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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儒學與王權:從「漢字文化圈」的觀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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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yea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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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中進度報告

東亞、儒學與王權:從「漢字文化圈」的觀點(1/2)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411-H-002-036- 執行期間: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甘懷真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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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本計畫之題為『東亞、儒學與王權:從「漢字文化圈」的觀點』。研究主 題如下:一、藉由比較研究,探討東亞王權的諸類型。而本文所謂東亞,是泛指 中國及其週邊的農業地帶,主要是指中國、日本、韓國與越南。而限於研究期限 與筆者能力,將以中國及日本為主,兼及韓國,若有可能則及於越南的漢文史料。 二、東亞不同的王權類型與儒學的關係。三、重新省思何謂「東亞」。四、從「漢 字文化圈」發展的角度,探討以中國皇帝制度為典範的王權概念如何藉由文字傳 播而轉換為東亞各國的王權概念與制度。 本計畫預定是二年期,第一年以儒教國家的「天下」觀與「律令制」的研究 為主軸,探討漢字與東亞王權型態的關係。經過約十個月的研究計畫的執行,有 以下結論與成果。 一、 中國在先秦(確定來說,當是春秋、戰國期間)創造了一種此後東 亞普遍的政體型態,即「天下」。而「天下」不是今天所謂的全世 界,它自始即一個被限定的空間範疇,而這個範疇的特色是由漢字 所建構的。故「天下」即漢字公文交換的空間。具體的制度如「冊 封」。西元前第四世紀所成立的「律令」亦須置於「漢字公文書交 換」的角度理解之。第八世紀日本所出現的史書(如《日本書紀》) 的形成,也是「政治制度漢字化」的一環。 二、 日本古代律令制亦須置於「漢字公文書交換」的角度理解,而不只 是一個法制史的課題。日本之所以建構其自身的律令制,最主要的 動力是天皇制要建立自身的漢字公文體系,或曰「政治制度漢字 化」。而天皇制之所以要建構自身的漢字公文體系則由因為天皇制 宣稱其擁有「天下」。 三、 討論十九世紀前期日本水戶學派如何運用儒教的語言以創造一種 新的儒教國家以應付日本的危機。 四、 執行計畫期間,完成四篇與本計畫相關的會議論文。

關鍵字:

東亞世界 漢字文化圈 儒教 冊封 天下 王權 律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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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我多年來從事中國「皇帝制度」的研究,近年來,希望從「比較王權」的角 度重新檢視皇帝制度,並將研究擴及「東亞」。因此站在「東亞王權」研究的視 野中,檢視中國王權(包括殷周以至秦漢以後的皇帝制度)的形成,「漢字」的 成立當是一條重要線索。 漢字的出現的最大意義與功能當在其政治權力面。古代東亞諸國的往來過程 中,以漢字為政治結合的媒介。漢字在起初的階段是用在祭祀的場合。商王與周 王在行祭祀後,將祭祀的有關訊息以文字書寫在某些器物上,而分發給相關的下 屬。此乃周王祭祀權的一個最重要象徵。在初期,文字的書寫與相關器物(青銅 器)的製作是周王集團的秘技與特權。但以周王為首的諸國集團的內部,也必須 要有人懂漢字。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諸國的政治身分的象徵與保證也是憑藉漢 字。因此,商周王權與從屬政權所建構的空間領域即「漢字文化圈」。這個過程 當在春秋時代完成。戰國時代以後出現新的變化,漢字不只用於祭祀等禮制的場 合,開始用於文書行政。首先出現於盟書、載書的形式。到西元前第四世紀,律 令出現。漢字公文書的制度出現,在「天下」內的政權都屬於此漢字公文書制度 的範疇內。這個變化的過程值得更深入探究。雖然不能理解之事仍多,但在目前 階段,至少可知,漢字的權威源於祭祀。遠古以來,政治權力的來源是祭祀。漢 字的關聯是源於一種祭祀體系的關聯。在商代,若要獲得祭祀權必須與商王發生 宗教性聯繫,從周王處獲得宗教信物,包括漢字。各政權若要得到其權力的定位, 須藉由漢字以連結至祭祀權的擁有者。 若我們以「漢字文化圈」去思索王權的變化,自須超越中國史或一國史的範 疇。中國是漢字的發明國,但正確的說法是中國的王權創造了漢字,漢字的普及 是藉由中國王權的系統所推動的。但目前的研究尚不能理解漢字在中國境內是如 何普及的,各地普及程度的變化。至少我們可以預設即使在中國境內,漢字的流 傳是必須有一定媒介的,即政治制度,故其流傳不是理所當然的,且其流傳也不 是以今天民族國家為界限。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當時的中國成為秦王權下的 公文書的施用範圍,亦有所謂「書同文」的政策,故郡縣制的領域內成為漢字文 化圈,也表現在律令制中。而郡縣域外的區域,為何會被包含進漢字文化圈,本 身是一項鉅大的研究課題,也是本研究計畫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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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預定二年期的計畫,就漢字文化圈與東亞王權的課題,具體探討的 研究主題是探討中國、日本與韓國的政治論述中(表現在著作中),如何運用儒 教式的漢字與漢文,建構其政治語言。以及同時考察漢字如何在東亞地區流傳。 並如前述,我們將漢字與漢文視為一套獨立的語言系統,不是某個地域、族群之 人的口語的文字化。故任何人都須要通過制度化的學習以理解及運用漢字,歷史 上的中國人也不例外。本計畫將重探漢字在中國的流傳,而以唐以前為限。即採 用東亞史的整體與比較的觀點,運用語言分析的方法,藉由漢字流傳的研究,探 討儒學的流布,再藉以探討東亞諸國王權的發展。

三、討論與結果

在計畫執行開始,再度確認本年度研究主題以日本為中心,分析重要的儒教 式語言的形式與概念考察這些漢字在當時歷史脈絡下所表達的概念與指涉的事 實究竟為何,藉以觀察儒教傳入日本的形式;另一方面考察儒教如何藉由這些文 字的傳入日本,為日本導入了新的概念與事實。因此研究的重點是「律令制」與 「天下」觀。而主要工作分為三部分。一是整理與分析諸史料中與律令制、天下 觀念相關的史料,包括中國與日本。二、參訪日本的相關史跡,考察史料與訪問 學者。三、參與研討會,發表初步的心得報告。 第一部分的成果不列舉,將表現在目前正在撰寫的幾篇論文及預定出版的專 書(《天下國家:東亞王權論》,預定由台大出版社印行)中。目前聘有兩位助 理,台大史研所博士生趙立新與碩士生涂宗呈。 第二部分的赴日參訪。去年九月中旬,赴大阪參加關西大學文學院所主辦的 「東亞世界與儒教」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並參訪大阪、京都古蹟及訪問學者。 這趟日本行的經費,由台大與關西大學補助。今年七月擬參訪北海道大學與東京 大學,細節正安排中。該筆支出即使用本計畫經費。 第三部分如下。在計畫開始前,於去年五月,於臺大所舉辦的「「東亞教育 與法制研究的新視野」研討會上,宣讀〈從日本律令制看王權與儒教:「天下」 觀念與律令的成立〉一文。該文是嘗試從「漢字文化圈」發展的觀點,重探日本 律令制形成的原因。該文的論點成為本年度本計畫的研究預設。並在計畫開始, 重新蒐集資料,檢討論據,改寫為〈從天下觀到律令制的成立:日本古代王權發 展的一側面〉,刊載於即將出版的《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二)唐律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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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出版社)一書。去年九月,於關西大學宣讀〈東亞世界的冊封體制與儒教〉, 論文集已於今年五月於日本以日文出版。又,於去年 10 月,於臺大舉辦之「第 三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日本江戶時代儒者的「天下」觀念:以 會澤安《新論》為例〉一文,該文即將出版於該會議論文集中。再者,於去年 11 月,於「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研討會」中,宣讀〈從中國 的國家禮制看「天下」觀念的演變〉一文,目前正在修訂中,擬投稿國內期刊, 其後也會數入該研討會論文集。 根據以上幾篇會議論文,有以下幾點初步的研究成果: 中國從戰國以來,創造了一種「天下」的政體。近來根據我近來的研究,「天 下」可視為中國王權表現其政體型態的一種語彙與概念。「天下」作為一種政體, 有二項關鍵。一是統治者必須宣告己身是天神或天神代理人,而得以統治此「天 下」;二是此政權需與域外政權建構朝貢與冊封關係。歷來學者根據「天下」的 字面意義,從今人的角度加以詮釋,認為「天下」是指全世界。這種理解法雖不 至有誤,但須進一步理解所謂「全世界」。歷史的當事人的確將「天下」視為「全 世界」,但這個「全世界」是歷史上當事人的主觀所建構的範疇,從今天的客觀 角度來看,中國與日本人所宣示的「天下」,都是一個自我限定的空間範疇。故 中國天子宣稱自己是「天下」的統治者,但決沒有要征服全世界。我們今天要理 解「天下」一詞,其關鍵有二。一是「天下」意指「天之下」,而此具有神格性 質的「天」為何?唯有掌握「天」的意義才能進一步理解何謂「天之下」。二, 當時人理解與詮釋「天下」(即世界)的憑藉是漢字,故真實的「天下」是「漢 字文化圈」,即以中國朝廷為軸心,通過冊封與朝貢所建構的政治系統。 如果第四世紀以來,大和政權的主觀意志是要建構一個「天下」政權。這種 「天下」政權可視為東亞型態的「帝國」。而這種被稱為「天下」的東亞型態帝 國,需有二項客觀的制度,一是最高統治者是天神或天神的代表;二是與外國建 立朝貢與冊封關係。對於前者而言,即天皇制神話(與神學)的建構,而完成於 第八世紀初的《日本書紀》、《古事記》等史籍的完成。 天皇制神話與神學的建構的細部歷史,自須另行探究。但我們可以先這樣 說,天下體制建構的可能性是因為日本自身有可運用的神話傳統。在大和王權建 構的過程中,日本統治集團運用中國的儒教概念及相關的知識,並利用日本自身 的神話傳統資源,創造了天皇制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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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儒教作為一種普世文化,其中的價值、規範也被視為具 有普遍性,但也可被行動者抽離其原來相應的脈絡。「天下」可以從中國皇帝支 配中被抽離,日本的建國者也可以在其自身的文化傳統(如神話)中找到其自身 的「天下」理論。更如本文一再反覆說明的,這個「普世文化」是以漢字為媒介 所建構而成的。漢字是中國王權所發展出來的支配工具,但一旦其詞彙因流布而 客觀化,可以為其他行動者所運用。如儒教中的概念「天」、「德」等,也成為 當時的一般的知識,而不具中國性。而當日本王權要建構自身的王權理論時,在 當時客觀的環境下,只有運用漢字的語言與概念。當大和政權的統治者在建構其 自身的「天下」理論時,勢必運用當時既有的知識,而也只能運用漢字所表達的 知識。反過來說,日本王權要建構「天下」型態的國家,在當時的歷史脈絡下, 則必須運用漢字以建構政治制度,或謂將將政治制度「漢字化」。《日本書紀》 與《古事記》的成立的脈絡與所欲達成的功能可從「政治制度漢字化」的角度說 明,這二本書都藉由大和政權的歷史事件的陳述,以歷史書形式達到「政治制度 漢字化」的目的。 就第二點的「與外國建立朝貢與冊封關係」,《日本書紀》與《古事記》記 述了朝鮮半島的諸政權如何成為大和政權的藩屬(律令中稱「蕃國」),向大和 政權朝貢。這是不是事實,猶有爭議的餘地。1但大和王權透過歷史書(如《日 本書紀》、《古事記》)的寫定,藉由漢字的表述,將漢字所建構的事實呈現。 對於大和政權下的臣民,他們不需理會這些漢字所指涉的現象究竟是否為事實, 而是他們要接近這個事實唯有透過漢字。在這個層面上,漢字所呈現者即為事 實。故對於大和政權而言,要建構與朝鮮半島諸政權間的支配與隷屬關係的證 據,就是創造漢字的表述的紀錄。也如前所述,藉由這些漢字所建構的事實(可 能是偽事實),大和政權得以宣告其所統治的是「天下」,而其統治者是「治天 下」的君主。 律令制的成立也必須置於「天下觀」的成立與「政治制度漢字化」的脈絡下 理解。 如上所論,古代日本在輸入了儒教之後,也逐漸發展出自身的王權理論。在 大和朝廷成立後,其後的天皇理論也孕育而生。這套理論證成天皇(或之前的「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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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以是人間名分的來源。日本的建國運動不只是表現在宮闈政治與戰場上, 也表現在天皇制的政治論述的建構運動上。概略言之,從大王諡號的形態推測, 在第六世紀初期,已出現關王權正統性的神話。第七世紀天武天皇執政期間,我 們看到日本的建國神話,如天照大神、現御神與伊勢神宮等觀念與制度,都在這 個時期成型。在這套政治論述中,大和朝廷的統治者被以神的規格對待。完成於 八世紀初期的《古事記》正式創造了天皇制的神話,藉由某些神話所建構的宇宙 論,如天界之「高天原」之諸神出現,而天皇之始祖是源自初始之時,天照大御 神之孫神由高天原降臨在「葦原中國」等。故天皇擁有人間(天下)的統治權。 就客觀而言,此人間的範疇或許是限定的,可能只包括日本列島與朝鮮半島,《古 事記》的作者也自覺不包括中國。但至少在這個「天下」的區域內,天皇的權威 是至高無上的,是所有秩序的根源與發動者。置入本文的討論脈絡,日本的政治 名分可以不需要從中國天子而來。因此,對於大和朝廷而言,其王權的成立必須 要證成此「天下」的存在。如果天皇制神話是這個「天下」理論的內容,而其形 式是必須藉由漢字呈現。 第七、八世紀始,日本開始編纂律令法典。律令法典誠然有許多政治功能, 如形塑王權、改造社會、提升文化等。但這些政治功能不一定需要成文、公開的 法典,口語可以是統治的一種方法。何況日本在七、八世紀時,書寫與識字仍然 是極少數權力菁英的特技,日本仍然是一個不識字的社會。在這樣的歷史條件 下,將統治規範成文化與公開的目的何在?我的推論如下。 古代中國的王權是建立在「天下觀」之上,即王者宣告統治天下。但此天下 不是今天所認識的客觀的天下,而是由漢字所建構的世界。具體而言,這個漢字 所建構的天下有兩個層面。一是王權集團必須藉由漢字書寫以描述並定義此「天 下」,故有歷史書與律令的成立。二,天下是由漢文公文書的交換所締構而成, 故中國需與週邊政邊政權制度性的交換漢字文書,此即朝貢與冊封的一面。當大 和王權在主觀上要建構一種東亞式的「帝國」時,即其統治者在其國內是終極的 權力來源,而國外有服屬的政權,其客觀的規範是中國皇帝制度的「天下」體制。 此體制有二面。一是統治者必須是天神或天的代表人;二是建構一個由漢字所定 義的統治範疇。當大和政權在朝向「天皇制」發展時,也一方面建構了天皇制的 神話,使日本統治者成為天神的關係者;也同時在「天下」概念的指引下,大和 政權開始「政治漢字化」,表現在《日本書紀》、《古事記》的編纂與公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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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律令的編定與公布。如一般日本史史家所論,天武天皇之後,在 689 年,頒行 「飛鳥淨御原令」,此是目前學界具共識的日本的第一個「令」。在此令中,「日 本」、「天皇」等政治概念正式成立,相應的政治制度也成立。此令的成立也意 味大和政權開始將「政治漢字化」。若將日本古代律令制的形成置於東亞古代政 治史發展的脈絡下來考察,因為「天下觀」的成立,日本的統治者(大皇、天皇) 自我定位為「治天下」,在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下,必須藉由漢字以創造「治天 下」的事實,而其方式主要有二,一是編纂歷史書,二是編訂律令。律令制的形 成的原因之一或在此。 〈日本江戶時代儒者的「天下」觀念:以會澤安《新論》為例〉一文則是我 開始探討東亞的傳統型態國家如何轉換為現代國家。會澤安《新論》之例,是探 討日本卻在儒教的論述下,藉由對於過去自身歷史的再詮釋,而走向建立「神聖 國家」的道路,或謂「神國」。會澤安就是基於儒教理念與日本歷史中的事實, 為應付外在世界的挑戰,而欲建構一個神聖國家,也是另類的現代國家。該文探 討了會澤安如何運用與轉化儒家經典中的概念,如「一君萬民」、「報本反始」、 「神道設教」等。由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不同的行動者,在不同的脈絡中, 如何詮釋儒學以作為現實鬥爭的工具,並達成其目的。儒學如是轉化為地方知 識。我們也可以同時看出:儒教在一套既有的知識框架中,在面對新世界所具有 的侷限性。

四、成果評量

本年度的研究計畫,大體上按照計畫書的規畫進行,並已將初步的成果,藉 由學術會議場合宣讀論文,如上述。計畫書中所擬研究的東亞古代部分,已整理 相當完整的資料,與初步的結論,亦如上述。而這些成果將可收入筆者在撰寫中 的《天下國家:東亞王權論》一書中。日本近世的研究尚在展開中,除了水戶學 派的會澤安研究外,其他相關研究正在進行,預定七月底前會有另外的成果。而 計畫中所提的「暫定古代韓國的情形」,則今天無法進行,須移至下學度。 由於受國科會的獎助,計畫赴日本考察,尤其在蒐集新資料,但這項移地研 究計畫於暑假間執行。 然而,由於中、日、韓研究涉及諸種不同類型的史料,故在資料蒐集上,仍 有加強之處。尤其是韓國史料,由於我不能讀韓文,故仍有諸多待補充之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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