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北宋筆記的傳播及其意義
胡鵬
浙江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博士生摘要
筆記作為一種特殊文體，在北宋時期開始大量出現，其在社會上廣泛流布，因而具有特 別的意義。筆記的傳播形態包括稿本流傳、抄本傳閱和雕版刻印三類，就目前資料來看，仍 以傳統的手抄本傳布為主。儘管如此，對筆記的閱讀及回應速度之快、範圍之廣，足以令人 印象深刻，以《楊文公談苑》為代表的個別筆記作品曾作為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載體，匯入 東亞書籍環流的大潮之中。《夢溪筆談》等部分熱門筆記的流布，不僅具有記錄典章制度、 名人軼事的一般功能，更成為北宋政治局勢尤其是新舊黨爭在文學領域的精準投影。在宋人 建構祖宗家法、「故事」敘事的話語體系中，筆記是提供「故事」範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 宋人政治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種實用文體。 關鍵詞：刻本、家法、筆記、傳播 通訊作者：胡鵬，Email: [email protected] 收稿日期：2020/01/25；修正日期：2020/03/12；接受日期：2020/03/30 doi: 10.6210/JNTNU.202003_65(1).0004壹、前言
隨著北宋筆記作品的大量出現，1其在更大範圍內傳播及由此產生的意義也開始成為愈來 愈令人矚目的現象。筆記作品本身的流傳形態包括稿本、抄本及刻本三種。其中稿本多藏於 家，子孫雖視若拱璧，但因各種原因，往往難以存留較長時段即散出或佚失。北宋筆記的雕 印情況因資料太少，刻本因而難以做出較為全面的考察。因此，此期筆記的流傳仍被視為抄 本為主。儘管如此，宋人筆記的傳播速度與被閱讀的廣度仍然是令人吃驚的。部分熱門筆記 的被直接或間接閱讀和由此引發的互動與北宋中晚期士人黨派之爭緊密相連，成為政治情勢 在學術、文藝領域的投射。筆記作品在宋代士人建構士大夫集體所需的歷史記憶中也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們與文士修纂的國史、私史，踐履的政治行為一起，成為選擇、敘述、 闡釋乃至增益「祖宗家法」的利器之一。茲分疏如下。貳、
傳播形態
北宋雕版印刷發達，名人顯宦的單篇作品往往方始脫稿就已哄傳都下，甚至無法追改， 靠的就是極為迅速的傳刻流布。存在疑問的是，單篇詩文作品之外，一般為多卷本的筆記作 品是否曾在北宋就以單篇或數條甚至全本刻印的方式流傳？葉德輝（1864∼1927）《書林清 話》卷3詳細著錄宋代刊刻情況，然涉及筆記者僅寥寥數條可徵。另外，左圭《百川學海》 內收有部分北宋筆記，但因左氏此叢書乃於度宗咸淳9（1273）年輯刊，不知是否收有北宋 初刻本。《儒學警悟》雖早於《百川學海》七十餘年，所收七種筆記卻全為南宋人作品，因 此北宋筆記當時是否有刻本，顯得撲朔迷離。不過，即便無傳世北宋刻本筆記著錄於各類公 私書目，並不代表當時就無刊印本流傳。李遵勖（988∼1038）為晁迥（951∼1034）所著 《昭德新編》作序時說晁迥曾對自己表示寫作本書「非尚辭華，多存勸戒，止述大意，勿用 虛飾。自為冠引，申明篇旨，俾之別敘芳矱，用施華槧。」2從「用施華槧」來看，晁迥原本 1學界目前對「筆記」的命名與衍生情況仍眾說紛紜，大致包括：一、認為筆記應屬中國傳統典籍四 部分類法中子部小說家類，無須單獨命名；二、筆記與小說應分立為兩種不同文體，以避免與現代文體分 類視閾下小說概念相混淆；三、筆記與小說有重合交叉部分，可籠統稱之為「筆記小說」三大類觀點。相 關討論與學術史梳理可參見胡鵬《北宋筆記的多維觀照》緒論第一節「文體論」（碩士論文，南京師範大 學，2018），頁1-16。該文認為筆記是這樣一種文體：它是分條雜錄作者所見、所聞、所感，但不包括稱道 靈異、張皇鬼神之類文言小說的文言隨筆。筆記在宋代成為一種獨立文體的衍生情況，可參前述論文第一章 〈何以筆記在北宋成為獨立文體？〉（頁23-36），或胡鵬，〈宋代筆記文體生成論〉，《鹽城師範學院學 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期（2017），頁63-68。 2宋•晁迥，夏廣興整理，《昭德新編》，收入《全宋筆記》，第8編第8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17），頁4。是準備刊刻這部《昭德新編》的，但李遵勖因病遷延，始終未能完成這篇序言。等到仁宗景 祐3（1036）年病愈，晁迥已經過世。遵勖應晁迥之子、翰林學士晁宗愨之請，完成此序。 宗愨「將廣布傳」3本書，應是序成的景祐3年7月1日之後不久，晁宗愨即將刊行《昭德新 編》之意。 另一個例子是郤濟川在為釋延一撰《廣清涼傳》作序時，也說到了開雕刻板的情況： 凡三月而成，授本院主事募工開版，印施四方，俾師心三寶者，睹之益信向爾。時聖 宋嘉祐紀號龍集庚子正月望日謹序。4 「授本院主事募工開版，印施四方」，則明確表示已經雕版刻印本書了。《廣清涼傳》正是 記載五臺山佛教事跡的一部筆記體著作，其刊刻時間應在作序時間「聖宋嘉祐紀號龍集庚子 正月望日」，即仁宗嘉祐5（1060）年正月15左右。 以上兩個例子，都說明北宋時期即有筆記刻本問世。雖然北宋印刷技術已很發達，個別 筆記作品能確定是以刻本形式傳布，但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文人親自編定刊刻的個人著作 仍多以詩文集為主，詞和筆記這種不大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多是身後由親友、學生在編輯 全集時方加以搜羅裒輯。因此，北宋筆記在大多數情況下仍以稿本、抄本形式流傳居多。職 是之故，流傳至今的北宋筆記幾乎都存在字句舛訛、條目散佚的情況。即便在北宋當代，抄 寫、流傳筆記作品也並非易如反掌，故而筆記作品一般先在親友、同鄉、同僚及其後輩之間 傳播。兩宋之交的張邦基跋元祐黨人王鞏的《隨手雜錄》（一名《隨手錄》），曾備述得到 手稿以及傳寫抄本之難，其文曰： 余在高郵時，友人張由儀彥則以王定國所記雜事三編見借，一曰《甲申錄》，二曰 《聞見錄》，三曰《隨手錄》。彥則云：頃因其父嘉父遣從定國檢方書，定國出弊 篋，付彥則銓擇，乃得此三書，皆定國手寫，點竄之甚，余因得本焉。靖康初，翟公 巽自北扉出牧會稽，過維揚，見之，盡攜去。後訪此書，竟不可得。辛亥歲，余寓 吳郡守胡茂老館，復見前二書，意恍然若舊識也，時無筆力，乃令翟仲永傳之。明 年秋，余來海鹽，始從仲永取本以鈔，尚恨無《隨手》一錄也。初，余得此書，嘗以 《隨手錄》副本寄子安，又明年，始遣人取之於子安，始復合三書，因再鈔之，而以 先寫二書並歸子安，以備復遺失也。時寓天寧僧坊。甲寅五月十四日，淮海張邦基子 3同上註。 4宋•釋延一，夏廣興整理，《廣清涼傳》，收入《全宋筆記》，第8編第8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17），頁205-206。
賢書。5 列名元祐黨籍的王鞏大觀中從廣西貶所還，晚居高郵，死於1118年年初。6據李裕民《四庫提 要訂誤》考證，《隨手雜錄》「之成，不得早於大觀4（1110）年」7，張彥則「頃因其父嘉 父遣從定國檢方書」，當在1110∼1117年之間。8王氏三《錄》就由作者王鞏流布到了同鄉張 彥則手中。彥則後將三《錄》手稿借給時在高郵之好友張邦基。宣和5（1123）年邦基第一 次到吳中（今江蘇南部），9居高郵應是這一年或以後。10靖康初（1126）宋欽宗即位，召翟 汝文（字公巽）為翰林學士，改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經過揚州時從張邦基處 借走而未歸還。直到高宗紹興元（辛亥歲，1131）年重見《甲申錄》（一名《甲申雜記》） 和《聞見錄》（一名《聞見近錄》），第二年始抄畢二書；此時，《隨手雜錄》仍然下落不 明。幸好，當年張邦基得到王鞏三《錄》時，曾寄給其弟子安，11到紹興3（1133）年才終於 抄得《隨手錄》。如果估測《隨手雜錄》於大觀4年完成，到紹興3年有抄本流傳，前後可能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時間。 北宋抄本流傳的筆記大多同此命運，但也偶有突破時空與交往因素的限制而傳播較為 迅速的，《茅亭客話》卷6「金相輪」條就曾引及五代入宋的孫光憲（？∼968）著《北夢瑣 言》之內容。12《茅亭客話》的作者黃休復雖生卒年不詳，但從其書內容可推測他生活在後 5宋•王鞏，戴建國、陳雷整理，《隨手雜錄》，收入《全宋筆記》，第2編第6冊（鄭州市：大象出版 社，2006），頁67。 6張其凡〈王鞏及其著作考述〉一文據清•王國棟《王氏宗譜》卷一「卒政和七年丁酉十二月初一日」 得出王鞏卒於1117年的結論（文見《宋代典籍研究》（香港市：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頁82）， 《全宋筆記》本《聞見近錄》之〈點校說明〉從之。然該卒日實際上已為公元1118年1月3日（相關考論參見 吳國武，《兩宋經學學術編年》上冊（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15），頁428）。 7李裕民，《四庫提要訂誤》（增訂本）（北京市：中華書局，2005），頁319。 8王鞏雖在嶺南賓州貶所給蘇軾的信中就提及自己修習道教丹砂之術，但參之李裕民的考證，張彥則此 時不可能往賓州去檢方書而得到王氏三《錄》，因此時三《錄》尚未寫畢；且揆諸情理，為檢方書而往赴瘴 癘之地的嶺南，其可能性也較小。王鞏因服林靈素丹藥而死，可見終身迷戀此術。張彥則得到三《錄》，必 在其晚居高郵之時。 9宋•張邦基，孔凡禮點校，《墨莊漫錄》（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頁5。 10《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張邦基為高郵人，誤，實為揚州江都人，參見李裕民，《四庫提要訂誤》 （增訂本），頁245。李氏又據《墨莊漫錄》卷10「予少年，在襄陽」一語，推測邦基當為大觀間（107∼ 1110）其父任襄陽教官時事，邦基約生於1095年前後。此稱「少年」，故其不可能有在高郵與張彥則交游並 得到王氏三《錄》的可能。其得此三《錄》，當為成年之後。因定張彥則借給邦基此書應在宣和5年左右。 11《墨莊漫錄》卷2有云：「建炎改元冬，予閑居揚州里廬，因閱《太平廣記》，每過予兄子章家夜 集，談《記》中異事，以供笑語。」見宋•張邦基，金圓整理，《墨莊漫錄》，收入《全宋筆記》第3編第 9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8），頁18。知其有兄字子章，其本人字子賢，此處「子安」不記姓名，據 此推測當為其弟（若為兄，作者必明言「兄」）。孔凡禮點校本《墨莊漫錄》之〈點校說明〉、刑祥熹， 《〈墨莊漫錄〉研究》（碩士論文，東北師範大學，2016）均失載「子安」，今為表出。 12宋•黃休復，趙維國整理，《茅亭客話》，收入《全宋筆記》第2編第1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06），頁49。
蜀至北宋真宗年間。書中內容全為記蜀地之事，無一條旁及他處，知作者可能足不出巴蜀地 區。其生活時段當與《北夢瑣言》的作者孫光憲同時或略後。孫光憲雖出生陵州貴平（今四 川仁壽），成年後即長期於荊南就職，晚歲入宋後更是移官黃州，其自序云「三紀收拾筐 篋，爰因公退，咸取編連」，13且書中多有改動紀年、諸國稱謂以就宋諱之處，可見已是孫 氏晚年入宋後方纔寫定。黃休復作為偏處一隅的平民，雖與寫作時已不在四川的孫光憲時代 相接—據研究，黃氏地位卑微，遠不可能與官職較高的孫光憲有什麼交集；孫氏此書新 出，其流傳的多米諾效應尚難表現出來—不過他未曾出川，卻能看到孫氏此書，足見《北 夢瑣言》傳播速度之快，令人驚嘆。除此，標明引自其他筆記的例子還有吳處厚《青箱雜 記》卷8引《東皋雜錄》、14卷9引《楊文公談苑》、15《侯鯖錄》卷4引《江鄰幾雜志》、16 王鞏《隨手雜錄》第2條引《江表志》17等。北宋筆記中明標引自本朝之人所作筆記者至夥， 上文僅略列數例，其未標明引文來源者又加多矣，不勝枚舉。 抄本流傳，除了常見的字句舛訛可置之不論外，往往還存在所謂偽造的問題。邵博 （？∼1158）撰《邵氏聞見後錄》卷16引王銍（約1083∼1140）《跋范仲尹墓志》，王氏聲 稱魏泰假名武人張師正作《志怪集》、《括異志》及《倦游錄》，又偽托梅堯臣（1002∼ 1060）作《碧雲霞》（即《碧雲騢》），並表示「僕猶及識泰，知其從來最詳，張而明之， 使百世之下文正公不蒙其謬焉。」18然邵博在全文引述王銍的跋文後緊接著就批駁他說「予 以為不然」，疑《碧雲霞》實出於梅堯臣。實際上，不止王銍認為魏泰托名他人撰書，早於 王銍此文成書的《麈史》19中也有類似記載。王得臣（1036∼1116）《麈史．讒謗》云： 張師正《倦游錄》說，潁上常夷甫處士自經而卒。王莘樂道奉議，潁人也，從學于 常，具道處士得病而卒。師正進士及第，後換西班官，至諸司使，守郡亦有才。此 13宋•孫光憲，俞鋼整理，《北夢瑣言》，收入《全宋筆記》，第1編第1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03），頁14。 14宋•吳處厚，夏廣興整理，《青箱雜記》，收入《全宋筆記》，第1編第10冊（鄭州市：大象出版 社，2003），頁239。 15同上註，頁246。 16宋•趙令畤，孔凡禮整理，《侯鯖錄》，收入《全宋筆記》，第2編第6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06），頁222。 17宋•王鞏，載建國、陳雷整理，《隨手雜錄》，頁56。 18宋•邵博，夏廣興整理，《邵氏聞見後錄》，收入《全宋筆記》，第4編第6冊（鄭州市：大象出版 社，2008），頁113。 19據王得臣《麈史》自序，其成書至遲在政和乙未（1115）中元日「追為之序」時。另據李裕民《宋人 生卒行年考》卷1「王銍」條，銍之生卒年為約1083∼1140年。見李裕民，《宋人生卒行年考》（北京市： 中華書局，2010），頁22（李氏此書中本條排印錯誤，將1140誤為1040）。又，王銍大觀元（1107）年訪曾 布於京口，布以三子曾紆之女歸之，證李裕民考證生年無大紕繆，可從。王銍早年所作《默記》無涉魏泰， 此跋文之作，自應在《麈史》之後。魏泰為曾布妻弟，因此王銍論魏泰，多為人所信從。
《倦游》乃襄漢間士人所為，托名以行。20 王得臣所謂「襄漢間士人」，考慮到他的政治傾向以及魏泰其人的交際圈子，似指的正是魏 泰。王得臣對王安石變法頗為不滿，《麈史》中涉及當朝官員都以字號、謚號、官名稱呼， 唯獨記王安石的六條皆直呼其名；書中對當代名臣顯宦大多都有談論，唯獨沒有呂惠卿，提 及章惇的也僅一條，且寓貶意；王銍次子王明清《揮麈後錄》卷8又云因章惇之故，王得臣 纔從司農卿降為司農少卿，21責降一事，僅見王明清著錄。若王明清所記為真，則王得臣紹 聖元（1094）年責降司農少卿，此時正是哲宗皇帝召章惇為相，力圖紹述神宗新法之時。此 後紹聖4（1097）年得臣以目疾管勾崇禧院致仕，年62，而政和6（1116）年卒時年81，家居 二十載，此間尚完成《麈史》3卷，詩文多篇。所謂「目疾」，恐是托辭。新黨登臺，王得 臣雖未列元祐黨籍，但政見傾向舊黨，自然無法在朝廷立足，不管是章惇打壓還是得臣自請 離開，都可以說是新舊黨爭的結果。而魏泰是新黨後期領袖之一、執政大臣曾布的妻弟，又 曾受到王安石的激賞。王得臣對於魏泰，必無甚好感。魏泰聲名不好，受討論者者主要是考 場毆主考官幾死與「規占公田案」。毆打主考官自是魏泰褊急暴躁性格和紈絝子弟作風所 致，由此上升到仗曾布之勢欺人，公田糾紛也說成是橫行鄉里，實在是因魏泰的特殊身分與 黨爭之故，同情舊黨的文人意欲借打擊中傷魏泰而攻擊曾布，這纔是魏泰聲名狼藉的真正原 因。22且據《直齋書錄解題》，知王得臣乃王銍之伯父，23叔侄二人之論，恐難服眾。儘管 王得臣和王銍聲稱，魏泰托名張師正偽撰《括異志》及《倦游錄》，托名梅堯臣偽作《碧雲 霞》，這些筆記作品的真偽問題，引起當代和後世文人的熱烈討論，但經過諸多學者考辨， 可能真相並不如此。前人對《碧雲騢》作者的討論主要是從梅堯臣的人品、范仲淹（989∼ 1052）的關係及其本人文集中加以考察，恰恰對《碧雲騢》本身和「涉案人員」魏泰本人的 《東軒筆錄》重視不夠。戴建國深入分析了《東軒筆錄》的文本，指出梅堯臣與《碧雲騢》 中所詆毀的官員皆有交集，完全有條件撰寫本書，而魏泰《東軒筆錄》中九條關於范仲淹的 記錄，塑造的卻全都是正面形象；魏泰與范仲淹不存在任何個人嫌隙，不像梅堯臣與范仲 淹的關係那樣錯綜複雜，不可能寫出對范仲淹評價截然相反、相互抵觸的兩部作品來。24此 20宋•王得臣，黃純艶整理，《麈史》，收入《全宋筆記》，第1編第10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03），頁76。 21參見黃陳秋，《王得臣〈麈史〉研究》（碩士論文，華東師範大學，2009），頁5。 22關於「規占公田案」的考辨可參李曉輝，〈魏泰其人考略〉，《華中學術》， 1期（2013），頁52-61。關於魏泰家世和其與新黨諸人交往情況，可參程瑩，《魏泰及其交游研究》（碩士論文，華中師範大 學，2015）。 23宋•陳振孫，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330。 24戴建國，〈《碧雲騢》作者新探〉，《歷史文獻研究》，1期（2016），頁259-270。另據匿名審稿 專家提示，已故宋史專家劉子健（1919∼1993）教授〈梅堯臣碧雲騢與慶曆政爭中的士風〉一文（《大陸雜
一觀點雖然並不能成為定論，但足見以為魏泰偽撰《碧雲騢》，是大有爭議的。關於《括 異志》與《倦游雜錄》的作者，李裕民認為王得臣稱「《倦游》乃襄漢間士人所為，托名 以行」沒有根據，證據為張師正的朋友釋文瑩在《玉壺清話》卷5明確說張師正「著《括異 志》數萬言，《倦游錄》8卷。觀其餘蘊，尚盤錯於胸中」；25且師正早以進士甲科及第， 後纔換武資，今有詩流傳於世，是能文的。魏泰所撰的《東軒筆錄》雖有舛誤之處，但「泰 書作於元祐中，皆追憶少聞。其有乖誤，曷足怪哉！」26並非有意造假。後來者稱其一貫作 偽，引二王托名他人撰書之說作證，恐為不實。
參、書籍環流
上舉北宋筆記無一例外都是在宋朝疆域內流傳，但有一部筆記出現不久就東傳日本， 這便是由楊億（974∼1020）口述、同鄉後學黃鑒記錄、宋庠（996∼1066）重加刪訂的《楊 文公談苑》。《談苑》在兩宋時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據李裕民為《楊文公談苑》所作《點 校說明》，「宋代有數十種書引及，數量達二百多條。」27而本書記載了一首日本僧人的漢 詩，也因這首漢詩的緣故，使得《談苑》成書不久便遠傳扶桑。雖說「按諸史籍，自遣唐使 以迄近代，日本漢詩的西傳軌跡，雖不能說是觸目皆是，卻也斑斑可考，不絕如縷」28，一 首漢詩的著錄並不稀奇，但將之置於「書籍環流」29的視角下觀照，就顯得頗有典型意義： 景德三（1006）年，予知銀台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三司使丁謂見 寂照，甚悅之。謂，姑蘇人，為言其山水可見，寂照心愛，因留止吳門寺，其徒不願 住者，遣數人歸本國，以黑金水瓶寄謂，並詩曰：「提攜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 斟殘月，春爐釋夜漸。鄱銀難免侈，萊石自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君應可知。」謂分 誌》，17卷11期（1958），頁13-18）對此問題亦有細密的考察。劉文指出，梅、范結交以至決裂，其間人 事糾葛、樹黨觀念影響甚大，但范過世後，梅顧念舊情，作輓詩三首；邵博誤讀了其中第三首，以為梅對范 宿怨未解，因此邵氏篤定《碧雲騢》乃梅所作。此論可備為一說。對審稿人的查考，深表感謝。 25宋•張師正，李裕民整理，《倦游雜錄》，收入《全宋筆記》，第8編第9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17），頁197。 26清•曾釗，《面城樓集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十二年《學海堂叢刻》本（上海市：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3，頁545。 27宋•楊億，黃鑒筆錄，宋庠重訂，李裕民整理，《楊文公談苑》，收入《全宋筆記》，第8編第9冊 （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17），頁30。 28蔡毅，〈日本漢詩西傳舉隅—以《楊文公談苑》為例〉，《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2期（2014），頁1。 29所謂「書籍環流」，「包含了書籍本身在傳播中的多向循環，書籍內容的閱讀、接受並反應的互動， 以及由此引發的觀念和文化立場的變遷。」見張伯偉，〈書籍環流與東亞詩學—以《清脾錄》為例〉， 《中國社會科學》，2期（2014），頁165。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內外學，三吳道俗以歸向。寂照東遊， 予遺以印本《圓覺經》並詩送之。後寄書舉予詩中兩句云：「『身隨客槎遠，心學海 鷗親。』不可忘也，《圓覺》固目不暫舍云。」30 楊億與寂照（？∼1034）詩歌往還，億之贈詩今不傳，只存此斷句一聯。除楊億外，還有大 量朝宰時臣均有詩作贈行，且將諸詩刻碑于於普門禪院，惜乎今已不存。據日本南山大學蔡 毅考證，目前還能明確考知寂照所交往的中國文人僅有推薦其東遊姑蘇的丁謂（見上引）、 時在浙江任職的王洙父子了。31在傳統東亞世界中，藉由對漢語言文學的學習、研讀、運 用，漢語成了「東亞的拉丁語」，「而以漢文為媒介與工具，在東亞就形成了一個長期的 知識和文化的『共同體』，或曰『文藝共和國』」。32但這一「共和國」並非現代意義上的 「民主共和國」，而是一個羅馬式的「共和國」，「國內」的各個區域並不平等：中國是宗 主國，其他地區—朝鮮、日本、琉球、越南等—則長期處在文化的附庸地位。北宋時期 的中日文化交往態勢即是如此。這就造成了日本知識界在面對中國知識界時存在一種極端崇 慕的心理。儘管楊億在《楊文公談苑》中僅僅著錄了寂照寄丁謂詩，不僅無一語褒獎，甚至 未對其作進行任何評判，只是如實敘述事實時插入的一則材料而已。然而，作為文化上的宗 主上國，其國內第一流的知識分子竟然在著作裡收錄了日本僧人的一首漢詩，對日本知識人 心靈依然引發了明顯的震動。日僧成尋（1011∼1081）在熙寧5（日本延久4年，1072）年入 宋後便開始記錄在中國的巡禮日記。其《參天台五臺山記》卷5延久4年12月29日癸卯的記錄 中就有「書取《楊文公談苑》如左」的話，所謂「書取」，即是抄錄。他全文抄錄的就有 《談苑》中有關寂照的內容。33從這裡可以看出成尋對楊氏著錄日僧事跡所表現出來的那種 「光榮感」。成尋後來決意與寂照一樣定居中國，不再東返。他托東歸的弟子將自己在中國 蒐集的大量典籍奉納於自己長期服務的宇治平等院，除佛教類、地理類、職官類等有關中土 政治社會重大事項的書籍之外，唯一的「閒書」便是這本《楊文公談苑》。此外，平安末期 學者藤原通憲（1106∼1160）的《通憲入道藏書目錄》，34也載有《楊文公談苑》一書；而 另一種抄寫本的《通憲入道藏書目錄》35則著錄《筆談》三帙23卷。日僧寂照的這首詩因被 保存在楊億的書中，實現了「西流」；楊氏此書因記錄了寂照的事跡而在熙寧6（1073）年 30楊億，《楊文公談苑》，頁48。 31宋•王欽臣，夏廣興整理，《王氏談錄•贈日本僧詩》，收入《全宋筆記》，第1編第10冊（鄭州 市：大象出版社，2003），頁179。 32張伯偉，〈書籍環流與東亞詩學—以《清脾錄》為例〉，頁176。 33蔡毅，〈日本漢詩西傳舉隅—以《楊文公談苑》為例〉，頁4-5。 34塙保己一（編纂），《群書類從》（東京市：群書類從完成會，1959），輯28，卷495，頁197。 35同上註，頁58a。藤原通憲《通憲入道藏書目錄》著錄《楊文公談苑》的訊息，由匿名審查人教示， 特此說明，並致謝意。
就實現了「東傳」。寂照之詩與楊氏之書，由這段奇妙的際遇，完成了「書籍本身在傳播中 的多向循環」。
肆、閱讀與回應
儘管北宋筆記的傳布目前已知大部分應該是以稿本、抄本形式流傳，這並不妨礙它們 被廣泛地直接或間接閱讀。即便是筆記數量相對而言遠遠少於南宋的北宋時期，人們也能已 經閱讀到大量筆記。在眾多的北宋人所撰筆記中引及當代此類作品者，特別引人注目的「高 被引文獻」要數江休復（字鄰幾，1005∼1060）《江鄰幾雜志》和沈括（字存中，1029∼ 1093）的《夢溪筆談》了。36對於前者，宋人往往是徑引原文，但對於《夢溪筆談》卻大不 一樣。宋人引沈存中此書，幾乎並無僅僅徵引原文者，多數都是有所回應：或證成，或引 申，或批駁，不一而足。如楊彥齡《楊公筆錄》「沈存中《筆談》說」條、37呂頤浩（ 1071-1139）《燕魏雜記》「東岳廟在兗州奉符縣」條、38王闢之（1031∼？）《澠水燕談錄》卷 8「秀州祥符院」條，39都是借《筆談》來證成自己筆下的記事內容，可以說有意無意將之 作為莊子所謂的「重言」而已。張耒（1054∼1114）《明道雜志》「《莊子》論萬物出入於 機」條則批駁沈括誤「蟲」為「程」、40曾慥《類說》卷47引徽宗時人陳正敏《遁齋閑覽》 「香奩集」條謂「《筆談》謂《香奩集》乃和凝所為，後人嫁其名於韓偓，誤矣」，41對沈 括之書就有著明顯的糾偏意味。《楊公筆錄》的作者楊彥齡史書無傳，只是一位一生大部分 仕宦僅僅為州縣官的、年輩可能與沈括同時而略後的下層文人。王闢之與沈括出生於同一 年，紹聖2（1095）年沈括逝世，而2年（一本作「3年」）正月王闢之正以暮年之身擔任邊 遠地區忠州知州。42呂頤浩則為晚輩，紹聖元年方中進士入仕，主要活動在南渡之後。張耒 36《補筆談》和《續筆談》未見北宋人徵引過。南宋人和元人著作中始有徵引，但頗少見，大約當時傳 播不廣。在傳抄本之外是否有刻本，也缺乏資料說明。說詳胡道靜，〈新校正夢溪筆談校點說明〉，《新校 正夢溪筆談•夢溪筆談補正稿》（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3-8。 37宋•楊彥齡，黃純艶整理，《楊公筆錄》，收入《全宋筆記》，第1編第10冊（鄭州市：大象出版 社，2003），頁143。 38宋•呂頤浩，燕永成整理，《燕魏雜記》，收入《全宋筆記》，第2編第8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06），頁245-246。 39宋•王闢之，金圓整理，《澠水燕談錄》，收入《全宋筆記》，第2編第4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06），頁88。 40宋•張耒，查清華、潘超群整理，《明道雜志》，收入《全宋筆記》，第2編第7冊（鄭州市：大象出 版社，2006），頁16。 41宋•曾慥（編），《類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3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頁819下-820上。 42沈括的生卒年目前存在爭議，胡道靜在《新校正夢溪筆談．夢溪筆談補正稿》中持1031∼1095說； 徐規，〈沈括生卒年的再探索〉一文持1033∼1097說，見杭州大學宋史研究室（編），《沈括研究》（杭州 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頁39。現暫從胡道靜之說。王闢之任忠州知州的情況，可參看黃庭堅〈忠州是「蘇門四學士」中辭世最晚的，入元祐黨籍，數度遭貶。陳正敏生卒年不詳，只知是延平 （今屬福建）人。這些讀者身分懸殊，地區各異，他們都能讀到《筆談》並對之採取了不同 的態度。《夢溪筆談》何以成為北宋的「暢銷書」，引發眾多的回應？原因大約有如下幾 點： 其一，《夢溪筆談》成書後不久就已經被鏤版流傳。《筆談》最初為30卷本，「這是 從南宋初年江少虞編的《皇朝事實類苑》以及其他書籍裏徵引了一些今本所無的《筆談》逸 文而推知的。」43但這個最初刊本現在已無法見到。通行本26卷，在兩宋之交也已經十分流 行。「晁公武的《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撰成於高宗紹興21（1151）年，他所著錄的《夢溪 筆談》，就是分26卷、17目的，和現行的本子一模一樣的了。」44雖無北宋刊本實物留存， 但我們確切地知道，《筆談》最初就已以刻本的形式流傳。這大大擴大了該書的影響力。 其二，《筆談》篇幅較大，內容包羅萬象，作為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其被閱讀量 自然超邁他書。該書共分十七目，分別為故事、辯證、樂律、象數、人事、官政、權智、藝 文、書畫、技藝、器用、神奇、異事（異疾附）、謬誤（譎詐附）、譏謔（謬誤附）、雜志 和藥議，從中可以看出涉及的專門學問之廣博。 其三，因置身激烈黨爭環境下，作為爭議人物的沈括，其著作難免受到異常的關注。 沈括全面參與了熙寧變法，且一度在新政時期中迅速躥升為政治新星。舊黨中人自然視沈括 為奸邪小人。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01注引王銍《元祐補錄》稱沈括察訪兩浙時求得 蘇軾近詩一通，歸即上言蘇詩訕懟，「烏台詩案」實本於沈括云云。雖然李燾批語說「此 事附注，當考詳，恐年月先後差池不合」，45但至少說明了部分北宋士人確實認為沈括乃陷 害蘇軾的小人的。新黨中人也並非對沈括一貫青眼有加。王安石於熙寧6年曾極力推薦沈括 到兩浙路興修水利，朝廷遂委以相度兩浙農田水利、差役等事兼察訪使的重任。到了熙寧6 （1073）年，隨著新黨內部鬥爭日趨激烈，王安石已經向神宗皇帝諫阻沈括判兵部、「言沈 括壬人，不可親近」46了。新黨舊黨兩面不討好，沈括雖然在自序《筆談》時謹慎地表示國 家大事一概不敢私紀，文人軼事也不加載錄，「所錄唯山間木蔭，率意談噱，不繫人之利 害者」，47仍然無法脫避士大夫的嚴苛審視與摭拾捃撦。如上引《明道雜志》「《莊子》論 萬物出入於機」條，沈括雖曾官鄜延路經略安撫使，但對秦隴地區的方言並不熟悉，故誤 復古記〉，宋•黃庭堅，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修訂版中冊）（南昌市：江西人民出 版社，2011），頁759-760。 43胡道靜，〈新校正夢溪筆談校點說明〉，頁3。 44同上註。 45宋•李燾，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鑒長編》卷 301（北京市：中華書局，1995），頁7336。 46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63，頁6419。 47宋•沈括，胡靜宜整理，《夢溪筆談》，收入《全宋筆記》，第2編第3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06），頁7。
「程」為生馬之程，不知實為「蟲」。對《香奩集》的著作權問題，沈括也因所見材料不 豐，被人抓住了紕漏。 有些人閱讀過大量筆記過後，還產生了自己也進行筆記創作的想法並付諸實踐。李獻民 自序其《雲齋廣錄》，在追述了國朝楊億有《楊文公談苑》、歐陽脩（1007∼1072）有《歸 田錄》、師聃《雜紀》（今不詳）行世之後，雖然謙稱自己無法與他們這些「良史之材」相 提並論，但繼承唐代《甘澤謠》《松窗雜錄》等「小說」傳統，還是能夠達到的。他編集此 書的目的，就是要「用廣其傳，以資談讌」，48換句話說，在於廣泛傳播，以此博得聲名。 可以說，李獻民這裡表露的心態，正是「有意作小說」。49上官融（995∼1043）也說「余讀 古今小說洎志怪之書多矣，常有跂纂述之意」，50這正代表了一部分筆記作者寫作緣起的真 實狀況。閱讀—回應—自撰，筆記這一文體在北宋勃然而興，蔚為大觀，良有以也。筆 記構成了宋人閱讀世界的一塊大陸，是建構其知識結構的生力軍。
伍、「故事」敘事
宋承五代亂後，如何避免趙宋政權成為繼梁、唐、晉、漢、周之後的第「六代」，一 直是君臣殫精竭慮、念茲在茲的政治難題。從地方軍閥轉變為全國君主之後，宋太祖及其繼 任者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穩定統治格局，防止再次出現藩鎮割據、天下大亂的局面。這些措 施在宋人不斷建構歷史記憶的努力下逐漸形成了一套嚴密的「祖宗之法」，51而祖宗之法的 具體內涵，就是通過一條條、一件件零散的「故事」來呈現的。可以說，以「故事」敘事為 代表的祖宗之法已經成為北宋中晚期政治史的核心問題。士大夫提倡祖宗之法的形式多種多 樣，從對前朝歷史的解讀評價（石介《唐鑒》、孫甫《唐史記》、范祖禹《唐鑒》、歐陽脩 《新唐書》《五代史記》）到國史的纂修改寫（歷代《寶訓》《聖政》的修纂與皇帝《實 錄》的不斷改寫），再到政治實踐中務守陳規、「法祖宗」、紹述等，不一而足。文士撰作 的筆記中在在可見的「故事」敘事，也自然成為宋人祖宗之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48宋•李獻民，儲玲玲整理，《雲齋廣錄》，收入《全宋筆記》，第9編第1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18），頁282。 49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入《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73。 50宋•上官融，黃寶華整理，《友會談叢》，收入《全宋筆記》，第8編第9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17），頁5。 51鄧小南教授將「祖宗之法」概括為：「宋人心目中的『祖宗之法』，是一動態累積而成、核心精神 明確穩定而涉及面寬泛的綜合體。它既包括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統治者應該遵循的治事態度；既包 括貫徹制約精神的規矩設施，也包括不同層次的具體章程。從根本上講，它是時代的產物，是當時的社會文 化傳統與政治、制度交互作用的結晶；其出發點著眼於『防弊』，主要目標在於保證政治格局與統治秩序的 穩定。」見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訂版）（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頁9。宋人口中的「故事」並無一明確的定義或徵引範圍，可以遠溯到東漢，援引「皇帝在 左，太后在右，同殿加簾」52來解決劉太后聽政朝儀難題；有取法唐朝「常朝出入取東上閣 門，或遇奉慰，即開西上閣門」53以確定百官入朝的禮制規範。但總體來看，故事大多是以 國朝祖宗之法為主。即便遠參漢唐，仍是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如上引皇帝、太后同殿聽政 事，既不取法唐代，也不上溯西漢，獨取東漢二聖同殿加簾為故事，就是為了避免再次出現 西漢呂后專權、唐代女主臨朝的局面，「隔絕中外」使得君權膨脹，權力過度集中導致士大 夫無法參政。 宋代筆記中載錄的「故事」有很大一部分內容表面上看是關於皇帝私德者。如《聞見 錄》云： 本朝自祖宗以儉德垂世，故藝祖之訓曰：「嘗思在甲馬營時可也。」其所用幃簾，有 青布緣者。仁宗生長太平，尤節儉。京城南湣賢寺，溫成張妃墳院也。寺中有溫成宮 中故物：素朱漆床，黃絹緣席，黃隔織褥。帝御飛白書溫成影帳牌，纔二尺，朱漆金 字而已。以溫成寵冠六宮，服用止此。故帝寢疾，大臣入問，見所御皆黃綢。嗚呼， 恭儉之德，不在此乎！英宗內無嬪御。王廣淵以濮邸舊僚進待制，貧不能辦儀物。韓 魏公為言，帝曰：「無名以賜，不可。」後數日，有旨令廣淵書〈無逸篇〉於御屏， 賜白金百兩。嗚呼，吾本朝祖宗以節儉為家法如此！54 這條「故事」並非泛泛而談，其實是有感而發的。邵伯溫（1057∼1134）乃邵雍之子，因此 得以親接司馬光、程頤兄弟等先輩，傾向舊黨。徽宗時他曾因日食上書累數千言，要求恢復 祖宗制度，解元祐黨錮等。身歷北宋晚期的政治波折與金人南侵的邵氏，晚年深感自己「偶 負後死者之責」，55遂於紹興2（1132）年著成《聞見錄》。本條所引，正是針對宋徽宗荒淫 無度、奢侈過縱而發。徽宗的奢侈享受，漢唐以降少有人及。為了大興土木搜括民脂民膏， 他甚至專門設置行幸局、蘇杭造作局、明金局、採石所、西城所等眾多機構來負責為其個人 享受提供服務。北宋之亡，徽宗難辭其咎。邵伯溫此時強調節儉為「家法」，用意正在此。 又如《道山清話》記載呂大防（1027∼1097）在經筵上對宋哲宗說「虛己納諫，不好 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皆祖宗家法。陛下不須遠法前代， 52宋．王闢之，金圓整理，《澠水燕談錄》，頁19。 53宋•龐元英，金圓整理，《文昌雜錄》，收入《全宋筆記》，第2編第4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06），頁145。 54宋•邵伯溫，查清華、潘超群整理，《聞見錄》，收入《全宋筆記》，第2編第7冊（鄭州市：大象出 版社，2006），頁118-119。 55同上註，頁101。
只消盡行家法。」56元祐年間正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舊黨執政。呂大防此時也提出本朝祖 宗不尚華侈，「其實這些光環，很大程度上是本朝士大夫不斷有意識選擇而不斷添加的結 果。」57比如呂氏所謂「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一項，真宗曾自承「御廚歲費羊數萬 口」，58《宋會要輯稿•方域四》載神宗熙寧10（1077）年中書備對提供的數據是「支使羊 肉四十三萬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兩，常支羊羔兒一十九口」，59羊肉作為宋代統治階級消費 的奢侈品，往往需要從邊境榷場長途輦運供應內廷，消耗如此之大，可謂「節儉」乎！「顯 然，這體現出宋代主流士大夫自身的價值評判。其很大程度上修正記憶的結果，在一定程度 上疏離了真實的歷史，卻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60呂大防不過是借種種事項美化國朝歷代 帝王，冀動上心，以此誘導哲宗皇帝遵行舊制，切莫施行新法罷了。 故事可大可小。大者如定嗣建儲：「故事，建儲皆大臣議定，召學士鎖院。」61小者如 宴集插花：「（晁迥）又常侍宴，賜禁中名花。故事，惟親王、宰臣即中使為插花，余皆自 戴。上忽顧公，令內侍為戴花，觀者榮之。」62也有曾為故事而後罷去不行者，即便是由太 祖、太宗定下的則例，也並非金科玉律不可移易： 故事：常赦，官典藏入己不赦。熙寧以後，始赦更罪。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 秋，皇太后服藥而赦，則盡赦之矣。63 宋朝前期對官員貪污處罰極為嚴厲，往往列為「常赦所不原」之罪，對貪官甚至多有處以極 刑的案例，只有當新帝登基時纔能赦免官吏犯贓。仁宗朝，犯贓致死的記錄就很少了，文臣 即便豪侈貪墨，也不會再如國初那樣具有生命危險，至多止於罷黜。而神宗朝「則盡赦之 矣」，以致出現了官員相互維護，對犯贓官遷延不治，坐等赦免的情況。還有人為文臣貪腐 鳴冤叫屈。蘇舜欽（1008∼1049）變賣國家資產公款吃喝、狎妓，本就是監守自盜的貪污腐 敗，然而受到處分後竟受到大部分文人集團的同情，歸之於所謂黨爭、污奏，言必稱此事乃 56宋•佚名，趙維國整理，《道山清話》，收入《全宋筆記》，第2編第1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06），頁92。 57陳峰，〈宋朝開國史與士人的記憶與改造—以宋朝「崇文」氣象為中心的考察〉，《人文雜志》， 5期（2010），頁139。 58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3，頁1171。 59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市：中華書局，1957），卷2065，頁7375。 60陳峰，〈宋朝開國史與士人的記憶與改造—以宋朝「崇文」氣象為中心的考察〉，頁139。 61宋•王鞏，戴建國整理，《聞見近錄》，收入《全宋筆記》第2編第6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06），頁7。 62宋•王闢之，金圓整理，《澠水燕談錄》，頁10。 63宋•陳師道，李偉國整理，《後山談叢》，收入《全宋筆記》，第2編第6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06），頁98。原文作「始赦吏罪」，承審查人賜告，台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弘治12（1499）年潞安知府馬暾 刊本《後山先生集》卷23之《後山先生談叢》卷3中，文字為「始赦更罪」，今據改。
循慣例而為不應釀成進奏院獄，是非不分，情大於法，可見此期北宋文人對於貪腐已經見怪 不怪。從這則「故事」的興廢可以清楚地看出宋代士人維護文臣自身利益所付出的種種努 力，已經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效果。到仁宗時代，科舉出身的文臣已成為執政力量的主體，文 人治國的局面在北宋中期正式形成。文人們不斷通過歷史記憶的選擇與改造，為皇帝及天下 臣民灌輸本朝一貫「崇文」的印象，使得優待文人成為世所共行的準則。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64然而就連文臣祭祀失儀，也不再循例重責： 故事：郊而後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治平中，郎中（缺姓）易知素貪細，既食大 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敬聞，韓魏公請論如律，英宗不欲也，魏公曰：「今而不 刑，後將廢禮。」英宗曰：「寧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夫 乎！」65 某位不知姓的郎中小官，在郊祀大典醉飽失容，英宗猶不欲治罪，必以他罪處分，以保全士 人臉面。皇帝之待士人，與宋初相比不啻霄壤之別了，是故宋人自承：「國朝待遇士大夫甚 厚，皆前代所無。」66 以上所列僅是宋人筆記中「故事」敘事的極小部分，藉以管窺一斑。北宋中後期對於家 法、故事的看重，無遠弗屆、無處不有，幾乎到了積重難返的境地。鄧廣銘就曾一針見血地 指出，倡言 「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其新法失敗的最主要原因便在於「觸犯到其（宋神 宗）祖傳家法」。67
陸、結語
筆記在宋代開始自覺，成為詩、詞、古文等文類之外一種獨立的文體。它的數量龐大， 內容包羅萬象，加上大多篇幅短小，在盛行休閑文化的宋代，正適合成為茶餘飯後林泉之下 的清談之資。這樣的體制特點，使筆記在社會上的廣泛傳播成為可能。北宋時期，筆記以稿 本、抄本及刻本三種方式傳布，就中仍以稿、抄本為主。它不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載體之 一，是宋人閱讀世界及其參與建構的士人知識結構不可或缺的一環，更是與士人的政治活動 64清•阮元校勘，《春秋左傳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第6冊（臺北市：藝文印書館，2001）， 頁460下。 65宋•陳師道，《後山談叢》，頁99。 66宋•王栐，鍾翀整理，《燕翼詒謀錄》，收入《全宋筆記》，第7編第1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16），頁280。 67鄧廣銘，〈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中華文史論叢》，（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輯3，頁97。緊密聯繫起來。新舊黨爭的種種情事，筆記無不周載；兩派甚至以筆記為武器，或明或暗地 在學術爭論、時事評價乃至個人品行方面相互攻訐。這種短部小書，反而成為政治情勢在學 術、文藝領域的投射。更為重要的是，貫穿宋朝政治生態的「祖宗家法」，其種種據以憑依 的表現之中，筆記便提供了占較大比重的例證，是宋人「故事」敘事武器庫中的主要火力。 一直以來，北宋筆記因其非經非史又不入文集的尷尬地位而為研究者所忽略，真正回到宋人 的文學現場，我們會發現筆記扮演了此前被嚴重低估的角色，其在公元10世紀以後的廣泛流 播，對當時及後世的文學史、政治史其實都別具意義。
誌謝
本文承兩位匿名專家細緻嚴謹的審核，糾謬補說，使筆者受益良多，特申謝忱。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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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about the Diffu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Biji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eng H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Doctoral Student
Abstract
Biji (筆記), as a special literary genre, began to appear in large number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ecause Biji was widely diffused throughout Song society, it had a particular cultural power. Biji was spread by three types of circulation: manuscripts, hand-copied books, and block-printed editions. From 960 to 1127,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was dominated by traditional manuscripts and hand-copied books. Nevertheless, literate persons read and responded to Biji with impressive speed, covering an extensive scope of topics. The individual works represented by
Yang Wen Gong Tan Yuan (楊文公談苑) served as a vital carrier for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These work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a tide of “book circulation” in East Asia. The flow of some popular Biji, such as Meng Xi Bi Tan (夢溪筆談), recorded detail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celebrity anecdotes and also captured a precise projection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specially competition between old and new parties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Biji is part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Song people’s construction of ancestral family law and “political tradition” narrative. Biji is an essential example of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an indispensable practical style in the context of Song Dynasty political activities.
Keywords: block-printed edition, political tradition, Biji, diffus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Peng Hu, E-mail: [email protected]
Manuscript received: Jan. 25, 2020; Revised: Mar. 12, 2020; Accepted: Mar. 30, 2020 doi: 10.6210/JNTNU.202003_65(1).0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