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Michael Szony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10.
徐 大 易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班
本書內容
這是一本從社會史的角度重新解讀金門冷戰史的書。在本書的序言，作者就饒富趣 味地以金門在冷戰時期被賦予的兩種隱喻，點出過去研究者時常抱持的觀點：第一種隱 喻將金門視為是自由世界向共產主義發動戰爭的前哨站，是亞洲的「西德」、中國的「奠 邊府」；第二種看法則主張冷戰衝突過度強調了金門的重要意義，因而認為金門過去發 生的各種衝突僅僅是一齣精緻的「中國戲曲」。然而，作者認為這兩種看法其實都試圖 將冷戰時期的金門描繪成一個由不同國家領導人居中斡旋、涉及高層政治（high politics） 的外交史，而忽略了冷戰時期的各種歷史事件對於地方社會的實質作用。因此，作者指 出其研究取向便是嘗試在人群記憶和經驗的層次上，進一步探討宏觀的地緣政治衝突如 何影響到金門人在不同冷戰時期的實際生活（Szonyi 2008：2-3）。乍看之下，這樣的論 點似乎僅是在過去金門外交史的研究基礎上嘗試帶入地方人群的觀點。然而，筆者認為 它其實是延續了 1980 年代興起之華南學派的歷史關懷，那就是從傳統上被看作是帝國 邊陲但貿易頻繁的華南地區，去重新理解國家政策如何影響中國地方社會的發展，以及 地方人群是如何從邊緣（marginal）的角度去與真實或想像的政治中心產生連繫（參見 劉志偉2003；蕭鳳霞 2008）。因此，儘管擅長明清史的宋怡明教授（Szonyi 2002）這次 將研究場景搬到冷戰時期的金門社會，上述的關懷仍在本書的不同部分中隱約地出現。 從 這 樣 的 立 場 出 發 ， 作 者 進 一 步 以 軍 事 化 （militarization ）、 地 緣 政 治 化 （geopoliticization）、現代化（modernization）和記憶（memory）作為貫串歷史敘事的四 個概念：其中，作者指出軍事化可以廣泛地視為是「軍事利益、價值和論述滲透到社會 生活」的過程，而不僅僅是國家為了發動或抵禦戰爭而對軍事力量進行提升（Szonyi 2008：3）；地緣政治化則指涉的是金門人的生活與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之間所產 生的連結，其中包含了實質的軍事衝突，以及金門如何被建構為抵抗共產主義的象徵 （symbol）。然而，就算是在這個「象徵」的層次上，作者認為其所牽涉的不光是媒體 或文本上的宣傳，而是包括了整個金門的社會歷程，也就是地緣政治如何影響到社會關係的不同面向（Szonyi 2008：4）；在現代化的探討上，作者則採取了較為廣義的界定， 也就是將現代化看作是在全球論述與地方社會的協商過程中逐漸被塑造出來的意義，而 非一套源自於西方經驗的特定情境或價值觀。在金門的冷戰史中，其現代化的特性就在 於它是以壓制和監控人群的各種規訓手段去面對被認定的軍事威脅，因此軍事化和地緣 政治化的發展影響了現代化本身是如何被界定，而作者將此一歷程稱為「軍事化的烏托 邦式現代主義」（militarized utopian modernism）；最後，在記憶政治的議題上，作者指出 儘管或許已很難得知當地人在冷戰時期如何看待官方將其塑造為意識形態化的反共象 徵，但是這套「英雄」論述卻持續地形塑了金門人對於過去的記憶和當今的身分認同 （Szonyi 2008：5-6）。 在這樣的研究取向下，口述歷史就成為作者在建構金門社會史時與官方文件同等重 要的田野材料，因為它不但體現出軍事化、地緣政治化和現代化的進程是如何影響金門 在冷戰時期的社會生活，同時也揭示了金門人對於這段歷史的不同詮釋（Szonyi 2008： 10），而這便是作者在接下來的章節鋪陳中不斷浮現的兩個面向。以下便依照全書分成 的四大部分作簡短的描述。
地緣政治化的興起（1949至1960年）
第一部分主要探討1949 到 1960 年的金門歷史。這個階段標誌了金門軍事化和地緣 政治化的開端，而這樣的發展使得金門地方社會產生了實質的變遷。1949 年前的金門社 會是一個人群不斷向華南地區、日本或東南亞等地遷居的移民社會，並且與大陸沿岸地 區構成了綿密的貿易網絡（Szonyi 2008：18, 46）。然而，在1949 年的古寧頭戰役之後， 隨著美國政府對於海峽兩岸採取「中立化」（neutralization）的政策，也就是避免國共雙 方對於大陸和台灣進一步採取軍事行動，使得原本未打完的國共內戰正式地國際化為全 球性的冷戰對峙局面。面對這樣的地緣政治發展，國民黨政權將過去戰時的緊急措施加 以規範化和系統化，也就是戰地政務系統的創設，藉以達到監控人群和維繫意識型態的 目的（Szonyi 2008：26, 31）。在這個制度之下，由軍方指派下鄉的「政治指導員」就成 為村落政治中實際的權力掌控者，並且是國家影響力向村落施展的中介者，而這樣的角 色使得指導員一方面必須代表國家向地方要求各種服務、物資或日常訓練而為當地居民 所厭惡，一方面卻也時常擔負著保護村民的責任。因此，儘管許多金門人對於政治指導 員的印象是各種反覆無常的懲罰手段和命令，然而當時居民也會透過幫指導員作媒等方 式而與之產生連繫（Szonyi 2008：35-37）。在這樣的時代脈絡下，作者認為 1949 年、 1954-55 年和 1958 年的三場砲戰雖然並沒有對金門軍事化的發展歷程產生重大的轉變，不過有關戰爭的記憶仍舊烙印在金門人的心中。在此，作者便指出相較於金門人對 1954-55 年砲戰的印象環繞在當時人對戰爭的天真無知，甚至以自我貶抑的口吻講述那 時發生的奇聞軼事（Szonyi 2008：44），許多金門人在 1958 年砲戰時已經懂得冷靜沉著 地面對砲火襲擊、躲防空洞，甚至從上次的砲戰中學會以「聽聲辨位」的方式預測砲彈 的落點，而此時許多被嘲笑的對象反而是當時驚慌失措的軍人而非平民（Szonyi 2008： 68）。
軍事化與地緣政治化的轉向（1960至1992年）
書中第二部分繼續探討金門在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軍事化發展，以及 1979 年 之後隨著台美斷絕外交關係，國民黨在國內日益嚴峻的政權合法性危機。在1960 年代， 鑒於毛澤東政權所發動的大躍進運動在社會和經濟上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促使中華民 國政府開啟了一系列將金門和馬祖打造為「三民主義模範縣」的計畫，其目的就在於藉 由金門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促進去刻意與大陸「失敗」的社會主義政策相區辨（Szonyi 2008：82-83）。然而，作者指出這套指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現代化政策事實上並非偏離 於軍事化的軌道，反而是希望透過將金門公民塑造為「現代公民」的方式，達到軍事或 政治動員的目的。具體來說，該計畫重新復興了 1930 年代的新生活運動，也就是藉由 對於大眾的動員以強化愛國主義和提升個人道德，並且由此界定何謂「新生活」的行為， 如軍民間的相互援助、敬老扶幼，或者是發動大規模撲滅害蟲和老鼠的運動去改善環境 衛生，以降低瘟疫對於軍事的衝擊（Szonyi 2008：84）。不過，當時的金門人對於政府 的各種集體動員也並非全盤接受。例如，居民會以各種方式消極地回應政府的政策，如 以蘆葦草冒充老鼠尾巴等手段，達到政府在滅鼠運動中要求每人繳交的鼠尾巴配額。甚 至，那時還出現販賣鼠尾巴的地下市場。作者認為這些行為雖稱不上是對於政府的反 抗，卻是足以動搖官方將金門平民塑造成無私奉獻之論述的反抗記憶（counter- memory） （Szonyi 2008：87）。 到了 1970 年代，隨著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以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取代了毛澤東的 冒進式外交政策，使得台海的軍事危機逐漸趨緩。但是此時中華民國政府不但持續增加 金門的駐軍，而且還進一步改造了原本的金門民防自衛隊。具體而言，相較於過去的民 防自衛隊是以後勤補給為戰時的主要職責，戰鬥村的創設則旨在將人民轉換為戰場上實 質的戰鬥力。因此，不僅所有的自衛隊成員都得參與軍事訓練、擁有自己專屬的槍枝， 就連村落及其周遭地形都被改造為戰時的軍事堡壘或作為迷惑和誘困敵人的屏障 （Szonyi 2008：104）。如此一來，金門的整體地貌在此時期便產生了實質的改變，如許多新建的隧道將公共空間、碉堡、家裡的廚房和祠堂等場所連結成一個作為戰時之用的 地下網絡，而許多居民認為當時瓊林會被選為第一個實行的村落並非出於戰略考量，而 是軍方為了報復一位軍人過去在村落附近被謀殺而採取的行動（Szonyi 2008：106）。面 對這個與當時地緣政治背景相矛盾的軍事化趨勢，作者認為它體現出中華民國政府企圖 藉由「戰鬥村」的設立誇大全球冷戰的緊張對峙，藉以尋求日益降低的國際支持。同時， 政府也以此來對台灣當時日漸高漲的政治改革聲浪作回應，亦即，藉由戰時的緊急狀態 去合理化威權統治的正當性（Szonyi 2008：111）。
冷戰時期的社會生活
本書的第三部分則是探討金門在冷戰時期的經濟、性別和宗教信仰等三個面向的社 會生活，其主要的課題為金門居民如何經驗並與當地的戰地政務系統相互協商（Szonyi 2008：119），因此也是筆者認為最能切合本書導論中所呈現的研究關懷。在經濟的面向 上，金門的傳統經濟體系原本是仰賴與大陸沿岸地區的商業網絡獲取各種所需的食物資 源。然而，1949 年後的地緣政治卻切斷原有的交換體系，而從大陸來金門的大量軍人卻 增加了當地經濟的負擔。對此，政府為了降低金門加諸於台灣的糧食負擔，因而推行了 各種促進工業和農業發展的政策，而高粱的引進就是此時期最為成功的案例：有別於目 前金門的高粱主要是作為釀酒之用，國民政府引進高粱之初原本是希望用它取代被視為 是「落後」象徵的主食番薯，然而卻因為不符當地人的飲食習慣而未被接受，因此後來 才改作為釀酒之用，而這樣的結果不僅促進了本地酒廠的發展，更成為金門用作外銷台 灣以換取米食的主要產品（Szonyi 2008：128-129）。儘管如此，特殊的地緣政治背景卻 限制了金門進一步的工業化發展，因此作者認為金門的經濟發展主要是來自於當地居民 為了迎合大量駐軍所帶來的各種需求而創設的小規模商店或企業。這種商業形式主要涵 蓋了洗衣店、零食店、小型娛樂場所、雜貨店和理髮廳等進入門檻較低的商店，而且通 常是由特定家庭所經營。在金門的社會生活中，這些不同的商店不只是許多家庭的經濟 來源，更是扮演著緩和軍民關係的中介角色，但是卻也帶來了賒帳、軍品盜賣和賭博等 軍紀問題（Szonyi 2008：141-145）。由此出發，作者指出軍事化和地緣政治化的進程形 塑了金門在冷戰時期的經濟型態，並且使得金門依靠軍人需求所發展出的小型資本主義 （petty capitalism）深受地緣政治脈絡的影響，特別是 1990 年代的去軍事化歷程所帶來 的衝擊（Szonyi 2008：146-148）。 金門女性在冷戰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則反映出軍事化的歷程如何將地方社會性別化 （gendering）為女性和男性氣質的特定形式。在此，官方透過傳統父權概念的建構去對女性進行有別於男性的政治動員，進而對於不同的女性進行區分，其中包含了作為妓 女、軍人、母親或妻子的女性，以及在上述家庭企業中工作的女性（Szonyi 2008：150）： 在金門被稱為「軍中樂園」的妓院（即俗稱的「八三一」）主要是官方為了避免強暴事 件發生、保護平民女性和滿足男性軍人性需求而創設，因此從一開始便是出於軍事的考 量並受到許多的規範，如當地的男性和女性皆嚴禁涉入其中，而軍人在嫖妓時的穿著、 禮儀和衛生習慣皆為管制的項目。另一方面，政府也會定期表揚妓院的性工作者為國家 作的犧牲奉獻，因此金門的娼妓活動不僅強化了軍事化形式的陽剛氣質、國家對於性活 動的規訓，更塑造出女性為國家「自我犧牲」的特定形象（Szonyi 2008：151-158）。 作為妻子的女性在冷戰時期同樣也受到軍事化的影響，當時最明顯的現象就是本地 家庭為了生活上的需求而將女兒嫁給來金門的大陸軍人，而這使得未婚的本地男性遠高 於本地女性。這樣的趨勢造成了女性的結婚年齡下降，而聘金也隨著女性在婚姻市場中 相對價值的提升而增加（Szonyi 2008：161-163）。另一方面，作為母親或軍人的女性被 賦予的不同社會職責則反映出女性角色的傳統概念如何被官方運用於動員不同類別的 女性。具體來說，作為母親的女性被認為具有守護民族傳統、教化子女和維繫家庭衛生 的職責而被排除於民防自衛隊之外（Szonyi 2008：166-168, 172-173）；相較之下，未婚 女性則必須參與民防自衛隊的各種活動，而提供了女性走出家戶的機會，像是參加年度 的國慶表演，並且塑造出女性另一種為國家犧牲奉獻的形象。因此，政府基於軍事威脅 而對女性進行的集體動員，一方面雖然為女性的社會角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卻並未消 除固有的性別差異，而是重構（reconfiguration）了傳統的父權觀念（Szonyi 2008：180）。 金門的傳統宗教信仰在冷戰時期同樣也受到政府的嚴厲規範，特別是針對被官方視 為落後或浪費的習俗，或者被認為會影響政府管制的儀式行為，像是王爺信仰裡的送王 船儀式就因為海防管制而被禁止，而中元普渡也被限制在單一村落內舉行。儘管如此， 政府對於民間信仰的限制仍時常面臨金門人的反抗，像是以取悅軍人而非神明的名義去 舉辦各種戲曲表演（Szonyi 2008：183-184）。另一方面，祭拜戰死軍人或平民等孤魂野 鬼的廟宇卻成為金門宗教信仰的一種主要形式。一般來說，這種信仰通常是以屍體的發 現作為起點，再藉由當地的靈媒傳達神鬼希望被建廟供奉的旨意，而逐漸成為當地村落 定期祭拜的對象。從政府的角度來說，這些廟宇被視為是政治教育和紀念英雄事蹟的場 所而受到官方鼓勵，甚至會動員人力和資源參與廟宇的興建和舉行各種定期的祭拜儀 式。此外，官方對於宗教信仰的介入也反映出當時標舉文化傳統的國民黨政權將宗教看 作是穩定社會的力量，藉此與大陸的共產主義論述相區隔（Szonyi 2008：187-188）。然
而，地方居民對於宗教信仰的詮釋卻不一定與官方的觀點相一致，而這反映在當地人對 於一位廈門女子王玉蘭的信仰崇拜上。根據地方靈媒的說法，王玉蘭有一次在廈門海岸 撿蚌殼時被共產黨軍人企圖強暴，並且在她亟欲抵抗的過程中被剝光衣服和丟入海內， 而其屍首最後在 1954 年飄洋過海來到金門的海岸。在官方的詮釋觀點中，王玉蘭被看 作是貞節和純潔等傳統婦德的體現，以對應於中國共產黨對傳統價值的摧毀，因此作者 指出王玉蘭被官方去性別化（desexualize）為捍衛傳統文化和抵抗共產主義的政治象徵 （Szonyi 2008：192）。但是在地方實際的宗教活動中，居民祭拜王玉蘭是為了保佑社區 的平安或滿足個人特定的需求，因此在居民的眼中，王玉蘭是具有靈力的超自然力量而 非紀念英雄事蹟的政治象徵。由此出發，作者指出對於王玉蘭的信仰崇拜不僅反映了金 門的社會生活所置身的地緣政治脈絡，其背後意義的模糊性一方面使得官方和地方人群 得以合力創造新的信仰崇拜，另一方面卻也體現了兩者對於金門歷史的不同詮釋，進而 反映出金門的身分認同是不斷在官方和地方人群的兩種觀點之間相互拉扯，而這樣的現 象也在隨後的去軍事化歷程中成為一個更為複雜的議題（Szonyi 2008：194-197）。
去軍事化時期的金門（1992年之後）
最後，金門在1990 年代的去軍事化歷程不僅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金門的駐軍減少， 更意味著軍事論述與社會生活中的不同面向開始脫鉤，進而對地方社會產生了極大的衝 擊（Szonyi 2008：199）。在此，作者指出金門的去軍事化主要是受到 1980 年代台灣民 主化歷程的影響，特別是 1987 年台灣解除戒嚴之後，使得金門的異議分子可以透過解 禁後的新聞媒體在台灣推動廢除基於「軍事考量」而延續的金門戒嚴政策，而政治反對 勢力的聲音和日漸熱絡的兩岸關係，使得金門終於在1992 年也解除戒嚴（Szonyi 2008： 206），而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去軍事化措施，舉凡戰地政務系統的瓦解、「軍中樂園」的 關閉、金門駐軍的減少，皆對社會生活的不同面向產生了極大的衝擊，並且為金門社會 提供了新的契機和挑戰。在經濟的層面上，海防管制的鬆綁和隨後的小三通政策使得大 陸走私和觀光業開始蓬勃發展，然而金門駐軍人數的減少卻也讓倚賴軍事需求和服務為 生的小型家庭企業面臨瓦解的命運（Szonyi 2008：216-217）。在政治的層面上，民主化 的發展使得地方居民可以透過請願向政府爭取權利和戰爭賠償，卻也導致金門在去軍事 化的政治論述中逐漸被邊緣化。而在這樣一個變動的時代中，作者便指出當地居民對於 冷戰時期的記憶就不再只是有別於官方歷史的另一種詮釋觀點，更是被金門在當代面臨 到的各種挑戰和契機所形塑。具體來說，作者將金門人的記憶政治區分為苦難論述、英 雄論述和懷舊論述等三種形式，苦難論述指的是金門在冷戰時期的各種受難經驗，包括私有財產充公、軍人的竊盜行為、禁閉以及戰火的創傷等；英雄論述則是金門人依據其 世界觀而將自我詮釋為歷史舞台上的行動者，因而將古寧頭戰役的勝利歸功於神明的靈 力而非軍備後勤的整頓、將毛澤東的下台解釋為八二三砲戰的挫敗而非大躍進運動的失 敗（Szonyi 2008：227-234）。金門人的記憶政治或許與官方合理化軍事統治的詮釋觀點 有許多相異之處。然而，作者指出不同的記憶論述卻也採借了許多官方在過去的政治修 辭以反過來向政府爭取利益，像是強調金門人為冷戰自我犧牲的苦難論述，就被運用於 向政府爭取因軍事化時期受到的各種不公平待遇，而應獲得的金錢賠償；又如主張金門 人保衛台灣經濟繁榮和幸福的英雄論述，則是向中央政府要求地方經濟援助的手段 （Szonyi 2008：237-238）。但是另一方面，隨著台灣和大陸的直接經貿交流逐漸熱絡， 使得金門作為溝通大陸和台灣的經濟地位下滑，而台灣意識的興起和民主化的發展，更 讓金門保衛台灣的英雄事蹟不再顯得重要，甚至被視為是耽誤了國族的發展。對此，一 種懷念冷戰時期軍民合作、社會穩定的懷舊論述，就成為金門人在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時，用以建構身分認同的依據（Szonyi 2008：239）。因此，作者指出大眾記憶（popular memory）不只關乎金門人看待歷史的觀點，更顯現出他們對當代的關懷（Szonyi 2008： 237）。
本書更廣泛的意涵
總結來說，Szonyi 從社會史的觀點考察了金門在冷戰時期所身處的地緣政治脈絡如 何影響到不同階段的軍事化歷程，進而發展出一條以「軍事化的現代性」（militarized modernity）為基礎的特殊取徑（Szonyi 2008：146），而這也是為何作者主張「現代性」 的概念不是基於西方經驗和全球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特定模型，而是在不同的地方社 會脈絡中不斷被協商和挑戰的觀點。具體來說，作者指出金門的現代化歷程體現出官方 以戰時的緊急狀態之名，去建構一套對人群進行監控、集體動員和整合意識形態的治理 模式，並且融入了中國敬老扶幼、女性貞潔等傳統文化觀念，作為與中國共產黨的社會 主義相區隔的政治象徵，而地緣政治、軍事化和現代化的交互作用不僅衝擊到金門社會 生活的不同面向，更形塑了地方居民如何詮釋歷史、面對未來的記憶政治。由此來看， 作者以當地人的口述歷史和實地的田野調查，確實回應了他在本書開頭對於過去外交史 研究的挑戰，也就是從地方社會的微觀層次出發，探討地緣政治、軍事化和現代化的發 展如何具體地對社會生活的不同面向和地方人群的集體記憶產生影響，進而使得我們對 於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關係有了更細緻的理解。進一步來說，這樣的立場正體現出本書作者承繼了華南學派的傳統 1，也就是將歷 史文獻中所呈現的「文化」或觀念範疇不再視為靜態且已先驗存在的概念，而是人們有 目的的行為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中所創造出來的產物（蕭鳳霞 2008：108-111）。而這種強 調過程（process）的歷史觀使得本書所再現的軍事化社會不僅可以視為是一種特殊的治 理型態，更是一幅由國家力量與地方人群所共同構成的動態圖像。具體來說，作者便指 出不同地方人群對於「王玉蘭」的詮釋雖然與官方將其塑造成民族英雄的論述截然不 同，然而他們卻共同分享和創造出了一套特定形式的宗教信仰和儀式。這種從民間信仰 的角度去探討國家政權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關係，一直都是華南學派擅長處理的議題（參 見華琛 1985；劉志偉 2003）；另一方面，在金門的軍事化歷程中，地方人群也是透過 對於官方論述的操弄去向政府要求各種經濟上的賠償。儘管如此，在探討社會生活的其 他面向上，如民防自衛隊的日常訓練、集體動員的衛生運動、或不同女性的社會角色時， 地方社會的自主性卻往往被國家的論述和政策所掩蓋，不易被突顯出來。因此，雖然書 中各章節的敘述處處充滿了當時人群在面對威權體制時的不滿和衝突，甚至是以特有的 地方智慧去消極地應付政府的各種索求，但是當作者試圖以「現代性」的概念去含括這 段特殊的歷史發展時，主要仍是以官方的各種政策（衛生運動、愛國教育、人口調查） 作為現代性的具體內容，而這不免令人感覺作者所謂的「現代性」主要是官方基於凝聚 意識型態的考量，由上而下推行的一系列管制措施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實質影響，而不是 與地方人群相互協商的結果。這樣的立場一方面當然是反映了冷戰時期的軍事化發展如 何限制了地方社會的自主發展，卻也不免使得作者在書末對於金門未來的發展抱持較為 悲觀的觀點，特別是當官方的反共論述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以及台灣本土意識的抬頭而 逐漸褪色時，金門社會不僅是從世界舞台的中心退出，更面臨到被大台灣社會所邊緣化 的危機，進而陷入作者所謂的「雙重的邊緣化」（double marginalization）（Szonyi 2008： 255）。 換個角度來說，作者最終對於冷戰社會的發展所提出的看法，或許正可作為台灣軍 事人類學研究冷戰社會之出發點或啟發，而相關的成果目前已逐漸浮現。在此，林瑋嬪 （2009）就以冷戰時期另一個經歷過軍事化的地方社會—馬祖的進香活動為例，指出走 過軍事管制的馬祖人在國軍撤出後，聚落角頭如何以建廟的方式，將破碎的聚落整合起 來。他們還設計出一條航經台灣、馬祖和大陸的進香路線，企圖重新強化馬祖作為大陸 和台灣之間的中介角色。我們可以看到馬祖人在失去「反共跳板」、「台海屏障」等戰略 地位後，面臨邊緣化的危機中，如何努力尋求新的自我定位（林瑋嬪2009：79, 87）。如 此的研究間接回應了Szyoni 對於後冷戰社會的發展所提出的邊緣化議題。另一方面，江
柏煒（2009）則是以金門社會在前冷戰時期和冷戰時期的華僑網絡為例，指出金門在前 冷戰時期綿密的華僑網絡將南洋殖民地的生活和物質文化帶入金門社會，並且在海外資 本積累的過程中讓華僑得以由下而上地介入地方政治、推動基礎建設和參與公共事務， 進而造就了一種移植、混雜的現代性（hybrid modernity）（江柏煒 2009：12, 35），而原 本的華僑網絡雖然在冷戰時期受到極大的壓抑，卻也藉由服膺官方的政治宣傳需求，而 以「福建反共救國軍」、「華僑勞軍團」等形式重新與金門原鄉相連結（江柏煒2009：36）。 在此，江柏煒的研究不僅使我們看到地方社會從前冷戰時期走向冷戰時期的斷裂和連續 性，更從金門社會的華僑網絡發展，看出另一種由下而上、有別於官方論述的「現代性」 之存在，進而同時彰顯了地方社會在面臨軍事化發展時的侷限和自主性。 由此來看，作者以豐富的口述歷史材料不僅再現了金門人不同層面的社會生活，以 及集體記憶在地緣政治、軍事化和現代化的發展下所呈現的多重樣貌。同時，本書也讓 金門社會的歷史得以從繁複沉重的外交史研究中解放出來。如此，不但使得歷史學與人 類學對於台灣軍事化社會的研究有了直接的對話空間，也將研究的觸角延伸到後冷戰時 期的各種當代議題。因此，筆者認為本書不僅適合從事戰爭議題相關研究的人類學家或 歷史學家閱讀，對於金門在冷戰時期的不同社會領域感興趣的人來說，這也是一本值得 一看的歷史著作。
附 註
1. 本書作者宋怡明教授在英國牛津大學修習博士學位時，指導教授為華南學派的重要 學者科大衛教授。引用書目
江柏煒 2009 〈軍事治理下的地方社會：以金門華僑網絡為中心之考察〉。《考古人類學刊》 71：7-46。 林瑋嬪 2009 〈邊陲島嶼再中心化：馬祖進香的研究〉。《考古人類學刊》71：71-91。劉志偉 2003 〈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結構過程—珠江三角洲的歷史學與人類學對話〉。《歷史研 究》1：54-64。 蕭鳳霞 2008 〈反思歷史人類學〉。《歷史人類學刊》7（2）：105-137。 Szonyi, Michael
2002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華 琛
2002 〈神祇標準化：華南沿岸天后地位的提升（960-1960）〉。刊於《諸神嘉年華— 香港宗教研究》。陳慎慶編，頁163-197。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