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區域經濟整合中、美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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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區域經濟整合

中、美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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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9 年 11 月 2 日接受日期：2010 年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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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四年級，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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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與政治影響力的增加，中國逐漸成為東亞區域的霸權國家，尤其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協定簽定後，更加深中國在東南亞區域的影響。東亞區域具有經濟、政治多樣性與區域政治關係呈現複雜化與政治破碎帶特徵，使東亞國際關係又具有典型的「外部干預性」特徵，因此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就與美國此一外部因素形成某種敏感關係。本文主要認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已具備東亞區域霸權條件，而美國則憂慮中國成為東亞整合的主導力量，將造成美國此世界霸權在東亞勢力的邊緣化，因此對中國崛起美國視為對其在東亞區域內霸權的挑戰。本文以霸權穩定論（Hegemony Stability Theory）分析中國何以應視為東亞區域霸權，以及其如何影響東亞區域整合；而美國此全球層次的霸權在東亞區域整合具有重要影響，並與中國在東亞區域產生霸權競爭。最後論述中、美兩國必須透過對話合作，來解決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衝突，以避免干擾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進程。關鍵詞：霸權穩定論、權力轉移論、區域經濟整合、中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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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1 世紀新經濟時代，貿易、資金、技術等的流動變化，將決定國家之間力量的對比，而全球化下的世界經濟規則只反應歐美強權國家的利益。面對這種情況，東亞國家逐漸了解在缺乏整合情況下，力量分散將在全球競爭中處於劣勢，且在國際經濟規則制定過程中處於被支配的地位，因此東亞國家乃採取區域整合途徑來加強團結並增進共同利益。尤其 1997 年金融風暴後，東亞各國深切明白只有整合建立東亞區域經濟組織，才能抵禦區域外部衝擊保證經濟穩定的發展。而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進程，對亞洲地區格局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隨著中國經濟實力快速的成長，其對東亞區域周邊國家的影響力大增，2002 年 11 月中國與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簽署了「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 2010 年建立「中國－東協自由貿易區」；中國與東協進入全面合作的新階段，使得中國在多強競爭的東亞區域中取得領先。這項協議的展開顯示中國與東協的經貿合作進入了一個新的歷史階段，也是中國加深在東亞影響力的里程碑，對東亞區域政治經濟格局變化具有積極意義與深遠的影響。隨著中國經濟實力與政治影響力的增加，不斷加深對東協國家的影響，東亞將逐漸形成以中國為領導的霸權體系，構成東亞區域政經新秩序；中國與東協自由貿易區協定的簽定，即可視為中國加深其在東亞區域霸權地位的重要事件。但是東亞各國具有經濟政治多樣性，地區政治關係呈現複雜化與「政治破碎帶」1 _{特徵，使東亞國際關係} 1 由於政治疆界與民族分佈界線的不一致性，使得產生邊界不穩定性、政治缺乏一致性、政治經濟紐帶鬆弛的國際地區，這些地區因國際糾紛與聚焦的問題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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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具有典型的「外部干預性」特徵，因此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就與美國等外部國際因素形成某種敏感關係。本文主要命題認為隨中國政經實力的增強，中國本身有能力來建立與維持東亞區域霸權體系；相對的美國憂慮中國崛起成為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主導力量，如此將造成美國在東亞勢力的挑戰，所以中國崛起美國視為其在東亞區域所面臨的最主要威脅。本文在議題上透過霸權穩定論的觀點，檢視中國與東協自由貿易區形成後，中國未來是否成為維持東亞區域經濟秩序的區域霸權角色。如中國成為一個區域內的經濟穩定者，藉由市場與資金等公共財的提供，則可相當程度影響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而美國是世界霸權在東亞也有其政治與經濟的利益，因此美國在東亞經濟區域整合過程也會因本身利益考量，扮演對東亞整合的阻力或助力角色。最後分析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過程中，美國與中國因利益產生衝突，兩國如何透過加深共同利益的創造性合作策略，來解決兩國之間的衝突，以避免干擾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進程，如能獲得理論上的成果，對東亞區域整合的研究或許能有些許貢獻。

貳、理論探討

霸權穩定論是政治經濟學的理論之一，由美國麻省理工學院自由派經濟學家 Kindleberger (1973) 率先提出，他認為大危機之所以成為世界性的問題，是因為沒有一個大國有能力或願意承擔制止危機的責任，因此他認為世界經濟必須有一個「穩定者」（Stabilizer）有意願且能夠持續提供公共財，以供世界經濟的穩定與持續運作又往往是全球戰略爭奪的重心；因此稱這樣的國際地區為「政治破碎帶」，比如：中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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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leberger, 1973: 289-91）。在國際經濟關係中存在著一般經濟生活中的公共財，如自由貿易體系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等；穩定者只能是大國，而且是國際經濟大國，因為只有大國才有能力提供公共財，承擔維護該體系的責任。

Kindleberger 的理論後經 Gilpin 與 Krasner 將其系統化，將 Kindleberger 觀點放到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分析框架來詮釋霸權穩定論，說明霸主建立自由化經濟主要是為了促進自身的利益，特別是政治和安全利益（Gilpin, 1987: 72-80；Krasner, 1976: 86-92）。而 Keohane 所提出的後霸權主義則是對霸權穩定論的修正，其引入了一個關鍵的概念即國際機制，以解釋霸權合作的可能性和現實性（Keohane, 1984: 32-41）。綜言之，霸權穩定論是將政治權力關係與經濟貿易結果相連結，透過該理論解釋國際政治運作與世界經濟轉變之間的關係（Grunberg, 1990: 43）。霸權穩定論認為霸權的存在有助於國際體系的穩定，霸權國的責任是提供穩定的國際貨幣，促進自由貿易，確立管理國際商務的公平規則。因此霸權國提供自由開放貿易體制、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等國際公共財，霸權國承擔起這些公共財的成本，因而必須保持強大生產能力以擁有充分的「經濟剩餘」（Economic Surplus）。而霸權國之所以願意提供公共財以維持一個穩定的體系，是因為穩定的體系可以減少交換成本，降低國際利益的衝突，增加合作的意願，維持國際穩定並減少不確定性，而符合霸權的利益（Martin, 1992）。但是由於享用公共財有越來越多的搭便車者（Free Rider），只享用公共財卻不願承擔任何維護體系運轉所需的成本，從而使霸主覺得這些夥伴是靠侵佔它的利益，而成為自己經濟上的競爭對手，造成分散和削弱了霸主國的實力，反破壞了霸權領導的政治基礎（Kindleberger, 1981），因為維持霸權的成本以及搭便車的因素，霸權國將會走向衰敗，會被新的霸主所代替，這顯然是霸權者必須面對的一個難題（樊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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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24-28）。在蘇聯解體後美國成了唯一的超級大國，世界自此進入單極時代，於是 Krauthammer 提出單極霸權模式認為國際體系是單極的，制衡不僅得不償失也是徒勞的（Krauthammer, 1990/1991），而 Wohlforth (1999) 則進一步認為冷戰後美國的優勢是空前的，其單極體系是建立在美國得天獨厚的綜合國力優勢上，此種單極體系的不確定性最小，它消除了國際體系中衝突的主要根源，保障了國際之間的穩定與和平（Wohlforth, 1999: 26-35）。單極穩定論其實質是霸權穩定論在美國的繼續和發展，它是為美國全球戰略服務；但也其說明其他國家之所以願意接受霸權國家的領導，主因為該霸權國擁有規模相對龐大的市場。霸權國家因此可以向友好國家開放市場或排除不友好國家的參與，因而對其他國家經濟產生影響；英、美二個先後在國際主導一切的霸權國家，也都是憑藉經濟力量施展各方面的影響力（楊宇光等譯，1994：86-87）。

而美國 Organsky 教授於 World Politics (1958) 一書中則提出權力

轉移論（Power Transition Theory），說明霸權位置因為權力重新分配而發生移轉；且認為為大國之間引發戰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彼此實力的接近，特別是當大國間權力的再分配出現持平（Power Parity）趨勢時，戰爭爆發的可能是最高的。而所謂的「權力」則是以自身實力影響他國行為的能力（Organsky, 1958: 101-102），其後 Organsky 更說明當崛起大國對現有的國際秩序不滿時，而現主導大國又由於是現有國際秩序的既得利益者，因此現主導大國和崛起大國，對於國際秩序主導權乃會產生競爭與衝突，崛起大國認為有機會通過戰爭贏得秩序主導權的時候，會毫不猶豫地通過戰爭來爭取改變現狀（Organsky, 1968: 123）。因此當中國在政經實力大增後，西方學者有以權力轉移理論說明中國崛起將形成霸權挑戰，影響國際現有秩序。隨著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崛起的中國必然挑戰美國的霸權，挑戰現有的國際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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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結構，從而有導致國際體系不穩定甚至有戰爭的危險，因此在政策上主張對中國實行遏制政策，圍堵或者至少是限制中國權力的繼續增長（Chan, 2004: 103-06；Lemke & Tammen, 2003）。

冷戰之後兩極權力結構崩解，經濟穩定與發展成為全球與區域各國追求的目標，而東亞區域在美國逐漸退出影響力減弱之際，在追求新的經濟穩定需要一個新的霸權，一個由霸權領導的穩定體系需求因而產生（宋興洲，1997）。相對而言，東亞區域之間經濟能夠持續合作與運作的主要條件，也需區域內有一個霸權能持續提供公共財，也就是一個穩定的經濟體系須仰賴霸權國家的維繫。因此在中國與東協簽定自由貿易區協定後，東亞區域國家基於防衛國家經濟利益的危機感，各國將紛紛尋求各種自由貿易區協定的簽訂，使區域內權力配置關係不斷變動（Baldwin, 1997）。而霸權國家因能夠對體系內所有成員提供公共財，如開放的貿易市場、穩定的貨幣體制與安全體系等，因此能夠維持區域內的穩定（Snidal, 1985）。基於維持與穩定東亞區域的發展，區域內須有一個霸權國家有意願也有能力提供公共財，以穩定東亞區域經貿關係；而中國在 1997 年金融危機維持人民幣不貶值，開放大陸市場並提供給東協特別的貿易優惠，協助東協走出金融風暴的陰影，以及在 2009 年全球景氣低迷中擴大對外經貿採購，已展現成為區域霸權的經濟實力。中國近年對外實施睦鄰政策，在展現新經濟實力的同時，不斷強調只要合作不要競爭，為中共塑造正面形象。單一個強國主導的霸權體系雖然是最有利於國際體制的穩定運作與發展（Keohane, 1980），但東亞區域以中國本身意願、經濟影響力以及其形象威望等，都呈現區域穩定領導霸權的態勢。如果以權力移轉理論來推論，中國在崛起之後不顧一切積極在亞太地區擴張，則可能與霸權勢力長期駐守在亞太地區的美國發生霸權挑戰；而以美國主導為主的世界霸權體系，自不願在東亞區域整合過程中被邊緣化，因此勢必與中國在東亞地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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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權力競逐，此種狀況將使東亞區域情勢陷於不穩，而東亞區域整合進程也必將受到影響。本文以霸權穩定論為基礎，探討東亞整合進程中中國與東協之間的整合，解釋中國在東亞地區的霸權地位的成形與作為，並檢視美國霸權對東亞區域整合的影響，且由中、美勢力在東亞區域的消長，討論中美關係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影響。

參、中國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影響

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整合，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兩大特徵；在區域經濟整合與經濟全球化並行的發展趨勢下，區域經濟發展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發展特色正不斷被加強。亞洲歷經 1997 年金融風暴事件後，受創的東協國家體認到應該團結進行區域整合以增進共同利益（Severino, 1999），乃加速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進程。相對於 97 金融風暴 2008 年的金融海嘯，東亞區域國家因經濟整合程度增強，能以區域力量維護共同利益損失相對較小。因而推動經濟整合是發展東亞經濟當務之急，雖然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雖尚未具體成型，唯因中國崛起經濟發展快速，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在近年受到世界的重視與青睞（Athukorala, 2009）。回溯 1997 年亞洲金融危機發生，面對危機帶來的嚴重影響與危機，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採取袖手旁觀立場，國際貨幣基金（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等組織又缺乏能力，使得東亞小國經濟受創嚴重（Barfield, 2004），也因此刺激東亞國家加速區域經濟整合的意願，鄭重考慮建構一個聯繫更為緊密的區域機制，以應對未來可能發生的事件，並處理危機後的問題（Pascha, 2007）。且後冷戰時期國家安全的內涵也改變，即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不僅有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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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外交，更重要的還有經濟和生態環境。因此經濟力量能影響並促使國家與區域發生變化，即先進國家憑藉的主要是經濟方面優勢，得以控制世界上不同區域變化的取向，因此誰掌握了國際經濟命脈和優勢，誰就在國際事務中擁有較大發言權（徐進，2009）。

東亞區域內中國快速崛起並積極主導與東協簽定自由貿易區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從中國立場而言，所得的經濟效益並不高，其主要目的是增取東協國家的信任，並淡化美國在東亞的勢力（鄭惠方，2007）。中國的經濟與市場規模都遠大於東協，自由貿易區協定簽訂將加深東協對中國的依賴（趙文衡，2002：107），而擁有政治資源境豐富的是依賴程度較低的一方（Keohane & Nye, 1989），因此，東協與中國經貿關係的穩定與否是取決於中國的作為，中國經由與東協自由貿易區的建立，更加重其在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主導力量。中國是否已經是東亞區域霸權，相關國內外相關研究頗多，有者以冷戰世界格局的改變以及經濟主導國際局勢的趨勢，認為中國經濟快速崛起已成為挑戰美國霸權，以及與日本競爭亞洲區域霸權地位的霸權（Roy, 1994）。有者則從中國本身的策略對東亞區域的影響，也就是研究中國的外交政策與睦鄰政策，探討中國在區域內與其他國家的互動及對他國的影響（唐仁俊，2001；丁永康，2001），但是研究的結果，目前中國尚不是東亞區域單一穩定的霸權國家。以霸權穩定途徑從事東亞區域研究的學者，仍視美國處於絕對優勢的主導與維持東亞區域穩定的霸權國，認為東亞的政治與安全秩序仍是由美國塑造，並保持東亞區域呈現霸權穩定的狀態（倪峰，2002）。但自 911 事件與 2008 年金融風暴後，美國不論是經濟實力或是安全防衛能力都降低，在亞洲地區中國影響力甚至超過美國（Dumbaugh et al., 2008）。以美國為主導的霸權穩定體系，對於東亞新秩序的解釋力上已有不足之處，因此以中國區域霸權的觀點來分析現今東亞區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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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更能補充現有的相關研究發現之遺漏，並強化解釋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東亞區域無疑是目前全球政治經濟的焦點，全球六大力量，包括美、日、歐盟、俄、中國及東協利益在此交會，但從現實主義的角度觀察，東亞區域國際政治秩序仍受美國影響（林文程，2002）。在經濟上，美國主導 APEC，並透過各種制度安排，追求其經貿利益；在政治上，美國與多國建立軍事同盟關係，在亞太區域內駐軍，維護美國的戰略利益，並對中國進行「既交往又圍堵」的政策（孫國祥、張亞中，2002）。小布希時代美中關係，由「戰略競爭者」轉變為「坦誠性、建設性、合作性關係」（董立文，2002：75），而現實上在許多議題上美國也需中國的合作，如反恐與北韓核武問題等。如從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觀察，東亞也是全球化與區域化這兩股發展趨勢交會的場域，由於全球激烈的貿易競爭，各區域內保護主義力量抬頭，以簽署區域性或雙邊自由貿易協定，強化經貿互動關係的方式成為各區域的常態，東亞區域也不例外；而中國經濟崛起與全球各區域進行自由貿易，自然也想取得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主導力量。不論是現實主義或是自由主義的觀點，影響東亞區域的主要行為者，即是美國與中國，因此東亞整合進程自與中國、美國兩者關係密切。冷戰後東亞區域呈現中國、日本與美國相互競爭霸權地位，而東協原本維持不結盟的態度，在三者勢均力敵的僵局下，遊走三方獲取自身利益（趙文衡，2000：23）。但如東協傾向任何一方，將改變區域權力關係使與東協結盟一方成為區域霸權。2010 年中國與東協自由貿易區啟動，形成擁有 19 億人口和 6 萬億美元 GDP 的市場機制，貿易區的成立不但加速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速度，更重要的意涵是向世界發出了非常正面的信號，顯示中國在金融危機中，仍有能力與東協達成貿易自由化和市場開放（史先振等，2009）。 1997 亞洲金融危機是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轉捩點，它使存在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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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區域的合作思想正式拿到檯面討論進行，東亞區域認識到缺乏一個區域性經濟組織，各國難以採取一致的行動對付危機（Injoo Sohn, 2007），東亞國家須整合以建立自己的區域經濟組織，才能真正以亞洲角度為自己發聲。基於發出共同聲音的立場，亞洲金融危機最終觸發了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10 + 3」和「10 + l」機制，開始朝向制度化、體制化的方向發展。2000 年東亞各國並決定成立三個「10 + 1」的雙邊領袖會議機制，探討由「10 + 3」國家共同成立東亞政治組織與自由貿易區（East Asian FTA, EAFTA）的可行性；可以說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是大勢所趨，是各東亞國因應亞洲金融危機反思的成果。亞洲金融危機不但是開啟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導火線，更是影響東亞區域國家合作意識的增強，金融危機的教訓使東亞成員認識到區域外經濟力量的不可靠，只有加強區內經濟合作才有助於區域危機的真正解決。東亞區域經濟整合行動在金融危機後，中、日、韓開始積極參與東亞區域雙邊和多邊的區域經濟整合，因應金融風暴各國跳脫資金援助的框框，開始從各國共同合作的理性觀點看待解決貨幣與金融危機（Yoshimatsu, 2007）。金融危機後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展開快速行動，在經濟合作領域建立金融監測網和危機預警系統、簽署《清邁協定》與並在債券市場的合作取得具體成果，且研究將 10 + 3 的外匯儲備用於相互之間的金融合作，以穩定亞洲區域內的貨幣市場（李文志、張珈健，2005）。這些合作目的是為更強化儘早發現東亞新興國家總體經濟、金融和公司企業的弱點，防範潛在的金融危機（張健華等譯，2006）。而中國則在 1997 金融風暴中扮演東亞區域穩定力量，對東協國家承諾不使人民幣貶值，使得中國在亞洲金融體制發揮穩定力量，在眾多危機處理方案中對亞洲地區經濟、社會穩定發揮舉足輕重作用的是中國（蕭全政，2001：27）。而中國為擴大在東協國家的影響力，解除東協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在金融風暴後更對東協國家提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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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自由貿易區的構想。東協國家除了經濟上的誘因與中國權力的展現，願意與中國共組自由貿易區，最主要的因素是因為美國在 911 之後基於保護美國經貿利益，對東協國家減少優惠，東協開始思考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加上美國的反恐行動使印尼、馬來西亞等回教國家反感（金榮勇，2007：103）。而中國在此時提供的經貿利益與政治面向的誘因，符合東協國家的利益，中國與東協簽定自由貿易區協定後，更改變東亞區域權力結構，而造成一連串經貿關係的變動，日本與南韓也與東協分別達成 ASEAN 加日本（ ASEAN-Jap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AJCEP）、ASEAN 加韓國（ASEAN 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AKFTA）的自由貿易區協定。東亞經貿關係重組與勢力重劃的過程中，可能造成東亞國家之間的衝突，而為維持區域體系穩定的需求，因此需要有一個穩定霸權，維持區域經濟穩定與運作。日本因與東亞國家歷史因素造成的不信任，以及其本身失落十年的經濟能力不足，因而在東亞無法取代美國成為區域霸權。反之，中國自改革開放後，經濟呈現高速成長，自 2000 年至 2008 年維持高度的經濟成長率，加上其豐富的勞動資源及具有潛力的內銷市場，吸引了許多跨國公司前往投資，出現了外資巨額投入、進出口需求旺盛等現象。中國大陸經濟的表現主要是經濟體制的

改變與吸引大量的「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中國大陸積極利用 FDI，加快了現代化建設，對經濟發展帶來正面效益（張德修，2003）。 1980 年代以來全球經濟成長中國貢獻了 14%（位居全球第二），同一時期的全球貿易增長率中，中國貢獻了 4.7%（位居全球第三），顯然中國的經濟成長有利於全球經貿發展（張幼文、徐明棋，2004）。中國經濟實力崛起，並與東協建立自由貿易區，都強化其在東亞區域的發言權。但霸權的崛起與持續並非是取決於強大的武力，而是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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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擔任經濟市場「穩定者」的角色，即是為剩餘商品提供一個市場。經濟強國地位的中國已經具有推動東亞區域整合「穩定者」的能力，中國是東亞地區最具有活力的國家，在東亞地區整合過程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2001: 297-98）。中國經濟的崛起對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走出困境非常有利，中國大陸挾其經濟的高度發展，低廉勞動力等要素成本優勢，以及不斷改善的投資環境，逐漸成為東亞生產基地的角色，並成為東亞國家出口品的主要出口市場（劉力，2004）。隨著中國入世後關稅的大幅下調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中國吸納東亞產品的能力將進一步加強。目前，中國十大貿易夥伴有五個在東亞，2008 年中國與這五個東亞經濟體（日本、韓國、香港、臺灣、新加坡）的貿易額占對外貿易總額的 46%（中國海關總署，2008）。因此，成為經濟強國的中國勢必加強與鄰國發展友好關係，在經濟上結合周邊國家資源建構經濟圈，在政治上採睦鄰外交戰略，透過各種雙邊對話營造和平與發展的環境，使其成為東亞區域新興霸權（張惠玲，2000）。以日本提出東亞共同體政策為例，日本戰後一直跟隨著美國的腳步，各項政策皆以美國馬首是瞻，可謂是亦步亦趨；然而一場金融海嘯，讓美國的影響力式微，而亞洲的中國卻快速崛起，無論經濟實力、市場、政治及外交影響力及等方面，都有取代美國之勢。此時讓日本警覺，似有大幅調整一面倒親美的政策之必要（曾志超，2009）因此日本鳩山（Yukio Hatoyama）政府在 2009 年 10 月中、日、韓領導人會議提出，以東協 10 國，再加上中、日、韓、及印度、澳洲和紐西蘭為基礎的「10 + 6」東亞共同體主張。日本提出排除美國在外的共同體主張，引起美國高度關切，通過各種途徑警告日本不可過於靠向中國。美國依賴日本作為其在東亞最重要的聯盟來制約中國，美、日兩國之間的軍事也已經相當整合。如果日本靠向中國，這勢必對美國東亞政策產生重大的衝擊（鄭永年，2009），但這也間接說明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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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亞區域的實質影響力逐漸增強，隱然有與美國抗衡之勢。中國以其在東亞區域經濟與軍事的影響力日增，逐漸排除美國與日本在東亞區域的競爭，形成中國在東亞區域經濟霸權的角色，主導東亞的區域整合發展。中國不斷積極參與國際事務，不斷主張新的雙邊對話機制，顯示其意圖主導與改變東亞國際秩序的企圖心。目前，東亞區域整合的潛力還沒有完全釋放出來，2 _{中國與東協以及中國、} 日、韓自由貿易區的建立，無疑會進一步推動東亞雙邊貿易，為亞洲經濟發展注入活力。在國際環境多變的背景下，中國強勁的經濟成長動能與二兆美元的外匯存底，在目前全球金融危機的衝擊下，保持經濟繼續成長與人民幣不貶值，成為穩定亞洲和全球經濟最重要支柱之一。綜言之，中國在東亞區域已經轉變為穩定者角色，有能力維持東亞經濟體制的運作，且主導著東亞的發展趨向。中國已經有能力提供區域國家資金與市場，並藉由公共財的提供形成東亞區域的穩定霸權，因此在東亞區域經濟整合中具有以下的正面作用：第一、中國為亞洲提供了巨大的市場，為亞洲經濟長期增長提供了內部市場保障。中國入世之時正是亞洲經濟復甦受挫之際，美、日都減少了從亞洲的進口，但中國從亞洲的進口卻在增長。根據中國海關統計資料，2008 年中國與東協貿易額達 2311 億美元較 2003 年 782.6 億美元增加 3 倍，其中從東協進口 1,170 億美元，出口東協 1141 億美元（中國商務部，2009a），中國正在成為東亞經濟體的重要出口市場，為亞洲經濟的持續增長注入動力。 2 歐盟 27 國是區域整合最成功的區域經濟體，2008 年區域內貿易達貿易額 66% 以上，而東亞（ASEAN+中日韓）的區域內貿易也已達 50% 左右；所以東亞區域內貿易有相當成長，但較之於歐盟仍有成長空間。資料來源：依 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資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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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國成為資本輸出國，而東亞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則是中國投資的首選，中國近年來的高速經濟增長吸引了大量的外國直接投資，但是中國也正在成為一個資本輸出國家。2003 年至 2008 年，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由 1.89 億美元增至 24.8 億美元，增長了 12 倍。截至 2008 年底，中國對東盟投資累計已達 65 億美元左右，東盟已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市場之一。中國正快速成長為發展中國家中名列前茅的對外投資者，對外投資形式逐步多樣化，由單一的綠地投資向跨國併購、參股、境外上市等多種方式擴展，跨國併購已經成為對外投資的重要方式（中國商務部，2009b）。第三、中國成為推動東亞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中國經濟持續成長並且大幅度消減非關稅貿易壁壘、注重推動貿易自由化、遵守國際規則，使得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構建，經由中國市場力量推動更加穩定。尤其 2010 年與東盟自由貿易區生效後所生市場利益，更是有力地推動了東亞國家經濟整合的共識，因此中國對區域國家提出的市場利益，無疑是促進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有利誘因。但是中國對於東亞區域整合的發展也有其負面作用，其中最大的負面效應是中國經濟崛起影響其他東亞國家發展，尤其是東協國家與中國競爭度更高。中國具有勞動成本優勢，吸收大量外資使得全球公司齊聚中國，而具價格競爭之產品，有助於中國產品在東亞市場形成全拿，反對東亞國家經濟發展不利。（孫國祥，2006：104-105）。其次則是中國仍是一個擁有強大軍事力量的不民主政治體制，對其周圍的國家而言，都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尤其中國與其鄰國尚有許多邊界糾紛，更使東亞國家對中國持有警戒與不信任，此情形對於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進展的推動自是不利。最後則是中國的能源戰略對東亞區域造成的衝擊。中國的崛起消耗大量石油、造成油價攀升，對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而中國更意圖以「能源外交」擴大國際影響力以確保其能源安全的作法，已然改變亞太及全球戰略的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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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年在巴基斯坦、緬甸、印尼與孟加拉等國部署與建港，擴張海上軍事實力，蓄積與大國競爭之能量；其石油戰略部署目的實是突顯與美日爭奪亞太龍頭地位雄心，並展現有責任、有能力擔負起國際關切者的關鍵角色（行政院大陸委員會，2007）。由此觀之，中國的能源戰略已不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因此對未來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將會投下重大變數。

肆、美國對東亞經濟整合的影響

冷戰結束後，美國的全球策略是防止全球出現類似冷戰時期的蘇聯之新敵對國或集團，在此策略下美國在東亞區域的政策，乃是透過各種形式結盟或軍事合作，以維持美國東亞區域的政治與經濟利益（Mearsheimer, 2001a: 386）。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各界看法歧異，有人認為中國的崛起符合美國的利益，一個和平、穩定、繁榮與溫和的中國，不僅不會挑戰美國的既有利益，還能夠承擔越來越多的國際義務。且與美國相比中國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國仍然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美國至少還要十多年，而美、中兩國的互補性很強，美國可以與中國合作共榮（Berman, 2005）。但也有人以為中國在軍事、經濟等方面正在快速追趕美國，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也越來越大，中國將會取代美國的霸主地位，威脅區域乃至全球的和平，美國應在軍事、經濟、政治等方面對中國進行遏制，不讓中國成為美國霸權的挑戰者，不讓中國威脅美國在亞洲的現有利益（Kaplan, 2005）。對中國崛起有者認為中國是可以合作的朋友，強調中國成為一個「強大而負責任」的大國，在亞洲發揮促進地區形勢穩定的重要角色；而對中國崛起深感擔憂的是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或潛在敵人，主張遏制中國，希望中國的崛起不至於削弱美國在亞洲的影響力與地位（Zakaria, 2005）。美國對中國的態度在合作與遏制的爭論中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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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美國一方面積極推動與中國經貿領域的合作，來加速本身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不希望中國發展太快，因而採取各種手段遏制與拖延中國的發展。而中國對美國也是雙面策略，一方面不斷宣傳和平崛起消除對中國威脅論的戒心，另一方面則保持軍事與經濟的不斷增長（何亮智，2009：116-17）。中國崛起使得美國加強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關注，美國與東亞地區的經濟關係也進一步密切，美國在其總體東亞戰略的指導下，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政策和態度發生逐步轉變。自冷戰後期起，美國與東亞區域的經濟貿易關係密切，東亞區域以勞動和資本密集型的經濟結構與美國以技術和管理為主的服務型經濟結構，構成了一種互補關係，東亞區域也成為美國資本和服務產品的主要出口地。在美國的 25 個主要進出口國有 11 個在亞太區域，其中中國、日本、韓國和臺灣，均為美國 10 大交易夥伴之列，因此東亞區域成為美國經濟戰略的一個極為重要區域。但對東亞國家而言，中國崛起經濟持續成長增加了國家的購買力，爲周邊國家提供有利的投資出路（鄭竹園，2003）。以日本為例，近幾年經濟衰退，很多國內企業面臨倒閉破產的命運，中國以低廉的土地與勞力資源，以及廣大的國內消費市場，爲日本提供龐大的出口市場，讓日本企業有再出發的機會，這凸顯中國成為東亞經濟成長發動機的事實（高長，2004）。中國的龐大市場潛力吸引外來投資、貿易和其他商機，增強了東亞經濟的活力和國際競爭力（田中青等，2004：17-23），也使東亞國家進出口貿易地逐漸由美國轉向中國。而對中國在東亞區域影響力日增，美國則認為中國的崛起造成對美國安全利益與經濟利益的重大影響，因此中國對美國霸權地位構成越來越大的威脅（袁鵬，2002）。20 世紀美國是當之無愧的霸權國家，而其霸權的建立與自由經濟之間存在正向關係，因為自由國際經濟需要一個能致力於自由經濟原則的霸權國，而霸權國承擔起這些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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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是因為這樣做有利可圖（武軍等譯，1994：145）。美國正是在開放的國際經濟結構中，通過降低貿易及其他方面壁壘的自由化貿易獲益，使得美國的經濟實力在二戰後一直最大限度地獲得經濟利益（陽宇光等譯，1994：106），其優勢地位無人可撼。假如東亞區域形成一個不包括美國的經濟集團，以具體的進出口損益來比較，美國的出口就將損失大約 250 億美元（Bergsten, 2005）。也由於美國的霸權地位得之於自由貿易，自由貿易成為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自然反對排除美國在外的東亞區域經濟體的出現。美國作為世界超級霸權國，自然希望在東亞區域中維護和延長它的主導地位，尤其美國長期以來對東亞苦心經營和部署，在東亞區域的國際政治格局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如在東亞區域整合進程排除美國參與，勢必受到美國的刻意干擾。而美國對特定的區域經濟整合的態度有明顯的好惡和選擇性，這取決於是否符合美國的國家利益和全球戰略的需要。因此在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進程中，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美國。美國對東亞區域整合機制的態度，反映出美國的偏好，其支援東協、東協地區論壇、亞太經合組織，反對東亞經濟集團、反對亞洲貨幣基金（洪財隆，2003）。美國支持前三個組織，是因為這些組織可以為美國所用，為美國推行其在東亞或亞太地區的各項政策服務。美國反對並扼殺後二者，是因為它們是東亞國家的小圈子，美國被排斥在外難以控制，並可能衝擊美國主導的金融秩序。從美國的全球戰略利益來講，它不願看到東亞區域成為一個整體，成為世界一極。從經濟利益來講，美國也不願意看到東亞區域出現一個排他性的自由貿易區，從而削弱它在東亞區域經濟中的影響（陸建人，2008）。且因為東亞區域傳統上與美國保持著緊密的政治、軍事與經濟聯繫，並在這些方面對美國有著很強的依賴性。因此，促進和維護東亞區域的安全和穩定，不但符合東亞區域各國的利益，也符合美國作為一個全球性霸權國家的利益，所以美國反對東亞區域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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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經濟整合組織，市場開放不但符合美國資本和產品的需求，也是美國在東亞區域的重要政治戰略（Mastanduno, 2006）。因此美國對日本提議的東亞共同體主張，在乎的是否會削弱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東協地區論壇等多邊機制。因為這些機制屬於開放性，美國在其中有重要的影響力，因此儘管這些機制存在許多不足之處，美國仍視之為推進在東亞地區政策目標的有用的工具，並強調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和東協地區論壇是美國與亞洲和東南亞關係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Hill, 2006）。東亞區域既是美國全球戰略中的重要一環，冷戰期間美國與蘇聯爭奪在這一區域的主導權；冷戰後，美國則試圖在東亞區域全面確立領導地位。由於美國在東亞區域經濟中所具有特殊的利益，如果東亞區域形成一個脫離美國利益而自主發展的經濟體，美國經濟利益將受到威脅。如何將日益繁榮的亞洲經濟納入到美國的全球利益當中來，一直都是美國構築亞洲戰略的重點，所以美國在東亞區域推動東亞區域貿易和投資的自由化，確保一個對美國開放的東亞區域市場。美國全力反對任何將其排斥在外的東亞區域合作組織的存在，如此方能維護美國在東亞區域的霸權地位，防止任何可能挑戰其領導地位的國家或集團的出現，以保護美國在東亞區域的政治、經濟、安全和戰略利益。儘管美國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存在戒心，但是東亞國家也清楚在可預見的將來，美國仍將是東亞區域不可或缺的力量。經濟上，美國是吸納東亞區域終端產品的最大的市場，是東亞區域外資的重要來源；安全上，美國的前沿軍事存在和雙邊安全同盟仍是東亞區域安全的重要保障。即使是在非傳統安全合作方面，而美國有實施大規模海運和空運的能力，又與大多數東亞國家保持良好關係，能夠為東亞區域提供安全上的公共產品。所以東亞區域經濟整合，並不意味著東亞區域可以告別美國的霸權，美國的東亞政策雖是出自維護美國自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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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區域既得利益，和實現對東亞區域整合的主導地位的考量，並通過貿易等經濟途徑來介入並發揮它在東亞區域的主導作用（宋國友， 2007）。但相對的東亞區域各國成員在經濟上也都對美國具有很高的依賴性，在政治與安全領域也受到美國的強烈影響，這無疑增強了美國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發展的影響力。因此，緩解美國的疑慮，排除其干擾，是推動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必要條件。美國在東亞區域的利益是力圖維持東亞區域的穩定，確保區域內美國盟邦有可靠的安全環境（李登科，2004）；並且促進東亞區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以取得東亞市場。美國在二戰後向東亞區域轉移生產技術和開放美國市場，一方面是出於政治目的，試圖通過扶持中、蘇周圍的中小國家經濟增長，以遏制中、蘇的發展壯大；另一方面則是出於自身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由於東亞區域沒有在經濟及政治上整合為單一經濟體，美國可以利用雙邊談判通過單方制裁手段，對東亞區域各國施加壓力，各個擊破，迫使東亞國家建立符合美國的價值和利益的整合機制。2005 年 12 月首屆東亞峰會發表的《吉隆玻宣言》，強調東亞峰會將是一個「開放、包容、透明和外向型」論壇，以推動加強全球性的規範和國際公認的價值觀，即是受到美國影響的結果。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機制的建構，美國基本態度為：從認為有損害美國與亞洲國家間良好而牢固的關係而反對（Powell, 2004），到逐漸務實接受並強調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機制建構，是亞洲發展經濟與金融整合的手段，美國是樂見其成（Hill, 2006）。目前美國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基本政策尚未完全定型，但以美國在東亞區域的利益和政策偏好而言，面對東亞區域整合的深入發展，美國將越來越強調 APEC 的必要性。因為 APEC 是在太平洋地區擴展自由貿易，加強在 APEC 組織框架內合作，以推動亞太自由貿易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的建立（蔡鵬鴻，2005）。對美國來說，FTAAP 的建立不但將扭轉近年來 APEC 成員熱衷於推動雙邊和次區域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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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能減輕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對 APEC 發展產生的負面效應，並使美國重新獲得在 APEC 中的主導地位。同時美國也加快與東亞國家締結自由貿易協定的步伐，這也是美國針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進程加速，所採取的防範性措施。2007 年 4 月美國和韓國達成了自由貿易協定，對美國而言，這項協定有著重要的經濟與政治戰略意義，前者主要指增加貿易額、改善貿易條件和促進投資，後者則包括推行競爭性自由化戰略，塑造地緣政治影響簽約國的政策制定，鞏固和提升盟友關係等（宋國友，2003：51-52）。從東亞來看，由於東亞區域複雜而又特殊的政治環境，以及若干大國並存的事實，為降低美國在東亞的雙邊 FTA 帶給東亞各國的影響，東亞國家有兩種選擇：一是追隨美國和美國達成 FTA；二是建立以本國為中心的區域內 FTA。但是東亞地區除中國與日本之外都是小國，不具備條件建立以自己國家為中心的區域內 FTA。此一客觀事實使美國在東亞區域經濟整合中，具有左右東亞區域國家的政治經濟實力，也成為東亞整合中一個不得不正視的霸權因素。但是如果東亞區域各次級 FTA，經過長時間交流和融合，能發展成為一個涵蓋東亞貿易自由區，則將提高成員國整體經濟福利；但這個過程不可能是自發的，其實現的必要前提是某個國家或國家集團，有足夠意願和能力整合區域內既存的眾多 FTA（宋國友，2003）。東亞區域內林立的 FTA 缺乏整合主導力量，且因為中國在東亞區域影響力逐漸與美國抗衡，可能成為眾多 FTA 整合力量，因此對中國的貿易限制以削弱中國經濟能量，成為美國排除中國爭取東亞霸權的政策。美國雖然清楚認識到在世界經濟區域化發展的大背景下，東亞國家迫切需要藉由區域經濟整合以提升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並維護區域成員的經濟利益，因此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是不可避免的發展趨勢。東亞內部越來越密切的經濟聯繫是區域經濟整合的最主要的動力，隨著東亞經濟力量的增強，東亞的整合也將提升地區國家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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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舞臺上的地位，轉而更增強東亞國家整合的意願，所以無論美國喜歡與否，東亞國家加強正式的多邊經濟合作越來越有強烈驅動力（Fukuyama, 2005: 86）。但美國與東亞具有深厚的政治、經濟和安全聯繫，客觀上美國也是東亞區域不可或缺的重要夥伴，因此美國廣泛地參與東亞區域事務是不可避免的，甚至是必需的。而東亞國家間經濟關係的加深，政治和安全領域合作的加強，區域經濟整合機制的發展，自然會削弱傳統上對美國的依賴，美國當然會憂慮其對東亞地區事務上影響力是否會降低。因此為減低美國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疑慮，共創東亞與美國雙贏策略，對由美國主導的 APEC 則須要重新確定一個更加現實的議程，以促進在泛太平洋經濟合作方面發揮其獨特作用（Kurlantzick, 2007: 74-75），而化解美國成為干擾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因素。如經由機制化的接觸，讓美國由 APEC 等相關機制對話，促進美國與東亞國家互相了解消除誤會，使美國明確了解東亞區域經濟整合並非排擠美國，經濟整合的東亞區域也並不會損及美國利益（Goh, 2004）。綜言之，美國為了防範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進程排除美國的參與，其對 APEC 的重視程度勢將提高，此舉將讓 APEC 獲得新動能。美國對於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具有正面與負面作用，最大的正面作用是美國提供東亞區域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使東亞國家得以全力發展經濟。而東亞區域在美國全球戰略中的地位不斷上升，美國對該區域的軍事部署逐步加強；與冷戰後從歐洲大規模撤軍相比，美國在東亞區域基本保持了原有的軍事基地和駐軍規模。美國在東亞區域大約有 10 萬駐軍，主要分佈在日本、韓國、東南亞，這些軍事存在無疑為東亞區域提供一個安全保障。其次是美國是東亞區域國家重要出口市場與資金提供者，其重要性是逐年下降。以東協為例，2002 年東協對美國出口占其出口總額 15.9%，但是 2008 年則降至 11.5%；而 2003 年美國是東協最大外資來源國，占東協外資比例 16.5%，到 200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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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降至 5.1%（ASEAN statistics 2004, 2008）。3 _{但是總的來說在貿易} 與投資方面，東亞國家仍是相當依賴美國。美國對於東亞區域經濟整合也有負面作用，首先美國的軍事存在雖然為東亞提供一個安全保障，相對的也提供美國介入東亞區域事務極大的方便，強化了美國對東亞區域事務的影響，使得東亞國家受制於美國的態度與政策。其次東亞在經濟、政治與安全對美國的依賴，削弱東亞國家之間的內部聯繫，不利於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進展。最後美國重新重視 APEC 並強化其作用，如此將使東亞區域國家減弱相互信賴與向心力，有礙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

伍、美中關係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影響

中國與美國是影響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要行為者，二者對於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各有正面與負面作用，但是作為全球霸權國家的美國與成為東亞區域霸權的中國，二者的關係對東亞區域整合有更重要的影響。美國出於維護其霸權的戰略考慮，視中國為潛在和長期的戰略對手，對中國實行接觸、防範加遏制的戰略，其一方面視中國為協助世界經濟發展的機遇，但也擔心自身霸權地位與利益受損，而對中國採取合作與牽制的兩手政策。而中國國內的多數觀點則認為，中國是經濟全球化和現行國際體系的受益者，保持與美國的合作性夥伴關係、維護國際體系的穩定，對維持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加上中國深受資源短缺、環境壓力以及國內社會衝突的困擾，最關注的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等內政問題。所以中國強調尊重美國為東亞區域秩序的保障者，並無意於尋求成為霸權國，中國將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體 3

可至東協網站 ASEANstats website 查 2004 與 2008 資料，http://www.aseansec.org/ 221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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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實現「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以貿易和投資等和平手段來獲取世界資源，並通過不斷擴大的國內市場為國際社會帶來更多的機會而不是威脅（岳健勇，2006）。權力轉移論對中國與美國力量對比發展趨勢的一系列研究認為，美、中是否會發生權力轉移論所強調的霸權爭奪戰，其可能性並不一定很高，關鍵取決於美國是否能夠在現有體系中相容中國，並且對中國力量發展性質的關注應該高於對其規模的重視（Rapkin & Thompson, 2003: 334-337）。而假如中國即使在實力上超越美國，只要中國沒有要求改變現有國際體系的規則，權力轉移而產生的霸權戰爭就完全可以避免（Lemke & Tammen, 2003: 270）。中國一再強調和平崛起，就是避免對中國有挑戰美國霸權的聯想。中國的改革開放乃得益於美國市場對中國的開放，以及美國主導的世界霸權體系維持穩定的世界經濟秩序，中國反是現有霸權體系的獲益者，對照 Steven Chan 對權力移轉論提出的論點，崛起中的國家由於從現有秩序中獲益，傾向於維持或者小幅修正現狀（ Chan, 2004）。因此當國際體系的利益分配適應國家間相對權力的分配，對於一個相對權力正在崛起的國家來說，其並不需要去挑戰現有霸權。所以中國成為區域霸權且能夠和平地進行下去，相當程度取決於現有國際秩序和既存霸權大國的態度和政策，所以美國的政策與態度將影響中國的選擇。美國長期能够抑制通貨膨脹、民眾能够獲得價廉物美的消費品，也得益於與中國緊密的經貿相連。中國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使美國無法再對中國實行咄咄逼人的政策，美國不可能完全放棄對中國遏制（中國評論社，2009）。因此美國對中國的最好政策就是「兩面下注」（Hedge Strategy），也就是即溫和地接觸並加以防範，使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這樣不僅符合中國的利益，也使中國遵守安全、貿易、金融和人權方面的國際規範（張立平，2007）。中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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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美國在東亞區域所面臨的最主要的挑戰，美國勢必會進行必要的遏制，美國面對蓬勃發展的東亞區域整合進程，如何防止中國借助東亞區域整合的發展崛起挑戰美國，以維護美國在東亞地區的領導地位和既得利益，乃成為美國制定和推行其東亞政治、安全、經濟政策的基準。美國與中國在東亞區域整合進程的明爭暗鬥，自然對於東亞區域已形成的經濟整合機制各有所偏，從而影響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進程。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是冷戰結束後亞洲地區發生最重要的變化，而造成整合加速的因素為東亞區域經濟規模的擴大；區域內經濟依存度的增強；以及整合進程由市場推動轉為由正式機制推動，使東亞整合有利條件增加（Nicolas, 2008）。東亞區域整合進程對亞洲地區格局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而隨著中國經濟實力迅速崛起，加上軍事現代化進程的不斷加快，中國成為東亞區域的霸權國家，對東亞國家影響力也與日俱增，從而導致美國除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懷有疑懼外，更憂慮中國成為整合後的東亞區域霸主，造成美國在東亞勢力的邊緣化，更引發中國與美國在東亞區域發生衝突。就美國而言，東亞區域政策其目的不僅是為了防止美國在東亞區域被邊緣化，更重要的則是為了遏止中國此潛在的競爭對手成為東亞區域的主導者，從而威脅美國在東亞區域的領導地位（金榮勇，2007： 99-106），尤其美國更認為中國國力增強後將不可避免地要謀求區域霸權地位，美國為自身利益考慮必須使中國放慢經濟增長速度（Mearshimer, 2001b: 56）。但是如前文所分析，現實上美國在東亞區域的經貿版圖逐漸衰退，反之東協國家對中國經貿依賴加大，加上傳統以來美、中貿易存有巨大逆差，美、中貿易摩擦問題一直存在。 2008 年美國引發的金融海嘯，美國採取經濟保護措施因應危機，使得美、中貿易摩擦加劇。美國更認為由於中國政府通過持續干預外匯市場使得人民幣對美元長期低估，形成中國出口商品在美國市場上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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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的競爭優勢，使美、中貿易逆差不斷擴大，而中國外匯儲備的累積也加劇了全球流動性過剩，從而間接造就了美國的房地產泡沫，因此對於中國多所指責。反觀中國在經濟崛起後，首先衝擊的是對現存世界大國的權力和利益分配，因此，中國必須與世界主要大國特別是霸權國建立合作關係，中國首先要將美國定義為合作夥伴，大力發展與美國的多層次多緯度合作關係，增進兩國的共同利益（門洪華，胡鞍剛，2004：42）。因此對於美、中的貿易逆差形成的貿易摩擦，中國將之歸於目前的全球分工格局，導致中國的貿易順差一半以上是因「兩頭在外」的加工貿易形成，以及美國居民過度消費所致，並不直接回應美國對於人民幣低估的指責，以避免直接挑戰美國。因為中國贏得發展的「戰略機遇期」，實現和平發展是中國的核心利益和戰略目標所在（潘銳， 2007），因此爭取良好的國際環境是實現這一核心利益和戰略目標的重要保障。而美國目前仍是全球霸權，中國要營造良好的國際環境勢必要與美國保持良好關係，因此避免直接挑戰美國是中國對美國的策略。美中關係雖然因為中國強調和平崛起避免挑戰美國霸權，但是中國經濟政治實力加強也是不爭事實，美國要維持其在東亞區域霸權之地位，又要兼顧給予崛起中國相應權力地位，以避免中國的不滿形成權力爭奪。加上 2008 年的金融風暴，對全球經濟發展造成了嚴重打擊，美國無力再成為全球政治經濟的秩序維護者，反映在國際議題上，美國不再從容自信，而事事尋求與其他重要國家諮商合作。因此當前國際社會由兩個最重要因素型塑新國際秩序：一個強大的中國和一個弱化的美國，即所謂的 G2 模式（劉復國，2009）。現實中，美國將需要與中國合作、諮商以採取一致性的作法，在全球金融危機、全球氣候變遷、北韓核武問題、伊朗核武問題等等，美、中合作似乎已經成為不可或缺的過程。因此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09 年 11 月就職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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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亞洲行，就以取得美、中戰略共識，營造美、中戰略合作為主軸。但是 2009 年 12 月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中，美國不滿意中國以維護主權為由，拒絕國際對其廢氣減量承諾實行檢查，雖然中國最後做出某種程度的象徵性讓步，但旋又透過蘇丹、委內瑞拉等盟友，出面抨擊。美中關係現在的發展，卻絲毫看不出 G2 合作的氣氛（賴怡忠， 2009）。雖然美中關係在合作中暗藏緊張，但是在高度互動的全球化時代，又使兩國必須互賴合作，以追求共同利益最大化（陳彥華，2008： 146），因此美、中之間的關係同時存在競爭衝突與互賴合作。如今中美關係進入戰略夥伴的雙邊關係，當中國軍事與經濟力量與美國快速接近，在亞洲區域中國對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現狀將越不滿意，則中國經濟成長越快將使中美關係越不穩定（何亮智，2009：111-12），因此在東亞區域美國勢必給予中國更大的權力地位，以維持兩國在全球其他議題的合作空間。綜言之，美中關係是既合作又競爭的現實狀況，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進程自有正、負面的影響，正面影響是：中國目前並無能力完全主導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必須充分利用美方對中國「促進融合的建設性合作」政策，採取參與和合作方針，擴大雙方共同利益，增進相互依賴的程度（宋國友，2007a），因此在美、中合作的情境之下，東亞區域國家則能在穩定的環境中尋求經濟發展，擴大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利基，有利於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推進。但是也有負面隱憂，由於擁有霸權的美國對中國的崛起勢必繼續維持警覺，因此美中之間戰略夥伴的雙邊關係，有其脆弱性（石之瑜，2009），而美、中關係的緊張對於東亞其他國家而言，則會尋求與美、中個別合作策略；尤其東協小國更會操作所謂「大國平衡」策略，游走於中、美、日大國之間，造成東亞區域國家間整合互信基礎薄弱。因此如何透過機制對話增加美中互信關係，強化美中關係得以穩定持續朝向合作方向發展，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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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具有正面意義。

陸、結語

東亞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繼起性和連續性，因此東亞國家與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體的之間存在著系統性的互補（青木昌彦，2002）；從這個意義上講，東亞區域經濟發展的現實條件下，建設具有較高穩定性的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市場，是東亞區域經濟結構調整順利進行的保證。過去東亞雁行模式的出口主要市場是歐美市場，也使得東亞區域之間缺乏橫向的聯繫，彼此之間沒有很深的經濟依賴關係，形成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緩慢。然而中國的崛起正改變這種傳統的發展模式，對東亞區域來講，近幾年，來歐美經濟不景氣並沒有影響到東亞區域經濟的增長，原因就在於中國的需求拉動了東亞各國的出口復蘇，原來東亞區域內以歐美市場為出口導向的格局正在發生變化，現在中國市場正在取代歐美市場，成為東亞各國和區域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就霸權穩定論而言，公共財的提供是霸權不可缺少的責任，美國仍是全球性霸權提供東亞國家公共財，4 _{形成東亞區域發展內不可或缺的霸權角色，而} 中國則是推動東亞國家經濟整合新動能的區域霸權，補充東亞國家經濟發展所需的市場與資金。因此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有賴中、美雙方自制合作，維持區域內和平與穩定的經濟秩序。經濟領域的成功是權力和影響力的根基， G2 模式「中、美共管」世界的說法或許誇大，但卻說明中國迅速成長為東亞區域的經濟巨人，中國在東亞乃至亞洲經濟發展中有著越來越強的影響力，中國崛 4 Kindleberger 所提出的公共財：一、最惠國待遇：一視同仁原則和無條件互惠原則基礎上的自由開放貿易制度；二、穩定的國際貨幣；三、國際安全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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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對美國亞洲勢力已經形成威脅。冷戰後美國在其全球戰略中沒有以中國為主要對手，但在其亞太戰略中，卻越來越明確以中國為主要對手。換句話說，美國認為中國沒有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卻正在挑戰美國亞洲的區域霸權。 2009 年金融風暴後，中國持有超過 2 兆美元以上的外匯儲備，中國是僅次於日本的美國第二大債權國，由於美元連年疲軟貶值，顯然不是中國最佳的投資選擇，但是中國如拋售美元，美元因此崩潰也將損及中國利益，從這點來看，中美關係的強化是現實下的選擇。中國既是現存的國際經濟體係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因此中國應做現存體系的維護者而不是革命者，權力移轉論的戰爭就可以避免發生。美國雖然是世界上僅存的唯一霸權大國，但並沒有強大到可以無視中國的存在，它在許多國際問題上還需要中國的合作和幫助，所以拉攏中國進入國際體系成為「責任分擔者」，給予相應的地位，成為美國現今的中國政策。美國在面對中國的崛起時抱有疑慮，尤其是擔心中國的崛起會導致美國霸權的衰落，為避免此種現象的發生，對中、美雙方而言，最佳的方式是在雙邊、地區、全球層面上，玩雙贏的遊戲而不是零和的遊戲，因此在雙邊貿易關系中，不要貿易問題政治化、不要施行貿易保護主義。而雙方在區域層面上，中、美共同維護亞太和平與安負有重要責任；中、美在北韓核武問題的合作，有利於核武問題和平解決。如果中、美採取雙贏的合作策略，則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未來，將以穩定安全的區域秩序為基礎，中、美雙方在建設性合作夥伴互動穩定基礎上，解決中、美之間貿易、人權與安全等議題的不斷衝突，緩和美國與中國之間的不信任，並讓雙方在彼此接受的基礎上達成互信，將有利於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中國與美國是東亞區域內的主要行為者，二者在現實情境下選擇成為戰略夥伴，對於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自是有所助益；但是美、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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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對東亞區域整合的手段具有共識。美國所主導的 APEC 與中國主導的 10 + 1（東協與中國自由貿易區），兩者的目標具有相當差異性。美國擔心中國主導的 10 + 1 損害其在東亞的政經利益，因而促使美國在 APEC 架構下倡議 FTAAP。而中國並不樂見含美國在內 FTAAP 的建立，尤其又牽涉到台灣會籍的問題，因此中國乃強調實現以東亞區域為主體的東亞自由貿易協定（East Asian Free Trade Agreement, EAFTA）（洪財隆，2008）。就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而言，美國與中國雙方對於 FTAAP 與 EFTA 建構的路線存有極大歧異，這項不利因素如無法調合，對於日後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推動將形成及大挑戰，也是東亞區域國家將來必須面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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