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新情勢下我國內部國家安全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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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3-278 頁 2003 年 5 月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兩岸新情勢下我國內部國家安全之探討

楊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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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安全」之要務乃在於保障國家領土、人民及其財產免於受攻擊；以及消除國家政治體制和公民價值結構的外在威脅。隨著人類文明的進化及科技的快速進展，國家安全的概念已從過去強調外在因素的直接威脅，逐漸轉化到重視從內部來的安全威脅，包括許多內發性及外發性的內部不穩定因素。半世紀以來，中共對台政策的指導原則是「關於祖國的統一，將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也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然而，在過去一段時期，中共的統一理論幾乎都是把重點擺在「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也就是建立在「如何把兩個分立的政府『整合』為一個政府」－－「整合理論」。可是，這種依據「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對台戰略方針，在民進黨正式執政之後，證明徹底失敗；不僅對「祖國統一」沒有絲毫的進展，就連「一個中國」的立場都被推翻，半世紀來的對台工作簡直是倒退到幾乎被完全否定。所謂「事實是檢驗真理的唯一標準」，儘管中共仍維持「和平統一」的基調，但也同時確立戰術路線必須改弦更張的認識，把重點轉移到「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上面；在「統一理論」方面，將放棄「整合理論」，重新拾回過去的「革命理論」。具體的戰略方針就是「和平統一戰線」及「解放台灣人民」；至於戰術的工作就擺在「設法打掉兩岸之間有形和無形的疆界」，讓大陸的影響力以明的或暗的方式登陸台 *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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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徹底從政治、經濟、心理各層面交互轉化。而最近所顯現的機會即「兩岸三通」及「兩岸都加入 WTO」。另一方面，台灣正值政黨輪替，由於新政府缺乏執政經驗及缺乏充分的執政準備，國家發展的推動一直未能順利。值此之時，中共又持續從不同的方向施壓，對台灣而言，可以說是內外交迫、情境窘迫。處此窘況之下，台灣也不得不表達一定程度的善意，如戒急用忍政策的調整、小三通、大三通及各種開放政策等。然而，應困、應急的開放政策無異是把兩個獨立政體的對抗情勢，轉化為單一體系內的革命型態，等於是被吸入其體系內，然後再任其「和平演變」一樣，剛好迎合了中共「和平統一戰線」及「解放台灣人民」的戰略，即符合中共「統一理論」的革命形勢。我們如果不能儘速深入探討其理論，並研究反制的理論，將無法形成反制的行動，我國家安全顯然堪慮也。關鍵詞：國家安全、整合理論、革命理論、解放人民、和平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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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家安全的意義

一般而言，「安全」一詞可以定義為，一個主體，包括區域、國家、團體或個人，為維護其生存價值與內部個體的福祉，使其免於受到任何可能威脅的努力和成果。如果從國家的層次來看，「國家安全」之要務則是在於保障國家領土、人民及其財產免於受攻擊；以及消除國家政治體制和公民價值結構的外在威脅 1 。隨著人類文明的進化及科技的快速進展，國家安全的概念已從過去強調外在因素的直接威脅，逐漸轉化到重視從內部來的安全威脅，包括許多內發性及外發性的內部不穩定因素2。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為人類經歷了多次的戰爭與對抗之後，終究認知到，縱然武力征服，亦無法真正有效地擴大征服者的福祉；二者由於科技的快速進展，武器的殺傷力超出了人們的想像，武力征服的代價太高，而被征服者也被戰爭破壞殆盡，沒什麼好處可剝削了，認真算起來還常會「得不償失」。所以，當代大部分國家對於國家安全的相對競爭，都傾向於「間接攻擊」和「主動防禦」。而事實上，「間接攻擊」和「主動防禦」乃一體之二面，都是深入對方內部從事顛覆或防禦的工作；手段上，都是採取政治性和經濟性的柔性手法，配合當地的社會背景做巧妙的設計，亦即一般所謂的「和平演變」及「反和平演變」是也。基於這樣的發展趨勢，無論是攻或防，國家安全的意義應該是要擴大為「國家利益之維護」；而針對新時代的需求，紐克特南（Donald E. Nuechterlein）將「國家利益」歸納為四個層次，分別為生存利益（survival interest）、致命性利益（vital interest）、主要利益（major interest）及周邊利益（peripheral interest）3。關於生存利益，一般認為是當事國遭遇立即而明顯的武力攻擊；相對而言，致命性利益是指當事國的政治、經濟或人民福祉受到了嚴重的威脅，但還不至於達到「立即而明顯」，換句話說，致命性利益的威脅是比較潛在、很可能發生但不立即，與生存利益的差別是在於時間上的輕重緩急。過去以來，總是只把敵對國的軍事攻擊歸為生存利益，而認為政治、經濟、社會心理等層面的威脅不會產生「立即而明顯」的效應，所以都將之歸為致命性利益。然而由於當代交通及通訊科技的高度發展，有形和無形的空間已然緊縮，時間亦高度緊湊，各國在上述這些層面的互賴也非常緊密，因此其威脅常常會在特殊的時空狀態下，突然從「潛在而不立即」的狀態轉變成「立即而明顯」的威脅。只不過，武力的威脅，其「立即而明 1

Terry L. Deibel, “Strategies Before Containment,” in Sean M. Lynn-Jones & Steven E. Miller, ed al, America’s Strategy in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2),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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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復國，〈綜合性安全與國家安全：亞太安全概念適用性之檢討〉，《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2 期，民國 88 年 2 月，頁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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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E. Nuechterlein, ”America Recommitted: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rests in a Restructured World,” in Richmond M. Lloyd et al, editor, Strategy and Force Planning (Newport, R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1997), pp.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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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是由外部感受；而政治、經濟、社會心理等層面的威脅，其「立即而明顯」則是由內部感受。所謂「外敵易防，內賊難治」，此乃當代國家安全之新意。也因此，世界各國無不把國家安全擺在內部的安全工作上，以防止內部政治、經濟、社會心理等層面的威脅，由「潛在而不立即」的狀態一朝轉為「立即而明顯」的狀態，因為屆時這種內部「生存利益」的威脅，比外在性「生存利益」的威脅，還更直接、更立即、更明顯，但卻無防治的著力點，其維護亦更為困難。另外從「知己知彼」的思考而言，在「間接攻擊」和「主動防禦」的敵我雙重考量下，國家安全的確保應在敵方攻擊意念發生之前，就要將其消除，亦即伐敵之謀；然而，欲伐敵之謀，首先就要知「敵之謀」，才是我方「主動防禦」之要義也。寰觀世局，不管是從外在或是內部來看，毫無疑義地，中共應是我國國家安全考量上最主要的關切對象。所謂「攻心為上」，如果想要發揮「主動防禦」的效能，就不能不從敵人的思維中去求勝。儘管中共自從推動經濟改革之後，其對外的形象已有了很大的改變，但是其本質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就算江澤民把「三個代表」列入了中共的黨綱4_{，然而其憲法所揭示的「四項堅持」依然不變，或} 許「無產階級專政」的堅持將遲早受到「三個代表」侵蝕而逐漸動搖，但是，「社會主義路線」、「馬列毛思想」及「共黨一黨專政」的堅持應該還是會緊抓不放，尤其在對外的鬥爭策略（包括對黨外及對國外的鬥爭）上不會改變。

貳、共產主義的革命理論

基本上，共產黨的鬥爭策略概都是延伸自列寧的戰略和戰術。列寧曾經針對共產革命的情勢及戰略方針做出指示：沒有革命的理論，就沒有革命的行動。後來事實證明，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推動，幾乎完全根據了馬克思關於社會進化的理論及其政治哲學的理論5，然後根據各國的社會條件與社會心理狀況，從事各項共產革命的組織整建；接著再透過組織的運作，按照不同時、空的需求，做出權變的行動規劃，終得發揮強大的革命力量，建立共產勢力；而這個最後組合成 4 江澤民在 2003 年決定交出國家主席之際，為了樹立其對後鄧時期「經濟建設」貢獻的歷史地位，及確立未來國家發展方針的持續，提出屬於對共產主義重大修正的「三個代表」，表面上是讓共產黨代表「生產力」、「人民利益」及「先進的文明」，事實上就是對無產階級的重新定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體制做關鍵性的修正。 5 馬克思認為社會之所以進化，乃是因為物質的進化；而物質的進化則源自於生產方式的進化。物質的特定生產方式皆有其生產要素，如土地為農業生產的要素；而生產要素的掌握與否，又決定支配階級及被支配階級，進而決定了社會的生產關係結構。基於人性所具有的「極大化自我利益」的本能，支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之間必然形成對立，並不斷地為自我利益從事鬥爭，就在鬥爭的過程中，無形中促使生產方式的改進。這個時候，舊的生產關係結構無法快速轉型以適應新生產方式的關係結構，革命因而爆發。所以，如要促使一個社會革命，就必須在廣大的社會實體內促成新的階級對立；而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先造就對立的階級意識，包括經濟性的生產意識、政治性的權力意識、社會性的群體意識或世代意識等。這一方面的運用，列寧在世界革命的推動上，可以說是得心應手，發揮得淋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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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革命效能的組織，共產黨稱之為「革命第五縱隊」，其意義就是「革命的先鋒」，其任務即在於從事無形的量變（和平演變）到有形的質變（政權轉移）。顯然地，這一種革命策略可以說是真正符合了中國兵法上所説的「藏形於九地之下，動勢於九天之上」：平時做長期的潛伏，從事滲透、情報蒐集、擴大社會不同階級的矛盾與對立、隱性的社會破壞、顛覆既有政權等；一旦時機成熟，再發動鄉村及城市的游擊戰，接應並融入正規戰，鞏固革命勢力，建立共產新政權。這一種革命型式之所以難抵制或反制的原因，在於它看似是一種有形的組織，但一旦碰觸起來卻又變成為無形，甚至於連其組織成員本身都不自覺有這樣的組織存在。主要是因為相對於個體成員而言，其組織並無固定的疆界，顯得過度龐大；相對之下，個人角色及工作就顯得非常渺小，但卻又能讓其工作精神及使命感到特別，願意遵循組織的安排。綜此而觀，這種革命型式在平時是看不見、摸不著其組織形體，但仍能感覺到它的存在，而且又由於它廣泛地潛藏於對手的社會內部，一旦運作起來，往往令人摸不著頭緒、措手不及、束手無策。顯然地，其功能乃蘊育於平時，如果想有效地抵制或反制，勢必也要「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才有可能發揮效果。除了布爾雪維克在俄國的革命之外，二次大戰後許多共產勢力的形成，包括東歐、中國、北韓、北越、以及後來的東南亞國家、古巴、非洲、拉丁美洲國家、甚至美國、西歐國家、日本、台灣等國的內部，也都是根據這樣的革命戰略而完成的。列寧深知共產主義革命最大的阻力將會來自於被視為不容侵犯、毫無妥協餘地的國家主權觀念；換句話說，如果不能穿透國家的籓籬（ national boundaries），共產革命就沒有基礎。一旦對立的形勢落入到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型態，就必然失去了「革命的形式」，共產革命的鬥爭也就缺乏了革命的著力點。當年提出「工人無祖國」的宣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以普遍存在的工人意識突破國家主權所建構的籓籬，把國與國的戰爭型態轉化為有利於共產革命的形勢。由此可見，反制共產革命的最有效的方法，當然就是強力推動合法的國家強制力，不管是以外交或內政的手段，務必鞏固國家有形或無形的籓籬，以抑制內部革命形勢的形成，盡可能地將鬥爭的形勢維持在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型態。然而，隨著人類科技的高度進展及文明的進化，在全球化體系的運作機能下，「商人無國界」，科技及市場意識對國家籓籬的強大穿透力，顯然勢難抵擋，尤其對於一個淺碟式的外向型經濟體制，很容易就會形成缺乏祖國概念的商人意識。因而，當前維護國家安全的首要工作應該是防制或鏟除共產革命的組織建構及其動員機能，否則就算形式上打的是國與國的戰爭，實質上卻淪為內外兩面作戰，覆滅更快。檢之於世界上相關各國反共運動的案例，歷歷可見：被赤化與反赤化的關鍵乃在於，是否能有效轉化內部對立的革命形式為對外鬥爭的戰爭型態。當年中國大陸被赤化的主要關鍵是國民政府對外在的共產勢力（蘇聯）作妥協（聯俄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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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無形中卻擴大了共產黨從事內部革命的空間，導致最後的社會主義革命情勢一發不可收拾6_{。其他如越南、古巴、以及 1980 年代許多拉丁美洲國家的赤} 化，也都可以發現同樣或類似的軌跡。至於反赤化成功的例子，基本上也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就是運用國家的強制力，從事理論性及制度性掃除內部共產勢力的組織，推動堅壁清野的策略，強化國家的籓籬；在此同時亦逐漸以國與國戰爭型態的對抗方式，來正當化反赤化的掃除政策，以轉移及弱化內部革命力量的威脅。譬如 1940-50 年代美國及西歐國家所推動的反共運動（麥卡錫主義）；1960-70 年代東南亞國家的反共運動（結合兩極對抗體系的戰爭型態以轉化內部的赤化勢力）；1980 年代拉丁美洲國家的反共運動；1950 年代台灣的反共運動（即白色恐怖時期）等。當然，這些反共運動之所以能夠順利被推動，基本上有其時代的背景和社會條件；所採取的手段，如果按照民主政治的價值標準來看的話，難免遭致非議，但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量，透過適度有效的宣導，終究還是能夠取得人民的支持，以「公益條款」的理性作基礎，推動民主體制內的反動亂政策。事實上，當前美國所執行的「反恐政策」與當年的反共運動，基本上是異曲同工，本質上是一樣的作為。當年的反共運動所採取的手段也都是情急之下的必要猛藥，如果從長期運作的角度來考量，在方式和方法上勢必要作更細緻的規劃，方能融入目前已發展成型的民主體制。不管怎麼說，人類社會的進化歷史是具有延續性的；社會結構內的對立乃不變的本質，共產主義革命的理論、路線與方針亦有其不變的特性。雖然新世紀會有新的科技，也會有新的社會結構，譬如在現代化的社會結構中，由於專業的高度分殊化、利益多元化，進而也呈現了多元性的階級結構，因此階級意識也必隨之淡化，如果想再以工人意識來穿透國家籓籬，已幾乎不可能。但是，也因為社會階級呈現了多元結構，意識的對立也產生多元衝突的網絡結構，更顯得複雜。另一方面，在現代化的社會機能中，已形成了許多的機能管道（如生產機能的跨國企業網絡、市場機能的區域主義）及利益意識（如環保意識、智慧財產意識），足以穿透國家的籓籬，而不需要再依靠任何的階級意識。在硬體發展方面，隨著電子科技及資訊網路的無遠弗界，讓人更能夠容易地穿透國家的籓籬，遂行其利益意識。同時，也因為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大，經濟議題的普受重視，跨國公司更能合法地穿透國家的籓籬。另外，更有許多普遍性價值的議題，如環境生態、貧窮救濟、醫療、災難救助等，也促成了許多能夠合法穿透國家籓籬的跨國組織或國際組織。最後是心理的層面，由於戰爭已經是普遍性不大能被接受作為解決衝突的手段，相形之下，革命情勢的發展更具有空間。凡此種種，皆為新時代的變數，有些是有利於革命情勢的形成，有些則否，都必須納入理論體系內加以分析。不管如何，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鬥爭，或動亂與反動亂之間的鬥爭，其基本方式 6 _{當時如果藉由東北問題對蘇聯採取釜底抽薪的政策，不惜為領土主權完整擺出國與國的戰爭姿} 態，根據共產革命的理論來推演，應不至於讓中共如此快速地席捲整個中國大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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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理論還是不會改變的，所謂「萬變不離其宗」，只要掌握理論，相關的戰略戰術問題將可以迎刃而解。

參、中共對台和平演變的理論：

從「統合理論」到「革命理論」

中共素來將台灣視為其內部的一部份，因此在其意識認知上總把兩岸的對立定位為革命的形勢，譬如將兩岸的分裂認定為「內」戰的延續；對台灣的統一所宣稱的手段是「解放」台灣。所以當「兩國論」及「一邊一國論」被提出來之後，自然會顯得錯愕和慌亂，因為她從來沒有想到兩岸之間的對立會被台灣定位為國對國的戰爭型態，在中共的認知上，兩岸的鬥爭應該還沒有完全擺脫「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革命對立情勢。一直以來，中共對台政策的指導原則是「關於祖國的統一，將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也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然而，在民進黨執政以前，基本上中共的對台工作其實是把重點擺在「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主要的原因或許是因為二蔣時期的統治當局與中共有著長期的互動關係與經驗，更重要的是雙方有著共同的民族意識；隨後的李登輝時代，也因為李登輝個人有過與共產主義接觸的背景，以及密使的暗地溝通與安撫，使得中共存有莫名的期盼，猶不死心地「寄希望於台灣當局」7。因此，在過去這一段時期，中共的統一理論幾乎都是建立在「如何把兩個分立的政府『整合』為一個政府」，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整合理論」。可是，這種依據「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對台戰略方針，在民進黨正式執政之後，證明徹底失敗；不僅對「祖國統一」沒有絲毫的進展，就連「一個中國」的立場都被推翻，半世紀來的對台工作簡直是倒退到幾乎被完全否定。所謂「事實是檢驗真理的唯一標準」，2000 年八月以前，中共當局，包括所有處理對台事務的人員，除了極少數的人士（如章念馳、許世銓）之外，幾乎沒有人敢再公開主張「和平統一」基調的對台政策。然而，基於新世紀世界局勢發展的考量，經過了當時「北戴河會議」深入的溝通與討論，最後終也達成對台工作的結論：雖然仍維持「和平統一」的基調，但也同時確立戰術路線必須改弦更張的共識，把重點轉移到「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上面；在「統一理論」方面，將放棄「整合理論」，再重新拾回過去的「革命理論」。對中共而言，這也是「和平統一」基調的最後底線，具體的戰略方針就是「和平統一戰線」及「解放台灣人民」；至於戰術的工作就擺在「設法打掉兩岸之間有形和無形的疆界」，讓大陸的影響力以明的或暗的方式登陸台灣，徹底從政治、經濟、心理各層面交互轉化。而最近所顯現的機會即「兩岸三通」及「兩岸都加入 WTO」。另一方面，在台灣正值首次的政黨輪替，扁政府上任之後，由於缺乏執政經驗及缺乏充分的執政準備（新手上路），不管是政治、經濟或社會各層面的局勢 7 徐宗懋，〈陳炳基專訪〉，《中國時報》，民國 92 年 2 月 28 日，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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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顯現急速的惡化，企業出走，人心浮動，國家發展的前景堪憂。值此之時，中共又基於對扁政府的高度疑慮，採取了強硬又僵化的態度，持續從不同的方向施壓，對扁政府而言，可以說是內外交迫、情境窘迫。處此窘況之下，顯然地不管是假象或真意；短期應付或長期打算，新政府是不得不對中共表達一定程度的善意，如戒急用忍政策的調整、小三通、大三通及各種開放政策等，尤其在兩岸都成為 WTO 的成員之後，根據其規範，我方亦不好採取單方片面的保護政策。然而，這種應困、應急的開放政策一旦推動，根本就很難再回頭或煞車，如果缺乏配套的措施，將對我國內部國家安全產生重大的威脅。這樣的開放措施，無異是把兩個獨立政體的對抗情勢，轉化為單一體系內的革命型態，等於是被吸入其體系內，然後再任其「和平演變」一樣，剛好迎合了中共「和平統一戰線」及「解放台灣人民」的戰略，即符合中共「統一理論」的革命形勢。基於我國家安全的考量，我們應首先深入探討其理論及實踐，再研究反制的理論，才能進一步規劃反制的行動。

一、革命築基於社會形勢

從社會整體來看，根據馬克思的社會進化論及辯證哲學，一個社會的革命情勢是源自於新的物質利益所形成的意識結構與既有的社會結構產生失衡；而物質的新利益意識又決定於物質生產方法的改變8_{。所以，只要物質「進化」就會帶} 動社會進化，其進化則是不斷的革命進程，動力產自於生產方法延伸出來的利益意識結構。再從另一個角度思考，如果想促成一個革命情勢，那就必須營造一個衝突對立的利益意識結構。以馬克思當時的時代背景（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而言，這個衝突對立的利益意識結構是由物質的工業生產所形成的；革命之所以爆發是因為工業生產的利益意識形成了對立的階級關係（資產階級 vs. 勞動階級），而此對立的階級關係又與既有的社會結構（經歷演進的農業社會結構）產生失衡。然而，隨著工業化的高度發展，專業分工精細，相關利益更加分殊，社會隨之也形成了多元化的結構，於是把原來對立的兩大主要階級（具支配地位的資產階級及被支配的勞動階級）分解成為多元的結構。這樣一來，革命的形勢就逐漸地被化解。事實的發展來看，馬克思所觀察到的社會形勢及列寧所能順利推動的革命運動，與一九八 O 年代後之現代化社會的形勢已有了很大的差距；也因此，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根本就失去了其立足點，就好比中國共產黨在 1920 年代期間所推動的「工人革命」與「城市暴動」注定失敗的情況是一樣的情形。不管怎麼說，革命形勢必然產自於社會情勢。在一個農業的社會結構下，「工人革命」與「城市暴動」那會有着力點呢？儘管如此，但並不意味着馬克思的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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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理論有錯誤，而只是在理論運用時未能審慎地檢驗其基本命題，才會導致「一步錯、步步錯」的窘境。毛澤東在中國的革命就是一個具體而明顯的例子；他根據他的社會觀察，結合馬克思的理論，把革命的路線改為「農民革命」及「農村包圍城市」的游擊戰略，終於取得了出乎意料之外的勝利9_{。由此可見，馬克思} 的革命理論是具有科學性的，只不過在運用時必須審慎觀察當時的社會條件，檢驗其是否符合其命題而已。另外，革命的形勢源自於內部對立的社會結構；而結構內部的對立則是受到結構內存在彼此衝突的意識所牽引，衝突意識的形成又決定於社會依不同時空或機能的進化狀態，譬如：由於性別的差異，形成性別意識；由於空間的進化差異，形成民族意識；由於時間的進化差異，形成世代意識；由於生產方法的進化差異，形成階級意識；由於專業利益的進化差異，形成專業性的組織意識。

二、現代化社會的革命火種：「個人自主」與「社會控制」的衝突

人類社會的發展一直都依循著辯證關係的歷史軌跡10_{。人類為了創造更大的} 福祉，不斷地發展科技，然而當科技高度發展之後，所形成的社會景象，卻反而正逐漸否定自我的主體價值。在一個高度現代化、後工業化的社會，個人在面對外在的社會控制機制，產生了對自我價值的疑惑，甚至已表現出高度的不安11_。儘管多元的意識和分化的結構化解了過去早期工業化社會二元對立的革命情勢，但是隨著文明的提升（人類的慾望大幅升高）及社會機能的擴大，科技逐漸支配了人類的生活；社會各層面的組織，包括政府組織及龐大的非政府組織，快速地成長，個人的自主角色及範圍逐漸被組織所侵蝕；通訊系統也配合著彼此互賴和溝通的需求，發揮著驚人的效能和效率，左右著人類的價值判斷，進而型塑了社會的價值體系。由於這種社會新形勢的發展，素來重視個人隱私權的世界主流思潮12_{，面對著後現代社會機能的衝擊之下，幾近瓦解；社會中的個體對其所} 處的外在環境感到憂慮和不信任，總覺得在龐大的外在壓力下，個人太過渺小，很難有所作為以確立自我的價值，甚至感覺到連自我的行為都受外在因素的左右 13_{。如此發展下的個人，不管是在心理上或在行為上，普遍都顯現出高度的恐慌；} 9 毛澤東本來自己評估預計他的革命將在 1950 年代中期可以統一中國大陸，沒想到竟在 1948 年就取得了全面的勝利，請參見《毛澤東選輯》。 10 Thomas Sowell 著，蔡伸章譯，《馬克思學說導論：哲學與經濟學》，巨流公司，民國 82 年，第五章。 11

Bob Hoover, “Conspiracy Theories are Sign of the Times.” Toledo Magazine, March 24, 1996, A1+.

12_{當代的隱私權思潮主張個人應該是一個理性的、自我動機體現的主體。因此，他的思想、信}

念、需求及經驗都應該具有被保護的、不受侵入的、不被干擾的內在範圍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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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的具體例子可從曾經參與甘迺迪謀殺案的奧斯華德（Lee Harvey Osward）證詞中窺知一二，他自認自己的行為是受到外在強有力的、非自己所能控制的社會力量所支配；在布勞斯（William S. Burroughs）的「棄置世界」一章中甚至認定個人是身處於一個被社會棄置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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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普世的後現代現象，摩里（T. Melley）稱之為「機制恐慌」（Agency Panic）

14_{。當個人承受這種社會機制的壓力時，其自然的反應就是「自衛」，試圖對外}

在既成的社會秩序做反動，去維護自我人格和尊嚴的完整（the integrity of the self）。就在「個人自衛」及「社會控制」的掙扎過程中，被外在社會力量所支配的個人，因為自覺無奈而產生了「無力感」，不得不自我壓抑，逐漸醞釀了偏執（paranoia）的心理15_{，同時也型塑了以偏執為主軸的社會結構：多議題層面的「核} 心－邊陲」結構。在這個結構的自我邊陲化之下，隨著個人的過度認知及過度的自我反應，產生了對外在世界高度批判性的猜疑，於是就逐漸形成了「操作性偏執」（ operational paranoia ）16_{，激起對結構核心的反動；社會動亂（ social}

conspiracy）的起源於焉蘊藏，這或許就是毛澤東所說的「星星之火可以燎原」吧！儘管社會形勢不同，但原理本是相通，只要適時、適地、妥善靈活運用，動亂就不難煽起，革命也不難吹起號角。過去，在戰後一、二十年的美國社會，曾經經歷過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侵入和進行顛覆的企圖。在一個工業高度發達的社會，已非列寧革命時期的社會結構狀態，因此共產主義革命的手法也隨著新的社會型態而做了彈性的翻新。面對著社會的高度分化及多元的意識結構17_{，共產革命必須滲透到社會各結構網絡，激} 起「操作性偏執」，進而才能煽起動亂之火。而為了激起個人的偏執，就必須擴大個人與外在結構間的衝突；其實，個人與結構之間那會衝突，而是個人的自我認知與結構才會衝突，於是動亂的起源就在於營造衝突的政治意識、經濟意識、社會意識及文化意識等。在一個自由、民主的體制內，這些意識所立足的實體可統稱為「市場範疇」（market places）。根據當年胡佛（J. Edgar Hoover）的描述，共產黨徒在美國的社會是無所不在，而且是透過市場的機能關係（供需的失靈；依時、空、利益的分配不均），隨時都試圖在社會各網絡去影響和控制美國人民的思想，不會受限於時間、空間或法律的阻撓；然而，如果從一個外人的眼光來看，卻都無法真正

之中，而這個將他棄置的世界正是由邪惡的政府及組合型科技企業持續的支配，根本談不上任何個人的自我行為。參見 Don DeLillo, White Noise (New York: Viking, 1985); William S. Burroughs, Exterminator! (New York: Penguin, 1973); DeLloyd Guth J. & .David R. Wrone, The Assassination of John F. Kennedy: A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and Legal Bibliography, 1963-1979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0).

14

Timothy Melley, Empire of Conspirac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Preface.

15

Charles Reich, The Greening of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Don DeLillo, Running Dog (New York: Knopf, 1978), pp.182-183.

16

Daniel Paul Schreber, 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Trans. I. Macalpine & R.A. Hunter.; Thomas Pynchon, Gravity’s Rainbow (New York: Viking, 1973), p.25.

17

根據現代化理論，這是推動現代化之後必然形成的現象, 參見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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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得到他們的這種作為（因為市場是一隻看不見的手且具有難以阻擋的力量）。胡佛同時更認為，共產主義革命的強大力量並非來自於動亂煽動者本身，而是來自於那種廣大的、半隱密的思想控制網（thought-control net）；這個思想控制網包括一套完整有組織的意識理念、具說服性的邏輯說詞、有效的溝通技術和管道、嚴密的聯絡管制系統18_{。顯然地，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想要建構這樣一} 個網絡，不僅要擴大私訊息的傳播，勢必也要掌握大眾傳播的機器；如此一來，才能促使廣大的群眾在不知不覺中公開地接受操縱。至於操縱的技巧，共產黨很能善用心理學上的「識閥效應」（sub-threshold effect; subliminal message），以順應個人慾望思維的方式，深入影響其潛意識，有如採取對生理的機能控制（bio-control），讓其行為在不知不覺中甘願被左右。這種控制是屬於一種讓人自我調節（self-regulating）、自願上鉤的機制，幾乎把人轉變成受操控的機器人一樣19_{。因此，這種控制機制就能夠一點一滴地逐步擴大；逐漸地把對個人的控制} 效應擴大到對各種社會組織及各結構層面的控制，包括企業團體、公會、協會、機構等。簡單的說，這是一種「動機控制結構」（trigger of action）的機制。很實際的例子就是，根據科技理性，任何科技的運用都必然會對不同的社會群體創造不同的利益，也會造成不同的問題。本來這應該是一種客觀形成的事實，但是卻很容易被有心人利用，營造個人與科技社會結構（techno-social structures）之間的一種衝突意識。隨著這種衝突意識的偏執和持續，以及透過大眾傳播的宣揚，將可以擴大誘使社會大眾模糊地感受到，個人將受到各大企業團體、科技社團、甚至組合國家（corporate state）的完全統制。如此一來，這種偏執的認知將在社會內形成普遍的個人無力感20_{，進而蘊釀著對既有社會秩序的反} 動情緒，動亂的火花於是就能夠散播於社會的各層面。美國在戰後初期就曾面臨過這種景況，儘管個人自由主義在美國社會應該是一種普世的價值，卻也有不得不接受麥卡錫主義的苦衷；幸好當時美國的經濟正處於最佳的狀態，可以透過龐大、有效的社會福利計畫，平衡了許多社會面向的偏執效應，也平息了許多可能爆發的動亂。然而事實上，只能說是勉強免除了社會全面性的動亂而已，後來仍然爆發了民權運動及反戰運動。另外，應該也是因為冷戰的核威脅，尤其經歷過古巴危機之後，整個對立的情勢由內轉外，於是「國與國的戰爭型態」逐漸取代了「內部的革命形勢」。 18

J. Edgar Hoover, Master of Deceit: The Story of Communism in America and How to Fight it (New York: Henry Holt, 1958), pp.53-191.

19

Vance Packard, The Hidden Persuaders (New York: David McKay, 1957), pp.24-240.

20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pp.8-10; David Riesman, Nathan Glazer & Reuel Denney,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89-129; William Whyte, The Organization M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6), pp.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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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共對台和平演變的實踐

人類社會有著一定的發展軌跡，雖然在科技的進展及現代化的進程上台灣的社會與美國有點差距，但是隨著資訊科技的無遠弗界，上述的後現代社會現象已然顯現；另外也因為民主化、國際化的壓力迫使台灣社會對外開放，國家的有形及無形疆界都相對鬆散，易於穿透，凸顯出了她的脆弱性；更由於台灣面對著一個具有敵意但卻又很難不對其開放的對手，尤其在 WTO 的規範之下，所面對的安全挑戰比起當年的美國更加嚴峻。以台灣當前的局勢而言，經濟剛好處於兩岸對峙以來最為艱困的時候，當然很難以大手筆的社會福利計畫來平衡社會各面向的偏執效應。其次，政治情勢的困窘也比當年的美國更艱鉅，儘管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高倡「工人無祖國」，試圖以工人意識穿透國家意識或民族意識，但不管怎麼樣，至少美國人民對蘇聯的敵我定位非常明確，不會產生國家或民族認同的問題；相對地，台灣還面對著嚴重的國家認同及民族認同的問題，甚至還參雜著歷史事件所牽扯的族群情感問題。另外從有形的疆界來看，美國與蘇聯在地緣上涇渭分明，各有各的地盤，互不混淆；然而台灣與大陸卻必須在「一個中國」的地標上混淆不清。綜合內外在的因素，客觀上，兩岸的關係已經是比較傾向了「內部革命形勢」的型態；再加上主觀的歷史淵源、文化背景及民族情感等諸多因素，當前的兩岸關係更不易擺脫中共推行「內部革命形勢」的挑戰。過去由於中共的軍力是屬於傳統陸權的兵力結構，缺乏有力的海空軍，而且在美軍的協防之下，台灣鞏固了其有形的「國家疆界」，同時又在明確的兩極思潮及有效的反共教育下，鞏固了無形的「國家疆界」。也因此，兩岸維持了將近三十年的「國對國的戰爭型態」。如今物換星移，這樣的景況已經不再，台灣的內部安全工作將面臨重大的考驗。以下將分別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層面探討台灣在面對「內部革命形勢」的挑戰下，內部安全工作的問題。

一、台灣社會的經濟對立意識：反商情結

從經濟的層面來看，台灣社會的動亂因素將可能源自於偏執的利益意識－－「反商情結」。本來馬克思的革命理論就是從經濟的內涵推演出來的，只不過當時的社會景況、資源運用及經濟理論的思考重點都擺在「供給面向」，所以馬克思也把利益意識擺在「生產利潤的分配」上，進而引申出「資本家階級與勞動階級對立」的社會結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工業化的推動、科技專業的分殊以及社會福利的有效推行，二大階級逐漸分化，對立意識也逐漸模糊，因而各國社會也漸趨穩定。然而，社會仍在不斷的進化，由於科技的快速進展，經濟理論及其運作也在二十世紀末真正轉換成「需求決定供給」；整個經濟情勢的重點將轉變為「市場的需求」；經濟的世界將由生產的時代走上消費的時代，誰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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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消費市場」，誰就立於支配地位21_{。另一方面，由於生產方式的快速進展，} 資訊科學的發展帶動了整體的社會發展，影響面涵蓋了整個「市場範疇」（market places）；資訊的生產與分配顯然要優先於物質產品的生產與分配22_{。綜此而言，} 經濟價值不再決定於勞動力或生產程序的價值，而是逐漸轉移到商務交易的價值，其內容包括資訊的掌握及市場的競爭優勢，此為知識經濟之謂也。於是乎，能夠掌握知識經濟脈動的商務人員將成為社會的新支配群體，未能掌握者，將淪為被支配群體；經濟價值的分配也將形成兩極化，社會的利益意識結構於焉成型。根據上述的推演，在知識經濟的社會體系中，資訊的流通越廣泛順暢，教育效能越均衡，商務範疇越多元，市場規模越大、自由化程度越高，那麼經濟價值的分配將越均勻，社會的利益意識將能夠互為包容，偏執意識亦無所立足，社會將可趨於穩定。然而，台灣雖然推動了工業化和現代化已將近半個世紀，但是由於思想和文化方面尚未真正轉型，經濟發展已漸呈現結構疏離的異化現象；傳統農業社會的道德經濟理念23_{依然普遍存在，「富人遭人怨」的「反商情結」就成} 了社會偏執性利益意識的種子。另外，由於教育機能的僵化，從傳授到考核都仍停留在資料儲存和傳播的階段，未能將之轉化到知識的境界，根本無法適應當前知識經濟時代的需求。於是乎，競爭優勢的形成完全靠人的天份（有時候，僵化的教育還會殘害某些特殊的天份），而不是透過均衡的教育功能。這樣的狀況一旦放進知識經濟的社會體系內，必然會造就具少數者支配階級及多數者被支配階級的對立結構。根據馬克思的理論，這種被支配階級占到極多數的景況，他把它稱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也將是爆發「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客觀來說，這是具有科學性的合理推論，所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不能不嚴肅以對，才想出了由國家機關介入，對資本家課稅並推動社會福利制度，從事財富的重分配（income redistribution），以平衡二大對立階級的比例結構，化社會革命於無形。其次，美國也在戰後，根據了這個理論的相對思維，提出了「現代化理論」，規劃以對外經濟援助的方式，消除第三世界國家的貧窮，根本拔除共產主義的溫床，建立了「資本主義霸權」。然而，台灣社會一旦必須面對知識經濟的衝擊時，其困境顯然將超過純經濟領域的景況。因為在那種景況之下，經濟價值已被知識所決定，因此對立階級的結構已不再決定於資本的支配（財富的分配）而已，而是決定於知識的分配。再引申來說，想要平衡台灣社會在知識經濟體系中「商－民」階級 21_楊志誠，_{〈新世紀全球化趨勢下我國國家安全的戰略規劃〉}_，_{《逢甲人文社會學報》}_{，第 3 期，2001} 年 11 月，頁 254-255；。戰後至 1980 年代中期，美國一直是世界各國產品的主要市場，也因而美國能穩住其霸權地位；隨後由於冷戰時期耗費過度，美國的市場能量（potential）萎縮，進而導致霸權地位不穩。近幾年，中國大陸推動改革開放，國民所得大幅提升，購買力快速增加，市場能量大幅擴增，儼然有竄升為新霸權之勢。 22

Timothy Melley, Empire of Conspirac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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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立的比例結構24_{，已不是單單透過財富重分配的手段就可以解決了，而是必須} 在整體社會中推行「知識重分配」才有可能。這就關係到教育「實質效能」普及化的問題25_{，是迫切但卻又屬於長期的工作，不像社會福利的建構那樣的直接有} 效，這是台灣社會內部安全的苦處。另外，在同時期中，台灣社會也承受了後現代現象及全球化的衝擊，這些屬於支配階級的商務人員必然會擁有龐大的商務組織，於是在普世「反組織支配」心態與本土反商情結的交織下，台灣逐漸吹起了「反黑金」風潮；不管黑不黑，有金就要反，有金就有組織（企業），也要反，而造反要有理，就要將之歸類為黑。所以，與其說「反黑金」，其實真正是「反商」。不管怎麼說，這就是偏執意識，一旦操作起來，也可成為動亂的因子。只不過，目前對立的比例結構還未到達可操作的臨界點上而已。

（一）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經濟拉攏，政治封鎖

另一方面，從中共的角度來看，或許對知識經濟體系的實質內涵及其對台灣社會的衝擊並不瞭解，但是中共對革命的直覺是相當敏銳的，至少對馬列主義的革命理論還真能「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過去，當中共的對台方針擺在「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時候，就把工作重點集中在商人26_{和學者身上，主要的原因是，} 以當時的政治景況，學者概可被歸之為台灣社會的意見領袖，對當局的決策可以形成一種意見氛圍，有著相當的影響力；至於商人，當局當然也不會忽視，因為他們的行為和活動對台灣的經濟情境，以及政治走向和脈動，有著很大的牽制力。基於這樣的社會觀察，中共規劃了對應的政策行動：積極推動兩岸的學術交流及拉攏台商。基於這種戰略考量，在過去十幾年中，中共每年都舉辦「海峽兩岸關係學術研討會」，廣納台灣各界及各種立場的學者，給予特殊禮遇，熱情招待，營造一 24 過去由於特殊的政經發展背景，在工業化社會時期，台灣的「商－民」階級對立並不明顯，主要是因為台灣的經濟結構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體，政府在「獎勵投資」的政策執行下，「商－民」角色互換比較自由，流動性很大，所以階級疆界很模糊，無法形成階級意識。但是未來在知識經濟的體系內，就會產生完全不同的景象，知識的差距不僅將使彼此的利益所得產生兩極化的現象，也會阻隔其流動性，強化階級疆界。 25 知識經濟體系本來就是西方開明式、啟發式教育的產物，是教育的創新機能納入到市場競爭體系內必然的現象。台灣所將面對的這項衝擊是外來的、被迫的，而不是內發的自然趨勢。因此，內在的所有體制必會面臨嚴厲的挑戰，務必自我調整，推動轉型，尤其在教育體制方面。當前教育改革的方向，可能沒有抓到重點，試問，思想和方法都僵化的老師，怎麼可能教出具創新思維的學生呢？當然，從結果來看，可能會發現例外的情形，但可以肯定的說，那些學習者的創新是因為天份，而不是台灣教育體制的成果。然而，「知識重分配」講求的是教育「實質效能」的普及化，當前這種體制那能做得到呢？當前教育改革的方向卻把重點擺在學生，就算搞昏了學生，又會有什麼成果呢？只不過圖利了補習班而已！ 26_{台灣的商人群體其實是以中小企業主為主。在一個以中小企業為主架的經濟體系，工業與商業} 的界限很模糊，流通的自由度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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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賓主盡歡的環境和氣氛，在「柔性壓力」的「理性討論」下，逐漸擴大台灣學者對其政策的認同，並讓這些學者在無意識之下發揮對台灣當局的影響力。如果當局政策忽視了他們的意見，亦可營造學者與政府之間彼此對立的情境，此之謂「以民逼官」也。同時，中共也透過提供各種投資的優惠措施，極盡所能地拉攏台商。一方面當然有助於吸納台資，以幫其推動經濟建設；另一方面讓台商的利益與大陸建構起互賴關係，進一步也在無意中接受其操縱，以影響台灣的決策，這就是一般所說的「以商圍政」，真可說是「一石二鳥」。這些作為基本上都是運用「識閥效應」，透過「動機控制」（trigger of action）的機制來進行，雖然短期間不大容易看出其效應，但革命本來就是一種「從量變到質變」的漸進程序，效應是需要點滴累積才看得見。另外，這些點滴的效應基本上仍是屬於戰術層面的效果，真正想要達到「風起雲湧」的革命情勢還需要戰略層面的指導、規劃和整合。換個角度來說，一旦戰略改變，這些戰術層面的效應並不會因而消失，只不過隨著新戰略改變一下整合的方式和匯流的方向，它們會依然繼續儲存其能量，以待時機，配合整體戰略，發揮效應。如果再具體一點的說，在長遠發展上，它們都將是未來推動共產革命、組成「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種子。

（二）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經濟封鎖，政治拉攏

隨著台灣新政府的上台，對中共而言，兩岸關係有了根本性的改變，迫使中共在其對台政策上做了全面性的檢討，將其戰略改弦易轍，把重點轉移到「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這一項戰略的改變，除了是針對台灣的情勢做因應之外，同時也考量了新世紀的國際形勢及中國本身的國力條件。一方面，中國經歷了二十多年的經濟改革之後，由於大量的勞動力得到解放，再加上全面積極推動工業化，生產力大幅提升；所推動的對外開放政策，有效地吸收了世界各國的資金；在對外經貿的發展上也取得了相當大的成果；隨著港澳的回歸，中共對其國家發展的未來更是深具信心。另一方面，世界經濟體系的運作，隨著戰後半個世紀的過度發展，已經顯現「市場需求」不足的「生產過剩」（供過於求）的疲態。儘管經濟學大師凱因斯（John M. Keynes）早在 1930 年代就提出了「需求決定供給」的理論，但是由於第二次大戰對世界各主要國家工業生產體系的破壞，基於現實的需要，再加上對新理論的體驗總是需要特殊的情勢及時間，因此在經濟發展的策略上，幾乎都還未能超出從供給面的思考；也就是說，都集中在提升生產力的思考上，包括科技的研發、生產效率及管理技術的提升、工業資源的開採等。然而，半個世紀在「供－需」研究發展的高度傾斜之下，世界經濟體系的市場需求，相對於生產，逐漸走上飽和，進而甚至呈現萎縮的現象。這個時候，工業越發達的國家，如日本、美國、德國，所受到的衝擊和困難就越嚴厲，更需要積極尋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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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的市場。就在此際，崛起的中國市場，正可以解其燃眉之苦27_{。也許中共還} 不知道如何去善用其市場能量，體會美國在戰後是如何運作其市場而建立其霸權地位28_{，但中共是絕對可以感覺出她的經濟實力已非當年的「吳下阿蒙」了，並} 對其國家發展深具信心。也就是這個信心，中共的對台政策逐漸可以跳脫 1995 －96 年的「飛彈思維」，改採「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革命思維」了。如果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那麼就必須誘使台灣人民為其所用，在必要的時候會「風起雲湧」地對既有政權（不管那一黨、什麼人執政都一樣）做反動；基於這種需要，「動機控制」（trigger of action）的效應就應逐漸的孕育和儲量起來。而「動機控制」要想有效，就要先在社會內部存儲普遍性的艱苦和不滿，而且還必須讓這些艱苦不能有向外紓解的管道，如此一來才會讓「動機控制」有運作的空間，否則就會像馬克思對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預測一樣，因為走樣而遭致質疑 29_{。於是，策略上首先就必須削弱台灣的經濟發展，造成社會內部的困境，而且} 還不能讓其有對外紓解的可能；其次才有可能在普遍貧苦，大部分人缺乏理性及容忍的境況下，激起對立意識，營造社會的衝突；最後再誘使政府介入，激化眾多的邊緣群體與政府對立，動搖既有政權，迅速組成「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逐漸取代既有政權，達成和平演變的目標。根據這樣的思維，在整體的具體作為上，中共對台策略就確立了「經濟封鎖，政治拉攏」的戰略方針30_{。「經濟封鎖」就是要削弱台灣的經濟發展，造成社會} 內部的困境，而且還不能讓其有對外紓解的可能；而「政治拉攏」31_{就是要在內} 部經濟貧困的情境下，營造「動機控制」的效應，儲備和平演變的能量。從經濟 27_{環觀當前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國大陸的市場能量（potential）可以說居冠。一來是隨著國民所} 得的成長（不是所得的絕對值，而是相對的成長值），每個個人的相對購買力顯著提升（從 300 美元提升到 5000 美元的購買力提升幅度，遠高於從 25000 美元提升到 28000 美元的購買力提升幅度）；二來是由於改革開放之後，有能力及實際進入市場參與交易的人數，大幅增加（譬如說，中國大陸可以從 2 千萬增加到 2 億，而美國只能從 1 億 2 千萬增加到 1 億 5 千萬）。綜此來看，大陸的市場可能已成為世界各主要工業國家爭取的目標。相關論述請參考大前研一著，趙佳誼等譯，《中華聯邦》，商周出版，2003 年。 28_{這就是布里辛斯基在《大棋盤》一書中稱美國為「善心霸權」的意涵。見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97), preface.

29 本來馬克思根據他的理論，預測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勞動階級會在資產階級的持續剝削下，生活越來越貧苦，可是事實發展並未如此。後來列寧基於革命的需要只好再進一步詮釋，說明歐洲社會的勞動階級之所以沒有越來越貧苦的原因，是因為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推動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將他們應該承受的貧苦對外輸出到殖民地國家。如果不是如此，社會主義革命應該也會在歐洲爆發；換個角度說，如果要促成某個社會的革命，就不能讓她有對外輸出貧苦的紓解管道。 30_{其實這也是兩德統一的經驗程序。參見楊志誠，〈新世紀的兩岸關係：武力統一或和平統} 一？〉，《中國評論》，香港，2000 年 10 月；《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一期，民國 89 年 11 月。 31 自從台灣新政府執政以來，由於經濟景氣持續低迷，相對於大陸的經濟勢頭一直被看好，再加上港澳回歸，自信心也大增，最近二年來，從錢其琛的幾次講話中，可以感受到對台灣人民拉攏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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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理論來思考，想要達到經濟封鎖，可以分別從需求面及供給面來下手：封鎖市場及掏空產業。毫無疑義地，台灣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體，人口密度雖高，但國內市場卻很小，長期以來都不足以養活國內的企業，再加上經濟政策犯了提早國際化、自由化的錯誤，迫使台灣企業的生存命脈高度依賴著國外的市場。這樣一來，欲封鎖台灣的經濟，只要切斷台灣企業的生存命脈必能見到效果。也真是巧合，美國受到雙重赤字的壓力，台灣企業長期高度所依賴的美國市場，突然快速大幅緊縮，迫使台灣企業必須很快地另求出路。這個時候，剛好也正值中國大陸積極推動改革，中共的對台政策由解放台灣轉為和平統一，兩岸關係啟動了緩和的氣氛，中國大陸的市場成了台灣企業最為關注的目標。這當中的原因，除了客觀的因素之外，包括地緣、文化、風俗習慣、語言，主要還是台灣中小企業的企業主普遍缺乏國際知識及外語能力32_{，中國大陸就成了他們最方便、最容易進} 入的出路了。隨著改革開放如火如荼的展開，尤其在 1992 年鄧小平南巡，確立中國經濟建設的方針不變之後，大部分的台商也確立了他們的投資方向，不再受台灣政府的政策所影響。就在這樣的無意識之下，台灣企業的生存命脈逐漸由美國市場轉移到中國大陸的市場33_{，尤其在兩岸都同時加入 WTO 之後。} 牽制了台灣的企業之後，第二個步驟就是要斷掉他們的其他出路，這樣才能達到完全的控制，進而透過「動機控制」效應操縱其意識和行為。於是，隨著大陸市場規模及能量的增加，自信大幅提升，配合著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快速萎縮的情勢，中國政府自去年開始推動了對台灣經濟圍堵的計畫：第一環從東亞區域下手，包括東南亞區域及東北亞區域；第二環由俄羅斯獨立國協、東歐及拉丁美洲地區組成；第三環則針對歐盟、非洲地區及紐、澳地區。目前在第一環的工作上，已完成了與東協十國簽署「十加一合作經濟體」；從日本與南韓的態度來看，很可能在短期內也會形成「東北亞區域合作的經濟體」，將涵蓋中國（主要是東北地區）、俄羅斯（遠東地區）、外蒙、南北韓及日本34_。 32_{作者曾於 1977 年至 1982 年期間服務於經濟部商品檢驗局，每天與生產出口商品的中小企業接} 觸，所接觸過的廠家超過 400 家的外銷工廠，對此情況甚為瞭解。 33_{台商到大陸投資本來抱持的心理只是想利用大陸廉價的勞工及某些便宜的資源，換個地方生產} 而已，所以才有「根留台灣」之說。但情勢發展至今，完全出乎原先的預料之外，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快速萎縮之後，大陸成了台灣企業生存的主要依賴了。 34

Tsunco Akaha,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Sejong Review, Vol.3, November 1995, pp.81-112； Michael Underdown,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Tumen River Area Development Progra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ortheast Asia Economic Forum of Hawaii Asia-Pacific Institute, Jan.18-19,1996；該地區的合作計畫早在 1980 年代曾經由聯合國規劃「圖門江開發計畫」，顯然已有了雛型。只不過，當時的日本因為北方四島領土糾紛得不到解決，再加上當時的政策傾向東南亞市場，因此對此計畫並無興趣；另外，當時中國也正積極開發其沿海地區，尚無暇把注意力擺到東北來，因此也沒有表示積極的態度；至於南韓，更由於朝鮮半島局面還不很穩定，而且也把重點放在日本、中國及蘇聯的關係上，亦沒有很強的動機。然而，時過境移，東亞金融風爆及日本國內右派保守主義的抬頭，使得日本在東南亞的影響力大幅降低，這次東協十國與中國的合作，又將日本排除，迫使她不得不慎重考慮東北亞經濟合作的可能性；至於南韓，也因為陽光法案的推動及兩韓關係的發展產生了微妙的變化，再加上金融風爆後經濟復甦的需要，東北亞經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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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樣的圍堵策略，中共將可以一方面造成台灣經濟的不景氣，並把台灣產品的市場盡可能地鎖死在大陸，造成兩岸經濟體系之間高度的依賴傾斜35_。另外，進行市場封鎖的同時，中共對台的第二項工作就是「產業掏空」。由於台灣產品的外貿市場快速萎縮，而中國大陸的市場又受到「戒急用忍」政策的阻隔，在台灣生產的產品無法透過正常的外貿程序進入大陸的市場。本來台灣內部的市場已經很小，隨著國際化幅度的擴大，以及受到大陸台商產品回銷的衝擊，更是雪上加霜，這些負面因素的交互相乘，導致了台灣經濟景氣的持續低迷。就在這種情況下，剛好又碰到中共因為加入 WTO，基於自由化精神及相關規範，逐步開放其國內市場，這一項利多因素，誘使台灣企業趨之若騖，紛紛力圖跨越「戒急用忍」的障礙，奔赴大陸投資，以便可以直接深入內部。另一個考量則是兩岸同時加入了 WTO，但卻分別以「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身份，享不同的利益、盡不同的義務。而以台灣企業的條件只能在「開發中國家」的規範體制內，才能獲取最佳的利益。就在這樣「一擠一吸」的雙重效應之下，台灣產業已逐漸空洞化；隨著產業的被掏空，經濟更加困頓，與國際經濟體系的「供過於求」的景況，形成了「惡性循環」。就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共便能逐漸地在台灣社會營造一個龐大的、貧困的普羅階級（proletarian），而當人們長期處於經濟貧苦的景況時，理性就失去了立足點，於是「商－民」的對立意識將會逐漸形成，一旦進化到相對應的社會結構，很容易就會牽動出社會問題，造成不穩定的現象。

二、台灣社會的政治對立意識：統獨意識結合省籍情結

從政治的層面來觀察，台灣社會內部的對立意識和結構已經呈現出緊張的形勢了。過去在世界兩極體系的鬥爭意識及中共的直接威脅下，台灣人民潛意識中接受了長期反共的教育，無形中塑造了一個具有凝聚效應的共識價值；兩岸的對峙就在「共產－反共產」的意識中，營造了「國與國戰爭型態」的結構。一直到了「後蔣經國時代」的初期，台灣依然以「三不政策」來支撐這個架構；「李登輝時代」的後期也試圖以「兩國論」扭轉兩岸已形成的互賴情勢36_{。可是，隨後} 作計畫就顯得有其必要了；關於俄羅斯的態度，自從北大西洋公約組織東擴及南斯拉夫政權轉向之後，俄羅斯國家發展方向就不能不東向，尤其在經濟發展上，更不能忽視其遠東地區的資源開發，東北亞的合作計畫對她將具有重大的意義；中國方面則更需要了，儘管表面上看起來好像老神在在的樣子，其實基於戰略、政治和經濟的考量，中共應該會很積極地樂觀其成。 35 這與美國對中國實施軟圍堵的邏輯是一樣的。先誘使中國進入國際體系，一方面透過國際體制規範其國家行動，降低其決策的不可預測性；另一方面，再以交往（engagement）牽制其決策行為。至於所施行的手段，則改變過去所採取的軍事和政治的手段，而採取經濟或文化的手段。中共對台的策略，相對照起來，已漸有異曲同工之妙了；將台灣企業誘入她所設定的體系內，進而牽制他們的決策及行為。 36 李登輝執政的 12 年，為了鞏固其政權，不得不推動開放政策，以爭取最大多數人的支持，匯集最大的力量。然而，當李登輝宣布終止動員戡亂臨時條款之後，因為缺乏了法律制止的基礎，兩岸交流於是加速熱絡，配合了經濟的因素，很快地造成了兩岸互賴的失衡。這個時候，李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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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勢發展逐漸熔解了這一個台灣社會的共識價值：中共與美國在 1979 年元旦正式建交，中共對台政策在「葉九條」的文告中，展現出「和平」統一的基調；並於同年 12 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立了改革開放政策，漸進地往資本主義體制「轉進」，且以具體措施鼓勵台商前往大陸投資，反共的立場和「國策」也隨之薄弱，進而動搖37_{。就在這一段時期，台灣社會內部也產生了本質性及結構性的} 變化：當共產政權的外在威脅隨著國際對抗氣氛的緩和而鬆弛時，台灣社會內部的凝聚意識也開始鬆散，代之而起的是，因民主化、多元化而蘊育的權力意識。由於政治解放及權力意識抬頭，權力競爭的程序也必然公開；爭權除了要有合法性之外，還必須要有正當性。另外，由於過去台灣政體屬於威權體制，一旦政治解放和權力開放，勢必會造成權力重組，亦即將爆發多重、激烈的權力鬥爭。綜括而言，台灣社會將形成在主流價值上具有正當性的權力意識；而這個權力意識足以挑戰和撼動既有的權力結構。其實，長期以來，台灣社會就存在著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權力意識，如早期的廖文毅、彭明敏、郭雨新等人，只是這些人所領導的反對運動，對當時架築在「反共」意識的台灣社會及國民黨政權，根本沒有鬥爭的立足點。後來，就算也有「反威權統治」意識的提出，如雷震、《夏潮雜誌》、《大學雜誌》等，然而，台灣終究在美國民主陣營的掩護之下，這種反對意識也發揮不了作用。簡言之，當時這種反對意識基本上還是比較屬於政治性的較量，在外在生存威脅及美國意識的掩護之下，不太可能具有發動革命效應的反對力量。這當中有一點應該也是相當明顯的，就是那段時期的反對意識基本上並沒有蘊含著「省籍意識」或「族群意識」，更沒有「統獨意識」的內涵。這個現象可以從當年參與《夏潮雜誌》的成員得到證明；其成員涵蓋了目前被歸類為統派的王曉波、毛鑄倫等人，以及被歸類為獨派的王拓、張俊宏等人，當然這裡面也同時包括了「本省籍」和「外省籍」的成員；當時這些人都曾經是併肩反國民黨威權的同志，也都是歷經失敗的反對人士。然而，也因為吸取了種種失敗的經驗，部分人士終究體驗出如何去建造成功的反對意識：將「反威權意識」結合「省籍意識」，匯流成具革命效應的反對意輝才猛然發覺情勢不妙，趕快想要以激烈的手段來矯治，提出「戒急用忍」政策及「兩國論」。如此一來，反而出乎意料之外地置台灣於困境。這種情況就有如，中共在六四天安門事件發現資本主義對中國的自主與發展只有敵意，於是立即改弦易轍，回頭採取保守、閉關的政策。那樣一來，中國的情勢必然會陷入更嚴重的困境，面對更嚴厲的挑戰。幸好，鄧小平並沒有這麼做，反而更堅定其改革開放的腳步；其實，他並不是不在意西方資本主義的敵意，而是他深知，一旦中國納入了國際互賴結構的體系內，就無法再以激烈的政策手段來矯治，而必須採取長遠的、疏導的、漸進主義的方式來平衡已形成的互賴傾斜，進而才能將之扭轉為互賴優勢。否則，如果要採取激進政策的話，就必須要有足夠的實力，打破既有結構，斷絕對外一切關係，但是中國確實也沒有那種能力。由此看來，鄧小平自知之明的智慧顯然比李登輝略勝一籌。 37 儘管蔣經國警覺地提出「三不政策」，但終究形勢比人強，只能擋一時，無法擋一世；甚至他選擇了李登輝作為接班人，也無法逆轉。也許這就是李登輝一再宣稱，他是延續蔣經國治國理念的原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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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省籍意識」之所以能激起難以抵擋的反對力量，主要是因為它蘊含著強烈的「被迫害情結」，而且最糟糕的是這種「被迫害情結」還長期被政治威權所壓抑；這種有冤不能訴的委屈，一旦隨著政治解放而被牽引出來的話，其激情的發洩將超出人類理性的想像。那時刻也根本不管到底是不是真有那麼冤，更何況事過境遷那麼久，也無從求證；反正為了突破威權所造成的壓抑，自然就會把冤「恨」無限上綱，而且還會擴大「委過」於「自我設想」施行迫害的「同類人」38_。總而言之，台灣的「省籍意識」已經不是單純的、一般的地域意識了，而是融合了政治反動意識、歷史性的疏離意識及心理的悲情意識。這種複雜的政治意識首度在「後威權」的台灣社會形成了有效的、對立的階級意識，並發揮了革命的力量。李登輝首度靈活地運用了它，並且很成功地擊退了國民黨內部制約他的保守勢力，順利地鞏固了他的權威；之後，他食髓知味又進一步將之轉化為對個人寄情及崇拜的「李登輝情結」，並成為目前「台聯黨」的精神支柱。同樣的，也是這一個意識，使得長期在野的民進黨能夠嚴厲挑戰甚至取代了百年政黨的執政。「省籍意識」雖然好用，然而它終究是兩面刀鋒；可殺敵，也會傷己。「省籍意識」在發揮了革命效力之後，會逐漸轉變成「福佬大沙文主義」或稱「台灣人大沙文主義」39_{；一旦形成「大沙文主義」}_{，社會意識就會趨向兩極（dichotomy）} 分化，進而型塑成「福佬－非福佬」二元對立的社會結構。這種情況就好像陳水扁當選台北市長之後，「全民計程車」群體與台北市民對立的情景一樣40_。然而， 38 其實，從爆發二二八事件的時間點來看，雖然最後的鎮壓力量是來自於國民政府，但依衝突對象來說，應該是 1945－1947 年之間來到台灣的「外省人」，而與 1949 年之後來的「外省人」應該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在「省籍意識」的作用下，都一律被歸為「同類人」（或許是被認為同屬於壓抑台灣人悲情的統治階級）。從另一層意義來看，對這一「同類人」的仇視，某種程度上已經形成了「社會階級意識」。另外，設想如果以身為「外省人」統治階層的蔣經國，就主動提出對二二八事件的反省、平反和道歉，台灣社會因「省籍意識」而爆發出來的激情，可能會緩和很多。可惜這件工作卻是由「板凳坐三分之一」（被壓抑）的「台灣人」－－李登輝－－來啟動，因此，由這個意識所牽引出來的政治衝突，至今猶餘波盪漾。 39_{其實這是民族主義發展的一種趨勢，首先是受到外來的威脅或侵害，為了生存，不得不確立自} 我的主體，逐漸形成「排外性本土主義」，即確立自我的民族主義，以抵抗外來的民族主義。這個時候，自我確立的民族主義會隨著外來威脅的升高而逐步強化，對內凝聚力越強、對外排他性越烈，這就是「台灣民族主義」形成的背景。然而，到了第二階段，這種「排外性本土主義」會再往核心移動，形成多數群體的大沙文主義。所以，如果中共對台政策改採「政治拉攏」，「台灣民族主義」的排外性就會趨弱，而逐漸轉入「台灣人大沙文主義」。關於民族主義及台灣意識的相關論述，可參閱 Suisheng Zha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5, No.1, Spring 2000, pp.1-34；郭正亮，〈台灣主體性的辯證〉，《中國意識與台灣意識》，1999 年澳門學術研討會論文集，1999.7.13-14，頁 628－ 645。 40 陳水扁當選台北市長後，「全民計程車」群體自認輔選有功，很快地在潛意識中浮現「大沙文主義」，肆虐台北市，連副市長陳師孟協調都無功而返，終究在台北市民的一致杯葛下，逐漸勢微而消聲匿跡。這種衝突對立之所以能夠化解，主要是因為抱持「大沙文主義」的群體，相對於反對群體，勢力相差懸殊。然而，「台灣人大沙文主義」的情況可就不然了，終究「台灣人」還是佔多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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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台灣人大沙文主義」所型塑的二元對立結構，具有定型化的能量，一旦形成就不易轉移，除非受到外來力量的強行重組。歷史的軌跡常有重現的情形，當年鄭氏王朝統治台灣，也曾因「福佬－客家」的群體結構產生失衡，在二元對立的結構衝突下導致「引清軍入台」，藉「外力」以改變既有的結構；歷史就是這樣走的，它不在乎人們要怎麼想。所幸，三百多年後的台灣，一方面是群體的結構已有了改變，包括了福佬、客家、外省、原住民等四個群體，另一方面，台灣社會隨著教育的普及，並接受了當代文明的洗禮及民主思潮的衝擊，社會理性也大幅提升，群體之間的流通性（包括血緣、價值理念、關係網絡等）因而增加，這種群體結構的對立及彼此的隔閡就顯得沒有那麼僵硬；既然有柔性和彈性，結構就比較容易自我調整，不一定非藉由外力才能改變。因而，這種多元化的族群結構也同時扮演了台灣社會的穩定機能，不大容易營造出內部革命的形勢。為了營造台灣內部的革命形勢，中共就必須設法將多元的族群結構轉化為二元對立的衝突結構；唯一可行的方式就是在既有的結構中參入矛盾對立的衝突意識，並使其在內部發揮誘導和極化的作用；顯然地，只有台灣社會的統獨意識才能發揮這種功效。隨著統獨對立情勢的升高，衝突激情也越高亢，社會理性將越流失。只要這種對立的情緒能量持續累積和蘊育，「星星之火」（革命之苗）將足以燎原；這樣的恐怖主義才真的恐怖。只要統獨持續對立，不管那一方占了絕對優勢，甚至就算雙方勢均力敵，中共也都是贏家。不管怎麼說，內部矛盾必然會造成嚴重的內耗，自然也會削弱其對外的競爭力，這樣一來，很容易就讓中共達到對台灣「不封自鎖」的目的；如果能夠做到讓統一意識占優勢，當然對「中國的統一」是形勢一片大好，和平統一有望；果若獨立意識高漲而不可抑，歷史將可能重演，統派群體在被擠壓生存空間或被社會邊緣化之後，中共的「人民解放軍」將可能在「台灣內部人民」的邀請下，出兵護「民」或護「僑」，屆時美國想要干預，看來也需要冗長的討論和爭辯了41_{。總而言之，只要統獨意識能夠將多元的族群結構轉化成二極對立的} 衝突結構，就可以順利地營造台灣社會內部的革命形勢，不管它會如何發展，中共都是贏家。這種情境也曾經發生在 1960 年代的美國社會，當種族意識與其他政治衝突的議題（如新左派自由主義運動、反舊文化運動）掛在一起時，結構逐漸二極化，社會內耗嚴重，必然會削弱其對外的競爭力。因此，儘管當時的白人人口占總人口數的 87%，民權政策的推動和具體落實就成為當時跨越危機的重要關鍵，當年的艾森豪和甘迺迪甚至不惜動用國家軍隊來貫徹該項政策42_。由此看來，台灣社會如果想要跨越中共「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挑戰，「族群融合政策」的研擬、制定和推動恐怕已是當前最迫切的工作了。 41 1978 年蘇聯入侵阿富汗也是引用這種藉口，儘管美國基於戰略利益強烈譴責及抗議，終究還是無可奈何。其實，更早時，美國出兵尼加拉瓜抵制共產勢力的擴張，也是同樣的情形。 42

Thomas R. Dye,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Inc., 1998), Chap.3.

兩岸新情勢下我國內部國家安全之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