明了此盛況。 一九六０年代以來，西方學界歷史學與 社會科學互取所需的結果，在諸學科的研 究中，出現了一個共同的、明顯的潮流： 在歷史事件、歷史研究和社會理論間，產 生了過去未曾有的互動與辯證的關係。這 個轉向與其發展，使得傳統研究裡結構 （structure）與功能（function）兩造間平 衡的考量，幾乎全被結構與動能、動因、 媒介（agency）平衡的考量所取代。當行動 與動因被學者賦予更多更重要的考量後， 傳統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的歷史主要的 角色（資產階級）與緣其而啟的概念，率 皆受到質疑擯斥。歷史的主角與中心概念 受到去中心化的批判後，新的潮流與路向 紛沓湧出、奔動：文化研究、女性主義歷
史與理論、微觀研究取代宏觀研究、新制 度學派、特定場合（conjuncture）的研究取 代結構的側重、全球性的理論被地方性的 取代、傅柯式、蓋爾茨（C. Geertz）式的 權 力 與 知 識 理 論 、 受 壓 迫 少 數 者 的 研 究……等等，不一而足。 於上述的轉向與發展中，T. Kuhn 的典 範概念，亦即任何「常態」科學的形成與 出現的途徑，從理論上、認識論上加強了 新社會科學者、新史學者的信心。 當歷史與社會科學互動、互取所需之 時，亦可見不足或偏差之處。歷史學者往 往側重界定出：什麼不是歷史，而少於在 理論上對歷史本身與其研究作反思。而社 會科學者卻少於真正面對歷史（事件）本 身，常常卻將歷史學者發展出的歷史概念 當作歷史本身來運用，而反諷地，它們所 借用的歷史概念，卻往往是歷史學者向社 會科學中程理論借用套用的研究成果。 當史學大轉向時，隨後又出現了所謂語 言學的大轉向，此即所謂後現代主義的理 論與認識。在激進的後現代主義者看來， 宇宙是不可知的，世界是分裂無序的、不 連貫的、零碎的和追求不穩定性（自由的 可能），因而任何文本都不曾事先提供一 個答案，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永恆浮 盪著一次又一次的意外相逢與航行。對它 們言之，社會科學的研究，不再能提供過 去綜合、概括的知識與理論，僅能在當下 專注於獨特的事物、局部的事物。至於在 較溫和的後現代主義者看來，歷史可能祇 是一種說故事的形式，一種暫定的局部敘 述，傳統的歷史與社會科學對她的研究將 起不了重要的作用。 二 十 世紀 末葉，西方自由民主的社 會，出現了深刻的危機，人們爭辯著政治 契機（political moment）的問題，並且重 新思考啟蒙思想的立基、目標與實踐諸議 題。哈貝瑪斯堅信，啟蒙的大業未成待成， 其進步的、解放的目標仍值得全力以赴， 如能實現、釋放現代性尚未圓實的潛能， 那麼歐洲傳統史觀其普世的目標（如自 由、解放、自主等），將非夢境。哈貝瑪 斯的方法是為民主的言行尋求與維持一公 共的空間，公民在其間經由溝通理性的實 踐，最終可以獲致一致交感的同意。傅柯 視此為神話，斥之為讕言。傅柯指出，啟 蒙的概念範疇與政治語言，隱藏著、包含 著精心設計的宰制形式，因為它們是經由 排他的、鎮壓的、征服的言行而召出的邪 術魔法。至於權力，它祇是一種遊戲（game） 的策略，無所不在，又永無休止地重複宰 制的競賽。傅柯不相信溝通所獲致的知 識，可用來限制權力，因為知識與權力本 質上是無望地糾結在相互構成、相互滲透 的關係中。 此外，就傅柯觀之，哈貝瑪斯的民主 理論中，顯然還有重大的盲點、缺陷，那 就是：他既未曾亦未能發問，是哪類人、 哪種自我的形式被民主的論述授與權力， 圖以特權？亦失察於找出哪些自我被民主 的常態所消音、奪勢和削權？總之，哈貝 瑪斯與傅科的兩極立場與辯論，一方面豐 富了、提昇了我們對自由民主的理解，但 一方面卻同時增強了社會研究已有已行的 兩難或張力。 四、成果自評 本計畫原係針對「近代西方自由主義 思想史」此一專題所做多年期研究的一部 份，先前已完成「福山的歷史觀及其自由 主義的限制」、「海耶克社會思想的源流」， 尚有目前在執行中的「歐洲中心論與資本 主義的興起」（三者皆獲國科會補助）研 究課題，今本計畫已近結案，未來預期再 將「歐洲中心論與資本主義的興起」做一 探討，當可呈現較完整的研究成果。 從上述看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社會 研究（方法、理論），先後面臨著來自兩 方的夾擊。一方面，社會科學雖然在重視 歷史的努力中，仍因特重其自身理論與方
法的概括性、跨時空性，持續地忽視、輕 視史學方法與理論的有效性、可操作性。 另一方面，後現代主義的挑戰下，甭說史 學理論、方法，即連社會科學的建立，亦 遭批判、放棄。在兩間的歷史研究，如何 地來面對、處理其與社會科學的關係呢？ 在飽受「侵凌」、「質疑」的歷史研 究領地上，歷史研究要採取哪一種策略來 維持學門的自我認同呢？又如何維持即使 不全然獨立，至少也能被識辨出的局地領 土來？又如何來與社會科學互動擷長呢？ 首先，為維持歷史研究的一個主體地 位，史學工作者宜當允許後現代主義某些 可接受的見解與面孔，但同時在探索真實 的確定性（the certainties of the real）時， 保持開放性、追求時效性，最後，作為歷 史的守衛者而回歸返向。 其次，在社會科學方法或世界觀上， 歷史學者得：擺脫西方中心論的枷鎖；自 進步觀念中解放出來；跨出國家／社會基 本單位的研究視野與領域；放棄對全球同 質性的執著、對時間上古今的偽斷。再者， 放棄十九世紀社會科學的典型：文化（Max Weber ） 、 經 濟 （ Marx ） ， 和 深 層 結 構 （Durkheim）各單一因素的各型決定論。 五、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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