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中介的人與自我：網際空間、分身組態與記憶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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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中介的人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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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空間、分身組態與記憶裝置

王志弘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cherishu@ms32.hinet.net

摘要

近來有關網際空間與認同或身分形構的討論，大多未深切考察網際空間作為一種技術產物的作用，或是簡化了技術與身分構築之間的關係(例如主張網路的技術特性支持了水平、分散的人際關係)，從而偏向於探討兩種「社會世界」或「生活世界」(真實 VS.虛擬)之間的對比或辯證。本研究則鎖定「技術中介的人與自我」為立論基礎，首先檢討既有的網際空間與自我論述的主題，指出其執著於虛假真實之分。其次，筆者借道海德格的技術觀點，視之為涉及人類存在條件模式的揭顯，來奠定「技術中介的人與自我」狀態的命題。本文並以「人機合體」和「補缺」這兩個概念來掌握人類–技術複合體的動態和內蘊緊張。最後，本研究創造「分身組態」概念來掌握「技術中介之人與自我」，並以「記憶裝置」概念進一步引申其意涵。本文主張，網際空間裡的自我概念，必須放在更廣泛的「技術中介之人與自我」的「分身組態」架構裡，超越真假之辨，以考察這種如網絡狀散佈連結，而且變動不定的自我存在樣態的歷史演變、權力關係，以及社會衝擊。 關鍵詞：人、自我、技術、網際空間、分身組態、記憶裝置 [收稿]2002/1/23; [接受刊登]2002/3/7 * 本文修改前曾以〈技術中介的人與自我：網際空間、分身組態與記憶裝置〉為名，發表於「2001 年網路與社會研討會」，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9 月 29 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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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自我、物質與技術

朱天心(1997)的短篇小說〈拉曼查志士〉裡第一人稱的敘述者，替自己難以預料的死亡做準備，揭開了一個重要主題：人類自我狀態的痕跡或紀錄(符號)，於物質層面的展現，或者說，物質性的中介。文中一例是敘述者撿到的皮夾裡頭， …只有四百元，除了一張劉德華的彩照，煞有介事的大約有十來張卡，電話卡、某 KTV 的會員折扣卡、某連鎖髮廊的學生卡、某麵包店的消費集點卡、等待抽獎揭曉的存根卡、電視遊樂器卡帶的會員交換卡、某家泡沫紅茶店店長的名片、宣誓不抽煙的榮譽卡……我大概才看到第三張，就已經能清楚勾描出皮夾主人：一個(在我看來)好生貧乏的十六七歲女學生…(朱天心，1997: 75) 文中還提到了其他辨別自我和身份的憑藉，諸如服飾、出沒地點，以及幾乎已成為數位紀錄時代象徵的信用卡。依筆者之見，這些「物品」及其製作、紀錄和使用上的相關技術，不僅是追蹤自我狀態的線索，還是自我的實際構成狀態（突破身體界線的自我觀）。器物與人類自我的關係，學界已有多方探討。威廉．詹姆斯 (Williams James, 1981: 279-80)便認為最寬廣意思下的自我，是指所有能夠以「我的」(mine)來稱呼的事物的總和，不僅包含身體與心靈能力，還包括衣物、住宅、親友、祖先、名聲、工作、土地等等；他認為自我的構成有幾個層次，即物質自我(material self)、社會自我、精神自我，以及純粹自我(pure ego)。詹姆斯的界定看似無所不包，但基本上是以純粹自我為核心，亦即以意識為核心，其他層次則是其推演、延伸或支持。詮釋心理學有關「物的意義」的分析，則強調有意識的人類與其週遭物品之間，充滿情感和象徵的有意義互動，以及自我在互動過程中的維繫或改變(譬如憑藉特定物品維繫童年記憶；另參見畢恆達，1993 的綜論)。如果將互動往更為積極的方向推，從「辯證」這個概念著眼，我們會遇到馬克思在《一八四四年經濟學哲學手稿》提出的論題：人仰賴無機的自然而生存，自然是人的無機身體，人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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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一部份；又，人通過實踐（勞動）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人才證明自己是有意識的類存在物。換言之，人類透過實踐改造了外在世界，同時也改造了自己及自己的存在狀況。經過語言學轉向與結構主義暨符號學思維的洗禮，人與物的關係有了另一種掌握方式。以布希亞(Baudrillard, 1997, 1998)為例，他建立的論題是：當今的消費社會裡，人被各種物品團團包圍，物品構成了符號、徵候、訊息的體系；人不僅透過物品體系來界定自我，甚至朝著物(客體)的邏輯靠攏，拋棄了有選擇及意志的人文主義主體觀。其後，1980 年代晚期源於對新技術之思考的人機合體(cyborg)、補缺術(prosthetics，或譯復膺術)等概念，則將「後人文主義」的人、物與技術關係的論題，往前推進了一大步，質疑了既有的人與非人邊界，以及自我的意涵。上述這些觀點，替自我與物品的可能關係奠下基礎。這裡牽涉的「物」，包含了人造物、自然界、身體等，在其他脈絡裡還包括了空間1_{。這類主題近來在社會科學研究裡一再出現，或許顯示了社會理} 論對「物質性」(materiality)的共同關注。不過，筆者認為借道「技術」這個概念，視技術為設定、支撐與展現人與物之間關係的動態架構，比較能夠掌握人與物之間糾結難分的複雜網絡，避免由於單論「物質性」，而將自我與物質客體之間的關係，視為自足的兩方之間的關連（不論這關連是以互動或辯證來掌握）。本文以「技術中介下的人與自我」（或謂「人與自我的技術中介」）這個觀點，介入當前有關網際空間(cyberspace)與自我形構的研究領域，質疑目前尚留有未經批判之二元對立色彩的論題，提出較為複雜的解說方式(亦即不採取單純的一元論來作為二元論的出路)。後文首先歸納評論網際空間之認同與自我論題的幾個焦點。其次，透過對於技術性質的重新思索，以及「人機合體」和「補缺」概念的探討，來架構觀看網際空間裡自我與認同課題的新角度。最後，本文進一步提出「記憶裝置」與「分身組態」這兩個企圖融合「自我」和「技術」 1 柯司特（Castells, 1996: 411）定義空間為「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的物質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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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念，以便較為具體地掌握技術中介的自我構築與存在樣態。筆者期待透過這些概念工具與相關論證，釐清網際空間作為人類–技術複合體的性質，及其對於人文主義式單一核心、連貫一致、人我界線分明的人類自我認同（同一性，identity）的衝擊2_。

二、徘徊於虛實之間：網際空間與自我認同的爭論焦點

有關網際空間與自我認同或身分形構的討論，經常圍繞著真與假，或是真實與虛擬的區別打轉，例如：從事網路遊戲或線上互動時，塑造出與離線身份不同的自我身分，是刻意欺騙，或是潛在更真實自我的展現，還是證明了多重自我的可能性？牽涉其中的情感，究竟是真是假？虛擬世界裡的身分塑造和維繫，如何影響離線世界的人生？一旦「揭穿」之後，「真實」身分侵入了虛擬世界，又會涉及什麼樣的倫理問題，擔負什麼責任？或者，創造虛擬身份的能力，是否讓「真實世界的」自我體會到更為充實的存在感，甚至有如造物主般的全控感覺？此外，亦有不少討論關注身分塑造的技術條件，例如網路所提供的匿名性，以及泥巴(Mud)或線上互動的技術可能，促成了編排身分與互動情節的虛擬社群脈絡。這些討論大致可以區分為以下幾個主題，各自包含了不同的論點與認識論基礎。 (一)自我與身分認同的真實、虛構或超真實 依筆者之見，網絡自我虛實的爭論，基本上涉及了採取自我的本質論或建構論觀點，以及離線世界與線上世界是否二分的爭議(這種二分經常聯繫上真假之分)。我們或許可以用圖一的座標象限，標明可能的論點。這個區劃或分類，其功效在於企圖以簡御繁，將實際上 2 歐美思想中有關人的概念的討論，涉及了位格(person)、個體(individual)、自我 (self或ego)、主體(subject)、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以及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等，各自有不同指涉，不同學者的解釋也有差異，還涉及本質論或建構論、人文主義或反人文主義的爭議，以及存有論或認識論層次的區別，若要一一區分細究，非本文所能處理。本文所關注的技術中介下之人類處境與自我存在狀態，雖牽涉主體建構與自我和集體認同，但暫時均以人類與自我的概念含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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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複雜多樣的論點，歸整為兩個變數軸向交錯下的四種類型，以方便討論。 圖一網絡自我的觀點

離線世界與網絡世界相續不分

自我具有固定的本質或核心自我沒有固定不變的本質或核心網絡世界是離線世界的一部份網絡與離線世界混同不分(超真實) 自我於網絡世界中延伸或擴展自我於此複合體中解構與建構

本質論自我

建構論自我

自我具有固定的本質或核心自我沒有固定不變的本質或核心離線世界與網絡世界不同網絡世界突顯了塑造自我的新潛能常展現為真假之分，兩種世界具有與真實世界不同的建構自我方式裡的自我也隨之有所區別

真假之別 ←離線世界與網絡世界斷裂二分→ 再現與物質之別

圖一左上角的立論，通常帶有技術樂觀主義的氣息，而這種樂觀來自資訊技術所允諾的擴大人類心智的可能性，結合了人文主義的主體觀與意識至上的自我觀。詳言之，網絡世界成為整個社會裡最有前景且日益擴張的部分，挾其技術的威力(運算與連線速度、龐大的紀錄容量、超連結與搜尋功能、虛擬實境等等)，讓自我於網絡之中擴展能力。這個自我經常是個連貫的，有主控意識的自我，而網絡世界提供的各種變換與塑造身份的條件，正好擴展了人類主體可以主動選擇、改造和操控身份的範圍，從而拓展更豐富的經驗和知識，甚至可以據以克服和超越當今社會遍在的不確定、風險與衝突(例見 Slevin, 2000: 175-9)。網絡世界裡自我身分的變動和多樣化，並不妨礙其預設有一個主宰的統一主體。一般輿論界大都採取這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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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圖一左下角的立論也預設了人文主義式的主體與自我觀，但認為網絡世界具有不同於真實世界的性質；這兩個世界的差異，還經常演為真假之別，而兩個世界裡的自我，也隨之有真實或虛假的判定。對網絡世界抱持比較悲觀甚或批判角度者，通常會認定線上世界是虛假與幻象的所在。就此，網際空間裡的自我和眾多身分便屬於虛幻構造，與物質性的真實世界截然不同，具有理性的人應該詳加分辨，甚至直指其為造假欺騙。即使網際空間的自我構造與運作顯得非常「真實」，進而影響了真實的人生和情感，但這種網際空間認同的實際衝擊和效果，正是引發自我錯亂或焦慮的元兇 ( 例見 Slouka,1998[1995]的主張)。即使在比較和緩的，對網際空間不抱持那麼負面態度的論點裡，雖然承認網路提供塑造身分、跨越認同邊界的豐富機會和可能，但還是認定這不同於離線的「真實」人格(或血肉之軀的身體)，而猶如製作和披戴了面具。當然，或許比較少見的一種觀點，是反過來認為網絡世界比真實世界還要「真實」；這時，網絡世界裡的自我才是解脫了實質肉身的束縛，從而經常是較純粹的、精神性的真我。圖一右半邊採取偏向建構論的自我觀。詳言之，自我是個不斷建構開展的計劃(project)，而非有固定不變的本質（不論此本質依於意識或身體），而網際空間正好彰顯了自我這種不斷建構的特性，亦即網路身分的塑造和演出，其實正是未定形的自我不斷演變的過程。不過，依照圖一的區分，右上角的立論強調線上與離線的世界並未截然分隔，自我的建構展佈於整個網路與離線世界的複合體裡，換言之，此處抹除了再現與現實的區分，極端者甚且可以套用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的概念，謂其為不再與任何真實有關的「超真實」 (hyperreality)。自我狀態便存在於此超真實之中，無論自我或世界，皆無本質，也無真假虛實之分。與此相較，右下角的論點雖然抱持建構論的自我與主體觀，也不主張有可以立即接觸而不經中介的真實世界，但保留了真實世界與再現世界的區分，這種區分映繪至離線世界與網際空間的區分上，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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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自我建構在這兩處有不同的呈現方式。我們若進一步比較左下角和右下角的差別，可以發覺同樣是離線世界與網絡絡世界之分，但在既有的論述裡談法可能不太一樣。前者由於糾結於本質論自我觀，因而這種二分經常帶有真假虛實之辨的意涵。相形之下，右下角這邊卻由於採取建構論觀點，因而比較不強調真假之別，而是著重於網絡世界與離線世界的性質有所差異（可能聯繫上再現世界與物質世界，或是論述與非論述的二分），即自我之建構的脈絡及其「效果」不同。當然，如何評價這種效果（肯定或負面態度），也會把真假虛實的問題帶回來，顯露出對網絡世界的不信任與擔憂。例如有些學者一方面贊同網絡世界提供的多元、彈性但整合的身分建構，認為這有助於認識自我與個人蛻變，另一方面又警告沉迷於虛擬世界的危險，或許可以歸併於右下角這類論點裡（例如 Turkle, 1998:383-4）。值得一提的是，各種建構論的自我觀點裡，都留有一個難解的能動性(agency)問題，亦即自我建構的發動者問題：自我狀態是散漫綿延的文本織理，隨著各種局勢和力量而不由自主地變動，或者，依然有個人類能動者推動這一切自我構造，並與各種非意圖結果及非人類能動者的作用奮戰？但這個人類能動者如何不再度回返人文主義的主體觀？或許，答案在於既兼容又超越本質與建構，以及真實與虛假的區分3_。 (二)網絡自我與身分的存在狀態 另一個網際空間與自我的主題，涉及了網絡自我的存在狀態與運作方式，而這又環繞著另一些二元區分而展開，例如字詞與行動，文本與物質(機械或身體)等。一般以為，網際空間與真實世界自我的最大差別，在於文本自我(textual self)與軀體自我(embodied self)的區分（這有時勾連上「心靈」與「身體」的二分）；網際空間裡的自我屬 3 此處所謂超越真實與虛假的二分，並非廢除真實與虛假這兩個範疇，而是主張不應該把網絡世界與離線世界的差異，單純界定於真實與虛假的區別上。換言之，網絡世界有其真實的存在和效果，離線世界也有想像和虛構的一蓆重要地位。同樣地，本質與建構的二分本身，也不能予以「本質化」或固定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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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本層面的建構，就算網際空間裡的身份承載了真實情感，影響了真實世界的人生，畢竟與血肉之軀的特性不同。從另一方面看，即使近來學界慣於將身體文本化，亦即認為身體銘刻了各種符碼，編織入表意系統之中，亦難抹滅其生理物質的層面。不過，亦有某些學者著眼於虛擬實境(VR)技術模擬人類感官知覺的能耐，強調網際空間提供了模糊真假身體感覺的可能，以及由此而來的文本自我與軀體自我分界的跨越。另一個相關的區分是字詞與行動。網際空間裡建構的自我行徑，若皆屬文本言詞，那麼，它們與真實的行動之間有何差別：例如網際空間裡上的謀殺與自殺，與真實世界的死亡究竟有何差別，其發揮效應的範圍，是否僅侷限於網際空間的邊界。或者，由於人際互動與情感皆屬真實，而自我的構成與存在跨越了網際空間與真實世界，連綿一氣，因此網際空間的自我行徑雖屬言詞建構，也能成其行動的實際效果。如果言詞與行動，文本與身體的區分，在網際空間自我的討論裡逐漸模糊，那麼人機合體(cyborg)論則更為激烈地主張，人類在資訊技術與電腦網絡所構築的虛擬世界裡，其自我的組成與存在樣態，匯通了人類與機器的領域，模糊了人與非人，有機體與物質器械的界線。這部分留待第三節再細論。 (三)網際空間身分、刻板印象與階層權力關係 其實，網際空間的自我議題，還是必須放在一般的社會關係與過程裡來看待，方能釐清其細緻的變化，這也是大多數學者的做法。首先，若著眼於維持人際的互動，發展較持久的人際關係，網路身分就不可能無限變換，而必須有相對穩固一致的身分，網路上的言詞行徑也不能過度超出一般社會互動的期待，比如說不斷騷擾與攻擊他人。這顯示了網際空間畢竟還是個社會空間，也有其規範規則、層級結構，價值、標準與期待。網際空間裡的自我，一如真實世界裡馬克思的宣稱，也是社會關係的總合。這方面的討論，大都集中於網際空間裡的「刻板印象」、階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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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與權力關係。尤其是不少抱持女性主義觀點的研究，指出了網際空間裡身分認同的塑造，依然充滿了性別、階級、種族等刻板印象，而非樂觀論者以為的隨意流動，跨越社會界線(比如說泥巴遊戲裡男性玩家性別越界塑造出來的女性身分，還是其心目中的美女形象，或是刻板的性別化職業與外貌描述，因此僅是其性慾對象的投射；例見 O’Brien, 1999)。網際空間裡的身分想像和塑造，依然脫離不了「真實」世界裡某些身分的固定編碼方式，以及附隨的價值評斷、社會分類和不均等的權力運作方式，網路空間還是有社會階層，而非平等民主的樂園，只是由於網際空間的特殊性，使得這種權力運作也有其獨特性。例如喬登(Jordon, 1999)便提出「網際權力」(cyberpower)的觀念，分從個人、社會與想像三個層面探討網際空間裡的權力運作。4

三、技術與人機合體概念的反思

前述立論雖各有所偏，但除了「人機合體」概念外，大多未深切考察網際空間作為技術與物質的領域，在自我塑造上的作用，或是簡化了技術與身分構築之間的關係(例如認為網路的技術特性，支持了水平、分散、匿名且民主化的人際關係)，並偏向於探討兩種「社會世界」或「生活世界」(真實 VS.虛擬)之間的對比或辯證。相對於此，筆者直接鎖定「技術中介的人與自我」為立論基礎，來接近網際空間的自我狀態。以下便透過討論「技術」與「人機合體」概念，來建立 與拓展技術中介的人與自我的論題和意涵。 (一)定位技術的性質與作用：人類存有條件與技術中介的人與自我 4 根據喬登（Jordon, 1999: 208）的定義：「網際權力為網際空間與網際網絡裡構築文化與政治的權力形式，包含三個彼此相關的領域：個人、社會與想像。個人的網際權力由化身（avatars）虛擬階層和資訊空間組成，導致了網際政治。權力在此顯示為個人的所有物。社會的網際權力由技術權力螺旋和資訊流動空間構成，導致了虛擬精英。此處權力為支配的形式。想像的網際權力烏托邦和反烏脫邦組成，構成了虛擬想像。此處權力為社會秩序的要素。若要完整描繪網際權力，這三個領域缺一不可，沒有任何一個領域勝過其他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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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技術中介的人與自我」這個論題，首先要反省的基本問題，就是「技術是什麼？」。從社會分析的角度言，關注的向來是技術的社會後果與衝擊，或是社會對於技術發展的塑造與導引。不過，我們或許可以脫離社會與技術的二元分立與互動，更根本地考察技術的性質。在這方面，或許可以借道海德格(Heidegger)。一般而言，「技術」這個詞的用法，可以區分為兩個彼此相關的領域。首先，「技術」牽涉了人類實踐的網絡，人類在其中操弄著(原料)物質，以便賦予其功能性與有用的形式。就此而論，技術預設了某種目的或設計的觀念，涉及了材料隨後的使用方式。其次，這種操弄過程的最終產品，也稱為「技術」(Edgar and Sedgwick, 1999: 404)。這種技術的理解，大致脫不了實用與工具性質。

不過，海德格(Heidegger)在他1953年的論文〈技術問題〉(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裡，指出了若對技術完全採取工具性的理解，是化約的做法。如果我們只從工具角度討論技術，我們就忽視了技術的預設，以及有關技術是什麼的重要事務。海德格聲稱，如果我們不從技術預設了什麼的角度來解釋技術，我們便忽視了其「本質」。同樣地，海德格很謹慎地說明「技術的本質絕非任何技術性的東西」(Heidegger, 1977: 287)。換言之，技術的預設，無法以技術的角度來說明。對海德格來說，當代有關技術的觀點同時是「工具性」與「人類學的」(p. 288)，這意味著技術通常是被當成達到目的的手段。海德格認為這種觀點走得不夠遠，因為它預設了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界定「手段」和「目的」等觀念。鑑於「只要是工具性統治之處，便是因果性統治之處」(p. 289)，因此，我們在「技術是什麼」這個問題上，要有夠深入的探索，就必須提供可以接受的因果性解釋。依海德格的說法，要闡明因果性，最好要從其「四重」性質來探索：(1)製作該事物的材料；(2)賦予該物質的形式；(3)該事物的目的； (4)造成這種轉變的因子(作用者)(Heidegger, 1977: 289-90)。海德格宣稱，重要的是要看到這四個元素之間的關係是內在的。換言之，作用者(4)並非「外在於」或獨立於(1)至(3)。反之，這每一項都是一種「帶出」(bringing-forth)的模式，亦即是潛藏在世界裡的東西揭露出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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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帶出」本身奠基於「揭顯」(revealing)，揭顯則牽涉了揭開與展示事物是怎般模樣。因此，「技術不僅是手段。技術是一種揭顯的方式。如果我們留心這點，那麼另一整個技術本質的領域，便會朝我們開啟。那是揭顯的領域，亦即真理的領域」(p. 294)。正是在技術作為一種揭顯模式的能力，而非僅是「製造」之中，技術才被「帶出」。至於現代技術5_{所牽涉的「帶出」，乃是一種「設} 置」(set-upon)於自然的「挑戰」(challenge)，以便將秩序加諸其上，目的在於達致「最小成本的最大產出」(Heidegger, 1977: 296-297)。在此，自然被現代技術概念化為只是「資源」，是能源的儲存庫。然而，人類是被海德格所謂的「設框」(Gestell, enframing)驅策進入這種「挑戰」。在現代技術裡，人類本身被「設置」，因此以一種無法完全用人類學觀點解說的方式，與世界牽涉在一起。雖然設框的過程是在現代技術於人類行動領域中出現時發生，但設框並不「完全發生在人身上，或是有所限定地透過人類而發生」(p. 305)。這是因為人類本身被其存在條件所設置，並且受到挑戰要透過技術背後的設框，來回應這些條件。因此，現代技術的本質便在設框的過程裡揭顯，而設框本身顯示為一種牽涉存在條件的模式，從而揭顯了存在的條件(參見 Edgar and Sedgwick, 1999: 409)。

這種牽涉存在條件的模式「驅使人類走向這揭顯之路，而使得實際上任何地方…都成為常設的貯存地［亦即資源］」(Heidegger, 1977: 305)。據此，一旦構成現代技術本質的設框，設置在由技術所體現的揭顯過程上，人類如何與其存在條件會遇，便有了一種決定的狀態。這個在一切揭顯模式底下的過程，海德格稱為「天命」6 (Geschick, destining)。人類存在於天命的領域中，卻從未曾受其脅迫，因為天命 5 國內有些學者（例如黃厚銘，2001: 3）主張，海德格認為傳統技術與現代技術有所不同，因而針對technique一詞，也應該隨之分別譯為「技術」和「科技」。然而，鑒於原文中為使用同一詞，並於提及現代技術時，常會添加「現代」一詞限定之，因此為免混淆而誤以為原文使用兩個不同詞語，本文還是統一譯為「技術」。此外，筆者以為在本文的脈絡下，技術與現代技術的分野並非核心關鍵，重點在於突顯技術作為人類存有的基本狀況。 6 感謝黃厚銘提醒Geschick在此與「宿命」的差異，為避免命定或註定無可更改的消極意涵，宜譯為「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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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人類行動得以可能的「自由空間」，它是「自由的領域」。技術因此總是已經置身於自由的領域裡。也由於最後這個論點，主張我們的存有受到技術的「脅迫」，就毫無意義了(Edgar and Sedgwick, 1999: 410)。簡言之，前述海德格略嫌抽象的有關技術本質的思考，提出了兩個掌握當代技術的重要概念，即「揭顯」與「設框」，而這又涉及人類存在條件的模式(以社會分析的詞語來轉譯，或可說是「社會關係的模式」；因此，技術並未與社會二分，技術正是社會關係的揭顯或設框)。也正由於技術如此緊繫於人類的存有，而非一純粹外加的物質力量或工具性，技術方才同時構成了人類的天命與自由，亦即技術作為人類存有條件的框架與揭顯，既是限制，又是其所以可能的條件。至於自我的構成和狀態，可說是人類存在條件的核心課題。因此，筆者遂將海德格所論之技術與存有的深刻關聯，延伸到人類自我的狀態上，建立「技術中介的人與自我」的論題與觀點。放在本文的關切裡，網際空間與資訊技術，在根本上就和其他技術一樣，是特定社會關係的揭顯與設框，是牽涉人類存在條件的特殊模式。據此，網際空間裡的人類自我形構，或者說，擁有網際空間這種技術設備的社會裡，其自我狀態便與網際空間的技術特性(以及該技術所規制的人與物之關係)，有非常密切的關連。以下我們再挪用「人機合體」及其他相關概念，來探索技術中介下人與自我的複雜性 與內蘊緊張。 (二)人機合體：補缺、替補與厭棄 唐諾．哈洛威(Donna Haraway)提出的「人機合體」(cyborg)概念，替後結構主義思潮以降，一系列的跨越邊界和模糊二元對立的思維 (自我與他者、男性與女性、自然與文化、再現與真實等)，提出了更進一步的看法，越過了人與非人的邊界，方便我們據以探索人類技術中介的人與自我，以及網際空間作為一種技術領域下的自我狀態。對她而言，「人機合體乃是個模控的有機體，是機器與有機體的混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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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社會現實的創造，也是虛構的產物」(Haraway, 1991: 149)7_。哈洛威認為這個兼具想像與物質現實的人機合體，是我們的存有狀態，也是政治出路與想像的資源；人機合體關注部分、反諷、模仿和變態，是對抗性的、烏托邦的，完全與純真無涉(Haraway, 1991: 150-1)，這些宣稱標明了哈洛威的批判立場。然而，主要體現於通俗文化產品(尤其是科幻電影)裡的各種人機合體狀態，例如電子機械強化人(《機器戰警》)、記憶改造(《魔鬼總動員》)、由電腦資料紀錄和判定身份認同(《網路上身》)、存活在網際世界裡的意識狀態(《電子世界爭霸戰》)，乃至於人體感知全由機器控制的虛擬實境(《駭客任務》)，以及賦予人性或爭取人格的類人機械人或生化複製人(《變人》、《星鑑迷航記》、《異形》、《銀翼殺手》等)，雖然都以各種方式挑戰既有的人與非人界線，但其政治意涵與批判意圖，卻各異其趣，其中的技術奇觀所召喚的，既有樂觀前景和控制的慾望（兼有雙方好處），也有荒涼及恐懼（越界與曖昧造成的失序威脅）。換言之，僅僅是「人機合體」概念涵蘊的後人文主義主體觀及越界與曖昧狀態本身，並不就保證進步與批判。先撇開這些逼近但尚未成真的科幻預示，當今的人機合體狀態也已經蔓延各處，含攝的現象十分寬廣。筆者以為，其實從「補缺」 (prosthesis)這個較為古老的概念開始，人機合體幾乎與人類文明一路相隨。古遠以來，義肢、柺杖、鑲牙、眼鏡等補充身體「缺失」的設計與裝置，便構成了不可或缺的自我附加物（想像近視者對眼鏡的依賴，以及失落眼鏡時的無助與自我主控感的欠缺）。「補缺」點出了人類與物品之間經過技術中介的緊密關係，或者說，人類自我的存在狀態已然經過技術的中介（比如說，赤腳與穿鞋的差異不只牽涉技術本身，還涉及技術所架構的人與物之關係，以及人類的生活方式、價值評斷、社會關係等等，亦即不同的人類存有條件或狀態）。 7 哈洛威的人機合體概念質疑了三種既有的區分：(1)人與動物；(2)有機體與機械；(3)實質與非實質（指當代技術奠基於電磁波、光譜等不可見之物和能源，並且日益迷你化、乾淨、輕巧，可以攜帶和移動，不再像以前的技術那般笨重厚實）（Haraway, 1991: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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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魯漢(McLuhan, 1964)的「媒體乃是人類之延伸」的宣稱，則擴大了「補缺」的涵義和範圍。他在工業化與電子化的時代裡，將幾乎一切技術產品都視為某種「媒介」，強化和延伸了人類的心靈意志、身體感官與肌力；例如人工照明延伸了人類的活動範圍和視覺能力，電話延伸了人類的聽覺與溝通範圍等等（參見王志弘，2000: 182-5 的闡釋），從而有了新的自我存在狀態和感受；後文筆者將這種狀態稱為「分身組態」（參見後文第四節）。此際，技術與物質的「補缺」功能，不再是彌補人類身心的缺損不足，而是強化、鞏固、擴張與延展人類的存有。換言之，所彌補的是原先即不在場（不存在）的各種慾望。這同時也彰顯了人與物關係的改變，或謂人類自我之技術中介的新狀態。麥克魯漢的論點，似乎可說是哈洛威「人機合體」概念的人文主義先驅版。我們或可區分「補缺」與「人機合體」，使其指涉人類自我之技術中介狀態變化中的連續光譜兩端。「補缺」的功能主要為彌補欠缺，人與物的界線較為清楚；「人機合體」的功能主要為強化延伸，強調人與非人界線的泯除。這種區分，方便我們做更細緻的分類，並且將技術中介的人與自我狀態，放在歷史的脈絡之中(參見圖二)。 圖二技術中介的人與自我狀態與趨勢 從彌補到強化、延伸 補缺「分身組態」的歷史趨勢人機合體 人與非人界線的模糊 然而，不論是在補缺或人機合體的狀況裡，人類自我存在的技術中介，或是人類與補缺物的關係，都不是一片祥和或理所當然，而有內蘊和外延的緊張與衝突。我們或許可以德希達(Derrida, 1974[1967]) 的「替補」(supplément)概念，以及克莉絲蒂娃(Kristeva, 1982)的「厭棄」(abjection)概念來說明。法語的替補意思同時是多餘(surplus)和替代(substitution)。對德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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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而言，第一種意義假定有個既定的文本已經完成，然後補充了外在於此文本的東西（但這時候，它便不完整了）；第二種意義則假定有個東西可以代替原本的東西（這時候，它便不是獨特或確定的） (Brooker, 1999: 212)。放到本文的脈絡裡來看，人類存有經過「補缺」的技術中介狀態（或謂「分身組態」），便蘊藏了「替補」的這些不同意涵。一方面，在特定技術架構下成為自我一部份的物質，不論是補充欠缺，還是強化延伸，都在「匱缺」和「多餘」之間擺盪：這補缺物既彌平了欠缺，又一再提醒了自己的不足，或者，這增強物既延伸拓展了慾望，又成為一種累贅。這都源於補缺或人機合體狀態裡，那既契合一體，又異質排斥的人物之緊張關係。另一方面，這補缺物或增強物，挾其增補的神奇力量，在某些時候顯得似乎有了自主的能動性，跡近於人類，甚或威脅要替代了人的位格，而人則淪於物的地位，甚至成為多餘冗贅之物。這是電影《2001 太空漫遊》與《魔鬼終結者》裡，機械或人工智慧取代、支配與消滅人類的惡夢；《網路上身》中，人類的身分與存在狀態全由數位紀錄（記憶裝置）掌控與認可，從而取代了血肉之軀的人類「本尊」，一旦數位身分抹除或改換後，該本尊自我對這個網際空間和依賴數位紀錄的社會而言，便形同不存在。再者，這種替代效果也常以其自動複製的能力，而格外突顯出來；不斷增生繁殖的自動機械，在其複製之中替代了（人文主義的）「人」。這些緊張衝突，同樣源於機器與人類之間邊界的爭奪和不斷挪移，也是執著於人類能動性與客體被動性之區分，充滿焦慮的後果。克莉絲蒂娃(Kristeva, 1982)的厭棄或「厭棄物」(abject)概念，則替補缺或人機合體所呈現的自我之技術中介狀態裡的緊張，添上了心理與情緒的向度。所謂的「厭棄」是指「一種無法區分『我』和『非我』的恐怖」，而「厭棄物」是主體亟欲排除以便達至獨立認同的東西，但這永遠無法辦到，因為身體會不斷地吸收與排泄（眼淚、糞尿、唾液、月經等等）(Brooker, 1999: 1)，這是維生必需的新陳代謝的結果，卻是人類厭惡之物，因此可說是必要之惡；它既是人類主體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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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又是要越過邊界而排除的異己，這種曖昧地位，引發了恐懼。放在本文的脈絡裡，特定技術中介下的補缺物或構成人機合體的物質部分，與有機體糾纏不清，是人類存活之所賴，甚而形成了自我的內在部分，但又因其異質的殘跡而引發排斥，一如移植的器官或是人工臟器的排斥現象：一種為了維持純粹，捍衛既有的人與非人邊界，而不惜滅亡的致命策略。綜言之，經由「替補」和「厭棄」概念，來闡釋「補缺物」或「人機合體」作為一種自我之技術中介狀態，其可能產生的緊張關係可以歸納如下：(1)匱缺不足與多餘冗贅之間的緊張；(2)替補物的替代（複製）功能，引發了人與非人邊界的爭奪戰，以及人物地位越界互換的失序威脅；(3)補缺物作為一種厭棄物（必要之惡）造成的嫌惡和排斥。 8

四、技術中介的認同形構：分身組態與記憶裝置

在前述論證的基礎上，筆者以「記憶裝置」和「身分組態」這兩個同樣企圖融合「自我」、「技術」與物質的概念，來掌握網際空間的技術中介下，自我構築與存在樣態等課題。筆者期待透過這些概念工具和相關論證，說明網際空間作為一種人類–技術複合體的性質，以及更一般性的後人文主義之網絡狀自我觀念；其意圖在於一方面避免既有的網際空間自我論述的虛實二分，以及較為貧乏表面的技術探討，另一方面，避免「補缺」和「人機合體」概念裡殘留的實體觀念（雖然越界混種，但仍是一種有邊界的封閉實體）。 (一)分身組態 為了能夠更適切掌握網際空間的自我狀態，筆者擬以「分身組態」這個概念來包含前文的「補缺」與「人機合體」概念。筆者過去曾以「分身」這個字眼討論過相關概念(王志弘，1993, 2000)，現在用「分 8 此處，人與非人範疇或界線的「問題化」，與前文所述之真實與虛構，或是本質與建構的二分一樣，並非著意於完全抹消這些範疇本身，而是指出這些範疇之為歷史性的產物，是社會過程的動態結果，而非固定不變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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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組態」則是更為強調這個人類有機體與技術物質的自我複合體，其錯綜連結卻變動不定的組合狀態。9 前述的「補缺」或「人機合體」概念，經常侷限於物質與有機體的直接結合或融合，不論是可以拆解的義肢，或是化成人類身心之部份的移植器官或是電子機械，基本上都指涉了一個新的混雜實體。但是，如果從技術中介的自我，以及技術指涉人類存在條件模式的角度觀之，人機合體概念不應該侷限於一種有邊界的、封閉的混種實體，而是一種網絡狀或星座狀的散佈延伸（因此暫時拙劣地英譯為 constellation of subjectivity），一如前文麥克魯漢「媒體是人類的延伸」的論題所示。是以，筆者提出的「分身組態」概念，便是要超越實體觀的人機混合體，遂界定「分身組態」為面對「橫越時空之延展性社會關係而溝通的需求下，人類主體運用技術來因應的方式與存在樣態」，亦即「分身［組態］是一種狀態與過程，是人類身體∕主體與技術的某種結合方式」（王志弘，2000a: 182）。分身組態即人類經由技術中介而存在於世的狀態和過程。雖然「人的存在樣態，已經隨著各種分身技術而擴張成為一個瀰漫散佈於社會時空網絡之中的存在，而不再只是一個有清晰邊界的身體所界定的單一主體位置」（王志弘，2000a: 185），不過，分身組態概念依然保留了自我建構的能動性（agency），亦即具有與外界溝通之意願的自我，而非視之為僅由社會過程建構和限定的被動主體。即使是作為受召喚之主體而現身的分身組態中之自我，也非純然被動的機械式構成，而有積極塑造，隨時機而移動，調整分身組態的能力；只是作為技術中介的人類–物質複合體，分身組態中的能動性來源，已非純屬人類有機體，而也有「非人的能動性」。再者，雖然分身組態沒有清楚邊界、固定形貌，也沒有均質連貫 9 西方學界近年來各種「非本質論」的自我或認同理論，透過越界、混種、流動、旅行等來指稱自我或認同的流變不居，並常配合指出自我與（內在與外在之）他者間的複雜糾結、界線模糊。筆者所提出的「分身組態」概念，雖然基本上延續這個方向，但是格外強調其與技術或物質（及空間）之間難以割裂的關聯，以及一種變動中的網絡式存在狀態。在某個意義上，這或許是馬克思的「人是社會關係之總合」論題的延伸或補充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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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部，而是不斷變動且充斥緊張衝突的複雜過程，但每個組合狀態還是在論述與實效上表現為一個統合的主體。更精確地說，分身組態作為一網狀構造，依然有其核心與邊緣，而核心通常是聚合或簡約為一暫時而可辨視之擬似單一人類主體。因此，分身組態所指涉的人類主體塑造過程與狀態，「乃是一種既擴散延伸，又暫時統整一致的多重主體形塑過程」（王志弘，2000a: 187）。換言之，分身組態雖變動不定，仍然有其總是暫時凝聚，但可以辨認的身分之「異質同一性」和「間歇延續性」。分身組態論還可以與筆者所謂的「行動的主體建構論」結合起來，亦即擺放在人類生涯之時空流動軌跡，以及社會分類(符碼化認同)的表意系統的架構裡。據此，人類的存在樣貌，便是在社會流動的時空路徑，以及表意實踐的流動歷程中，在各種結構性邏輯的框限與促動下，不斷地塑造、展現、演出與改變身分認同，建構了一直處於未完成狀態的主體計劃，並且在時空軌跡的每個特定位置上，形成一連結了人類身心有機體、時空脈絡、物質裝置、特定技術條件，並有暫時統整之自我核心的分身組態（王志弘，2000a: 188）。10 依據前述這個寬廣的概念，人類各種活動的痕跡與紀錄，包括照片、錄影帶，都是自我分身組態的一部份，會隨著生涯活動的進行而累積和改變；而自我與某些機械(或媒體)的暫時性接合，例如撥打電話或上網，都等於是延伸了分身組態的範圍和向度。當這些機械在某種技術條件下與有機體關係日益緊密，自我的存在樣態也隨之改變了，例如隨身攜帶行動電話的自我分身組態，便不同於採用室內固定電話時的分身組態。網際空間作為一種網絡狀、不定形、沒有確定邊界的技術範域，或是人類存在模式，也正最適合以「分身組態」來掌握其自我–技術複合體狀態。 10 分身組態與行動主體建構論的要點，乃企圖掌握：(1)主體構成之體質性關連性；(2)自我與他者的重疊交錯；(3)主體的時空延展；(4)主體構成的多重複合狀態；(5)主體形貌的變動；(6)主體社會身份的辨認，亦即分身組態與分類表意系統的交錯；(7)人類主體與非人的能動性，以及(8)自我認同與身分的暫時同一性（參見王志弘，2000a: 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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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分身組態概念也包含了前文所論的「補缺物」或「人機合體」狀態中的那些緊張、衝突和焦慮；例如特定分身組態中某個偏向物質的部分，其過高的自主能動性(無論其來源為何)，可能威脅了通常位居此分身組態核心的主體地位(錄有自己談話的錄音帶，卻成為法庭上不利自己的證物，或許是個事例)。 (二)記憶裝置 在「分身組態論」底下，筆者要提出另一個結合技術、物質與自我的概念，即「記憶裝置」：記載與編纂活動痕跡而形成記憶的技術「裝置」，這不僅是被動的紀錄，而成為自我的延展、外化與對象化，也積極構成了自我的分身組態。記憶是塑造與確認自我的重要領域，我們經常藉由回憶過往的經歷和心境，取得肯定當前自我的證據和線索。作為個人傳記的記憶，如同集體歷史一般，總是從當下出發的重寫與建構，涉入遺忘和選擇性記憶的抹除重寫，而非客觀的過往陳述，亦無法溯及一個不變的本源，甚且在科幻技術想像的裡，成為可以替換和灌輸的意識內容(例如《魔鬼總動員》記憶替換所引發的認同危機，或是《銀翼殺手》與《超時空戰警》裡複製人偽製的童年記憶)，而不再成為人類身份的終極保障。不過，記憶以及日常生活的種種言行紀錄，依然是人類生存的必要參照與存在痕跡，與自我的形構關係密切（可以試想失憶症造成的日常生活不便，以及對自我存續感的威脅）。如果記憶對自我身分的建構和維持如此重要，那麼我們如何記錄自我與生活，以及使用哪些工具來記錄和幫助回憶我們的經歷，從而增添、積累和收藏記憶的資料庫，必定會深刻影響自我的感受(王志弘，2000b)，我們的分身組態裡，有很大部分便發揮了「記憶裝置」的作用。這個概念，不僅脫離了本質論式的記憶與自我認同觀點，也讓記憶超出人類身體與意識的邊界，而成為遍佈整個分身組態的功能和狀態。換言之，此處不論記憶的真假虛實問題，而是記憶的構成、紀錄與效用。不同時代與社會情境下，不同的技術條件支撐與範限了特殊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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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組態與記憶裝置，從而顯現了不同的自我存在樣態。從仕紳階級書寫日記作為修身儀式，到教育體制的學籍資料、戶政與警察資料、勞動與兵役記錄等官方檔案所塑造的國民身分，「自白書」、自傳與履歷的自我坦露和建構，乃至於照相、攝影與錄音等影音記錄手段，這種種記憶裝置，都糾結了不同的分身組態與自我狀態。一如在當前的數位化趨勢裡，各種個人資料記錄全都進了數位領域：電腦檔案、電子郵件、官方記錄、銀行交易(信用卡)等等。網際網路將這一切連結在一起，形成了廣闊的數位記憶範域(參見王志弘，2000b)。電影《楚門的世界》與《艾德私人頻道》挑起了無所不在的紀錄監控，所引發的真實與虛假自我難分，以及隱私權的議題，但也呈顯或明諭了各種記憶裝置幾乎構成「自我」之全部內涵的分身組態。縱使我們尚未進入全面數位化的時代，網際空間作為記憶裝置的速度和容量，卻已經十分驚人。例如目前有許多搜尋引擎功效強大，便展現了這種記憶裝置的驚人能耐。譬如若在Google的搜尋字串列上鍵入「王志弘」三個字，作為構連身份的線索，剎那間就列出了幾百條相關網頁。這一大堆含有「王志弘」的網頁，可以說都是「王志弘」在網際空間記憶裝置的一部分，也就是王志弘分身組態的一部份。當然，除了筆者以外，許多擁有同樣姓名線索，但具有不同血肉身軀的「自我」，混雜在這堆記憶裝置裡面，或許要藉由其他線索才能分別。這種自己與他人的分身組態混雜的狀況，其實不是特例。11 網際空間以及其他記憶裝置的「連線狀態」，轉變了我們的時空觀念、人際關係與自我狀態。不管通過哪種機器，只要能連上線，我們便形同存在於一切網絡可及之處。自我不再只是個血肉之軀，也不僅藉由零星散落的個人文字影像記錄來拼湊記憶；自我可以因這些記憶裝置而幻化為多重面貌，出現在遙遠不知何處的他方(王志弘， 2000b)。記憶裝置散漫各處，自我的邊界則不斷變動延展，乃至於在 11_{不過，在台灣目前的狀況裡，這些擁有相同姓名線索的主體，其職業身分大多} 數是教師和學生，也顯示了台灣的網際網路發展與教育體制緊密相關的歷史特殊性（換言之，與教育體制有關的個人，其分身組態涵括網際空間的可能性大於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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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知情狀況下，自我的痕跡紀錄在無處不在的數位記憶裝置裡，形成了核心自我並未察覺，但實際存在的分身組態邊疆地帶。這些記憶看似與自我無關，又是擴展之自我的一部份：我於我所不在之處存在(於記憶裝置中)，我即非我。這種曖昧渾沌的自我處境，正是本文企圖以「分身組態」和「記憶裝置」等概念來捕捉掌握的，人類自我經過 (網際空間)技術中介的存在狀態。

五、結語

當前兩大科技領域（資訊與生化遺傳科技）的發展日新月異，甚且有結合的趨勢（遺傳基因的 DNA 基本上承載了訊息的編碼；運用生化程序運算的電腦也正在架構），眾人皆預期其改變人類社會運作結構的潛能，而科幻的文化想像早已預示各種神奇詭譎的可能。「自我」狀態作為人類存在狀況的核心關切，自不免於此技術–社會變革的衝擊。我們必須檢討既有的人類自我、認同與主體的觀念，尋找可以更適切掌握新社會情勢下自我狀態的觀點。本文便在這個關切下，討論了技術作為人類存在條件模式的意涵、人類自我之技術中介狀態——補缺、人機合體——裡的緊張、矛盾與衝突（不足與冗贅的焦慮、替補的威脅、厭棄），以及「分身組態」和「記憶裝置」概念，試圖搭建網際空間與新社會情境下之自我的新分析角度。綜言之，筆者主張經過結構主義批判洗禮之後的後人文主義自我概念，必須進一步放在更廣泛的「技術中介之自我」的「分身組態」概念架構裡，超越真假虛實、自我非我的僵固二分，具體考察這種如網絡狀散佈連結，而且變動不定的自我存在樣態的歷史演變、權力關係、慾望邏輯，以及社會衝擊。易言之，網絡世界中的自我狀態，並非與離線世界截然斷裂，卻也不是完全相同，更不僅是真實與虛假之別（這種區別本身雖有其「真實」效果，但也是評價性的社會建構），而應該視為人類之新技術處境中的分身組態，其運作邏輯既延續既有的社會權力關係（性別、階級、族群等等），又充滿漫溢逾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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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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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mediated/ing Personhood and

Selfhood: Cyberspace, the Constella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Memory-devices

Chih-hung Wang

Graduate School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Shih 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rgumentation of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technology-mediated/ing personhood and selfhood’ thesis. Firstly,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most discussions about selfhood in cyberspace ignore the technological dimension and are trapped in the dichotomy between the real and the virtual. Borrowing Heidegger’s conception of technology as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 of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 the author formulates the thesis of ‘technology-mediated/ing personhood and selfhood’. This paper also illustrates the dynamics and tension of this human-technology complex through ‘cyborg’ and ‘prosthesis’. The author employs the concept of ‘constellation of subjectivity’ to make sense of ‘technology-mediated/ing personhood and selfhood’, and further extends in the meaning of ‘memory devic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we should discuss selfhood in cyberspace in a more general framework, transcending the dilemma between true and false by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power relation and social consequence of this network-connecting condition of human existence.

Keywords: personhood, selfhood, technology, cyberspace, constellation of subjectivity, memory device

技術中介的人與自我：網際空間、分身組態與記憶裝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