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臺灣人在廈門活動之再探討(1911-1946) ——以鴉片、走私、漢奸問題為中心

N/A
N/A
Protected

Academic year: 2021

Share "臺灣人在廈門活動之再探討(1911-1946) ——以鴉片、走私、漢奸問題為中心"

Copied!
213
0
0

加載中.... (立即查看全文)

全文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陳佳宏. 臺灣人在廈門活動之再探討 (1911-1946)——以鴉片、走私、 漢奸問題為中心. 研究生:江杰龍 2013 年 2 月. 撰.

(2)

(3)

(4)

(5) 摘要. 廈門早自清季開始就與臺灣關係密切,從 1895 年馬關條約簽訂以來,臺灣 成為了日本帝國領土一部份,從國家與國家的外部意義來說,臺灣人之於中國人 的國籍差異上,成了日本帝國之於清帝國的區別。不過,臺灣人除了理所當然是 為日本臣民之外,在其他國家活動時則是被稱為臺灣籍民。這主要是用來區 別——在國外時,諸如本文中所指的中國——日本內地人與臺灣本島人的身份差 異。 在廈門的臺灣人成為了「臺灣籍民」的身份,在廈門社會享有領事裁判權 等治外法權,再加上日本帝國在福建省的勢力範圍當中著重謀略廈門,因而當時 臺灣人利用從事「臺灣籍民」身份從事不法情事者不在少數。 首先,對於鴉片問題如前所述,過去的文獻、研究時常透過臺灣籍民開設的 煙館數量來強調臺灣人對於廈門社會的毒害。這類利用統計數字的研究,看似遂 之成理,但是其背後仍然隱藏著更深一層的事實。當時臺灣人出借籍民牌給中國 人作為保護以賺取租金,在廈門是司空見慣之事。那麼,若避免直觀的來看待這 表面的數字,便不難理解這些高比率當中,實非都是由臺灣人獨佔煙館生意。而 且,利用統計數字的高比率,以及臺灣人組織專營的特定活動,這樣的論述是相 當容易說服讀者的,乃至於形成一個社會圖像,總的來說廈門社會的鴉片問題是 由臺灣人所造成的結果,但筆者認為其實不然,這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倒果為因的 說法。至於,要找出廈門社會鴉片問題的原因,則不能不從時代的結構中去找尋。 對於海關走私問題的來說,是否由於日本侵略之野心,中國便政府可以隨之 擺弄而無招架之力。且由於走私事態的發生並非一朝一夕,而這樣的事態越是越 演越烈,豈有中國海關方面置之不聞之理。那麼要追問的是,何以中國海關遲遲 未能遏止並改善海關走私的風潮? 民國時期的中國海關自 1912 年起就被交付外國銀行團的保管,而海關行.

(6) 政、稅率、收支等則由外國列強共同處理,雖然在 1928 年國民政府開始與外國 列強協商取回關稅自主的權利。但是,在實際的海關行政管理上,各國列強仍然 不願有所讓步。是此,筆者認為討論廈門海關的外籍稅務司對於臺灣人海關走私 問題的肆應,才是真正發現事態惡化的原因。 最後,對於漢奸問題展開,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仍然有幾點未明之處:一、 國民政府中央與地方在討論是否對於臺灣人處以漢奸罪名時,兩方意見的攻防主 張為何,最後以何依據作為最後的裁定。二、臺灣人遭到漢奸起訴罪名最多的地 區是為廈門,那麼何以是為廈門?在 1945 年甚至 1937 年之前,臺灣人在廈門社 會從事了什麼樣的活動,如果不是透過廈門人的眼中,而是透過廈門人以外的 人,是否依然可以看見臺灣人的各種行狀。三、比較起其他省分地方遭到起訴的 臺灣人,兩者之間的差異為何?又是否一如前人研究所指出的一般?四、戰後廈 門地區的漢奸審理與社會觀感為何沒有達到一致?其主要原因何在? 本文發現總結這三個問題的來說,共同所見到的是大歷史的進程,而論文的 核心在於透過這三個問題的重建,向讀者說明台灣人在三個問題當中所扮演的角 色是歷史結構的安排。亦言之,如果當時台灣人沒有從事諸如此類的活動,也是 會有其他的人代替而為。筆者認為,臺灣人不管於戰前、戰後都無力主導歷史發 展的走向,充其量是歷史現場的參與者,既然如此,除了在道德層面上的批判之 外,筆者認為以「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的因果關係,來看待臺灣人在歷史情境 中的所作所為才是同情的理解。. 關鍵字:臺灣籍民、鴉片、海關、走私、漢奸、軍統.

(7) 本論文係在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訪問期間(2011.08.01-2012.07.31)完成 特此申謝.

(8) 誌謝. 這一本碩士論文從無到有其實經歷了幾個階段,但是當中一直有個不變的想 法,就是堅持不想和別人的研究成果有所重複的初衷。於是,我選擇了「翻轉論 述」作為寫作的策略,所以讀者若直觀的把論文當作習作式論文,可能會覺得本 文沒能夠完整的分析「廈門社會的臺灣人」,抑或認為販賣鴉片問題、海關走私 問題、漢奸審判三個題目擇一而作即可,以求結構上、論述上的周延。這也許對 於研究生而言是一個方便操作的模式,但是我捨棄了這樣的模式。我認為與其在 篇幅中重複一定程度已用史料、已知成果等,不如另行開闢新的論述方向。 新的嘗試勢必承當較多的風險,問題之一在於本論文所預設的讀者,不是普 遍的大眾性質讀者,而是先行的背景知識上要有所認識者,故沒有先行知識的讀 者,在夾敘夾議的寫作方式下,可能會覺得訊息過於龐大。諸如此類的問題,在 與學校的教授們面授機宜過之後,筆者亦當自行承受或果。但願讀者能以「引之 有據」「言之有物」、「論之成理」等觀點來看待本文,並且,嘗試在每章最後之 結語與筆者的反思進行對話,符合研究的意義是為創新知識。 贅言至此,亦向在論文完成之際,參閱過本論文的教授願意以自由的學術心 靈看待本論文致上最大的敬意,亦感謝指導教授陳佳宏老師能夠不煩多次跟學生 討論,並且給予學生的寫作的空間。該致謝的老師太多,一一列名也過於矯情。 最後,一併感謝師大臺灣史研究所、師大歷史系、中研院臺史所的老師們,能夠 不吝言的跟學生講真話,這讓學生在人生往後的路上受用良多。. 江杰龍 2013/2/22.

(9) 臺灣人在廈門活動之再探討(1911-1946) ——以鴉片、走私、漢奸問題為中心. 第一章. 緒論............................................................................................................1. 第二章. 從時代背景看臺灣籍民與廈門社會的鴉片問題. 第一節 民國革命福建各地鴉片復種 .................................. 24 第二節 福建省政府「寓禁於徵」開鴉片特稅 .......................... 41 第三節 中國鴉片問題的共相與臺灣人活動 ............................ 47 第四節 「必要之惡」乎——臺灣人與鴉片問題的再思考 ................ 60 第三章. 臺灣籍民走私問題——以廈門海關的內部報告為主的討論. 第一節 跑單幫臺灣人的走私行徑 .................................... 67 第二節 廈門海關的肆應與措施 ...................................... 85 第三節 福建省稅務稽查處的成立與行動 ............................. 100 第四節 「國中之國」——海關走私問題的癥結 ....................... 112 第四章. 戰後臺灣人身份問題與廈門地區的漢奸審判. 第一節 戰前臺灣人在廈門社會的經營活動 ........................... 116 第二節 戰後遭到漢奸檢肅的臺灣人 ................................. 132 第三節 戰後廈門社會輿論與「臺籍漢奸」的發明 ..................... 152 第四節 「勝利劫收」——法門大開的漢奸審判 ....................... 176 第五章. 結論........................................................................................................182. 附錄 .......................................................................................................................184 徵引書目 ...............................................................................................................189. I.

(10)

(11) 第一章. 緒論. 一、問題意識. 廈門早自清季開始就與臺灣關係密切,從 1895 年馬關條約簽訂以來,臺灣 成為了日本帝國領土一部份,從國家與國家的外部意義來說,臺灣人之於中國 人的國籍差異上,成了日本帝國之於清帝國的區別。不過,臺灣人除了理所當 然是為日本臣民之外,在其他國家活動時則是被稱為臺灣籍民。這主要是用來 區別——在國外時,諸如本文中所指的中國——日本內地人與臺灣本島人的身 份差異。1在廈門的臺灣人成為了「臺灣籍民」的身份,在廈門社會享有領事裁 判權等治外法權,再加上日本帝國在福建省的勢力範圍當中著重謀略廈門,因 而當時臺灣人利用從事「臺灣籍民」身份從事不法情事者不在少數。 1980 年代,戴國煇所發表關於 1920 年代廈門臺灣籍民的先行研究,開始 對於日治時期海外臺灣人進行批判。隨著臺灣史研究的熱絡,1990 年代起臺灣 史研究對於臺灣人自體性,大多給予歷史活動上的肯定。 對於日治時期的海外臺灣人活動之研究,是以臺灣籍民研究為大宗,過去 學界對於臺灣籍民的研究,多以總督府的對岸政策、南進政策、南支南洋政策 等日本帝國的外交侵略政策,在研究架構上不脫「日本帝國下臺灣總督府的外 交政策——以臺灣籍民為例」 。更進一步的說,這類型研究侷限之處在於臺灣人 1. 關於當時臺灣人的國籍選擇問題,可參見阿部由理香、王泰升撰, 「國籍選擇」詞條,文化 建設委員會建制,《臺灣大百科全書》 (網址: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695&Keyword=%E5%9C%8B%E7%B1%8D%E9% 81%B8%E6%93%87,短網址:http://goo.gl/6vbVU) 。許雪姬撰, 「臺灣籍民」詞條,文化建設 委員會建制,《臺灣歷史辭典》 (網址: http://nrch.cca.gov.tw/ccahome/website/site20/contents/014/cca220003-li-wpkbhisdict004006-1178-u .xml,短網址:http://goo.gl/dSa5l) 。戴國煇, 〈日本的殖民地支配與臺灣籍民〉 ,收入氏著《臺 灣結與中國結:睪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 (臺北:遠流,1994),頁 227 至 234。 1.

(12) 的活動是為了凸顯日本殖民、外交政策而存在。 本論文在這次的研究上,嘗試不去重複前人研究的路徑,但也無意去創造 新的學說,只為重新以臺灣人為中心,看待臺灣人如何生存於當時的廈門社會 之中。於是,本文選定了過去研究中,在廈門社會與臺灣人活動密切相關的鴉 片、走私、漢奸三個問題作為討論,發掘過去相關研究中所忽略的面向。希望 透過新的研究面向來重新檢視廈門社會臺灣人的能動性與歷史環境的結構。. 2.

(13) 二、研究回顧. 關於臺灣人在福建地區的活動,目前學界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特別是以 研究者鍾淑敏在〈日治時期臺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2 一文中,多面向的觸及臺灣人在廈門社會各階層中,所涉足的實業、醫藥、農 業、黑道 3等活動,其研究視野的多樣性可謂完備。 除此篇研究以外,其他研究者的在切入的角度上,多將「鴉片」與「臺灣 籍民」作一連結,如研究者戴國煇以井上庚二郎於 1926 年所留下的資料指出: 「該市(廈門)鴉片業者為籍民,依此為生者數逾兩千。居留籍民籍民之四分 之一經營鴉片之現狀,實不能不令人驚愕,其原因莫非由於該市之特殊狀態及 治外法權。 4」「我臺灣籍民(甲)多為新來者且無資力者,難以打入長年久居 的普通商業團體,與之競爭,但(乙)因居於享有治外法權,不必服從『支那』 的課稅權與裁判權的有利地位,故從事於不正當職業的鴉片買賣,運用固有的 武力與治外法權的庇護,巧妙營生,漸次取得相當的財力。 5」 研究者李恩涵在〈日本在華南的販毒活動,1937-1945〉一文中提及:「福 州黃臺大馬路旁的小巷內,常有許多日人與日籍臺人經營的售賣店(小盤) ,店 門口即高懸『本店為日本人經營』的布纛,以為護符,中國軍警即不敢過問; 它們甚至在當地報紙上大登廣告,以毒品的質佳、價錢與美女陪侍相號召。這 些商店是既賣鴉片,也賣海洛因與嗎啡。 6」. 2. 鍾淑敏, 〈日治時期臺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 ,收入走向近代編輯小組 主編, 《走向近代》(臺北:東華書局,2004)。 3 查《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黑道」詞條: 「從事非法活動的祕密組織。亦稱為『黑 幫』 、 『黑社會』 。」 (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短網址:http://ppt.cc/3I5m)。 4 戴國煇, 〈日本的殖民地支配與臺灣籍民〉 ,收入氏著《臺灣結與中國結:睪丸理論與自立․ 共生的構圖》(臺北:遠流,1994) ,頁 241、242。 5 戴國煇, 〈日本的殖民地支配與臺灣籍民〉 ,收入氏著《臺灣結與中國結:睪丸理論與自立․ 共生的構圖》 ,頁 242。 6 李恩涵, 〈日本在華南的販毒活動,1937-1945〉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31 期, 3.

(14) 研究者鍾淑敏在〈臺灣總督府對岸政策與鴉片問題〉一文中指出: 「如 1916 年的報告指出:以臺灣籍民的名義開設的,目前光是廈門市內,估計少則 200 間,多則達 400 間。……相較之下臺灣籍民最集中的福州與廈門,其籍民與鴉 片的關係便極為突出。7」或如研究者王學新在《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 籍民之研究(1895-1945)》8一書中,則更是借用研究者中村孝志研究日本帝國對 華政策的「表策」、「裡策」、「三本柱」等概念,針對臺灣人黑道在廈門地方的 毒品交易等,寫作〈日本對華鴉片謀略與臺灣黑幫籍民〉一章。 大致上,在臺灣籍民研究的回顧裡,不難發現臺灣籍民與鴉片毒品等活動 的關係密切。這些的非法活動,從而形成了臺灣人之於廈門社會的負面形象。 若再佐以當時的報章雜誌與時人說法,則可對當時社會情況更為明白,根據林 衡道的回憶: 「日本對於臺灣的重犯都處以極刑,但是卻安排輕度犯人到中國的 廈門、汕頭、福州等地發展,所以這三個地方除了有多數善良的臺灣人之外, 還有少數的臺灣浪人,這些人在該的開煙館、賭場,中國的警察也莫可奈何。9」 當時所發行於臺灣島內的《臺灣民報》 ,則以「無賴漢」的字眼,來形容這 些從事非法毒品交易的臺灣籍民: 「廈門的臺灣無賴漢,而敢做出種種壞事,都 因為以日本國籍為護身符,公然開賭場、設密吸鴉片房、開勾蘭院 10,……他 們既敢帶武器在市中逞兇,又有日本籍為其護符,況中國是居在危弱的地位, 恐傷了日本的感情,而日本是居在赫赫強勢的地位,多不喜歡論道理,要一味. 1999 年 6 月,頁 145。相關論文包括:李恩涵, 〈日本在華中的販毒活動,1937-1945〉 《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29 期,1998 年 6 月。李恩涵, 〈日本在華北的販毒活動,1937-194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7 期,1997 年 6 月。 7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對岸政策與鴉片問題〉 ,收入臺灣省文獻會主編, 《臺灣文獻史料整理 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2000) ,頁 244。 8 王學新, 《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1895-1945)》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9)。 9 林衡道口述,卓遵宏、林秋敏訪問,林秋敏紀錄整理, 《林恆道先生訪問錄》 (臺北:國史館, 1996),頁 232。 10 勾蘭院,應為勾欄院之誤寫。查《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 「勾欄院」詞條: 「宋、元 時代的劇場或賣藝場所,或指稱妓院。亦作『勾闌』 、 『构肆』 。」 (網址: 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短網址:http://ppt.cc/3I5m)。 4.

(15) 庇護自國的籍民,所以中國不得不取善忍的態度,不敢與其爭鬧,故籍民的非 為是愈猖獗的,現在已不清楚是哪一代的領事曾利用籍民的武力來鎮壓排日, 而前年又重演一次,致惹起大失態,可嘆! 11」 在上述報導中,這些目無法紀的臺灣籍民,在日本當局的使役之下,進行 種種公然的威嚇活動。其實際上情形就是研究者鍾淑敏透過藤田榮助回憶 1919 年當時廈門社會時,所呈顯出來面貌: 「當其赴廈門時,中國正因為巴黎和約的 山東問題,爆發全國性的排日及抵制日貨運動。為此,他特別假釋了在領事館 監獄內因賭博及鴉片等罪嫌而繫獄的二十餘名武力派首腦人物,將之組織成『商 業防衛自治團』 ,在領事館的指揮下,對抵制日貨的領導者發送脅迫書,命令臺 灣無賴攜帶刀槍至領導者附近示威,指使臺灣無賴對抗廈門的排日運動。尤有 甚者,為了對抗學生遊行,居然密令五百名左右流氓在日本的佛教寺院東本願 寺集合,在軍樂隊的前導下,五百名面目可憎的流氓公然手持短槍、短刀的在 廈門街道示威遊行兩小時。 12」研究者鍾淑敏亦表示出對於此種場景實在匪夷 所思,並向讀者表示百鬼夜行亦不足以形容這些臺灣人: 「連作者藤田自己都要 以『百鬼晝行』來形容肅殺的氣氛了。 13」 再看中國大陸 1960 年代以來所出版數本《廈門文史資料》 、 《福建文史資料》 的時人回憶與口述訪問中,關於臺灣籍民在福建活動的描述,在廈門「鴉片通 過臺灣浪人在廈門秘密販賣。後來日臺人在「番仔街」 ,公開設立福裕公司,設 廠煮製,運銷內地。在抗戰前的十年間,臺灣浪人和日籍華人明目張膽開設很. 11. 不著撰人, 〈在廈門的同胞要如何來救濟?〉 , 《臺灣民報》第七十六號(東京:臺灣民報社, 1925 年 10 月 25 日;臺北:東方文化書局復刻,1973) ,頁 2。對於臺灣人於廈門、福州等的 為惡的意見與批評,在早先的《臺灣》、 《臺灣青年》 ,後來的《臺灣民報》中皆陸續可見,在 此僅舉一例說明。利用《臺灣民報》為大宗資料來研究臺灣籍民活動者,以梁華璜, 《臺灣總 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據時代臺閩關係史》 (臺北:稻香,2001)一書最為詳細。 12 鍾淑敏, 〈日治時期臺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 ,收入走向近代編輯小 組主編, 《走向近代》,頁 443。 13 鍾淑敏, 〈日治時期臺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 ,收入走向近代編輯小 組主編, 《走向近代》,頁 443。 5.

(16) 多煙館,寮仔後及麥仔埕一帶並被稱為煙窟。 14」「用一句話來概括戰前廈門市 場情形的話: 『煙窟多於米店,賭攤多於貨攤,妓館多於旅館。』而這些煙窟、 賭場、妓院,……絕大部分都在門口掛著刺眼欲裂的『日籍XX洋行』 ,或是『大 日本籍民XXX寓』的牌子。 15」在福州「到了 1934 年,福州的日臺浪人越聚越 多,作惡也極恣肆,他們掛花會,放洋債,開私典,設賭場、『臺基』(即臺灣 浪人設立的妓館)、土行(鴉片館),據當時統計,這一類藏垢納污、傷風敗俗 16 的場所約有 600 餘家,遍佈福州的各個角落。 」. 對照中國大陸目前 2000 年後較新的《閩臺文化交融史》 、 《互補聯動》 、 《血 脈鄉土》等專書研究,其實多是以 1963 年日籍浪人史料徵集小組所寫的〈廈門 日籍浪人記述〉一文為本,而拼拆重寫或原段照搬,實際研究內容沒有太多的 突破。 17 比較臺灣在 2000 年後刊行的臺灣籍民研究,在問題意識或研究構想 上也是偏向以極為大量的日文總督府、外務省檔案去補充過往的研究概說的成 果, 目前臺灣籍民的研究,主要是以大量的日本檔案史料來細緻化研究,偏向 研究日本當局的籍民對策,反而忽略了中村孝志在早期研究中所揭示的幾個研 究方向,使得目前臺灣學界對於臺灣籍民的研究,都是處於日本帝國殖民史或 外交史的脈絡之下。不諱言的說,臺灣籍民研究若只是在前人研究部分的細節 問題上作補強與擴展,很有可能會形成的一道在研究意識與框架上難以超出中 14. 廈門市政協洋行史料徵集小組, 〈廈門的洋行與買辦〉 ,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 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福建文史資料》 ,第五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頁 149。 15 日籍浪人史料徵集小組,〈廈門日籍浪人記述〉 ,收入廈門市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室編, 《廈門 文史資料》 ,第二輯(廈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63), 頁 15。 16 劉震南, 〈福建省會警察局特務組概況〉 ,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 研究委員會編, 《福建文史資料——軍統在福建》 ,第十八輯(福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 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頁 83。 17 在中國大陸的臺灣籍民研究裡,多數都是根據特定幾篇的文史資料、口述記錄所寫,內容範 圍沒有太多的突破。可參見林仁川、黃福才, 《閩臺文化交融史》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 頁 50。張侃, 《互補聯動》 (福州:海風出版社,2004) ,頁 248。楊天松, 《血脈鄉土》 (福州: 海風出版社,2004) ,頁 84。 6.

(17) 村孝志於四十年前所奠定下的研究基礎。對此,筆者擅自將此情形逕稱為「中 村障礙」。 其實,在早先中村孝志、戴國煇的臺灣籍民研究中,對於注意「中國時局 環境」與「日本籍民對策」兩者結構是相互並重的。因此,本論文冀希在中村 孝志的臺灣籍民研究上更進一層,本文嘗試描繪出新的,不同於以往臺灣籍民 研究的認識。正因為本論文的出發點與前人並不相同,所以需要新的史料,故 不能沿用過去一樣的日文官方檔案。若回顧近年來(1990–2010)的研究來看, 這些研究所用資料絕大多數都是來自日本官方的資料,少部分則來自中國時人 的回憶。 在史料的運用上,本論文不會把研究的篇幅,停留在重複敘述前人研究所 18 慣用的幾篇一手資料,諸如《臺灣民報》、〈廈門日籍浪人記述〉 等內容,或. 者是去堆疊臺灣人十八位的黑道大哥 19,其身家來歷或所做所為--因為如此 一來,這樣的研究成果將與前人研究過於雷同。 本論文首要除了對於鴉片問題進行討論,其次是對於海關走私問題進行研 究,這種「海關走私」活動不同以往研究所描述的船隻海上中繼、靠岸上貨等 非法的沿岸走私;這些走私客主要是指臺灣人以乘客身份,採隨身攜帶物品、 個人行李運送的形式夾帶入關,偷漏海關人員的檢查,並在入關申報單上,隱 匿應課貨物品項,甚至是禁止進出口之違禁品等。 在歷來的海外臺灣人研究裡,關於福建海關與臺灣人活動的主題,是較少 被注意的。臺灣人之所以對於海關方面成為一大問題,最主要是因為當時臺灣. 18. 日籍浪人史料徵集小組, 〈廈門日籍浪人記述〉 ,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廈門市委 員會文史資料編, 《廈門文史資料》,第二輯(廈門:廈門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室,1964) , 頁 1 至 49。該資料的 50 頁篇幅,可以說是散見於極多數的臺灣籍民之研究集刊、叢書當中, 其段落傳抄之廣、章節照搬之多,可謂臺灣籍民研究當中之一絕。 19 關於臺灣籍民各樣為惡與「十八大哥」的出身來歷、營生勾當,可以參見廈門檔案局(館) 編, 《近代廈門社會掠影》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0)一書,該書內容收集自《廈門文史 資料》等一手資料,是目前廈門臺灣籍民活動敘述上,最為詳實的參考資料。 7.

(18) 人擁有日本國籍的身份,不被視為一般的中國籍乘客。特別是臺灣人自恃於此, 開始在臺灣、福建、香港等兩岸三地開始以個人旅客的方式,夾帶非自用商品 入關,在福建沿海城市就地拋售;再行購入他地低價物品前往一地脫手,從中 賺取偷漏關稅的高額商品差價作為利潤。當時中國人稱此行業為「走水」 ,20也 就是現今社會所俗稱的「跑單幫」。 目前學界對於該課題有所研究者,有鍾淑敏於 2004 年發表的專文〈日治時 期臺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中,以臺灣人在廈門活動的 職業為觀察,並利用日本外務省所藏的《外務省警察史》資料,提及臺灣人以 從事走私貨物為職業,當時稱為「便利屋」: 當這些有「合法的走私」之稱的「便利屋」以手提行李自基隆輸入日本 貨時,往往因課稅問題與廈門海關衝突,廈門舊碼頭島美路頭附近有許 多台灣人武力派居住,當船隻自基隆入港時,附近照例集合眾多台灣人 武力派,甚至敢於對海關官員施暴、脅迫,又或者「鼓吹褊狹的愛國觀 念」,聚眾妨害官員登船檢查或者對小件行李課稅等。此種事例一再上 演,使得稅關方面大感棘手。為防止此逃稅品的流入,引發了執法的廈 門海關官吏與日人問的紛爭、衝突,結果更煽動排日空氣。 21 雖然該文不是專注於臺灣走私客的活動研究,但在臺灣史學界對於臺灣人 走私的研究上,則是第一篇關於臺灣人「便利屋」組合的先行研究;其次,連 心豪於 2005 年出版的專書《水客走水——近代中國沿海的走私與反走私》 22, 該書的研究對象是中國當時稱為「走水」的偷渡行為。在觀察的範圍是上,以 全中國為視野,提及福建地區的水客走私、沿岸偷渡等情形。研究中主要利用 20. 當時擔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的吳承禧,在雜誌上撰寫了關於廈門臺灣人從事 「走水」行業的描述,可參見吳承禧, 〈廈門印象〉 , 《獨立評論》 ,第 197 號(1935 年) ,頁 15。 21 鍾淑敏,〈日治時期臺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 ,收入走向近代編輯小 組主編, 《走向近代》(臺北:東華書局,2004)。,頁 438。 22 連心豪, 《水客走水——近代中國沿海的走私與反走私》 ,上、下二冊(南昌:江西高校出版 社,2005) 。 8.

(19) 了《最近十年各埠海關報告》、《廈門海關檔案》、《緝私月報》等一手史料作為 研究基礎,當中又有許多一手的資料檔案是尚未出版,僅存於廈門海關當局或 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等單位,所以顯得該書有重要的一手研究貢獻。 海關走私問題之所以浮出檯面,是因「1924 年後,在行李進出口中,貨單 不符現象嚴重,原可在旅客交納其申報應稅物品稅款前就放行行李的做法,因 為有機可乘遂成弊端。為此,廈門關重申各客輪呈遞的艙口單應列明行李及應 稅物品的準確數量,並於 1930 年 8 月取消先放行後據報徵稅的做法。23」1930 年,廈門海關新制訂《出口旅客應稅物品收稅章程》,「規定旅客攜帶物品,確 系自用及曾用過的可免徵稅,貨樣及意圖售賣或用以營業的物品,則應報稅。 1933 年 7 月,廈門關又具體規定了旅客攜帶行李物品的免稅範圍。 24」 但 1930 年代以來,「日貨充斥廈門市場,抵制日貨運動漸成高潮。臺商以 貨運公開進口日貨的做法遂轉化為委託『水客』個人代為攜帶營運的方式。水 客營業規模漸見發展,所攜行李從少量發展為大宗應稅物品,如人造絲疋頭、 毛製品等。 25」這樣的龐大利潤與商機,讓在兩岸三地從事日本人稱為「便利 屋」或中國人稱為「水客」的臺灣人,將跑單幫的職業公開化、組織化。 「為此, 廈門關於 1934 年特設行李檢查處,規定水客攜帶貨物,概應登載艙口單,運入 檢查處查驗徵稅,但遭水客反對,威脅毆打關員事件時有發生。26」舉例而言, 1934 年 10 月 24 日的《申報》上刊載了關於臺灣人走私客抗拒海關沒收的新聞, 察其內容事態非同一般: 「廈門二十二日鳳山丸抵廈,關員查獲大宗漏稅貨,帶 關沒收,臺人數十擁海關强索,勢洶洶,電公安三分局派警至彈壓無效,卒將 扣貨發還始去。 27」. 23. 中華人民共和國廈門海關編著, 《廈門海關志(1684–1989) 》 (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 頁 105。 24 中華人民共和國廈門海關編著,《廈門海關志(1684–1989)》,頁 105。 25 中華人民共和國廈門海關編著,《廈門海關志(1684–1989)》,頁 106。 26 中華人民共和國廈門海關編著,《廈門海關志(1684–1989)》,頁 106。 27 〈廈關查獲漏稅貨 臺人强索而去力〉,《申報》,1934 年 10 月 24 日,第 5 版。 9.

(20) 在此題目所主要利用的史料是選自 1911–1949 年間,歷任廈門關稅務司與 28 上海總稅務司的來往半官函(S/O)和密函(Confidential)的一手史料。 在史. 料的價值上,截然不同於一般公開命令或報關的統計資料。這類秘密公文的特 殊性質, 29是「各地海關外籍稅務司依照總稅務司的指令,長期廣泛搜集各種 地方情報,定期或不定期地報告總稅務司。 30」因此,當中透露了更多的廈門 稅務司與上海總稅務司對於臺灣人的態度與立場,這種直接且未經公開官方修 正的看法,提供了我們認識臺灣人參與走私活動時的一個歷史現場。另外,論 文中也將會一同配合參照的日文史料檔案,是於 1937 年由任職於廈門總領事館 的池田巡查所撰寫的《關於廈門便利屋業》回顧報告,目前藏於日本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當中。 31 冀希可以開闢出另一新的視角來看待臺灣人活動的歷史問 題,而不只是將海外臺灣人研究概括進日本帝國侵略史的脈絡當中。 最後,在戰後的漢奸問題當中,臺灣人從主動的活動者,轉為被動者,而 這樣的處境確實與臺灣人在戰前廈門的所作所為有關。那麼臺灣人成為了待罪 之身後,是否還能在歷史環境下表現出能動性,則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最新的研究動態上,就屬在 2011、2012 年「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工作坊 32 暨「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 33的會議資料中,許雪姬、張建俅、 28. 在這次研究中所用的檔案資料是 S/O Letter,應屬保密資料檔案,因按「總稅務司署統計科 出版的 I. G. Semi. Official Circularu 一書的譯名為《總稅務司機要通令》 ,可見 S/O 的海關譯名 為機要。盧海鳴, 《海關蛻變年代——任職海關四十二載經歷》 (臺北:盧海鳴獨立出版,1993) , 頁 13、14。亦參見陳詩啟, 〈序〉 ,收入戴一峰主編, 《廈門海關歷史檔案選編(1911–1949)》, 第一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7),頁 1。 29 陳詩啟, 〈序〉 ,收入戴一峰主編, 《廈門海關歷史檔案選編(1911–1949) 》 ,第一輯,頁 2。 30 〈前言〉 ,收入戴一峰主編, 《廈門海關歷史檔案選編(1911–1949) 》 ,第一輯,頁 5、6。 31 廈門總領事館.池田巡查稿, 《廈門便利屋業ニ就テ》 (廈門:廈門總領事館,1937 年 6 月)。 該外務省檔案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index.html): 【階 層】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E門 財政、経済、産業、貿易>3類 貿易>6項 密 輸出入>0目>各国ニ於ケル密輸出入関係雑件/中国ノ部 第十巻;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9040545100。此外,亦特別感謝岡部三智雄先生,協助筆者半個月連日來,對於日文檔案原 文的翻譯與指導,是為感謝萬分。其一切文責,仍由筆者自負。 32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工作坊會議資料》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2010) 。 33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資料》 (臺北: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 。 10.

(21) 和田英穗等三人對於臺灣人的海外活動的主題,各自在會中報告了工作成果。 在許雪姬〈1920-1950 年在上海的臺灣人〉 、 〈在日本勢力範圍下「臺灣籍民」 在中國境內的活動及其影響〉的研究中,對於臺灣人應受審於漢奸或戰犯罪名, 引用了羅久蓉的看法——認為漢奸個體的認定並不侷限於中國本國人民,但是 臺灣人戰時是為敵國人民,故應該受審於國際法而成為戰犯。整體來看,最後 接受戰犯裁決的臺灣人相當少數,量刑亦非重。 在張建俅的〈戰後初期廈門報紙中的臺灣及臺灣人形象〉、〈戰後初期華南 報紙中的臺灣及臺灣人形象〉研究中,以廈門報紙《江聲報》為主,擴大至華 南地區作為觀察,發現當時報紙上對於臺灣人觀感多屬負面,特別是財產侵佔、 漢奸審判兩種。當中報導是以財產侵佔指控臺灣人為漢奸,並對臺灣人接受漢 奸審判的事態發展抨擊法院貪污腐敗。 在和田英穗的〈被審判的臺灣人之海外活動:以戰後國民政府的漢奸˙戰 犯為中心〉、〈被審判的臺灣人:以戰犯和漢奸為中心〉研究上,主要是探討臺 灣人受到漢奸與戰犯審判之間的差別與關係,所利用的資料為國家檔案管理局 所藏之「漢奸戰犯判決案」等檔案。和田英穗認為臺灣人在國籍身份上的問題, 是造成了臺灣人受審罪名的主要差異,也就是臺灣人是否視為中國人抑或日本 人,這除了是法律問題之外,也牽扯了情感的問題。當時,負責起訴臺灣人的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單位,並沒有因為這些問題放棄以懲治漢奸來 起訴臺灣人,同時以煙毒治罪等特種刑法作為一併起訴罪名。並且,從這些檔 案資料來看,這些罪名都不是最後的法院判決。 和田英穗發現這些受到起訴的臺灣人大多都沒有戰爭行為的事實,因而在 戰犯審判上通常能夠獲得直接釋放與不起訴的結果;而受到漢奸審判的臺灣人 則是主要針對戰爭時期服務在日本政權下的臺灣人。簡單來說,根據和田英穗 的研究成果,大致上可以分成幾類:一、中國人遭到漢奸罪名起訴者除了政治 11.

(22) 意義上的巨奸外,在日偽政權下擔任中、下階層行政工作者,大多是被判定有 罪,不過判決結果都較為寬大。二、臺灣人遭到戰犯罪名起訴者,則主要是隨 日本軍隊在佔領地服務者,這些人擔任通譯、戰俘收容所看守人等較為其次的 戰爭任務。三、臺灣人遭到漢奸罪名起訴者則是多在福建廈門地區的臺灣人。 在已經刊行的研究成果中,張世瑛在〈戰後報刊言論對懲治漢奸的態度 (1945-1949)〉34一文認為,報紙輿論的發展對於漢奸審判是有正面的意義。另 外,張世瑛在〈從幾個戰後審奸的案例來看漢奸的身分認定問題(1945-1949)〉35 的研究中,整理出對於漢奸身份的認定的幾種原則: 「國籍與種族」 、 「只問行為, 不問職位」 、 「是否為地下工作者」 ,而張世瑛認為這些原則標準其實在當時政治 朝野、社會各界中都是莫衷一是的。 在漢奸研究當中,對於軍統研究最深者,屬羅久蓉在〈軍統特工組織與戰 後漢奸審判〉 36一文中指出,戰後的漢奸審判存在著三點極大的問題:破壞制 度、公私不分、忠奸漫無標準。並且發現, 「廈門肅奸有它地域上的特殊性,造 成這種情形的原因有二:1、當地有所謂的臺籍漢奸問題,日本投降後,臺灣籍 民戰時利用敵偽勢力危害中國國家與人民利益之行為應如何懲處,是一個具有 高度爭議性的問題。2、廈門淪陷時期,臺人赴廈者眾,其中雖不乏殷實百姓, 但也有不少臺民仗恃日本臺灣籍民特權身份,為非作歹,或經營賭場、煙館橫 行無忌,或內地土匪勾結,危害社會治安,更有臺灣浪人供日本特務機關驅遣, 迫害中國民眾。 37」而當如此的漢奸審判與廈門社會的臺灣人問題,兩者互相 交織時,更使得當時的漢奸審判是弊端重生。. 34. 張世瑛,〈戰後報刊言論對懲治漢奸的態度(1945-1949)〉,收入政治大學文學院主編, 《陳 百年先生學術論文獎論文集》 (臺北:政治大學,1997) 。 35 張世瑛,〈從幾個戰後審奸的案例來看漢奸的身分認定問題(1945-1949)〉,《國史館學術集 刊》 (臺北:國史館,2011 年 12 月) 。 36 羅久蓉,〈軍統特工組織與戰後漢奸審判〉 ,國史館主編, 《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 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頁 519、520 37 羅久蓉,〈軍統特工組織與戰後漢奸審判〉 ,收入國史館主編, 《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 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頁 538。 12.

(23) 對於漢奸問題所使用的史料,主要是 1945 年金廈肅奸委員會逮捕漢奸嫌疑 人所製作的預審記錄。這史料其重要性在於「軍統肅奸大權包括調查蒐證、偵 訊(審訊、預審) ,除了事先的調查工作,一旦進了軍統局或戰區、方面軍看守 所,軍統轄下的軍法官亦有對漢奸嫌犯進行初步偵訊,做成筆錄者,不少審判 資料顯示,在軍統已經完成調查與偵訊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新資料出現,移送 法院後,檢察官和法官通常會把這些調查證據、偵訊筆錄與漢奸嫌犯在監禁期 間所寫的自白書,作為審訊、起訴與判案的重要依據。在這個意義上,這些軍 統司法官雖然沒有被賦予量刑的權力,卻在一定程度上操控囚者的生殺大權。 也因為這個緣故,雖然大部分文件都將此階段的工作稱為「偵訊」、「審訊」或 38 「初步偵訊」,但也有人直接稱之為「預審」。 」. 另外,在漢奸逮捕行動的同時,廈門報紙上也掀起一股要求懲治漢奸的聲 浪,特別是針對臺灣人而起。這股懲奸聲浪隨著漢奸逮捕行動,乃至於漢奸移 交法院,最後漢奸紛紛交保逃亡、無罪開釋。這些歷史的曲折發展都在在的呈 現在當時的廈門報紙之上,映照出歷史發展的軌跡,是瞭解當時廈門社會對於 臺灣人觀感極佳的一手史料。. 38. 羅久蓉,〈軍統特工組織與戰後漢奸審判〉 ,收入國史館主編, 《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 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頁 534。 13.

(24) 三、研究目的. 首先,對於鴉片問題如前所述,過去的文獻、研究時常透過臺灣籍民開設 的煙館數量來強調臺灣人對於廈門社會的毒害。舉例來說, 《廈門文史資料》寫 道: 「抗日戰爭以前,日本領事館庇護日本籍民在廈鼓開設六百多間鴉片煙館, 四十四間小典和許多賭場、妓院、放日仔利等榨取廈鼓人民的血汗。 39」 王學新在《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1895-1945)》一書中, 根據大量的外務省檔案,發現當時日本官方記錄有: 「民初廈門市鴉片煙館約有 255 所。其中與臺灣籍民有關者為 237 所,此外有日本人開設者有 3 所、西班 40 牙籍民 3 所、美國籍民 1 所、英國籍民 7 所、中國人 6 所、其他 1 所。 」同樣. 的,王學新亦引用在外務省檔案中所記錄當時於廈門石碼擔任醫生的謝清河所 言作為見證: 中國目前吸食鴉片者有處以重罪之虞,但臺灣人以中國官吏不能臨檢為 奇貨,讓中國人秘密吸食鴉片,一次收取大約兩圓的不正當利益,或將 門牌貸給中國人而收取報酬。……臺灣人行渡者仗恃著領事館之勢力, 幾乎無人不撈些不正當利益。僅借牌給人,每月就可有百圓輕鬆入袋。41 李恩涵在〈日本在華南的販毒活動,1937-1945〉研究中根據《廈門文史資 料》指出:「根據福建當地政府於 1926 年 9 月的調查,廈門日籍臺人在該市開 設的鴉片煙館,計有 195 家。 42」又「在 1930 年 1 月,據說日籍臺人在廈門所 39. 方文圖, 〈日本駐廈領事館警屬地下監獄調查紀錄〉 ,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廈門市委員 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廈門文史資料》 ,第十輯(廈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 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 ,頁 10。 40 王學新, 《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1895-1945)》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9),頁 189。 41 王學新, 《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1895-1945)》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9),頁 189。 42 李恩涵, 〈日本在華南的販毒活動,1937-1945〉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31 期, 1999 年 6 月,頁 140。 14.

(25) 經營的大小鴉片館達 200 多家。 43」並提及「二十八宿」、「武德會」、「十八大 哥」、「二十四猛」等臺灣人幫派組織,對於廈門鴉片經營是由來已久。 這類利用統計數字的研究,看似遂之成理,但是其背後仍然隱藏著更深一 層的事實。首先, 「民初廈門市鴉片煙館約有 255 所,其中與臺灣籍民有關者為 237 所」,其比率高達九成三,也就是說當時十家煙館有九家都是臺灣人所開。 再看, 「或將門牌貸給中國人而收取報酬。……臺灣人行渡者仗恃著領事館之勢 力,幾乎無人不撈些不正當利益。僅借牌給人,每月就可有百圓輕鬆入袋。」 換言之,當時臺灣人出借籍民牌給中國人作為保護以賺取租金,在廈門是司空 見慣之事。那麼,若避免直觀的來看待這表面的數字,便不難理解這些高達九 成三的比率當中,實非都是由臺灣人獨佔煙館生意。 而且,利用統計數字的高比率,以及臺灣人組織專營的特定活動,這樣的 論述是相當容易說服讀者的,乃至於形成一個社會圖像,總的來說廈門社會的 鴉片問題是由臺灣人所造成的結果,但筆者認為其實不然,這在一定的程度上 是倒果為因的說法。至於,要找出廈門社會鴉片問題的原因,則不能不從時代 的結構中去找尋。 其次,對於海關走私問題的來說,連心豪在《水客走水——近代中國沿海 的走私與反走私》一書中認為: 「源於臺灣的走私活動多由日商三井洋行操縱。 在日本領事館的卵翼下,臺灣籍民和不法奸商在以廈門為中心的閩南等地趨之 44 若鶩的公然從事各種走私活動。 」不過,是否由於日本侵略之野心,中國政. 府可以隨之擺弄而無招架之力。且由於走私事態的發生並非一朝一夕,而這樣 的事態越是越演越烈,豈有中國海關方面置之不聞之理。那麼要追問的是,何 以中國海關遲遲未能遏止並改善海關走私的風潮? 43. 李恩涵, 〈日本在華南的販毒活動,1937-1945〉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31 期, 1999 年 6 月,頁 140。 44 連心豪, 《水客走水——近代中國沿海的走私與反走私》 ,上、下二冊(南昌:江西高校出版 社,2005) ,頁 247、248。 15.

(26) 民國時期的中國海關自 1912 年起就被交付外國銀行團的保管,而海關行 政、稅率、收支等則由外國列強共同處理,雖然在 1928 年國民政府開始與外國 列強協商取回關稅自主的權利。但是,在實際的海關行政管理上,各國列強仍 然不願有所讓步: 「當外籍稅務司制度形成之後,中國海關在名義上則是由中國 政府任命的華籍海關監督與外籍總稅務司任命的各地海關外籍稅務司『共同管 理』 。但是,各地海關的財稅和人事的實權卻完全被掌握在外籍稅務司手中,他 們僅僅對外籍總稅務司個人負責。 45 」是此,筆者認為討論廈門海關的外籍稅 務司對於臺灣人海關走私問題的肆應,才是真正發現事態惡化的原因。 最後,對於漢奸問題展開,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仍然有幾點未明之處: 一、國民政府中央與地方在討論是否對於臺灣人處以漢奸罪名時,兩方意見的 攻防主張為何,最後以何依據作為最後的裁定。二、臺灣人遭到漢奸起訴罪名 最多的地區是為廈門,那麼何以是為廈門?在 1945 年甚至 1937 年之前,臺灣 人在廈門社會從事了什麼樣的活動,如果不是透過廈門人的眼中,而是透過廈 門人以外的人,是否依然可以看見臺灣人的各種行狀。三、比較起其他省分地 方遭到起訴的臺灣人,兩者之間的差異為何?又是否一如前人研究所指出的一 般?四、戰後廈門地區的漢奸審理與社會觀感為何沒有達到一致?其主要原因 何在? 本論文不同於普遍歷史論文的寫法,採以非線性的方式,分別向讀者講述 了鴉片販賣、海關走私、漢奸審判三個關於臺灣人在廈門社會的三個主題。筆 者認為,一個看似論定成調的事件背後,通常都還有著複雜的成因,而透過歷 史環節的一個片段重新敘述之後,再回過頭來看待整起事件,便可以得到不同 的歷史視野。 全文一貫的基調上,以「大歷史小敘述」的方式,分別討論三個不同歷史. 45. 朱榮基編著,《近代中國海關及其檔案》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6),頁 12。 16.

(27) 情境下的臺灣人。在討論方式的方式上,先透過大歷史的背景重建,重新敘述 關於屬於不同情境的歷史現場。在本論文當中,相當偏好敘述、對話類型的一 手史料,來讓讀者可以快速的神入實際現場的問題之中。而且,作者時常透過 事件當中被動者、第三者的角度來敘述事情的發生,這種非主導或冷眼旁觀的 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持了對於歷史敘述的客觀。 在每章之後的結語部分,不採用一般論文普遍的寫法,在結語當中重複前 面各節摘要。因為筆者認為,讀者如果可以理解這樣的歷史情境之後,每個讀 者應該有重新看待後的另一種新解讀。所以,在結語當中,著重在筆者所提出 的答案與疑問,來產生與讀者對話的空間,這是本文嘗試的方向所在。 本論文的一大特色在於,重視事件如何發生(HOW)與為何如此(WHY), 在這兩個環節之上,是本文所謂「大歷史小敘述」的核心部分。如果歷史以拼 圖作為比喻,就像是在一幅看似完成度高的未完拼圖上,利用未曾使用過的拼 塊另外先拼出一塊小的部分,然後再放回拼圖中,這個時候就有可能未必能與 其他的部分合上,甚至指明的其他部分可能是錯誤的拼法。 不可避免的,這樣的書寫方式可能出現幾點的缺陷,一、上下沒有必然順 序的各章可能讓讀者感覺過於思考跳躍;二、本書的寫作內容中,其實略去許 多前人已知的認識與成果,這或許使得非該研究領域的讀者,認為沒有對話空 間與貢獻;三、因為作者分別選擇了不同的三個主題,因而在研究上引用的資 料過於龐大,可能致使讀者在閱讀上必須具備廣泛的知識背景。 最後,導讀至此,想必已經有一部份的讀者發現作者的內在矛盾,作者嘗 試用淺顯易懂的鋪陳方式來向讀者敘述事件的發生,但作者卻又在主題上、內 容上將讀者設定成有相同領域的研究者。這牽涉到究竟這本書,是將讀者設定 為一般的大眾讀者,還是專業的小眾研究者的問題。 很顯然的,作者試圖將兩者綜合,以敘述的鋪陳、氛圍的建構來表達作者 17.

(28) 的關懷所在,亦同時過去研究成果上的錯謬或看法提出新的解釋。這樣的寫作 方法是否得以受到大眾或小眾的青睞,筆者認為目前仍未可知,一切都還有待 歷史之河的洗鍊。. 18.

(29) 四、章節架構. 在第二章〈從時代環境看廈門社會的鴉片問題與臺灣人〉當中,鋪陳了福 建自清末以來的鴉片問題的種種現實狀況,透過海關外國稅務司之眼,重建了 當時鴉片問題的發展。本章當沒有以清王朝中央的角度來陳述鴉片問題的發 展,得以避開重複前人研究觀點,而採用外國稅務司的認識亦不會遠離問題核 心,畢竟如文末指出的,當時進口洋煙最大的輸入者正是外國稅務司的後台—— 英國。 接著則講述民國之後福建鴉片問題的惡化,主要是來自於戰爭的頻繁。為 了要重建歷史事實的現場,作者將北洋政府軍隊、南方革命軍政府、地方的民 軍等勢力一一舉例,指出這些軍隊在當地徵收到足夠的軍餉稅源而鼓勵民眾種 植鴉片。這些軍閥相互的更迭取代,象徵的則是種植鴉片的地盤持續擴張。 直至國民政府成立之後,福建的鴉片問題從公然非法的販賣,轉而變成公 開的合法販賣,這樣的做法與社會各界的抗議聲浪背道而馳。而國民政府中央 之所以同意福建省政府販賣鴉片,亦不外乎福建省政府的財政問題貧窮。中央 國民政府與地方福建省政府皆希望透過對於鴉片課與重稅來充實財源。可是在 實際上,福建省當時雖然所轄於於國民政府之下,但福建省除了沿海城市之外, 其他地區皆是在不同的民軍勢力所控制。 在深入瞭解了福建鴉片問題長久以來的發展後,作者將其視野提高至全中 國的範圍,比較各省鴉片問題的狀況後,作者發現福建省的鴉片問題,並沒有 因為臺灣籍民的活動而根本上導致了鴉片問題的成因。更進一步的說,如果同 時看待把廈門與上海社會的發展,或是臺灣籍民與朝鮮籍民活動,還是福建省 與西康省的財政。在認識這樣的歷史結構之後,讀者便不會對於半個世紀來廈 門乃至於中國鴉片問題的惡化感到意外。 19.

(30) 在這個章節最後,作者對於國民政府的鴉片問題提出了一個質疑,是否鴉 片稅款是必要之惡。作者希望讀者可以先放下道德上的批判,試圖理解當時國 民政府的鴉片政策的出發點與社會氛圍。 既然筆者認為福建廈門的鴉片問題與臺灣籍民沒有必然的關係——至少無 所謂因果上的關連——那麼何以過去研究成果的認識上,皆強調臺灣籍民與鴉 片的關連。作者發現歸根就底而言,這樣的研究成說與史料性質的統治正當性 與集體記憶有關。作者認為前人研究對於廈門文史資料等史料沒有抱持質疑的 態度,反而過於集中去使用幾項特定的文史資料,才導致了如今我們所普遍認 識臺灣籍民與鴉片問題的關係。 第三章〈從廈門海關的內部報告看臺灣人走私問題〉仍保持筆者一貫的反 轉論調,在全章的脈絡上主要從臺灣人在廈門海關走私的所作所為談起,然後 接著討論廈門海關緊急的反應處理,最後則向讀者交代了臺灣人在廈門海關走 私的事態是如何被解決。 探其全文的脈絡上,本章一開始以臺灣人在廈門海關不合作態度,時有暴 力攻擊海關人員的連續事件為敘述,進而對於海關高級主管的人身安全做出恐 嚇威脅,最後甚至於發生有臺灣人數十人持斧頭直闖海關大樓二樓辦公室,而 遭到持槍警衛包圍的事件。作者相當於著重於此的鋪陳,篇幅將近全章的三分 之一,目的嘗試讓讀者感受當時廈門海關所籠罩的恐怖氛圍。 主要利用了廈門海關稅務司與總稅務司的信件密函檔案,基本上這種密函 當中所陳寫的並非一般大家所熟知的海關事務,反而內容上主要是海關稅務司 認為事態緊急且必須立即請示總稅務司意見的部分,並且因為這種密函僅只總 稅務司能夠過目,所以在信函當中往往會披露海關稅務司許多毫不保留的直接 看法。作者認為正是因為這樣的史料性質,讓我們可以明白廈門海關在面對台 灣人海關走私變本加厲時,是如何做出緊急應變的措施。為了能夠理解廈門海 20.

(31) 關考量與措施,唯有使用這樣的內部秘密資料才得以證明。 在陳述了臺灣人在海關走私的種種暴力乃至於取人性命,並且明白了廈門 海關的所採取的應對措施之後,接下來則交代了臺灣人海關走私的事態是如何 被平息下來。不過,在全章結語時,給了讀者一個意外的答案,筆者發現海關 方面對於臺灣人海關走私所嘗試的種種方式:不管是早先的隔離臺灣人旅客, 或是在檢查臺灣人行李前禁止輪船靠岸,還是跟臺灣人跑單幫的組織協調溝 通,最後更在總稅務司的授意之下,與福州海關聯合恢復正常稅率且徹底執行 貨單的發照,以這種強硬的態度來取締臺灣人的海關走私。 但這依然不是致使臺灣人海關走私的告歇的主要原因,事實上反倒是因為 福建省政府收到福建沿海口岸的商會去信檢舉,抗議這些沒有課予關稅的貨物 大肆破壞中國的經濟貿易,要求福建省政府出面處理,才有成立所謂的福建省 稅務稽查處來打擊這些走私貨物的黑市管道。 稅務稽查處作為福建省政府的直接上屬單位,並且由福建省省長陳儀親自 指示負責主管,這讓稅務稽查處有了強大的公權力作為後盾,這全然呈現在往 後一連串的大舉破獲黑市交易的走私貨物上。而這無疑的讓海關方面倍感不 快,直指這完全是侵犯了海關的職權,要求稅務稽查處必須返還所查緝的走私 貨物。 不過,海關方面對於稅務稽查處的表現抱持一定的正面看法,因為黑市交 易的日益收緊,使得臺灣人海關走私的貨物無法被大量收購,這些沒有貨單的 走私貨物只能囤積在口岸,沒有人願意承擔遭到查緝的風險將貨物運往內地。 就是在福建省政府的直接作為之下,使得台灣人走私客屈服,願意重新繳納全 額的關稅換取合法的貨單來繼續經營進口貨物。 從後見之明來說,從一開始廈門海關在屢次要求日本領事制止臺灣人海關 走私無效之後,廈門稅務司仍然不願意向中國政府求助,只有嘗試自行解決臺 21.

(32) 灣人海關走私問題。但在這四年多來,臺灣人的走私問題越演越烈,廈門海關 並沒有能夠有效遏止臺灣人的海關走私。總之,致使臺灣人海關走私問題持續 惡化的癥結,乃是來至於海關方面刻意保持其獨立運作的姿態,不願意接受日 本領事派遣警察常駐海關,更不願意中國政府介入插手。 此外,讀者也須理解,民國以來中國各地海關從南至北,在遭遇到中國政 府介入海關運作時,往往以軍隊強制截收關稅作為目的,這是海關萬萬無法接 受的。而日本方面亦同樣是為了架空海關實權,而縱容臺灣人從事海關走私的 職業,只要當廈門海關無力制止臺灣人的暴力肆虐之時,日本方面便有充足的 理由來接管廈門海關,這也是海關所不願見到的。 全文透過了臺灣人海關走私與廈門海關應對處理的研究,在原本前人研究 所聚焦於 1930 年代中、日一方的外交關係研究成果之外,提出了新的看法。擺 脫了中日之間緊張關係的大論述框架,重新回到最基本的史料認識與解讀,更 利用了前人研究所未大加利用的海關密函為一手史料,在研究新意、新史料與 研究成果都有過往的研究者有所不同,亦嘗試以反轉論述的基調作為寫法。 第四章〈戰後臺灣人身份問題與廈門地區的漢奸審判〉主要在於討論戰後 廈門一連串的漢奸檢肅行動當中,為何引發了廈門社會如此大的反應,在這一 章當中以報章雜誌為主要的史料,目的在於貼近當時一般人可能產生的社會觀 感。在全文的一開始,筆者以各省的外埠報導作為資料,來重建外人眼中的廈 門社會與臺灣人之間的關係。這個部分主要是要闡明亦連非本地人都能夠感受 到,當時臺灣人在廈門地區的高度活動,並且這些活動當中,都無須不交稅於 廈門市政府,並且臺灣人經營煙、賭、嫖等等的特種行業,特別被介紹在雜誌 專刊之上。此外,亦寫道氣焰高漲的這些臺灣人勢力,常與本地人幫派發生地 盤上的衝突,導致了廈門社會的治安問題。在諸如此類的報導最後,通常都相 當憂慮廈門未來的處境,是否會落入日本人的手中。 22.

(33) 到了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廈門地區開始逮捕戰前與日本人密切相關 的臺灣人,不過根據本文發現,這些遭到逮捕的人,在絕大多數上都不是在戰 前招搖過市,經營特種行業等等的臺灣人勢力。這些遭到逮捕的人,其實都是 戰爭期間才來到廈門協助日本人管理廈門市政的行政事務人員。關於這一點, 已經大大打破過去以來直觀認為「戰爭前」與「戰爭時」的兩者「理所當然」 是同一批的臺灣人。 1946 年,國民政府公布臺灣人並不適用漢奸懲治條例,更使得廈門社會輿 論四起。而原本所遭到起起訴的臺灣人等,則因為無關漢奸罪行,而紛紛轉送 地方法院交保候傳。面對這樣的情形,戰後的廈門社會輿論自是不能接受,幾 乎每日都有對於縱放臺灣人的新聞報導,而在報紙社論與民眾投書當中,也都 對於臺灣人無關漢奸罪一事萬分不滿,乃至於還發明了「臺籍漢奸」來指稱這 些在戰前廈門社會作威作福的臺灣人。 不過,這些報紙輿論的力道仍然沒有能夠扭轉局勢,關於法院收賄的事情 越見越多,國民政府對於這樣的事態發展感到嚴重,因而派出監察使到廈調查。 不過,這些種種依舊只是停留在報紙上的報導與抨擊。一年之後,關於臺灣人 交保潛逃回臺已經在所多聞,而類似的新聞報導到了 1947 年已經不到五則,很 顯然的廈門社會對於此事的追究已經無疾而終。至於報紙版面上,取而代之的 國共內戰前的米價飆漲與戰爭消息。簡單來說,在戰後接收的派系爭奪情境裡, 臺灣人是否應該為其在戰前的所作所為接受的法律制裁,遂成一樁無頭公案。. 23.

(34)

(35) 第二章. 從時代背景看臺灣籍民與廈門社會的鴉片問題. 第一節. 民國革命福建各地鴉片復種. 在 20 世紀初,清王朝的中央政府亟欲以實施新政來重振國勢,於 1906 年 9 月 20 日(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頒佈了禁煙上諭: 諭自鴉片煙弛禁以來流毒幾遍中國,吸食之人廢時失業,病身敗家,數十 年來日形貧弱,實由於此,言之可為痛恨。今朝廷銳意圖強,亟應申儆國 人咸知振拔,俾祛沉痼而蹈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內將洋、土藥之害一律割 除淨盡。其應如何分別嚴禁吸食,並禁種罌粟之處,著政務處議妥章程具 奏。 1 地方各省有志之士亦將地方上長久以來吸食鴉片的積息不堪,作為首要革除的對 象。 就以福建省的情況而言,禁煙運動最先是以福州地區為首,「一個禁煙委員 會於 1906 年成立於福州。剛開始時,僅僅禁止令人吸煙和免費施捨戒煙藥品。 以後由於得到政府的賞識,行動更為激烈,如調查癮君子的人數,取締鴉片窟等。 把違法吸鴉片的人,捉送醫院禁閉一個月,進行戒煙治療,在寫出保證書保證不 再重犯後才放出來。禁煙委員會在全省成立了 112 個支會,勢力大為發展。 2」. 1. 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4),總第 5570 頁。關於清末新政與禁煙之下的財政問題,可參見田海林、張志勇,〈禁煙新政與清王朝 的覆亡〉,收入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與 20 世紀的中國》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頁 1293、1294。 2 鄒爾光譯,〈閩海關十年報(1902–1911)〉,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 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閩海關史料專輯》,第十輯(福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5),頁 127。 24.

(36) 福建最大兩個城市福州與廈門的禁煙運動,分別是由「福州人林斯琛與倉前 山負有聲望的人士陳能光、鄭季明另在梅塢組織橋南公益社,內設體育會、去毒 社等機構,藉發展體育、興辦學校、查禁鴉片、義務救火等地方公益事業。 3」 以及「廈門的去毒社是先由林則徐之孫林炳章,到廈門敦促,集楊子暉、陳壽星、 李禧、吳鍾誠、林廷清、吳蔚其等人組織成立,楊子暉任社長。……1911 年 6 月 18 日地方勢紳陳少梧,在南普陀吸煙,被去毒社偵知,由丘汝明率人前往當 場捕獲。市民莫不拍掌稱快。 4」 此外,還有「永春人宋淵源,清末秀才。奉委兼辦去毒社,成立永春、德化、 大田禁煙事務所於天后宮舊址,禁運、禁售、禁吸,雷厲風行。巨商大賈,售運 鴉片牟利者,一經搜獲,即拘捕罰辦。 5福建上杭一地的軍政部又以鴉片賭博最 為害人,而煙館賭場,人跡龐雜,且易滋事,乃後行新政,嚴禁煙賭。 6」在這 波的禁煙運動裡,旅華的美國作家畢腓力,紀錄下 1910 年 8 月在福州的一件大 事,他認為這證明福建當局對於鴉片問題的決心: 「當時, 『福州去毒社』獲悉有 158 箱土膏企圖被運進該口岸,他們立即呼籲總督阻止其進港。總督把這件事結 呈北京省局。 7」 清王朝這一次的禁煙新政,不只是在民間得到的了極力迴響,各地的海關稅 務司更從禁運與禁賣兩方面,來看待禁煙的成果。在禁運方面,福州代理副稅務 司來安士(F. W. Lyons) 8在報告中寫道:「禁煙運動無疑的使鴉片貿易的數字在. 3. 林萱治,〈記林斯琛先生〉,收入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室編,《福建文史資料》,第六輯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頁 171。 4 丘廑競,〈廈門辛亥革命前後〉,收入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室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六輯,頁 112。 5 黃文標,〈宋淵源與福建護法軍〉,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 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人物述林》,第十九輯(福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 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8),頁 152。 6 吳梅林,〈辛亥革命上杭民軍被陷記〉,收入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室編,《福建文史資 料》,第六輯,頁 143、144。 7 畢腓力著,何丙仲譯,《廈門縱橫:一個中國首批開埠城市的史事》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9),頁 94。 8 「閩海關歷任主管官員名錄(1861–1949)」,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州海關編著,《福州海 關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1),頁 41。 25.

(37) 我們的統計中大為減少。1911 年秋季,從海上進口的各種土鴉片完全消跡了。9」 廈門稅務司巴爾(W. R. M. D. Parr)10在報告中亦寫道:「至 1911 年 8 月,四川 和雲南鴉片被大量運入廈門。其中大部分是由輪船經上海運來,小部分由帆船或 由陸路經湖南運來。11」 「從 1911 年 9 月起,熟土鴉片被禁止輸入中國,而從同 年 12 月 31 日起,波斯土鴉片亦被禁止輸入。 12」 另一方面,廈門稅務司巴爾還記錄下了廈門禁賣鴉片的情況, 「1910 年 3 月 間,鼓浪嶼萬國租界內約 12 家的鴉片館關閉,並被禁止再出售鴉片。廈門城內 的鴉片館也被關閉,但被允許在登記之後出售現存的鴉片。所有的鴉片吸食者被 強制登記,交納少量費用;從而獲得一張允准吸食鴉片的許可證。但是,只許從 領有專營執照的商店裡購買鴉片。這些商店在 1911 年,從原有的 125 家減少到 65 家。 13」 福建的三位稅務司當中,以三都澳代理稅務司阿其蓀(G. F. H. Acheson)14對 於這次禁賣鴉片行動最為表示樂觀: 1901 年開始禁止鴉片進口。本期起初福寧府幾乎各地遍種罌粟。……本 省官員根據清政府 1906 年的戒煙法令,最初採取的步驟是,命令所有鴉 片關於 1906 年 5 月 12 日以前關閉,偏遠地區可延期數月,經營鴉片的零 售店准予繼續經營三年,但要經過政府許可,發給執照,並且按照規定嚴 格管理。1908 年初採取措施,逐步減少罌粟的種植面積,但在當年 7 月. 9. 鄒爾光譯,〈閩海關十年報(1902–1911)〉,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 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閩海關史料專輯》,第十輯,頁 127、128。 10 「廈門關歷任稅務司到離任一覽表」,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廈門海關編著,《廈門海關志 (1684–1989)》(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頁 341。 11 〈廈門海關十年報告(1902–1911)〉,收入廈門市志編纂委員會、廈門海關志編纂委員會, 《近代廈門社會經濟概况》(廈門:鷺江出版社,1990),頁 344。 12 〈廈門海關十年報告(1902–1911)〉,收入廈門市志編纂委員會、廈門海關志編纂委員會, 《近代廈門社會經濟概况》,頁 344。 13 〈廈門海關十年報告(1902–1911)〉,收入廈門市志編纂委員會、廈門海關志編纂委員會, 《近代廈門社會經濟概况》,頁 343。 14 「福海關歷任主管官員名錄(1899–1935)」,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州海關編著,《福州 海關志》,頁 45。 26.

(38) 總督又決定立即全部禁種,並發出了指示。在堅決的貫徹下,這些措施在 福寧府取得了無可置疑的成效。所以 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公開種植 罌粟已發全部停止,鴉片館也幾乎全部關閉了,但鴉片的零星買賣並沒有 全部消除。在福寧城精制鴉片繼續由隆記商店專賣,在福安城由官膏局供 應,在寧德城仍由各許可商店經營。……據信現在除了一些僻遠地方和外 圍島嶼外,已沒有發現罌粟,並且沒有遺下取得鴉片的可利用的合法渠 道。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現在的改革能夠長期堅持下去,法律效力一定會 繼續支持社會輿論。 15 旅華的美國作家畢腓力,對於當時禁煙新政的實行也相當肯定,他在書中大 篇幅評論這次禁煙運動的意義:「鴉片的種植與消費已成了中國任何發展進步的 最大的障礙,閩南地區也一樣,直至 1909 年,還有 7 縣 1 州生產這種東西。…… 這些省份的人民用差不多 1/6 的土地去生產致命的毒藥。……不僅如此,用來種 鴉片的土地逐不斷地增加。幸虧政府很明智地制定了一些措施,不僅僅縮減栽種 面租,而且還要完全根絕。閩南地區用來種植鴉片的範圍已被成功地限制在同 安、安溪、晉江、南安、惠安、長泰、漳浦等縣和永春州的範圍裡。……據來源 可靠的報告說,在該地區過去出產鴉片最多的同安和長泰這兩個縣,現在沒有看 到這一棵罌粟。1908 年同安出產 3,750 擔(250 噸)鴉片,1909 年減少一半多, 1910 年沒有出產了。即使有種,數量也很少,而且都在人跡罕至的地方。 16」 好景不常,後來在民國成立之際,各省地方以為前朝禁煙已去,而革命軍政 府尚未制訂新令的情況下,而有復種鴉片的態勢。就在廈門稅務司巴爾在海關報 告中,可以對比出這時期的混亂景象: 1911 年 8 月 28 日起,土產鴉片被禁止運入福建省。閩浙總督派遣代表查 實,是否罌粟的種植已完全被制止了。據說,在 1911 年 10 月以前,在福 15. 鄒爾光譯,〈三都澳海關十年報(1902–1911)〉,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 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閩海關史料專輯》,第十輯,頁 167、168。 16 畢腓力著,何丙仲譯,《廈門縱橫:一個中國首批開埠城市的史事》,頁 94。 27.

(39) 建南部見不到一株罌粟。此後,同安、安溪和惠安等地的人利用這些地區 普遍不安定和缺乏官方控制之便,又重新開始種植罄粟。由於 1911 年下 半年氣候條件很好,人們預期 1912 年 2 月底將有一個好收成。這無疑將 造成地方市場非法交易的出現。 17 較為樂觀的三都澳代理稅務司阿其蓀,則在海關報告中承認革命的發生影響了禁 煙政策的持續:「革命本身要對一些倒退負責,有一段時間試圖在福安恢復種植 並取得了成功。幸好新政權在努力撲滅這種罪惡方面不亞於老一輩。 18」 1912 年 3 月 10 日,袁世凱於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便立即宣布:「在民 國法律未經議定之前,所有從前施行之法律,除與民國國體牴觸各條應失效力 外,餘均暫行緩用。準此兩通令,是清末之禁煙法令及新刑律之鴉片煙罪章均當 仍然有效。19」又在 1912 年 10 月 28 日重申: 「政府因聞各省向以鴉片為業者故 態復萌,且值煙苗下種之期,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再申令民政機關嚴切曉諭國民力 除痼習。吸食者立即戒除,販者分別停歇,並令當從前煙苗下種之期,勸諭農人 相地所宜改種他物,如違便一律治罪。 20」 在兩次的政令宣示上,看見袁世凱政府對於禁煙的決心,但是實際上福建省 的狀況又是如何,廈門稅務司巴爾依然用兩相映襯的筆調,來鋪陳整個混亂的時 局,他以前面所提到的去毒社活動為例: 1911 年的頭六個月間,去毒社地方分社的成員,在地方官員的支持和鼓 勵下,以毫不減退的活力開展反對違法販賣、吸食鴉片的運動,但到了 11 月,地方官一個接一個地放棄自己的職責,等待革命的到來。去毒社 的活動陷入困頓狀態。結果,到這一年年底,鴉片吸食者又相當普遍了。 17. 〈廈門海關十年報告(1902–1911)〉,收入廈門市志編纂委員會、廈門海關志編纂委員會, 《近代廈門社會經濟概况》,頁 344。 18 鄒爾光譯,〈三都澳海關十年報(1902–1911)〉,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 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閩海關史料專輯》,第十輯,頁 167、168。 19 于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頁 152、153。 20 于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頁 153、154。 28.

(40) 所有以前被壓制的出售熟鴉片的商店又重新開張。據估計,現在已增加到 約 220 家。1911 年 12 月,新的員警機構發佈通告,要求最近新開張和非 法開張的鴉片商店關閉,官方特許的鴉片商店應重新領取新的許可證。但 顯然沒有作出任何努力去迫使鴉片商店服從這一通令,出售熟土鴉片的商 店繼續迅速擴展。至本報告撰寫時,鴉片吸食沒有受到檢查和明顯注意。 革命開始後,地方當局在去毒社成員的協助下,採取有效措施來推進對鴉 片的禁止。種種跡象表明,新政府打算採取強硬手段來反對鴉片的種植和 吸食。 21 一直來到了 1921 年,三都澳代理稅務司哈次恆(J. E. Hartshorn)22回顧這十 年來的社會動盪不安,他認為禁煙政策是隨著是否時局安定而被執行:「辛亥革 命以後,地方秩序尚未穩定,罌粟的種植死灰復燃。1912 年秋大量播種,翌年 遭嚴禁,福安和連江的 35,035 畝罌粟被毀。1919 年罌粟重新在福安出現,這次 很明顯是得到官方許可,但是罌粟收成之後,又開始禁種。據說現在除了偏僻內 地以外,基本上絕跡了。 23」 廈門稅務司麻振(J. H. Macoun)24則含蓄的表示這十年來政府當局的努力相 當有限: 「1911 年 10 月的革命之前,本地區的罌粟種植被禁止。但直到 1913 年, 地方當局才採取了嚴厲手段查禁鴉片。該年 5 月 5 日,所有出售熟鴉片的商店被 關閉,吸食者遭到處罰。到了 9 月,花費了極大力氣並多次求助於武力,才禁止 了罌粟的種植。結果,罌粟的種植完全被禁絕。根據 1911 年《中英條約》第 3 款,自 1914 年 5 月 1 日起,禁止向福建輸入印度鴉片。儘管「合法」的鴉片貿. 21. 〈廈門海關十年報告(1902–1911)〉,收入廈門市志編纂委員會、廈門海關志編纂委員會, 《近代廈門社會經濟概况》,頁 343、344。 22 「福海關歷任主管官員名錄(1899–1935)」,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州海關編著,《福州 海關志》,頁 47。 23 鄒爾光譯,〈三都澳海關十年報(1912–1921)〉,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 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閩海關史料專輯》,第十輯,頁 178。 24 「廈門關歷任稅務司到離任一覽表」,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廈門海關編著,《廈門海關志 (1684–1989)》,頁 342。 29.

參考文獻

相關文件

• A2: 黑水指的是臺灣海峽,俗稱黑 水溝。以前的人要冒險渡過臺灣海

威遠炮臺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古戰場,也是虎門海口防務的主要陣地。炮臺平 面呈月牙形,全長 360 米,高 6.2 米,寬 7.6

威遠炮臺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古戰場,也是虎門海口防務的主要陣 地。炮臺平面呈月牙形,全長 360 米,高 6.2 米,寬 7.6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Peter Senge教授,於1990年 出版「第五項修練:學習型組織的藝術和實 務」(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在南京條約的政治方面,在 條約割讓香港會令中國政治 影響力下降,因為英國在華 的勢力坐大,中國慢慢失去

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 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旦款門

城門棱堡位於城門及金山郊野公園 的孖指徑山坡上的戰地遺跡徑,短 短路程便能見到約 1937-1938 年間建

英國人在中國享有 治外法 權,即英國 人不受中國法律管 束,如他們在中國 犯罪,由英國領事 根據英國法律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