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時」的政治經濟鬥爭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NSC 89-2412-H-004-030
劉梅君/政大勞工所副教授第一章、緒論：為何選擇工時---一套經濟發展的緊箍咒
勞動工時上的改變及其所引發的爭論，多年來一直是勞資雙方攻防的焦點火 力，如民國 85 年「勞動基準法」修正，加入了「變形工時」條款及八十四條之 一的工時「人員排除」條款，近因則導火於 2000 年總統大選結束後，工人團體 呼籲實現「工時縮減」的競選諾言，而引發一連串調降工時及配套措施的爭議。 其中也發生了工人團體之間對於相灣主張上的衝突及批判，官方立場的數度改變 及資方抗拒之餘也提出所謂的配套但書。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裡，官資雙方祭出 國家「競爭力」及「經濟發展」的大旗，試圖營造出以下的一個邏輯：「工時縮 短」會造成生產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這個結果造成產業加速出走、產業缺乏 國際競爭力、失業率惡化，從而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及勞工的失業問題會陷入更 大的困境。 資方該項邏輯的出現，同時反映在學術上七十年代以來的一個超級辯論，那 就是關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性質與危機的辯論，以及第三世界國家與所謂中心國家 的發展關係。雖然參與論戰的學者對上述問題的看法彼此相異甚至對立，但對於 第三世界已愈益整合入由中心國家所發展出來的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事實，則彼此 看法相去不遠。而問題也正出自於後進新興工業化國家，在一步步走進世界分工 體系時，無論是被迫或主動，必然面臨國際競爭的局面，而此競爭不只侷限於產 品市場的國際競爭，尚有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等的競爭。主流經濟學則溯源自 其鼻祖 David Ricardo 的「比較利益理論」來合理化國際分工的現象，但卻疏於 查察該理論的侷限及經驗世界中不全然是這麼一回事。然而這樣的說法卻深深影 響台灣這塊土地民眾的認識。 台灣於六十年代以出口加工外銷導向經濟發展模式，加入國際勞動分工體 系，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勞資政三方在論述中也都認為台灣發展的利基就 是「大量、廉價及素質高的勞動力」，這是台灣所謂的「比較利益」，在這個比較 利益上，發展出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當然造就這個經濟奇蹟的原因，已有 不少學者從「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戰後美援的作用、四十及五十年代農業政 策及進口替代政策等角度來談，無可否認這些也都是促成因素。然而詭異的是， 當東亞其他後進國家於七十及八十年代，開始也企圖以出口外銷的發展途徑，進 入世界分工體系，使得台灣經濟發展面臨一些障礙時，官方及資方卻將主要問題 導向台灣的勞動力喪失了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比較利益」的這一個方向。「工 時縮減」所牽涉的問題，正好就落入這個「比較利益」的說法裡，一方面台灣勞 動力面臨其他國家更廉價的勞動力的競爭，這是屬於外在壓力；另一方面「工時縮短」是使得台灣勞動力相對更昂貴，這項內在壓力，無疑使得這個「比較利益」 更是雪上加霜。 如此邏輯由資方提出，其動機不難理解，但若也得到來自官方的附應，甚至 進步的工人團體也某種程度含蓄地同作如是觀時，則有必要細究箇中原委，究竟 是出自什麼樣的(錯誤)認識及邏輯，以至於這套因果邏輯在很大程度為社會所同 意1？「工時縮短」有著工運及階級鬥爭上的進步意義，然而卻不為廣大的民眾 所支持，這毋寧是一個極其弔詭的現象。本書意圖去分析造成這個弔詭現象的背 景及原因。在背景方面，本書討論的焦點在於「工時縮短」的訴求，擺在七 0 年代以來的相關工時議題上的改變，究竟是出自一個什麼樣的動力及趨勢？以及 進一步從理論及實證數據來論證前述資方邏輯的謬誤。
第二章、工時縮減的贊成與反對---理論建構與實證分析
第一節 比較利益學說下的贊成與反對
一、比較利益的贊成與庸俗化比較利益的反對 無論根據國內官方統計數據2抑或民間訪調單位，其針對產業出走移資對岸 所做的調查，皆顯示影響資金流向的一強烈拉力乃在於大陸擁有大量廉價的勞動 力要素，並指出中國大陸在國際貿易競爭上將以其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眾多的勞 動人口以及廣大的消費市場佔有「比較優勢」之地位；相對而言，台灣今日大量 產業出走與資金外流的現象，不言而喻，早期台灣所具有的這些優勢，如今早已 蕩然無存。對此，國內產、官、學無不戮力於尋找解決之道，各家說法眾多紛紜， 但大致不脫離二類，一為推動台灣產業轉型，鼓勵產業升級朝高科技發展，以擺 脫過度依賴勞力密集的生產模式；另一則傾向將台灣勞動政策鬆綁，改由市場供 需決定，以降低國內企業的勞動成本，企圖恢復傳統產業原有的競爭優勢。後者 乃為「絕對利益」與「比較利益」在觀念上的混淆，造就了「要素成本」決定分 工的謬誤，是假比較利益之名行絕對利益之實，徹底悖離比較利益法則的精神。 以此來反對工時縮減當然站不住腳。前者則必須由李嘉圖理論自身的矛盾，來檢 視它對工時縮減的支持進而以產業升級做為解決工時矛盾問題是否有力。 1 去年下半年這個爭議引發媒體大幅度的關注，翻閱當時報章雜誌的說法，包括一般民眾也都投 書表示，寧可保持工時現狀以保有一份工作，也不願工時縮短後工作不見了。顯然資方的這套邏 輯在一般民眾的認知中發生作用，造成這個議題成了少數工人團體的一齣獨角戲，既未得到廣大 工人群眾的附和，甚且反過來被指摘是國公營事業員工自利的行動(為工時縮減走上街頭的主要 是大型國公營事業的工會，如中華電信工會、中油工會及台電工會)。如此的一個弔詭發展情況， 是台灣工運史上少見的特殊情況。二、中國勞動力生產要素比較利益的真實性 要探討中國大陸的何種產業之生產具有比較利益，則須針對每一產業的勞動 生產力做進一步的探討。然而限於中國大陸官方數據統計的搜尋不易，本文僅就 1989 年-2000 年的中國大陸國有工業的勞動生產力與台灣製造業勞動生產力作為 推論依據。下表所表示之一國整體的勞動生產力，僅顯示該國是否具有生產上的 絕對利益，並不表示在國際分工下具有所有生產的比較利益。 中國大陸與台灣勞動生產力比較表 中 國 大 陸 台 灣 年 份 國有工業勞動生產力指數 1996=100 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 1996=100 1989 60.69 67.69 1990 61.72 72.79 1991 65.36 79.71 1992 73.02 82.65 1993 83.76 85.38 1994 ＊89.95 88.36 1995 94.25 94.86 1996 100 100 1997 111.88 106.96 1998 尚無統計 111.69 1999 尚無統計 119.56 2000 尚無統計 126.88 註 1、.資料來源：89 年勞動統計月刊及www.moiss.gov.cn中國統計網 2、為方便比較，此數據乃經作者以 1996 年為基期，經本文作者重新核算。 3、限於目前中國大陸尚未有全國製造業勞動力指數之統計數據，本文僅以其國有工業作為比 較之標準，故此表不免於實際仍有差距，僅作為研究趨勢之參考。 如表所示，在 1992 年以前，中國大陸的勞動生產力明顯地落後於我國；但 從 1993 開始至 1996 年，其勞動生產力明顯地提昇與我國相當，至 1997 年後則 更超越我國。由此可知，勞動要素成本的比較，唯有在 1993 年至 1996 年兩國勞 動生產力相當的情況下才具意義。即便是就目前商品生產的平均生產效率而言， 兩岸已存在著相當的勞動生產力，但依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原則，工資率即勞動成 本的高低並不影響兩國商品的比較利益以及專業分工，早前台灣產官學所極力主 張以勞動條件彈性化(變相降低)，來’’維持’’比較利益、挽留傳統產業，無疑是混 淆視聽，更與自己提出的產業升級自相矛盾。自 1997 年後中國大陸的勞動生產 力高於我國，台灣商品的「比較利益」也不見得會移轉至對岸，但若依照時下要 2 經濟部主計處 89 年 6 月統計月報
素成本決定比較利益論者所言，應調降我國勞動成本以提昇勞動生產力的作法不 但徒勞無功，甚至使企業過於依賴低廉的勞動成本而延誤了產業升級或是另行發 展新商品的時機。 真正在兩岸經貿起主要作用的，不是這種看似客觀持平、兼顧福祉的比較利 益說，而是資本的利潤率問題，資本的屬性與任務就是要尋找最高利潤，而不是 全球貿易互惠或者提高國民就業。所以檢討資金外流的重點除了判斷其是否遵循 比較利益原則，抑或對比較利益原則的曲解與濫用外，我們將接續前文對於比較 利益理論家族(含其修正與變形)的評析，在下一段落中對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學說 作更深刻的討論與批判。 三、比較利益學說的整體批判 考察資本主義世界範圍的發展，我們必須先理解李嘉圖的學說是受到當時資 產階級意識型態的侷限，準此以解，我們再來探究，它那種近似天真的樂觀以及 為擴大商品生產與交換請命的理論，究竟說對了什麼？而又因為什麼因素，使得 這一典範價值無法解釋陸續湧現的經濟現象，而致全面性的破產？ 首先，當說明比較利益是誰在比較？誰的利益？循『勞動價值理論』脈絡推 論，國際貿易中，在兩國總工時（總勞動量）不變的情況下，兩國各依其比較利 益從事專門生產，可以生產更多的商品量，但兩國商品的總價值量並不因此而改 變，這正是李嘉圖「價值取決於勞動量（勞動時間）」的說法，因為，兩國所能 投入的總勞動時間是一樣的，所以既使總商品量增加，但是商品的價值不會因此 增加；因此，國際貿易與分工對兩國都是有利的，一旦商品的總量增加，在總價 值不變的情形下，單一商品的價格勢必降低，工人所需之生活資料也變得更加便 宜，因此，資本家可以在不影響工人購買生活資料的水準下，調降工人的工資， 以提高利潤；顯而易見地，國際貿易對於資本家在利潤的提高上有極大的好處（李 嘉圖卻將之說成是全民族的利益）。 不論從李嘉圖的『比較利益』的觀點來看『工資』問題或是今日『縮短工時』 的問題，都不難發現，全社會勞動量（時間）的縮減，就造成總價值量的減少， 在無法降低工人工資的情形下，勞動條件的提昇將直接衝擊到資本的利潤，那麼 就與其所倡透過國際貿易來減少工資進而增加利潤來維持資本主義永恆的生產 方式的精神背道而馳。 對於李嘉圖關於價值理論之批判，馬克思指出兩點矛盾3：第一、他無法解 釋勞動決定價值的規律同商品價值和勞動價值循環決定之間的矛盾。第二、他沒 3 馬克思 資本論第二卷序
有辦法解釋勞動決定價值的規律同使用活的勞動不等的等量資本可以獲得相等 利潤之間的矛盾。 按照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商品的價值的計算取決物化在其中的勞動 量即勞動時間的多寡來計算，那麼，當『勞動』本身也作為商品在等價交換規律 下的市場上交換時，其價值的表現形式--工資的計算則同樣應該以勞動時間的量 作為衡量的尺度，也因此會產生：「一天 12 小時的工作日的價值，是由 12 小時 工作日中所包含的 12 個勞動小時來決定」這樣無謂的同義反覆。為何會產生這 樣的同義反覆，在於李嘉圖無法區分勞動與勞動力的不同，並且混同了生產價格 與價值，就使得他的勞動價值陷入了絕境。李嘉圖在考察價值與貨幣時只有「量」 的觀念，以致產生錯誤。至此，李嘉圖比較利益理論邏輯所依賴的前提完全失效， 那麼他的比較利益學說也將被連根拔除。 相對於李嘉圖的理論，馬克思提出具批判性的看法，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 有其二重性，即一為商品使用價值的生產與擴大，一為剩餘價值的生產與擴大； 前者代表了物質生活的進步，後者卻表示剝削關係的持續與擴大。4若以馬克思 二重性辯證的方法做為我們分析資本國際化的基礎，那麼國際貿易亦有其二重性 質，在使用價值的生產與流通上、有用勞動、人類知識技術的傳播與延續上，國 際貿易的確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由於李嘉圖缺乏二重性辯證的看法，只看 到貢獻的部份，卻忽略了市場交換存在著另一重社會關係對立的性質。商品的價 值除了存在於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外，在數以千億次的商品交換過程中（國際貿 易更是如此），將使得商品的價值逐漸以表面的交換價值的形式存在，而這種「形 式價值」的背後，就是社會關係的表現，亦即對抗性生產關係的表現。除了在科 學的層次上宣告了李嘉圖價值理論的破產外，馬克思更以此客觀地說明了資本主 義國際化的福與禍。
第二節 工時縮減與資本外移
一、全球化下的資本跨國移動 一種說法：工時縮減迫使資本外移。本節將診視此一命題的有效性。 在現今的世界經濟體系之中，我們看到了不僅是商品的自由貿易，而隨之而 來的，便是資本隨著國際貿易活絡，而加快了本身的流動速度。因此也導出了資 金的國際流動與資本的國際流動的問題。本研究，區辨資金與資本性質的差異， 當商品貿易時，馬克思指出，資本具有再生產性質，也就是資本會有自行增值的 4 同上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商品 p47-101本能，這與貨幣或是資金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當我們在研究資本的流動 時，所要瞭解的，國際資本的流動必須在一定的基礎之下才會進行，就不單只是 國 際 貿 易 一 個 因 素 而 已 ， 在 資 本 必 須 不 斷的積累及擴大再生 的邏輯，以及資本 主義的生產關係所導致的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規律的影響之下，成了驅策國際資本 流動的動力。而主流學界對於資本流動的論述，往往也僅著重于李嘉圖的比較利 益法則。但是這樣的解釋，並不能完全的解釋資本流動現象的結構性因素，因此 在本章之中，將以不同于主流學者的分析，來剖析資本流動的結構性因素。 二、解構工時縮短對台灣資金外移的迷思 在分析完資本的國際流動成之後，我們要來分析國內資本流向大陸的概況， 在主流學者的論述之中，將工時縮短視為是台商投資大陸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因 為台灣的勞動力要素價格較高，因此加速了資本的外移，在本節之中，我們要來 分析現金台商投資大陸的概況，以釐清台灣的資本外移，究竟是否與工時縮短有 關，以下是我們的分析： (一) 大陸外資投資概況分析 台商對於大陸投資的開端，乃是啟於台灣在 1987 年八月開放大陸農工原料 的進口開始，中國國務院則於一九八八年七月發表「鼓勵台灣同胞投資規定」廿 二條，規定給予台商投資中國大陸之優惠條件因此，兩岸的資金流動便開始活 絡，儘管當時法令並未開放台商至大陸投資，然而台灣的資金便透過許多間接的 管道，進入中國大陸的市場。根據經濟部投審會的統計，目前經過投審會通過並 合法進入大陸的投資案件截至 2000 年為止已經達到 22,390 件，總金額達到 152.97 億美元。（詳見下表）而中國官方的統計更高達 44,535 件，金額則達到 454.09 億美元。但不可忽視的是，透過間接或第三地非法得的投資是無法現在正式的統 計，因此，我們可以瞭解兩岸的資金流動早在工時縮短前就已經相當頻繁。 台灣對中國的貿易量位居對外貿易的首位，已經超越美國的貿易量。在面對 如此龐大的資金流動，主流學界通常將直接原因歸咎為國內投資環境惡劣，導致 資金出走頻繁，而所謂的投資環境惡劣將矛頭指向台灣勞動要素成本高昂，且勞 動法令過於嚴苛導致，且政府干預過多導致，尤其當工時縮減案通過時，資本家 及其學者，莫不將景氣不佳的原因加諸於勞動法令及對勞工保護過多云云。 然而這樣的觀點，似乎模糊焦點，而將導致資金外移的結構性因素掩蓋的說法， 我們在之前的論證可以瞭解，導致資金流動的因素乃肇因於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規 律，在此規律底下，資本必須尋求出口，或是尋求更廣大的市場。 表一、台商在大陸投資概況
類別 經濟部核准核備資料 中共對外宣布資料 年別 數量 金額 平均投資規 模 占我對外總 投資比重 項目數 協議金額 實際金額 （件） （億美元） （萬美元） （%） （個）（億美元） （億美元） 1991 237 1.74 73.48 9.52 ※ 3, 884 ※ 35.37 ※11.05 1992 264 2.47 93.56 21.78 6, 430 55.43 10.5 （新申請） 1, 262 11.4 90.33 40.71 1993 補辦許可 8, 067 20.28 10, 948 99.65 31.39 1994 934 9.62 103.02 37.31 6, 247 53.95 33.91 1995 490 10.93 223 44.61 4, 778 57.77 31.62 1996 383 12.29 320.95 36.21 3, 184 51.41 34.75 新申請 728 16.15 221.78 35.82 1997 補辦許可 7 ,997 27.2 3, 014 28.14 32.89 新申請 641 15.19 236.97 31.55 1998 補辦許可 643 5.15 2, 970 29.82 29.15 1999 488 12.53 256.72 27.71 2,499 33.74 25.99 2000 （1-5） 256 8.02 313.28 37.02 （.1-3）581 （1-3）8.81 （1-3）4.11 合計 22 ,390 152.97 68.32 39.6 44,535 454.09 245.36 資料來源：臺灣地區資料來源係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中共對外宣佈 資料係來自中共「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外資司統計。 編製單位及日期：經濟部投資業務處，90 年 6 月 15 日.
第三節 縮短工時與利潤率
主流經濟學者認為，縮短法定工時將減少勞動投入量，提高廠商的勞動成本支出，降低出口競爭力。5甚至因而造成企業關廠、歇業，產業加速外移，失業 率更形惡化等。一般社會大眾也接受資方抗拒縮短工時的說辭，那就是「縮短工 時」會導致產值減少、競爭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甚至整體國民經濟表現下降。 但在本研究的分析中發現，台灣在過去十年來製造業每週平均工時有些微下降， 已低於法定工時，但勞動生產力卻不降反昇，這表示工時長短與勞動生產力之 間，不必然具有連帶關係（劉梅君 2001）。所以資方反對縮短工時真正的歸因仍 在於利潤率下降。一般認為，縮短工時將影響勞動成本與勞動生產力，進而導致 廠商的利潤率與競爭力下降，而企業在無法獲利的狀態下，只有透過關廠、裁員 來維持企業生存，最後倒楣的還是勞工。這樣的推論，確實符合現象面直觀的理 解與經濟學的理論，但是看似客觀的分析，在在強調勞工必須接受資方追求利潤 為優先的前提下，才能談勞動條件的改善，卻忽略了資本主義勞資對立的矛盾， 更顯示出主流經濟學作為科學分析的限制6。 談到縮短工時是否影響利潤率？主流經濟學認為利潤是總收益減掉總成 本，經濟學上所講的成本指的是生產過程中所使用資源的機會成本7（opportunity costs）。利潤是指經濟利潤（economic profit）或超額利潤（excess profit），在資 本家追求利潤極大化的邏輯下，即使某產業有利可圖，也未必保證資本家的投 資，這點可以解釋何以許多企業並非虧損，甚至在帳面上仍舊有利可圖，卻寧可 選擇關廠歇業，將資金投入股市或房地產，或其他獲利率更高的產業。其次，「工 時縮短將使勞動成本增加，導致企業虧損」的說辭，有待評估。這種說辭，除了 是為了替資方維持其既有的利潤率，另一方面是藉以要求勞動法令的鬆綁，勞動 條件的下降，以利其獲得更高的超額利潤或絕對剩餘價值的擷取。 經濟學所計算的利潤率是將總利潤除以總成本，這樣的計算方式，掩蓋了資 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矛盾關係。當資本家為追求超額利潤而提高勞動生產力， 必須更新生產設備，使用新技術、增加對不變資本的支出，在短期內雖然可以透 過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差異得到超額利潤，但因為競爭，所有的資本家相繼提 高自身的生產力使前述差異消失，於是單一資本家不再佔有超額利潤，利潤又回 到原有的水準。所以單一資本家為了維持其利潤率，必須不斷的提高勞動生產 力，但整體資本家均提高生產力之後，利潤率因為「有機構成」的上升而下降， 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之一。本研究，除了經驗素材的研究分析 5 參閱吳忠吉、李顯峰、成之約、呂國清，（2001），《未來我國最是法定工時及相關配套措施》，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 6但正如同 Marx 所言，「只要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說，只要它把資本主義 制度不是看作歷史上過度的發展階段，而是看做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階級 鬥爭處於潛伏狀態或只是在個別現象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它還能夠是科學。」，資本論，第二版 跋。 7 一物用於某特定用途的機會成本，指的是「它因此放棄的其他用途中，價值最高者」（the value
of the best alternative），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合著「經濟學理論與實際」（1995） 3
外，尚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典範，揭示平均利潤率的下降，乃是資本主義 發展的內在規律，與工時的調降與否無關。 根據本研究的分析：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典範，很清楚的論證唯有在以 下條件下，縮短工時才會影響到資本的利潤率，那就是勞動生產力不變。不過就 經驗數值來看，這個條件從來不存在。提昇勞動生產力，或者是增加勞動強度， 或者改善機器設備的效率，或者提高機器、設備的使用率… 等在在發生於當代經 濟社會中。是以，縮短工時的政策實行後，資本家有許多方法與手段來避免利潤 率下降，透過這些方法與手段，資本家不僅可以維持原有的利潤率，甚是有助於 利潤率的提昇。
第三章 台灣工時鬥爭的實相
第一節 失業議題、政策對工時縮減的反措
台灣雖然一向以傲人的經濟奇蹟自豪，但自 2001 年起，失業率就不降反升、 履創新高。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八月份的失業率為 5.17%，較七月份的 4.92%， 足足上升 0.25 個百分比8 ；失業人數逾五十萬人（由於失業者多為主要家計負擔 者，估計受牽連人數高達 115 萬 3 千人），平均失業週數達 24.8 週；近一步資料 顯示，近八個月來，政府核付的失業給付高達 72 億元，付出這麼多的社會成本， 實際成效為何，不得而知，但是由越來越多的失業勞工走上街頭可看出端倪，政 府的抒困措施似乎無法應急，何來救窮！ 一般傳統經濟學對於失業的認定，主要區分為「結構性失業、循環性失業、 摩差性失業以及季節性失業」。顧名思義，結構性失業是指產業結構變遷的過程 中，因為技術銜接不上，使得淘汰產業所釋放出的多餘勞動人口無法為新的產業 所吸收，通常會造成大規模失業；循環性失業則是由於整體經濟循環衰退或經濟 景氣的蕭條，使得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引發勞動力需求下降所致；而摩差性失業是 勞動者在新舊工作交替間，因為勞動市場缺乏流動性或就業市場訊息不完全等因 素所導致的短期失業現象；至於季節性失業則是因為工作性質具有季節性，在旺 8八月份「隱藏性失業人口」上升至 23 萬 1 千人，累計這部份失業人數，我國「廣義失業人口」 達 74 萬 4 千人，廣義失業率達 7.16﹪，參考【中時晚報剪報資料庫】。季與淡季之間所產生的失業9 。嚴格說起來，上述關於失業歸因的論述，僅為一 種概括性的區分方式，對於失業類型停留在認知的層次，無法解讀失業現象背後 所意函的生產關係上的不平等，僅有學理討論的價值，對於實質紓困層面，幫助 不大。首先，關於「摩差性失業」及「季節性失業」，因為屬於過度性質，對於 失業率惡化影響不大，這裡尚且略過。至於一般傳統經濟學在論及「結構性失業」 時，往往以「產業結構變遷」做為失業率上升的原因，但卻無法進一步釐清何為 產業結構變遷的原因？然後就很籠統的把產業轉型當作失業率上升的原因，又是 失業率惡化的後果，互為因果是它最大的矛盾；尚且，產業轉型始終是整個經濟 結構變遷的過程，光以一個歷史過程來說明過程中所遭遇的失業問題，並無法直 指失業率惡化的原因。而「循環性失業」則牽扯到景氣問題，景氣不佳常為政府 解讀經濟問題時的最佳註腳，同樣的，它也有無法解釋如何導致景氣不佳的矛盾 在，景氣時好時壞，並無一定的格式或規律，不足以做為失業率攀升的根源，否 則研究起來豈非疲於奔命？此外，根據各國在經濟實力上先天條件及後天發展的 不同，景氣波動影響的層面、層度也有所不同，當然不能一概而論。 姑且不論主流對於失業問題的解釋是否妥當，以現今台灣所處的”結構性失 業”處境中，政府以設法增加工時彈性、變相降低勞動條件的方式，來解決結構 性失業的問題，著實沒有對症下藥，亦不能達緩和失業之效，這只是對於工時縮 減的反措與污名。
第二節 「彈性化」--彈的是什麼調？
一、彈性化的基調與旋律：概念與內涵 彈性化的需求並不是來自於勞動者對勞動形式的求「新」求「變」，而是雇 主基於「利潤」的考量而採取的變通法則。一九七○年代初，西方工業國家面臨 石油危機的衝擊，使得當時發達國家的「福特主義」及「泰勒制」的利潤積累模 式遭遇到空前的重大挑戰，零碎化的勞動過程及刺激消費的工資水準，開始出現 僵化，資本的如何再生產成為資本家的惡夢，而一味追求規模經濟的企業組織已 不被整體的經營環境容許，取而代之的是要能夠對愈來愈不穩定的經營環境作出 迅速回應的彈性企業組織。所以，面對七○年代以來的經濟危機，所開出來的藥 方是－解除管制，使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及國家的管制解除，恢復以供需及價 格機制為主的市場機制10。勞動彈性化的概念為既存的勞動契約、勞動標準、勞 動法律或團體協約應被修改，以便能依照企業的經濟利益和勞動市場的狀態作較 9侯山林，正視日益嚴重的台灣失業問題，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4 卷第 3 期，90 年 3 月。 10 劉梅君，工時之理論辯證與經驗省思，作者自版，2001，p72。大幅度的調整改變。即解除勞動管制－遠離過去標準化的常規：諸如企業工時、 僱傭關係、社會安全協定等，回歸純粹以供需及價格機能為主的市場機制，目的 在於拆除工業關係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制度藩籬11。如此一來，資本便可以在「經 濟理性」所構築的平台上、「無拘無束」地追求利潤極大化。說穿了，所謂「彈 性化」不過是資本主義內在規律的舊調重「彈」。 二、彈性化的樂章：傳統僱傭關係的變奏曲 彈性化的結果將會造成傳統穩定勞資關係的崩解與重組，勞資關係的面貌將 因此變型、扭曲、破碎與難以捉摸，如非典型僱用關係的工作型態，即是對傳統 勞資關係的一大挑戰，契約期間、工作時間、工作地點都不再一成不變，甚至連 勞務供需關係，也由傳統的雙務關係轉變為多邊關係。不幸的是，新的勞資關係 將是徹底地遠離勞資權力平衡，資本家重新取得「伸縮自如」的權力砝碼，勞工 的生存空間無疑受到更大的擠壓和威脅。勞資力量此消彼長後，形同資本家人手 一把號，可以各吹各的調，勞工最後將無可選擇地只能隨著資本主義的音符起 舞。而撤離勞工保護傘（去管制化）無疑形同把勞工丟入勞動市場叢林，任令其 赤手空拳與資本怪獸肉搏，任憑其自生自滅。 三、勞動彈性化的台灣實證： 工時縮短的「配套」措施— 是「解套」？是「圈套」？ 在台灣的縮短工時攻防戰中，資方早已擬定全盤作戰計劃，包括一旦「縮短 工時案」通過，應夾帶相關「配套」措施，以減輕勞動成本的大量「失血」；而 官方則是順勢而為，也提出若干「配套」措施，試圖為資本家「解套」，並透過 傳媒宣傳「配套」措施的合宜必要，讓許多勞工渾然忘了這些措施可能都是不折 不扣的「圈套」。特別是在工時縮短後，由於恰逢台灣經濟的嚴重不景氣，諸多 財經官員便將矛頭直指「縮短工時」，指稱其為造成景氣低迷的元兇。於是，在 為拯救台灣經濟而召開的「經發會」期間，所謂「勞動彈性化」便成了官、資的 共同語言，官資除了聯手大力鼓吹勞動法規鬆綁外，若干企業主更主張凍結勞基 法，彷彿「彈性化」是經濟惡化的唯一救藥，卻無視「彈性化」可能會是勞動條 件的一帖致命毒藥。以下是幾個官資研議中的配套措施： （1）變形工時 在經發會結束後，行政院勞委會放寬變形工時的修正草案如下：一、兩週兩 11
Jelle Visser(1996),”Traditions and transitions in industrial relations:a European view”,in Joris Van Ruysseveldt and Jelle Visser (eds.),Industrial Relations In Europe.London:Sage Publications,pp6-7.
日變形工時─雇主在經過工會或勞資會議的同意後，每兩週可以有兩天正常工作 時數平均分配到其他工作日，每日正常工時為十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 過四十八小時。二、八週彈性工時─雇主經工會或勞資會議的同意，可將八週內 的正常工時彈性調整，但每日正常工時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 過四十八小時，八週內每週平均工時不得超過四十二小時。三、一年彈性工時─ 雇主在經過工會或勞資會議的同意後，可以將一年內正常工時彈性調整，但每日 工時上限為八小時，每週工時上限為四十八小時，一年內的平均每週總工時上限 為四十小時。這樣的改變使得雇主得以不受勞基法第 36 條每七天一天例假的限 制，況且，勞工如此集中工作、休假時間，可以提供雇主排班上的彈性，雇主也 可依照淡旺季不同的工作需求，彈性分配勞工的工作量，這對雇主不正透露出薪 資成本及非薪資之社會安全成本的下降12。 而過長勞動時間，對工人而言，是健康與生命的戕害。若原本工作時間為八 小時，變形工時的實施多延長了二小時，對工人的損耗，不是一加一等於二的算 術，而是絕對較先前損耗的數倍，不是單單就加班費 1.33 或 1.66 的給與，就能 消弭工人的加倍耗損。然而，變形工時的實施，更是助長資本家減少加班費的支 出，等於是勞工的實際收入減少，免除了資本家對勞工精神及健康上的補償。 （2）女性夜間工作的開放 女性夜間工作的開放，與勞動力彈性化有何關聯？女性夜間工作的開放是使 得資本可以役使的夜間勞動人手增加，相對減少機器設備閒置所產生的「消極損 失」，所以，夜間工作實質上就是延長工作時間。再加上，女性勞動力的價值向 來就遠低於男性，因此以女性從事夜間工作，一方為雇主帶來更多的絕對剩餘價 值，另一方面，夜間勞動也提高了不變資本的使用率，創造更多的「相對剩餘」 13 。因此，資方與政府合謀，高掛刪除性別限制的旗幟，使得男工、女工每月加 班的總時數一致、取消女性夜間工作限制，將可為資本家創造更多利潤。目前勞 基法規定女工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間內工作，但經取得工會或勞工同 意，並實施晝夜三班制，安全衛生設施完善及備有女工宿舍等不在此限，但經發 會就業組的共識結論已決定未來將取消這項限制。若這些限制取消，以往雇主因 需要而支付給女工的加班費將不再支付，女工的工作時間也因而改變。此不僅對 女工造成經濟上與身心上的損害，且忽視女工的母性機能，將女性具有世代勞動 力再生產的本能，視為女工個人的責任。母體過度的損耗將危害下一代勞動力， 工人的下一代將越來越弱小，不只是造成人的危機亦造成民族的危機。 （3）基本工資的廢除 12 同註 1，p151-152。 13 同註 1，p153-154。
經建會建議將基本工資改以時薪或日薪為計算單位，其計算方式以實際工作 時數為準。然而，工資是工人勞動力的對價，是為了支付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生 活資料，即使是假日，人的生活依然在繼續，所以「No Work, No Pay」的計酬 方式計算工資，等於是否定工資為工人維生的對價，變相地強迫工人無時無刻工 作，而資本家反而免去所有勞動力再生產的責任，強迫工人勞動，獲取剩餘價值， 成為理所當然。 另有提議廢除基本工資，以便能與外勞薪資脫勾，來降低雇主的勞動成本。 經建會認為絕大多數本國勞工薪資均遠超過基本工資，維持基本工資制度將只會 「便宜」了外勞。然在台灣，仍有一定數量的邊際勞工之薪資與基本工資掛勾， 一旦廢除基本工資，他們將成為連帶受害者，更何況，基本工資的調整更與大多 數勞工的調薪具有一定程度的連動關係。先進國家普遍均有最低工資的規定，以 維持勞工暨其家庭的基本生計。我國的基本工資制度不僅稱不上是最低工資制 度，連是否能維持個人生計都大有問題。一旦貿然取消，不僅影響邊際勞工生存 權益，外勞工資必將陷入流血殺價的惡性競爭中而變得更加廉價，凡此將嚴重損 及我國勞動人權形象。 （4）外勞緊縮政策 台灣的雇主認為縮減工時會使勞動成本增加，所以，主張持續引進外勞以減 少勞動成本的支付。但是，外勞引進的政策實際上是為了「缺工」所提出的處方， 藉以舒緩「缺工」背後、資本家層層的施壓﹝台灣是否真的缺工，還是勞動環境 過度惡劣？﹞。但是，聰明的資本家打得是「缺工」的幌子，實質上是因為外勞 實在夠「廉價」。行政院勞委會「外籍勞工運用及管理統計調查結果」以民國八 十七年的統計為例，在同一平均工資水準下，本勞與外勞有極大的工時差異，八 十七年外勞的月平均工時是 244.62 小時，正常工時是 205.22 小時，平均月延長 工時是 39.4 小時；而本勞的月平均工時是 198.3 小時，正常工時是 187 小時，延 長工時為 11.3 小時。比較上，外勞比本勞多 46 小時，且其中近 30 小時是來自 延長工時的部分。顯然，雇主以支付本勞的工資水準來購買外勞的勞動力，卻能 額外地佔有外勞 46 小時的勞動量，可見外勞對於資本家絕對剩餘價值的貢獻。 雖然新政府上台後，頻頻釋放緊縮外勞數量的消息，然而外勞人數的節節上升， 卻又是不爭的事實，讓人不禁懷疑外勞緊縮政策的口惠而實不至。 （5）縮短的工時視為不給薪的非休假日 在工業先進國家縮短法定週工時的個案中，不減薪是最基本的必備條件，若 縮短工時淪為變相減薪，則縮短工時對工人階級而言無異失去了根本意義─
「有閒、沒錢」更是別有居心的將縮短工時加以污名化，讓勞工大眾驚覺縮短工 時不僅未蒙其利﹝增加休閒時間﹞，反而蒙受其害﹝荷包縮水﹞。勞委會為降低 縮短工時對於企業界所帶來的「衝擊」，竟率而做出「雇主對於縮短的工時可以 不給薪」的行政解釋，若果如此，則公務員全面週休二日卻何以不聞減薪之聲， 何以國家總把吃虧倒楣的苦果硬逼勞工大眾吞下。勞委會利用法令上的灰白空 間，做出如此背離工人利益的行政解釋，不僅打了勞工與工時縮短一耙，更是重 重地倒打了自己的招牌。 （6）退休金制度的改革 勞工退休金制度不僅要求「有」，同時也要求「好」。我國勞基法目前的退休 制度，含有在職退休的意味，退休金是附著在企業之中。由於絕大多數企業並未 依法提撥退休準備金，再加上法令對於勞工領取退休金資格的條件過於嚴苛，反 而使勞工屆時退休無法領取，徒使退休金制度淪為畫餅充飢，更為已經到來的高 齡社會埋下種種的隱憂。因此在本次經發會中，就業組做成勞工退休金制度改為 個人帳戶、附加年金以及其他可攜式年金等三軌制。個人帳戶制是將勞工的工作 年資放在銀行儲存，走到那裏就可以帶到那裏，勞工的工作年資不會被侷限在同 一個工作職場，可以活絡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但是，個人帳戶所帶來的影響， 並非全是正面地，其負面影響，如通貨膨脹或貨幣貶值等問題，而個人帳戶是以 個人為立基，缺乏社會連帶，龐大的基金可能會造成政府集錢又集權。更重要的 一點是，個人帳戶制將採取漸進式的提撥率從 2%逐年增至 6%，與現制相較， 勞工屆時所能領取的退休金將大幅縮水，勢必無法確實保障老人經濟生活安全。 附加年金制由於保障一定水準的所得替代率，對於勞工應較為有利。最令人擔心 的是，若採取三制並行，勞工大眾是否能從中做出最佳的選擇，此亦將影響基金 財務至鉅。而舊制為人所詬病的阻礙中高齡勞動者進入就業市場之問題，是否真 能迎刃而解，亦有待觀察。 （7）假日合理化 由於工時縮減，資方也要求應縮減放假日數，以減少對企業的衝擊，一般總 認為台灣的給薪假日過多，是造成雇主成本負擔的原因之一。然而，工人是否真 的較佔便宜，還須將僱傭關係納入考量，如果工人是時薪制或是日薪制，則假日 是否帶薪與工人並不相干，而外包承攬的工作，完成工作才給付價金，與假日薪 資亦無關，只有月薪制的工人，才有假日給薪與否的爭議。而在台灣，數量不少 的非典型工作者存在於就業市場，其多為「有工作才有報酬」，與假日給薪並無 關聯，所以，單單就給薪假日的多寡來評準，並不確實。
第四章 結論
台灣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上所展現出來的勞動體制性質，如謝國雄分析所 言，在名義上是霸權式勞動體制，但實際上卻是「集體自治」及「市場專制」。 市場專制不代表國家缺席，只不過國家在勞資關係中經常是處於一個極曖昧的立 場，以至於國家的介入，對該社會關係的從屬性的節制效果不大。另一方面，在 以經濟發展獨大的國策目標下，吸引資本成為政府的優先政策。因而八十年代以 前的積累模式包括了若干獎勵投資的政策以吸引資本，並發展工業，及另外採取 了以壓抑工會活動、長工時、低工資等的勞動政策，這些若無國家的積極介入， 是難以成事。 八十年代中期以降積累困境漸次浮現，因而「產業升級條例」立法通過、外 勞政策頒布實施、「就業服務法」的施行、及「國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推動，這 些措施均牽涉龐大的資金，或來自稅負抵減，或來自國家巨額資產的釋放，均屬 協助資本積累的積極措施；另一方面，對積累構成威脅的相關法令則以消極態度 處理，如勞工團結權、爭議權及協商權的修法，卻一再延宕擱置；或雇主惡意違 法致勞工權益受損的爭議，國家實質上也放任市場決定。此外，在勞動法令上， 也朝著「彈性化」的修法方向發展，「變形工時」的增修、夜間工作限制的放寬、 「勞基法」八十一條有關人員排除工時規範適用的通過等，均進一步讓勞資關係 「市場化」。問題在於，這些措施提供雇主更大經營彈性空間的同時，勞方社會 安全保障的立法或修法卻遲遲無法推出。甚至政府的事業單位也積極地進行「勞 動力彈性化」的措施，大量運用承攬契約、外包勞動力以免脫作為雇主的社會責 任。 然而誠如「彈性化」迷思一章的討論所顯示，彈性化概念涵蓋極廣，「勞動 力市場」彈性化只是一端，為了要達成效率目的，狹義的勞動力數量彈性化的做 法往往非最佳的選擇。在台灣，勞動力市場可以說一向是低度管制，即使在民國 七十三年制定了「勞基法」，也不代表管制趨嚴，因為雇主遊走法律邊緣，甚至 公然違法幾成常態，再加上行政權，或姑息，或不彰的情況下，「勞基法」在雇 主眼中，僅據參考作用，毫無實質約束效力。問題就在於，以為低度管制或無管 制，有助於資本的想法，在經驗上是不無問題的，歐美國家的經驗就顯示，管制 的嚴格或鬆弛，跟國家的競爭力或企業的競爭力是無必然關係。台灣的經驗調查 也指出資本外移或進駐，與勞動管制嚴苛與否關係不大，而與國際景氣大環境或 市場條件有關。事實上台灣產業發展出現兩極化的現象，一方面見到製造業，特 別是所謂勞力密集製造業的外移，但同時也見到外國資本，特別是服務業的跨國 資本前來台灣投資，這顯示資本的考慮，涉及了複雜的因素。 即便台灣勞動管制已屬鬆弛一端，但為何依然發生「縮短工時」的爭議？馬 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很清楚的論證唯有在以下條件下，縮短工時才會影響到 資本的利潤率，那就是勞動生產力不變。不過就經驗數據來看，這個條件從來不 存在，因為在工時縮短後，資方一定想盡各種辦法來提昇勞動生產力，或者增加勞動強度，或者改善設備機器的效率，或者提高機器設備的使用率，簡言之，工 時縮短不但無損資本利潤率，反而有助其提昇。 台灣出現的產業外移現象，與工時縮短的推動關係不大，因為產業外移是特 定產業性質與經營環境的問題，換言之，即便台灣工時規範再進一步放寬，這些 外移資本是否會回頭呢？由前文相關數據的分析答案可能是否定。如經濟部的企 業海外投資調查指出，投資海外的企業，在近半數是虧損及收支相抵的情況下， 仍選擇投資海外，原因是看重其廉價及充沛的勞動力，與廣大的市場。若這個調 查反映的是真實狀況，那麼今天台灣工人的工時再長及工資再低，也仍挽回不了 企業海外投資的心意。原因在於工時及工資是有一個相對於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 程度的底限，這個道理早在古典政治經濟學鼻祖之一的威廉配第、李嘉圖及馬爾 薩斯等就已表示。若工時及工資落入該底限之下，則整個社會生活也將為之崩 解，難以為繼。以台灣的生活水準來考量，根據主計處的薪資與消費調查統計， 以民國 87 年為例，台灣家戶的每月平均消費支出是 53,862 元，若勞工的勞動所 得無法支應這個消費水準，則工資即無法聯繫資本主義的「生產」與社會「再生 產」，整個社會將為之消解。從這點可知，台灣的工資水準實際上不可能以落後 國家的工資水準來給付，因此，若企業不從生產效率的提高著手，產業外移是必 然的結果。 「工時縮短」引發的抗拒及被污名化，實則是來自資本積累危機，為解決該 危機，「全球化」乃其手段，資本能「全球化」，也才有能力對所謂的「生產要素」 進行「彈性化」的操弄。反之，任何對「彈性化」的抗拒，就被理解為對資本「全 球化」的阻礙，對資本「全球化」的阻礙，就是對資本積累的威脅！「工時縮短」 在資本眼中，顯然是背離「彈性化」的方向。這套資方邏輯就正如先前已討論過 的部分，「工時縮短」對資本而言，是工資相對的提昇，從而侵蝕到雇主的利潤。 然而「彈性化」的途徑有許多種，企圖以長工時、低工資作為彈性的對象，是最 粗糙且競爭力最差的一種。「工時縮短」步必然帶來利潤的減少，只要資本能另
從第三章 Amadeo and Horton 所提出的「勞動力內涵彈性化」這一方面著手，提 高勞動生產力，工時縮短反有助於效率的提昇。 西方工時的發展經驗，有幾點頗值得在回顧台灣這場「工時」爭議上進一步 思考的地方。如果「工時縮短」如官方及資方所言，會影響競爭力，那麼它們該 如何來解釋二十世紀的這些工業先進國家，仍然是世界最具有競爭力的國家。因 此，事實是，「工時縮減」如果會引發負面作用，其所造成的並非是國家競爭力 的喪失，而是資本利潤率的受損，唯這裡再度強調，「工時縮減」不必然導致個 別資本利潤率受損，這是因為一來透過其他途徑，如生產流程的改善、機器效率 的提昇、勞動力素質的加強，勞動生產力因而提高，平衡工時縮減的衝擊；二來， 影響利潤率的因素，除了前述從生產過程來檢視外，尚需將流通過程一併納入考 量，因為流通領域雖然不創造價值，但卻是價值實現的關鍵，因此運輸交通的改 善、市場的掌握等，對資本之利潤的實現與確保也至關重要。 關於「工時縮減」與「利潤率」下降的關係，本文也試著釐清當中所涉及的
混淆。一般以為「工時縮短」會威脅「利潤率」，但事實上，真正造成平均利潤 率下降的原因是「勞動生產力」的提昇，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一個重要 論點。至於「工時縮短」的發生，源頭也來自「勞動生產力」的提昇，因此，正 確地說，「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同時帶動了「平均利潤率」的下降及「工時縮 短」的趨勢。 工時「配套」方案的提出，也與團體協商機制的不存在，及長期以來勞方團 結力量薄弱的歷史有關。「變形工時」、「女性夜間工作」、「假日合理化」、「退休 金改制」及「外勞政策」等配套，根據前文分析，這些配套措施所欲達成的目的 均是以降低勞動力成本為主。雖美其名為「彈性」，其實是壓低勞動力價值，且 主要是集中在「延長工作時間」、及降低給付水準等「絕對剩餘價值」之擷取的 範疇。然而，正如第三章「彈性化」的討論所顯示，欲達成最佳效率的途徑，過 去「勞動力市場彈性化」的方式反倒不如「勞動力內涵彈性化」。這部分的討論 對於台灣工時規範所面臨的挑戰，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反思機會。「勞基法」乃延 續「工廠法」而來，許多勞動規範的確是以第二級產業，特別是製造業為對象， 這使得「勞基法」於民國 88 年擴大一體適用後，引發極大的抵抗，因而「工時 彈性化」的提法部分是為因應經營彈性上的需求。然而外國的經驗顯示，若台灣 的協商機制健全，上述產業性質差異所產生的工時適應問題，即可透過協商機制 予以兼顧。因而基本勞動三法的修定實刻不容緩，ILO 所訂定的「勞動核心基準」 中居首位的正是團結權、協商權及爭議權這三項最基本的勞動人權。 另外，在「縮短工時」的修法行動，因為是以國家公權力強制訂定，本身就 乃具有「反彈性化」的象徵意義。在一定程度上「縮短工時」是企業人力運用的 彈性上的一種節制，因而即便「縮短工時」不必然帶來生產力的低落，或利潤的 受損，但因其具有的「反彈性化」的意涵，而必然被雇主視為眼中釘，尤其當七 十年代以來「彈性化」風潮是日益蓬勃普遍之際，如 Harvey 提出「時間的經濟 體制」試圖捕捉眼下各種各樣的勞動工時制度，反彈性化的工時修法方向，必然 遭遇資本的激烈挑戰。 最後，本文從「全球化」現象切入，拉出台灣「工時」爭議所反映出來的積 累問題，指出八十年代中期以來部分產業面對積累結構的惡化，而尋求建構新的 積累結構時，「彈性化」或「去管制」如何成為官、資、甚至一般工人的共識。 法定「工時縮減」就正處於「彈性化」的對立面，因而引發爭議，並為「配套」 的提出，提供了正當性。然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批判觀點，有助釐清這場與「工 時」相關之爭論的是非曲直。具體言之，本文試圖指出，「工時」牽涉的是「勞 動力價值」及「剩餘價值」的問題，因而攸關資本利潤率的多寡。經驗世界顯示 的事實是，資本從來不曾放棄對「絕對剩餘價值」及「相對剩餘價值」的擷取， 因而表現在「工時」的鬥爭上是意志明確：既反對「縮短工時」，復不放手「配 套」，這是資本的意志，更是資本邏輯的貫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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