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是一門科學嗎？引介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Illustrated. 1992 p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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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大歷史學報第 35 期 2005 年 6 月，頁 309~319. BIBLID1012-8514(2005)35p.309-319 2004.12.17 收稿，2004.12.31 通過刊登. §書評 §. 歷史學是一門科學嗎？引介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Illustrated. 192 p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陳. 慧. 宏. *. 「歷史學是什麼？」是歷史學家常面臨的一個問題，不論是學科外的質疑，或來自自身學科內部不同的解釋，甚至歷史學家本身在執行這門學科的運作時，也常自問這個問題。在學科的操作面上，這個基礎問題的建構及解釋，不斷地豐富歷史學科的內涵，及其在人文學術領域中的價值。本人於美國學位完成前夕，與指導教授談及社會科學對歷史學的輔助及相關問題時，他推薦了約翰．蓋迪斯教授（John Lewis Gaddis）的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我們談話的中心議題，是我博士論文中，為歷史視覺材料的觀者及其反應的建構，運用了社會學中對社會群體的分析，來尋求解決。雖然我個人覺得這個方式對我的研究個案有相當的幫助，但跨學科的比較及運用，也使得學科間異同的問題，不得不受到關注，因為異同的認知，會牽涉到借用的層次及比例，就歷史學家而言，也自然影響其借用其他學科的方法後，所提供的歷史解釋。就我的研究個案所認定的社會學方法之有效性上，我原以為運用社會群體的分析，解答了觀者及反應的問題，達到了建構某一部分歷史面向的目的。蓋迪斯教授的書，正是對歷史學與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的異同，做一深入的討論，並且意圖對「歷史學是什麼？」這樣的基礎問題，提供一發人深省的解釋。約翰．蓋迪斯教授是美國耶魯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並為專治冷戰時.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2) 陳. 310. 慧. 宏. 期歷史（Cold War history）的領導學者。蓋迪斯對歷史學方法的反省，及這本書完成的淵源，來自於二○○○至二○○一年他在牛津大學擔任榮譽訪問教授講座（George Eastman Visiting Professorship）時，所做的研究及演講，這本書是彙整其講學內容編寫而成。除此之外，也跟他在冷戰時期歷史的研究有關，此點容後再解釋。此書的一開始，從一幅十九世紀德國藝術家該斯帕．費德禮（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的作品 The Wanderer above a Sea of Fog 揭開序幕。一身著黑衣的男性站在一高起的石頭上，背對著畫的觀者，在他面前，是一片霧海似的山水景觀，僅有一些山丘及遠景隱約可見。這位黑衣人士顯然站在一聚高點上眺望此景，他與周圍的關係，透露了他自身存在的渺小。蓋迪斯利用這幅畫的構圖及藝術表現，來比喻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為何。歷史學家就如這位黑衣人士在畫中的姿勢所示，經常是轉身遠離去，而專注於專業領域（如歷史上的「過去」）。歷史學家經常自豪於他們不似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家般地預測未來，因為他們對未來的認知一定植基於過去。然而過去是永不可能回復的，我們所知道的過去，實質上並不能親近（inaccessible），不能在實驗室中重新試驗，或在電腦設備中進行模擬檢驗。歷史學家所能做的，只是再現（represent）過去。這個過去，就如費德禮作品中的山水景觀，對史家既近又遠。史家的位置，可看出某些可見的山形，分辨霧氣或雲層與它們的關係，但從未能親身進入去看個詳細。費德禮的畫，是蓋迪斯對歷史意識的暗喻（metaphor），也反映此書書名的意涵。而歷史學的再現過去，是藉由模式的認定來進行（recognition of patterns），所透露的是一種暗喻，即用此事來暗示另一件事，與藝術和科學領域的再現，有共通點。（pp. 1-3） 1. 關於科學領域的再現及暗喻的關係，比較難以理解，以下會再說明，. 這也是本書作者的主要論點之一。蓋迪斯對歷史學意義的反省，就如他在前言中所提及，與兩本歷史 1 這本書的內容源於作者在牛津的講課，因此基本及重要的論述常重複於各章，文中所標示的頁數，是表示首次出現，但並非唯一的地方。有些引言或詞彙，作者以其他說明方式在別章又闡釋了一遍，是本書常見的情形，我不一一複列其頁數。.

(3) 歷史學是一門科學嗎？引介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311. 學方法的名著有關。一是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的 2. The Historian’s Craft（1953），另一是愛德華．卡爾（Edward H. Carr） 3. 的 What Is History？（1961）。蓋迪斯提及這兩本教科書式的經典作品，在於布洛赫和卡爾都曾提議歷史學與物理以及生物科學（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p. xi）的關聯，而這個論點卻經常被忽略。蓋迪斯這本書的最主要論證，在於他認為歷史學科的方法更接近所謂的 “hard” sciences 學科，而與社會科學的關係較遠。這個議題掀起的舊論戰便是歷史學是不是一門科學。蓋迪斯認為，像天文學、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等演化的生物學科（evolutionary biology），其基於現存的結構或遺存（surviving structures），來追溯過去的過程或發展，或其現存的結構只能靠過去的過程來解釋，是與歷史學科的運作有相似之處。這些學科的共通之處還在於，「現在」是建構「過去」的思考性實驗（thought experiments）進行之處。歷史學並不同於那些可以在實驗室中重複再造的科學，例如數學，因為它的驗證無法透過重複真實的過程來取得。歷史建構過去，是一種過程之再執行（rerun），但不是重覆（repeat）。思考性的實驗，是實驗執行者在心中建構的實驗過程。執行者在心中重建過程，就如現在可用電腦所做的模擬化工作，然後再尋求證據來解釋實質上的觀察。可再造性（reproducibility）是歷史與這些 hard sciences 學科的共同特色，在再執行的過程中，執行者必須運用想像的方式，而這部分一定要在邏輯思考的範圍內。可在實驗室中重複再造的科學，所呈現的是一種真實的再複製性（actual replicability），而思考性實驗所呈現的，則是一種具有實質效果，但並非真實的再複製性（ virtual replicability）。（pp. 39-43）所以「過去」是一種景觀（landscape），歷史是表現這景觀的方式，這即是歷史意識。歷史意識是一種同時感受重要性與不重要性的想法，就如費德禮的畫作中，站在石頭上的黑衣人，既有一宏觀式的主導地位，來觀察其面前的山水景觀（即「重要性」），但又在此景觀的對比 2 中譯本：布洛克（Marc Bloch）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臺北：遠流文化，1989）。 3 中譯本：愛德華．哈萊特．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文化，1988）。.

(4) 陳. 312. 慧. 宏. 下顯得渺小（「不重要性」）。重要性與不重要性的共存感受似是矛盾的，但正是在此疑惑中，我們做為一個人或史家的存在之認同感得以建立。所以歷史意識的出現，需要史家的「抽離」（detachment）或「提高」（elevation），史家因此姿態而能在重要性與不重要性之間、主導與非主導之間，有前後移動的能力。蓋迪斯提出，這個歷史意識之論述，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政治評論家馬基維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的名著《君王論》（The Prince）中就有討論。馬基維利告訴他的贊助者 ──麥地奇（ Medici ）家族的當權者 Lorenzo the Magnificent，任何人要畫一山水景觀，需先處於低處，才能瞭解山丘和高處的特質，反之亦然。同樣的，一個在位君主能瞭解一般人民的特質，就如同要成為一般人民，才能瞭解君王的特質一樣，這即是一種位置的「脫離」或「提高」，與所探究的事物之關係。馬基維利運用這個觀點，來闡釋他的地位和當權者的關係。（pp. 7-8）歷史學與物理、生物科學的這種思考性實驗之執行方式，如蓋迪斯比喻，類似於藝術或地圖學對真實（reality）的再現手段。歷史學是一門科學，它具有與那些演化生物學科及物理學科近似的研究方法，但它對讀者或觀眾呈現的，並非一絕對客觀的科學性真理或事實。就如哥倫比亞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亞倫．布林克禮（Alan Brinkley）對蓋迪斯的書所做的書評中所言，蓋迪斯的論證顯示出與德國蘭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學，及十九至二十世紀之初新的史學方法之走向的不同── 其意圖對等歷史學與現代意義之社會科學類，以強調史學能與實驗室科 4. 學同樣地追求絕對客觀的真理。蓋迪斯的角度是更進一步超越這個現代史學的框架，認知追求絕對客觀真理的不可能性，用史家特殊的角度及意識，來闡釋歷史學的特質及意義，這也就是後現代史學的精神。蓋迪斯區分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的分析及研究方法之不同，主要在於社會科學家對現象尋求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s），以對應於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s），但歷史學家不用這個概念來看待研究主 4 Alan Brinkley, review of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by John Lewis Gaddi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07 (17 November 2002), 50-51..

(5) 歷史學是一門科學嗎？引介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313. 題，而是假設了諸變項之相因作用（interdependency of variables），並追溯其歷時的互相關聯性（their interconnections through time）。社會科學家利用化約論（reductionism），概括過去，預測未來。歷史學家與演化生物學家等則不用化約論，而用生態與環境學的角度處理現象事實（ecological view of reality），所以關注變項之間的可能連續或偶然的關係，是複雜的因果關係，非社會科學的簡單的因果關係（ complex causation versus simple causation）。蓋迪斯總結了四點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不同的地方，意即在方法學上的不同：第一，歷史學家只做有限度的、非普世的概論化工作（non-universal generalizations）。歷史學家從不把對單一個案的推論，加諸到其他個案，而宣稱此推論的可應用性。歷史學家尋求趨勢或模式的可能性解釋，亦即上文所言的模式的認定，但決非用單一法則適用到所有的現象或實例上。對單一個案的研究，可以做為與其他個案的比較基礎，但並非用此單一結論來達到普遍的概論化。第二，歷史學家只相信偶然性質的、非絕對的因果關係。對史家而言，現實是一聯結網，某種程度上，事與事間是互相聯結的，所以史家很難想像何種變項是獨立的，如社會科學家所區分的自變項。事物間的聯結性質，使得現象中存在了偶然性，任何事物的原因都可能還有其前導因素，我們只能得知這些元素間「相對的」重要性，非「絕對的」重要性。事物是複雜性質的，歷史學家不去尋求並獨立化單一的原因。因此，這聯繫到第三點，史家偏好模擬而非模型化（prefer simulations to modeling）。社會科學家利用消去式的化約法，引向簡化式的計算模式，這即是他們的概括及預測。史家不做這種預測。相反地，在試圖納入更多的可變因子，來對複雜性質的事物或現象做推斷時，歷史學所認為的過去，是比未來可知性更高。歷史學用來陳述過去的描述方式（narrative），是一種模擬化的工程，但不必然要呈現一個模型化。模型化的出現，是對未來預測的必要工作，但模擬化不是，歷史學家不做未來的預測。因此，如第四點所言，歷史學家從所知的結果來追溯過程。此追溯來自於現在留存的結構，但因過程中各種可能的推移，會導致不同的結構出現，因此歷史學家很少給予未來一些有效性的宣稱，因為此做法不可行也不需要，史家的概論.

(6) 陳. 314. 慧. 宏. 化並不一定指預測。但社會科學家的追溯過程，是為了預視結果，他們的概論化牽涉到預測的效力。（pp. 53-74）蓋迪斯所言的現存的結構，如果比擬為史料，則所謂過程轉移會導致不同結構的出現，就如同某一種史料在時代變遷之後，會導致其他性質史料的出現。因為這層變動的觀察，史家認為對未來的預測並不見得有效。蓋迪斯對歷史學及社會科學批判式的比較，相當強硬地攻擊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問題，甚至直指其謬誤。上述四點，都以其相對反面的角度攻擊社會科學。蓋迪斯認為社會科學家簡化了過去，所以他們的結論或預測經常背離現實，然而這些差異對他的專精領域冷戰時期歷史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舉例而言，國際關係學者肯尼斯．華特玆（Kenneth Waltz）曾說，兩極對立並存的體系（bipolar systems）比多極關係（multipolar systems）穩定，因此他預料美俄的敵對關係和緩後，國際關係的兩極性仍會繼續延存。但華特玆的預測在一九八○年代就證明錯誤，兩極性已然消失。蓋迪斯身為史家，卻趨向於解釋美俄雙方將逐漸發展成一種長期和平的關係，他指出，冷戰時期最重要的模式之一，就是不對稱多方力量的發展（asymmetrically evolving capabilities），並因此形成國際舞台上多重力量關係的展現。蓋迪斯以他自身的研究為例，說明史家的研究方法及角度，如何地不同於社會科學家的預測。（pp. 66-68）蓋迪斯的這個研究方法，也反映出近些年來外交史家與國際關係理論家之間的論戰，蓋迪斯的這本書，便是展現以歷史學家立場為主的辯護。如劍橋大學教授史瑞龍（Shi Ruey Joey Long）在對這本書的評論文章中指出，外交史家已努力於對抗對其學科缺乏理論及方法學結構的批判，但致力於國際關係理論的社會科學家仍批評他們，在試圖容納多重理論的同時，並沒有融合它們，而建造一在上的理論架構，因此顯示了不同理 5. 論假設間的邏輯上之不一致和衝突。蓋迪斯就是由這樣論戰的背景出發，試圖為歷史學家辯護：簡言之，回應於這個論戰對歷史學家的批評，. 5 Shi Ruey Joey Long, “Clio and Sciences: The View from Gaddis,” review of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by John Lewis Gaddis, Rethinking History 8:1 (March 2004), 171-181..

(7) 歷史學是一門科學嗎？引介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315. 蓋迪斯所做的回擊有兩點。第一，歷史學並不是缺乏理論基礎的，就如上述四點闡釋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的不同之處，歷史學有它的理論架構和方法學；第二，歷史學家不尋求簡化模式、單一原因和預測未來的做法，有其學科本身的嚴肅考量，也是歷史學的特質，社會科學家用他們慣用的模式，如一在上的理論架構等之做法，來批評歷史學家的不及，顯然並不公平。歷史學有其理論架構和方法學，在蓋迪斯的論述中，即意指歷史學與 hard sciences 的接近所代表的歷史學之科學性質。而歷史學與社會科學關係的相對疏遠，也顯示兩者本質上的差異。蓋迪斯進一步討論這些特定的自然科學在本質上的演變，以說明歷史學是如何與之相似。在舊式的科學系統中，像是牛頓以來的物理學，改變是漸進而制式化的，未來是可預測性的，時間與空間有絕對的本質，而任何觀察都是客觀的。然而，這些觀點已經過時，一九七○年代新興的科學體系，亦即混亂與複雜的理論（chaos and complexity）中，上述舊式的科學觀點已遭受懷疑。科學家開始意識到線性發展與非線性發展的現象會共存，同一個系統，可同時具備簡約與複雜性。有些事物是可預測性的，但有些並不如此，可預測性與不可預測性是並列的。這個複雜體，就是一種可變性或可變事物之相因作用（interdependency of variables），如上所言的歷史學特徵之一。這些原則，並不只在於物理學，也在於化學、地理學、動物學、古生物學和天文學等領域。就如歷史學家威廉．邁克涅爾（William H. McNeill）已經觀察到，科學變成是比較歷史性和發展式的，因為科學現象已無法用固定不變的原則來預測，宇宙是一渾沌體。相同地，歷史是充滿了突發的移動和斷裂，像是災難式的事件在時間潮流中的意義。混亂與複雜的理論有更進一步的延伸意義，在於三方面：首先，某些條件中，可預測會變成不可預測的；其次，當一模式視覺上不出現時，它仍可能存在；最後一點，這些視覺上不出現的模式在沒有人介入下，會自發性地出現。這種線性發展與非線性發展共存的關係性，對史家是很有用的，因為他們經常需要處理這樣的問題，而歷史也是充滿了秩序與非秩序間的轉變及互換。換言之，蓋迪斯認為混亂與複雜的科學理論，提供了新的表達歷史過程的形式，為歷史提供了更有用的比較與分.

(8) 陳. 316. 慧. 宏. 析的語言。這些便是所謂科學的暗喻，而再現是藉由暗喻的形式出現的。混亂與複雜的科學理論提供暗喻給歷史去表達再現，去再現歷史的過程。（pp. 73-79）除了科學領域的暗喻和再現，藝術領域的暗喻和再現也同樣地為蓋迪斯所討論，並引介其對歷史學的有用性。從費德禮到畢卡索的作品、地圖學到英國首相邱吉爾的肖像畫，歷史是一種現實或實體的再現。蓋迪斯所言過去留下的現存結構，包含史料文件、圖像和回憶錄。（p. 114）藉由這些現存結構的解釋，歷史學家「再現」了歷史。蓋迪斯認為，地圖學和畢卡索畫作的呈現手法，相同於歷史學家再現歷史，它們都不是一種現實的全然表現。地圖學是把無限的複雜體，轉化為有限的、可管理的參考架構。（p. 32）而畢卡索的藝術表現方式，其抽象化式的做法，是把對象由原始脈絡中抽離。抽象化是對形體的解放，一種嶄新的、對現實表達的觀點，其藉著扭曲空間來表達時間的概念。（pp. 12-14）這個暗喻，也可比擬歷史學家工作的特徵。史家藉由歷史描述（narrative），刻劃歷經時代的各種活動，歷史描述是一種抽象化的結果，因為它牽涉到史家所具備的三種能力：選擇力（selectivity）、同時力（simultaneity, 歷史描述能給人超過單一時間和空間的同時存在感），和比例的移動（shifting of scale；微觀與宏觀的移轉，例如史家會用一特別的場景去做一概括的觀察等）。（pp. 22-26）不過，蓋迪斯也指出，史家和藝術家之不同在於，史家與其對象在時空上是隔離的，但藝術家卻可與其再現的對象共同存在，因此藝術家可以隨時移動觀察角度和調整光線。史家再現的是過去，其對象不在現場。（pp. 14-15）英國首相邱吉爾曾提議，歷史的創造和書寫都將同時出現在同一人物的身上，因為都起因於此人物，但他晚年不滿於一張描繪他的肖像畫（此畫能在他身後留存，但他本人生命卻會結束），卻是一極端的諷刺。蓋迪斯要讀者試想把史家的角色換成畢卡索，而畢卡索畫作中的模特兒是歷史人物，實際上並沒有幾個歷史人物能真正認出畫中的自己。因此，邱吉爾提議歷史的創造和書寫都將同時出現的說法並不生效，因為任何有權勢的人都無法避免別人對他的描繪，圖像和歷史敘述能遺存，這就是再現的力量。.

(9) 歷史學是一門科學嗎？引介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317. 蓋迪斯此書最受批評的地方，在於他對社會科學的大力抨擊。他自己也承認其論述是「有意地挑釁」（deliberately provocative, p. 71）。當在新科學的時代，科學現象已無法用固定不變的原則來預測時，蓋迪斯便隱喻，社會科學家的預測未來及簡化因果關係，是一種回到牛頓舊科學時代的做法，而那些觀點都已然過時。（p. 76）這點比較，非常強力地批判社會科學的基礎方法學。蓋迪斯還說，他自己的一篇文章，曾經被一主要的國際關係期刊退稿，理由是他放縱地使用典範模式的多元論（paradigm pluralism, p. 108）。此期刊之回覆強烈而直接地告訴蓋迪斯，他的做法是不被允許的，因為理論上，一次只能用一種典範。蓋迪斯卻認為，此期刊所表達的方法，顯示他們的觀點是短視的，典範的多元論而非一元論，能引導我們朝向探究再現與現實的接合之處（fit），而這個接合處，就是史家努力的目標。不管是蘭克主義、馬克思主義或佛洛依德主義，蓋迪斯舉例，只要是有助於達到探究這個接合處，對史家都是有用的。（pp. 108-109）在這個個案的說明上，蓋迪斯公開地宣稱他與社會科學家之根本不同。不過，上文提及的布林克禮教授，就認為蓋迪斯過度簡化了某些社會科學的假設及論述，他的攻擊對某些社會科學家並不公平，因為某些研究理論，如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實際上比蓋迪斯所言的更為精細。另外，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社會學教授湯瑪斯．基爾林（Thomas F. Gieryn）讚許蓋迪斯對歷史學在後現代主義思潮中的論述很具啟發性，但卻認為他在社會科學的對比及批評的部分是失敗的，因 6. 為那其中包括了太多嚴重的誤解。不過，至少如另一位評論者所言， 7. 蓋迪斯的做法，豐富了歷史學的論述領域。或如蓋迪斯自己的說明，他從事學科間的比較，可以證明歷史學的有用性及價值。（p. 50）蓋迪斯也強調，他此書的重要目的，是因他認為歷史學家很少為自身學科的方法學做比較分析式的界定及辯護。（p. 50）歷史學家站在一 6 Thomas F. Gieryn, review of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by John Lewis Gaddi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40:1 (Winter 2004), 104-105. 7 Shi Ruey Joey Long, “Clio and Sciences: The View from Gaddis,” 171-181..

(10) 陳. 318. 慧. 宏. 個特權的角度去面對過去，這個角度是抬高且遠離的，但史家的執行卻又是深入且接近的。歷史學家角度的特別，就在於即使有時間機器（time machine）把我們送回過去，如在小說中的想像，牛津及耶魯大學的歷史研究生用此機器，意欲回到歐洲中古時期做博士論文研究，（p. 3）那並不表示做為一個當下的參與者，就比做為一個面對過去的史家來得更好，因為直接的經驗對瞭解那個時期並不必然是最好的方式。歷史學家用特別的 vision，再現過去，而這個再現，包含實際和抽象的兩種層面（literal and abstract representation, p. 12），提供讀者一個對無法參與的過去經驗之感同身受的機會（vicariously, p. 5），是一種更廣泛的視野。除此之外，另一書評論者約瑟夫．馬理（Joseph Mali）認為，蓋迪斯的許多假定有特定的實證主義式的主張（positivistic pretensions），像是歷史學家應該做什麼，或解釋過去是為了現在的目的並發展處理未來的觀點，以及再現是由史家目的所出發的現實之重組等，這些觀點是許多不必然為後現代主義者之歷史主義者（historicists）所不加採信的。所以，馬理質疑，同屬後現代主義潮流下之蓋迪斯，其由自然科學尋求方法學的理論架構，是否能對所謂新史學潮流（New History）提供一定有效的貢獻，因為新史學的誕生，是相當廣泛地採用並改裝文化人類 8. 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蓋迪斯的主要論點，歷史學是一門科學，而且是與自然科學較為接近的一種科學，是意圖為歷史學建立理論架構，但在強力區分其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上，蓋迪斯論點所建立的有效性，仍需接受更細緻的檢驗。大部分評論者對蓋迪斯的書都給予相當正面和推薦的評價，例如「大膽而有挑戰性」（bold and challenging）、「吸引人的」（engaging）、「對知識追求的偉大讚揚」（ a grand celebration of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和「充滿優雅、清晰和智慧的書寫風」（written with grace,. 8 Joseph Mali, review of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by John Lewis Gadd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9:2 (April 2004), 475-476. 另一論及 Gaddis 此書與新史學關係的書評是 Daniel Snowman 的評論，在 History Today 53:5 (May 2003), 90-91。.

(11) 歷史學是一門科學嗎？引介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319. 9. clarity, and wit）。這本書置於思考後現代史學思潮的大脈絡下，是一資深且富學術聲望的歷史學家對方法學的深刻反省及心得。另外，蓋迪斯教授做為冷戰時期歷史的領導學者，這本書也包含了不少從美國現代至當代史中擷取的人物及故事為例，例如史學家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 p. 20），以及約翰．馬登（John Madden）的電影 Shakespeare in Love（p. 15, 129），閱讀上頗感敘述之生動及趣味。對當代史有興趣的學者，這本書也富閱讀的價值。 *此文主要撰寫於本人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人員的期間，我對於此期間計畫主持人祝平一先生在科學史及科學與歷史關係方面的啟發，特致謝忱。對於我博士階段的指導教授，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傑佛瑞．穆勒教授（Jeffrey M. Muller），他提供史學與其他學科比較的思考問題，並推薦了這本書，我獲益良多，在此一併表達對他的感恩。. （責任編輯：蕭明禮. 校對：吳書萍. 邱俊明）. 9 這三個引用詞彙分別來自以下三個書評：Brinkley’s review, Long’s review, a review in Foreign Affairs 82:2 (March/April 2003), 148; and Neil Jumonville, review of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by John Lewis Gaddi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0:4 (March 2004), 1419-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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