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弒君敘事」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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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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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

「弒君敘事」舉隅

──以趙盾、崔杼為例

李隆獻

*

、蔡瑩瑩

** (收稿日期:99 年 6 月 27 日;接受刊登日期:99 年 10 月 25 日)

提 要

「趙盾弒其君」與「崔杼弒其君」乃春秋時代兩件重大而著名的史 事。《左傳》對此二事件的載述,素為中國傳統史學─尤以「倫理」、 「德行」為核心概念的史學理論─所津津樂道。本文則由敘事學的角 度切入,首先分析此二弒君事件的情節,探討事件的背景、弒君的原因; 其次由人物方面,比較《左傳》刻畫趙盾、崔杼此二「弒君之臣」的形 象異同;復次則藉由探討《左傳》對弒君事件的態度,說明《左傳》敘 事力求平衡「公眾秩序」與「個人德行」的意義所在:既顯揚個體德行 的價值,又維繫君臣倫理的穩固,兩者相輔相成,既呼應先秦儒家學說 的理論基礎,也呈顯《春秋》的微言大義與《左傳》的敘事特質;文末 則透過與西方歷史學/敘事學的比較,凸顯《左傳》敘事的意義與特色: 在史事遷流中,求索恆常不變的倫理關懷與道德價值;在時代顛沛中, 堅持褒善貶惡的史官精神。

關鍵詞:

《左傳》、敘事、弒君、趙盾、崔杼 * 李隆獻,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曾任臺大中文系助教、講師、副教 授。研究專長為經學、史學、敘事學、禮俗、文化、現代小說。著有《晉文公復 國定霸考》、《晉史蠡探─以兵制與人事為重心》、《經學通論(修訂本)》(合著)、 《漢族成年禮及其相關問題研究》(合著)等,及學術論文數十篇。 ** 蔡瑩瑩,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ISSN:1019-6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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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趙盾弒其君」與「崔杼弒其君」是春秋時代兩件重大而著名的史 事。《左傳》對這兩個事件的記述,素為中國傳統史學─尤其是以「倫 理」、「德行」為核心概念的史學理論─所津津樂道。關乎此,前賢 之探論不勝枚舉。本文則異於前人,擬由敘事學的角度切入,分析、比 較《左傳》敘述此二弒君事件的情節佈局與人物刻畫,探論此二弒君事 件的背景、原因,進而論析《左傳》對弒君事件、弒君人物的態度;並 冀望藉此以小顯大,一窺《左傳》歷史敘事的意義與特色。 茲先迻錄《左傳》攸關此二事件重要情節之部分原文,以利討論: 宣二年(晉靈十四年,607 B.C.)《左傳》載「趙盾弒其君夷皋」 事云: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 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 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 請先,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 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 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 而死。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 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 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 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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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 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 「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 呼!【《詩》曰】1『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 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2 襄廿五年(齊莊六年,548 B.C.)《左傳》載「崔杼弒其君光」事云: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 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 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 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 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梨,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棃,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 之。 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 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 「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 1 [唐]孔穎達等:《左傳正義》無「詩曰」二字,此據《金澤文庫本》補([日]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臺北:古亭書屋,1969 景明治 44 年日本明治講學會重 刊本】,卷 10,頁 4),由杜預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下《注》:「逸詩也。」 可見杜預所見本當有「詩曰」二字。 2 《左傳正義》,卷 21,頁 9 上-12 下。本文引用之「十三經」原文、《注》、《疏》, 皆據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景清嘉慶 20 年[1815]南昌府學刻本。為免繁 瑣,僅註明卷數、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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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子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 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 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 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 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 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 遂弒之。…… 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 乃還。(卷 36,頁 2 下-6 下)

二、情節述略與異同比較

《左傳》對趙盾、崔杼的「弒君」情節大要,已見上引;不過在事 件發生之前,《左傳》又多有鋪陳。茲分遠因、近因、弒君情節撮要述 論之,並比較《左傳》對此二事件的不同記述方式及其所達到的作用。

(一)弒君

遠因及其異同

關於「趙盾弒其君」事,《左傳》在文十四年(晉靈八年,613 B.C.) 即已出現預言: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 皆將死亂。」(卷 19 下,頁 16 上) 內史叔服預言數年之內,宋、齊、晉各國皆將有國君死亂,六年之後, 果如叔服預言發生趙盾弒晉靈事;但前此的《宣元年.左傳》已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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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卷 21, 頁 5 上) 其所呈現的遠因則為晉靈之無道,且不聽趙盾勸諫,故無法與楚國爭 勝。此段敘述已為次年「晉靈公不君」等昏庸、殘暴、苛虐行徑預埋伏 筆。晉靈種種「不君」行徑,使得趙盾、士會不得不屢屢進諫,靈公卻 一再裝聾作啞、虛與委蛇,甚至竟欲以「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的遁詞, 一語即欲將殘殺人命輕輕帶過,可見其既乏誠意亦無悔意。《左傳》透 過種種敘述,晉靈殘忍暴虐的形象早已鮮明具見,故當讀者看到晉靈身 為一國之君,竟欲陰謀暗殺扶持自己的「忠臣」趙盾,便也不足為奇了。 相對的,崔杼弒君的因素則遠為複雜。首先,齊莊亦非賢明之君, 襄廿二年(齊莊三年,551 B.C.)《左傳》載: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 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 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 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卷 35, 頁 3 下-4 上) 晉大夫欒盈奔楚,楚不肯/敢納,遂轉而奔齊,齊莊竟加接納;晏嬰以 「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勸諫,齊莊不聽,晏 嬰遂預言齊莊將遭不測。再由魯襄廿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晏子勸戒 莊公之言─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 憂必及君3─觀之,齊莊之「恃勇」、「不德」蓋無可疑;但《左傳》 緊接著記述崔杼勸諫前後的情形,似乎暗示了更多的弒君遠因: 3 《左傳正義》,卷 35,頁 1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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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 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 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 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之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 (卷 35,頁 13 下-14 上) 「群臣若急,君於何有」云云,明白顯示崔杼對自己擁立的國君4幾無 任何尊重之意,簡直認為既能立之則亦能廢之,這不可不說是導致後來 崔杼弒君的重要內在因素。而《左傳》對崔杼的意圖弒君,更直接由敵 國大夫觀察崔杼行為而發為預言。《襄廿五年.左傳》載: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 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 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卷 36,頁 2) 崔杼弒君之前,《左傳》除藉齊臣晏嬰、陳文子的一再預言昭告事件的 結局之外,復藉由魯大夫孟公綽側寫崔杼「將有大志」、「異於他日」 的形貌。透過如此具體而詳盡的描寫,則崔杼弒君之心,已如司馬昭之 心,讀者皆知矣。

(二)弒君近因及其異同

趙盾與晉靈的衝突,一向是晉靈單向怨恨趙盾—除非將犯顏直諫 也視為君臣衝突的一種。因《左傳》採第三人稱觀點敘事,讀者無法得 知趙盾如何看待晉靈,但可以肯定的是,趙盾應不至於如崔杼般認為「君 4 《襄十九年‧左傳》:「齊侯疾,崔杅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卷 34,頁 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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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何有」,否則大可不必「驟諫」而被晉靈視為背上芒刺,必欲除之而 後快:晉靈派鉏麑刺殺趙盾,鉏麑卻因感佩趙盾「不忘恭敬」,不忍殺 盾,竟觸槐而死。一次失敗,晉靈猶不悔悟,竟又陰險計畫「飲趙盾酒, 伏甲將攻之」,不料趙盾身邊又有提彌明、靈輒等勇士保其免死。在種 種驚險場面中,趙盾只對靈公說了「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這與崔杼 的「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堪稱兩種極端:面對晉靈種種陰謀,趙盾 似乎未及私怨,而仍以近乎勸諫的口吻指出靈公不該「棄人用犬」─ 表面上意指豢養猛犬傷人之不當,深層意涵或也隱約希望靈公勿拋棄如 自己這般的直諫之臣─語氣雖屬嚴厲,終是一片苦口婆心;較之崔杼 面對君昏不能匡、不願匡,甚至欲除之而後快,讀者在此感受到的趙盾 形象仍是一無辜的盡忠之臣。 相對的,崔杼弒君的近因則是雙向的:一方面齊莊昏淫,通於東郭 姜,甚至囂張到入崔杼之家,以其冠賜人,這是齊莊自取滅亡的必然因 素;另一方面,齊國連年爭戰,得罪盟主晉國,崔杼於內政既須與慶、 國、高等氏族角力,對外又要與大國斡旋。內外交逼,加上本就不將國 君放在眼裡,遂有「欲弒公以說于晉」的圖謀。不同於趙盾的屢屢進諫, 甚至在極度危急時仍不忘勸說;崔杼面對齊莊的種種昏淫行徑,似乎自 魯襄廿三年(齊莊四年,550 B.C.)即已不再進諫,任憑莊公通淫,即 使莊公「驟如崔氏」,也都裝聾作啞;甚至在往後的弒君場景中,崔杼 依然不發一語,隱身幕後,冷冷看著齊莊一再請罪、請盟、請自刃。由 此可見崔杼弒君的直接原因,並非被動受到「不君之君」的凌辱,在不 堪/不得已之下的反擊,5而是主動的陰謀策劃,與趙盾弒君之差異昭 然。 5 夏徵舒弒陳靈公事,或可作為不堪國君凌辱而反擊的代表,事見《宣十年.左傳》, 卷 22,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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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弒君情節及其異同

《左傳》所載趙、崔的弒君情節,詳略差異頗大。「趙盾弒其君」 事,真正弒君的是趙盾族弟趙穿。《左傳》在趙盾逃亡後僅簡述「乙丑,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至於趙穿為何殺?6如何殺?究竟波及多少人? 晉國其他卿士對此事件的態度如何?凡此,《左傳》均未交代。至於穿、 盾二人是否合謀?或是否先約定一方奔亡則另一方復仇?則千古聚 訟,紛呶難定。《左傳》對趙穿/趙盾弒君情節的簡略記述,使後人喪 失了許多判斷的基準。其是否有所隱晦,褒貶何在,值得深思。 相對於晉靈之弒的簡略模糊,崔杼之弒齊莊堪稱步步為營:首先是 齊莊侍人賈舉為崔杼安排弒君間隙;緊接著崔杼稱病,料定莊公必欲通 姦而偽來問疾;及齊莊進入崔家,則東郭姜內誘莊公、賈舉外阻軍士, 裡應外合,請君入甕;對齊莊臨死前的描述更可見其狼狽不堪與崔杼之 陰狠斬決:齊莊再三「請」,崔杼之甲士再三「弗許」。「不能聽命」、 「不知二命」云云,顯然出自崔杼授意。眼看莊公再三狼狽告饒,崔杼 不唯毫無一絲不忍,甚至根本不肯露面,其態度當真是「君於何有」。 發難之後,更是趕盡殺絕,連幫助自己的賈舉也一併殺害。與此形成強 烈對比的是:在趙盾弒君中,晉國猛士都自願為趙盾殉死,但在崔杼弒 君中,則是清一色的為齊莊殉難: 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 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 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 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閭丘嬰以帷縛其 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 6 以穿、盾之關係,或可推斷趙穿因怒晉靈逼走趙盾,遂貿然弒之。關乎此,《公》、 《穀》皆有說(詳本文之〈四〉),《左傳》則並未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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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 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 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卷 36,頁 5 上-7 上) 除了不幸波及者與遭走狗之烹的賈舉外,祝佗父、申蒯及其家宰等人或 許也可如閭丘嬰、申鮮虞一樣逃亡,但終究選擇殉死。由此,一方面可 見崔杼之心狠手辣,另一方面或也隱約可見齊莊雖昏淫,但尚不至眾叛 親離;至於《左傳》接著記述崔杼爲掩飾自己的弒君惡行而連殺二太史, 其殘暴蠻橫,不待言宣。雖然殉死者未必可取,但若探後觀之,則崔杼 始終沒有可以信賴之人,也無願意為其殉死的家臣,以至於慘遭滅門戮 屍,豈非更遜齊莊一籌?7 《左傳》記述崔杼弒君,雖無「君子曰」/「仲尼曰」等評論,但 透過晏子之口,似也明確表示對崔杼的批判: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 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 「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 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 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卷 36, 頁 5 下-6 上)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 可謂「崔杼弒君」的警策:齊莊棄社稷於不顧,因私德不修而遭弒,是 7 說詳本文〈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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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君」;但弒君之臣崔杼,亦非爲社稷圖謀,實乃挾怨報復,亦為 「不臣」,兩者皆應貶斥。在種種恩怨紛擾中,這些「不君之君」與「不 臣之臣」,似乎都忘了將眼光投向生民社稷,這應是《左傳》借晏子之 口所欲傳達的微言大義。8 綜上省察,《左傳》在趙、崔的弒君情節記述上互有詳略:晉靈之 弒,詳於舖寫遠因與近因,重在強調晉靈的不君,趙盾的形象反較正面; 齊莊之弒,則背景原因之外,弒君的陰謀與情節也詳加載述,崔杼的陰 狠與齊莊的狼狽遂皆躍然紙上。由此亦可見敘事要素中的「情節」可以 影響人物形象與主題意義。

三、人物與人物形象

《左傳》雖將趙盾與崔杼都記為弒君之臣,但二人的形象卻大相逕 庭。究竟那些因素,又是什麼原因,使得讀者大都同情趙盾而痛斥崔杼? 這或可由《左傳》的人物刻畫─趙盾、崔杼及與之產生對比、呼應的 人物─找到端倪。

(一)趙穿與趙盾

相對於趙盾頗多正面描寫,《左傳》對趙穿的記述幾乎純屬負面。 魯文十二年(晉靈六年,615 B.C.)即藉士會之口批判趙穿: 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 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卷 19 下,頁 7) 清楚說明趙穿身兼晉君之婿與趙盾族弟的雙重身分,導致其性格弱點 8 晏嬰之言或亦可視為另一種「君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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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恃寵而驕、好勇而狂。趙穿這兩種人格特質,可由文十二年與宣元 年兩次戰事得到印證。《文十二年‧左傳》載: 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 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 「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 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 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 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 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 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卷 19 下,頁 7 下-8 下) 秦晉交戰,趙穿受不了秦軍之激,竟言「我不知謀,將獨出」,可見其 性格粗魯莽撞、暴躁易怒。面對秦軍,本來只須「深壘固軍以待」,即 可穩操勝算,竟因趙穿的莽撞行徑,使趙盾只得為他收拾善後而「皆出 戰」;趙穿雖因此得免被俘,卻仍不知收斂自省,旋即又因不聽臾駢的 建議而喪失良機,讓原本「不可久」的秦軍得以「復侵晉,入瑕」。《宣 元年.左傳》載晉侵崇事云: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 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卷 21,頁 5) 以此驗諸士會之評趙穿「不在軍事」,益可見趙穿之初無謀略。經由《左 傳》的一再記述,趙穿作為如此莽撞驕縱、恃寵而狂的負面人物,在盛 怒之下遂「弒其君」,似乎便理所當然,不足為怪了。 相對於趙穿,《左傳》對趙盾的負面載述雖非沒有,但較為隱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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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記述則有多起,如驟諫靈公、鉏麑不刺趙盾、提彌明殉死、靈輒報 一飯之恩等。這些事例集中出現在晉靈千方百計欲殺趙盾一段,如透過 鉏麑的喟嘆與驚心動魄的自殺,使得趙盾「不忘恭敬」的形象深植讀者 心中。《宣二年.左傳》更以補述/追述的方式,刻意呈現趙盾見靈輒 事: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 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 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 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 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卷 21,頁 11) 此段敘事緊承晉靈「棄人用犬」之下,對比之意顯然。如此的敘事安排 /情節佈局,雖延宕了晉靈這場「鴻門宴」的緊張氣氛,卻凸顯出趙盾 能夠「得人」的正面形象,此種正面性使得趙盾雖導致晉靈被殺,仍足 以保持其正面形象。此種形象完全被史遷接收,《史記.晉世家》遂有 「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殺易」9的歷史解釋。 《左傳》載太史書「趙盾弒其君」時,趙盾的反應先是「不然」,進而 便無奈的接受了,至多引《詩》,發出「我之懷矣,自詒伊慼」的感嘆 而已,並未如崔杼對太史一再痛下毒手;此段敘事之末甚至援引「孔子 9 [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東京:東京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昭和七年), 卷 39,頁 71。王師叔岷《史記斠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78,1982)〈晉世家斠證〉有云:「案殺字承上文『襲殺靈公』而言,《景佑本》南 宋補版、《黃善夫本》、《殿本》殺並作弒,下文『趙盾殺其君』、『殺者趙穿』,殺 亦並作弒,蓋皆後人所改,《史記》故本弒多作殺。」(冊五,頁 1483)獻案:《三 家注》本亦作「弒」(臺北:新安書局,1972 景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頁 1675), 《史記索隱》:「以豉反。」可證裴駰所見正作「殺」,而讀為「弒」,否則無須加 注音讀。叔岷師之說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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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稱揚趙盾為「良大夫」10。由於《左傳》此年之後並未再見趙盾的 相關記載,11於是魯宣二年的這幾個敘事與評論似乎就要形成趙盾的蓋 棺定論了。但正如《左傳》在「孔子曰」後仍有「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 臀于周而立之」一事,本文於此也要下一轉語,再探趙盾的形象。 趙盾除出生紀錄外,12最早出場在魯僖廿四年(636 B.C.)趙衰因 趙姬之請而迎回在狄所生的趙盾及其母叔隗,趙姬並堅持要求趙衰立盾 為嫡子,13此亦屬正面敘事。文六年(621 B.C.)《左傳》又載趙盾為 國政後的作為: 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 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 以為常法。(卷 19 上,頁 5 下-6 上) 由此確實可見趙盾之銳意治國與卓越才幹。但同年前此,《左傳》卻載 趙盾得掌國政之因云: 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 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 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 10 說詳本文之〈四〉。 11 宣二年弒君事件之後,《左傳》又載「趙盾請以括為公族」、「趙盾為旄車之族,使 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卷 21,頁 12 下-14 下)等事,致使趙氏日益強大, 導致日後發生著名的「趙氏之難」;但自宣二年之後即未再見有關趙盾的記載。 12 《僖廿三年.左傳》:「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 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卷 15,頁 9) 13 《僖廿四年.左傳》:「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 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 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卷 15, 頁 16 下-1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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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為國政。(卷 19 上,頁 5) 可見趙盾之得掌國政,乃因陽處父黨於趙氏,強行將本在趙盾之上的賈 季改換;趙盾執政的代價,乃是造成晉國大夫間長久的不協與鬥爭。趙 盾的能力或許無可懷疑,但過早超升高位,執掌國政,其時機之當否, 則要另當別論;而晉國自晉文公時建立的優良傳統─各卿大夫間互相 推崇、禮讓的美德─此時似乎也已不再。14趙盾此種外在行為表現優 異,卻又隱藏某些矛盾而複雜的情況,在迎立新君一事尤為明顯:趙盾 本欲擁立出身秦國而年長的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 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 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15,說得正大光明,實際上必定牽 涉各方勢力間的拮抗,如賈季之欲立公子樂;趙盾後來雖排除了這個障 礙,卻更有另一派擁立年幼的太子,《文七年.左傳》載: 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 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 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 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卷 19 上,頁 13 下-14 上) 穆嬴以一婦人之力,竟能讓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畏逼」而臨時改 命,背後可能牽連更龐大的權力鬥爭,恐非單純僅憑穆嬴一婦人之啼哭 14 關於晉臣─尤以趙盾之父趙衰為代表─之薦賢、讓賢,可參拙撰:《晉史蠡探: 以兵制與人事為重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張 以仁先生指導)〈下編.第一章〉,頁 195-196、206-207。 15 《文六年.左傳》,卷 19 上,頁 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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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辦到。此一改變若和平落幕,立太子倒也名正言順,但趙盾的處理 方式卻是「潛師夜起」,「敗秦師」,讓原本只是要送公子雍返晉的秦 軍莫名吃了敗仗悶虧,16使得秦、晉兩國接連數年爭戰頻仍,也使晉國 重要的大夫先蔑、士會先後奔秦,晉材秦用,讓晉國吃足苦頭,17凡此 可說皆由趙盾一意孤行之不當決策有以致之。在種種事件中,隱隱可見 趙盾的銳意作為似已逐漸轉為「專擅」與「獨攬大權」。文七年(晉靈 元年,620 B.C.)《左傳》記述了本應位居趙盾之上的賈季對狄相酆舒 的一段話: 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 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卷 19 上,頁 15 上) 「冬日之日」,和煦溫暖,人人企盼,賈季之肯定趙衰毫無疑問;但以 「夏日之日」評趙盾,堪稱奇異而矛盾。太陽的光與熱固為人人所需, 但出現在炎炎夏季,酷烈灼人,當然令人畏懼趨避,故杜《注》云「夏 日可畏」18。此一比喻意象近似《淮南子.本經》、《莊子.齊物論》 「十日並出」而萬物皆燒灼的境況;有德固然可取,但若「自以為有德」, 並以己見為唯一價值,則不免有憾。19 16 《文六年.左傳》:「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 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 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卷 19 上,頁 14 下-15 上) 17 如上述魯文十二年秦、晉交戰,秦康公即聽從士會的建議而擊敗晉軍。 18 《左傳正義》,卷 19 上,頁 15 下。 19 《淮南子.本經》:「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837)類似但較正 面的比喻亦見《莊子.齊物論》:「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 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唯莊子以「有德者」勝於日。 十日並出,萬物雖無不得其所者,然有德者尚猶重德化而不重爭伐。說參王師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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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盾形象,似正包含此二特質:一方面頗思有所作為、能力才幹亦 足;另方面卻會偶因私人因素,而在不當時機做出錯誤決策,既以己見 為是,則不復考慮他人立場,使得「堅持」變成「專擅」。這在趙穿弒 君後,趙盾旋即反朝、復職、用穿、立君一連串的作為上表現得最為明 顯。太史明白指責其「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趙盾慨嘆自己於國有懷 故未出境,尚勉強可說,但對「不討賊」卻全未回應。《左傳》對弒君 的態度並非愚忠,對晉靈的負面描述甚至遠過趙盾,但趙盾竟派弒君之 臣迎立新君,無論如何都稱不上完善的處理方式,徒然顯示趙盾所愛 者,雖弒君亦不必懼,趙盾所惡者,雖母國而無立錐之地。 晉在趙盾執政期間(魯文六年、晉襄七年~魯宣七年、晉成五年, 621 B.C.-602 B.C.),由立靈公、景公的紛擾、秦晉間的爭戰、國內卿 大夫間的爭權、趙盾請以趙括為公族等一連串事件看來─除了趙穿弒 君一事較為模糊外,背後隱然可見的趙盾意志幾乎無一環節不起著決定 性的作用。20由此論之,弒君者固為趙穿,但趙穿乃粗莽武夫,以意志 決定事件的發展,導致弒君者,尚須追索至趙盾身上。太史書「趙盾弒 其君」固未盡符合事實真相,但若書「趙穿弒其君」,又焉能顯現晉國 數年間風波不斷的根源?

(二)崔杼及其黨羽

崔杼初登場,即為「寵臣」形象,魯宣十年(599 B.C.)時,因齊 惠之卒,而遭高、國二氏放逐,21其中原因或許與五十一年後(魯襄廿 五年)晏子「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之說類似,即崔杼根本只是國君的 岷:《莊子校詮》(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專刊之 88,1988),頁 79。 20 關於趙盾擔任國政二十年間的重大作為及其影響,可參拙撰:《晉史蠡探)〈下編. 第三章.第三節〉,頁 369-378。 21 《宣十年.左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 奔衛。」(卷 22,頁 1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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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暱」,不見容於其他朝臣,一旦君死,非殉則奔。至於崔杼回國之 後,與趙盾一樣,自也經過立君的鬥爭與排除異己。雖同為驅除異己, 趙盾的做法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22;崔杼之殺高厚則是 「兼其室」23。僅此一事,即可見趙、崔二人雲泥之判。 崔杼弒君,出於私怨,已見上述。在誅除異己之後,崔杼更堂而皇 之的擁立新君,盟諸大夫。《襄廿五年.左傳》載: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 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 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 有如上帝!」乃歃。(卷 36,頁 6) 若非晏子及時阻止,則舉國將唯崔、慶是與─同於崔杼視國君、社稷 如無物─晏子的這番仰天長嘆,與鉏麑死前的喟嘆可謂同工而異曲, 都傳達出以民為主、唯社稷之利是圖的觀點,兩者恰好分別映襯出一正 一反的趙盾與崔杼。 諷刺的是,崔杼因私怨而弒君,最後也亡於私怨。《襄廿七年.左 傳》載崔杼之子崔成、崔彊、崔明與棠無咎的鬥爭云: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 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 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 22 《文六年.左傳》:「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卷 19 上, 頁 10 下) 23 《襄十九年.左傳》:「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 君於昏也。」(卷 34,頁 6 下-7 下)

(18)

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 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 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 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卷 38, 頁 15 下-16 上) 導致崔杼弒君的部分原因是東郭姜,而導致崔杼三子間兄弟鬩牆的則是 東郭姜之弟與子。《左傳》在襄廿五年便有卜筮預言。24崔杼因貪戀美 色而不聽勸諫,終於導致崔氏內鬥;與崔氏共掌朝政的慶封則隔岸觀 火,等待「崔之薄,慶之厚」的時機來臨: 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 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 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 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 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 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同上,頁 16) 崔、慶共執朝政,雙方自有許多角力與對抗,崔杼竟愚蠢至認為慶封可 以信賴。慶封初則虛與委蛇,終如入室之狼,乘機族滅崔氏。由國人願 意幫助慶封誅族崔氏觀之,崔杼於國內真可謂舉目無親,眾叛親離。而 崔杼之死,依然無關國家大事,乃因私暱、家事而落得卜辭「無歸」的 下場。《左傳》甚至以極其諷刺的文筆,在襄廿八年(齊景三年,545 B.C.) 敘述崔杼慘遭戮屍的下場: 24 說已見本文之〈一〉。

(19)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 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 「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齊人遷莊公,殯于 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卷 38,頁 30) 獻出崔杼之屍的正是崔杼家臣,但此人的動機並非出於道德上對崔杼的 貶抑或厭棄,只不過是貪圖崔杼的「拱璧」罷了。齊莊遭弒,仍有臣子 願意殉死;崔杼則連一個真正親近、有感情的家臣也無。相較而言,「私 暱」尚有一點感情基礎,「喻於利」豈不更加悲慘!《左傳》對崔杼的 貶抑,透過層層敘述,即可見其本然,不煩「君子」/「仲尼」再贊一 詞。 綜合而言,讀者由《左傳》得到的趙盾與崔杼形象差異極大,其關 鍵蓋即在於是否「為民、為社稷」,這同時也反映了《左傳》的價值觀: 趙盾雖嫌專擅,也導致國君被弒,但其出發點並非為了私怨、私利。換 言之,趙盾「制事典,正法罪」等為國家生民著想的作為,讓他能將功 抵過,也讓《左傳》在敘述其弒君時不惜追述「靈輒報恩」,甚至搬出 難為人知的「鉏麑之嘆」,並以「孔子曰」「良大夫」之評來型塑趙盾 的正面形象。相對的,崔杼不論國事家事,無一不牽扯私利、私怨。《左 傳》對齊臣的描繪,除晏子外,也都偏向於呈現「各私其私」的形象, 不僅崔杼,即連其同黨賈舉、東郭偃、崔明等子嗣,乃至崔氏家臣、同 僚慶封等人,皆各懷私心私慾。正因如此,當唯一「為公」的晏嬰發出 「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的仰天長嘆,才如此石破天驚、正義凜然, 令諸大夫不敢不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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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左傳》對「弒君」的態度與評論

《左傳》弒君敘事的情節安排與人物刻劃,經由〈二〉、〈三〉節 的論析,其特色大致可明;茲進而探討《左傳》「弒君敘事」的意義/ 主題。 由社會、政治角度言,「弒君」乃君臣倫理的破壞與崩解,牽涉「德」 /「位」間的辨證關係,亦即國君若據位失德,固然不該,但這能否成 為權臣/能臣,廢君、弒君的方便藉口?換言之,道德、正義的伸張, 若與宗法傳統、政治制度衝突時,既重禮制,又富人文精神與道德關懷 的《左傳》,究該持何種態度/立場敘事?又如何進行褒揚貶抑? 若由思想角度言,則與《春秋》、《左傳》息息相關的孔子思想, 在面對弒君議題上,二者亦有若合符節的呼應:《論語》揭櫫的先秦儒 家思想特質大致有二:在公領域方面,強調社會、倫理秩序的維護;在 個體層面上,則發揚「人」的內在價值與生命意義。兩者相輔相成,追 求在「公/私」、「群/己」、「公共體制/個體意志」等看似相對的 命題中,建立一個貫通的價值觀,既讓個體價值得以發揮顯揚,亦不擾 亂公共秩序;同時,個人價值觀不能陷於偏私而否定他者的生命樣態與 存在,社會秩序的維護也不能淪為教條或權柄而持禮/理殺人。此種理 想追求在《論語》中處處可見,但在現實世界,則往往難以兩全。班固 曾言《左傳》「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25,但「空言」 為易,「見諸行事」時,是否真能事事深切著明?既要處理真實發生的 史事,勢須面對上述的可能矛盾。以弒君事件而言,牽涉到「德」/「位」 間的辨證,在深層意義上,正觸及上述儒家思想所關注的兩個面向。在 趙盾/崔杼的弒君事件中,正可看到當儒家理想面對現實情境時,《左 氏》在公共倫理秩序與生命道德價值間的辯證與取捨。 25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4 景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藝文志〉 「六藝略.《春秋》」,頁 1715。

(21)

在崔杼弒君事件中,讀者不斷看到的是齊國權臣間的鉤心鬥角,以 及一連串自私自利之舉:崔杼因私欲而強娶寡婦,為私怨而弒君,終亡 於與慶氏的私鬥;賈舉因私怨而賣主,崔氏家臣為求利而獻屍,乃至崔 明、崔彊諸子因爭利私鬥以至於身死族滅。《左傳》所呈現的,正是對 其人其黨自私自利而隳毀公共倫理秩序的嚴厲批判。在「崔杼弒其君」 事件中,只有晏子一人,為「人民社稷」喟嘆,為社會大公、倫常秩序 代言。此處《左氏》對弒君的態度,顯然是「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 亦即站在社會、政治倫理的立場,批判齊國的昏君與權臣因私心私欲而 抹殺他人的生命與存在價值,同時也毀壞了君臣倫理,造成國家社會的 動蕩不安。《左傳》鋪陳「崔杼弒其君」,由原因、細節,以至人物形 象,「私欲」無疑是貫串其間的主線,不論弒君之臣或昏淫之君,皆忘 了社稷人民的公利,而將一己的私欲無限上綱,輕易否定他人的存在; 《左氏》化身晏子,站在維護公共倫理秩序的立場,對兩造皆加貶抑。 由此可見《左傳》對弒君的開放態度:並非純然站在君權至上的立場講 「愚忠」,26亦非站在功利的立場論成王敗寇,而是考慮君臣雙方是否 克盡對社會、國家、人民的責任。 如前所述,讀者由《左傳》感受到的趙盾與崔杼形象之所以有正反 之差異,其關鍵正在於是否「為民、為社稷」。不過,正因崔杼弒君事, 不論君臣,幾乎都是自私自利之徒,《左氏》自可名正言順站在大公無 私的立場進行褒貶;但當遇到弒君之臣其實一心「為民、為社稷」,或 實為有德之人─如趙盾─而被弒之君相較之下簡直死有餘辜時,則 《左氏》似乎就要面臨立場抉擇的兩難。 《左氏》關於「趙盾弒其君」的評論,主要見於晉太史與「孔子曰」 兩段言語。晉太史對趙盾持貶抑態度,由「亡不越竟」、「返不討賊」 26 《國語》亦有類似之論,見〈魯語上〉,《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頁 182,文長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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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點提出批判。晉靈不君,確屬有位而無德;但太史直斥趙盾「子為正 卿」云云,也尖銳點出趙盾身居正卿之「位」,既返國而不討賊,一樣 有虧職守。此處晉太史的立場,與《左傳》批判崔杼弒君類似(詳下), 即訴諸公共體制的維護責任。換言之,國君固然無德,但作為臣下而自 據有德,以君弒為理所當然,終是「夏日之日」,自不宜一味稱許;若 因君主死有餘辜,遂推崇趙盾,恐將導致「能臣作亂有理」的結論,致 使維持社會穩定的倫理制度趨向崩毀。 相對的,「孔子曰」的評論,則有不同的傾向/立場:細究「孔子 曰」之言,可發現若干與《春秋》、《左傳》,乃至《公羊》、《穀梁》 互為補充之處: 首先,《春秋經》書「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27。若《春 秋》義例為「稱名以貶」,而《經》書「趙盾弒」,則「孔子曰」稱美 「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便與經文的貶抑立場有異。 其次,關於趙盾為何受弒君惡名。「孔子曰」認為乃「為法受惡」, 此自應解為趙盾因董狐「書法不隱」而受弒君「惡名」,但此論僅停留 在「書法」層面,猶未指出內在原因。試較諸《公》、《穀》:《宣六 年.公羊傳》云: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 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 「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 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 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28!』」29 27 《左傳正義》,卷 32,頁 6 下。 28 [清]阮元:《公羊注疏校勘記》:「『此非弒君如何』:《唐石經》、《鄂本》 同;《閩》、《監》、《毛本》改『而何』。按:『如』當讀『而』。」(卷 15, 頁 3 下)

(23)

《公羊》以「不討賊」解釋趙盾受弒君惡名的原因,立場同於《左傳》 之太史董狐。《宣二年‧穀梁傳》云: 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 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 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 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 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 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 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 見忠臣之至……」30 《穀梁》雖以「忠臣之至」稱許趙盾,又以「過在下」解釋趙盾弒君; 但其「反不討賊,則志同」云云,亦隱然認為趙盾同意(志同)趙穿弒 君。二傳皆深入探究趙盾心意,雖不一定能作為「趙盾弒其君」最真實 而唯一的原因,但至少提供了可能的解釋,且踵承經文的貶抑立場。《左 傳》的敘事也持相同立場,但表現較為隱約:面對太史的指責,趙盾引 《詩》感嘆,看似無辜,實際上僅回應「亡不越竟」,對「返不討賊」 完全避而不答,《左傳》立刻接寫「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顯見趙盾對趙穿這個弒君之「賊」不僅無意討伐,甚至還加重用。此種 敘事安排,隱約透露出一定程度的貶抑。「三傳」各有不同的解經方式, 但批判趙盾「不討賊」的立場則頗一致,且以此聯繫趙盾遭太史/《春 秋》書「弒君」之因。相較之下,「孔子曰」云云反而顯得較為籠統, 且竟與趙盾一樣,只針對「亡不越竟」而發,對「返不討賊」未置一辭, 29 [唐]徐彥:《公羊注疏》,卷 15,頁 10 上-11 上。 30 [唐]楊士勛:《穀梁注疏》,卷 12,頁 3 下-4 下。

(24)

此處「孔子曰」立論與《春秋》、「三傳」全異,頗耐人尋味。 復次,就《左傳》呈現的人物形象言,「良大夫」顯不足以概括趙 盾的所有面貌。31趙盾雖未弒君,但他返回朝廷後「不討賊」,對弒君 的趙穿破壞公共秩序,悖離宗法綱常的行為形同默認。晉國內部的情 形,《左傳》並未詳述,盾、穿之間,以至於趙氏與其他國人、大族間 關係如何?是否有難言之隱?凡此種種,皆未可知。但趙盾其人,依《左 傳》所記,本在良善與不善之間,32雖非惡臣,亦恐非全無瑕疵之「良 大夫」。值得玩味的是,「仲尼曰」在昭廿九年(晉頃十三年,513 B.C.) 再次提及趙盾: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 范宣子33所為刑書焉。 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 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 31 說已詳本文之〈三〉。 32 趙盾種種作為,本文大體均僅簡單述及。茲再補《文十四年.左傳》一段記載:「晉 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 而弗從,不祥。』乃還。」(卷 19 下,頁 16 上)趙盾雖能採納邾人之言而收兵, 不仗勢「八百乘」兵力,但一開始未能周詳審度,徒然勞師動眾,終非全善,此 事《春秋經》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卷 19 下,頁 13 下)稱「晉人」, 可見其貶意。趙盾處於善與不善之間的形貌亦可由此窺豹一斑。 33 或據此以為「仲尼曰」所論者乃「范宣子」。獻案:「范宣子」當作「趙宣子」,即 趙盾,「范」字或誤或衍。「范宣子作刑書」,《經》、《傳》未載;《文六年.左傳》 載趙盾執政時「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大師賈佗, 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其中「制事典,正法罪」可能即有刑法見書,「使行諸 晉國,以為常法」亦為一證。其次,「仲尼曰」所稱「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 之亂制也」,當指趙盾超升事,故知此文當指趙盾。說參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 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讀左傳隨筆〉,頁 8075-8077;並參拙撰: 《晉史蠡探》,下編,第三章〈國政述論〉,注 58,頁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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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 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 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卷 53,頁 11 上-12 下) 此一「仲尼曰」乃批評晉大夫趙鞅、荀寅「鑄刑鼎」事,遂溯及趙盾執 政,批評其為「晉國之亂制」,由此可見孔子並非不知趙盾為政的負面 性。若然,則或可如此理解:宣二年「孔子曰」之「良大夫」云云,乃 針對趙盾「不忘恭敬」、「得人」等面向而發,屬於對其「個人才德」 的評論,而非針對制度面或整體局勢評論;昭廿九年之「仲尼曰」,則 係針對趙盾為政的「亂制」,批評其對國家體制的負面影響。此種現象, 可以推斷乃因「仲尼曰」/「孔子曰」屬《左氏》擷取之片面言談紀錄, 故對象雖同,在針對不同面向/議題時,即產生不同的評價。34這樣的 評論之辭顯示《左傳》以歷史敘事體裁,試圖完整而多面向呈現人物形 象的用心,透過《左傳》周延的敘事,讀者對《春秋經》「何以貶盾」 與「仲尼曰」「何以褒盾」,便都能一窺究竟,了然於心。 論者或以為《左傳》的「孔子曰」/「仲尼曰」均屬作者假托之「重 言」;但以趙盾弒君之例觀之,「孔子曰」的內涵與《左傳》敘事意義 實各有偏重,對趙盾的褒貶也不盡一致。35「孔子曰」乃就趙盾個人之 才德褒賞其為「良大夫」,對其導致弒君則避而不談,至多表示惋惜而 已;《左傳》則除了呈現趙盾的正面形象外,也不隱其惡─透過敘事 細節的安排與太史的言論指責趙盾之過錯與罪責。 更值得探討的是:《左傳》中並存的「孔子」之稱美與「太史」之 責讓,究竟孰輕孰重?「孔子曰」的論述雖與《左傳》敘事有所不一, 但是否也傳達儒家思想的其他面向或特質?「孔子曰」一段,明顯透露 34 說詳拙撰:〈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臺大中文學報》(臺北:臺大中文系), 第 33 期(2010 年 12 月)。 35 可參拙撰:〈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之〈四〉「仲尼曰」的敘事策略及其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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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趙盾的惋惜之情。此處無德的晉靈已被置而不論,真正被凸顯的,一 是代表公眾秩序、維護公共倫常的太史,一是代表個體生命發揚、銳意 作為的趙盾,兩者正呼應著儒家最注重的兩種價值觀,而「孔子曰」皆 稱美其「良」。趙盾以狄女之子的身份,36憑著個人的才能與努力,使 晉國得以大治,豈不正是個人生命力最自覺、美好的展現?相對而言, 董狐守太史之職,訴諸社會責任與國家秩序,秉筆直書,也正捍衛著儒 家所重視的社會倫理。二者皆「良」,卻偏偏在現實中相衝突:在趙盾 個人的才幹作為與「不討賊」的破壞倫常秩序之間,《左傳》究該如何 取捨?這或許可由趙盾的長歎中得到說明: 宣子曰:烏呼!《詩》曰「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 綜觀所有事件,可知趙盾之「懷」,確係心懷晉國,恭敬為民,而非為 一己私欲,懷利貪權;但因與國君不諧,又因才幹超卓而導致專擅的個 性,種種內外因素交織之下,竟致國君被弒,其性格與作為的矛盾衝突, 正是「自詒伊慼」的寫照。這兩句詩傳達的無奈情緒,也正是《左傳》 評價趙盾的困境:較諸晉靈,趙盾當然有德有能,實該受到同情、肯定; 與弒君作亂的趙穿相較,趙盾的直言屢諫,最多只能說是「犯上」,而 「犯上」乃儒家思想可以容許的「事君之道」。37但即便如此,並不代 表「弒君」能被合理化,也不能因此而容許君臣倫常在趙盾的事例中被 破壞;趙盾再如何才幹卓絕,也不能包庇趙穿,更不能因此斷定晉靈該 死。這在現實中或許頗為不切實際,但對生命抱持極其尊重的態度,也 確屬儒家思想的特質。 36 《宣二年.左傳》:「趙盾……曰: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卷 21,頁 14 上) 37 《論語.憲問》:「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宋]邢昺:《論語 注疏》,卷 14,頁 1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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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矛盾中,若說《春秋》屬「斷」而《左氏》為「案」,38 於「趙盾弒其君」這一「斷」辭,《左傳》終究不能求為趙盾一人翻「案」 而破壞公共秩序與倫常價值,但至少在其敘事中,已盡力鋪陳趙盾之美 善:趙盾畢竟不像崔杼連殺二太史,而且在聽聞太史一席斥責之言後, 便彷彿意識到自己正身處社會倫常與個體生命兩種價值間的矛盾─ 「其我之謂矣」,正是明顯的自覺─進而承擔起「弒君」罪名。「孔 子曰」的稱讚與歎惋,乃針對趙盾的良善面而發,但個人的精神與生命 即使如太陽般發光發熱,終不能悖逆公共體制,故不能「免」於背負「弒 君」惡名。趙盾自己的一番話,早已涵蓋此意;同時,這也顯示出《左 傳》的兩難與最後的取捨:藉助敘事鋪排,力求將兩造立場完整呈現, 既不違背經文大義,又藉由趙盾自己—當然也可能出自《左氏》匠 心—呈現其生命的自覺與承擔。太史「趙盾弒其君」之判與趙盾「不 討賊」之罪,正由《左傳》敘事得見其詳;同時,趙盾身為一「良大夫」 的生命自覺與內在價值,若無《左傳》刻畫,恐亦難以彰明顯揚!過常 寶亦以趙盾弒君之例說明《左傳》的筆法及其史官精神: 趙盾以自己的榮譽維護了史官的話語權。那麼,史官對此不能視 而不見,史官於是又在「傳聞」文獻中載錄了「鉏麑之歎」,一 方面是為了真實地再現趙盾的面貌,還趙盾一個公道,另一方面 也是為了將《春秋》筆法中所隱含的意義清晰地指示出來,它和 《春秋》是一種相互支持、相互闡釋的關係。……「趙盾弒其君」 的書例也說明,即使在正式的「典策」之史中,史官也是將觀念 置於事實之前的。39 38 [元]楊維楨:《東維子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春秋左氏傳類編序〉: 「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也。欲觀經之所斷,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 而後是非見、褒貶白也。」(卷 6,頁 44) 39 過常寶:《原史文化及文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第四章《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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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氏指出《春秋》微言、《左傳》敘事與「仲尼曰」論評之間相互補足、 支持的價值觀,雖然三者各就不同面向敘述/評議史事,但貫串其間的 史官精神卻是一致的,堪稱「和而不同」。 綜而言之,《左傳》處理弒君事件,實遠紹《孟子》認為孔子作《春 秋》之初衷: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40 在君臣、父子等倫常價值隳壞的時代背景下,自以維護公眾秩序為第一 要務,此由《左傳》對崔杼等人的批判即可窺見一斑;但《左傳》對個 體存在的價值與人類生命力的顯美發揚也未忽略,此由其評價趙盾看似 矛盾,實則力求兩全的敘事中,亦宛然可見其精神所在。雖然《左傳》 對弒君議題並未鮮明表現出如孟子「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41 絕對德治主義與仁義「效用化」思想,42卻確實傳述了《春秋》的「大 義」與「微言」。43

五、餘論: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左傳》所載弒君事件自不止趙、崔二例,如魯宣十年(599 B.C.) 夏徵舒之弒陳靈、魯成十八年(573 B.C.)欒書、荀偃之弒晉厲、魯昭 傳》研究〉,頁 173-174。 40 語見《孟子.滕文公下》,[宋]孫奭:《孟子注疏》,卷 6 下,頁 4 下。 41 語見《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注疏》,卷 2 下,頁 3 上。 42 參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 175。 43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在現實環 境中所作的改良性的主張,這是孔子的『大義』。不考慮現實環境,而直就道理的 本身立說,這是孔子的『微言』。」(頁 64)徐先生之言「現實環境」與「應然道 理」正呼應本節討論議題,故援引其說以為佐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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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七年(515 B.C.)吳公子光之使專諸弒王僚,皆為顯例;但只有趙盾、 崔杼的弒君,《左傳》載述了趙、崔二人對太史所記的不同反應,讓原 本應該隱身幕後的「歷史書寫者」,有了說話與行動的舞台。若以《左 傳》所記為真,則太史能刻意將其所書「示於朝」,顯示當時史官不僅 是被動的記錄者,也是主動的批判者。董狐「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 不討賊,非子而誰」,斥責堪稱痛快淋漓;齊太史家族「其弟嗣書,而 死者二人;其弟又書」,與南史氏義無反顧「執簡以往」的堅守書法正 義,形象皆鮮明而耀眼。在如此「書法不隱」的光照之下,趙盾與崔杼, 不論其人臧否,都已相形失色—太史正氣凜然的形貌,幾乎蓋過了歷 史要角!進而言之,「弒君」這樣的大事件,實際上也正是劇烈變動時 代的縮影,歷史書寫者面臨的困境並非「寫什麼」,而是「如何寫」— 在筆削之中,這些歷史書寫者堅持著某種永恆的價值觀來面對不斷變形 的時代。 《左傳》的載錄史事,正顯示了此種史官的堅持:同為「歷史書寫 者」,當《左氏》一字一句記述前代史官遭遇弒君事件而毅然決然、書 法不隱的書曰「趙盾弒其君」/「崔杼弒其君」時,無疑呈現了中國歷 史敘事的血脈相沿:面對前朝史官所「書寫的歷史」,《左氏》作為更 後代的記錄者、批判者,又該以何種「歷史的書寫」始能延續、發揚此 種批判精神?此種精神與堅持,除了由這些被載錄的「古之良史」身上 可見之外,《左氏》更善用其高超的敘事技巧,一方面透過敘事情節的 安排,無形中作出某些歷史解釋,使其褒貶邏輯更為完足;另一方面, 更讓一個個人物或正或反的投射出某些價值觀與批判性,最後則聚焦在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 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等似喟嘆又似 讚嘆的語句中。這些文字細微而深刻得令人無法認為《左氏》未於其中 寄寓自身的想法/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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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敘事的特色,正是重在此種精神價值的延續:書寫者唯有 親身繼承前人「書法不隱」的精神,才能書寫歷史,同時也因自身擁有 高妙的敘事才具,始能落實,進而發揚此一貫大義。此種看待歷史的態 度,似也能與近代以降的西方史學理論搭起某些連結,如西方敘事/後 設理論檢討歷史與虛構間的關係,反思所謂「歷史的真實」44;但以傳 統中國史學論之,在「歷史真實」與「倫常價值」之間,與其斤斤論辯 不可復原的「真相」,中國史家永遠寧取後者,求索恆常不變的倫理關 懷與精神價值;西方現代史家慮及敘事技巧在史學作品中不可忽視的作 用,其實在《左傳》的情節佈局與人物刻劃,及其對種種弒君議題的直 接、間接敘述、評論中,早已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實踐。45 附識:本文二、三節之初稿,乃筆者 2008 年「敘事理論與實踐─以 《左傳》為對象」課程,蔡瑩瑩女弟之期中讀書報告。經師生反 覆討論,互有爭讓,第一、四、五節遂生焉;初稿曾於 2009 年 6 月 26 日「當代經典詮釋多元整合教學研討會」(臺大中文系 主辦)宣讀,蒙臺大歷史系古偉瀛教授謬賞;嗣後又數易其稿, 瑩瑩女弟謂已遠過原貌,堅持共同列名發表:用誌其始末,以示 不敢掠美。又,本文修訂稿蒙《國文學報》二位不具名審查委員 謬賞,並惠賜卓見,謹此一併誌謝。 44 西方敘事/後設理論不勝枚舉,可參拙撰:〈敘事理論與實踐─以《左傳》為對 象.敘論〉,於「經典詮釋教學與研究方法座談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 辦,2008 年 4 月 12 日)宣讀。 45 可參拙撰:〈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文學報》 (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系),第 32 期(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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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文獻

(一)古籍: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新安書局,1972 景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4 景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 [三國.吳]韋昭:《國語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唐]孔穎達等:《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景清‧嘉慶 20 年 (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 [唐]徐彥:《公羊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景清‧嘉慶 20 年江西 南昌府學刻本。 [唐]楊士勛:《穀梁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景清‧嘉慶 20 年江 西南昌府學刻本。 [宋]邢昺:《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景清‧嘉慶 20 年江西 南昌府學刻本。 [宋]孫奭:《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景清‧嘉慶 20 年江西 南昌府學刻本。 [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臺北:古亭書屋,1969 景明治 44 年(1911) 日本明治講學會重刊本。 [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東京:東京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昭和 7 年(1932)。 王叔岷:《史記斠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專刊之 78,1982。 王叔岷:《莊子校詮》,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專刊之 88,1988。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元]楊維楨:《東維子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二)近人論著:

李隆獻:《晉史蠡探:以兵制與人事為重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張以仁先生指導。 李隆獻:〈敘事理論與實踐──以《左傳》為對象.敘論〉,「經典詮釋教學 與研究方法座談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08 年 4 月 12 日)宣讀。

(32)

李隆獻:〈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文 學報》32(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系),2010:31-78。 李隆獻:〈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臺大中文學報》33,2010。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 過常寶:《原史文化及文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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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rration of Regicide in the Zuozhuan 左傳:

Taking Zhao Dun 趙盾 and Cui Zhu 崔杼 as Examples

Lee, Long-shien Tsai, Ying-ying

(Received June 27, 2010 ; Accepted October 25, 2010)

Abstract

The deaths of the rulers of Jin (晉) and Qi (齊), at the hands of their prominent ministers Zhao Dun and Cui Zhu respectively, were high-profile regicide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22-468 B.C.). The Zuozhuan narrates these two instances of regicide in particularly fine detail, because they exemplify the problems of social order and personal character taken up by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s the heart of its concern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employed by the Zuozhuan to play out these concerns. Firs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factors leading up to the regicides. Then it proceeds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figures of Zhao Dun and Cui Zhu as portrayed in the Zuozhuan. Subsequently, it explores the various attitudes toward regicide as held by different characters within the text, so as to present the Zuozhuan’s efforts at establishing a position with regard to the difficult balance between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and encouraging the assertion of personal talent and ability.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efforts are such that the Zuozhuan both affirms individual endeavor and upholds the stability of lord-minister relations as, ideally-speaking,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Examining the interplay and tension between these twin values will also help us better appreciate the following: the foundation of Pre-Qin Confucian ideals reflected therein; the standards of judgment exercised by the Chunqiu (春秋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narrative qualities of the Zuozhuan; as well as the Zuozhuan’s composite use of a range of opinions from different commentators—such as the Gentleman (junzi 君子) and Confucius (Zhongni 仲尼)—to put together its system of ethical principles. Lastl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referencing Occidental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 and narrative theory can also shed light on the properti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Zuozhuan as a historical narrative with ethical purposes: that is, though the course of history may flow on, with its turbulences and changing circumstances, the Zuozhuan insists on searching for laws of constancy in their midst, because it refuses to relinquish its power to arbitrate between good and evil as a historical witness.

Keywords: Zuozhuan, Narrative, Regicide, Zhao Dun, Cui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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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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