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中時」運動的文化場域分析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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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拒絕中時」運動的文化場域分析 Impacts of "Anti-Chinatimes Movement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立. 政治大. ‧ 國. 學. 指導教授：柯裕棻博士. ‧ y. sit. io. er. Nat. 研究生：陳螢萱撰. n. al v i n C h 104 年U1 月中華民國 engchi.

(2) 摘要「拒絕中時」運動為 2012 年的大規模媒改運動，欲透過知識份子連署拒寫中時，達到抵制中國時報目的。此運動時程甚長，上承 2010 年 10 月「反媒體壟斷」運動，下揭 2013 年反媒體壟斷專法推動與訂定。本研究欲探討「拒絕中時」運動過程中知識分子的動員與說服過程、如何與「拒絕中時」論述框架的對話，以及在「拒絕中時」活動發起後，中時的新聞工作者與專欄作家如何與原先自身所處場域內的人際網絡協商、如何自我定位與詮釋。本研究發現，拒絕中時運動最一開始仰賴個人社會網絡的動員，訴求也因為各領域的學者加入，論述也不斷調整並廣納。但在運動的過程中，並非所有學者. 政治大同、拒寫策略的疑慮以及拒寫的有效性的質疑。而學者集體退出中時的象徵性意立涵即是拒絕再投入自身的文化資本為中時的政治立場背書，利用身為知識份子的. 都在第一時間進入「拒絕中時」運動響應，主因則是因為對於訴求理念的立場不. ‧ 國. 學. 影響力，透過放棄這個言論空間來抵制這家媒體。. ‧. 另一方面，相較於學者拒寫中時是象徵性的影響，「拒絕中時」的優秀新聞工作者更直接導致中國時報版面惡化。知識份子對於媒體的理想與堅持促成了. y. Nat. sit. 「拒絕中時」這個運動，但真正扛起這個理念，則是當時這些揚棄了個人經濟與. al. n. 工作者與專欄作家。. er. io. 資源離開中時，停止供應文化生產，直接或間接成全了「拒絕中時」運動的新聞. Ch. engchi. i n U. v. 關鍵字：拒絕中時、文化場域、知識份子、反媒體壟斷.

(3) 目錄第一章、緒論 ………………………………………………………………………. 1 第二章、知識份子的行動與自主一、「拒寫」策略的討論 ………………………………………………………………. 9 「拒絕中時」………………………………………………………… 15 二、為什麼（不）三、何謂知識分子？…………………………………………………………. 17 四、知識與象徵權力 ……………………………………………………………. 20 五、場域的「自主性」…………………………………………………………. 23 六、場域之構成分析 ……………………………………………………………. 25. 政治大. 七、「拒絕中時」的號召 …………………………………………………….. 26. 立. 第三章、研究方法 ……………………………………………………………………………….. 29. ‧ 國. 學. 第四章、拒絕中時運動的論述與網絡關係. ‧. 一、「拒絕中時」的人際動員與訴求擴充 …………………………….…. 31 二、運動內部論述上的路線差異 …………………………………………… 35. Nat. 第五章、拒絕中時運動對各領域的影響. n. al. er. io. sit. y. 三、個人的判斷與取捨 ………………………………………………………….. 40. i n U. v. 一、從「拒絕中時」到黃國昌走路工事件 ………………………….…. 45. Ch. engchi. 二、賣靈魂的浮士德？「拒絕中時」中的內部新聞工作者與專欄作家 ………………………50 三、《三少四壯集》是美國大聯盟？「拒絕中時」中的文學圈與副刊作家 ……………………………… 57 第六章、結論與研究限制一、研究發現 ………………………………………………………………………… 62 二、研究限制 ………………………………………………………………………… 65 參考書目 ………………………………………………………………………………………………… 66 附錄 ………………………………………………………………………………………………… 73.

(4) 第一章、緒論 2012 年 2 月 6 日，由澄社、守護台灣民主平台等公民團體發起「當中時不再忠實，我們選擇離開—拒絕中時運動」（後簡稱為「拒絕中時」），呼籲知識界拒絕供稿給中時。連署起因主要是旺中媒體集團董事長蔡衍明在該年 1 月 21 日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表示「天安門事件沒有死那麼多人」，顯示此媒體對於中國相關人權議題的立場。運動聲明中批評蔡衍明入主中國時報後積極「排除對中國不利言論」操作公共輿論，打壓台灣民主與踐踏人權，本應為社會公器的媒體淪為追求個人利益與壓制民主自由的私器。因此呼籲知識界的朋友以「拒絕在中時媒體發表文章」的方式加入抵制中時的行列，直到中時重新「拾回媒體資格」。. 政治大拒絕中時活動發起人的組成主要為中研院、各大專院校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立者，共七十人。並獲 31 個團體、一千七百餘人連署響應。由於該活動有許多意. ‧ 國. 學. 見領袖響應，表示不再為中國時報寫稿，因此拒絕中時運動屢屢登上各新聞版面，成為反媒體壟斷運動中最有力量的社群之一。此運動時程甚長，上承 2010. ‧. 年 10 月「反媒體壟斷」運動，下揭 2013 年反媒體壟斷專法推動與訂定，「拒絕中時」社群成為阻止旺中併購中嘉系統台的公民力量之一。除此之外，「拒絕中. y. Nat. er. io. 化影響力。. sit. 時」亦透過學者、藝文工作者的「拒寫」與「抵制」，有效削弱了中國時報的文. al. n. v i n 根據《蘋果日報》報導，《華盛頓郵報》是透過旺中所屬企業約訪，原先欲 Ch U i e h n c g 談的是企業經營，而非兩岸問題。這個議題看似只是要了解這位大亨的經營哲學，但卻忘了一件事，蔡衍明在中國龐大米果事業都與他良好的政商關係有關。對蔡衍明來說，討論企業經營勢必會觸碰到台灣與中國的敏感關係。於是在訪談中，蔡衍明討論生意經，也觸及對中國民主、人權的看法。蔡衍明直言不諱的指出「不管你喜不喜歡，統一是遲早的事」以及六四天安門的軍隊屠殺事件，可能「並未有那麼多人死」等等。如此衝擊性的發言，使得中國民運人士王丹隔日在自己的臉書粉絲專頁《王丹網站》上提出批評與質疑，並同時聲稱拒買《中國時報》。除了王丹以外，當時澄社社長、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黃國昌，以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瞿海源也聯名投書《蘋果日報》批評蔡衍明已成為中共極權政府的化妝師。. 1.

(5) 2012 年 1 月 31 日，蔡衍明於王丹的臉書粉絲頁回應，表示華郵對於他的報導有斷章取義之嫌，欲與他們索取錄音檔還原事實真相，也邀請對報導發言有意見的評論人或公民團體面對面溝通。隔日，相關團體如澄社、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媒體改造學社等表示願意與蔡衍明公開對話，但遲遲未獲得旺中集團回應，遂於二月發起「拒絕中時」運動。這個由食品業跨足媒體業的富豪，引起這樣的軒然大波並非第一次。早在 2008 年，蔡衍明欲以私人名義投資《中國時報》、《工商時報》、《時報週刊》、中天電視台以及中國電視台時，眾多傳播學者與公民團體針對此併購案提出批評與建議，但未能成功阻止。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NCC）在 2009 年 6 月 3 日有條. 政治大刊登廣告，希望曾經「毀謗」過集團的人事可公開道歉。次日，臺大經濟系教授立鄭秀玲、林惠玲、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瞿海源、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件通過此投資案。而中國時報，即在通過的數日後，於 2009 年 6 月 9 日的頭版. ‧ 國. 學. 系教授管中祥、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莊豐嘉、《財訊月刊》記者田習如、《天下》雜誌前記者林倖妃等七名曾經公開批評旺中集團的人士均收到集團保留追究誹. ‧. 謗罪則的存證信函。旺中集團動員旗下媒體甚至提告，追殺異己的行為，學界認. er. io. sit. Nat. 150 位教授連署（劉力仁， 2009 年 6 月 17 日）。. y. 為旺中集團行徑嚴重戕害新聞自由與踐踏工作者尊嚴，傳播學界二十三校，逾. al. 而在學者發起「拒絕中時」運動之前，已有相關傳播學者注意到除了言論與. n. v i n 意識型態外，蔡衍明對於媒體的種種野心。在 2010 年 10 月，旺旺中時媒體集團 Ch U i e h n c g 欲併購中嘉網路股份公司一案。此次併購案亦引發反對聲浪。2011 年 10 月 17 1. 1. 旺中集團宣布欲併購中嘉後，根據《自由時報》報導，現行法規對跨媒體併購並無限制，傳播學者憂心旺中集團同時掌控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如今又欲併購系統通路，恐造成媒體言論集中化（劉力仁、林嘉琪、謝文華，2010 年 10 月 26 日）。2010 年 12 月，旺中集團向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請併購中嘉網路，並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審查。2011 年公平會通過此併購案，但附帶 11 項條件，以避免造成產業不公平競爭的情況。. 旺中集團擁有四頻道：中視、中天新聞台、中天綜合台、中天娛樂台；而中嘉集團旗下子公司全球數位媒體則代理八電視頻道：八大集團（GTV 綜合台、GTV 娛樂 K 台、GTV 戲劇台、GTV 第一台）、TVBS、TVBS-N、TVBS 歡樂台、Discover 頻道。此外，中嘉網路旗下更有十家有線電視系統商，包括吉隆、長德、麗冠、萬象、新高雄、新視波、家和、北健、三冠王、港都、慶聯等。以上系統台含括基隆、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台南、高雄六地收視戶（徐毓莉、張勵德，2012 年 4 月 11 日）。若旺中順利併購中嘉，將成為一龐大的媒體集團。部分學者與 NGO 團體認為，如此恐有媒體過度集中與言論箝制之虞。2011 年 9 月 6 日，NCC 針對此併購案舉辦第一次聽證會，聽取學者、業者相關意見，聽證會亦規定當事人必須出席。根據《蘋果日報》、《聯合報》報導，會中中天電視董事長及旺中寬頻董事長蔡紹中表示，併購後將投資七十五億元 2.

(6) 日，學界與公民團體發起「媒體巨獸出沒請注意」公民網路連署，共有三千多人、一百多個公民團體簽下連署書。並於 2011 年 10 月 23 日，在 NCC 舉辦此併購案第一次公聽會前日，召開「政府怠惰，全民受罪？！─反媒體巨獸，要 NCC 把關」記者會，揭起所謂「反媒體壟斷」運動。因此，「拒絕中時」並非當時反旺中的第一槍，但卻是承先啟後的重要關鍵。部分「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學者馬上簽下了「拒絕中時」的連署，亦有「拒絕中時」的發起人參與了「反媒體壟斷」運動的訴求擬定與後續相關修法。兩個運動的組織成員也因為反對目標相同，進而彼此支援的情況。在運動的進程中，若以「反旺中」的立場凝聚來看，「反媒體壟斷」是最初動機之一，反對蔡衍明的荒謬發言而「拒絕中時」是另一個主要原因。「拒絕中時」運動的發起，成功地召喚了更多人加入「反旺中」。. 立. 政治大. 反旺中的戰場除了要求蔡衍明公開對話、拒寫等等，阻止蔡衍明併購中嘉系. ‧ 國. 學. 統也成為了首要目標。學者與媒改團體相繼投書媒體與舉辦一連串座談。中國時報開始出現內部人事的調整，疑似將立場相異的員工資遣或勸退。2012 年 5 月 1. ‧. 日，中時的言論版主編蔡其達（2012 年 5 月 1 日）在部落格2中寫下自己被突然資遣的心聲。文中指出，4 月 11 日，蔡其達接獲總主筆倪炎元來電告知，因報. y. Nat. sit. 社人力重整，故將他列入裁員名單。次日，向人資室黃崇明主任確認，理由與總. al. er. io. 主筆相同。4 月 26 日，收到離職證明，旺中集團以《勞基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虧損或業務緊縮時，終止勞動契約。但他同時亦收到另一張離職理由為「辭職」. n. v i n 的證明書。然而時論廣場並無縮減版面，原先人員編制也無問題。蔡其達指出， Ch U i e h n c g 若真需裁員，言論版有三位同仁年資達二十五年，另一位則年滿五十五歲，而他自己年資尚未滿二十五年，若要縮減人力也應從屆退者勸退。. 種種原因使得蔡其達在文章中表示，他遭資遣的原因並非單純的勞資關係，集團已形成一種幫派文化，只要不合報老闆的意思踩到「禁忌」，即不惜侵犯勞工基本權利，甚至「肅清異己」。而究竟是什麼行為踩到老闆紅線亦不得而知，唯一可當作佐證即為時任中時總編輯張景為在 4 月 6 日發出的信，信中提到「之. 於有線電視升級，並且辭去中天董事長職務以免身分重覆。與會有線電視業者亦樂見其成。但傳播學者則擔心此併購案會導致言論集中化，無助於內容多元，呼籲 NCC 應以更多時間審核。（徐毓莉，2011 年 9 月 7 日；彭慧明、黃驛淵，2011 年 9 月 7 日）。 2 蔡其達（2012 年 5 月 1 日）。〈春祭，怎奈得暗黑鉤沉〉。線上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30 日，取自：http://blog.roodo.com/chita/archives/19395288.html 3.

(7) 前時報的高層人事異動、這次的『錢衷時』懸賞公告，公告照片馬上就大剌剌地出現在外界的網站上」。蔡其達即是將公告貼到網路上的人。蔡其達認為，中時以純勞資關係淡化他們清除異己的行為，實質上卻是向集團內部散布警告眾人的訊息，已達殺雞儆猴之效。 2012 年 5 月 2 日，黃國昌去信向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說明「拒絕中時」現今的發展，並且告知將舉辦「五四座談：當中時不再忠實、無視五四──從「蔡其達事件」談自由思潮與民主的困境」之活動。2012 年 5 月 4 日，余英時撰文3支持拒絕中時運動與蔡其達，文中提到目前台灣政客與商人為了利益迎合中國，媒體的收買是其中一個環節，目的是對台灣進行滲透，使他感到憂慮。台灣知識社群應設法維護台灣民主，並使台灣人民有普遍的警覺，以免落入中國統戰謀略當. 政治大知識人能在這解除恐共部分能多著力。立. 中。最後也提到台灣有不少人有「恐共症」，中共勢力正是透過這點侵入，希望. ‧ 國. 學. 2012 年 5 月 5 日，早先決定續留中時的作家張鐵志亦辭去中時專欄寫作。他在臉書聲明4中提到因為報老闆以不正當的方式資遣新聞工作者，使他無法忍給中時基層工作者尊嚴。. Nat. sit. y. ‧. 受，於是選擇離開，同時希望抗議行動能讓中時高層認知到社會公器的價值，還. al. er. io. 2012 年 5 月 7 日，NCC 舉辦第二次公聽會，由於公聽會並未限制特定對象發言，故會議時間長達八小時。除了各界學者持續強調媒體垂直水平整合的影. n. v i n 響，以及媒體集中度的計算外，媒體經營者的「適格性」也成為焦點：包括新聞 Ch U i e h n c g 自由、接受中國政府置入性行銷等。而原先表示不出席的蔡衍明也意外出席公聽會，說自己是來接受「思想審查」，並多次強調不會干預媒體自由。關於六四失言事件，他則解釋，台灣電視報導死了上萬人，但可能其實沒那麼多，「我說沒有死那麼多就代表沒有大屠殺？這樣對嗎？為什麼大家寧可相信外國人不相信我們自己人呢？」（宋小海，2012 年 5 月 12 日）。無故資遣新聞工作者、作家拒寫專欄聲援、學術泰斗余英時支持運動等，這個運動在旺中與學者團體的一來一回下，如雪球般越滾越大。後更爆發了走路工 3. 余英時（2012）。〈余英時院士親筆為文支持「拒絕中時運動」〉。線上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30 日，取自：http://rjcts2012.blogspot.tw/2012/05/blog-post_04.html#more 4 張鐵志（2012 年 5 月 5 日）。線上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3 日。〈停止中時專欄聲明〉。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tc.chang1/posts/10150721836647391 4.

(8) 事件，又稱黃國昌事件。 2012 年 7 月 25 日，NCC 宣布旺中集團可有條件併購中嘉系統台。當天上午，黃國昌等十位學者早上九時至 NCC 發表「請以台灣為念捍衛民主價值守護新聞自由」行動聲明，呼籲 NCC 委員駁回此併購案。同日中午，亦有百名大專院校學生戴面具手持標語從二二八公園走至 NCC 表達抗議旺中案。2012 年 7 月 27 日，旺中集團動用其下《中國時報》、《時報週刊》、《中天新聞》等，大幅報導學生是遭人雇用的「走路工」，並「質疑」發放走路工的幕後主使者為黃國昌。當日下午，黃國昌舉行記者會澄清自己「絕對沒有花錢請學生來參加整個活動」，但在旺中記者連番以「走路工事件是否讓中研院蒙羞」、「你為何一開始就說那群學生裡沒有台北大學的學生？你如果不認識他們怎麼能如此確定？（黃國昌亦為. 政治大百多人失業你很得意嗎？」諸如問題，使記者會成為了拷問大會（謝莉慧，2012 立年 7 月 27 日）。此外，清大學生陳為廷則因為轉發網路圖片質疑走路工事件為中台北大學法律系、經濟系兼任副教授）」、「因為你我們中天要被賣掉了，造成五. ‧ 國. 學. 時自導自演，時任時報週刊副總編林朝鑫因此揚言控告陳為廷誹謗名譽，以證明自身清白。這些行為引爆了 7 月 31 日在中天電視台前的「我是學生我反旺中」鴻等亦關閉中時部落格表達抗議。. Nat. sit. y. ‧. 運動。《蘋果日報》（2012 年 8 月 1 日）亦在隔日報導，許多作家如張大春、鴻. al. er. io. 2012 年 8 月 3 日，作家張娟芬在臉書上發表了〈罵幹的方式〉，指出過去余家掌權時的中國時報並不盡然像現在大眾所描述的那麼美，或是阻撓員工組工. n. v i n 會，或是為了報老闆的人情壓下獨家新聞。但這次旺中集團之所以犯眾怒的原 Ch U i e h n c g 因，是因為他利用了自身的媒體優勢，在新聞製作上巧妙的利用了連結、併置與暗示，試圖使閱聽人產生黃國昌發放走路工的印象，為台灣報業的新聞倫理創下新低。2012 年 8 月 9 日，中國時報總主筆倪炎元、副總主筆莊佩璋退休獲准；副總編輯兼調查採訪室主任何榮幸、記者游婉琪辭職。游婉琪（2012）並在 901 大遊行前夕，公佈了她的部落格5，當中描述了她如何被旺中高層大幅更動稿子的情形，以及她對於上司以「手握三分證據卻硬要說出十分話」的態度追打黃國昌的不安。2012 年 8 月 15 日，傳播科系學生發起「拒絕媒體壟斷，維護專業自主—傳播科系學生拒絕旺中媒體工作」的連署活動，超過四百人參加連署。. 5. 游婉琪（2012）。〈人生總有非賣品我拒絕旺中老闆保衛戰〉。線上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30 日，取自：http://cherryaki66.blogspot.tw/2012/08/blog-post_31.html 5.

(9) 同時，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亦舉辦了『「投筆」，還「旺中時報」本來面貌聯署聲明』』的連署活動。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為 7 月 31 日「我是學生我反旺中」的遊行結束後正式成立，此遊行約有七百多位關心媒體議題以及反對中國因素介入台灣傳媒市場的大專院校學生參加，當時總召為台大政治所學生林飛帆。活動聲明以「中時已經不再忠實於過去的批判性與媒體良心，而淪為個人意志的打手，既然過去的理想已經不在，那就應該還旺中時報本來的面貌，投筆不再為蔡衍明的私人傳聲筒寫稿，也拒看旺中時報，堅持這個社會應有的媒體自主與言論自由的理想。」為主要訴求，共獲得百位教授與作家的支持，而當時在「拒絕中時」運動發起時，決定留守的張鐵志，之後也在這份「投筆」名單內。 2012 年 9 月 1 日反媒體壟斷大遊行，數千人走上街頭。後續針對此案，以. 政治大管制的修正以及修法、甚至立法，如「傳播事業集中防治法草案」、「媒體壟斷防立止暨多元維護法草案」等。. 及其後爆發的壹傳媒交易案，當時參與的各領域學者亦提出了台灣媒體產業結構. ‧ 國. 學. 從 2011 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2012 年的「拒絕中時」到 2013 年相關. ‧. 學者、團體推動修法與立法，運動進程除了以外部輿論、社會觀感施壓之外，亦逐步往制度層面改革。此外，因為眾人的拒絕以及旺中集團罔顧新聞倫理的舉. y. Nat. er. io. sit. 措，使得這個運動產生了更長遠的作用，那就是中國時報的影響力與可信度下滑。. al. 觀察此波反旺中運動的過程，傳播學者發起「反媒體壟斷」、公民團體發起. n. v i n 「拒絕中時」等，動員的對象大部分均為學者，尤其是拒絕中時的「拒寫」策略 Ch U i e h n c g 更是限制了這個身分。此運動主要的方式是「拒寫」中時，轉向其他媒體「發表」為何「拒絕中時」。如黃國昌與瞿海源即在 2012 年 1 月 30 日在《蘋果日報》發表〈向淪為極權化妝師的蔡大亨說不〉，後續許多發起「拒絕中時」的學者們也紛紛投書蘋果、撰寫部落格與臉書等。主要動員的對象並非過去「退報運動」中的閱聽人，而是大學學院裡的教授以及與中時有合作的藝文界人士。知識分子善用自身擁有媒體曝光度的優勢，以文章（或報導）希望帶動輿論進而施壓旺中集團的作為。但也正如鄭名翔（2013）論文中指出，在「拒絕中時」行動後，主筆室希望蔡衍明拿出善意向外界溝通時，蔡衍明卻認為「不寫沒關係，我也寧可找我們自己喜歡的人來寫」。知識份子的拒寫宣示，對中時的營運並無太大影響，所造成 6.

(10) 的是報社文化符號的損傷。在黃國昌事件後，此波運動由學者端延燒至藝文圈，部分作家現身明確表示拒寫或關閉部落格，甚至內部的新聞工作者相繼辭職以及準新聞工作者拒絕進入中時，擴散層面越來越大。黃國昌事件使得社會輿論對於中時的新聞倫理與專業質疑節節升高。不僅賠上了媒體本身的信譽，也使得基層新聞工作者的專業連帶被懷疑。何榮幸在〈北風與太陽〉所指出的：「其實，媒體在新聞專業嚴重出錯，承受苦難與折磨的永遠是第一線記者，記者遭到人肉搜索、嘲諷羞辱甚至拒絕採訪，何嘗不是北風（指中時集團）承受的後座力，這是北風樂見的結果？」至此，這個運動除了文化符. 政治大等，都對中國時報帶來更實際的影響。從報業經營的角度來看，新聞工作者人才立大量流失，維持報紙的運作與品質相對不易，也就造成中時新聞版面錯誤不斷，號損傷之外，內部新聞工作者離開、人才拒絕進入以及基層記者承受的工作壓力. ‧ 國. 學. 品質下滑。. ‧. 「反媒體壟斷」與「拒絕中時」訴求均以資本導致言論市場可能的單一化、中國透過媒體戕害民主自由等針對結構與環境的論述為主。「拒絕中時」運動在. y. Nat. sit. 符號意義上成功減弱了中時的文化光環，使讀者質疑中時的新聞可信度，同時也. al. er. io. 使旺中集團對內部新聞工作者控制並施壓，進而造成人事大幅變動。這場針對旺. n. 中高層的拒絕運動，既號召了知識界和文化界的參與，也影響了許多第一線的新聞工作人員。. Ch. engchi. i n U. v. 「拒絕中時」是一個針對單一新聞媒體所發動的改革運動，且不以拒絕消費為目的，反而是以號召知識份子「拒寫」帶動後續公民社會自主發起的抵制，如拒買、拒看等。「拒絕中時」動員與影響之廣大，在台灣少見。從結構面看來，它在數個月內動員了大量的知識分子表態，加上後續跟進的反對運動，這股聲勢不僅僅引出旺中集團高層面對社會反彈聲浪的作法，也撼動了內部新聞從業人員。本研究欲探討社會運動帶來結構變革後，當中個體如何決定參與並與團體協商的過程，研究問題分兩部分：一、「拒絕中時」運動過程中知識分子的動員與說服過程如何，在所處場域中的個人抉擇、判斷與考量為何。他們如何與「拒絕中時」論述框架的對話：如何合 7.

(11) 作、動員、聯繫、討論？是否有人際關係或其他理念之外的考量？二、「拒絕中時」活動發起後，中時的新聞工作者與專欄作家如何與原先自身所處場域內的人際網絡協商？如何自我定位與詮釋？.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8. i n U. v.

(12) 第二章、知識份子的行動與自主本章欲討論「拒絕中時」運動中，知識份子的行動與論述，例如對於「拒寫」策略的看法、運動的意義、是否表態的考量等。這些行為似乎與傳統對於「知識份子」倚賴理念所行動的想像不完全相符，卻與人際網絡、職業、運動策略的影響層面等息息相關。一、「拒寫」策略的討論與 2008 年的反併購案中傳播學者連署不同，2012 年的「拒絕中時」連署擴. 政治大. 散的效應並不單止於傳播學界。這與「拒絕中時」的發起人，中央研究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黃國昌的人際網絡有其關係，在 2012 年 4 月 20 號由青平台基金會舉辦. 立. 的「媒體面面觀，由拒絕中時談起」講座中，黃國昌提到他最先尋求連署的對象. ‧ 國. 學. 即為他 email 通訊錄中的連絡人。. ‧. 也因為如此，當運動的行動訴求為「拒寫」，且號召的行動者不限於學者，人間副刊專欄作家、中時部落格作家、中時內部新聞工作者等，都是運動意欲動. Nat. sit. y. 員的族群。但這些族群在決定寫與不寫之際，面臨到的抉擇與狀況也與學者不. io. er. 同，經濟壓力、人情壓力、甚或是對中時這個老字號報社的感情等，旺中集團易主後所有的作為，都影響他們是否「拒寫」或「離開」中時。. n. al. Ch. engchi. i n U. v. 在 2012 年 4 月 20 號「媒體面面觀，由拒絕中時談起」的講座中，黃國昌即指出「拒寫」其實是所有發起人的最大公約數，也是確定可以作得到的。黃國昌更進一步說明，之所以未發起拒買，或者是向廣告商施壓，是因為若如此操作，會成為消費者運動，需要負很大的運動責任，而他必須對這運動負責，於是僅選擇拒寫方式抵制。拒寫中時，除了是發起人最大的公約數以外，也是連署者對自己的反省。投稿對於學者來說，其實是一個獲取名聲或知名度的方式。稿費多寡亦不是重點，學者投稿的目的最主要是希望文章能夠登出。黃國昌亦指出，其他人所提出的拒買、拒看中時等舉措，可由自己決定要不要進行。他並未反對拒買的運動策略，若有團體發起拒買中時他亦會參加連署。不過，拒絕中時始終沒有發展成拒買的消費者運動，根據 Nielson 媒體大調查的數據，中國時報的閱報率在 2012 年甚至比 2011 年略有上升。在 2011 年中國時報閱讀率為 5.0%，2012 年則為 5.5%。（台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2012） 9.

(13) 而這樣「拒寫」的運動策略，也引起了部分爭議：例如張錦華（2013）指出的，拒絕投書是否等同於自行退出公共領域。此論點於現任職於荷蘭國際亞洲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曾柏文（2012）的部落格文章6中，明確點出該運動策略導致的問題：首先，抵制媒體，常見的策略是拒看拒訂，或是向廣告主遊說。但一旦拒寫，究竟是會對媒體形成壓力，還是知識社群自己放棄了一個（有限的）發聲平台？其次，道德光暈也可能形成壓力，曾柏文指出，畢竟「投書中時」不等於「背書中時」。將這兩者的策略連結，一個直接的外部效果就是：其它投稿的學者可能會承擔「不合作、支持」的污名，可能形成他人過於武斷的詮釋暴力。最後，是連署訴求不明確的問題，「直到它重新拾回「媒體資格」的那一天？」然而，由誰來判定這一天呢？一個連署支持者要看到什麼訊號，才知道對中時的封鎖已然結束？. 立. 政治大. 拒絕中時發起人之一，中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徐偉群在曾柏文的文章上回覆. ‧ 國. 學. 說明其運動主旨7，即為集結反對力量抵抗這次的民主危機。民主危機的原因如下：中國對於台灣大選的「以商圍政」以及干預、蔡衍明作為媒體集團負責人的. ‧. 身分、蔡衍明的專訪涉及扭曲民主、中時具有社會影響力以及媒體界的沉默。他更進一步指出，拒絕中時，並非否定中時內部員工，或者投稿人的「專業堅持」. y. Nat. sit. 或品質。當中時已成為「當家掌權者」的中時，那麼拒絕中時，就是拒絕這種反. al. n. 業和品質的內部員工，並不是這個運動。. Ch. engchi. er. io. 民主人權價值，以及反新聞自由的媒體支配者。換言之，是掌權者否定了堅持專. i n U. v. 這個運動的發起主旨與原因更可以「拒絕中時」部落格中的十支影片觀之。影片長度均約二分鐘至四分鐘不等，自 2012 年 2 月 19 日起至 3 月 26 日止，分別請十位學者講述自身為何站出來反對中時集團的作為。這些學者是：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中研院社會所所長蕭新煌、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台大新聞所副教授洪貞玲、台大外文系副教授江文瑜、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台大新聞所教授張錦華、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台大外文系教授劉亮雅、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瞿海源。以維護民主價值信念為核心，反對商人干預新聞自由，替集權政府擦脂抹粉。傳播學者主要以反對媒體壟斷為主軸，阻止旺中集團擴充併購。在這個階段，站出來反對中時的大多仍以學者為主，主要是為了 6. 曾柏文（2012）。線上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4 日。〈拒絕中時運動：認同、斟酌與期許〉。取自：http://alberttzeng.wordpress.com/2012/02/07/chinatimes/ 7 連結同上註。 10.

(14) 捍衛民主價值，阻止中國集權政府利用媒體滲透台灣社會。在《新頭殼》的「學者拒絕中時. 陳長文：不必獵巫」的報導中（林靖堂，. 2012 年 2 月 13 日），律師陳長文即提到蔡衍明當應反省，但「拒絕中時」的行動者與學者也無需要求投書中時論壇的評論者參與抵制或對拒絕行動表態。針對陳長文的評論，新聞中陳述中正大學羅世宏教授的回應，學者選擇投書媒體的意義，至少有三點：一是信任媒體，相信自己的意見能獲得尊重與刊登；二是為媒體勞動，為該媒體的內容多元性與豐富性增添色彩；三是看重媒體的影響力。羅世宏指出，拒絕投書即是批判的表態，讀者可退報，作者當然亦可拒寫表態，表示不再信任媒體。報老闆與從業人員應以實際行動與內容贏回各方善意與期許。. 政治大討論與決定。「拒絕中時」活動從 2012 年 2 月 7 日起，除了上述學者與藝文圈人立士連署拒絕中時立場外，亦有其他人選擇留在中時內繼續寫作，選擇留下的作者在反媒體壟斷運動期間，藝文工作者與學者當中，也掀起了是否拒寫中時的. ‧ 國. 學. 自然面臨了龐大的輿論壓力。2012 年 2 月 13 日評論作家張鐵志在臉書發表留守中時的聲明8，指出自己身為寫作者，與學界的戰鬥位置不同。對他來說，寫作. ‧. 是一種文化抵抗，且強調專欄作家並非代表報紙立場。選擇留守或離開戰場，取決於表達自由。他並提出內部寫作與外部壓力分進合擊的期許與四點聲明：一、. y. Nat. sit. 呼籲媒體不應被掌權者壓力所影響；二、報社應捍衛論壇版的多元性；三、報社. al. er. io. 與報老闆都應捍衛並尊重新聞自主；四、報社言論空間縮小問題但並非中時獨有。儘管如此，張鐵志的臉書聲明下方留言還是出現了質疑聲浪，例如捨不得離. n. v i n 開主流媒體舞台、對於體制內改革的懷疑、認為聲明薄弱無力，甚至刪除臉書好 Ch U i e h n c g 友等舉措。由此可知，此運動已非寫與不寫的個人選擇，關切此事的每個學者或作家都可能因一時的決定被貼上政治標籤。從以上事件來看，「拒絕中時」從一開始學者所發起拒寫到新聞工作者辭職以及準新聞工作者拒絕進入，可以發現這長達六七個月的「拒絕中時」擴散的層面越來越大。從報業經營的角度而言，供稿端與基層新聞工作者人才的大量流失，要維持報紙的運作相對困難，尤其是大量仰賴專欄作家外稿的讀者投書版。《中國時報》的讀者投書版為 A 版末端的「時論廣場」，其中亦有固定邀請的專家學者的專欄版面。在鄭名翔（2013）的論文中指出，由於每天的社論與評論都. 8. 張鐵志（2012 年 2 月 13 日）。線上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3 日。〈我的聲明〉。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346466582054134 11.

(15) 代表報社對於特定事件的立場及看法，因此言論版向來都是每個報老闆嚴格管控的部門。蔡衍明對於大陸相關新聞以及言論版的人事控制本就十分注意，除了主筆室以外，也逐步對於過去長期合作的專欄作家及邀稿對象進行潛在的過濾，以迂迴的方式讓對方感受到時報的立場，希望讓對方能夠改變寫作的方向。鄭名翔（2013）提出了南方朔與王健壯兩位專欄寫手的實際例子，他們二位都曾是資深的時報人，過去長期在中時寫專欄，但是有許多的內容卻時常不得蔡衍明之意。儘管中時不會直接向這些邀稿對象表明不再合作，但會透過各種委婉的理由拒絕刊登或是在未告知的情況下直接撤稿使其知難而退，再由蔡衍明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來寫專欄。在《立報》的報導中，無預警被解雇的前中時編輯蔡其達亦表示，內部新聞自由受限，不知何時會踩到老闆地雷，自己編輯的言論版也. 政治大。因此拒絕中時運動可能反而會使報老闆更容易展（許純鳳，2012 年 5 月 6 日）立現其意志與偏好。蔡衍明只憑個人偏好經營媒體，完全忽略了新聞媒體的責任，處處受限。而在學界拒寫中時之後，對工作士氣打擊很大，也完全沒有心思邀稿. ‧ 國. 學. 甚至將其視為傳聲筒，是這幾波拒寫中時運動的主要原因之一。魏玓（2012）指出了旺中問題的本質，是沒有人在蔡衍明進場買媒體前，就告訴他所謂的「新聞. ‧. 行規」。整個台灣的媒體環境表現，包括微觀的媒體內容品質到巨觀的媒體政策與規劃，都讓蔡衍明沒有買下媒體後應認知到的「行規」，僅視新聞媒體為一般. y. Nat. sit. 的商業活動。從魏玓的論述可以看出經營新聞媒體是有其專業規矩與默契的，尤. al. er. io. 其是新聞專業倫理，顯然的，蔡衍明所經營的中國時報並不在乎所謂「倫理」，. n. 而以老闆的意志為圭臬，與以前余家經營時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Ch. engchi. i n U. v. 根據馮建三（1996）的研究，1992 年 1 月 15 日，《中國時報》的第 2 版刊登了〈文人辦報的經典現代報業的前鋒：對中國時報發刊一萬五千號的期許〉。作者徐佳士指出：「中國時報延續了近代文人辦報的傳統。從清末明初的梁啟超先生到大公報時期的張季鸞先生，到現今中國時報的余紀忠先生……文人辦報的傳統是重視理想、社會關懷、追求進步，比較不重視廣告、發行等業務。」徐佳士的文字提供了一個「文人辦報」的想像，即為梁啟超與張季鸞的辦報風格。馮建三引述了徐氏文章更進一步指出，梁、張二人所設立的歷史格局成為了經營報業的典型，即是以論政讓報紙扮演公共論壇的角色，並認識到評論之外，新聞才是報紙的主體。在倫理價值層面，辦報的社會大眾也對於文人與報紙帶有期待，期許報紙能提供充分資訊作為公民了解社會之用。馮建三並指出，報紙這個媒體在尚未進入到商業文明之前，知識分子都曾以報紙作為論壇，啟迪民智或監督政 12.

(16) 權。儘管文人辦報的典型因為各種內部、外部環境的因素而不可能完全複製，但若是之所選取而有其價值主張，知識分子亦可擇良而棲，恢復知識的積極面向，進而改造社會。當然，如同作家張娟芬（2012）指出，上述的「文人辦報」純以理念為圭臬只是一個浪漫的想像，即使在余家時期的中國時報也從未完全符合這種理念。前述馮建三（1996）的研究亦指出，報紙除了競逐商業利潤之外，也競逐象徵資本的積累，即是報紙文人氣質的展現。言論版即是闢出了一個精緻意見的呈現版面，經營菁英可讀的意見。學者可透過自身職務換取發言空間，其發言空間又累積知名度或形象資本，亦有記者認為學者願意替報社寫稿的原因之一是可凸顯他本身關懷社會議題，且邊際效果很大，報紙相較於學術論文其流傳性更高，此外，. 政治大用，部分知識分子有使用媒體的策略，報社也會哄抬知識分子的身價，學者在媒立體的知名度與其知識水平並非完全相關。電視台要找人上節目亦會根據報紙來判斷。媒體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像是相互利. ‧ 國. 學. 以此觀之，2012 年學者拒寫中國時報的意義，一方面是認為此報紙已非「良. ‧. 木」，價值觀已與自身不符，不願再透過這個媒介發表意見。另一方面等於拒絕再透過該媒介積累知名度，以及後續的經濟、象徵資本的滾動，間接貶抑了該媒. y. Nat. sit. 介的象徵價值。拒絕中時的發起人黃國昌同時也是澄社社長，澄社成立於 1989. er. io. 年，是一「論政而不參政」的知識分子團體。在澄社走過廿五年之後，現今的社. al. 長黃國昌發起運動透過「拒寫」來進行抗議與改變，與成立宗旨大異其趣。對比. n. v i n 澄社十週年時，瞿海源（1999）指出： C h 「基本上澄社是一個『論』政團體，於是 U i e h n c g 在報紙上寫專欄發表言論成為最重要的工作。」可以看出黃國昌認為儘管澄社是一論政團體，但現今紙媒不再是唯一流傳高的媒介，評論已有其他媒介管道可取而代之，即使「拒寫中時」，也並不違背澄社創社的宗旨。在「拒寫」運動之下，除言論版「時論廣場」外，另一個受影響的版面即是也仰賴外稿供應的人間副刊。回顧台灣報業，在報禁體制下，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兩大報系挾自身優勢，主宰台灣主流傳媒的聲音。除了在政治、社會、經濟等重要領域外，副刊也成為兩大報的必爭之地。水雲（1984∕轉引自張俐璇，2007）曾專訪聯合副刊主編瘂弦，瘂弦認為「報社重視副刊的程度不亞於新聞版，甚至認定副刊的內容與方向攸關訂報率。」可見當時副刊的功能並非單純的休閒，除刊登散文、小說之外，也有其他的功能。由於報禁尚未開放，新聞版面因政治因 13.

(17) 素而趨一致，能夠有所發揮的地方反而是副刊版面，言論也相對多元，進而成為公共文化論壇，甚至點燃了關於國族意識的鄉土文學論戰。顯見當時副刊在台灣文壇以及社會，有其獨特的文化影響力。林淇瀁（1997）指出，副刊是一特殊的傳播體系，副刊既是大眾傳播又是文學媒介。作為文化商品他必須要產銷，但又要保持文學的菁英趣味。於是形成了特殊的媒介性格，既「從屬」於報紙正刊（新聞版面），又「自主」於報紙正刊之外，除了精神與內容不同外，人員編制與作業也都相當不同。副刊更尤其為特具文學或知識才智的作家「服務」，並以作品水準與風格的獨創為選擇標準。副刊主編更是報紙與文壇的守門人，一方面是傳媒組織中的一員，另一方面也是文壇結構中的一員，造成副刊內容的不同表現。例如作家隱地（1994∕轉引自黃順星，2010）曾指出，七〇年代在中時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與聯合副刊主編瘂弦的帶領下，匯集了許多知識份子，也連帶炒紅了. 政治大. 林懷民、朱銘、陳若曦、三毛等人。. 立. 焦桐（1997）亦指出，在報禁解除後，兩報的擴版使得副刊從報禁前占了報. ‧ 國. 學. 紙的十二分之一篇幅，稀釋到僅占了六十分之一的篇幅。也因為如此，副刊開始產生質變，產生兩種路線，一是以文學為基調的老副刊，二是廣義的副刊，包括. ‧. 生活、漫畫、掌故等等，副刊開始不只傳播文學。王浩威（1997）指出，1990 年楊澤所主編的《人間副刊》，已開始有了幾個趨勢：一、明星化：包括「三少. y. Nat. sit. 四壯集」、「紙上電台」、「縱浪譚」等專欄，固定培養作家，並藉由書迷提升有限. al. er. io. 的閱報率。二、資訊化：書訊與藝文活動消息的揭露。三、雜碎化：閒扯淡的八. n. 卦增多，以及篇幅開始縮小。四、話題化：例如張愛玲過世即著手準備研討會，拉長話題時間。. Ch. engchi. i n U. v. 現今中時的「人間副刊」，也保留了這個趨勢，除了藝文新聞外，依舊刊登文學作品，三少四壯集亦為固定的專欄，同時開放部分版面對外長期徵稿；另外，還有介紹新書與作家的開卷版。. 14.

(18) 二、為什麼（不）「拒絕中時」「拒絕中時」運動之所以能有這麼巨大的能量，與眾多學者、作家連署發起有密切相關。如葉啟政（1984）所述，知識分子擁有直接或間接影響大眾的能力與機會，亦擁有相當有利的社會資源可以有所作為。於是，當這些知識分子群聚，並一同宣布與此媒體劃清界線時，就影響了外界如何看待這個運動以及被抵制的中國時報。以一開始選擇留守中時的張鐵志為例，儘管他在聲明中也呼籲蔡衍明尊重新聞自主、捍衛中時言論版的多元性等，其實他的立場與「拒絕中時」的訴求並無矛盾，但當時「拒寫」成為文化界主流意見，張鐵志選擇留守被認為是替中時背. 治政大的，此後投稿中時的學者可能被貼上「支持」的標籤。雖有黃哲斌寫部落格聲援立張鐵志的決定，發起運動的組織也都表示尊重每位在中時寫作者的意願，但還是書，這一點由他的留守聲明下方的批評留言可見一二。又如同前述曾柏文所說. ‧ 國. 學. 無法消除當時「強制表態」的氛圍。「拒絕中時」運動是一場理念的動員，也在個人的人際網絡中引發一種檢視中時寫作者選擇的行動。. ‧. 因為此運動的「針對性」過強，少數學者與作家也出來表達不同的意見。文. Nat. sit. y. 化大學廣告系鈕則勳（2012）投書《中國時報》表示，蔡衍明個人言論卻導致整. er. io. 個中國時報被抵制，恐有違比例原則，也損害了中時新聞工作者的尊嚴。其次，有資格的媒體該由誰來斷定，以及評估標準為何？而此標準也應擴大到整個媒體. n. al. Ch. i n U. v. 環境，而非獨針對中時。支持蔡衍明的作家銀正雄（2012）在部落格9寫了數篇. engchi. 文章批評此運動是「打著言論自由的大旗，反對中時言論自由與蔡衍明的言論自由」，並且指出發起學者們本就不常供稿給中時，拒寫的意義何在？而不供稿的行為等於「自廢武功」。甚至更指控發起團體之一澄社有台獨色彩，批評連署學者與作家是扣旺中紅帽子再潑糞。如此極具爭議性的言論也呼應了前述的「政治標籤」以及「中國因素」。 9. 銀正雄（2012 年 2 月 8 日）。〈學界抵制中時，笑話鬧大了〉。線上檢索日期：2014 年 5 月 12 日，取自：http://blog.udn.com/ganghu999/6094852 銀正雄（2012 年 2 月 10 日）。〈學者拒絕中時，媒體公審藝人〉。線上檢索日期：2014 年 5 月 12 日，取自：http://blog.udn.com/ganghu999/6102585 銀正雄（2012 年 5 月 5 日）。〈余英時墮落到淪為台獨打手？〉。線上檢索日期：2014 年 5 月 12 日，取自：http://blog.udn.com/ganghu999/6420696 銀正雄（2012 年 7 月 31 日）。〈文化人反旺中，扣紅帽潑糞〉。線上檢索日期：2014 年 5 月 12 日，取自：http://blog.udn.com/ganghu999/6679479 15.

(19) 除了激烈為中時辯護的少數之外，關切此一議題的知識社群在面對「拒絕中時」時也無形的劃分出兩個位置，一是拒絕的位置、另一端則是留下或者是選擇沉默的位置。隨著運動發展以及旺中的作為，越來越多知識分子由「沉默」、「留下」，轉移到「拒絕」。許多反對文章、連署紛紛出爐，用各種方式拒絕的人數也快速累積，終於到了「901 反媒體壟斷」接近萬人的大遊行。拒絕中時運動的特殊性，與其他媒改運動相較，主要動員的對象並非過去「退報運動」中的閱聽人，而是大學學院裡的教授以及與中時有合作的藝文界人士。這是一次以「知識分子」為主的媒改運動，也是知識界與文化圈對於媒體的制裁。動員與操作運動的方式也與一般學生、NGO 團體所發起的遊行、舉辦工作坊、. 政治大出兩個擺盪協商的位置。儘管這次運動欲達何種目標難以明確定義，也無從評估立這場運動的停損點與實質成敗，身處其中的知識分子也難做進退判斷，知識份子各處宣講理念等社會運動不同。是否表態拒絕中時，持續在知識社群中無形的分. ‧ 國. 學. 仍逐漸群聚抵制中國時報。也因為這場運動明確的指認出中時為其「敵人」，在眾多知識分子集結表態「拒絕」後，中國時報失去部分知識界的影響力。. ‧. 知識社群的組成龐大且複雜，構成關係與鬆散緊密也因為各個領域而有所不. y. Nat. sit. 同，在個人所屬的社群、工作機構、同儕團體、交遊關係、層級與利害關係等考. er. io. 量上，也必然會影響當中知識份子的選擇。少數能夠無視這些因素率性而為者，. al. 也有其特殊條件與位置。知識社群並非一結構完整「同心協力」的組合，行動參. n. v i n 與也不僅僅是「純粹理念與社會責任」的認同。上街遊行等短期行動或許能以理 Ch U i e h n c g 念做訴求來動員，但要求參與者完全放棄一個發言空間或是罷工的社會運動上，驅使個人行動並不只是完全仰賴訴求或理念，也有身份位階得失等等的考量。拒寫運動當中所牽涉到的因素甚多，也與以上所討論的「考量」、「條件」、「位置」有其密切相關。. 16.

(20) 三、何謂知識分子？在 2012 年 4 月 20 號由青平台基金會舉辦的「媒體面面觀，由拒絕中時談起」講座中，主持人酥餅曾提出一個問題：「在場有多少人可以參加拒絕中時？我寫了它本來也就不會登啊。」這個略有自我嘲諷意味的問題引起在場聽眾一陣笑聲，然而這個問題也顯示：除發言者本身體認的政治立場、文化位階、與報社篩選機制之外，同時也凸顯了「拒絕中時」這個運動的排他性，意即，社會上大多數的民眾是沒有能力或資格參加「拒絕」的：能夠參與「拒絕中時」者，首先必須具有稿子能為中時採用的資格。簡言之，這項內涵的區辨與差異邏輯，是建立在知識分子與社會大眾在知識、階級與權力上的差別。. 立. 政治大. 而何謂知識分子？從傳統文化的典範觀點而言，社會學者葉啟政曾整理各家. ‧ 國. 學. 學說，歸納出共同的知識分子特徵，即「知識分子」這類人所具有的「文化象徵」（cultural symbol）意義。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本質上被認為是從事文化象徵的. ‧. 建構、修釋、詮釋與批判。一個善於使用抽象象徵，並運用文字來表達意義的人，在社會中往往具有特殊的地位。而知識分子亦有將「文化象徵」擔當有「正當化」. Nat. sit. n. al. er. io. 1984）。. y. （legitimization）以及使之成為「正當文化傳統典範的作用」的任務（葉啟政，. Ch. i n U. v. 此處或可將葉啟政歸納出的特徵分為兩層次，其一是職業性質的歸類，其二. engchi. 則是其社會角色與行動。若依上述「用文字來表達意義」的定義，似乎學者、作家、新聞工作者、文化批評者、文學批評者等靠產出文字「維生」的職業，都可廣泛指稱為「知識分子」。但若從文化象徵「正當化」的層面而言，則牽涉了「價值判斷」，何種觀念或想法應視為圭臬與典範，則知識分子在這劃分行為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綜觀東西傳統文化，都不約而同對知識分子有其「應然面」的期許。這也使得知識分子的定義與意義眾說紛紜。葉啟政（1984）指出，因為知識分子有文化象徵「正當化」的能力，因此他們的「實踐」對於社會而言十分重要。葉啟政進一步指出，知識分子實踐的意義在於將抽象的概念轉換為可運用到政治、經濟、教育、社會各層面中的具體實用知識。且知識分子的行動重點並非以個人為出發也非以個人為目的，而是具群體意義之「制度」的，不是「個體式」的實踐社會體系的樹立。這一性質是知識分子之實踐有別於一般大眾之實 17.

(21) 踐行動最為明顯之處。因此，部分學者主張知識分子應「具強烈社會責任意識和歷史使命感」（Dahrendorf，1969；金耀基，1971；劉述先，1973∕轉引自葉啟政，1984）。在現今強調制度化的社會中，實踐如何制度化一直是時常被討論的課題。根據 Weber（1968∕轉引自葉啟政）所述，制度化的問題即是權威的正當化（legitimation of authority）運作，而政權擁有者擁有將其制度化的正當化權威。因此，實踐若需轉換為制度，就必須與政治權力保持密切與微妙的關係。這也是知識分子之所以不斷被強調風骨、信念與道德標準的原因。正如史學家余英時（1976∕轉引自何經懋，2008）曾指出知識分子需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若「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則只是知識從業員而已。知識分子若不能堅守自. 政治大. 己的信念，在社會上往往會造成負面的結果。. 立. 從社會責任觀點而言，關於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Said（1994∕單德興. ‧ 國. 學. 譯，1997）在《知識分子論》中，給知識分子做了定義：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眾以及「為」公眾來表明觀點與意見、為自己的信念與立場勇敢發聲、不能輕. ‧. 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以及對權勢說真話。同時，Said 也強調「實踐」對知識分子的重要。他指出，知識分子除了行動以外，還依賴自身的道德判斷與意識，並且. y. Nat. sit. 知道如何善用語言、何時以語言介入。知識分子亦擁有「當代性」的特質。現今. er. io. 媒體上所呈現的政治代表形象，以及他們所論述的那些官方敘述與權威說法，知. al. 識分子必須「藉著論辯這些形象、官方敘述、權威思考，藉著提供所謂的揭穿. n. v i n （unmaskings）刻板印象或提供另類版本（alternative version），竭盡一己之力嘗 Ch U i e h n gc 試訴說真話，才能加以抵抗。」（Said，1994∕單德興譯，1997，頁 59）知識分子必須時時提高警覺，並傾全力投注思辨，而非輕易接受現成的論述觀點。至於知識分子與現代體制的關係，Shils（1972∕傅鏗譯，2004）則認為，現代社會中，知識分子逐漸被吸納至組織內，獨立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少，但知識分子社群仍是一個有效的行動體系，並維持一定標準。知識分子的職責就是：「服務於他們所發現和確立的準則，並在不放棄正業的情況下，找到一條參與凱薩之事的道路」（Shils，1972∕傅鏗譯，2004，頁 5），他認為知識分子應抱持著某種信念價值，以入世的態度參與公共事務。而知識分子與當權者的關係，也因為知識分子只願服從自身所懷抱的信念（秩序、進步、民主等價值）進而反抗上位價值的權威，因此雙方處於緊張關係。 18.

(22) 綜上所述，知識分子必然需要有不同的專業能力與更嚴格的精神標準，並有一定的入世情操與理念堅持，才能被稱為「知識分子」。從社會角色而言，Fridjonsdottin（1987∕轉引自馮建三，1993）則是將知識份子分作兩種，一是傳統「批判類型」的知識分子，從事社會運動之動員工作，並且對社會情況做出批判。第二類則為現代類型，意指進入了科層體制並接受國家所給予的利益。作者認為，儘管近代的西方社會歷程日愈專業化，導致第二類型之知識份子增加，但西方的傳統仍然重視批判類型知識份子，肯定其中內涵的「道德與政治價值」。不論何種類型，知識分子需視言論自由為社會的基礎與資產，必須加以捍衛，亦不作特定階級的代言人。當有知識份子違犯此一「規定」時而導致利益不穩時，知識份子陣營當中即會出現指責的言詞。Gouldner（1979）. 政治大寫作和交談為主，並且勸說別人與自己的立場相一致，因此，知識分子十分仰賴立出版與言論自由的暢通，對於審查制度等損害言論自由的制度亦均持反對立場，進一步說明了此「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關係：知識分子的核心影響方式是以. ‧ 國. 學. 而這與公共普遍利益相符。. ‧. Gouldner（1979）將傳統知識份子分為四類，即為：一、良性的技術官僚，為歷史菁英，以好的方式對社會產生了影響。二、作為統治階級，像以往統治階. y. Nat. sit. 級一樣不斷剝削人民，但現在使用的方式是教育而非金錢。三、舊資產階級的盟. er. io. 友，他們將舊有產階級提升成為「菁英」，並與舊階級融為一體，創造出一個新. al. 的、有教養品味的菁英集團。四、權勢之奴隸，舊階級利用知識分子維持對社會. n. v i n 的統治。但以上這些類型並非CGouldner 認知的當代知識分子，他認為知識份子 hengchi U 是一種「有缺陷的普遍階級」，知識分子是菁英主義並且追求自我，會利用自身的特殊知識，提振自己的利益與權力，但不失獨立性質。而 Gouldner 也指出知識分子的權力來源，是因為他們占有了歷史與集體創造「文化資本」的優勢。. Gouldner 說明知識分子能夠成為新的階級並且撼動結構的權力來源，即是「文化資本」的擁有。然而，Gouldner 並不因此批判知識分子藉由文化權力而佔據階級位置，而是期待知識分子這群新的階級能夠成為社會中新的力量。. 19.

(23) 四、. 知識與象徵權力以上所指稱的知識分子的類型，指出的多為「分類特徵」與「應然責任」。. 幾乎都對知識分子預設了一定崇高的道德情操，且期待他們有所作為，能改善社會現實。毫不質疑知識分子為何行動、以及行動的目的為何，對於知識分子掌握的文化權力或引導能力，亦少有警覺。傅柯（Foucault，1977；1980）認為，期待知識分子對意識或論述負有責任，本就是該社會的權力（power）系統的運作環節。這也解釋了大眾為何不質疑知識分子的原因，即是「權力」系統的運作使之看似理所當然。傅柯指出，左派知識分子的言論時常被視為具有主宰真理的能力甚至成為普遍原則的代言人，且期. 政治大並非在一種普遍的條件下，而是在各個部門中（如醫院、大學、家庭等），這使立得他們能夠更敏銳的察覺到社會鬥爭的存在。知識分子因為確實感受到抗爭是一. 盼能夠透過自身的道德良知，擔起普遍型原則的確立之責。現今知識分子的勞動. ‧ 國. 學. 種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雖然循著不同的方式，可是卻與普羅階級面臨到了相同的敵人，例如跨國公司、司法與警察機關等等，這些原因都使知識分子越來越貼近. ‧. 社會大眾。但也因為抗爭深入日常生活，每個人的特定活動開始成為政治化的基礎，跨領域的知識連結成為可能。行政官員、醫師、社工、社會學家等，除了在. y. Nat. er. io. 過程。. sit. 自身領域的鑽研外，也可透過彼此的交換與援助，來參與知識分子政治化的整體. al. n. v i n 傅柯（Foucault，1977；1980）亦指出，知識分子經過或連結學術系統，大 Ch U i e h n c g 學與教育成為了知識分子中心，並交叉匯聚成一有利位置。以往，知識分子是「普遍價值的承載者」，但現今由於知識分子的專業與分工化，特殊性（specific）的知識分子已然出現，並且占據特定位置。當中，對於知識的態度，也從普遍價值的討論轉換成為知識與權力的關係。傅柯認為，真理並不外在於權力，每個社會都有自身特殊的真理規格模式（regime of truth）與一般政治學（general politics），例如論述型態、賦予價值的技術、辨識哪些為「真理」的人的身分等，這些都牽涉到了權力的展現。因其一般政治學的緣故，特殊性知識分子的位置亦擁有了一般性的意義。於是，在地、特殊的鬥爭不被單純視為專業領域的紛爭，各領域的知識分子也才能在真理規格模式上進行操作與鬥爭。除了傅柯對於權力關係的討論，Bourdieu（1988）也提出更關鍵的知識分子 20.

(24) 的定義問題，他認為這無法脫離「如何界定誰可以被允許來定義知識分子」這個問題。Swart（2006∕陶東風譯，2012）更進一步指出，「知識分子」的標籤是象徵資本的形式之一，而「標籤」的正當性就是來自鬥爭。換言之，由誰來定義知識分子以及提出知識分子應有何責任，已經是一種「象徵權力」的展現。由前述討論可見「知識分子」角色的矛盾。知識分子雖身處結構之中，但往往被置入一個超然的地位，他們有足夠的能力懷抱理念與使命改變社會。然而知識分子既是生活於社會，就難以避免的生活於結構。Bourdieu（1990∕轉引自黃厚銘）認為社會就是一種遊戲，而社會制度就是遊戲規則，每個參賽者都必須遵循規則，以手上的籌碼爭取最大利益。知識分子所參與的科學活動，都是制度的一種。當中知識分子對於語言、文字的掌握，在遊戲當中相當重要。手握這些象. 政治大 Bourdieu（1992）認為，「對於社會學制度的真正反身性與批判性分析，是科學立進展的前提條件」。因此他提倡反身性的社會學（reflexive sociology），對自己所徵權力的知識分子們，也極度容易涉入呈現社會世界的正當權力遊戲當中。. ‧ 國. 學. 身處的場域以及自己的學者身分作許多的分析與研究，增加對理論生成背景的社會因素理解。. ‧. 而知識分子之所以有確立社會價值、確認正當性的象徵權力，則來自於各式. y. Nat. sit. 各樣的「資本」。Bourdieu（1986）將資本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象徵資本。. er. io. 資本以客觀、內化的方式，耗時累積並有潛力再製造利潤，以相同規模或更大的. al. 規模再製自己，鞏固自己的存在，且以客觀形式呈現，而這些資本即為基礎性的. n. v i n 社會權力。象徵資本意指，當各種不同類型的資本被社會成員感知，並且承認為 Ch U i e h n c g 正當，它們也就具有了象徵資本的形貌。Bourdieu（1987）亦提到象徵資本是一種信譽，會被分與那些獲得足夠認可的人，而讓這些人能夠將這些認可強加在其他人身上。象徵資本的持有即為象徵權力的基礎，而在社會中發生的象徵權力的衝突即為象徵鬥爭。人們手中所掌握的象徵資本的總數，最終成為衡量各個社會階層以及隨之而來的象徵或個人的鬥爭力量總匯集的根據（高宣揚，2004）。. Bourdieu（1987）指出，象徵鬥爭的目的在於爭奪某種權力，該權力能夠生產出正當的世界觀，並使他人接受。施為者會投入先前鬥爭所獲得的象徵資本，例如學位、文憑的頭銜等，可能是由法律保障的類型，讓人有權享用獲得承認的好處。象徵鬥爭會採取兩種不同的形式，一是個人的行動，是一種自我展示的策略；二是集體的行動，即為示威遊行，展示一個群體的成員與力量。而群體形成 21.

(25) 的過程需要象徵權力的授權與群體認同的建立，Bourdieu（1985∕轉引自 Swart， 2006）強調，群體的起源與存在，不僅產生於群體代言人的自身利益，或產生於群體領袖與追隨者之間的聯繫，在這個過程中，被委託的代表從群體那裡接受成為群體代表的權力。. Bourdieu（1987）認為，不管是個體的、集體的象徵鬥爭，都循著其特定的邏輯運作，而這邏輯與自身所處場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針對知識分子，Bourdieu （1989）表示需滿足兩個條件，一是他們必須屬於一個知識上自主的、獨立於經濟與政治的場域，並遵守這個場域的特定法則；另一則是在超出他們領域的政治活動中，展示他們在自己領域的專門知識與權威，因為他們的專業知識越強，獨立性也隨之增高，他們通過批評現存權力來宣稱這種獨立性的傾向就越大，無論. 政治大. 他們採取什麼立場，這立場的符號有效性也就越大。. 立.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22. i n U. v.

(26) 五、. 場域的「自主性」根據 Bourdieu（1996）所述，場域（field）是各種因素和機制之間的力量關. 係空間。一方面是不同資本的持有者為爭奪或累積資本而展開鬥爭的場所，另一方面場域是一個競爭的空間，擁有特定資本的行動者，依據不同地位而使用不同的鬥爭手段、並具有不同的鬥爭目的。並且無時無刻都想藉此改變彼此的位置、對資本的評價以及場域的競爭規則。所謂「場域自主性」，Bourdieu 認為是在十九世紀末後，文學、藝術、科學等場域開始有了高度自主性，這些場域的根本法則就是拒絕經濟、政治、金錢、權力等在自主場域中的支配位置。而自主場域的行動者認知到他們可以以藝術. 政治大與專業能力所型塑的權威進入政治當中，擴大了知識分子的「純潔」與「入世」立概念（Bourdieu，1987）。家、作家、學者的身分干預政治，同時帶有源於學科核心的價值、倫理上的誠實. ‧ 國. 學. Bourdieu（1991）強調知識分子的首要目標即是捍衛自己的利益以及保持場. ‧. 域自主性而集體奮鬥。於是一方面要通過鬥爭確立知識分子的自主性，一方面也要透過鬥爭創造文化生產者保持自主性的經濟與社會條件（例如成果發表與評價. y. Nat. sit. 作品的方式等）、創造合適的制度讓知識分子不受象牙塔的約束，以使他們能夠. er. io. 用特定權威干預政治，保障文化生產方式與知識合法性的目標。. al. n. v i n 針對大學場域，Bourdieu（1988）在《學術人》（Homo Academicus）一書中， Ch U i e h n c g 即揭露 1968 年法國學運前夕，大學領域的結構，不同教職員工的地位與立場以及每一部門當中有何不同的規則制度。在高等教育機構裡，其結構以特定的學術邏輯與相對自主性產生出權力結構，不同科目內的教職員分布在政治經濟權力與文化威望兩極之間。但 Bourdieu 強調，此研究僅是試圖確認一種「位置」，不能過度比較教職員與統治階級。當中亦提出知識場域的利益再生產與運作邏輯，並指出知識分子維護的利益並非階級利益而是學術場域自身的利益。而在發生了 1968 年法國學運後，學歷的貶值為這個場域帶來了危機，也凸顯了前述所指出的「位置」的重要性。這一危機迫使每個人只根據自己在某個領域當中的所在「位置」來決定自己的政治傾向並且公開自己的選擇，以立場分明的方式取代先前政經與文化的區分。也因為這次事件，人們公開並集體性的表達 23.

(27) 自己的政治立場與見解，將大眾引向同一個政治問題或立場。Bourdieu 更指出：「公眾人物、政治家甚或是知識分子由於不斷被媒體或輿論攻擊，於是被迫使自己的行為與觀點與他們公開宣稱的政治立場保持一致，而將自己隱私的，與自己集團利益相衝突的東西壓抑在心裡，他們的謹言慎行也是難免的了。」（1988，頁 318）。由此可知，整個社會領域讓這個危機達到了最大強度，進入的場域對未來的許諾又模糊不清導致行動者的期待與現實不符。Bourdieu 透過分析教育程度、社會出身、教育資本與實際機會的方式，分析教育機構之間在社會與教育方面相似的程度，是否與危機的強度具有對應關係。他進一步的使用 1969 年參與支持現存大學制度的指標，指出那些能夠明確指向某種職業的專業或機構中，參加投票. 政治大者，投票比例較低，如文科、理科等。此結果顯示學科將來的發展對於參與社會立運動的表態與否有關，除此之外，會影響表態的因素亦有過去的經歷以及不同級的機率最高，如醫學、法律領域等；相對的，專業指向與培養的人職業走向不明. ‧ 國. 學. 別的緊張關係。（Bourdieu，1988）。. ‧. 但也因為對外相同的立場，限制了每個參與其中的當事人。僅讓他們憑藉特定政治原則來進行選擇，並以此原則來看待自己與他人的看法。如此，危機即有. y. Nat. sit. 可能在一直保持一致的人們中間製造分裂。之前相互疏遠與不合的人，可能因為. er. io. 在此觀點下走到同一陣營，反之亦然。同時，在外人看來毫無關連的行動者之間，. al. 也出現了結盟現象，雖然這些人在位階、身分、能力等有很大差距，但他們都擁. n. v i n 有五月法國學運的精神。這使得每個人把自己想像為集體的一員，說的話有集體 Ch U i e h n c g 的權威並且有為自己所屬集團的行為負責的權力與義務。由於該學運，法國知識分子能夠在同群體的支持下，象徵性的實現一場革命，深刻變革社會思想。. 24.

(28) 六、. 場域之構成分析. 根據 Bourdieu（1992；李猛、李康譯，2008）所述，場域是在某一社會空間中，由特定的行動者相互關係網絡所表現的社會力量與因素的綜合體。場域作為一各種力量與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的結構，占據位置的行動者會從中尋求根本基礎與引導力量，並運用這些策略保證或改善他們在場域中的位置。Bourdieu（1984 ∕轉引自高宣揚，2004）更進一步指出，場域的結構之所以會變動，是依據行動者與行動者，或者，機構與機構間的鬥爭狀況所改變。各個行動者的相互關係網絡隨著行動者的實際行動而變，其中包含行動意圖、產生此意圖的社會背景與地位、與其他行動者的權力關係等。. 政治大某場域位置，例如文學場域被包含在權力場域之中，作家或一般性知識分子其實立都是「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集團」；再者，該場域中占據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為. 針對場域的研究，至少需分析三個環節。首先，必須分析與權力場域相對的. ‧ 國. 學. 了取得場域的權威而競爭，因而發生了種種關係，故需勾畫出行動者之間所占據的位置之間的結構。如 Bourdieu 在《學術人》中所提出的：「並非政治立場決定. ‧. 人們對於學術事務的態度，而是在學術場域中的位置決定了他們在政治、學術問題的立場」；最後必須分析行動者的慣習（habitus）。所謂慣習，此處理解為：行. y. Nat. er. io. （Bourdieu，1992；李猛、李康譯，2008）. sit. 動者通過將一定類型的經濟和文化條件予以內化而獲得某些傾向與行動模式。. al. n. v i n 除了行動者自身在結構中的位置、慣習影響實踐（practice）外，周圍的社 Ch U i e h n c g 經條件、權力等因素也會影響場域內的行動者，但必須先經過場域這一關鍵性的仲介環節的特有形式和力量重新型塑。一個場域的自主性越強，能強加場域自身邏輯與歷史於外在因素上的力量也越強。雖然在文學、藝術、學術等場域中，可以發現到組成和運作方面都存在著全面性的對應關係（homologies），如均存在支配與被支配者、搶奪場域內的控制權、行動者間的爭鬥與再生產的機制等，但在各個場域的體現形式則大不相同，不可彼此規約。這與外在因素要進入影響場域內的行動者類似，儘管相同的社經條件欲影響場域，但必須要經過各場域自身特殊的邏輯轉換與呈現後，才能影響行動者的實踐。（Bourdieu，1992；李猛、李康譯，2008）. 25.

(29) 七、. 「拒絕中時」的號召本研究將結合前述場域理論與「拒絕中時」運動，將「拒絕中時」視為引發. 文學與學術場域內部規則變動的運動事件。同時，此事件也是場域外部因素，如政治經濟權力的侵入，所導致行動者試圖捍衛自身權利的集體行動。此一「拒絕中時」行動號召為該場域內部各階序位置的行動者帶來表態與否的抉擇，迫使每個場域內的行動者必須拿捏自己在當中的所在「位置」，決定自己的立場並且公開表態。此外部因素雖同時觸發文學、藝術、學術場域的部分行動者採取「拒絕中時」的行動，但也因為不同場域中的特殊邏輯，在經過文學、藝術、學術場域的中介後，而有各自不同的體現，進而影響了場域內行動者的實踐，也解釋了為何「拒絕中時」運動中，學者與作家的實際表態人數有所差距。然而，行動者判. 政治大場與見解等等，均是場域內相互關係網絡與慣習等因素交互影響結果。立. 斷自己是否有資格「拒絕中時」，是否拒絕或保持中立，是否公開表達自己的立. ‧ 國. 學. 首先，報業的經營方針改變是最大的觸發因素，言論自由乃是文學、藝術、學術等場域維持其場域相對自主性不可或缺的要件。馮建三（1993）曾指出，一. ‧. 旦報業主只是為了謀利，完全放棄了他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不再堅持報紙作為公共論壇的必要性，或是報業主純然割捨了它承繼自歷史的遺緒，甚至鄙夷報紙. y. Nat. sit. 作為一種公共領域形式之說法，那麼，該報上學者批判的空間可能消失，即如公. er. io. 共議題的報導可能也減少。Rodney（2005）亦指出媒體產業的難題在於經濟生產. al. 會壓縮文化生產的空間。「商業交易」與「職業價值」兩者間使得場域內的行動. n. v i n 者無法作出適當的調和。文化層面與收視（聽）率的拉扯會因為市場競爭而阻礙 Ch U i e h n c g 了文化生產者的自主性。中國時報易主後，現今的主事者蔡衍明擁有雄厚的經濟資本，接手過程中時常發生報業方針爭議。因蔡衍明不將報紙視為社會公器，反視為私人集團利益或立場的維護工具，各方輿論常常以過往「文人辦報」的中時創辦人余紀忠為例，來勸說蔡衍明改變辦報風格。此外，「拒絕中時」的社會運動也涉及蔡衍明可能親中的「中國因素」。由此可見，此次政經場域的象徵暴力過度干預言論自由，如蔡衍明稱「天安門事件沒有死那麼多人」，或如無預警解聘員工、誣指反對者聘請走路工事件等，已經威脅知識分子言論自由與象徵權力的集體利益，於是出現了「拒絕中時」運動。而象徵暴力與干預除了影響評論時政的學術場域以外，在中時從事文化象徵建構的作家與藝術家亦大受影響，因此在分析中也將文學和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