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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學應用于網路研究的契機、問題,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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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學應用於網路研究的

契機、問題,與挑戰

唐士哲

南華大學傳播管理學系 sctang@mail.nhu.edu.tw

摘 要

正如在 20 世紀裡出現的其他新傳播科技一般,網際網路擔負了 許多對於這個新科技如何衝擊社會生活的想像與疑慮。網路在人類日 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因為科技本身的發展尚未定型,也因此保留了 許多想像的空間。民族誌學對於陌生人事物的好奇,與對於產出微觀 資料的執著,都成了填補網路社會與文化意涵想像空間的最佳工具。 民族誌學對於特定生活環境的敏感度,以及尊重不同文化的相對價 值,都使其不會偏廢「人使用網路溝通」所產生的多元社會文化意涵。 本文探討民族誌學應用於網路研究的契機、問題,與挑戰。討論主要 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先處理民族誌學的認知轉變。其主要目的 在於探討民族誌學在建立「何謂代表他者的知識」過程中,如何因應 外在環境的轉變與學門內方法論的反省而產生的論述抗詰。第二部分 則討論網路的科技的特殊性與普遍性,重點在於強調網路在時空觀 念、主體認同,與社群意涵上,有其相異於過往傳播/溝通模式之處, 但此相異處不應被認定為網路社會「自成一格」的證據。第三部份則 探討民族誌學用於觀察網際網路的技巧與問題,包括田野觀察的時空 條件、身份建構的真實性,以及研究價值與倫理的兩難。 關鍵字:網際網路、民族誌學、社群、溝通、方法論 [收稿]2003/09/27; [初審]2003/11/08; [接受刊登]200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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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網 際 網 路 ( the Internet ) 中 所 形 成 的 電 腦 中 介 傳 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本文以下稱 CMC),以極短的時 間竄起並成為當令的學術想像客體。其技術條件因為資金的密集投入 與消費市場的拓展,已成為含括了數種不同的資訊或訊息傳輸形式的 綜合性科技:舉凡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電子郵件、即時聊 天室(如 MSN Messenger)網路新聞通訊群組(Usenet)、虛擬空間遊 戲(如 MUD、MOO,或 MUSH 等)等。而這些科技形式帶給使用 者在日常生活的便利與愉悅,也幾乎收編了網際網路出現前所有溝通 或傳播媒介的功能。由訊息搜尋、發送、交談到購物、交易、遊戲、 幻想、散播謠言、欺騙、盜取,不同的使用方式類比諸多現實社會中 人際關係建立的功能。而網際網路的載體──家用個人電腦──強大 的資訊處理能力,使得使用者可以在私密的空間裡,游移在不同的介 面中,進行各種具社會意涵的行動。網際網路體現了一個兼具社會動 性(social mobility)與私密化(privatization)的溝通空間。 而這個溝通空間所呈現的文化形式如何被觀察,以及如何將理論 的觸角與實際的網路使用行為、互動模式相結合,成了網路研究方法 所需面臨的新挑戰。本文將重點放在民族誌學應用於觀察網際網路溝 通互動的文化及社會意涵的契機、問題與挑戰,即是希望藉由研究方 法的探討,將網際網路科技在人類日常生活中建構的特殊性與普遍性 意涵作一初步釐清。「特殊性」指的是網路的科技如何影響新型態的 時空觀念、身份認同,與族群意識的形成;而「普遍性」則是在瞭解 網路科技的「特性」後,不過份強調網路溝通/傳播的差異性,而能 在探討中介傳播/溝通的意涵上,考量網路與其他傳播/溝通方式的異 同,而作較為持平之論。 民族誌學作為一種記載、詮釋文化實踐意涵的研究方法,本研究 主張可以用來 呈現CMC在社會意涵上的複雜性。誠如社會學家 Howard Becker指出,過往社會科學對於傳播/溝通媒介,如電視、電 影,或電動玩具等,常將其武斷的由社會情境中抽離,並在操縱的研 究環境中,試圖呈現媒介與特定社會行為或心理模式的因果關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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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的過程與結果常服膺於特定的機構需求之下。藉由研究發現的 「事實」,常因反應研究者或研究贊助者事先已決定好的研究視野, 而過濾掉了許多「不重要的」社會生活細節(Becker, 2002)。1但社會 環境、媒介與特定社會行為的關連,有其無法被化約的複雜性。縱使 藉由特定研究方法的輔助,研究者可以循序漸進、較具系統的詮釋龐 雜的社會現象,而宣稱具有較客觀、超然的知識。但研究產出的結果, 在「代表性」上仍無法擺脫研究方法本身所決定的思考框架。社會科 學的研究方法,除了宣稱方法本身的嚴謹之外,對於採用特定方法所 透視出的世界觀,在態度上也應保留適當的謙遜。而作為一種學術書 寫的「文類」(genre),民族誌學在近幾年的發展,正是在方法論上 對於「具全面代表性的社會知識」的保留與質疑。 「新的」網際網路,正如 20 世紀裡出現的其他新傳播科技一般, 擔負了許多對於這個新科技如何衝擊社會生活的想像與疑慮。網際網 路在人類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因為網路科技本身的發展尚未定 型,也因此保留了許多想像的空間。民族誌學對於陌生人事物的好 奇,與對於產出微觀資料的執著,都成了填補網路社會與文化意涵想 像空間的最佳工具。民族誌學對於特定生活環境的敏感度,以及尊重 不同文化的相對價值,都使其不會偏廢「人使用網路溝通」所產生的 多元社會文化意涵。 本文探討民族誌學應用於網路研究,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 先處理民族誌學的認知轉變。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民族誌學在建立 「何謂代表他者的知識」過程中,如何因應外在環境的轉變與學門內 方法論的反省而產生的論述抗詰。第二部分則討論網路的科技的特殊 性與普遍性,重點在於強調網路在時空觀念、主體認同,與社群意涵 上,有其相異於過往傳播/溝通模式之處,但此相異處不應被認定為 1 Becker特別以在 1920、30 年代傳播效果研究典範的先驅「佩恩基金會研究」 (Payne Foundation Studies)為例,說明該研究本身資助人明顯的反媒體立場, 如何導致受贊助的科學家們或屈服於其意志之下,而導出與研究出發點相符的結 論;或因科學家的發現與研究出發點相左,而被模糊的冠以「結論未定」

(inconclusive)或被排除在研究成果報告之外。這段歷史公案,亦可詳見Jowett, Jarvie, & Fuller (1996)在Children and the movies: Media influence and the Pa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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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社會「自成一格」的證據。第三部份則探討民族誌學用於觀察網 際網路的技巧與問題,包括田野觀察的時空條件、身份建構的真實 性、研究價值與倫理的兩難,以及現象的微型與鉅型意涵的掌握。

貳、民族誌學的認知轉變

簡約來說,民族誌學是「異域的科學」(science of the exotic)或 是「人的圖像」(pictures of a people)(Hakken, 1999: 38)。作為一種 研究方法,民族誌學所預設的一個立場,是研究者可也藉由自身的行 動參與,觀察一個陌生的人類社會狀況,並藉由記載、詮釋、歸納整 理出此社會狀況的意涵。舉例而言,如果我要理解一個都市,我會觀 察這個都市裡的建築與道路,試圖瞭解路標、交通號誌的意涵,或者 向「在地人」問一些問題。我也會在這個都市停留一段較長的時間, 以建構有關這個都市的「心理地圖」。在我居留的這段時間內,我會 盡心觀察、甚至模仿這個都市居民的一舉一動,並記載我所觀察的對 象,以及我與對象互動的過程,以增加我觀察結果的詮釋力。民族誌 學的田野工作(fieldwork)因此是具有反思能力的、且較具系統性的 針對特定的生活方式或文化形式作長時間的觀察。 民族誌學的研究步驟,因此包含了觀察與紀錄。「理想的」民族 誌學紀錄,是研究者進入一個異域,摒棄原有的文化與教養包袱。在 長時間觀察、體驗並學習此異域特殊的語言、宗教、生活作息、言行 舉止、風俗習慣,以及社交禮儀的過程中,詳細記錄自己的觀察,並 透過合適的語言敘述「還原現場」,以對於一個社群生活產生「全面 性的瞭解」(holistic understanding)。 然而民族誌學研究中書寫與現實的差距,常在方法論中成為爭辯 的焦點。早期對於異文化的研究是帝國的殖民統治者與教會傳道者的 產物,目的在於四處搜尋符合歐洲世界理想中的「蠻荒」。探險家、 殖民統治者,以及傳教士的日誌(journal)或旅遊誌(travelogue)在滿 足「征服」與「教化」慾望之餘,成了佐證文明進化論觀點的目擊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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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強行附加歐洲的觀點在所觀察的文化與社群之上、罔顧該文 化或社群的歷史及主體發言權的作法,成了建立一個「專業與科學的 民族誌學」(professional and scientific ethnography)所欲革除的積弊。 Malinowski 的功能主義觀點,強調人類學家應透過詳細的民族誌學日 誌,以盡量貼近異文化主體的觀察與書寫方式,提供特定族群所有文 化的層面意涵的「專論」(monograph)。如何進入場域、如何將自身 的文化經驗歸零、如何互動、資料如何蒐集、如何記載日誌、何時退 出場域,以及如何由瑣碎的日誌中抽絲剝繭找出具有普遍性意涵的文 化實踐,並藉以達到理論深化的目的,都成了民族誌學典範化後的標 準操作方式。建立詮釋的科學性與中立性,以及平衡研究者的主觀意 識與報導客觀性,成了民族誌學研究方法常規化的主要目的(劉仲 冬,1996;Burgess, 1989)。 民族誌學的「科學」權威,卻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國際政治經 濟局勢的改變,以及跨領域學科或思潮對民族誌寫作方法的影響,而 受到嚴重的挑戰。民族自決的思潮,使得原先受西方列強殖民的地域 紛紛由殖民的狀況中擺脫出來,成為「新興民族國家」。而資本主義 的全球擴張,卻又使得原先西方文明的「化外之地」成了跨國企業競 逐原料、市場,以及低廉勞工的前線。區域間日益頻繁的交通與傳播, 使得在形式上,人際間「實體距離」日漸消彌。國民旅遊的普及、大 規模的投資與工作移民,使得人與土地的關係不再「從一而終」。而 縱使在自稱先進民主國家的社會中,資源的分配不均所造就的貧富差 距擴大,都會中心的區塊化(ghettoization),以及階級、性別、性傾 向、種族、新移民等認同意識的深化,都使得生活在同一個國族屋簷 下的人,懷抱著歧異的想像與認同。民族誌學所面臨的世界,是一個 「天涯若比鄰、比鄰若天涯」的詭異世界。民族誌學所賴以築構研究 主體的依據:旅行與報導,在傳統人類學對「異域」的研究旨趣愈來 愈與實體世界破碎而多元的文化經驗脫鉤的情形下,而面臨「想像主 體」的危機。誠如 Arjun Appadurai 所言:「我們生活在一個包含許多 種類寫實性的世界中,有一些是虛幻的,有一些是社會主義的,有一 些是資本主義的,還有一些則尚未被命名。」(Appadurai, 1991: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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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社會環境的丕變外,還有民族誌學研究在認知論上的靈魂探 索。源自於文學理論對於語言與現實間關係的興趣,民族誌學在實際 操作上關切的重點,不再只是參與觀察的客觀與否,或者是敘述的內 容是否符合整體、深入,以及豐厚(thickness)的要求,而是正視「再 現的偏差」(the bias of representation)之必然。換句話說,掀出語言 中暗藏的意識型態,並省視在民族誌學的寫作過程中,報導者的語言 如何再現了報導者與被報導者,或者描述主體與被描述客體間不對等 的權力關係。誰在書寫?如何書寫?寫給誰看?造成何種效應?成了 方法學上討論的核心問題。 這個人類學家 James Clifford 所稱的民族誌學方法上的「詮釋學 動向」(hermeneutic move),論述的重點在於寫作究竟是本於現實的 銘記(inscription)(或譯「篆錄」)或是虛構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 以產出實證的、科學的知識為職志的傳統民族誌學,向來視語言為透 明的報導工具,也因此認為社會真實的忠實呈現為民族誌寫作的必然 目的(teleology)。語言的寫實性問題對研究者而言,只有準確程度 的問題,而沒有本體論上存在與否的危機。然而詮釋學自迪爾泰 (Dilthey)至迦達瑪(Gadamer)以及呂格爾(Paul Ricouer),都強 調語言與其所欲捕捉的外在現實間,沒有必然的且全面的對應關係。 迦達瑪認為,對於一個特定景象(view)的認知,通常有賴於人們能 夠援引與此景象相關的範例(instances)作為詮釋的依據,而人們對 於特定行動的瞭解,端賴參照賦予此行動特定意涵的世界觀(world view)。迦達瑪強調,既然外在現實必須經過這道確認的手續產生特 定意涵,而每一次確認的過程都是短暫且不完全的,因此人們體認的 現實是局部的(partial)且容易被更改。而呂格爾(1995)更將真實的 產出視為對話的產物。人與人之間的言談互動、與文學作品、特定事 物間的互動,皆構成瞭解外在世界的「文本」。呂格爾視此文本為中 介自我與世界的橋樑,人們對於外在世界的瞭解只有透過與文本間一 來一往的對話中漸次展現。 詮釋學對於民族誌學方法的影響,莫過於對於知識產出的「代表 性」問題的質疑,其彰顯的是全然符合科學性語言的不可及。運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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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誌學的方法展現對於特殊文化、習俗,或生活方式的瞭解,必須仰 賴寫作。然而研究者的寫作綜合了觀察場域中的言談、觀察、錄音、 相片、景象描述與評論等素材,在龐雜的寫作素材轉化為條理分明的 敘述過程中,研究者對於所觀察的現實主觀的選擇、放大、隱匿、串 接、歸納,加上詞藻的潤飾,都影響了素材被呈現可能造成的效果。 而研究者本身的「道德立場」,縱使在實證的前提上是不該顯現的, 然而在產出特定敘事的過程中,卻是「言之成理」必要的條件。例如 人類學者米德(Margaret Mead)與傅力曼(Derek Freeman)同樣觀察紀 錄南太平洋撒摩亞群島人民的生活,然而他們所陳述的民族誌學故事 中,卻呈現了截然不同的風貌(見 Clifford, 1986: 102 中的討論)。因 此民族誌學的語言,在轉換文化與生活的片斷成為研究「論述」的過 程中,每個接著點、每個言詞陳述、字辭選擇都包含了研究者與研究 對象間「對話」的痕跡。「對話」的雙方都是獨立且平等的個體,沒 有任何一方必須臣服在另一方的權威底下。「科學的」民族誌學武斷 的讓研究者的聲音獨佔了整個研究,讓每個在民族誌記錄中出現的故 事元素都透過研究者自稱客觀的統整服膺於「一個現實」,其所掩蓋 的研究素材本身產生多種意涵的可能性。 因此,民族誌記錄在詮釋學的影響下,不再以「完整」的銘記作 為依歸,而被視為偏私的、因時因地制宜的、且內含多種閱讀可能性 的「文本」。民族誌學的研究者,也發現自己愈來愈難處在一個固定 的、且疏離的立場談論不言可喻的「他者」。研究者的外在世界與其 「所見」及「所知」之間,不是緊密的接和,而是關係緊張的、充滿 了政治意涵的認知裂隙。民族誌報告成了藉由文字、論述掩蓋此裂隙 的結果。文字的記載或許得以留存永久,然而記載的行為(deeds) 卻是瞬間即逝。如 Clifford 所言:「文本藉由延伸意涵的方式將一特 定事件予以『防腐處理』了(embalm)」(1986:116)。 這種將民族誌學研究者的角色由論述的主宰者轉化為對話者,且 暴露因文字與日常口語兩種不同的載意形式的差異所造成的再現偏 差,代表民族誌學的寫作形式朝向「自省」(self reflexive)的方向發 展。「自省」意指在民族誌文本的呈現上,研究者對於題材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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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敘述方式、田野觀察與寫作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差異、描述的不確 定性,以及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的互動等,有愈來愈多自覺的檢 討。傳統講求實證的分析方法如果將論述重心指向一個遙遠且神秘的 他者,且寫作者是隱匿在文字陳述後權威的知識的生產者,後設的論 述重心則把矛頭指向寫作的自己。寫作成了對話與自我表白:研究者 不僅與研究對象對話,並且也自我表白藉寫作呈現「一種現實」的必 然性。在描述人、事或景物的同時,寫作者同時也在建構一個想像的 客體,將被觀察者現實生活的流動與不確定,鎖定在觀察者特定的、 出於主觀的敘事中。曾研究英國勞工階級子女求學過程的 Paul Willis 指出:「民族誌學的詮釋是對於真實生活的不確定性一個極度事後回 溯(ex post facto)的產物。」(引自 Marcus, 1986:183)

對於「文本」、「論述」與「再現偏差」的自覺,促使民族誌學者 實驗各種不同的敘事體例。而在方法學的倫理上,不再相信研究者可 以藉由客觀事實的累積以達瞭解整體的文化意義的目的。由田野觀察 到撰寫,研究者在寫實與虛構、描述與自白、微觀的行動意涵與巨觀 的結構意涵間,嘗試將民族誌研究轉化為語意建構的實驗場。在論述 的形式上,隱喻(metaphor)、轉喻(synecdoch)、反諷(irony)自傳 (autobiography) 皆 挑 戰 傳 統 民 族 誌 學 的 「 天 真 寫 實 主 義 」( naïve realism)式的報導文體。而Clifford更將民族誌學的寫作比擬為一則「寓 言」(allegory)──在再現文化的同時,同時也再現了「詮釋」的行 動本身。由此,寓言式的寫作敦促研究者捨棄將文化描述視為「這個 代表了、或象徵了那個」,而應視為「這是一則講述那個的(且充斥 道德意涵的)故事」。(Clifford, 1986:100)。而受後現代思潮影響的民 族誌學,則更進一步的視參與觀察為「對話」(dialogue),書寫成了 展現「民族誌學情境」(ethnographic situation)中觀察者與被觀察者 「合作」與「協同」的關係(Tyler, 1986;參見Atkinson & Hammersley, 1998: 127)。Tyler更進一步的否定社會世界可藉由觀察及文字描述被 再現的可能性,而寧願用「召喚」(evoking)一詞來代表民族誌學的 研究實踐(Tyler, 1986)。民族誌學的研究,逐漸朝向一個典範模糊化 的方向發展,此也使得關切學術權威性的Clifford Geertz,以「模糊的 文類」(blurred genre)來形容民族誌學百家爭鳴的態勢(Geertz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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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睿譯, 2002)。2

綜而觀之,民族誌學的現階段發展,面臨到的問題癥結是標記民 族誌學學術本業(enterprise)的「詮釋權威性」該如何被界定。守成 者如 Geertz 或 Clifford,雖然體會文化再現實踐的複雜與局部,卻仍 強調「再現」可以藉由如 Geertz 所強調的「豐厚陳述」(thick description) 接近(approximate)片面的社會真實;且民族誌學所產出的研究成果, 縱使是偏私的,仍舊在累積普及化知識上有一定的貢獻。而受到後現 代主義、後結構語言學等影響的積極解構者,如 Paul Rabinow (1986)、 Stephen Tyler(1986)等人,則完全摒棄再現的可能性。將社會生活中 即興的、無常的「對話」或「交談」成為民族誌學寫作擬仿的標的。 研究目的的瑣碎化成為後現代寫作的一項特徵。相關的論述抗詰,可 被歸納為下列四點與本研究探討的網際網路相關的認知轉變: 一、 社會環境的轉變,使得民族誌學學科的想像,不再是孤獨的 民族誌學者,闖入遺世孤立的社會,在田野「觀察野蠻人」 (sighting the savage)。全球化的區域互動日趨頻繁,使得地 球上已難有西方文明的死角或單純而原始的社會生活。而日 常生活的實體空間與想像空間也因傳播、旅遊、移民等跨區 域、跨國界的生活實踐,而產生脫節。也因此愈來愈難有一 成不變的風俗或文化實踐可以滿足民族誌學對於「他者」的 想像。由是,民族誌學的田野觀察,不代表必須待在一個定 點「眼見為憑」。正如 Appadurai(1991)所言,民族誌學所 面對的,是「浮動中的生活世界」(lifeworld in a flux),以及 文化的「脫離疆界」(deterritorialization)。因此,田野觀察 的場域,也可能是多重的(multiple),且「多變的」(variable) (Marcus, 1986, 1998)。, 2 如Geertz在文中指出:「但是,以賭客與美學家們、而非水電工和工程師們比較 熟悉的詞彙來陳述社會科學理論,已是大勢所趨。復歸於人文學科門下,以求取 於社會科學中的解釋性類比,這種現象一方面是文類範疇崩解的證據,另方面昭 示了『詮釋當令的時代』已告崛起,而其最明晰可見的結果,便是社會研究作品 中那種修正的論述風格。推論的工具正在轉變,社會愈來愈少被再現為一種複雜 的機械或一種準生理器官,而愈來愈常被再現為一場認真的比賽、一台馬路秀, 或者一份用行為寫成的文本。」,見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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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族誌學的分析「主體」,不再是言行一致、且受既有物質 環境影響的「人」。在社會上角色的扮演,傾向如 Bourdieu 所言的「即興演出」(improvisation)。雖然職業、社經地位、 家庭、宗教、氏族等仍然扮演形塑一般人主體認同的「常設 組織」,但愈來愈多元化的刺激,如電影、電視、旅遊、跨 國服務業、體育競賽、網路等「都會感」十足的娛樂形式, 使得人的主體認同標的愈形脫離日常物質條件,而遁入這些 娛樂形式建構的想像世界中。換言之,人類生活的意涵,不 再只能夠由物質生活的條件中獲得確認。想像與物質生活間 的差距,成為民族誌學必須面對的主題。 三、 社會生活或文化存在的場域,除了實體社會空間(如家庭、 村落、部落、博物館等)外,有更多是在虛擬的的「網絡」 (network)中成形。傳播科技成為體驗社會生活的主要依據。 人際間的「互動」,或人對社群的體認,愈來愈不仰賴面對 面接觸,而仰賴特定科技型式的中介(mediation)。傳播媒 介產生的「文本」,如電視、網路聊天室、流行文化迷間互 通有無的通訊(fanzine)等,也成了彰顯特定次文化形式或 社 群 生 活 的 分 析 文 本 ( 見 Escobar, 1994; Marcus, 1996; Hakken, 1999; Eichhorn, 2001)。 四、 民族誌學書寫者與其論述主體間的關係,顯得不再被動。除 了寫作者與對象之間的關係與義務界定成為必須處理的「政 治」問題外,由於生活世界的情境脈絡(context)日趨複雜, 研究者更須擴展分析的主題到人類行動以外的其他相關社 會型構問題,例如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的政治經濟變遷、商 品與智慧財產權的流通、電腦科技中的虛擬現實等。社會行 動或文化的鉅型與微型意涵同時必須被關照。研究者的角色 扮演,介於「權威冷靜的客觀者」與「積極主動的介入者」 之間,亦即 Marcus 所言「狀況的主動者」(circumstantial activ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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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網路實踐意涵的特殊性與普同性

上述這四點民族誌研究對於研究客體與知識產出過程的體認,為 勃興的網際網路文化及社群型態提供了有效的觀察視野。CMC 的社 群意識與文化意涵是複雜與不確定的,混和了新的科技形式與既有文 化型態與溝通模式的種種特性。首先觀察虛擬文化型態的人類學者 Arturo Escobar 就強調,新科技在既有的文化條件上創造新的文化條 件。然而新、舊的文化條件之間並不截然互斥(Escobar, 1994)。網路 世界的許多特性都是民族誌學者所體驗的「浮動中的生活世界」的縮 影:如社會場域型態的流動性、身份建構的多元、以及溝通方式的文 本化等。然而這些現象如果籠統慣之以「網路的虛擬性」且強調其與 「現實生活的真實性」之間的差異,則過份誇大了科技形式在人類社 群行為與文化意涵的主導性角色。民族誌學向來強調以細部的生活細 節觀察作為知識建構的起點,且在觀察階段盡量不對「有價值的分析 資料」預設任何立場,這對於瞭解科技如何在特定社會或經濟條件下 產生,以及科技如何逐漸融入日常生活中,成為建構、創新,或再現 生活世界意涵的要角的複雜過程,提供了一些詮釋上包容性。以民族 誌學對於細微差異(nuances)的重視,可打破電腦世界/現實生活、 虛擬性/現實性等二元對立思維。因此本文強調瞭解網際網路對人類 生活的重要性,應從分辨網際網路溝通形式的「特殊性」與「普遍性」 著手。 首先談談網際網路的特殊性: 網路所型構的虛擬空間(cyberspace),是在特定科技條件下所建構 的空間形式,這個空間形式,模擬了人類互動的環境(Heim, 1993)。 虛擬空間的特性是無法目測其面積、範圍,也缺乏標記空間存在性的 建築、器具,或物件(Heim, 1993; Hakken, 1999; Shields, 2000)。網路 的空間性,非視覺所能直見,在網路上,空間是「發生」的,而非「存 在」的:網路使用者只有在藉由不同結點、迴路、線路連結成一個網 路後,對空間的感受才在連線後「發生」。且不管是特定網頁中的聊 天室、電子郵件、電子布告欄、線上及時聊天,或網路遊戲,文字成 了感受空間存在或轉換的主要工具。藉由文字書寫對話,或依照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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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文字選項點選,文字在網路中創造論述空間;也藉由文字,使用 者可以由一個空間跳脫到另一個空間(Lévy, 1998)。空間的意涵在網路 的世界中,因此是流動的(flow),且建立在「關係」(relation)與「連 結性」(connectivity)上(Shields, 2000)3 「關係」與「連結性」不僅具體化網路上的虛擬空間,兩者也使 得個人「身份」在網路中得以現形。網際網路的世界中無所謂的「居 民」。縱使網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 IP,但沒有人可以聲稱自己常駐在 哪個特定地點。由於網路使用的隨機與動性,使用者在不同的介面中 遊移,且可創造多重身份,使得網路使用者扮演的是「遊民」的角色 (Jones, 1995, 1997; Heim, 1993)。人們在網路中,可以「丟掉舊包袱」, 以新的社會身份與地位重新出發。甚至性別、年齡、學歷、國籍,或 外表特徵,都可以在網路上捏造。藉由「化名」(pseudonym)或「匿 名」(anonymity),人不再只能被緊鎖在特定的身份或社會關係中。 且對話成了形塑個人身份的主要方式。雪莉.特克在《虛擬化身》 (1996)一書中, 便探討了線上遊戲「泥巴」(MUD,源自 multiple user dungeon 的縮寫)如何使玩家透過冒險的遊戲中,嘗試扮演異於 現實生活的不同角色。玩家使用匿名在遊戲空間中現身,與其他玩家 合作打怪、搭訕、結黨、聊天、交易寶物,甚至交換對網下現實生活 的感受,言詞互動中逐漸發展出在遊戲空間裡的固定身份。而當玩家 厭倦此身份時,也可以逕行宣布角色的死亡或消失。隨即進入另一個 遊戲空間中,以另一個不同的身份「重新過活」。相較現實生活中隱 姓埋名,身份轉換的困難,網路的世界成了多元身份政治的實驗場。 由此流動的空間與多變的身份可能性發展出的社群型態,因此也 相異於實體的社群。網路使用者的網上行為,雖是出於自由意志下的 選擇,然而網路並非完全沒有社群規範。使用者在自主的意願下選擇 進入一個社群型態後,必須自願的遵守一些這個社群組成份子所定下 的原則,否則可能遭其他參與份子的言詞譴責,並可能被驅逐出境。 與現實社會中的社群生活相異的是,網上社群生活的特性,是身份的 彰顯脫離了肉身的政治,而純然以文字、論述建構身份表徵。在缺乏 3 Shields所稱的「關係」,應可作「連結」(link)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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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相望」的親身接觸下,對於社群參與份子的個別印象都建立在 自我的語言陳述中。社群的歸屬感,因此建立在使用者的「委身使用」 中(dedicated use)。包括主動性、對於交談內容的關注、以及對網站 或討論群組歷史的熟捻、甚至關係與義務的制訂,都構成了特定社群 運作是否得以持續的條件(Lindlof & Shatzer, 1998)。而某些彰顯特 定身份認同的網站,如標榜同志議題的網站,也常透過篩選的方式, 要求欲參與者自我介紹或表白,在獲得網主或其他網民的同意下,才 正式成為社群的一份子。如同 Smith 所強調的,在網上形成的社群是 「意向社群」(intentional community),網路社群型態如果要能維持良 久,重要的是該社群是否能夠誘導個人的行動朝向建構並維持個人在 獨自行動時不會創造的良善(goods)上(Smith, 1993; 引自 Lindlof & Shatzer, 1998: 98)。訊息分享、轉寄、提供網路使用如下載、連結等 技術援助、附和或讚美他人的言論等成為強化我族意識的良善行為。 而潛伏偷窺、刻意透露網上私密的交談、偏激的言論、放毒、惡意的 中傷、欺騙、謠言等破壞互信機制的「惡行」,則極有可能在短時間 內造成社群的崩解。 以上所陳述的網際網路特殊性,雖然容易造成電腦中介傳播/溝通 型態與現實生活傳播/溝通型態的差異印象,而將網際網路視為一由 科技所建構的「化外之地」。但過份強調科技形式主導一切的思維, 忽視的是不論網上生活或網下生活,生活的主體都是活生生的人。一 個人由學校回到家裡,再由家裡的客廳進入自己的寢室,而在寢室書 桌前的電腦裡進入網路的世界,這其中經歷的是不同社會空間、以及 不同社會身份的轉換。正如同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扮演因時因地而 有別,網路上看似多元、異質、自由的角色扮演,與其他中介傳播型 態所賦予的角色扮演可能性,只是形式上的差別,而沒有本質上的相 異。正如 Hakken(1999)所指出,「中介」的傳播型態,並不始於電腦。 遠古的人使用手語、簡單的圖畫溝通時,就已經是使用特定的器具或 方式在進行「中介」傳播了。而電話則是使得當面溝通器具化的第一 種科技形式。在每一種新傳播/溝通科技出現的年代裡,因對於新科 技的功能與社會影響尚未能被全盤掌握,因此思維常是強調科技的特 殊性(Becker, 2002)。然而每種新科技由出現到普遍使用,其結果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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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傳播/溝通形式的普遍化。此「普遍化」意指新科技或快或慢的融 入人們日常生活中,與舊科技或舊的生活習性相串連或融合,然後以 眾人熟悉的方式對個別行動賦予意涵。換句話說,科技在普及化的過 程中,由剛開始對整體形式意涵的關注,慢慢轉移到對使用科技後個 別行動意涵的強調。如五0年代初期,當電視剛出現在美國社會時, 輿論對於電視的科技特性對居家生活的影響,曾有不少的揣測(見 Spigel, 1992 ; Boddy, 1993 )。然而隨著電視的普及與「家用化」 (domestication),如今電視已融入家具、冰箱、電話等家用器具中, 成為尋常人居家生活的一個「必備選擇」。而我們已不再奢談「電視 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這般大問題了。換句話說,科技形式所影響的社 會行為或社群型態,並不會永遠在原有的社會型態外「劃地自限」。 以這個科技與生活關係的邏輯來看網際網路,則虛擬空間與真實 的社會空間之間,並不是截然的分離。因為地理疆域在網路世界不具 意義,連帶使得網路空間的公共性或私密性難以斷定。虛擬空間雖因 為「化名」或「匿名」的特質,而缺乏「公開性」,也因此在「社會 感」的建構上好像自成一格。然而虛擬社會與實體社會的交集,或人 們在網路上的行為,與現實生活的行為,常是互通且相互影響的(見 Etzioni & Etzioni, 1999)。例如報載大陸湖北省宜昌市有一名女子,因 與台灣男網友戀情告吹,在網上現場直播「自殺記」;數十名大陸、 台灣、香港網友在雅虎聊天室上目擊這驚悚的一幕,連忙致電當地公 安局,展開緊急救援,最後終於查出她的住址,救回已吞下安眠藥的 女子(聯合報,92 年 1 月 30 日,第 A8 版)。這個頗具戲劇性的事件 起源雖然發生在網際網路的虛擬世界中,然而「公開自殺」的行為既 不虛擬、也不私密。而隨後在網路上散播開來使得網友「目睹」自殺 過程,以及所引發的一連串越洋電話、追蹤網址、找尋真實生活住址、 登門救援的「行動」,都在真實生活中具有「改變現實」的意涵。由 網路所架構的「虛擬」空間,不但不虛擬,而且是這個真實事件發生 的先決條件。 而網路虛擬世界中的人際關係,也並不全然擺脫現實世界的物質 意涵。如網路遊戲的盛行,使得真實世界的交易關係也在網路中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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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的一個面向。如前一陣子網路遊戲「天堂」與「仙境傳說」 為競逐消費市場青睞,藉由寶物競標方式提升買氣。三名「天堂」玩 家在競標會中,共以兩億四千萬元天幣(換算新台幣約二十萬元)罕 見成交價標到虛擬寶物;而「仙境傳說」亦不遑多讓,在特賣會中以 兩組價值六億天幣(各約四萬元)的虛擬報物當大獎,吸引人氣(聯 合報,92 年 7 月 27 日,A6 版)。姑且不論這場競標有何實際的經濟 效益,網路世界中看似「遊戲」般的消費行為,成為網路遊戲業者鞏 固財貨累積的手段。遊戲網路中所發展出來的交易行為,除了模仿現 實社會中的市場交易型態之外,也為現實社會的市場交易型態所用。 4 以上關於網際網路科技特徵的獨特性與普遍性討論,重點在於凸 顯網際網路研究本身的複雜性。網際網路的特性,是訊息溝通與傳遞 形式的開放性與流動性。對於傳統社會生活的定時、定點特性,網際 網路的出現皆是一種顛覆。網際網路的「現象」,不管就空間觀念、 身份認同、或社群型態等特性而言,都適合運用民族誌學的田野觀察 以及文本化生活經驗的研究方式來產出豐厚的研究資料。民族誌學對 於網際網路的重要性,應在於其對於虛擬世界裡溝通的社會意涵的 「不確定性」上,能在方法論上視其為必然。網路文化型態象徵的, 是空間觀念、主體建構,與社群型態的不確定,這些都是民族誌學在 面臨一個「時空崩解」的世界所欲正視的問題。近期民族誌學對於方 法論的探討,在於坦承知識產生的主體(即研究者)與另一主體(即 被 觀 察 、 詮 釋 、 論 述 的 對 象 ) 間 複 雜 的 對 話 關 係 ( dialogical relationship)。如上一章節所述,書寫的主體,面對無常的觀察與研 究環境,不再能以一個全觀的、穩適的旁觀者自居。而傳播、溝通媒 介在建構日常生活的感知、想像、與認同上扮演日趨重要的角色,也 4 這種媒介中衍生出的消費行為變成媒介經營業者剝削剩餘價值的手段,同樣出 現在電影或電視工業中。以電視為例,美國電視劇集「星艦迷航記」(Star Trek) 自 1960 年代末首次製播後,在美國社會造成的長久風行的「迷文化」,就成了媒 介工業積極淘金的對象。針對星艦迷們(trekies),派拉蒙公司不但數次製作不 同版本的「星艦」系列影集,更改拍成電影版本,且發行了「星艦迷航記」專屬 的商品品牌。而「星艦」文本的迷社群消費,更成了派拉蒙密切監控的對象。詳 細見Henry Jenkins在Textual Poachers(1992)書中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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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民族誌學對於「場域」(field)的觀念必須摒棄「定點」的思維。 如人類學者 George Marcus 所提倡的「多元地點策略」(multi-sited strategies)(1986;1998),即主張民族誌學研究應走出「單一且固定 研究群體」的迷思,在田野觀察的作法上,正視研究群體的動性 (mobility)與不同群體間互動關係的重要性。固定的社會空間、固 定的族群與個人、以及固定的田野觀察視焦在現今世界的不可及,成 了民族誌學必須面臨的必然課題。這些都使得網際網路「不確定」的 科技特性,成了民族誌學的新想像客體。

肆、網路民族誌學研究的技巧與問題

民族誌學研究方法運用於觀察網路人際互動的方式,歸納出四點 技術性的問題在以下作探討,包括:田野觀察的時空條件、身份建構 的真實性、研究價值與倫理的兩難、以及網路現象的微型與巨型意涵 掌握。

一、田野觀察的時空條件

民族誌學田野觀察的時空條件,往往是被研究對象釋放種種意涵 的重要情境(context)。在網際網路中,使用者對於「虛擬空間」 (cyberspace)的體認,正是由交談、訊息分享、或搜尋等書寫文本 的創造、交換,以及點選的形式中築構。網路空間作為情境,不但沒 有地點的限制(non-site bound),同時也是跨越地點的(trans-sited)。 (Hakken, 1999:59)5 由此空間型態所延伸出來的問題,是研究者與田野觀察場域間的 關係如何界定。「場域」在民族誌學中,扮演著將研究主體(subject matter)具體化的重要角色。包含進入場域的方式、待在場域的時間、 以及場域中何種資料構成重要的分析素材等,都影響民族誌學報告最 5 所謂「跨越地點的」,依作者的解讀,可包含兩層意涵:一是集合性的網路空 間,亦即使用者由不同的結點連結到特定的網址上所形成的空間,如使用者在 world wide web上藉由搜尋、超連結連結到特定的網頁上。另一層意涵則是使用 者在不同的介面中瑣碎的空間跳躍舉動。如使用者時而使用MSN交談、時而使 用world wide web閱讀網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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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產出的結果。傳統的民族誌學者「投入」研究場域常常有脫離/進 入不同地理疆域的儀式性意涵。研究者經歷旅途奔波,由熟悉的社會 環境中抽離,在另一個異域中,觀察生活的種種。生活空間的轉換, 使得研究者的角色轉換明顯。而田野觀察的過程,與觀察後退出觀察 場域、整理並思索觀察成果的耗時,都彰顯田野觀察本身的特殊性。 因為時間與空間的隔離,研究者也因此可以宣稱田野觀察過程的獨特 與完整性。 然而網際網路的研究中,研究者「進入」與「退出」並沒有確切 的空間轉換或時間延遲。如前述,網際網路的空間形式並不具備物質 性。在沒有城牆、關卡、圍籬,缺乏建築、器具與活生生的人的前提 下,研究的「場域」構成的條件,是網民的行動實踐與承諾(Eichhorn, 2001;Jones, 1997, p.8)。 場域的動態化,使得研究者觀察的過程中,缺乏進入與退出在時 間與空間上的顯著性。研究者如果要觀察一個網路聊天室,進入與退 出與其他聊天室裡的參與者一樣,都侷限在特定的時間裡完成。每次 上網及離開,都代表一次觀察的開始與完成。因此網路民族誌學的觀 察方式,顯得片段而不定時。而「田野」的意涵,只存在於研究者蒐 集大量網路溝通文本的完整性上。既然研究者不可能全天候緊盯著電 腦螢幕全時間投入,「觀察」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完整性因此也可能遭 質疑。另外,就像一些匿名的上網者一樣,一些研究者噤聲的潛伏觀 察(lurking),究竟符不符合「參與」的條件,也頗受訾議(Eichhorn, 2001; Lindlof & Shatzer, 1997)。Eichhorn 就指出,網路上的田野觀察 所缺乏的寫實性,使得「正統的」人類學者對於觀察虛擬社群互動型 式的結果頗有保留(見 Eichhorn, 2001, p.567)。研究者究竟是插花性 質或是全心投入,有沒有長時間融入社群的互動,顯得自由心證、缺 乏標準。 然而,網路世界作為「田野」雖缺乏實體空間的具體性,但並不 表示「網路田野」在實證性上無所依歸。重點在於民族誌分析應走出 「定時定點」的田野觀察迷思。Marcus 提出的「多元地點策略」,雖 不完全針對網路研究面臨的場域問題,卻同樣強調民族誌研究應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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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田野觀察地點的迷思。Marcus 認為,田野觀察的「場景轉換」 (landscape changes)已成為民族誌方法面臨浮動生活世界所必須有 的新思維。長時而單一定點的田野觀察策略,無法捕捉日益渙散的社 會行為與想像。多元地點的策略因此強調研究者由不同場域的連結、 串接、並列中建立民族誌的論證。研究者在觀察的階段,應是在不同 的場域中靈活的調整不同的身份與觀察的策略。只有在寫作的階段, 作為研究者的「權威性」才毫不模糊的由論證中彰顯出來。 Marcus 的看法,強調破除觀察場域絕對實證性之必要。就網路研 究而言,其貢獻在於將界定與網路相關的觀察場域的責任賦予研究者 本身。研究者依不同的網路溝通/傳播行為,或不同的使用空間而認 定何謂田野觀察的場域。譬如一些特定的社會行動可能同時在網上與 網下的溝通或訊息分享的行動同時進行,研究者如果單從網路的信件 往返或交談中建構社群的意涵,可能掛一漏萬。因此在過往的網路研 究中,也有研究者對於場域界定的問題提出省思。如在 Phillips 研究 網路新聞群組(Usenet news group)的語藝衝突中,他以 22 天的時間, 由網上儲存了 49 條主題線、共計 326 篇的文章作為分析文本,然而 這只在龐大的張貼文章中佔極小的比例。更者,只將焦點放在網路新 聞群組的文本上,Phillips 發現他忽略了其他無以數計的電子郵件、 電話,以及面對面交談等群組成員同時使用的溝通管道(Phillip, 1996)。而在雪莉特克的研究裡(1996, p.338),則除了田野調查外, 另外加了臨床研究部分。特克的臨床研究是針對網上特定的個人,在 現實生活中進行較細密的訪談。

二、身份建構的真實性

符合科學實證要求的研究,對於寫實性的界定常是「眼見為憑」。 所謂「見面三分情」,民族誌學者與田野中的消息提供者(informant) 以及群眾之間的關係建立,通常是「以真面目示人」。因此近距離的 面對面接觸成了民族誌學者認定被觀察者身份的主要依據。被研究對 象的衣著、身上的特徵、所處的環境,與一舉一動都是幫助研究者拼 湊出其人格特質的蛛絲馬跡。至於被研究對象心裡在想些什麼,則在 與研究者藉由對話互動培養出一些情誼後,而逐漸打開心防。身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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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身份認同的線索,更是培養感情,進入被觀察者複雜內心世界的 管道。 然而在網際網路中,認識並進而熟識研究主體的主要方式是藉由 「文本」:書寫文本成了彰顯身份的方式。網路中彰顯個人主體性的 主要方式是論述。不論是新聞使用群族、電子郵件,或 BBS、線上及 時聊天、特定網站的聊天室,個別參與者的身份顯現憑藉的是斷續的 書寫往返所串連成的線(thread)。對於參與者過去在網上留下些甚麼 話語的掌握,成了研究者斷定「這是何方神聖」的依據。 但「文本交會」(textual encounter)的代表性究竟有多少?民族誌 學者能夠完全從書寫文本中獲取主體的意義,而完全不去搭理「身體」 構成主體性意涵的重要性嗎? 對於這些問題的解答,或許應由戳破「身體與身份建構」的必然 性這個前提著手。雪莉特克在《虛擬化身》中,強調在網際網路文化 中,身份並不止於內容(content)的彰顯,網路身份更是一個過程 (process)。特克強調:「你在電腦中的身份是你虛擬現身(virtual presence)的總和。」(p.13)電腦同時處理多個視窗資訊的能力,同樣 也使得人可以在不同的視窗中經營不同的自我(selves)。而每一個不 同的自我經營,都是需要一些時間的累積方能成形。因此電腦中的身 份,不是自然而然的形成,而是經由一連串對於特定角色的擬仿而累 積成形。虛擬世界的身份是如此,現實生活的身份也不例外。文化研 究學者如 Stuart Hall,即強調特定身份的形成,端賴特定的社會安排 (1980)。因此,如果不將網際網路的主體定位在包裹在皮囊底下的 軀體,則網路身份的多元與虛構,以及網上相見所造成的「溝通障 礙」,未必表示「心裡話」或「坦誠相見」是不可能的。網路上包裝 在假名與虛擬身份中的「人」,也可能有顯露真情的一面。譬如在 MUD 或網路聊天室的世界裡,網友常以「化名」的方式現身,研究者因此 也無法斷定網路上藉由言談互動所展現的舉止行為是否是現實生活 的延伸,抑或與現實生活截然不同。但是否實體社會中的人格塑造就 代表是「真我」,而網路上的虛擬環境呈現的人格就代表「假我」,這 樣的分際並以實體社會為依歸的作法頗有問題。試想網友如果在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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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侃而談網路性愛的樂趣,或援交的合理性,諸如此類在實體社會空 間裡面對面溝通時難以啟齒或刻意隱瞞的話題,則網友縱使扮演虛構 的角色,網上的言談難道不代表網友個人真誠的聲音嗎?而網友在脫 離網路的言談環境後,如果面對同樣的話題而顯得閃爍其辭,或發表 違心之論,難道不也在扮演某種角色嗎?換句話說,網路的隱密,使 得人得以拋開現實社會的桎梏,而在網上作更「坦誠」的表演。

三、研究價值與倫理的兩難

如前所述,體認網際網路中的虛擬社群,主要的方式是藉由文 本。在缺乏實際互動經驗的前提下,網友們藉由書寫的文字魚雁往返 成為研究網際網路民族誌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分析資料。不管是採取 介 入 觀 察 ( obstrusive observation ) 或 不 介 入 觀 察 ( unobstrusive observation),網友間的文本往返都可以藉由研究者的詮釋,被還原為 具備社群成員溝通意涵的實證資料。 但網際網路既公開又私密的矛盾特質,卻也暴露了觀察資料的獲 得與轉載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問題。網際網路的使用行為雖然是私密 的,由於大多數網友在網路上鮮以真面目示人,也因此網友敢作比較 大膽的表白。但網友在網上所張貼的內容,縱使是極具私密性,卻成 了可被公開共享的訊息。不論是電子郵件的轉寄,或是 BBS 網站上 網友的參與討論,撇開話題的本質是否私密或具有可公開價值,網際 網路傳輸的內容因為通路的開放性,也成了人人可近用(accessible) 的公開資訊,此「可近用」的條件包括可閱讀以及可公開轉錄(Stefik, 2000)。有別於印刷媒體的文本仍可在著作權的保護下防止被濫用, 網路上張貼的文本雖多訴諸文字形式,但至今尚未有法律規範使用此 文本必須建立在原作者同意之上。 使用網際網路上的資料作為民族誌學研究的素材,也因此面臨到 研究資料取得方式以及研究結果適切性的問題。以美國的學界為例, 當社會科學研究的資料蒐集對象涉及人的時候,研究者必須在研究開 始之前填具申請,詳細載名研究的性質、資料蒐集的方式,以及研究 對於被研究者可能造成的生理或心理影響等,由研究者所屬的學術研 究單位專人審核,以確定將因研究造成的被研究者身心傷害控制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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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然而這個學界的傷害控制機制,卻往往對於網路研究採雙重標 準。與網際網路使用者相關主題的研究,不是豁免於這道手續,就是 從寬認定核准所需達到的條件(King, 1996)。這原因當然與網路論壇 方式的公開化與網路使用者的匿名或化名有關。一方面網路上張貼的 任何東西,已脫離個人掌控的範圍,而變成人人可接近的「記錄」; 另一方面參與網路討論的成員或多半不以真名示人,或來來去去難以 追蹤,這些都成為評量研究意圖是否事先告知及獲得同意、以及研究 結果是否造成傷害的盲點。 但缺乏「合法」的認定標準並不代表網際網路民族誌學研究不用 面對研究過程及結果的合理性問題。合情合理的民族誌學研究倫理, 強調研究者不會因為研究而造成對觀察的社群任何實質的改變、或者 對社群組成份子的心理衝擊。不管田野觀察的手段是介入或不介入, 研究者由進入場域、觀察,到退出場域以致於研究成果發表,其任何 作為都必須盡量達到「不擾民」的要求。但網際網路的社群型態,如 前文所述,是脆弱而易受影響的。任何對於社群向心力有負面意涵的 舉動,都可能造成社群的崩解。而民族誌學的田野觀察,卻可能在未 取得研究對象的先前同意、以欺騙的方式蒐集資料,或透露可能具潛 在傷害性的訊息上,成為破壞網路社群和諧,或對參與者造成心靈創 傷上的罪魁禍首。 在網路上的田野觀察,如同觀察實體社會般,研究者可扮演不介 入 的 旁 觀 者 ( unobstrusive observer ) 或 介 入 的 觀 察 者 / 參 與 者 (obstrusive observer/participant)。前者在虛擬世界的角色猶如一隱形 的潛伏者(lurker)。在未事先徵得版主或參與者的同意前提下,蒐集 網站上的討論文本。如 Harrington & Bielby(1995)以三年的時間, 由兩個肥皂劇的 BBS 網站中蒐集劇迷的討論。他們並不認為扮演潛 伏者有任何不妥之處,因此沒有告知任何人他們的研究舉動。但在觀 察的過程中,曾有網友懷疑是否他們的交談已被「製作圈內人」 (industry insider)偷聽了。 雖然研究者的不介入觀察,在這個研究個案中,並沒有造成被觀 察者實際生活上的困擾,然而研究者在虛擬世界的隱形,有時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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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頗嚴重的負面影響。如 Finn 觀察一個受性虐待生存者的網路支 援群組,同樣在未事先徵得同意的情況下,下載並分析了群組討論的 內容。該群組曾經在一項聲名中強調不歡迎沒有遭受過性虐待的「專 業人士」參與,但 Finn 認定張貼在 BBS 上的訊息是公共資訊,因此 逕行完成並出版了該研究。雖然 Finn 基於保護當事人的考量,在著 作中隱瞞了參與者的身份,但該群組的名字與確實的交談時間都在著 作中出現。此舉將該群組曝光,造成了原先參與者強烈質疑該群組的 隱密性。而該研究引述的交談內容因為其本身的「學術價值」,在往 後數年內在其他的學術論著中被重複引述,也造成了傷害的持續性 (見 King, 1996)。 研究者如果選擇扮演觀察者/參與者,那就意謂著研究者必須在研 究開始前將自己的研究目的、動機公開化。為了降低參與者對於研究 者是「外人」的顧忌,研究者必須在角色的扮演上多強調一些「同儕」 的情誼。如 Baym(1993)在觀察肥皂劇迷的新聞群組時,就由自我 坦誠是個不怕丟臉的肥皂劇迷作研究的開始。而在長達一年的互動過 程中,Baym 常常主動貢獻一些意見,藉此拉近與其他參與者的距離。 對 Baym 而言,新聞群組的成員不僅是研究主角,也是研究的共同參 與人。然而研究者同時兼具觀察者/參與者雙重身份,在角色的拿捏 上也必須不偏廢其中之一。如同 Baym 所體驗的研究參與雙方和諧共 處的情形雖然是理想,但研究者也必需在必要時提醒對方自己是觀察 者的身份。有時過度強調同儕的情誼,而忽略了其實研究本身仍然是 建立在施與受的關係上,在研究者退出觀察場域後,可能會造成其他 參與者有被受騙的感覺。有鑑於此,一些網際網路的人際互動研究選 擇主動架設網站,讓上網者自行「找到」研究計畫的方式從事資料的 蒐集(見 Lindlof & Shatzer, 1998);或者將參與觀察傳承蒐集到的資 料、日誌、筆記,與訪談謄本在自行架設的網站上公開,以昭公信 (Fabian, 2002)。如此一來,研究目的與過程的透明化可避免研究者 角色轉換間可能造成的倫理缺失。 綜而言之,不管研究者的角色扮演為何,網際網路的互動所產生 的資料縱使富含詮釋價值,且研究者可以利用網路匿名的特性方便蒐 集分析資料,但研究者必須注意到的是網路使用行為的私密特性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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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了之後可能造成的衝擊。任何資料的轉述與使用,都必須顧慮到 不要使得個別使用人、或網站的權益。而研究本身的執行,也必須資 料豐富性與研究是否合乎公平正義的前提下審慎行事。

四、對詮釋巨型與微型意涵的掌握

網際網路作為資訊流通的通道與儲存的場域,除了觀察使用者的 使用行為與溝通方式之外,對於網路資訊因流通於不同社會空間所展 現的社會系統性意涵亦是網路現象亟待探索的課題。相應於人類學者 近來愈來愈關注的全球化問題,網際網路的全球串連造成的新資訊秩 序混雜了矛盾的資訊現象:既有因網路連結強化的不同社會關係(在 地/全球),也有因網路流通而造就的新資本累積方式,更有因網路使 用而形成或改變的文化形式。這些在意涵的詮釋上跳脫使用者個人立 即而明顯的生活環境的面向,都彰顯網路民族誌學研究在詮釋資料的 過程中,研究者對於巨型與微型意涵掌握的重要性。 民族誌學對於個別社會行動的結構性意涵,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 討論(Marcus, 1986, 1998; Appadurai, 1996; Friedman, 1994; Canclini, 1995)。對於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所造成的區域間權力頃輒以及地方文 化(local cultures)的轉變,學者傾向強調研究必須正視觀察現象背 後複雜的全球政治經濟關係。如 Marcus 認為民族誌學應走出單一情 境的地方主義(localism)思維,對於人、商品、物件、特定敘事情 節、隱喻、甚至衝突在不同場域間流動所構成的意涵帶入政治經濟學 的關懷視野(1998)。而墨西哥裔學者 Néstor G. Canclini(1995)則以 墨西哥為例,對拉丁美洲國家經歷現代化後糾葛著傳統與現代、本土 與外來的文化政策與想像提供了「含混」(hybrid)的解讀。Canclini 認為,在墨西哥的現代化過程中,傳統並沒有在現代化的步伐中被棄 如敝屣,俗民文化在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反而巧妙的融合了科技及 市場的機制,而成功打破傳統階級社會中高尚與通俗文化之間的壁 壘。 網路溝通/傳播行為的系統性意涵,在於資訊流動過程所牽涉的 不同社會型構間複雜的互動或衝突關係,有些關係是跨越國界的,有 些則是在地的。網路的科技條件與市場環境,很容易讓人將其視為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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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越界、來去自如的「全球性媒介」(the global media)。然而科技全 球流通的開放意涵,卻必須同時顧及國家與跨國資本主義勢力兩個變 因:如網路資訊雖是自由流通,但國家機器對於資訊開放的容忍卻因 地而異。6而資訊作為一種「智慧財產權」,在網路的世界中也常因使 用者的流通與下載,而成為跨國媒介集團與網路個別使用者間衝突的 導火線。7資訊的流通與掌握,不只是權力的表徵,更是資本累積的 手段。系統化的掌握、追蹤、與定義網路資訊的流通、儲存、交換、 交易也成了資訊空間中兵家必爭之地。 相對於網路社會實踐的「集權化」傾向,則是使用者的使用行徑 中多元的「文化社群」意涵。相對於網路科技的全球化趨力,網路使 用的「地域性」(locality)往往顛覆了「網路無國界」這個科技迷思。 網際網路雖是全球流通,但使用者使用網路是否也懷抱寰宇通行的夢 想,值得再推敲。冰島學者 Lóa Aldísardóttir(2000)在觀察全球通訊 網在不同國家的使用行為中,就發現網路的資訊搜尋仍然以使用者熟 悉的母語為依據,因此瀏覽外國網站的機會,遠比想像中要少。 Aldísardóttir 藉此強調,網路的全球傳布(global distribution)並不能 表示原先分割文化差異的語言、性別、國族等界線就此抹去。另外, 6 最明顯例子是網際網路成為國家機器監視輿論的死角,迫使「網路警察」成為 國家治理權重申的手段。如中國基於政治上的需要,而成立俗稱「老大媽」的網 路糾察。網路糾察的主要職責為專司負責不定時上網監視、糾正和消除網上有關 「洩密」與「違規」「錯誤」的信息。中國安全部門目前有三萬多名的國安人員 專職監控網路活動。除了專責監視網路的內容與封殺網頁外,並同時對目前各地 流行的網吧(即網咖),施以不定期突擊檢查。(來源: http://www.epochtimes.com/b5/3/8/23/n363925.htm)。 7 如網路下載音樂的合法性問題,已數次成為法庭興訟的焦點。在 2003 年 6 月, 美國錄音產業協會(RIAA)計劃對在網路上非法散播及分享有版權歌曲的個 人提出控訴。此舉等於是將反盜版的舉動擴大深入數百萬家庭中。RIAA表 示,希望藉由追蹤大量使用Kazaa等「點對點」(peer to peer)用戶對傳服務的人, 並提出高達每犯十五萬美元的賠償訴訟,以期遏止線上音樂交換行為。 RIA A除了已令Napster等幾家點對點網路服務業者停業,近來開始要求大學、企業 及其他機構,確定機構內的電腦能阻絕這類行為。RIAA曾對四名在校園內架 設檔案交換網路的學生提出控訴,最後以一萬二千到一萬七千五百美元和解。但 唱片業至今未直接針對使用者提出控訴,僅選擇在線上加以警告,並以空殼檔案 阻塞檔案交換網絡。而台灣在 2001 年,也曾發生台南地檢署指揮檢警人員,查 扣成功大學宿舍的學生電腦,並宣稱學生的下載已觸犯著作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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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資訊的近用在網路上有愈來愈多的限制,藉以保障特定政治或經 濟利益,網路作為凝聚弱勢或邊緣社群共識的工具,仍具有其靈活的 特性。 這些同時存在在網路世界的現象,使得以民族誌學在處理網路實 踐的意涵時,必須同時關照單一實踐可能牽涉到的系統性意涵與個別 行動意涵。在網路的世界中,資訊傳遞的自由不是絕對的價值,而相 對的,資訊通路的掌握、或對網路資訊近用的控制,也不代表對個別 實踐的解釋可以化約為特定結構因素的作用結果。多層次的思考網路 實踐的巨型與微型意涵,成了增加民族誌學分析結果的代表性的重要 途徑。

伍、結論

本文藉由探討民族誌學的方法論與網際網路的文化與社會意 涵,凸顯網路民族誌學研究的重要性與可能面對的問題。本文強調, 網際網路的文化意涵不應被視為與傳統溝通形式間的斷裂。縱使網路 使用過程中,使用者孤立於外在世界的現象──如獨自面對電腦螢幕 中閃爍的光點、長時間沈迷於網路中「無法自拔」等──常被詮釋為 電腦「非人性」、「反社會」的本質,然而這些電腦原子化其使用者的 證據,過份化約的詮釋了電腦中介傳播製造溝通環境的能力。在 CMC 中體現社會、或社群,以及認同的可能性,需要的是細查電腦中介環 境中使用者饒富社會意涵的溝通行動以及規範,這些都是民族誌學研 究方法「豐厚陳述」的研究倫理要求可以幫助彰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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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討論】在網際網路上做民族誌研究

張維安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一、前言

唐士哲教授的「民族誌學應用於網路研究的契機、問題,與挑 戰」,牽涉到網際網路研究的許多重要議題,對於思考民族誌學的方 法論意涵,以及網際網路的性質等,具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關於民 族誌的觀點思維與轉變。作者引經據典的說明了民族誌學近年來的內 在思維轉變,以及它和網際網路研究本身接軌的可能性,這方面提供 了民族誌學作為一種在網際網路上做研究的基礎說明,特別是從說明 網際網路的特質開始,尤其有的說服力。

二、民族誌學的發展

唐文指出,民族誌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預設的立場是研究者可 藉由自身的行動參與,觀察一個陌生的人類社會狀況,並藉由記載、 詮釋、歸納整理出此社會狀況的意涵。其田野工作是系統的針對特定 的生活方式或文化形式作長時間的觀察。在早期發展時,民族誌學是 研究者進入一個異域,在長時間觀察、體驗並學習其特殊的語言、宗 教、生活作息、言行舉止、風俗習慣,以及社交禮儀的過程中,詳細 記錄自己的觀察,並透過合適的語言敘述「還原現場」,以期對於一 個社群生活產生「全面性的瞭解」。 最近,有許多討論卻多針對這種再現的偏差有所解析,特別是 針對客觀性的討論,有非常徹底的翻轉特別是對於「文本」、「論述」 與「再現偏差」的自覺。而在方法學的倫理上,不再相信研究者可以 藉由客觀事實的累積以達瞭解整體的文化意義的目的。由田野觀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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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研究者在寫實與虛構、描述與自白、微觀的行動意涵與巨觀的 結構意涵間,嘗試將民族誌研究轉化為語意建構的實驗場。 這個翻轉,使民族誌對於網際網路在人類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 色之瞭解,有其具有意義。因為網路科技本身的發展尚未定型,也因 此保留了許多想像的空間。民族誌學對於陌生人事物的好奇,與對於 產出微觀資料的執著,都成了填補網路社會與文化意涵想像空間的最 佳工具,網路研究方法也面臨新的挑戰。

三、研究對象

唐教授的這篇論文,未來將可能在民族誌學與網際網路研究上 面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他的論文的重要性在於,他一方面說明了民 族誌學本身作為一個方法學意義的轉換與發展,另一方面他也說明了 民族誌學作為一個方法,針對其所面對的生活世界之性質的變化。這 兩者的變化,除了因為一些具體世界關係的改變,使得原有民族誌學 的幾層意義均有所改變之外,更重要的是社會科學界對於研究對象的 性質,也就是所要認識的對象之性質,以及研究目的均有所改變。這 是一個相當多層次的關連性改變的立體關連。 而這個改變之所以和網際網路有所關連,關鍵之處在於最後一 層,也就是研究對象之性質,以及研究目的底看法。從網際網路與研 究方法的角度來看。網路時代的來臨,不是一台新的冰箱發明所帶來 的影響所能比擬,其所帶來的變遷與影響是全面性的。從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關於方法的基礎的討論以及關於方法的技術的討論),研 究目的三個層面來看,網際網路空間,這個以 IT 相關技術為基礎所 建立的空間不同於傳統社會生活的定時、定點特性,網際網路的「現 象」,不管就空間觀念、身份認同、或社群型態等特性而言,某個角 度來說都當適合於運用民族誌學的田野觀察以及文本化生活經驗的 研究方式來產出豐厚的研究資料。唐教授的這個轉折連接得很好,尤 其是他對於網際網路世界的特質的討論相當有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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