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業已死？新聞自由！ —《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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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業已死？新聞自由！

—《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評介

石世豪*

書名：《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作者：林子儀出版日期：2002 年 11 月初版第 2 刷（1993 年 4 月初版第 1 刷、1997 年 6 月初版第 3 刷，1999 年 9 月改版第 1 刷）出版社：元照出版公司 * 作者石世豪為東華大學財經法律研究所教授，e-mail: howard@mail.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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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透過對照方式，辯證“freedom of speech”與“or of the press” 兩者的區別及其彼此關聯。作者倡議「言論自由∕新聞自由」雙元並立的意見表達自由體系，建構言論自由限制的雙軌理論，並藉由闡釋「接近使用媒體權」進一步建構新聞自由的內涵。值此國家管制角色及言論∕新聞自由問題爭議不休之際，本書對新聞界實具重要參考價值。「報業已死。天佑報業（∕新聞）！」這是 2002 年初發表於《德

州法學評論》一篇專論“freedom of the press”的破題1

；該文以此取徑，精彩點出「報業」典範消融於新媒體眾聲喧嘩之際，「新聞」獨立性在民主社會中的恆久價值。由於“freedom of the press”一詞正式納入憲法條文成為國家根本大法之一環，首推美國憲法增補條款第一條；而此一源頭，也正是我國「新聞自由」的思想啟蒙、甚至法制借鏡的主要對象。借用上述“the press”於其傳播技術及形式之外、更兼括產業及其（專業）義理面向的雙元意涵，其實不難發現：將“freedom of the press”譯為「新聞自由」卻是個不折不扣的「美麗錯誤」。從概念考掘上來說，“press”並非「新聞」（無論是指涉資訊內容的 news 或關注專業義理的 journalism），而是一種複製技術、一種運用（活）字版將油墨以預先排版形式印製於紙張的機器。“the press”則是運用此項複製技術及機器設備、集結資本及各類（專業）技術人員所組成的產業，在歷史上曾經參與宗教改革、民主革命及獨立建國運動，因而成為歐美憲政及法律上具有特別意義的概念。隨時代演進，不但發行報紙、雜誌、叢書或宣傳手冊的事業及其工作者，因上述歷史背景庇蔭而享有憲法或法律層級的特別保護，就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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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趕上啟蒙時期各項人類文明重大轉折的廣播、電視甚至網路等新媒體，只要具備蒐集並編輯資訊、反覆更新或定期（大量）發行、收費或兼以廣告為財務基礎等特色，也被歐美各國法院納入“press privilege”的適用範疇之中。時至今日，“the press”（曾）是報業的歷史事實，在法律上的意義反倒不如什麼「應該」視為 “the press” 、並給予 “press privilege”的特殊待遇來得重要。

如果“the press”這個概念或多或少是個法律創造物，“freedom of the press”更是個十足的法律概念。而在歐美法制繼受國如我國或日本，所謂「新聞自由」或憲法中所明文規定的「出版自由」，還是外來的、徹頭徹尾人為創設的法律概念。在日本，人們稱報紙、報業為「新聞」，就字面意義而言，大體上也印合“the press”在西方社會中「蒐集並編輯資訊、反覆更新或定期出刊、收費或兼以廣告為財務基礎」的概念內涵。面對日本國會制憲時將“freedom of the press”譯為「出版自由」的歷史事實，法學界也並不因此就劃地自限，將此一法律概念圈限於印刷機與紙張、油墨所構築的公共領域之中，而使其擴及各類媒體中不同形式

的「報道」2

。至於透過日本繼受西歐法制的我國，尤其在割讓台灣的清帝國內地，報紙、報館或報業原是現成的用語；「報業自由」或「報

導自由」其實才是“freedom of the press”的「正確」翻譯3

。

就此而言，將“freedom of the press”譯為「新聞自由」，自然不能說是無誤。這個「錯誤」，不但在東西歷史經驗的對照上饒富趣味；值此古騰堡技術所標示的上個千禧紀元漸遠、網路世代日益茁壯的當下，「錯」將“freedom of the press”譯為「新聞自由」，卻另有其理想主義色彩所烘托出的美麗內涵。

在欠缺個人主義傳統、民主經驗有限、報業幾經摧殘而（一度）侍

從於威權政體的社會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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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確非易事。尤其，“freedom of speech”與“freedom of the press”這對孿生概念，即使在美國法學界，也不乏忽視其間差異或刻意等同視之者。在傳播科技日新月異、媒體產業加速匯流的新趨勢下，視建國先賢明確寫下的“or of the press”為無物、或認為不過藉以反覆強調“freedom of speech”者，甚至逐漸成為憲法解釋上的主流見解。不過，美國「普通法」一如其他法律體系，規範內涵千絲萬縷而牽涉廣遠，畢竟不能如數學公式或電腦程式般只憑一個指令就全部「自動檢錯」。報業、電台、網路媒體等不同產業及其工作者，至今在資料採集、言論免責、租稅優惠、股權規範等面向上，分別享有高於一般人的言論自由、範圍及程度卻又各自不相同的「特權」5 。對於新聞教育而言有如「聖牛」6 、解嚴後因朝野易位而政媒分際爭議環繞其間，其概念內涵又如此富含法律意義與歷史色彩的「新聞自由」，「新聞界」無分學與術，確實不能只有字典內一個詞條、或百科全書裡一段定義的概略認知。然而，在汗牛充棟的歷史檔案與艱澀難懂的法律文獻中，豈能輕易尋得精要而準確的「正解」。更何況，媒體的形式及內容不斷蛻變、產業及其工作者維持自身獨立性的挑戰──甚至，連獨立性的內涵及其必要性──也隨之快速轉化，難保今日的流行說法到明天又已過時。就此，林子儀教授所撰《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一書雖是嚴謹的法學專論集，卻是一扇向「新聞界」敞開的直通堂奧之門。本書透過雙元並立的概念對照方式，清楚展現“freedom of speech”與“or of the press”兩者之間剪不斷、理還亂的區別及其彼此關係。簡而言之，「言論自由」為當代最重要的基本人權之一，其理論（價值）基礎在於保障個人主義發展極致的社會中，每個人都能「自我表現」以實現自我的根本需求。至於「新聞自由」則為近代民主憲政的重要環節，賦予「新聞媒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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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保障以維護其自主地位的正當性基礎，來自於借重此一「第四階級」或「第四權」以監督政府運作的制度性需求。由於本書文字流暢、說理清晰，又能捨棄個案裁判細節而就法律思想主軸詳加辯證，不但法學界引證者眾，傳播學門及新聞界也樂於參考。自 1993 年初版以來，作者倡議「言論自由∕新聞自由」雙元並立的意見表達自由體系，似已卓然成為一家之言7 。本書在前兩篇針對基礎理論分析精闢的專論之後，另針對基於國家安全考量限制言論自由的內亂罪規範（在解嚴前夕依舊緊箍反對意見）、權衡平等及他人言論自由等價值理念（進一步建構「新聞自由」內涵）的「接近使用媒體權」、優惠少數族群取得廣播電視經營權的合憲性問題、一般人的資訊獲取權、有線電視分區獨占涉及言論自由的限制問題等，分別參證美國司法實務及法學見解，逐一解析糾擾於「言論自由∕新聞自由」周遭的各項法律問題。在解嚴前後十年之間，本書與已故公法學者法治斌教授所著《人權保障與釋憲法制 — 憲法專論（一）》《人權保障與司法審查－憲法專論（二）》，堪稱憲法學界承先啟後、分別針對政論與風化面向深化「表意自由」理論基礎而相互輝映的雙璧之作。當然，本書不止是標示解嚴初期我國憲法學界關於「言論自由∕新聞自由」理論開展的靜態紀錄而已。本書於 1999 年改由元照出版公司再版時，作者又在〈新聞自由的意義及其理論基礎〉之後，增加〈言論自由的限制與雙軌理論〉及〈言論自由與名譽權保障之新發展〉兩篇專論。前者係因作者有感於「政府對言論自由的限制，並不一定違反憲法對言論自由的保障。問題即在於我們如何判斷政府對言論自由的限制是否合於憲法對言論自由（的）保障」。而「大法官……有關言論自由的解釋……未提供我們具體判斷的原則或標準」，因此參考美國聯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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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處理言論自由有關案件及該國學者評釋，發展出「是∕非針對言論內容的限制」雙軌、「高∕低價值言論」雙階，分別適用於嚴格程度不同之違憲審查標準──亦即，愈是針對言論內容的限制、所限制者愈是涉及政治議題的高價值言論，違憲審查標準就愈嚴格──的學說。此說於 1997 年首次對外發表，不但立即引起國內公法學界普遍注意，且於次年作成的大法官釋字第 445 號解釋中即獲採納。〈言論自由與名譽權保障之新發展〉雖是 1994 年所發表的舊作，卻是針對大法官釋字第 509 號解釋（本書新版之後第二年作成）都未能細究、從言論自由觀點而言處理誹謗案件時必須區辨「事實∕意見」適用不同標準的憲法理論。這也正是法學專論的特色之一：與實務對話，藉此將自己慎思明辨的學術成果貢獻於學術及更大的社群。就在本書於 2002 年底新版二刷之後次年，林教授出任司法院大法官，從此步入實務界直接參與我國憲法規範的闡釋與續造。關於我國「言論自由∕新聞自由」雙元並立的基本權利體系如何架構 8 ，涉及言論自由限制的「雙軌∕雙階」審查標準如何具體化，尤其，「報業」蛻變再生為各類新媒體之後的「新聞」，其獨立性又如何透過憲法規範的護持擺脫政商操控等議題，也將因作者的「書寫」場域轉換，從本書既有的文字內容中產生全新的實踐意涵。

註釋

1 Anderson, D. A. (2002). Freedom of the press. Texas Law Review, 80, 429-530。

2 頗堪玩味的是：在德國聯邦基本法第五條第一項中，報業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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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ichterstattung）的自由」分別規定（Art. 5 Abs. 1 S. 2），司法實務上也未使其如其他「媒體自由（Medienfreiheiten）」般預設憲法保障報業自由的條件或門檻；在該項規定中，「報業自由應予保障」的簡潔規定，係將報業自由視為既已存在的社會制度（及共識），不似「廣播電視自由」或「電影自由」般尚待法制進一步建構其內涵。對照之下，日本憲法學界不稱「新聞（報業）自由」而用「報道自由」一詞，足見活字版印刷術源起之地（ J. G. Gutenberg 為 Mainz 人士，有生之年奔走於當今德西、法東的萊茵河流域一帶）累積近五百年“die Presse”經驗，社會文化背景與繼受其法制的日本頗為不同。

3 關於“freedom of the press”中譯，自始即因“the press”以「新聞

界」、「報業」、「出版」等詞互訓互通，以致「言論自由」、「出版自由」及「新聞自由」經常交錯使用。較早期譯著與論著中頗有混用上述名詞的情形，例如：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編（1974），《新聞自由與自律》，報學叢書第二種，台灣學生書局印行；其中，王洪鈞所撰〈新聞自由的八大威脅〉（頁 132-142），對於「新聞自由」的內涵及其轉變，則有較為完整的概念闡釋。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陸近年改革開放的幅度擴大，關於意見表達自由的譯著及論述也漸次出現。在“freedom of the press”一詞的翻譯上，雖然也有譯為「傳媒自由」之議，「新聞自由」終究仍是譯者及論者首選。

4 參閱：林麗雲（2000），〈台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

轉型：1945-1999〉，《台灣產業研究》，3，頁 89-148。

5 請比較：Anderson, ibid.; Amar, V. D. (1999). From Watergate to Ken Starr: Potter Stewart’s “Or of the Press” a quarter century later. Has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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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Journal, 50, 711-715。 6 參閱：前揭《新聞自由與自律》編序。 7 就大法官釋字第 509 號解釋及其理由觀之，此說顯然尚未成為司法實務的「通說」；關於該號解釋的法理解析及其未採「言論自由∕ 新聞自由」雙元並立見解，參閱：李念祖（2005），〈從釋字 509 號解釋論「陳述不實」是否為「誹謗罪」之構成要件〉，《憲法解釋之理論與實務第四輯》，頁 233-290；石世豪（2000），〈釋字第 509 號解釋的法釋義分析〉，《法令月刊》第五十一卷第十期，頁 114-119。 8 由於〈新聞自由的意義及其理論基礎〉一文的重點在於概念的「理論基礎」，對於「新聞自由」本身的概念形成及其演變反而未予深論。尤其，從聖經等書籍出版、週報或商展報導，到報業、雜誌以迄電子媒體出現，“the press”的產業型態及專業內涵均有不同，就其所涉及的國家管制合憲性議題，歐美各國法院裁判實務及學說亦有不同處理。雖然，近年因網路興起而原本對平面與電子媒體差別待遇的憲法理論已日薄西山，但賦予各種「新聞媒體」 “press privilege”的正當性基礎畢竟仍然不同，其「特權」內涵及適用標準其實亦有差異。至於德國等西歐國家憲法並不特別重視「新聞」，另以多元文化觀點賦予所有媒體不受政商操控的自由保障，亦值得我國法制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