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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儒者對《論語》「學而時習之」的解釋及其哲學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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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yea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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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東亞儒者對《論語》「學而時習之」的解釋及其哲學涵義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411-H-002-023- 執行期間: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黃俊傑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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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日本儒者對《論語》

「學而時習之」章的解釋:

中日比較的視野

*

黃俊傑

*

一、引言:東亞文化圈中書院學規之「學」的涵義

東亞各國之書院皆有學規,為師生共守之行為規範。各國書院學規之文字, 雖各不相同,但皆涵蓋為學、修身、處事、接物之要,而以「為學」為其核心價 值。但是,「學」之內容則各國之書院各有其側重點。例如十三世紀朱熹(晦翁, 1130-1200)所撰《白鹿洞書院學規》,1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 行」為「為學之序」,並下按語曰:「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 理也」,2主張「學」「問」「思」「辨」之為學工夫乃以「窮理」為目的。十六世 紀朝鮮大儒李退溪(滉,字景浩,1501-1670)主持的陶山書院《院規》云:「諸生 讀書以四書五經為本原,〔…〕知萬善本具於我,信古道可踐於今,〔…〕」,3顯然 以內在於人性中之善為「學」之目標。十八世紀日本大阪懷德堂4儒者中井積善(竹 山,1730-1804)撰《懷德書院揭示》僅取《論語》孔子之言:「弟子入則孝,出則 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並下按語曰:「聖人之教固 多端矣,然其標日用常行之準,深切著明,約而盡者,莫如此章也。」5《懷德書 院揭示》以「日用常行」之道為「學」之對象。 從中國白鹿洞書院、朝鮮陶山書院以及日本懷德書院的學規,我們看到學規 文字中對「學」之對象與目的,各有不同之說法。朱子《白鹿洞書院學規》以「窮 理」作為為學目的,李退溪則以契證內在善性為其目標,中井積善則強調日用常 * 本文刊登於《中國詮釋學》第二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研院文哲所合聘研究員。 1 朱子於南宋孝宗淳熙 6 年(1179)10 月,開始重建白鹿洞書院,而於 1180 年 3 月完成。見:王 懋竑:《朱子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卷 2 上,頁 81-82。關於朱子與白鹿洞書 院的研究,參考:陳榮捷:《朱子與書院》,收入:氏著:《朱子新探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88),頁 478-518。 2 〔宋〕朱熹:《朱子文集》(台北:財團法人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卷 74,頁 3731。 3 檀國大學校附設退溪學研究所編:《陶山書院古文書Ⅰ》,收入:《退溪學研究》第五輯(漢城特 別市:檀國大學出版部,1994)。 4 懷德堂原是大阪的一家私塾,後來在五位商人(所謂「五同志」)的資助之下,從私塾轉化為公 開性質的講學場所。關於懷德堂的研究論著較為晚近的有:Tetsuo Najita, Visions of Virtue in

Tokugawa Japan: The Kaitokudo Merchant Academy of Osak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8。此書有日譯本:子安宣邦譯:《懷德堂:18 世紀日本の「德」の諸相》(東京:岩波 書店,1992 年,1998 年);陶德民:《懷德堂朱子學の研究》(大阪:大阪大學出版會,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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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德書院揭示》,寶曆十四(1764)年甲申初夏,中井積善手稿,原件藏於日本大阪大學懷德 堂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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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實學」。到底「學」字作何解?這是本文探討的主題。 探討東亞儒學中「學」之涵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深入東亞儒者對《論 語‧學而》第一章的詮釋言論,加以比較分析。本文以德川時代(1600-1868)日 本儒者對「學而時習之」章的解釋為中心,並縱觀中國儒者的解釋,以拓展中日 比較儒學史的視野。 在德川三百年的儒學史上,許多日本儒者針對《論語》「學而時習之」章,提 出諸多詮釋,在他們個人的文集中,也對先秦孔門的「學」統多所申論。這些解 釋言論在很大的程度之內顯示日本儒學的「實學」思想傾向。本文第二節先歸納 日本儒者解釋「學」的三種進路。第三節進而討論中國儒者的解釋,第四節則在 中日比較視野之中突顯日本儒者詮釋言論的特色。

二、日本儒者解釋「學而時習之」章的三種進路

(1)以「學」為修己治人的「先王之道」:這種解釋進路啟途於十七世紀的 古學派大師伊藤仁齋(維楨,1625-1705),而在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古文辭學派 的荻生徂徠(物茂卿,1666-1728)手上大暢其流。 伊藤仁齋著《論語古義》,解釋「學而時習之」一語云:6 學而時習,則所得日熟,是為誠悅矣。有朋自遠方來,則善與人同,是為 誠樂矣。而至於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無入而不自得焉,則不啻免為鄉人, 是為誠君子矣。而朋來之樂,不慍之君子,皆由學而得焉,則學之為功, 不其大乎?夫子所以為天地立道,為生民建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亦學之 功也。故《論語》以「學」之一字為一部開首,而門人以此章置諸一書之 首,蓋一部小《論語》云。 這一條解釋前半段屬修己範圍,後半段則屬治人之事。 伊藤仁齋在《語孟字義》中進一步解釋「學」字的涵義,他說:7 學者,效也,覺也,有所效法而覺悟也。按古學字,即今效字。故朱子《集 註》曰:「學之為言效也。」《白虎通》曰:「學,覺也。」覺悟所不知也。 學字之訓,兼此二義而後其義始全矣。所謂效者,猶學書者;初只得臨摹 法帖,效其筆意點畫。所謂覺者,猶學書既久,而後自覺悟古人用筆之妙, 非一義之所能盡也。《集註》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又含覺字之意在, 學者多不察。 仁齋基本上發揮朱子的意見,認為「學」既是「效」,又是「覺」,前者是工夫與 6 伊藤仁齋:《論語古義》,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東京:鳳出版,1973), 頁 1-2。 7 伊藤仁齋:《語孟字義》,收入:《日本儒林叢書》(東京:鳳出版,1978),卷 6 下,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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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後者是「學」之目標,所以「學」皆指知行而言,仁齋又說:8 學問以道德為本,以見聞為用。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可見聖人以修道德為學問,而非若今人之以道德為道德,以學問為學問也。 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知之次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 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可見以見聞為用,而非若 今人之專以靠書冊講義理為學問之類也,孟子所謂「存養擴充」之類,皆 即是「學」。先儒云:「學兼知行而言」,得之矣。 仁齋以「學」兼知行而言係循朱註之舊軌,我將在本文第三節詳加論述。 繼伊藤仁齋之後,從政治觀點以「先王之道」解釋孔子的「學」的是荻生徂 徠。徂徠在《論語徵》中說:9 蓋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學者,學之也。學優則仕,以行其道。子路曰: 〈微子〉「不仕無義,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孔子時議論如此。故人 不知而不仕,其心有所怫爵。士子之常也,樂《詩》《書》以忘憂,儒者之 事也,孔子以此自處,亦以勸人,此章之義也。 徂徠將「學」解為「學先王之道」,與他將孔子的「道」解釋為「先王之道」一脈 相承,徂徠說:10 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先王為安民立之,故其道有仁焉者, 有智焉者,有義焉者,有勇焉者,有儉焉者,有恭焉者,有神焉者,有人 焉者,有似自然焉者,有似偽焉者,有本焉者,有末焉者,有近焉者,有 遠焉者,有禮焉,有樂焉,有兵焉,有刑焉,制度云為,不可以一盡焉, 紛雜乎不可得而究焉,故命之曰「文」。又曰:「儒者之道,博而寡要。」 然要其所統會,莫不歸於安民焉者。 徂徠曾進一步解釋孔子的「學」之涵義,徂徠說:11 學者,謂學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在《詩》《書》《禮》《樂》,故學之方, 亦學《詩》《書》《禮》《樂》而已矣,是謂之四教,又謂之四術。《詩》《書》 者,義之府也。《禮》《樂》者,德之則也。德者,所以立己也。義者,所 以從政也,故《詩》《書》《禮》《樂》,足以造士。然其教之法,詩曰誦, 書曰讀,禮樂曰習。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假以歲 月,隨陰陽之宜以長養之,使學者優柔厭飫于其中,藏焉脩焉息焉游焉, 8 《語孟字義》,頁 58-59。 9 荻生徂徠:《論語徵》,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詮釋全書》,頁 8。 10 荻生殂徠:《論語徵》,頁 83-84。 11 荻生徂徠:《辨名》,收入:《荻生徂徠》(東京:岩波書店,日本思想大系 36,1978,1982),「學」 第 1 條,頁 249。關於組徠對「學」的解釋之一般問題的討論,參看:末木恭彥:〈荻生徂徠の 「學」解釋〉,《中國古典學研究》第 32 號(1987),頁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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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德立而知明焉,要在習而熟之,久與之化也。是古之教法為爾,《論語》 所謂博文約禮者是也。雖然,先王之道所以安民也,故學先王之道,而不 知其所以然,則學不可得而成矣,故孔門之教,必依於仁,茍其心常依先 王安民之德,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終食之間,不敢與之離,則德之成也 速,而可以達先王之心也。 正如我在最近的論文中所說,12荻生徂徠對《論語》的解釋自成系統,這個系 統主要由「道」、「聖人」與「六經」這三個支點架構而成。荻生徂徠對孔子思想 進行政治學的解讀,指出「道」乃先王所造作,「聖人」即指先王而言,而且,「聖 人之道」僅能求之於《六經》之中。在荻生徂徠這一套解釋系統中,這三個支點 緊緊相扣,不可分割。 在荻生徂徠的《論語》學中,「先王」居於核心之地位,孔子的「道」被解釋 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創建的「先王之道」。在徂徠的解釋之下,孔 子所謂「學」就是「學先王之道」。徂徠從政治立場提出的這種解釋,固然拆解了 萬一「王」與「道」背離的狀況時人民可能起而革命的未爆彈,但將「學」解釋 為「學先王之道」,卻使孔門學統為之狹隘化,並完全屈服於政統之下。 (2)以傳統文化為「學」之內容:德川日本儒者解釋「學而時習之」一語的 第二種進路,是將「學」之內容解釋為傳統文化的學習。十八世紀下半葉的大阪 懷德堂儒者中井履軒(1732-1817)解釋「學而時習之」一語說:13 性善復初,及先後覺。此章不必言。 「學」與「習」,同類而異事。「學」是從人受指道焉,或考之書傳,擇古 人之言,而師法之也。 未著於行矣,習則駸駸入乎行,不當以學之不已為習。 中井履軒詮釋中所謂「性善復初,及先後覺,此章不必言」,乃係針對朱子而發。 朱子集註云:「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 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14朱子強調所謂「學」就是經由「效」法先聖先賢之所 為(朱子說:「學之為言效也」),而彰顯人之內在善性(「明善而復其初」)。中井 履軒極反對朱子學以「理」為基礎所建構形而上的思想世界,所以,中井履軒將 「學」解釋為「學是從人受指道焉,或考之書傳,擇古人之言而師法之也」,他在 文化傳統的脈絡中解釋「學」,認為「學」之內容就是經書中所載之古人言行。 中井履軒對「學」的解釋,必須與他對「道」的解釋一起討論。《論語‧里仁》 載孔子有「吾道一以貫之」一語,朱子以其「理一分殊」之命題詮釋孔子一貫之 12 黃俊傑:〈荻生徂徠詮釋《論語》的三個支點:兼論作為政治學的經典詮釋學的特色〉,《東アジ ア世界と儒教》國際研討會論文,日本關西大學,2004 年 9 月 16-17 日。 13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頁 10。 1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1,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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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15中井履軒反對這種以超絕之「理」下貫之「道」,他宣稱:「夫子之道, 仁而已矣,非別有道」,他並指出朱子所說「渾然一理,用處體一等,皆空論」。16 中井履軒批判朱子的「理」學,重建孔子的「道」之人間性,他認為孔子之「道」 皆是「人倫日用」之「道」,他解釋《論語‧述而》「子曰:志於道」一語說:「道, 如君子之道,堯舜之道,夫子之道,吾道之道,此與人倫日用當行者,非兩事。〔…〕 集注解道字,或云:『事物當然之理』,或云:『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如判然 兩物,不知其義果經乎?竊恐不若用一意解之。」17中井履軒明白宣稱:「道」就 是「人倫日用當行」之道。 由於對孔子的「道」的人間性的重建,所以中井履軒堅持在古代經典中只有 《論語》、《孟子》、《中庸》才能傳孔子之道,《易經》與《春秋》均不足為據,他 說:18 夫子晚年緒正六經,固非無垂教之意。然秦漢以降,禮樂已泯滅矣。詩書 缺亡紛亂,無以見夫子之功。《易經》雖存矣,亦無功。《春秋》亦非孔子 之筆,故傳孔子之道者,唯《論語》、《孟子》、《中庸》三種而已矣,皆後 人之績,而非宰我所知。豈容据此等說哉?是故夫子垂教之績,皆泯於秦 火,而後世無傳也。此頗吾一家之言,人或不之信,仍信用《易傳》、《春 秋》者,則廑廑亦唯有是二事而已。學者試取《易傳》、《春秋》。通讀一過 以評之,何處是傳堯舜之道者? 中井履軒強調《論語》等三部經典,所傳的是作為日常生活的「道」。在這種思想 脈絡下,他主張所謂「學」的內容,就是指學上述經典所載的古人之言行。 中井履軒從傳統文化的脈絡解讀「學而時習之」,這種解釋進路也見於許多日 本儒者。例如古屋愛日齋就說:「學者,學《詩》《書》《禮》《樂》」,19也是在傳統 文化的脈絡中解釋「學」的內容。 (3)在社會生活倫理的脈絡中解釋「學」:日本儒者解釋「學而時習之」一 語的第三種進路,就是將「學」置於社會生活倫理的實踐之中加以理解。 十八世紀折衷學派儒者皆川淇園(名愿,字伯恭,1734-1807)通訓詁考據之 學,著有《論語譯解》十卷,解釋「學而時習之」章云:20 此篇總言君子之道,以孝悌為本,學文乃為進德之設矣。而君子之道,本 末始終,不以忠信,皆不可成。是故忠信為質,以行以學,是乃君子之所 15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卷 2,頁 72。 16 中井履軒:《論語逢原》,頁 74。 17 中井履軒:《孟子逢原》,頁 127。另詳:黃俊傑:〈中井履軒對朱子學的批判:從《四書》的再 詮釋出發〉,收入:黃俊傑:《東亞儒學的新視野》(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頁 209-240。 18 中井履軒:《孟子逢原》,頁 96。 19 古屋愛日齋:《愛日齋隨筆》〈論語說〉(京都:愛日書院,寬政八年〔1796〕木刻本),卷 26, 頁 1 上-2 上。 20 皆川淇園:《論語譯解》,收入:《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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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矣。 皆川淇園指出,「學」就是學《詩》《書》《禮》《樂》等經典所傳遞的價值理念與 行為規範,並將他們實踐於日常生活的「君臣父子男女長幼朋友之間」。 與皆川淇園同屬折衷學派的東條弘(字子毅,號一堂,1778-1857)不滿於朱 子學混合佛老之說,撰《論語知言》有心於矯正朱子之說。東條弘解釋「學而時 習之」章云:21 按古單稱「學」有二義焉。有專指文學而言者,有兼日用實踐之事而稱者。 今所稱者,兼學古訓及日用實踐而言,如下方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謂日用實踐之事,明矣,即學問也。朱注誤,宜哉。子路曰: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然此孔子豈以《書》所謂學於古訓乃有獲? 及溫故知新,所謂時習之者乎?若夫獨謂文學稱學問者,蓋以戰國為始乎? 《孟子‧滕文公》曰:吾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劔。是其變遷。 東條弘主張「學」就是學「日用實踐之事」。 綜合本節所言,德川時代日本儒者解釋《論語‧學而》第一章,其言論之細 節雖有出入,但是大致都採取「實學」的解讀進路。他們認為當孔子說「學而時 習之」這句話時,心中所想的是修己治人的「先王之道」。日本儒者也認為,「學」 的內容是指《詩》《書》等經典中所傳承的文化傳統,這些文化傳統中的價值理念 必須在日常生活中被實踐。 再進一步來看,日本儒者對「學」的解釋有得有失。其得在於掌握孔學的日 常性,但其所失則在於未能理解孔子所說「知我者,其天乎」的超越性面向。22 為了將日本儒者的解釋放在東亞儒學史的脈絡中加以比較,我們轉而分析中國儒 者對「學而時習之」章的解釋。

三、中國儒者的解釋及其哲學問題

在中國《論語》解釋史上,歷代儒者對「學而時習之」章提出各種解釋。在 他們數量龐大的說解言論之中,觸及諸多哲學問題,其中較為重大者如(1)「學」 的本質何在,(2)知識與行動之關係如何,(3)「心」與「理」關係如何等問題, 21 東條弘:《論語知言》,收入:《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頁 13-32。 22 李明輝最近指出:「〈學而篇〉第一句話強調:『學』必須在傳統的脈絡中進行;第二句話強調: 『學』必須在社會的脈絡中進行。當孔子由下學而上達,並期望以『天』來見證其學時,他肯定 了『學』對於傳統脈絡與社會脈絡之超越;這也正是第三句話所表達的意涵。因此,這三句話完 整的說明了『學』的本質,其中顯示出『內在性』(immanence)與『超越性』(transcendence) 之間的張力。換言之,孔子所理解的『學』一方面內在於傳統與社會的脈絡-合而言之,文化的 脈絡-中,另一方面又超越於此一脈絡。」其說甚有見地。見:李明輝:〈孔子論「學」:儒家的 文化意識〉,收入:何國忠編:《社會變遷與文化詮釋》(吉隆坡: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2002), 頁 15-27,引文見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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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中國儒家思想史的重要問題,也具有普遍的哲學意義。 《論語》一書以「學而時習之」一語開卷,明白揭示「學」在先秦孔門的重 要性。孔子承認人生而天資不同,他雖然肯定有「生而知之」(《論語‧季氏‧9》) 的人,「學而知之」已屬次等,但是,孔子自認為「我非生而知之者也,好古以求 之者也」(《論語‧述而》),他經常強調的毋寧是「學而知之」。他鼓勵學生「學而 時習之」(《論語‧學而‧1》),他自述他自己的經驗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衛靈公‧30》),他憂心於「學之不講」(《論語‧ 述而‧3》),他以「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2》)自我期 許。 (1)「學」之本質:二千年來中國儒者詮釋《論語》時,所觸及的第一個問 題就是:孔子的「學」是內省的思考活動或是外爍的窮理活動?這個問題潛藏在 孔子所說「學而時習之」一語之中。在漢魏古注中,對「學」字的註釋較少,「學」 字似乎尚不成為註解的對象,當時學者較關心的是「時」字的問題,如王肅(195-256) 注云:「時者,學者以時誦習。」23而皇侃(488-545)疏則對「學」有三「時」 之說大加發揮。清儒任啟運(鈞臺,1670-1744)撰《四書約旨》云:「但孔子時, 先王之教未遠,學尚不患其差,患在不能時習。故本文不于學字上分辨,只于時 習上策勵也。時習只有勿忘意,而勿助即在其中。」24其說可從。皇侃《論語義疏》 引《白虎通》訓「學」為「覺」:「《白虎通》云:『學,覺也,悟也。』言用先 王之道,導人情性,使自覺悟也。去非取是,積成君子之德也。」25這段疏解中包 含了以下幾種涵意:一、「用先王之道」,表示所學的內容是經書等聖王之跡;二、 「使自覺悟」,表示人應有一本然的狀態,但為後天氣質所障蔽,因此「學」的目 的在於去除此障蔽,而回復本然狀態;三、「積成君子之德」,表示為學的目標在 於成德,而不在於聞見知識,近於宋儒所強調的成德之學。 (a)逮乎北宋,「學」的第一種解釋是訓為「覺」,邢昺(931-1010)引《白 虎通》將「學」字聲訓為「覺」,26邢昺將「學」解釋為內省的道德思考活動,這 種解釋在錢時手上獲得了更精細的申論。錢時說:27 學者,覺其所固有而已,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心本無體,虛明 無所不照;為物所誘,為意所蔽,為情所縱,而昭昭者昏昏矣。是故貴於 覺也,不覺則何以習?[…] 23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清〕鮑廷博校:《論語集解義疏》(台北:藝文印書館景印 知不足齋叢書本,1966),卷 1,頁 1-4。 24 〔清〕任啟運:《四書約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第 178 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頁 60。 25 《論語集解義疏》,卷 1,頁 1-4。 26 〔宋〕邢昺:《論語注疏》(台北:中華書局據阮刻本校刊,1966),卷 1,頁 1-2。 27 〔宋〕錢時:《融堂四書管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珍本,1969-70),卷 1,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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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時將「學」解釋為「覺其所固有」,並強調心本來虛明澄澈,但易為外物所蔽, 所謂「覺」就是使心恢復如太虛之澄然之原初狀態。錢時所用的語彙,雖然是宋 明儒習用的「心體」、「太虛」、「澄然」等,但他基本上走的孟子的思路。在《論 語》詮釋史上將「學」字解為「覺」的人,基本上是本孟子解孔子。 南宋楊簡(慈湖,1140-1225)解釋「學」字,就以孟子的「求其放心」的說 法解釋「覺」的過程,他說:28 當知夫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夫放逸則勞他求,他求則成, 放他求則成勞,是心有安有說,無勞無苦,是心初無奇,初無心,則吾目 視耳聽、手持足履、口語心思之心,此心非物,無形無限量,無終始,無 古今,無時不然,故曰無時不習。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 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 楊慈湖上述解釋中的「心」是不受時間與空間所制約的,而且無形無量,所以隨 時隨地可以覺悟。陸九淵(象山,1139-1192)《象山語錄》云:「如『學而時習之』, 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 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 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29象山所說為學必須知「本」,即指內省性 的道德思考活動。 訓「學」為「覺」,必涉及「心」之覺醒。此一詮釋進路至明代心學一系思想 家而大暢其流,明代郝敬(1558-1639)說:「…然不言所學何事,蓋心在則無事非 學。」30郝敬以「心」為「學」之前提,王守仁(陽明,1472-1529)進一步說:『學』 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 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31王陽明 不同意訓「為」為「效」之說,認為「學」不是知識性外求活動,「學」的根本內 容就是「去人欲,存天理」,是一種「心」的原初狀態的恢復。 陽明之後,心學大暢。例如:王國瑚說:「總論天下快心之事,盡在學中。從 俗情引入道情也。…此學不是俗學,廼是心學。博文而求識其心,約禮而求復其 心。《大學》八條目,皆是以心求心,故以心得心。若如徧物之俗學,皓首狥象何 悅何樂,而成其為君子乎?」32王國瑚對「學」的詮釋展現鮮明的陽明學風格,博 文約禮、三綱八目,皆是以心求心,「學」乃是心學。再如,周宗建(來玉,1582-1626) 說:「古人之學,總是理會心性,此心苟不放散,閒行散坐,傍柳隨花,何時非學?」 28 〔宋〕楊簡:《慈湖遺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卷 10,頁 1。 29 〔宋〕陸九淵:《象山語錄》(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6),卷 34,頁 1-2。 30 〔明〕郝敬:《論語詳解》(續修四庫全書第 15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61。 31 〔明〕王陽明:《王文成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卷 1, 頁 54。 32 〔清〕王國瑚:《四書窮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81 冊),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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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在周宗建的解釋中,「學」之目的在理會心性,故行住坐臥皆可學,似有禪宗意 味。另外,江謙說:「圓覺之人,知天下一切事物皆吾心也。一事未治,一物未安, 則是吾心未治未安也。治之安之,悅可知矣,〔…〕。」34以上各家都主張「學」之 目標在於回歸「心」之覺醒,亦即「存心復性」。 (b)第二種解讀「學而時習之」的進路,將「學」訓為「效」。朱子《論語 集註》解釋「學」之涵義說:「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 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35朱子又說:「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 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 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36朱子此處所說「知」與「能」,也可以聯繫到「知」 與「行」之問題(說詳下)。 在朱子的解釋中,「學」是一種向外覓理的知識活動。但是,朱子又強調其目 的在於「明善而復其初」,也就是將所效仿學習而得之「理」落實到心性之上。所 以,朱子解釋下的「學」,雖然在發生程序上是一種向外覓理的效仿行為,但其本 質實是以心性修養的道德修為作為目的。 朱子後學以朱註為典範,以「學」特指效法學習古聖先賢之所為。朱門高弟 陳淳(北溪,1153-1217)主張「學」乃經由效法先覺者之所為,其目的在於去除 氣質障蔽,回復本然之性。37金履祥(仁山,1232-1303)主張「學」是取法聖賢 之所為,主要在事上磨練。38許謙(白雲,1270-1337)發揮朱註,以「學」指效 法先覺,但此「先覺」是指古人而非今人,而其事則見諸經典。39 除了以上各家之外,高拱(字肅卿,號中玄,1512-1578)、40張居正(太嶽, 1525-1582)41均以「學」為仿效聖賢,但以復其初為目的。明儒劉宗周(1578-1645) 則強調「學所以求覺」,他說:42 學之為言效也,漢儒曰覺,非也。學所以求覺也,覺者心之體也,心體本 覺,有物焉蔽之,氣質之為病也,學以復性而已矣。 劉宗周認為「心之體」有時易為外物所蔽,所以,必須經過「學」之工夫與過程, 才能達到「復性」之目的。 33 〔明〕周宗建:《論語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珍本,1973),卷上,頁 1-2。 34 〔明〕智旭注,江謙補注:《論語點睛補註》(無求備齋論語集成第八函)(台北縣板橋巿:藝文 印書館,1966),頁 1-2。 35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47。 36 〔宋〕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03。 37 〔宋〕陳淳:《北溪大全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珍本,1971),卷 18,頁 3-5。 38 〔明〕章一陽輯:《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63 冊),頁 643。 39 〔元〕許謙:《讀論語叢說》(續修四庫全書第 153 冊),頁 1。 40 〔明〕高拱:《日進直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57 冊),頁 297。 41 〔明〕張居正:《論語直解》(無求備齋論語集成第八函),頁 1。 42 〔明〕劉宗周:《論語學案》(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1986),卷 1,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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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與行之關係:二千年來中國的《論語》詮釋者解釋「學而時習之」一 語時,所觸及的第二個問題是:知與行的關係如何?這個問題早潛藏於孔學之中。 孔子極端強調知行合一,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孔子 又對子貢強調:「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論語‧為政》)孔子理想中的「君子」 是「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孔子又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 不逮也。」(《論語‧里仁》)「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論語‧憲問》)總之, 孔子主張「行」先於「言」,而且兩者應一致。孔子這種知行觀在荀子(約 298-238B.C.) 手上獲得充分發揮,荀子說:「學至於行而止之矣」(《荀子、儒效》),《禮記‧中 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為學次第,也預設「學」必 落實於「行」的前提。 朱子集注解釋孔子所說「學而時習之」一語時,引用程頤(伊川,1033-1107) 的話:「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43並在《論語或問》中進一步申論說:「學」之 所以能「行」,關鍵在於效法前輩:44 或問:學之為效,何也?曰: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 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 能,皆學之事也。 朱子又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正是如此。博學、審問、謹思、 明辨、篤行,皆學之事」。45 朱子主張「學」之內容在於仿效「知者」、「能者」之所為。朱子集注所謂「學 之為言效也」,包括知識與實踐,明代呂柟(涇野,1479-1542)發揮朱子之意指出 「學」兼「知」與「行」,仿效學習對象可以是古德,也可以是當代典範人物,學 習的內容就是「仁」。46呂柟解釋下的孔子的「學」,基本上是指一種道德價值的學 習與實踐。 那麼,這種「知行合一」的「學」如何可能呢?陳櫟(1252-1334)推衍朱子 集註之意,申論「知行合一」之基礎在於性善論。陳櫟從人性之本善,解釋朱子 解釋「學」字中所謂「明善而復其初」之所以可能。47 朱子之後,沿著朱子的論述脈絡,主張「學」必須兼重知與行的學者甚多, 如鄭汝諧用「學」與「習」來概括「知」與「行」的關係。48清儒李光地(榕村, 43 〔宋〕朱熹:《論語精義》(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1986),卷 1 上, 頁 1-7。 44 〔宋〕朱熹:《四書或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卷 1,頁 103。 45 轉引自〔明〕胡廣:《論語集註大全》(無求備齋論語集成第七函),卷 1,頁 2。 46 〔明〕呂柟:《四書因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珍本,1971),卷 3,頁 14。 47 轉引自〔明〕胡廣:《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1986),卷 1,頁 2。 48 〔宋〕鄭汝諧:《論語意原》(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卷 1,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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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1718)認為「學」即是學《詩》《書》《禮》《樂》而已,其要在兼知行而言。 49 (3)「心」與「理」之關係:中國儒者解釋「學而時習之」一語時,所涉及 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心」與「理」之關係如何?這個問題不見於先秦孔學。在朱 子之前,將「為學」與「窮理」聯繫在一起的學者,如游酢(薦山,1053-1123) 說:「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心所同然者而已。學而時 習之,則心之所同然者得矣,此其所以說也。」50陳祥道(1053-1093)《論語全解》 云:「學所以窮理,教所以通物。學而時習之,則於理有所見,故悅。」51張栻(南 軒,1133-1180)《癸巳論語解》云:「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 之也。」52上述說法可能受到程頤的影響,游酢為程門弟子,陳祥道與張栻則都受 到二程的影響。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本文上節所說「學」與「知」「行」的關係中, 程頤也表示:「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53因此可以說,對「學」與「知」「行」、 「心」、「理」等討論,由程頤啟其端,但到了朱子才更加體系化。但到了朱子的 解釋典範確立之後,「心」與「理」的關係就成為歷代儒者解讀「學而時習之」一 語的重要問題。朱子與學生有以下一段問答:54 劉問「學而時習之」。曰:「今且理會箇『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 『習』字、『時』字。蓋人只有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此是主張自家 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來!惟學之久,則心與理一,而周流泛應, 無不曲當矣。[…]」 朱子在上述解釋中指出,孔子所謂「學」就是發揮「心」對「理」的認知功能, 使天下之「理」皆聚集於「心」,而達到「心與理一」的境界。 但是,朱子所謂「心與理一」,是指一種完成的境界,這種境界之達到仍有賴 於「學」的工夫。《論語或問》有以下一段解釋:55 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能之事,固若冥行而 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 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胸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 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時習之, 49 〔清〕李光地:《讀論語剳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卷上, 頁 1-2。 50 〔宋〕朱熹:《論語精義》(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卷 1 上,頁 1-7。 51 〔宋〕陳祥道:《論語全解》(台北:藝文印書館景印無求備齋論語集成本,1966),卷 1,頁 1。 52 〔宋〕張栻:《癸巳論語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卷 1,頁 1。 53 〔宋〕朱熹:《論語精義》(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卷 1 上,頁 1-7。 54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20,頁 446-447。 55 〔宋〕朱熹:《四書或問》,卷 1,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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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 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皆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人 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 之始也。 朱子在上文中強調,只有通過「學」的工夫,才能使「心與理相涵」。朱子解釋「學 而時習之」一語時,隱涵著「心」與「理」在本質上並不合一,必須經過某種認 知之過程才能合一的主張。這種主張也表現在他對《孟子》的解釋之中,朱子說: 56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 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 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 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 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朱子在這一段話中所謂:「心者,﹝…﹞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是指「心」 經過「格物致知」的工夫而與「理」為一之最高境界。在邁向這種境界的過程中, 「學」是絕對必要的工夫。「心」與「理」的關係這個問題,自朱子以後成為東亞 儒者解釋《論語》「學而時習之」章時,所思考的重要問題,尤其深獲朝鮮儒者的 重視,我在另文中有所探討。57 但是,經由「學」而完成的「心」與「理」相涵之境界,卻牽引出一個問題: 「窮理」與「盡心」孰先?這個問題是朱子學必然出現的一個問題。朱子以後學 者的思想立場,從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回應,可以窺見一二。清儒呂留良(莊生, 1629-1683)說:58 儒者之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之所謂覺者,單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 覺,所謂知性之天而心乃盡也。覺心則必先去事,叩之障而直指本體,故 以格致為務外支離,然自以為悟本體者,於事理究竟膠黏不上。於是後來 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為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為包羅巧妙,不知先 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 在,可覆驗也。 劉琴說:59 子曰,人欲明善復初,端有賴於學。學也者,致知力行以效法古聖先賢之 所知所能也。使學而不習,則表裡扞格,無以致學知之道。習而不時,則 56 〔宋〕朱熹:《孟子集註》,收入: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349。 57 另詳:黃俊傑:〈朝鮮儒者詮釋《論語》「學而時習之」章的思想基礎〉,收入:高明士編:《東 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 58 〔清〕呂留良:《論語講義》(無求備齋論語集成第二十函),頁 2。 59 〔清〕劉琴:《四書順義解》(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78 冊),頁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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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間斷,無以成習之之功。故學既矣,而又時時溫習所知之理,所能之 事,則心與理相融,而所知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益固。學熟於己, 不亦油然喜悅而其進自不能已乎?學在於兼知行,若能如此,則心與理方 能交融。 上引呂留良與劉琴對「學而時習之」的解釋,均籠罩在朱子學的範圍之下。呂留 良認為所謂「學」是以「覺」此「理」為對象,而且必須經過格物致知的功夫, 才能知「理」。呂留良的說法循朱子的解釋典範。劉琴主張「學」必通貫「知」與 「行」,才能使「心」與「理」合一。上述兩家的詮釋言論,都涉及朱子所遺留下 來的「窮理」與「盡心」孰先的問題。 相對於朱子的解釋,王陽明主張「學」的內容即在於「求放心」,使心能回復 其本然狀態,其中即蘊含眾「理」由後天氣質之「心」之回到先天「本然之心」 以後,「理」即在其中。我們先看王陽明師生的對話:60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為效先覺之所為,如何?」先 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 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 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為,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 […]」 王陽明批評朱子訓「學」為「效」之說,認為這是外求,「學」只是「去人欲,存 天理」。在上引對話中,王陽明不需另設一個外在對象去仿效。《四書明儒大全精 義》引蔡清(1453-1508)曰:「人性皆善者,理之一也;覺有先後者,氣質之不一 也。」61蔡清的論述與陽明的論述脈絡相近。明末王肯堂(1589 年進士)在《論 語義府》中說:62 天之生人,蓋無有一理而不渾涵于其心。吾之心理,亦無有一時而不順通 于所感。蓋自孩提之愛技而已然矣!但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天生斯 民,便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後覺。今學者為學,其道術亦多端,使非 藉先覺經書,啟迪而醒悟之,安能迪知聖時之時而習之也哉! 王肯堂在上文中主張「理」早已俱存於「中」,但須藉由先覺與經書的啟發,才能 醒悟。他的詮釋近於陽明而遠於朱子。 綜合本節所論,中國儒者對孔學中的「學」之涵義的解釋,內容至為豐富。 第一種是以「覺」訓「學」的解釋進路,起於北宋邢昺,南宋楊簡與陸象山申其 說,至明代心學一系而大暢其流,王陽明集其大成。第二種解釋進路是以「效」 60 〔明〕王陽明:《王文成公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1986 年), 卷 1,頁 54。 61 〔清〕湯子方輯:《四書明儒大全精義》(四庫未收書輯刊/壹輯第捌冊)(北京:四庫未收書輯刊 編纂委員會,2000),頁 142。 62 〔明〕王肯堂:《論語義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61 冊),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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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學」,起於朱子,大暢於朱子後學如陳淳、金履祥、許謙。此外,中國儒者對 「學」之解釋,也涉及「知」與「行」的關係,以及「心」與「理」之關係等哲 學問題。在各種解釋的發展過程中,皆顯示朱子的詮釋實居於分水嶺之地位。

四、結論

本文在中日儒學史的視野中,探討德川日本儒者對《論語‧學而》第一章的 解釋。我們發現:日本儒者解釋孔子所說「學而時習之」這句話時,常常在政治 脈絡、文化傳統脈絡或社會倫理脈絡中理解「學」的內容及其涵義。日本儒者強 調孔門所謂「學」指學古代典籍中所見的理念,並將他們在修己治人的政治情境 中或社會生活中加以實踐。日本儒者的解釋,具體而微的展現日本儒者的「實學」 思想特質。63 日本儒者的「實學」傾向,如果放在中日《論語》解釋史的脈絡中,就更加 容易突顯其特質。本文探討中國儒者對「學而時習之」章的解釋,我們進一步發 現:公元十三世紀以後朱子的解釋實居典範之地位。朱子認為「學」雖必經仿效 先賢所為之過程,但必以「明善而復其初」為其目的。朱子的詮釋也觸及「知」 與「行」之關係,以及「心」與「理」之關係等重大問題。兩者均涉及工夫論問 題,亦觸及人之內在性與超越性問題。 中國儒者解釋「學而時習之」章,在很大的範圍內觸及朱子學以「理」為基 礎所建構的形而上思想世界。與中國儒者對比之下,日本儒者雖然解釋進路互有 不同,但他們都不滿於朱子建構的「理」的形上世界,他們將孔子所說的「學」 解為「先王之道」或學「日用常行之道」,均展現反「理」學的「實學」性格。 63 參考:源了圓:《近世初期實學思想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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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儒者詮釋《論語》

「學而時習之」章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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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傑

一、前言:

《論語‧學而‧1》「學而時習之」章在東亞儒家思想史上具有特殊之地位。 明儒劉宗周(1578-1645)說:「『學』字是孔門第一義,『時習』一章是二十篇第 一義。孔子一生精神,開萬古門庭閫奧,實畫於此」,1德川時代日本古學派儒者 伊藤仁齋(1625-1705)說:「《論語》以『學』之一字。為一部開首,而門人以 此章置諸一書之首,蓋一部小《論語》云」。2十八世紀朝鮮儒者奇學敬(1741-1809) 說:「〈學而〉一章,即是書開卷第一義,而其該體用、兼本末,自初學入德,以 至人君為治之序,莫不推驗」。3東亞各國儒者在啟誦《論語》之際,對於「學而 時習之」章都提出各種詮釋。朝鮮時代(1392-1910)朝鮮儒者對《論語‧學而‧ 1》「學而時習之」章,也像中國與日本儒者一樣付予高度的重視,他們詮釋這一 章留下大量的文字。 朝鮮時代儒者解釋「學而時習之」章,大致依循兩種思想基礎進行解釋,第 一是本《大學》解《論語》,第二是依循朱子的詮釋典範。第一個思想基礎使多 數朝鮮儒者將孔子「學而時習之」的「學」字,理解為《大學》的「明明德」的 工夫。第二個思想基礎則使許多朝鮮儒者常透過朱子(晦庵,1130-1200)的哲 學系統詮釋孔學,其中尤其以「心與理之關係」最為關鍵。朝鮮儒者從這兩個思 想基礎出發解釋孔子的「學而時習之」一語,引發許多哲學問題,值得我們細加 探討。 * 本文收入高明士編:《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頁 467-493。 1 ﹝明﹞劉宗周:《論語學案》(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卷一, 頁 1。 2 《論語古義》,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東京:鳳出版,1973),頁 2。 3 奇學敬:《御製經義條對─論語》,氏著:《謙齋集》,收入:《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漢城:成均 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88),第 26 冊,論語九,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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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大學》解《論語》:「學者,所以明明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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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問題

朝鮮儒者循《大學》的思想體系解讀《論語》,並將《論語》的重要章節中 的思想概念,放在《大學》的體系中加以詮釋。十八世紀下半葉的高廷鳳 (1743-1822)解釋《論語‧學而‧1》云:5 《論語》學而章三節,即一部《大學》之全體大用,而其工夫效驗,徹頭 徹尾。淺言之,則初學入德之門,莫切於此;推言之,則聖神功化之極實, 亦無以加此。夫學而時習,學者所以明明德也,而在人君,則遜志時敏之, 同此時字也。朋來而樂,學者所以新民也,而在人君,則修文德以來之來, 同此來字也,不知不慍,學者所以止至善也,而在人君,則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同此極功也。一言而上下皆通、凡聖一致者,雖於六經之中,鮮有 此章之比。 高廷鳳認為〈學而〉篇第一章的思想內涵,就是《大學》之內容。所謂「學」, 就是指《大學》的「明明德」工夫。高廷鳳的詮釋,獲得後儒的呼應。十九世紀 上半葉的徐俊輔(字穉秀,號竹坡,1770-1856)更推衍高廷鳳之說,認為〈學 而〉章之要義含攝《大學》、《尚書》、《易》、《詩》等經典,他說:6 吾讀《論語》首章,不覺手舞足蹈,若將聲入心通。蓋嘗沉潛玩賾於首尾 三節,《大學》之工夫功效,《尚書》之心學政事,與夫《易》《詩》之奧 旨微義,盡在於此一章。其曰學而時習者,明明德工夫,善習之,則止至 善之效著焉,殷宗之典于學、唐堯之明峻德也。其曰朋自遠方來者,新民 之工夫,言其樂處,止至善之效著焉,禹謨之修文德以來之、齊風之知子 之來也。其曰不知不慍云而,明德、新民、所以止至善之極工能事畢矣。 大《易》所謂「龍德而隱者」也,有是哉?吾夫子處潛龍勿用之地,真有 不見是而無悶之德,此誠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其惟吾夫子當之。《魯 論》之首載此章者,即亦鄉黨畫聖人之筆法,吾安得不讀之欲手足舞蹈, 若將聲入心通然乎哉! 徐基德(號石南居士,1832-?)也將「學」解為「大學之道」,他說:7 對此學字與「志于學」之學同,即大學之道也。其曰時習者,致知力行之 事,而非若俗學之徒事講誦而已。今之學者從大學而入,據知行而習之, 4 高廷鳳:《御製經書疑義條對─論語》,氏著:《水村集》,收入:《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第 26 冊,論語九,頁 23-25。 5 同上註。 6 徐俊輔:《魯論夏箋》,氏著:《弘齋全書》,收入:《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第 28 冊,論 語十一,頁 354-356。 7 徐基德:《論孟經義問對-論語》,氏著:《石南居士續槀》,收入:《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第 29 冊,論語十二,頁 56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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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失聖人之旨意也。 李嶔(字峙穆,號桂楊,1842-1928)也說:8 《大學》,孔氏之遺書,而為初學入德之門也。〈學而〉為書之首篇,而為 學者入道之門,則德為體而道為用,互相表裏之書也。當時三千之徒,莫 不聞其說,則聖人雖不言學習從入之方,而皆知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 學矣。故曾子之學,日省其身,必曰傳不習乎,獨得聖人之宗旨,則學者 時習之工,當從《大學》而入門,庶幾乎聖人之旨意矣。 根據上述資料,高廷鳳、徐基德、李嶔都將〈學而〉篇第一章「學而時習之」 的「學」理解為學「大學之道」,也就是指「明明德工夫」。 但是,朝鮮儒者將孔子所說的「學」解釋為「明明德工夫」,雖然可以將《論 語》與《大學》融於一爐而冶之,但都涉及兩個問題: (1)「明德」的成立基礎何在? (2)「明明德」如何可能? 這兩個問題在朱子的《大學章句》中有明確的分析,朱子說:9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 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昬;然其本 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 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 污也。止者,必至於事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 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 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朱子解釋「明德」是指天所賦予人「具眾理而應萬事」之本質,這種本質朱子稱 之為「性」,他在《孟子集註》解釋告子所謂的「生之謂性」一語時說:10 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 也。氣,性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 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莫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理智之稟,豈物之所 得而全哉。 朱子從他的理氣二元論出發,論證「性即理」的主張,認為這種「具眾理而應萬 事」的「性」就是人天生之「明德」。但是這種「明德」常會受到「氣」之蒙蔽 8 李嶔:《經義問對—論語》,氏著:《桂陽遺稿》,收入:《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第 30 冊, 論語十三,頁 205-209。 9 朱熹:《大學章句》,收入氏著:《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3。 10 朱熹:《孟子集註》,收入氏著:《四書章句集註》,卷六,「告子章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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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明。朱子在《大學或問》中提出非常詳盡的解釋,他說:11 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 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 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 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 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 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 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 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 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 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 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 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 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 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 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 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 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啟其明之大端也; 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 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啟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 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 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 根據朱子以上的解釋,人心原初狀態是「虛靈洞徹,萬理皆備」,但是受到「氣 質物慾之累」而不免於昏蔽,所以「明明德」乃成為必要之工夫。 朝鮮儒者本《大學》解《論語》,將「學」解釋為「明明德工夫」,但是却未 曾針對上述兩個問題有所討論,不免有所不足。

三、朱子學典範下的《論語》詮釋:

朝鮮儒者解釋「學而時習之」章的第二個思想基礎,就是朱子的解釋典範。 正如《四書》的其他篇章一樣,朱子的解釋是七百年來東亞儒者解讀《四書》的 典範,不論是朱子學者或是反朱學者,都無可迴避地必須面對朱子的解釋典範, 或接納,或推演,或批駁,或諍議,但絕不能棄朱子於不顧。朝鮮儒者更是竉罩 在朱子學的影響之下,而對「學而時習之」章提出解釋。 11 朱熹:《四書或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卷一,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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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儒者的詮釋言論,主要集中在兩項議題: (1)在「學」之過程中「心」與「理」之關係:朝鮮儒學深深地浸潤於朱 子學傳統之中,他們解釋「學而時習之」一語之涵義,仍循朱子之軌跡,首先觸 及「學」之過程中「心」與「理」之關係。十九世紀儒者朴文一(字大殊,號雲 菴,1822-1894)說:12 學之為言效也。盖人之有生,莫不有性,而其性也本善,人能因性以有之 則,合下便聖,復何待於學也?堯舜性之是也。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茍 不效先覺所為,則無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此學所以不容不務者固如是。又 不為無時不習,則工夫間斷,無由發明,其所以窮究者不審,故心與理違, 而所知者若信若疑,踐履者不熟,故身與事殆,而所行者或斷或續,號為 講學者,誠不濟事。惟其學矣,而復習習矣,而復無時不習,然後真積力 久,足目漸到,其於天下之理,通透活絡,而向之懵然無知者,曉然如盲 者之眼明,而無物不得以辨其黑白。亦於天下之事,爛熟痛决,而向之倀 然無能者,坦然如凡者之腳健,而無處不得以致其極遠也。如是則所謂義 理之悅我心,豈特如芻豢之悅口而已哉?此學所以不能自已,而卒就乎其 極者也。 朴文一在上文中的論述,完全循朱子的思路,他認為人氣稟有所不齊,如果不學 習先覺之典範,則「心與理違」,無以「明善而復其初」。朴文一主張,人必須經 過「學」的功夫,才能通達天下之理,嫻熟天下之事。朴文一的解釋完全與朱子 的說法互相呼應,朱子說:13 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言人既學而知且能矣,而於其所知之理,所能 之事,又以時反復而溫繹之,如鳥之習飛然,則其所學者熟,而中心悅懌 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能之事,固若冥 行而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 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胸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 枯燥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時 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 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皆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 語諸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其美矣, 此學之始也。 朱子強調「學」的功夫的必要性。只有「學」才能達到「心與理相涵」的境界。 朱子完全從他所撰〈大學格物補傳〉的思路出發,詮釋「學而時習之」一語。朱 子〈補傳〉主張,宇宙間所有的存在都有其理則(「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 12 朴文一:《經義─論語》,氏著:《雲菴集》,收入:《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第 29 冊,論語十二, 頁 453-455。 13 朱熹:《四書或問》,卷一,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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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人的心均有認知的能力(「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因此,「心」對「理」的 認知與統攝乃成為可能。於是,「心」與「理」這兩項不同質之物,乃又可以取 得互動。更精確地說,「心」、「理」兩分正是「心」、「理」互動的基礎,這是朱 子學中「心」與「理」關係的兩個面向。14朱子在〈大學格物補傳〉中的看法, 也出現在他對《孟子‧公孫丑上‧2》「知言」這句話的解釋之中。朱子認為:「心」 具有「知」的能力,15「心」之體用顯微無間,可以「窮理而貫通」16而其極致 可以達到於「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17的境界。 朱子認為從「心」「理」二分到「心」鑑知「理」之關鍵,在於人心之「格 物窮理」。朱子主張:18 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 輕重長短,如有準則。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識其 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 朱子認為,「心」之所以可以成為「準則」,乃是以「致知」為其前提。朱子又說: 「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19 朱子思想中的「心」與事物之「理」並不是一體之兩面,所以,如何使「心」鑑 知「理」,就構成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正如朱子在《大學或問》所說:「人之所 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 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20朱子思想中的「理」包括 「自然」、「所以然」、「所當然」等普遍理則。21這種普遍理則皆有待「心」發揮 認知功能加以認識,「理」並不即等於「心」,「心」必須講求認識「理」之功夫 與程序。這種功夫與程序就在於孔子所說的「學而時習之」這句話之中。 韓儒朴文一從「心」「理」二分到「心」與「理」合一,論證「學」之必要 性,完全循朱子學的思想模式。 14 關於朱子的〈大學格物補傳〉,晚近的研究成果,參考:楊儒賓,〈朱子的格物補傳所衍生的 問題〉,《史學評論》,第 5 期(1983),頁 133-172;市川安司,〈朱子哲學に見える「知」の -考察-《大學章句》「致知」の注を中心にして〉,收入:市川安司,《朱子哲學考論》(東 京:汲古書院,1985),頁 29-68;大濱皓,《朱子哲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第 7 章,頁 239-267。 15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第 1 冊,卷 15,頁 300。 16 朱熹:《孟子或問》,收入:《朱子遺書》(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康熙中禦兒呂氏寶誥堂刊 本),第 5 冊,卷 13,頁 1,上半頁。 17 朱熹:《孟子或問》,卷 13,頁 1,上半頁。 18 《朱子文集》(台北:財團法人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以下引用均用此版本),第 3 冊,卷 30,〈答張敬夫〉,頁 1156。 19 《朱子語類》,第 8 冊,卷 121,頁 2940。 20 朱熹:《大學或問》(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和刻近世漢籍叢刊本,1977),頁 40。 21 參考陳榮捷:〈理的觀念之進展〉,《崇基學報》第 4 卷第 1 期(1964 年 11 月),頁 1-9;Wing-tsit Chan, Chu Hsi: Life and Though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9;陳榮 捷:《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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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子學的系統中,「理」這個概念具有雙重之內涵。「理」既是「天理之節 文」,又是「人事之儀則」。「理」既是宇宙萬事萬物運行之理則,又是人世間之 道德規範。「理」既是「所以然」,又是「所當然」,所以朱子的「理」之哲學衍 生諸多哲學問題。但是,朝鮮儒者在朱子學的典範之下解釋「學而時習之」一語 時,並未觸及「理」之雙重性這個問題。大多數韓儒多半將「理」理解為心性之 「理」,也就是朱子所謂「人事之儀則」,而忽略朱子的「理」作為規律這個面向, 也就是朱子所謂「天理之自然」的面向。 說明韓儒這種詮釋傾向,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田愚(字子明,號艮齋, 1842-1928)對「學而時習之」的解釋,具有代表性的意義,他說:22 《論語》開卷第一字,是指學性言;《孟子》首章仁義,亦是性;《大學》 首章所止之至善,亦是性;《中庸》首句又直言性。聖賢之言,舍性字無 所謂學,奈何近儒卻以貶箇性字為宗旨。其不然者,其心亦不肯以性為主 宰,吾懼夫聖門性學殆其絕矣。學是何所學?欲學氣、學心,則氣有精粗, 非可學者也。心有時踰矩違仁,亦非可學者也。然則不得不以性為師也。 夫先覺之所知所行,皆性也,此聖門本天之學也。《註》:「學之正」,實指 此而言,若以心與氣為之本,則是佛、老之傳也。次節《註》:「以善及人」, 亦指性之善而云爾。三節亦言:「吾之心學吾之性,以成吾之德,時君時 相之不見知,吾何為而不平哉。」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此語 極宜體會。 田愚解釋下的「學」之對象,是指人內在之善性,「學性以成德」,而不是向外覓 「理」以求「心」與「理」之合一。 田愚所謂「學性以成其德」,指的是「學」的最終了目的,略近於朱子所謂 「明善而復其初」。朱子《論語集註》對「學」字的涵義提出如下之解釋:23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 明善而復其初也。 朱子將孔子的「學」理解為一種效仿,是一種向外覓理的知識活動。但是,朱子 又明言,這種知識活動的目的在於「明善而復其初」,也就是將所效仿學習而得 之「理」落實到心性之上。所以,朱子解釋下的「學」,雖然在發生程序上是一 種向外覓理的效仿行為,但其本質狀況實是以心性修養的道德修為作為目的。我 們可以說,朱子以「效」為「學」之手段,而以「明善而復其初」為其目的。明 儒馮從吾說:「學所以求其覺,學然後覺」,24均指「學」之目的而言。朝鮮儒者 22 田愚:《讀論語》,氏著:《艮齋私稿》,收入:《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第 30 冊,論語十 三,頁 153-154。 23 〔宋〕朱子:《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據吳縣吳氏仿宋本校刊,1966), 卷一,頁 1-2。 24 〔明〕馮從吾:《少墟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珍本,1979),卷二,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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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愚以「學」指「學性以成其德」,乃依朱子學「性即理」之立場,必有之結論。 (2)「知」與「行」之關係:孔門教學之目的在於培養整全的人格,孔子所 謂的「君子不器」(《論語‧為政》)就是指整全人格的特質而言。具有整全人格 的「君子」可以「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君子」 的人格是「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論語‧衛靈公》),「君 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 語‧學而》)。具備整全人格的「君子」,孔子有時也稱之為「士」,因為他們具有 完整的人格,所以他們的行為可以做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論 語‧子路》)。孔子有時也稱之為「成人」,這種「成人」「見利思義,見危授命,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論語‧憲問》)。先秦孔門講「學」均兼「知」「行」而言。 朱子詮釋「學而時習之」章時,特別強調「學」之目的乃在於「行」,25 說「學之為言效也」的涵義在於「以己之未能,而效未能者,求其解,皆學之事 也」。26朱子的詮釋都強調「知」必須在「行」上實踐。 朝鮮儒者在朱子學的典範之下解讀《論語》,非常強調「學」兼「知」「行」 而言。十八世紀下半葉的李元培(字汝達,號龜巖,1745-1802)說:27 臣元培竊以為學而時習之「學」,兼窮理力行而言,即三代所以教之之學, 而孔子十五而志于學之學也,非異端之教,俗儒之習所廁列於其間也。 李元培說孔子的「學」乃「兼窮理力行而言」,這種「學」所窮之「理」乃是道 德之「理」,是「大人之學」。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朴宗永(字美汝,號松塢,?-1875)也從知行合一的角 度解釋孔子的「學」,他說:28 學者欲知其未知,欲能其未能也。而究其歸則兼知行而言,欲復其本然之 善也。雖生知之聖,苟不學焉,則何以到聖人之域乎?是以孔子曰:「我 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旣學矣而苟不時習,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 故必曰「時習」,盖其學習為自修而及人也,成己成物,由吾學習而成, 則豈無所喜悅之心乎?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理 義隨處充滿,無所虧欠,則自然中心悅豫,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其為悅 容有紀乎? 總之,朝鮮儒者循朱子學之典範,解釋孔子的「學而時習之」,均強調「學」 25 ﹝宋﹞朱熹:《論語精義》(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卷一上, 頁 1-7。 26 ﹝宋﹞朱熹:《四書或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卷一,頁 103。 27 李元培:《經義條對-論語》,氏著:《龜巖集》,收入:《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第 26 冊, 論語九,頁 39-40。 28 朴宗永:《經旨蒙解─論語》,氏著:《松塢遺稿》,收入:《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第 29 冊,論 語十二,頁 397-398。

(24)

固然以「復其本然之善」為目標,但是,實踐層次的工夫仍是必要之過程。

四、結論

儒家經典是東亞近世儒學史發展的原點,公元第十世紀以後中國、朝鮮及日 本等地儒家學者思考問題,多半從《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經典出 發,如《論語》中孔子所說的「學」、「道」、「天命」,《孟子》中的「四端」,《中 庸》的「七情」之「已發」、「未發」等,都成為中日韓儒者思辯之哲學問題。東 亞儒者透過詮釋儒家經典的途徑,建構他們自己的思想體系。在這個意義上,儒 家經典詮釋正是東亞近世儒學發展的動力。本文以朝鮮儒者對《論語.學而.1》 的解釋作為主題,分析朝鮮儒者對「學而時習之」一語的解釋言論,及其所觸及 的哲學問題。 本文之分析發現:朱子學是朝鮮時代朝鮮儒者重構孔子思想世界的思想資 源。朝鮮儒者對「學而時習之」一語的解釋,將孔子心目中的「學」放在《大學》 「明明德」的思想架構加以理解。他們將「學」理解為「明明德」之工夫。朝鮮 儒者也循朱子之思路,觸及「學而時習」的過程中,「心」與「理」之關係以及 「知」與「行」之關係這兩個哲學問題。 朝鮮儒者大致採取「性即理」的朱子學立場,以「學性以成德」作為「學」 之目的,而且認為「學」乃「兼窮理力行而言」,總而言之,朝鮮儒者解釋下的 孔子之「學」,是《大學》中所謂的「大人之學」,也是一種德行之學。(2004 年 5 月 5 日初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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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