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顏色的翻譯」：論殷海光的思想譯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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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翻譯研究所碩士論文. 「有顏色的翻譯」：有顏色的翻譯」：論殷海光的論殷海光的思想譯介工作思想譯介工作 “Colorful Translation”: On Yin Hai-kuong as A “Visible” Translator. 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李根芳博士撰研究生：高育慈中華民國一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七月.

(2) 中文摘要殷海光是台灣民主反對運動一位極具象徵意義的典範人物，為了追求「民主」與「科學」的啟蒙理想，半生志業投注於西方自由主義理論與實證哲學的引介之上。現有研究多半是以他作為民主鬥士、自由主義者、思想啟蒙家、哲學工作者的角度，去探究其生平事蹟、思想內涵及歷史地位，但他譯介西方學說，並有重要代表譯作傳世的事實，卻少有深入研究。本文之寫作即在填補這塊研究空白，從翻譯研究出發，檢視殷海光作為一位譯者的成就與貢獻，並分別就其翻譯思想與實踐，分析他如何透過翻譯回應時代的需求，將翻譯作為其論述體系的一環，支持啟蒙工作。殷海光翻譯特殊之處在於他作為譯者在其所處時空下的選擇，早期他也是跟隨時尚，以直譯原則來處理譯材，但在流亡來台後，因為心境和政治環境的轉變，使他看待翻譯的態度有所變化。在強烈啟蒙動機的驅使之下，他採取晚清前輩譯者的譯述手段，在五〇年代的台灣產出一篇篇充滿個人色彩與關懷，既似「讀書筆記」又似「啟蒙講義」的譯作。無論是在翻譯策略、翻譯方法或翻譯題材的選擇上、殷海光在在展現出譯者作為知識引介者的強大能動性。. 綜而言之，殷海光譯了些什麼，如何譯，以及為何而譯，構成本研究的核心問題。這樣的研究一方面在協助建構台灣翻譯史的一小片段；另一方面則是在現有研究之外，提供另一個思考殷海光遺產的角度。. 關鍵詞：殷海光、啟蒙、到奴役之路、譯者研究. i.

(3) Abstract Yin Hai-kuong was a pioneer in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aiwan. He had advocated for "democracy" and "science" by 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 western liberalism and logical positivism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His achievements as a democracy fighter, a liberalist, an enlightenment thinker and a philosopher have drawn considerable attentions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owever, most of his evaluators or researchers ignore or neglect his role as a translator and the fact that he translated over one million words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some of which were hugely influential to society.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compensate the deficienc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will review Yin’s contribution and accomplishments as a translator, and reveal how he responded to the need of time in translation. Yin produced translations in a way which went against the translational norms of his time. He manipulated the originals he worked with to some extent, usually to make them fit in with his personal ideology and goal of enlightenment. His translations, as a kind of rewriting, embodied an enlightenment thinker’s intentions and expectations, making them by no means as transparent as glass. From the strategies, methods and materials Yin chose to translate, we see how a translator shows his agency during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introducing.. To sum up, the main concern of this paper will be what, how and why Yin translated. The aim is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nslation history in Taiwan and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to think about Yin’s legacy.. Keywords: Yin Hai-Kuong, enlightenment, the Road to Serfdom, translator study. ii.

(4) 誌謝論文完成了，從無到有，歷經好幾個月的努力，如今終於告一段落，心情好似打完一場漫長的戰爭。在此過程，頭一個要感謝的人，是我的指導教授李根芳老師，她總是以包容開放的態度，聆聽我不成熟的意見，並且在適當的時候，給我中肯的建議和溫暖的鼓勵。碩二那年，跟著老師唸了兩個學期的翻譯理論，讓我對翻譯研究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這篇論文從發想到構思，從題材到方向，有很多都是來自根芳老師在課堂上的啟發，如果沒有老師的教導，這篇論文不可能出現。猶記得第一學期上課我白目的行徑，老師明明教授翻譯理論，我竟然當著她的面說，理論對翻譯沒有用處，而且還囂張地批評老師精心挑選的優秀論文。所幸，老師從不用她為師的權威壓抑我口無遮攔的發言，在她課堂上跟大家毫無拘限地討論翻譯，是我碩士生涯最難忘的回憶之一。. 此外，也非常感謝傅大為老師和王智明老師擔任我的口試委員，兩位老師提出許多我沒有思考到的觀點，讓論文後續的修改找到比較合理的方向。如果我的論文對翻譯以外學科有任何小小的貢獻，絕對是兩位老師的功勞。尤其謝謝傅老師在口試本寫下幾十條批註和一整頁的審閱意見，對我啟發極多，十分感激。. 最後感謝在我打拼論文的這段期間內，所有幫我打氣加油的好友與同學，尤其是善解人意的嘉妍，和平時脫線但總在重要時刻給我睿智建議的佩俞，還有富蓉和她可愛的兒子彥緯。多虧彥緯小友三不五時糾正我偷打電動的惡習，否則論文完成之日肯定遙遙無期。. 幾經波折，我的碩士生涯終於要畫下句點。要離開師大翻譯所這麼溫暖的地方，非常不捨。從小到大畢業這麼多次，頭一次有這種感覺。感謝每一位曾經教導過我的老師和族繁不及備載的可愛同學，是你們給了我如此美好的人生禮物。. iii.

(5) 目錄第一章緒論 ............................................................................................... 1 第一節文獻回顧與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問題意識 ............................................................................................ 5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 8 第二章生平與翻譯 ...................................................................................10 第一節大陸時期 .......................................................................................... 11 第二節台灣時期 .......................................................................................... 17 第三節譯作初步析論 .................................................................................. 21 第三章翻譯思想 .......................................................................................29 第一節邏輯先於文字的直譯觀 .................................................................. 29 第二節以命辭為核心的譯意觀 .................................................................. 34 第三節時代意義與影響 .............................................................................. 41 第四章翻譯實踐 .......................................................................................51 第一節原文與譯文的落差 .......................................................................... 53 第二節譯者即讀者 ...................................................................................... 65 第三節新文體的嘗試 .................................................................................. 70 第五章結論 ..............................................................................................78 參考文獻...................................................................................................... 84 參考文獻附錄一：附錄一：殷海光譯作一覽表 ........................................................................89 附錄二：附錄二：殷海光譯作簡介............................................................................90. iv.

(6)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文獻回顧與研究動機文獻回顧與研究動機殷海光（1919-1969）是台灣民主反對運動一位極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在一九五〇年代擔任《自由中國》半月刊的主筆，撰寫大量政論文章，將民主憲政的種子播撒在自由土壤貧瘠的台灣社會裡。在學術上，他以同樣的熱情引介西方實證哲學與自由主義理論，企圖開創一種理性開放的新文化精神，啟迪當代無數的年輕知識心靈。雖然未滿五十而英年早逝，留下未竟的學術與文化功業，但他的啟蒙努力與道德風骨，卻為台灣歷史留下知識分子異議精神的典範。. 這麼重要的歷史人物，研究當然不少，早在殷海光尚未離世之前，林毓生就曾透過信函對其思想提出觀察見解，徐復觀等新儒家學者對殷海光的主張也多所評論。殷海光去世之後，故舊學生發表許多追思文章，其中有些已經開始就殷海光思想架構提出正式的檢討與評價。但就整體而言，在戒嚴的高壓氣氛下，殷海光研究仍屬零星，而且主要是學生為追念殷海光的人格精神而作，一直要到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相關研究才真正興盛，開始出現符合嚴格學術要求的論文，甚至舉辦大型研討會，匯集海內外學者齊聚交流研究成果。一九九〇年代，殷海光研究進入空前蓬勃階段，首先林正弘主編的十八冊《殷海光全集》在台灣出版，海峽對岸也因殷海光和林毓生著作在當地出版，使殷海光漸為中國學者所知，一九九八年，「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與湖北大學合辦「海峽兩岸殷海光學術研討會」，多本研究專著也在這段期間陸續問世，例如章清《殷海光》（1996）、王中江《萬山不許一溪奔──殷海光評傳》（1997）、黎漢基《殷海光思想研究：由五四到戰後台灣，一九一九－一九六九》（2000）、汪幸福《殷海光傳》（2000）、何卓恩《殷海光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2004）等。二〇〇九年，台大出版中心又邀林正弘、潘光哲等學者蒐集殷海光著作，集結成二十一冊的「殷海光全集」出版，號稱是目前蒐集最完整、校正最完備的殷海光著作全集。顯見，殷海光去. 1.

(7) 世雖逾一甲子，但其思想遺產仍備受學界重視。. 從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來，殷海光研究多半是以他作為民主鬥士、自由主義者、思想啟蒙家、哲學工作者的角度，去探究其生平事蹟、思想內涵及歷史地位，但他譯介西方學說，並有重要代表譯作傳世的事實，卻少有深入研究。過去論者關注殷海光的翻譯，多半只是在論證其他議題的過程中，稍微提及殷譯《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對原著的曲解與誤解，或翻譯此書對殷海光思想的衝擊，至於為何會有這樣的翻譯結果，以及譯者如何造就這樣的翻譯，從來都不是學者研究的重點，甚至截至本論文寫作時間為止，沒有任何研究或論著提供完整的殷海光譯作清單，而各家考證的著作目錄雖收入殷譯作品，但不是闕漏就是標註錯誤，翻譯與著作混淆不清。追根究底，學界忽視殷海光翻譯事業的主要原因在於其歷史地位並非來自翻譯，而且過去翻譯研究長期侷限於語言層次，極少從文化、社會甚至是思想的角度來看待或剖析一個翻譯作品，再加上，殷海光取譯的材料幾乎都是當時英美學界最時興的題目，例如邏輯經驗論和俄共研究，隨著學術發展與政治局勢變化，這些題材都成了昨日黃花，無論在銷售市場或學術領域，都失去了吸引力，學者冷落殷海光的譯作，正反映這些作品久已無人聞問的事實。. 唯一比較例外的是《到奴役之路》，這算是殷海光知名度最高的譯作，除了因為原著本身的經典地位外，殷譯本在當時台灣特殊時空背景下的出現，也使此譯本從一開始就引人矚目。最早談論殷譯《到奴役之路》的是胡適，他在一九五四年初春，《到奴役之路》開始分章在《自由中國》半月刊連載不久，於「自由中國社」歡迎茶會上以「從『到奴役之路』說起」為題發表講話，他指出《到奴役之路》旨在反對計劃經濟，但卻能在國營事業當道的台灣獲得翻譯與發表，實證明當時台灣確有言論自由。這是針對譯本意義而發的評論，並未涉及翻譯本身。爾後很長一段時間，台灣社會不再公開談論此譯作，更遑論殷海光的翻譯。. 2.

(8) 最早也是唯一一篇專門針對殷海光譯作而寫的文章出現於一九八〇年四月的《書評書目》（84 期，頁 20-28），題為〈殷譯「到奴役之路」指瑕──以第一章為例〉，署名「王寬和」。作者顯然是個高級知識份子，對於自由主義在台灣的流傳情況素有留意，而且相當推崇海耶克的經濟和社會哲學理論，文章開頭先肯定殷海光翻譯的《到奴役之路》有開路之功，為海耶克其他更加精深的社會哲學著作贏得一定數量的讀者。然而，他指出，《到奴役之路》原著有十七章，但殷海光僅譯出十一章，其中六章節譯，甚至短短一千字左右的結論也未譯出，有頭無尾，應該只是一部「未完成的譯稿」，而且出版倉促，未經徹底校訂，海耶克原本精確嚴謹的英文，很多地方被譯得意義模糊，更有些句子與上下文聯貫不起來，顯然是譯錯或是譯得不精確，接著王寬和便以中英對照的方式，逐條列出譯本第一章值得商榷之處，洋洋灑灑總共列出廿四條。. 王寬和認為殷譯本最大的缺失在於未加潤色校訂便匆匆付印，有違海耶克嚴謹的治學精神。從「忠實」的角度來看，殷譯本的確算是不及格的翻譯，王文點出的缺失皆為中肯之辭，可惜通篇僅著力於字面錯誤的勘正，未見系統性或思想層面的探討。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看出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議題，像是殷海光翻譯不精準的問題，有時是語言能力不足造成，有時是漏譯造成，例如「自由企業制度」（system of free enterprise ）譯成「自由制度」，「社會力」（social forces）譯成「社會」，這類漏譯顯得刻意，因為從字面上很難看出漏讀的可能，有無可能是譯者為了某個目的而刻意為之？王文也多次提及殷譯多處增譯有誤導之嫌，例如原文只說「重大改變」（the magnitude of change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during the last generation），但譯文卻是「我們在物質建設方面有著重大改變」。又如海耶克稱人類才智一旦獲得自由發展，便能很快滿足更加多元的種種想望（desire），但殷海光譯為「人類便可迅速努力，從事發明製造，以滿足大量的需求」，顯然也是將人類的進步朝向物質方面詮釋。看來，譯者先入為主的意念相當強烈。. 王寬和並未探究殷海光翻譯的時候到底在想什麼，他只期待《到奴役之路》. 3.

(9) 未來再版時，出版社能夠委請專家徹底校訂並將未譯部分補全，把作者海耶克的思想忠實並完整地呈現出來，至於譯者的想法或企圖，在他而言並不重要。一九八八年傅大為在〈科學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從近代西方啟蒙到臺灣的殷海光〉一文中，對此有不同以往的深刻探查。傅文主要是以西方十八世紀以來的「啟蒙實證論述」為背景，討論台灣五〇、六〇年代「科學實證」論述的興起與發展，殷海光身為台灣科學實證論述的先驅人物，自然是文章的寫作重點。這是一篇思想史論文，因此看待殷譯《到奴役之路》的觀點不若一般譯評，只聚焦於忠實與否的問題上，作者關心的是以反對實證論、科學主義著稱的海耶克，他的著作是怎麼樣被強調邏輯經驗論的殷海光「整合」進台灣的實證論述之中，並被特殊地使用。文章第三節透過詳細的論證，指出殷海光「整合」海耶克的基本方式是透過「譯者註」、「譯者的話」這些管道（合稱「殷註」），將科學實證觀點全面滲透進《到奴役之路》之中，進而使海耶克「實證化」、「自由中國化」。而一個被「實證化」、「自由中國化」的海耶克，使當時對社會主義抱有期待的自由知識份子產生強烈震撼，因而「回歸」久違的自由資本主義，其作用超過一個真正的保守主義的海耶克。傅文所做的雖非翻譯研究，但卻成功處理了一個在描述翻譯學（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上非常重要的議題：譯本在譯語社會造成什麼樣的反應。值此之故，本研究欲以傅文研究為基礎，擴大探討殷海光的翻譯事業。. 從翻譯研究的觀點來看，殷海光是個非常值得探究的譯者，他從來不甘於隱形，每本譯著都有長達三頁以上的譯者引言，詳細交代翻譯緣由及翻譯原則，而且譯文動輒出現幾百字、甚至上千字的譯註，充分抒發譯者自己的觀點與看法。再者，殷海光也是個主體意識明顯的譯者，選材從不受人擺佈，全憑自主決定，對於作者的說法和主張，經常有所取捨，藉以強化或佐證自己的思想體系，可說意識形態極重而且也從不避於展現其意識形態，傅大為因此指稱殷海光譯介的海耶克思想為「『殷海光的』海耶克」。雖然譯文不見得忠實，但殷海光所譯《到奴役之路》確實在台灣某個時期發揮過影響力。王寬和（1980）指殷譯《到奴役之路》對於海耶克自由思想在台灣的傳播，深具開路之功；江宜樺（2002）稱《到. 4.

(10) 奴役之路》的翻譯對《自由中國》堅守自由經濟道路，具相當關鍵性的影響；黃春興和干學平（1996-1997）甚至大膽表示：「國內學者對海耶克自由思想的認識，主要來自《到奴役之路》一書，尤其是殷海光的譯本。」在台灣知識界，殷海光與海耶克實有難以切割的連結，即使論者一再指出殷譯誤解甚多，即使桂冠在一九八二年推出張尚德的全譯本，都無法動搖殷譯在讀者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就連新一代譯者張尚德也是殷海光的學生。凡此種種都是翻譯研究上極為有趣的議題。因此，本論文欲從翻譯研究的觀點，重新檢視殷海光及其譯作，盼能提供一個全新視野，並補足研究空白之處。. 第二節問題意識一個影響廣大但卻錯誤叢出的譯本，是引發筆者研究動機的起點，但本研究並無意探討殷譯《到奴役之路》如何錯誤，或是怎樣譯才算正確，這些問題王寬和的文章已經處理過，結果只是證明海耶克的原作仰之彌高，殷海光的翻譯未能達到相稱的高度，是個不合格的譯本，除此之外，我們一無所獲。這是從傳統譯論觀點檢視譯作很容易產生的結果。在傳統以原著為中心的翻譯觀中，作者和原作高高在上，譯者有如忠實的僕人，亦步亦趨地為原文和作者服務，而最理想的翻譯要像一面透明的玻璃，可以讓讀者直接透視原文作者的思想與精神。翻譯存在的最高目標，竟在於讓人感覺不到它的存在，似乎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無可奈何的罪惡。從這樣的觀點來看譯作，結論幾乎千篇一律，翻譯永遠都有缺憾，無怪乎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 1945-1996）要大家別再問「什麼樣的翻譯才算好翻譯」，這種問題問了也不會有結果。他建議大家先認清「翻譯總是會存在」的事實，然後再問哪些作品有人翻譯，如何翻譯，最後再問為什麼會這樣，如此翻譯研究才可能走出「貧民窟」，不再困於語言問題的範疇（彭鏡禧，1983）。. 勒菲弗爾提出這項顛覆性主張後，又在 1992 年與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 1945-) 合編《翻譯、歷史與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一書，進一. 5.

(11) 步強調翻譯與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關係，正式提出「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口號，在其理論架構下，翻譯必受譯者或當權者意識形態和詩學的支配，必定無法忠實反映原文的面貌。譯者可以透過對文本的操縱，引進新概念、新文體、新表現手法，進而瓦解現存的意識形態和詩學，但相反地亦可鞏固舊有體制，抑制革新，因此翻譯會涉及權威和合法性，終與權力有所連結。由此看來，翻譯是為權力服務的有效手段，也是形塑譯語語文化的一大力量。此一理論大幅提高翻譯作品的地位，顛覆傳統譯論將譯作視為原作從屬的立論基礎。. 「文化轉向」口號對於翻譯研究影響重大，學界因此開始走出語言學的範疇，而將翻譯放入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脈絡之下討論，從諸多學者的研究中，我們看到翻譯不再只是單純的語言文字轉換，而是涉及譯語社會（target society）諸多因素的複雜文化交流活動。在這樣脈絡底下來檢視殷海光不甚忠實的譯作，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其所存在的意義。正如勒菲弗爾（1992:14）所指出的：「翻譯並非在真空中進行」（Translation are not made in a vacuum），而是譯者於特定時期在特定文化中運作的結果，譯者對自己及自身文化的理解，是影響他們翻譯方式的諸多因素之一。在新譯觀的觀照之下，譯者的主體性和能動性開始被彰顯出來，譯作成了譯者內在主觀意識及外在客觀環境共同交織而成的作品，譯作不再透明，譯者也不再隱形。然而弔詭的是，世世代代譯者無不緊緊跟隨原文和作者，沒有人的翻譯初衷是在背叛，就連以古文翻譯又喜增刪原文，而在新文化運動被批評最烈的林紓（1852-1924），亦自認為忠實的譯者；殷海光作起文章筆鋒凌厲、氣勢凌人，但對於沒能譯出海耶克的肅穆莊嚴，他同樣感到慚愧；即使是在翻譯理論的視野已經從作者為中心轉而以譯者為中心，並且理解世上沒有完美翻譯的今天，譯者在翻譯實踐過程中，心心念念的依舊是忠實傳達原文旨意，不因翻譯研究的任何轉向而有所改變。究竟是什麼因素，促使一個個忠實的溝通者、傳達者、再現者，變成帶有特定目的的介入者、操縱者，甚至是背叛者、顛覆者？這個問題同時也是譯者如何決定譯作面貌的關鍵所在。. 6.

(12) 因此，本研究所欲探問的不只是什麼因素造就了《到奴役之路》這樣的翻譯，更重要的是，譯者殷海光作為一個能動主體，如何關鍵性地決定譯作的面貌及其對社會的作用。簡言之，本研究欲以譯者為中心，去回溯《到奴役之路》這樣的譯本為何會在台灣社會出現。以譯者為中心，是為突顯譯者的能動性，殷海光最為世人所熟知的形象是自由鬥士、民主先聲、思想導師，他是否在譯作中反映這些理念，如何反映，以及這些舉措對於現實社會的衝擊，實足以顯現譯者角色擺脫奴僕枷鎖後的巨大可能性。本研究將從殷海光如何作為一名譯者開始，次第探討翻譯在他的思想工作當中位居何種地位，以及他的譯者角色和譯作對於當時社會有何意義，兩者之間究竟存在何種互動關係。換言之，本論文嘗試進行的是一較為完整的譯者研究。這樣的探討不只具有翻譯史上的意義，對於思想史研究亦當有所助益。. 另一個值得深究的層面是，目前除了王寬和之外，對於殷海光翻譯的研究都只從附文本（paratext）討論他的翻譯，亦即從譯序、譯註、前言、後語等譯者對於文本和讀者的「額外服務」著眼。殷海光往往在附文本中詳實交代翻譯的策略和方法，甚至連對原文的刪節增補原則都一一說明，這是相當體貼讀者的做法，對於研究者而言也是非常便利的研究途徑，但是這些都是可以光明正大寫出來的意見或想法，那麼不便明示的批評或訴求呢？是否就透過譯者的操縱，悄悄潛伏在理應忠於原文的翻譯之中？如果這樣的操縱真實存在，又是透過什麼樣的翻譯策略和修辭手段來達成？或許從譯者隱晦的翻譯文本裡，我們可以更加理解其在可以公開的文本不便完整表述的個人感受；或許從譯本顯露的蛛絲馬跡中，我們可以更明白外在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如何驅使譯者做出翻譯選擇，而這些選擇許多甚至是譯者渾然不覺的。. 綜而言之，殷海光譯了些什麼，如何譯，以及為何而譯，構成本研究的核心問題。這樣的研究一方面在協助建構台灣翻譯史的一小片段，並從譯者研究的視野，展現譯者在跨文化交流中如何作為一個有思想的社會個體，積極影響社會改. 7.

(13) 革；另一方面則是在現有研究之外，提供另一個思考殷海光遺產的角度。.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本研究採取的是圖里（Gideon Toury）提倡之「面向譯語系統的研究途徑」（target-oriented approach），將翻譯視為譯語社會的一種文化現象，而從譯語文化的宏觀角度來考察譯者及譯作。具體研究方法主要為文獻的分析與詮釋。首先蒐集殷海光相關著作，包括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一手資料是殷海光本人的著作和翻譯，主要取自國內現有的兩套《殷海光全集》，以及《自由中國》半月刊；二手資料是以殷海光及其成就為探討對象的論著及文章，除了章清、王中江、黎漢基與何卓恩所著評傳，及《全集》所收紀念文章外，參考資料還包括瞿海源、錢永祥、顧忠華、陳瑞麟、劉季倫、廖仁義、張斌峰等人的論文。這些資料用以協助建立完整的殷譯作品清單，並對殷海光的思想和事業有一初步瞭解。其次蒐集殷譯作品涉及的著作，例如翻譯根據的原著或原作，以及相關主題的論著，包括《自由主義的發展及其問題》、《分析哲學在中國》等等，最後參考勒菲弗爾等人的翻譯論著，建構出理論分析架構，對殷譯作品進行分析探討。. 為深入瞭解殷海光的整體翻譯策略，本研究在《到奴役之路》外亦納入其他殷譯作品，並且採取原文與譯文比對方式進行分析，但因數量龐大，故而採取重點式比對策略。《到奴役之路》為研究重點，因此全本逐句比對，其餘譯作視重要性選取比對，排序原則以有成書（如《共產國際概觀》、《西方之未來》）、譯註多（如〈自然思想與人文思想〉）及改動幅度者（如〈歷史中普遍定律底功用〉）優先選取，比對範圍以一章或一節為限，而殷氏與他人合譯的作品（如〈辯證唯物主義及科學方法〉），未發表的譯作（如〈不要本體論的邏輯：邏輯運作與科學建構〉），以及原文難以取得者（如《邏輯基本》），則不予比對。. 本研究之進行主要運用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輔以台灣大學圖書館及國家圖書館之蒐藏，並適時使用網路可得資料。研究主要素材來源《殷海光全集》. 8.

(14) 採用的是台灣師範大學館藏一九九〇年桂冠出版之全集。台大版全集收錄的文章較桂冠版齊全，其中絕大部分的增補是殷海光在中國大陸時期所寫的文字，政論文章增幅較多，鑑於本研究重心不在此，且桂冠版取得容易，故研究仍以桂冠版全集為主，不足之處方參考二〇〇九年出版的台大版全集。桂冠版全集疏誤不少，均根據台大版全集予以更正。.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回顧文獻，陳述研究動機，並確認論文疑旨，說明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第二章「生平與翻譯」，從殷海光作為一名譯者的角度，簡述其生平並依時序介紹其翻譯作品，再以此等背景資料初步析論殷譯作品之整體特色。第三章「翻譯思想」，透過殷海光的譯序，瞭解其翻譯理念，並分析其翻譯理念與思想志業之間的關聯，理解殷海光翻譯作品特定傾向之思想來源，而後將殷海光的翻譯理念及思想主張置於台灣翻譯史架構底下，考察其時代影響。第四章「翻譯實踐」，藉由譯文比對，深入分析殷海光的翻譯策略和方法，除映證前章翻譯思想之論點外，更進一步探究殷海光在文化改革與文體創新上的嘗試。第五章「結論」，總結研究發現，並說明研究價值與未來可行的研究方向。. 9.

(15) 第二章生平與翻譯二十世紀前半葉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動盪不安的一段歲月，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價值體系，所有事物都在經歷轉型過程的陣痛，殷海光生於此時，無所遁逃於時代的影響，人格與思想都烙上了不可抹滅的時代印記，而他也本著對國家人民的熱愛，用盡一生實踐時代賦予的使命。正因為殷海光一生功業與他所處的社會有著難以切割的聯繫，所以每本研究專著都花費不少篇幅敘述他曲折不凡的一生。殷海光晚年曾口述自己來台以前的人生，由學生陳平景筆錄，作成〈殷海光傳記〉一文，這是殷氏早年事蹟最早問世的詳細記錄文字，各家評傳均以此為本加以增補發揮，並繼續延伸至殷海光在台二十年的生命歷程，不過因為研究方向和參考書目各有差異，故細節呈現或有出入，其中黎漢基的觀點比較偏向新儒家，差異較為明顯。本論文在此不擬重複現有評傳的敘述，而是改從殷海光作為譯者的角度切入，交代殷氏何以成為本論文現在所欲討論的這般面貌，並在敘述過程中簡介其所有翻譯作品，惟囿於行文順暢與簡潔之需要，完整的殷譯作品清單以及文中未能交代的原作資訊，詳見附錄。. 本章致力整理殷譯作品清單的動機，實有感於學界對殷海光翻譯作品的嚴重忽視。殷海光一生寫過八百萬字以上的文章，其中廣受研究者重視的是政治評論、政治哲學和文化論爭文章，科學哲學亦吸引若干目光，相較之下，翻譯文字則是大受冷落，就連他最有影響力的譯作《到奴役之路》，亦少見學術性的深入探究。然而，像殷海光這樣信仰西化、反抗傳統的人物，翻譯往往是他賴以宣傳西學新知的利器，每篇譯作、每本譯著，都是譯者在知識追求過程中產生過深刻共鳴，亟欲與讀者大眾分享的灼見。從一篇篇的譯序，一個個譯註，我們看見殷海光為讀者、為社會指引思想方向的熱切身影，檢視這些翻譯作品，有助我們深入瞭解殷海光的思想內涵與啟蒙企圖，同時也可窺知當時台灣思想環境的整體氛圍。. 現有殷海光作品集和研究專著均提供殷海光歷年作品，只是呈現方式略有不. 10.

(16) 同，有的是將作品目錄分批帶入年表內容一併列述（如文德，1979；章清，1996；何卓恩，2003），有的是按作品類型分類列出（如文江，1971；王中江，1997），有的是按時間順序製作所有作品的清單（如黎漢基，2000）。不過，這些文獻提供的譯作條目並不完整，尤其是單篇作品經常出現翻譯與著作混淆的情況。本論文透過各家資料的比對，再輔以桂冠和台大兩套全集以及相關期刊，確認殷海光歷年的譯作清單。交叉對照結果發現，各家書目提供的譯作條目都有錯誤或闕漏之處，而在譯作收錄方面，台大版《全集》做得比桂冠版完整，僅《邏輯基本》、〈危害於人類的思想〉及〈科學定律與倫理定律〉未收錄，《哲學與邏輯語法》和其他單篇譯作合併收錄於《全集》第廿一冊的《英文著作與譯作》，其餘譯著均印行單本，獨立成冊。. 第一節大陸時期殷海光（本名殷福生）生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五日，彼時五四學生愛國運動高潮已過，但五四運動掀起的一連串啟蒙救亡行動卻在中國社會持續發酵，民主、科學、反傳統，成為一代知識份子高聲提倡、亟欲追求的目標。殷海光沒來得及趕上五四熱潮，一享五四人物的風華，但他一生批判傳統文化，致力推介自由民主與科學底哲學，可說是繼承自五四的精神傳統。除時代思潮外，殷海光的原生家庭對其人格養成亦影響顯著。殷家是湖北黃岡鄉下的一個傳教士家庭，不過，基督教信仰並沒有為這個傳統大家族帶進開明的洋化作風，反倒在中國舊式家父長權威統治上又增添許多基督教清規戒律，殷海光自小便遭受許多壓抑與束縛，潛意識裡逐漸形成強烈的反抗性格，他最憎恨長輩總愛端著架子，說話矯揉造作，家中充滿理學式的虛偽，「這成為我日後不分青紅皂白反傳統文化的心理基礎」（《全集》，1990:10:150）1。. 1. 引自殷海光 1968 年 9 月 24 日致林毓生的書信。. 11.

(17) 殷海光幼時即對父輩權威顯現明顯的憎惡，可見其天生秉性也非溫順平和，這是思想鬥士無可或缺的人格特質，而這點個性最早就可以從他在中學時期的諸多事蹟獲得映證。例如，他讀書非常任性，喜歡的科目拿高分，不喜歡的科目不及格，氣得伯父和父親在他唸完初二之後，就把他送到食品店當學徒。習藝期間，因看不慣老闆娘的行徑，又過不慣學徒生活，苦挨八個月後就逃回家，復學唸書。高中時期，他愛憎分明、好強執著的狂人性格愈發明顯，尤其喜歡說大道理，找人辯論。為了以理服人，每辯皆贏，他開始研讀邏輯方面的書籍，高二（一九三五年）不顧學校幾門功課不及格以及家人的反對，獨力翻譯查普曼（Frank M. Chapman）與罕勒（Paul Henle, 1908-1962）合著，篇幅多達四一七頁的《邏輯基本》（The Fundamental of Logic），原著於一九三三年出版，係美國大學初級邏輯教本，殷海光選譯此書，顯見他當時對於邏輯不僅興趣濃厚，而且鑽研已達一定程度，才有能力進行翻譯，全書譯完後他還將譯者引言修改成〈邏輯與邏輯學究竟是什麼〉一文，旨在說明邏輯乃「型構的科學」，可以「型定」任何特殊對象，是處理經驗的一套最完備的工具，全文刊登於張東蓀（1886-1973）主編的《文哲月刊》。這本譯作後來由正中書局於一九三七年四月出版，一九四七年又陸續印行滬一版及滬二版，台灣目前都還可以找到，可見銷量應該不錯。. 在此值得附帶一提的是西方邏輯學在民初中國的傳播情況。中國最早的一本西方邏輯學譯著是明末葡萄牙傳教士傅泛際（Francois Furtado, 1587-1653）與李之藻（1571-1630）合譯的《名理探》（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不過真正引起社會重視，卻一直要到清末因學習西方富強之道而興起的邏輯學翻譯熱潮，其中最為著名者為嚴復（1854-1921）所譯《穆勒名學》（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和《名學淺說》（Primer of Logic）。當時是基於救亡圖存的理由，而將邏輯當成一種方法論引介，重點不在邏輯學的學術價值，正如嚴復在《穆勒名學》的按語所言，邏輯「為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西學之所以翔實，天函日啟，民智滋開，而一切皆歸於有用者，正以此耳。」（頁 2-3）邏輯似乎成為瞭解西方科學思維的一把鑰匙，實用色彩極濃，以致邏輯的真正學. 12.

(18) 術內涵並沒有太多人在乎，就連嚴復自己也多所誤解或曲解，這種情況直至民國才有所轉變，其中對貢獻最大者首推金岳霖（1895-1984），論者稱他是中國第一位深入研究西方邏輯學，並提出創見的邏輯學者2，他不遺餘力提倡邏輯分析方法，在中國形成一支以注重邏輯分析著稱的哲學流派，成員包括馮友蘭（1895-1990）、王憲鈞（1910-1993）、沈有鼎（1908-1989）、張申府（1893-1986）等，其中大多數都與殷海光有著深厚的淵源。. 張申府是中國最早引介羅素哲學的學者，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曾於一九二〇年來華講學，將其揚名西方學界的數理邏輯和分析哲學引進中國，蔚為一時風潮，但真正瞭解並有能力加以宣傳者首推張申府，其於一九三二年接手天津《大公報》的「世界思潮」專欄，致力譯介邏輯分析方法與羅素的思想著作，少年殷海光深受吸引，羅素更因而成為他終身崇敬的偶像人物，殷海光晚年表示自己的思想存在兩股強烈的衝力，一是 iconoclasm，一是 enlightenment，「恰好羅素的著作中充滿了這些因素，所以我早年愛上了羅素」（《全集》，1990:10:150） 3. 。殷海光重視啟蒙、關懷社會、大力提倡邏輯分析的背後，在在都看得見羅素. 的影子。而金岳霖又是另一個影響殷海光思想甚鉅的師長，透過同鄉帶回的一本邏輯講義，殷海光認識了金岳霖，在求知熱望及景仰之情的驅使之下，他寫信向金岳霖求教，後來竟然獲對方親切的回信，自此展開兩人多年的師生情誼，金岳霖的英國名士風範、問學態度和自由教育方式，使年輕的殷海光深受感召，日後全都反映在殷海光自己的性格、生活方式及教學態度上。一九三六年，殷海光高中畢業即奔赴北平拜入金岳霖門下，並準備報考清華大學哲學系，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北平淪陷日軍之手，金岳霖南下昆明，任教於北京、清華和南開大學合組的西南聯合大學，殷海光亦追隨至昆明，入讀西南聯大哲學心理系，主修邏輯和. 2. 參見胡軍（2002）《分析哲學在中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207-264。. 3. 引自殷海光 1968 年 9 月 24 日致林毓生的書信。. 13.

(19) 分析哲學，大學畢業後又入清華哲學研究所，繼續攻讀西洋知識論。. 殷海光在校期間，馮友蘭、王憲鈞、沈有鼎均在系上任教，但因學習興趣的關係，殷海光與教授數理邏輯的王憲鈞和沈有鼎交往較為密切，王憲鈞更幫殷氏的第二本譯作《哲學與邏輯語法》（Philosophy and Logical Syntax）擔任校閱。《哲學與邏輯語法》是一九三四年卡納普（Rudolf Carnap, 1891-1970）在倫敦大學三次演講集結而成的作品，旨在介紹維也納學派（Vienna Circle）4的哲學思辨方法與研究取向，論述淺顯，是卡納普最平易近人的作品之一。維也納學派主張邏輯實證論（Logic Positivism，殷譯「邏輯實徵論」，二戰後改稱邏輯經驗論，Logical Empiricism），崇尚經驗論，反對形上學，認為哲學就是邏輯語法的研究。《哲學與邏輯語法》的譯者引言簡要介紹了維也納學派的歷史和主要思想，由此研判，殷海光在西南聯大時期就已初步認識維也納學派及其主張的邏輯實證論。從分析哲學的發展脈絡來看，崇拜羅素的殷海光接受邏輯實證論乃順理成章之事，羅素是最早主張將科學方法移植到哲學領域的學者，他主張運用數理邏輯的方法來分析和處理哲學問題，認為真正的哲學問題就是邏輯問題，邏輯分析是哲學的唯一方法。維也納學派承繼這些主張，更進一步企圖以科學取代哲學，在他們看來，哲學就是科學，其任務在於闡明科學命題的意義5。殷海光日後排斥形上學，以. 4 維也納學派係石里克（M. Schlick）於一九二四年領導創立，主要成員包括卡納普、伯格曼（G. Bergman）、菲格（H. Feigl）和魏斯曼（F. Waismann）等哲學家和數理學家，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以來德國實證主義傳統，又受二十世紀自然科學發展成果影響，而企圖以此為基礎來探討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的問題。大致來說，他們的中心主張有兩點：一，拒絕形上學，認為經驗是知識唯一可靠來源；二，只有運用邏輯分析的方法，才可最終解決傳統哲學問題。維也納學派在一九三〇年代一度相當興盛，但一九三六年隨著石理克被刺殺，以及納粹勢力崛起，而逐漸解散，多數要角移居美國後卻也促成分析哲學日後在歐美學界大盛的局面。 5 有關維也納學派的哲學主張，建議參考洪謙《維也納學派哲學》（台北：唐山，1989）。洪謙係石理克的學生，亦為維也納學派一員，一九三〇年代回中國任教，宣傳維也納學派哲學不遺餘力。洪謙與殷海光頗有交情，兩人結識於貴陽，當時洪謙剛從德國留學歸國，要到西南聯. 14.

(20) 經驗和邏輯為一切事物的驗證標準，主要就是以維也納學派的論述為基礎。不過殷譯《哲學與邏輯語法》似乎流傳不廣，沒有再版，除了台大版《殷海光全集》外，台灣幾乎找不到譯本，大陸學界後來重譯這本著作，也都不曾提及殷譯本6。. 西南聯大求學期間，殷海光認識了影響其終身的師長與思想，而他本身的人格特質也在此時益發彰顯。在那個視左派為前進、馬列主義與黑格爾哲學大為盛行的年代，他從不掩飾自己擁護政府和國民黨的立場7，不僅到處找左傾學生吵架，甚至對蔣介石流露崇拜之情8。或許是因為接受過邏輯的訓練，殷海光對於. 大任教時，而殷海光則是個流亡學生，千里迢迢從北平追隨金岳霖至昆明，準備考入西南聯大。參見陳平景〈殷海光傳記〉，《殷海光最後的話語──春蠶吐絲》（台北：遠景，1978），頁 205。此外，從徐復觀以「海光學邏輯實證論的業師」稱呼洪謙看來，殷海光在西南聯大期間應該修過洪謙的課。參見徐復觀〈對殷海光先生的憶念〉，收入氏著《徐復觀雜文──憶往事》（台北：時報，1985），頁 173。 6. 有關《哲學與邏輯語法》在大陸方面的流傳情況，參考謝泳：《何故亂翻書：謝泳閱讀筆記》（台北：秀威，2008），頁 23-25。. 7. 關於早年擁護國民黨的原因，殷海光從未說明，他甚至不不願主動談及以前與國民黨的瓜葛（黎漢基，2000:14,55）。不過從〈我為什麼反共〉一文，我們可以知道早在中學時代，他就鄙棄左翼刊物，他說：「我在中學時代喜歡讀些課外的書籍，間或也看到一點左翼的舶來貨色。後來我讀到羅素底〈自由人之崇拜〉一文，讀到「論理學」，以及別的科學書。這些東西，我那時雖不能全懂，但已津津有味。由之我發現左翼貨色底內容粗糙惡劣，其中的講法簡直說不通。加之，我又聽說共黨在鄉間鬧什麼『蘇維埃運動』，殺人放火，於是對於共黨底惡感越來越深。」（《全集》，1990:11:250，原文載於 1952 年 6 月 16 日《自由中國》半月刊 6 卷 12 期）。由這段描述看來，殷海光最初應是基於厭惡左翼思想而擁護國民黨。此外黎漢基（2000:8）也指出，「殷家是信奉基督教的地主家族，不論從意識型態抑或經濟地位言，都屬於中共亟欲清算的對象」，殷海光不能接受中共，自非奇事。章清（1996:4）則認為殷海光接受早期教育之時，「所學內容已完全是新式教育那一套了，而且伴隨革命聲浪的不斷高漲，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已取代儒家學說對年輕人心身的塑造。」不過，章清的意見無法解釋同時代有更多年輕人未受黨化教育影響，而嚮往馬列主義的事實。. 8. 參見傅樂成〈悼念殷海光兄〉，收入《全集》第十八冊，頁 93-102。. 15.

(21) 自己的思考非常有信心，說起話來態度堅定，聲音嘹亮，不像聊天，而像是在演講，每次下結論無不斬釘截鐵，不容懷疑，傅樂成憶道，有時即使不同意他的言論，「但一看他那充滿自信的神態，便不自覺的站在他的一邊」（《全集》， 1990:18:94-95）9。十多年後，陳鼓應同樣也感受到這股強烈的感染力，他形容殷海光說話的語調「充滿了自信」，每每使人「感到他的論斷有如截鐵斬丁般地果決」（《全集》，1990:18:144）10。強烈的性格渲染至文字，使殷海光的文章犀利尖銳，雄辯滔滔，即使論理也往往流露明顯的情緒，尤其是一九四六至四九年間，在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擔任主筆時所寫的反共文章，更是明顯氣盛於理。日後，他誓死反共的義憤填膺，漸漸轉為力抗傳統、捍衛民主科學的堅決意志，然而筆鋒雄健依舊，情感雖稍有收斂，激越之處仍舊動人，論者稱之為「啟蒙文體」。這「啟蒙文體」不僅出現在著述之中，就連譯作也可見其蹤跡，但在殷海光大陸時期的譯作並不顯著，來台之後，才成了殷譯作品極為明顯的特色，連他自己也在《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的序言中坦承：「《到奴役之路》經過我的述要，於不知不覺之間將我的激越之情沾染上去。我那時的激越之情和海耶克先生的肅穆莊嚴是頗不調和的」（《全集》，1990:6:6）11。. 聯大的黃金歲月在一九四四年底結束，就讀研究所二年級的殷海光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投筆從戎，戰爭結束後他並未回到學校完成學業，而是因著強烈的反共意識，決定往輿論界發展，一九四六年在徐復觀力薦之下進入《中央日報》，甚至透過關係面見蔣介石，但結果大失所望（徐復觀，1985:172；黎漢基，2000:13-15）12，而後文字逐漸擺脫領袖崇拜的法西斯色彩（章清，1996:25；. 9. 出處同上。. 10. 引自陳鼓應〈殷海光老師和我的一些往事〉一文。. 11. 引自殷海光譯《到奴役之路》之自序。. 12. 徐復觀提及的見面日期「民國三十四年春」，應為「三十五年春」之誤。. 16.

(22) 黎漢基，2000:16）。在此時期，殷海光曾譯過艾爾（A. J. Ayer, 1910-1989）的邏輯實證論入門之作《語言、真理與邏輯》（Language, Truth and Logic），可惜譯稿毀於戰亂，未能出版。. 第二節第二節台灣時期一九四九年，殷海光隨《中央日報》來台，不久辭職，入台灣大學哲學系任講師，同時加入《自由中國》成為編委之一。台大任教和參與《自由中國》，是影響殷海光人生和學術生涯的重大里程碑，原本鄙視自由主義人士假中立的他，開始轉向自由主義陣營。台大當時匯集了許多大陸來台學人，在校長傅斯年的主持下，頗有北大兼容多元的學風。殷海光透過台大的人脈網絡結識不少自由主義人士。一九五一年開始與張佛泉（1908 -1994 ）、夏道平（1907-1995）、徐道鄰（1906-1973）等定期在周德偉（1902-1986）家中聚會交流，對於自由主義的認識益趨深刻。若說台大是促使殷海光自由思想成熟的沃土，那麼《自由中國》半月刊便是他散播自由主義種子的園地。《自由中國》創刊於一九四九年，創辦人雷震是國民黨內的自由派，創刊主旨在於「擁蔣反共」，初期與國民黨關係密切，但隨著韓戰爆發，美軍協防台灣，蔣介石不再需要自由主義陣營的奧援，加上國民黨內部改造完成，確立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強人威權體制，《自由中國》遂與國民黨漸行漸遠，言論逐漸轉為「民主反共」，政治批判愈見激烈，屢屢招來黨政軍媒體的圍剿，一九五六年「祝壽專號」的直言進諫，終使雙方關係正式決裂13。. 一九五〇年代前期是殷海光生命中最平靜恬適的日子，在台灣娶妻生女，有份穩定的教職，而《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關係也尚未決裂，身為編委的他政論. 13. 有關《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歷史及重要主張，參見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台北：稻鄉，1996）。. 17.

(23) 發表不多，以書評和翻譯為主，黎漢基（2000:21-22）認為這是因為殷海光不滿《自由中國》當時的溫和路線，而採取消極抵制策略，寧願讀些自己有興趣的書，寫點書評，作點翻譯充數了事。但換個角度看，這段時間也正是殷海光大量吸收西方學說，藉以建構自身思想體系的重要階段，每篇書評和譯作，都可以看作他思想發展的停駐點，有些甚至是關鍵的里程碑。此時的殷海光就跟許多流亡台灣的大陸學人一樣，對於共產黨深惡痛絕，亟思建立一套有力的反共論述，反應在翻譯行動上，就是〈危害於人類的觀念〉（Ideas that Have Harmed Mankind）、《到奴役之路》、《共產國際概觀》（The Rise of Modern Communism）、《西方之未來》（The Future of the West）和《怎樣研究蘇俄》（Problems of Analyzing and Predicting Soviet Behavior）等譯作的問世。〈危〉文譯自羅素作品，主要在抨擊神秘論與獨斷論為人類不幸之源，訴求對象為一般讀者，沒有深奧的學理分析，論述理路頗似殷海光提倡自由民主的反共文章。《共產國際概觀》和《怎樣研究蘇俄》是美蘇冷戰下的產物，殷海光選譯是為提供符合科學的共黨研究方法論。《西方之未來》嘗試解答人類能否克服共產極權帶來的文明危機，而《到奴役之路》則是從自由主義的角度，論證反極權之正當性與必要性，這是影響殷海光最深的作品之一，同時也是殷海光影響最大的一本譯作。. 殷海光最初是在周德偉的推介之下，才開始閱讀並翻譯奧國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Hayek, 1899-1992）的這本政論小冊，初讀心情有如「一個寂寞的旅人，在又困又乏又渴時，忽然瞥見一座安穩而舒適的旅社」（《全集》，1990:6:1） 14. 。海耶克的理論將自由主義失落到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重新救回來，使殷海光. 加深認識西方的自由思想，看清「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主張，實為自由主義者向社會主義妥協的結果，根本就是「在政治上作主人，在經濟上作奴隸」，矛盾不通。根據張忠棟的觀察，殷海光初期談自由主義大體受羅素思想的影響，但. 14. 引自殷海光譯《到奴役之路》之自序。. 18.

(24) 在讀過並且譯過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新寫的幾篇文章如〈政治組織與個人自由〉（1954）、〈獨裁怕自由〉（1954）、〈民主的試金石〉（1955）、〈自由的真義〉（1954）等，雖然還是大量引用羅素，但將民主與極權討論得更為徹底。. 邏輯實證論是殷海光的另一個譯介重點，但來台之後不譯書，改以翻譯論文為主。一九五三年在《民主評論》雜誌發表〈實徵論導引〉（Introduction of Positivism: a study in human understanding）與〈實徵論底批評〉（A Critique of Logical Positivism），前者係選譯米哲士（Richard von Mises, 1883-1953）實證論專著的導論部分，後者則摘譯約德（C. E. M. Joad, 1891-1953）所著《實徵論底批評》一書，兩篇先後發表，目的在從正反兩面介紹實證論，以期提供較為完整的實證論思想圖像。一九五五年在《自由中國》發表兩篇譯作，一是菲格（Herbert Feigl, 1902-1988）的〈自然思想與人文思想〉（The Science Outlook: Naturalism and Humanism），一是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所著〈科學的定律與倫理的定律〉（The Laws of Science and the Laws of Ethics），兩位作者都支持科學經驗論（菲格是維也納學派要角），認為人文思想或倫理規範並非不相容於科學。. 一九五六年以後，《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關係破裂，殷海光的論政文章明顯增加，翻譯數量相對減少，但仍持續在《現代學術季刊》發表邏輯實證論相關譯作。一九五六年譯納格爾（Ernest Nagel, 1901-1985）的〈歷史解析底邏輯〉（Logic of Historical Analysis）；一九五七年譯罕波爾（Carl G. Hempel, 1905-1997）〈歷史中普遍定律底功用〉（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另譯納格爾的〈不要本體論的邏輯：邏輯運作與科學建構〉（Logic without Metaphysics），但未發表；一九五八年譯拉薩斯菲爾德（Paul F. Lazarsfeld, 1901-1976）的〈社會研究方法的總緒論〉（Introduction of 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earch: A Reader in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Research）及萊申巴哈（Hans Reichenbach, 1891-1953）的〈科學的哲學之興起〉（Introduction of 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並與陳伯莊合譯胡克（Sidney Hook, 1902-1989）的〈辯證唯物主義及科學方法〉. 19.

(25)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Scientific Methods）和〈在社會和歷史裡的辯證法〉（Dialectic in Society and History）；最後還有兩篇未註日期亦未發表的譯文，分別是罕波爾的〈經驗論的意義標準之問題與變遷〉（Problems and Changes in the Empiricist Criterion of Meaning）及慕太戈（William P. Montague, 1873-1953）的〈美國實在論簡史〉（The Story of American Realism）。這些論文除了抨擊辯證法不容於科學外，最主要在討論科學方法如何應用於歷史、社會科學和哲學等學科，使其走向客觀的科學之路，而這主題也是殷海光此時期最重要的學術關懷，他撰寫〈怎樣研究哲學？〉（1956）、〈經驗科學整合底基礎〉（1957）、〈政治科學底指歸〉（1957）、〈羅素底後設科學及其影響〉（1958）及〈後設史學試論〉（1958）等多篇文章，積極倡導「科學整合」（scientific unification）。殷海光譯介的邏輯實證論作品都不是探討專技層面的論著，多半是以一般讀者為對象的介紹文章，主要引介的是邏輯實證論的意義判準（可印證性原則）、對形上學與倫理學的批判、規範語句無認知意義主張、科學說明和科學理論的層級結構以及統一科學觀；簡單地說，就是科學的精神與方法。殷海光一生提倡民主與科學，他曾將民主與科學比做人的左右兩腿，缺一不可，民主不可無科學，「意指民主必須以科學的基本態度為心理基礎」，科學必須民主，是因「民主能提供科學發展以必要的環境」（《全集》，1990:13:307）15。細讀他的主張可以察覺，科學與民主在他心目中的份量是有輕重之別的。在他看來，民主提供的是一個優良的外在環境，科學才是真正改變內在心態的關鍵，國家要進步，文化要改革，都需要合乎邏輯推理的清晰思考，與合乎科學精神的正確態度。而邏輯實證論「以邏輯分析為工具，探討經驗科學的標準方法，建立意義判準，分析科學知識的邏輯結構，完美結合了『邏輯」與『經驗科學』」（陳瑞麟，2003:5），自然. 15. 引自殷海光〈論科學與民主〉一文，原載於 1955 年 3 月 7 日~14 日《祖國周刊》9 卷 10 期、 11 期。. 20.

(26) 成為殷海光最理想的論述武器與啟蒙訴求，他運用邏輯實證論的主張與方法，在學術上，左批唯物辯證論，右打傳統哲學論述，在政治上，則是外抗極權主義，內批威權政治。值此之故，他對於邏輯實證論的譯介，字數最多，時間持續最久。. 六〇年代殷海光不再發表翻譯作品，事實上就連著述文章也減少很多，此實與政治氣候惡劣有關。一九六〇年九月，雷震因籌組反對黨而遭逮捕入獄，《自由中國》自此停刊。雷震被捕後，《自由中國》幾個主筆亦受到特務人員嚴密的監視，在白色恐怖的肅殺氣氛下，殷海光不再論政，全心專注於學術，持續透過著述與教學進行思想啟蒙工作。然而，縱使行事低調，深居簡出，殷海光仍然是有心人士的攻擊箭靶。一九六六年出版《中國文化的展望》，遭警備總部以反傳統為由查禁；同年，研究補助金因故中止，生計大受打擊，又遭政府以變相解聘的手法，撤除台大教職。一九六七年，身體不適就醫，發現罹患胃癌。一九六九年，健康惡化，於九月十六日病逝台大醫院，享年五十歲。. 第三節譯作初步析論作初步析論殷海光一生譯述超過一百萬字，產出時間主要集中在一九五〇年代，其中以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產量最大，作品以自由反共和邏輯實證論為主，譯介對象幾乎都是英美學者，即使如卡納普、菲格、米哲士等出身德、奧的哲學家，在納粹掌權後也都輾轉來到美國定居發展。有趣的是，殷海光自認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其所譯介的作者雖然一致反極權，但政治立場卻大多傾向社會主義，諸如羅素和多位維也納學派成員，皆是如此16。在譯介他們的學說和作品時，殷海光. 16. 本文的觀察與何卓恩的研究有所出入。何卓恩根據自建的殷譯清單指出，殷海光一生譯著主要集中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尤以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規模最大，而且引介的著作大多為英美當代自由主義者的新作，觀察明顯與本文有所出入。然而，細看何卓恩的殷譯清單可以發現，其中收入了許多殷海光的書評文章，並非翻譯作品，這點可以解釋為何本文與何文觀察不同。. 21.

(27) 一向只選擇他想宣傳的部分，以羅素為例，他雖然崇尚自由，厭惡共產極權，但卻不排斥社會主義，支持政府為窮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可是殷海光在引用、選譯或選評羅素作品時，卻往往突顯其反權威、爭自由、厭惡共產的形象，絕少提及他的社會主義傾向，即使提到也是輕輕帶過。例如，〈羅素畫傳〉一文提到羅素曾是費邊社的會員，後因自由貿易問題退社，加入自由黨，後來的文章就不再論及相關話題，技巧性地將羅素的社會主義色彩降到最低。〈我同羅素的討論〉一文提到羅素「寧赤勿死」，為了和平可犧牲短暫言論自由的立場，殷表示相反看法，但結論卻歸結於兩人持論的立基點不同所致，並未深入討論羅素的社會主義傾向。. 對於維也納學派的譯介也是如此，他絕口不提該學派思想源頭中的左派成份（如馬克思），甚至還對學派中人的政治與社會背景，進行了符合自己需求的詮釋：. 維也納學團的人，除了紐賴特以外，實際一概不問政治。但是，他們底批評精神和科學脾味卻深為當時右翼政府所不容。歐洲到了納粹政權出現，這批學人底處境更慘。他們大都被迫流亡。然而，在反納粹的共產蘇俄統治之下，他們底這種思想也大不見容。列寧曾指責馬赫及其徒從底思想為「布爾喬亞底唯心主義」。由此可見，邏輯實徵論的思想，既不見容於右翼，又不見容於左翼。之所以如此，實無庸驚異。右翼和左翼，雖在型態上有所不同，雖然前者比較保守傳統而後者比較違反傳統，但是二者底思想模態卻在基本上是相同的：二者都是權威主義的，都是蒙昧主義的（obscurantistic），都是獨斷主義的。這些「主義」與維也納學團底批評精神和科學脾味不大相合。所以，無論右翼勢力或左翼勢力，都不歡迎他. 22.

(28) 們。（《全集》，1990:14:942-943）17. 在殷海光筆下，維也納學派似乎是超越左右兩派的中立團體，但事實上，不少學派中人傾心於社會主義，「獻給各派社會主義者」的《到奴役之路》出版後，卡納普還曾經寫信指責波柏（Karl Popper, 1902-1944）讚美該書，並宣稱自己「當然沒有讀過」（Hayek 著、Kresge & Wenar 編，1997:19）。而被殷海光視之為自由主義導師的海耶克，在西方學界以反對實證論和科學主義著稱18，但殷譯《到奴役之路》卻成了台灣科學實證論述的一部分，海耶克反實證論的痕跡幾乎完全不見。幾位評傳作者都或多或少提及殷譯《到奴役之路》的意譯、節譯和為數眾多的譯註，還有對海耶克自由思想的明顯誤讀和誤解，不過對於《到奴役之路》翻譯策略分析較為深入的是傅大為，他認為殷海光扭曲海耶克的基本方式，是「以『科學實證』之譯註所構成的 text 細碎但全面地滲透混雜進《到奴役之路》的 text 之中」，將原本不贊成把理性實證精神「逾越」應用至人與社會現象的海耶克，「整合」到台灣的實證論述之中19。. 譯註是殷海光在譯作中表達意見的重要手段，有的是針對作者的看法加以發揮或反駁，有的是為讀者提示重點，有的則明顯在抒發譯者的好惡或情緒，無論目的為何，筆者認為這些譯註共同的作用就是「讓譯者被看見」。周德偉曾批評《到奴役之路》說：「殷先生過於喜愛加上自己的意見，附註太多」（1981:370）。雖然如此，《到奴役之路》在一九六五年集結出版時，殷海光非但沒有拿掉原有. 17. 引自殷海光〈邏輯經驗論底再認識〉一文，原載於 1960 年 5 月 16 日《大學生活》6 卷 1 期。. 18. 海耶克在《科學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一書指出，社會學最基本的題材－事實的特性－如何為了要借用物理科學的方法而遭到誤解和誤用，而這種誤用是對理性的濫用，源頭可追溯至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尤其是孔德（Auguste Comte），在歷史上也開了後來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不幸的先河。. 19. 詳見傅大為〈科學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1988），《全集》第十八冊，頁 432-433。. 23.

(29) 的譯註，反而增加新的譯註，儘管多是提醒重點的寥寥數語，但署名從「譯者」變成「海光」，顯示譯者不但要被看見，而且還要讀者清楚知道他的身份，這就當時的翻譯規範來說，是相當罕見之舉。中國翻譯規範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了改造含糊不精確的中國語言，傅斯年等人提倡直譯，認為翻譯不僅要譯出意思，還要在漢語表現力範圍內，盡量保留原文的神韻20。為求思想複製和語言對應，五四健將反對譯者在翻譯過程展現太多個人色彩，尤其抵制晚清嚴復與林紓在譯作加入按語和個人詮釋的作法。殷海光生於五四之後，其成長求學期間流行的翻譯觀早已轉向直譯，「忠實」與「精確」成為翻譯最高指導原則，譯者被期待隱藏在譯文背後，愈透明愈好，使讀者感覺譯作單純就是其與作者之間的思想交流場域。然而，殷譯可不如此，不時穿插在譯文中的譯註，短則數字，長則數千字，讀者簡直無可遁逃，被迫在閱讀作者思想的同時，一併接收譯者的意見，殷海光顯然是個拒絕隱形的譯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早年在大陸出版的兩本譯作《邏輯基本》與《哲學與邏輯語法》，卻是少有譯註，即使有也是針對專業術語或翻譯問題而發，此一轉變究竟從何而來，值得玩味。. 從作品類型觀之，我們或許可以得到若干解答。翻譯政治相關作品時，殷海光的譯註相對較多，尤其是反共著作，興致一起簡直無從罷手，《怎樣研究蘇俄》的譯註竟多到全書篇幅的百分之四十八。或許因為殷海光長期觀察政局，擅寫論政文章，而且對於共產黨禍國殃民有著切身之痛，所以翻譯起來感觸和意見特別多，而學術作品，想當然爾，可供其「發揮」之處相對較少，因此會出現沒有譯註的情況。然而，仔細觀察這些學術譯作，除了大陸時期作品、五〇年代末期發表及未發表的文章外，譯作中的殷註，就比例而言，其實並沒有減少多少，其中. 20. 有關傅斯年的翻譯主張，詳見傅斯年：〈譯書感言〉，原載《新潮》第一卷第三號，收入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編：《翻譯研究論文集 (1894~1948)》（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頁 59-63。. 24.

(30) 〈自然思想與人文思想〉的譯註數量和篇幅直追《到奴役之路》的單章，如果再加上文首的「譯者的話」，大約佔去全文的十分之一篇幅，顯然在學術作品中殷海光想說的話還是不少，〈歷史解析底邏輯〉這篇甚至直接表明係納格爾作品「改作」而成，文中「有些地方經過節略；有些地方稍加引申；另外有些地方因欠妥當，已予修正」（《全集》，1990:13:354）21。從現在的翻譯規範來看，這樣的譯者對作者實在無禮之至，而且也多事過了頭，但從翻譯研究者的角度來看，我們卻是不禁想問：殷海光究竟為何而譯？如果單純只是為了引介西方思想，何必在譯文中不斷現身提點重點或表達意見？又何必大費周章去修改或引申原文的內容？譯者內心深處一定有股強烈動機，促使他在翻譯這個載體上，透過譯註、改寫等種種手段，達到其所設想的目的。. 從殷海光的翻譯，我們可以發現譯作主題高度聚焦於自由、反共和邏輯實證論，如果進一步對照殷海光的著作與譯作，更可發現兩者之間的關聯顯著，不但主題高度類似，且其所譯學說和主張，常常會透過引用和改寫等不同形式，不斷重複出現在他自己的著述之中，例如《到奴役之路》之於後續討論自由與極權的文章，又如〈歷史解析底邏輯〉、〈科學統一之邏輯的基礎〉、〈歷史中普遍定律底功用〉及〈社會研究方法的總緒論〉等譯作，之於後續提倡「科學整合」的論文，譯作與著作之間存在共同的關懷，翻譯是殷海光著述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發揮著某種醞釀、鋪陳和支持的作用。換個角度來看，歐美學者的思想先透過翻譯，以較接近原貌的形式進入譯語社會，而後譯者再配合當時社會的情況和需求，刪除沒有用的部份，加入符合當地現實的議題，將原著進一步改寫成譯者自己的創作，而翻譯此時反過來又發揮了支持改寫作品的作用，共同突顯改寫者／譯者所欲宣揚的主旋律。在殷海光而言，這個主旋律就是啟蒙，無論述譯主題是自由、反共或邏輯實證論，背後都隱藏著啟蒙的企圖，這三者都是他內心強烈的啟蒙衝力的. 21. 原文載於 1955 年 11 月《現代學術季刊》1 卷 1 期。. 25.

(31) 具體展現，也是他從事思想啟蒙的具體內容，而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在殷海光看來，也是彼此呼應的。他說：. 自由主義之最中心的要旨是一種人生哲學，一種生活原理，及人際互動的一組價值觀念，或對人對事的態度。它是人本主義的，認為個人是人生一切建構和一切活動的始原起點。個人有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法治的基本出發點和功能，並非保障政司的權力，而在保障個人之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從這一組設準出發，自由主義者看得最嚴重的事是鎮制權力的隨意濫用，並且反對國邦統治大家的經濟生活。自由和責任有不可分性。依此，一個自由主義者對於他的所言所行的後果都負有責任。不負責任的人是沒有資格講自由的。沒有理知和道德觀念作基礎的騷動根本就不是行動自由。不從理知和對社會的責任感出發的言論不是言論自由。騷動和不負責的言論往往招致極權主義的災禍。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和東方的若干大變亂的史例可為殷鑒。（《全集》，1990:6:3）22. 在殷海光的詮釋之下，「人性」和「理知」成了自由的基礎要素，而「共黨之所作所為，根本是人性之歪曲與理性之摧毀。（《全集》，1990:11:259）23，因此追求自由勢必得反共。殷海光認定共產主義之所以大行其道，原因就在中國人缺乏良好的科學教育，以致於輕信五花八門的宣傳詞令（《全集》，1990:14:736-737） 24. 。邏輯實證論以「解析技術見長，尤以普通語言解析的技術見長」（《全集》，. 22. 引自殷海光所譯《到奴役之路》一書之自序。此篇自序是殷海光在 1965 年譯文首度集結出版時所寫，文末註明的日期是（民國）54 年 9 月 14 日。. 23. 引自殷海光〈我為什麼反共〉一文，原載於 1952 年 6 月 16 日《自由中國》半月刊 6 卷 12 期。. 24. 引自殷海光〈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一文，原載於 1958 年 8 月 18 日、25 日《祖國周刊》 23 卷 8、9 期。. 26.

(32) 1990:13:221）25，同時又強調科學方法與科學精神，無疑是當時最合適的破除蒙昧的利器。在自由、反共、邏輯實證論譜寫而成的主旋律下，殷海光的譯介工作展現濃厚的啟蒙色彩。他在譯文中不斷透過譯註現身，正是因為他將自己當作思想導師，將翻譯視為啟蒙工具，他急切地要讀者理解譯文的字字珠璣。也正是這樣的啟蒙關懷，促使他在翻譯過程有意或無意地進行各種操縱，俾使譯文達到他所想要的目的。. 殷海光一生提倡「無顏色的思想」（colorless thinking），他認為「宗教教條、文化傳統、祖宗遺訓、這個那個主義，都是想像、決意、情緒、意欲、特定的人身等等因素揉合起來的產品。這些東西充滿了特殊的色調，沒有普遍的效率」（《全集》，1990:15:1122）26。而「無顏色的思想」意即免於這些有顏色的思想模式和內容的思想，「把是什麼說成是什麼，把不是什麼說成不是什麼」，就是無顏色的思想底唯一基準（《全集》，1990:14:988）27。然而，出於啟蒙目的從事思想譯介工作，他卻在最需要「是什麼就說什麼」的翻譯場域裡，恣意揮灑情緒、意欲和各種個人成分攙雜而成的濃厚色調，最後產出不折不扣的「有顏色的翻譯」（colorful translation），而整個思想譯介過程，從選材、翻譯、註釋、詮釋到傳播，亦處處可見他個人的意識型態色彩。以邏輯實證論而言，他所極力引介的不是這個哲學流派本身，而是其所強調和採用的科學精神與邏輯解析方法，因此殷海光始終只翻譯介紹性質的入門文章，而不介紹專技層面的作品。他將科學主義色彩鮮明的邏輯實證論當作是科學精神的具體投射，並將這種哲學理論與政治社. 25. 引自米哲士著、殷海光譯〈實徵論導引〉一文，原載於 1953 年 9 月 15 日、10 月 1 日《民主評論》4 卷 18、19 期。. 26. 引自殷海光〈正確思想的評準〉一文，原載於《思想與方法》（台北：文星，1964）。. 27. 引自殷海光〈從有顏色的思想到無顏色的思想〉一文，原載於 1960 年 9 月 16 日、10 月 16 日《大學生活》6 卷 9、10 期。. 27.

(33) 會改革做一連結，使其成為他民主自由論述的核心思想。在這套論述之下，經驗和邏輯是到正確思想之路，一旦具備正確思想能力，自然不依傍他人之言（《全集》，1990:15:1125）28。對於五花八門的宣傳詞令可以做到不輕信，「那麼就沒有人跟著作白蟻、做火牛，而天下也不至於滔滔了。」（《全集》，1990:14:736-737） 29. 譯註的大量使用，也是殷海光為翻譯「染色」的明顯指標，而論者經常提及的節譯和改譯又是另一個途徑，但更細緻卻鮮為人知的是殷海光以「命辭」（propositions）為核心的翻譯策略，才是他最徹底而關鍵的改寫手法，不只成功偷渡譯者自己的意識形態，更幾乎將作者的精神身影完全抹去，代之以譯者的風格口吻，使不同作者的作品都變成殷氏獨有「啟蒙文體」的再現，讀起來都像是殷海光自己的創作。王中江以「意譯」形容殷海光的譯法，但嚴格說來這並不足以形容殷譯詮釋原著的特殊之處，本論文將於以下第三章仔細探討殷海光的翻譯思想與翻譯原則，檢視這些思想和原則與其啟蒙關懷之間的交互關係，並說明殷海光的翻譯策略如何在文本創造出巨大的詮釋空間，助其遂行操縱，突顯所欲宣揚的主張。. 28. 引自殷海光〈正確思想的評準〉一文，原載於 1946 年《思想與方法》。. 29. 引自殷海光〈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一文，原載於 1958 年 8 月 18 日、25 日《祖國周刊》 23 卷 8、9 期。. 28.

(34) 第三章翻譯思想翻譯思想殷海光從未針對翻譯做過系統性的論述，但其譯作幾乎都有譯序或譯者引言，在單篇論文者，多是簡介作者背景或文章論旨，在專著書籍者，則交代得比較詳細，往往論及原著優缺點、取譯原因、翻譯方法、譯材處理、翻譯目的，有時還會抒發譯者個人的意見或感觸，篇幅最長一篇是首本譯作《邏輯基本》的「譯者引語」，字數多達一萬五千字，大部分都在解釋邏輯學的性質，僅十分之一篇幅是在說明翻譯的方法。殷海光談論翻譯的文字主要集中在《邏輯基本》和《西方之未來》這兩本譯著的譯者引語和序言，雖然字數總計只有短短兩三千字，但已足夠讓我們可以拼湊出殷海光個人對於翻譯的一些思考，再者，這兩本譯著的出版時間間隔將近二十年之久，，正巧可以觀察譯者因個人經歷和時空環境的轉變，而在翻譯思想上出現的一些微妙變化。. 第一節邏輯先於文字的直譯邏輯先於文字的直譯觀直譯觀殷海光翻譯《邏輯基本》的時候，年僅十七歲，但「譯者引言」卻已能提出清楚的譯例說明和明確的翻譯原則，展現超齡的沉穩與自信，生平第一次翻譯，就能熟練地表達其在翻譯過程所採用的各項原則，殷海光的早慧自不待言，但這與他的成長時代及所讀之書也有著密切關係。中國自晚清開始已經瀰漫「西學救國」的氛圍，西學翻譯大興，進入民國之後，新文化運動的風起雲湧使得此一浪潮更形洶湧，陳獨秀（1879-1942）在《新青年》喊出擁護「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口號，胡適（1891-1962）隨後又提出〈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主張多譯西洋文學名著，而且全用白話文翻譯，以作為創造新國語文學的模範。西學翻譯至此，已非單純的西方思想傳播媒介，更是創造新國語的工具，發展進入了空前蓬勃階段，不只讀者多，譯者也多，重要知識分子只要通外語者，幾乎都有譯作出版，因此在一九二〇、三〇年代，中國知識界出現許多關於翻譯的討論，錢玄同（1887-1939）、劉半農（1891-1934）、傅斯年（1896-1950）、鄭振鐸.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