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孟子學解釋的轉變與實踐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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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一○五學年度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林啟屏先生.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漢代孟子學解釋的轉變與實踐.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研究生：吳凱雯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

(2) 幕落與幕起代謝辭所有的落幕，彷彿只是為了迎接下一齣戲的開始。當一切繁華落盡，留下的是那最初的真淳。猶記那年初至指南山下的雀躍與喜悅，這一切對我來說是多麼得來不易。大學並非出自正統中文系的我，歷經一年的重考、兩年的準備，每天都在跟時間鬥爭，在榜單上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襲捲而來的，是有如滾滾江水的興奮與歡喜，並不是因「上榜」而開心，而是因為真的能夠更接近自己熱愛的領域而感到無比心動，我知道這意味著，我必須要比之前更加努力的前進。我並非天才，也不是多麼資質穎悟的學生，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笨拙的努力和身旁所有師長貴人們的提攜。初踏入學術研究之路，一方面宛如劉姥姥逛大觀園，一切顯得新奇，令人眼花撩亂，另一方面又如嬰兒學步一樣，步履蹣跚，搖搖晃晃，在不斷的跌倒與摸索中，兢兢業業的跨出每一步，唯有知道自己的渺小與不足，才能夠體悟到學術的廣博與浩瀚，我的所學所聞只是那冰山一角中的一小角，「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每次的接觸都有不同的體悟，但不變的是「經典」中所具有的魅力與力量，那跨越時空所湧上的感動不言而喻，於是選擇以「經典」流傳的演變與繼承作為研究的核心議題，探索「經典」中的變與不變，然而沒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更何況是在這淵遠的歷史長河中茫茫的.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y. Nat. sit. n. al. er. io. 探求呢？幸運的是，我遇到了林啟屏老師。一進到政大，深受老師「治學方法」課堂上的啟發，除此之外，碩士生涯一路以來，老師的關心與提點，讓我能夠在身心疲憊之餘，仍能夠有一個依靠的港灣，不至於放棄；在乘風展翅之餘，仍能夠有依循的方向，不至於迷失。老師總能夠在我的想法基礎上，替我開出另一種新視野，引領我到另一座新的學術殿堂，最重要的是，老師總鼓勵我要勇於突破，突破自我既定的框架，突破自我圈住的侷限，感謝老師無論是在學術研究的啟發、日常生活的關心，都給予我許多的幫助與溫暖。其次，感謝兩位提點我許多的口考委員：黃俊傑先生與林聰舜先生。黃俊傑. Ch. engchi. i n U. v. 先生一直以來都是我在學術研究上的楷模，論文中許多理論與想法都是受到黃先生的啟迪，心中滿溢著對黃俊傑先生的敬佩與感動；林聰舜先生對漢代思想與歷史有很深的鑽研，論文中許多觀點也是受到林聰舜先生的啟發，林先生細心的提出論文中諸多改進之處，不吝提供許多精闢的意見，能夠得到黃俊傑先生與林聰舜先生的指正與鼓勵，是我莫大的榮幸。感謝在政大所有給我鼓勵與提攜的師長們：陳逢源老師、廖棟樑老師、曾守正老師、涂艷秋老師、王志楣老師、陳睿宏老師，除了精彩的講課有如醍醐灌頂以外，課後與老師們請益仍不厭其煩地給我許多睿見，老師們謙卑的態度、謹慎.

(3) 的治學方法，更為我樹立了典範，能在碩士生涯遇到這麼多用心的老師，是我無比的幸運。除了師長們的指導與教誨外，亦十分感謝如兄如師如友的松駿學長，在學術研究上，為我提供諸多方向及建議，時時與我討論問題，邀請我一同修課，一同參與許多講座與研討會；在日常生活上，我們聊學術、談生活，陪我走過高山，伴我走過低谷。謝謝我的直屬學姊們：岱華學姊、佩陵學姊，在碩士生活中給我很多指引，帶我參與所上的許多活動，也對我的論文有許多建議與指教。謝謝許多中文所的學長、姊：勝涵學長、秉叡學長、冠臻學姊，給我許多生活上與治學上的提點。謝謝我的同窗們與一同革命的夥伴：吟文、睿含、道名，我們一同歡笑，一同歌唱，一同埋首在圖書館中，一同待到每個閉館的夜晚，一同在美食沙漠中尋找綠洲，一同在苦悶的研究生涯裡找到知音，謝謝你們為我的碩士生涯點綴了豐富的色彩。謝謝會走路的文學史：楷翊，我的知己、我的摯友、我的文學史老師。謝謝一起修課、一起參與各種活動與研討會的同學們：若凡、慈涵、紹凡、巧伶、哲緯、佩瑜、元凱。謝謝思勻，一起修課，與我互相砥礪，更花了許多精力與時間閱讀我的論文，與我討論，提供許多建議。謝謝所有陪伴在我身邊的朋友：亦喬、筱蓁、雁婷、禕禕、臻儀、育昀、妤軒、怡萱、品淳、承儒，包容與安撫我的所有情緒，安慰我、鼓勵我、相信我，陪伴我走過這三年。最感謝的莫過於一直以來支持我的母親，能夠讓我毫無罣礙的做自己熱愛的事情，能夠讓我無所畏懼的朝自己理想前進，因為她的犧牲與付出，讓我能夠毫無後顧之憂地飛翔，無論是在經濟上、生活上、人生道路上，她都給予我莫大的.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y. Nat. sit. n. al. er. io. 支持，才懂得「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謝謝我的妹妹：凱愉，在我失落時，在我忘記自己時，提醒我要相信自己。以及，我最深愛的爺爺，即使他已經離開，但一直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最後，謝謝一直沒有放棄的自己，謝謝每個從圖書館開館到閉館的日子，謝謝每一次挫折與教訓，謝謝始終相信勤能補拙的自己，一直覺得自己是很幸運的人，能夠找到自己心動的事，為自己熱愛的事情而努力，這是多麼幸運也是多麼幸福的事情，一路走來沒有茫然與猶豫，雖有徬徨卻不至於迷失方向，雖有失望卻不至於走到絕望，我始終清楚明白自己所愛，始終清楚記得初衷，始終堅信著目標前進，願接下來的日子亦是如此。. Ch. engchi. i n U. v. 研究是一件苦悶卻讓人心動不已的事情，慶幸自己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更慶幸自己遇到這麼多貴人的指點與陪伴，本書獻給所有陪伴在我身邊的親友師長們，以及二十五歲的吳凱雯。幕落了，並非代表結束，而是另一齣劇的開始。 2017 年 7 月 14 日於伴我三年的政大中正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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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摘. 要. 漢代孟子學發展是一「承上啟下」的重要樞紐。就「承上」而言，從戰國末期的萌芽時期，至秦朝受到政治影響，孟學的發展與流傳有所衰落，至漢代，知識階層開始注意到孟子的思想理論，使得孟子之學能夠幸運地在秦火劫後中有所重生，免於如墨學般消跡沒落的命運，漢代知識階層在無意識中，自然地對孟學的傳承與開展有所貢獻；就「啟下」而言，漢代孟學的義理闡發為後世奠定了基礎，在唐宋之際，孟學逐漸興盛活躍起來，時至宋代，更是達到高峰，唐宋儒者在注《孟子》時亦多引用與討論漢儒之注，漢代孟學與黃老學說交涉之思想，更是成為唐宋儒學思想的養分。然而對於漢代孟學的研究較為缺乏，或成為概要性的論述，研究較不完整與深入，且多集中在思想脈絡的發展上，對於思想義理的闡發與探討論較為不足，或多集中在《孟子》注上，較少對漢代孟學發展進行全面且深入的研究。經典在詮釋與流傳的過程中，必然涉及到「轉變」與「實踐」兩個問題，尤其在漢代，思想理論的提出往往是從「實踐」作為出發點，職是，本書題目為「漢代孟子學解釋的轉變與實踐」，將時間範圍鎖定在漢代，欲從「時代背景」、「歷史形象」、「思想詮釋」三條軸線來論漢代孟子學的發展，透過這三條軸線，試圖建構出全面且深入的漢代孟子學系統，由大背景入手逐漸著眼深入於細微之處，分析此時期孟子思想的轉變與理論的實踐，試圖彌補孟子學在漢代較為空白的一頁。「轉變與實踐」，乃是從孟學在漢代的轉變中看見其中的「不變」，也就是孟.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y. Nat. sit. n. al. er. io. 學中最純粹的本質，最恆久的真理，更是中國文化中的「傳統」，漢代知識階層在既有的儒家學說之中，賦予新的時代色彩，對孟子學說加以「轉變」進而「實踐」，使得孟學在漢代得到實踐的可能，也因為知識階層將融攝孟子理論於漢代思想之中，讓漢代思想有著更豐富的內涵，以及更卓越的成就，也因為漢代思想家巧妙的繼承與轉變，更證明了《孟子》能夠呼應時代的課題，即使歷經時間的洪流，歷史的變遷，仍能夠對每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進行回答。. Ch. engchi. i n U. v.

(6) 目錄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問題意識與研究議題之確立································ 1 第二節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13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進路········································· 27 第二章時代的回應：漢代政治制度與時代風氣影響下的孟子地位 ··················31 第一節政治的影響：從傳記博士到改制運動······················· 33 第二節時代風氣的轉向：士風、學風與社會批判之風··············· 48 第三節小結··················································· 58 附錄一. 鹽鐵會議雙方主張要點 ····················································································································· 60. 附錄二. 漢代孟學發展編年表 ·························································································································· 64. 政治大. 第三章歷史的理解：漢代知識階層視域下的孟子 ············································67 第一節史家眼中的孟子········································· 69 第二節尊孟與非孟：漢代知識階層眼中的孟子····················· 81 第三節小結··················································· 95. 立. ‧ 國. 學. 兩漢史書提及孟子與徵引《孟子》之處 ··················································································· 98. 附錄二. 王充〈刺孟〉一文中的質疑主張 ······························································································· 102. ‧. 附錄一. y. Nat. 第四章內在的轉變：漢代知識階層對孟子思想的詮釋 ···································104 第一節孟子生命觀在漢代的轉變································ 106. sit. n. al. er. io. 第二節孟子道德修養在漢代的走向······························ 126 第三節小結·················································· 147 第五章外在的實踐：漢代知識階層對孟子精神與理論的承繼與應用 ············150 第一節遺風餘烈：孟子歷史觀與「士人」精神的延續·············· 152 第二節王道迴響：孟子政治理念的實踐·························· 172 第三節小結·················································· 190 第六章結論：孟學中的「常」與「變」 ·······················································193 參考書目 ···········································································································200. Ch. engchi. i n U. v.

(7)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議題之確立. 一、問題意識的緣起與形成孟子（372?-289? B.C.）1是中國儒家代表之一，其思想有著承上啟下之貢獻，不僅繼承與發揚孔子思想，奠定儒家思想之基礎，更深化與擴展儒家思想的系統理論，成為後世之人行德的標竿、精神的指標，春秋戰國時期（722-222 B.C.）是中國歷史上社會秩序變遷極為動盪與激烈的時代之一，孟子身處於這種「王者之不作」、「民之憔悴於虐政」2的時代，面對這種「奪其民時，使不得耕奪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3的社會窘境，孟子展現其強韌與不屈的生命情調，秉持著「當今之世舍我其誰」4的責任與使命感，而他的精神與思想透過《孟子》一書的保存流傳後世。北宋王安石（介甫，1021-1086）在誦讀《孟子》時，寫下這樣一首〈詠孟子〉：.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al. er. io. sit. y. Nat.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5. n. 讀孟子時便是如此心境。面對歷史的狂流與歲月的流轉，通過文字的點滴保留殘 1. 2. 3 4. 5. Ch. engchi. i n U. v. 關於孟子的生卒年至今仍無定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史記》中的記載過於簡略，在生卒年上隻字未提，其餘關於孟子著作也未提及，如趙岐《孟子章句》也未提到，至唐宋開始有人對孟子生卒年進行推測，但是研究成果模糊，語焉不詳，二是《孟子》本身並未提供更詳細的材料，只能從中得知孟子在當時的活動情形，但材料過於簡單，無法提供有利確切的證據，目前對於孟子生卒年的討論主要有九種說法，大致可分為三類，單單在生年的討論上就有西元前 444 年到西元前 372 年之間 72 年的差距，而在年壽的推斷上就有年七十四、八十四、八十六、九十四、九十七等等說法。對孟子生卒年考定相關問題研究請參錢穆：《先秦諸子繫年》，收入於《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 年）、王軒編：《孟子家世》（北京：中國文史哲出版社，1991 年）、楊澤波：《孟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等書皆有詳細論述與考據。本文採用西元前 372 年至西元前 289 年之間，是最傳統亦是最多人採用的說法。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公孫丑上〉，頁 185。本書《孟子》引文與注疏皆出於此書，以下簡稱《孟子》，出版項不再加註。《孟子．梁惠王上》，頁 68。《孟子．公孫丑下》，頁 311。孟子說：「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其懷有著儒家治世的責任與使命，面對變動之時局，仍有經世治道的抱負，因而奔走各國，為了就是向各國國君提出其政治理論，欲以改變世局與人民的生活。宋•王安石：〈孟子〉，收入在《王安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558。黃俊傑先生於《孟學思想史論（卷一）》的序言中亦引此詩作為其完成書作的心境，此詩亦能體現筆者在讀《孟子》與寫此文時的心情。 1.

(8) 存的痕跡，穿越千年的時空仍能感受到孟子的堅毅與執著，文字將孟子的靈魂化為不朽與永恆，透過文字的紀錄，我們仍能夠感受到那澎湃的赤子之心在紙上強烈跳動，仍能夠觸碰到其不朽的靈魂與精神，影響後世千千萬萬，其思想主張不論是在人性的討論或是政治社會的批判上，都對中國文化與政治有著深遠的影響，其「性善論」對於中國文化更有著積極的意義，錢穆先生（賓四，1895-1990）對孟子性善論有著極高的推崇，認為性善論乃是「中國傳統政教綱領，亦即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之所寄」6，基於這樣對人性的積極態度，使得中國的政教不必寄託於宗教信仰上，更不必仰賴法律的制約，有著內在的自主動力，我認為這種內在的自主動力，是孟子思想的最大特色，從思想理論上來說，這種動力賦予孟子理論一種生命力，猶如孟子思想體系中的心臟一般，活潑潑地跳動著，將這種積極力量傳達輸送至各個主張中，成為理論的基礎，無論是其政治主張或是教育理念等等都隱含著這種積極力量，再進一步從中國傳統文化來說，這種內在動力為中國文化塗上了正向樂觀的色彩，誠如錢穆先生所言，孟子性善論有著兩種意義：「啟 7 迪吾人向上之自信」與「鞭促吾人向上之努力」，展現出人類的平等與自由，8不僅如此，我們更可以從經典的流傳上來討論這種內在的自主動力，經典的流傳固然受到時間的推動與思想詮釋等等不同面向所影響，但這些皆是外緣因素，就《孟子》本身，也就是「經典文本」自身，這種內在的自主動力就像是機械的引擎，在時間與歷史脈絡的流動下，依然能夠維持自身的運轉與活動，而不被隱沒或遺忘，使其有著「獨特性」與「超越性」，所謂的「獨特性」，指的是在中國思想的轉變中，孟子的思想有著強烈的個人與時代特色，思想能夠「超越」時間與空間，影響不同時代不同地方，猶如回音一般在中國歷史中不斷迴盪，有著其「超越性」，.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y. Nat. al. er. io. sit. 如同林啟屏先生所言：. n. 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經」之用法，似乎可以從其強調「普遍性」的特徵入手，也就是說，「經」可以越過「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提供異時異地的人們，索尋真理的途徑。」視為一切價值規範之所由的觀點，即是其「神聖性」的主要根據。9. Ch. engchi. i n U. v. 從古至今的學者們，或以釋經注傳的方式來闡明與理解經典中的聖人之意，或在 6 7 8. 9. 錢穆：《四書釋義》（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蘭臺網路出版，2000 年），〈孟子要略〉，頁 149。同上註，頁 231-232。錢穆先生認為：「孟子性善論，為人類最高之平等義，亦人類最高之自由義也。人人同有此向善之性，此為平等義。人人能達此善之標的，此為自由義。凡不主人類性善之論者，此皆不主人類有真平等與真自由者。」同上註。林啟屏先生進而以王陽明所指出的「經」之「普遍性」與加達莫爾（Hands-Georg Gadamer）的「無時間性」來補充與論述「經典」與「時間」的關係，並深刻的指出：「我們可以瞭解到『經典』的超越時間，不是時間性因素的消失，而是時時作用於時間中的事實，形成了『詮解者』與之對話的『規範性』作用，這種『規範性』的作用，源於『普遍真理』或『普遍人性』的基礎，而保留於『經典』之中，『召喚』著異時異地的共同心靈。」請參氏著：《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年），〈第十章正典的確立：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石渠議奏」〉，頁 377。 2.

(9) 閱讀經典後，藉由文字的創作，將體會與感觸記錄下來，這些都是透過文字的梳理來理解與追尋「道」的歷程，朝著理想之「道」前進，如同孟子所言：「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世也，是尚友也。」10透過經典的閱讀，達到貴古鑒今的功效，誠如余英時先生所說：「儒學從來不是純思辯的產物，只有放置在生活實踐的歷史脈絡之中，它的意義才能全幅展現。」11孟子思想不僅僅是我們修身養性的教科書，更可說是吾人遇到生命困頓與迷航時的說明書，孟子的思維方式有兩個特徵，即是「具體性思維方式」與「聯繫性思維方式」，12孟子透過這兩個特徵的展現，不僅向時人清楚表達其理念，更讓千年後的我們也能夠置於當時的時空情境中加以思考並感動興發，在這種「感動興發」的立場上，歷代詮釋者透過思想的詮釋展現出其個人的感受與想法，不同的詮釋者對於經典產生了不同的詮釋，豐富了經典的內涵更賦予了經典多元的色彩與樣貌，黃俊傑先生認為：. 政治大. 儒家的歷史思維常常表現出：「歷史」與「歷史解釋者」由於互相融合、互相滲透，而達到所謂「互為主體性」的狀態。在這一個意義之下，「古」既是主體而又是客體，因為「古」既可塑造「今」，又受到「今」的詮釋；而且，「今」也既是主體而又是客體，因為「今」從「古」積澱演化而來，但又可以賦「古」以新義。所以，「古」與「今」互為依存，互為創造與被 13 創造。. 立. ‧. ‧ 國. 學. y. Nat. 透過經典詮釋將「古」與「今」作一連結，欲以經典作者能夠有所對話，更欲從. sit. n. al. er. io. 中進一步建立自己的思想理論，使經典中的文字、聖人的思想與當代做結合，達到經世致用的效果，而在經典的詮釋與流傳的過程中，不免牽涉到一個問題，即是聖人思想與時代背景之間所造成的矛盾與緊張，這樣的矛盾與緊張在漢代孟學之間似乎特別的明顯，孟子所處的時代是禮崩樂壞、封建制度瓦解的戰國時代，漢代卻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時代，在這樣截然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孟子理論真的能夠實踐於漢代政治上嗎？14因而，漢代詮釋者在運用與詮釋孟子思想理論時， 10 11. 12. 13 14. Ch. engchi. i n U. v. 《孟子•萬章下》，頁 726。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下篇）》（臺北：允晨文化，2003 年），頁 33。黃俊傑先生認為孟子的思維方式有這兩種特徵，「具體性思維方式」與「聯繫性思維方式」是孟子進行論述的重要基礎：「前者使孟子在鋪陳他的論點時，能以具體性展現多樣性與複雜性，並使抽象原則皆有其具體之理據，即事而言理，達到理事圓融之境界。這種思維方式的展開，又可細分為『類推論證』和『歷史論證』兩類，孟子靈活運用，證成他的主張；後者則使孟子能看到生命的複雜性與超越性，使他論述中的人不淪為現實的奴役，而能自我提昇，『上下與天地同流』。」孟子「具體性思維方式」使得其理論不僅僅只是虛無飄渺、觸之不及的形上理論，透過具體的描述與舉例，使抽象的理念能夠具體的展現，而其「聯繫性思維方式」更是使得其思想系統化與一體化，宇宙天人之間，社會群體與個人之間，生命中的每個面向都能夠相互貫通，達到孔子所言「吾道一以貫之」。請參氏著：《孟學思想史論（卷一）》（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印行，1991 年），〈第一章序論：孟子思維方式的特徵〉，頁 3-27。黃俊傑：《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頁 102。金春峰先生說：「孔孟的政治學說與倫理道德思想是適應宗法分封親親的諸侯國家這種情況的。 3.

(10) 往往陷入於這種矛盾與緊張中，除此之外，更牽涉到一個問題：中國政治中的「二重主體性」，何謂「二重主體性」？徐復觀先生（1904-1982）有著深刻的解釋：中國的政治思想，除法家外，都可說是民本主義；即認定民是政治的主體。但中國幾千年的實際政治，卻是專制政治。政治權力的根源，係來自君而非來自人民；於是在事實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體。……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體；而政治的現實，則君又是主體。這種二重的主體性，便是無可調和的對立。對立的程度表現的大小，即形成歷史上的治亂與衰。15 這樣「二重主體性」的問題在孟子理論中特別彰顯，孟子政治主張多從人民的角度出發，為的是解決人民的安頓而提出，與中國政治多從君主的角度出發，為了君主統治的便利性而提出有所不同，雖然其所追求的都是社會的安定，但是由於出發點與服務對象的不同，聖人的理論與中國政治之間往往會造成矛盾與緊張。由於上述所提到的兩種矛盾與緊張，在「古」與「今」之間，在理論與現實之間，在人民與君主兩種不同的主體之間，當代詮釋者必須在其中有所調和與轉化。《史記．儒林列傳》謂：「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蓺，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16從秦朝以來，儒家學說與秦朝的法家政治所不容，因而秦朝儒生曾作過一番文化上的奮鬥，終於讓他們等到新世紀新帝國的來臨，漢儒們歡欣鼓舞的期待新帝國的來臨，心中懷抱著一展長才的希望，然而，面對漢帝國的建立，漢代儒者亦有其所需面對的時代課題，在一個大一統的環境底下，儒家的政治思想.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y. Nat. sit. n. al. er. io. 是否能夠真正有效地運用與調整？在「漢承秦制」的政治背景底下，漢代儒者必須對傳統儒家作出調整與轉化，才能夠適應時代的需求，符合統治者的口味與喜好，17如金春峰先生所言：. 15. 16. 17. Ch. engchi. i n U. v. 新的大一統皇朝建立後，天子居至尊無上的地位，君臣關係，中央地方關係，完全是政治關係。儒家『親親』恩情的原則已不能亦不適合社會長治久安的需要。」請參氏著：〈漢代儒家哲學的定性與定位〉，收入自《第二屆儒道國際學術研討會──兩漢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05 年），頁 777-784。詳細論述請參：徐復觀：《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臺北：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 年），頁 218-219。黃俊傑先生對徐復觀先生的說法進一步補充：「他所說的以民為本的政治思想，就是孟子最早作為一個政治思想體系而提出來的。孟子高標政治生活中人民的主體性，成為歷代有良心的中國知識份子論政的標準。歷代儒臣在君主專制政體上下，儘管受到客觀政治結構的侷限而不能暢所欲言，但是，民本位的王道政治理想，始終是他們魂牽夢縈的精神故鄉。」又說：「中國思想史上心儀孟子，解讀《孟子》書的思想家，精神上固然為孟子的超越境界所吸引而神馳嚮往，但是在現實上則又輾轉於專制政治與一元化的社會結構之下，他們如何在兩種極端之間維持生命境界的平衡？他們如何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重新詮釋孟子學？」請參：氏著《孟學思想史論（卷一）》（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印行，1991 年），〈第六章孟子的王道政治論及其方法論預設〉，頁 162-187。其中黃俊傑先生所提出的問題，亦是本文在第五章欲以討論與研究。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卷一二一，〈儒林列傳〉，頁 3117。本書《史記》引文皆出於此書，以下簡稱《史記》，出版項不再加註。由於在「漢承秦制」的背景下，漢代難以完全擺脫法家精神與制度的影響與制約，余英時先生對於西漢「儒學的法家化」問題有進一步的闡析。余英時先生認為：「所謂『儒家的法家化』， 4.

(11) 新的官僚制的大一統和中央集權建立了，種種人際關係、政治關係，如君臣關係，臣民關係，父子關係，夫婦關係等，必須有新的思想予以規範；而舊的包括孔孟在內的傳統政治與倫理道德思想以及秦人奉行的法家思想，或者過時了，或者失敗了，都不能適應新的政治需要。18 因而漢代儒家思想與政治之間前後經歷過一段漫長的磨合階段，在漢初，漢高祖劉邦（在位年 202-195 B.C.）從一開始對儒士們的輕蔑與鄙視，到後來逐漸接受儒家禮制，19其中與秦朝的滅亡有很大的原因，即使劉邦再討厭儒家思想，也不得不面對法家思想中的缺陷與秦朝滅亡的史實，到了漢武帝時，儒學在漢代思想上更得到了高度的推崇與地位，漢武帝（在位年 141-87 B.C.）從即位開始，便「招「罷黜百家，獨尊儒方正賢良文學之士」20數百人，並接受董仲舒（179-104 B.C）術」的建議，使得儒學得到了官方的統治地位，對於儒家的發展與鞏固有實質上的幫助，但其中所推崇的儒家思想與先秦孔孟思想則有所轉變與差異，然而儘管漢武帝時期儒學已非孔孟時期的面貌，其對於儒學的發展與流傳仍有著不可忽視與抹滅的貢獻，在那之後，儒家一直主導著漢代的思想統治地位，之所以能夠成為漢代主導思想，乃是因為透過思想的轉化方以實踐於現實政治與社會上，金春峰先生便指出：.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sit. y. Nat. 漢代儒家哲學的中心或主題，用漢武帝及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話來說，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是講天人關係，「通古今. n. al. er. io. 其意義不是單純地指儒家日益肯定刑法在維持社會秩序方面的作用。遠在先秦時代，荀子『王制』和『正論』兩篇已給刑法在儒家的政治系統中安排的相當重要的位置。漢初儒學的法家化，其最具特色的表現乃在於君臣觀念的根本改變。漢儒拋棄了孟子『君輕』論、荀子的『從道不從君』論，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論。」關於「尊君卑臣」論，余先生進一步提出說明，，所謂的「君尊卑臣」，並非是說皇帝可以不受拘束，隨心所欲的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君權雖然沒有形式與制度上的限制，但是仍有著無形與精神上的制約，「首先是儒家一直想抬出一個更高的力量來約束君權，漢儒的『天』和宋儒的『理』都顯然具有這樣的涵義。同時儒家又不斷企圖用教育的方式來塑造皇帝於一定的模型之中。」除此之外，君權自身也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傳統，因而對後世君主造成了約束力，「最後我們更應該指出，君權的行使在事實上所遭到最大的阻力則來自傳統的官僚制度（bureaucracy）」雖然官僚制度在一開始也是在君權授權之下所建立的，但是產生後，便形成一個客觀的存在，有著自身的發展與運行的軌道。相關問題討論請參：氏著〈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年），頁 31-75。請參金春峰：〈漢代儒家哲學的定性與定位〉，收入於《第二屆儒道國際學術研討會──兩漢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05 年），頁 777-784。根據《史記．陸賈列傳》中的紀載：「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請參：漢•司馬遷：《史紀•陸賈列傳》，頁 2699。漢•司馬遷：《史記•平淮書》，頁 1424。 5. 18. 19. 20. Ch. engchi. i n U. v.

(12) 之變」是講古今關係，兩者都是具整體性、普遍性──即世界觀的大問題。這兩大問題在武帝即位時，都有其新的內容和新的尖銳性、迫切性。哲學如果不想脫離生活與時代，成為僵死無力的經院哲學，就必須回答這兩大大問題。而漢代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哲學正是在成功地解決這兩大新問題中建立起來的。它如此成功，以致支配了漢代整整四百年的時間，成為此時其學術、政治、社會倫理道德的指導思想。21 「天／人」之間的關係一直是中國哲學討論的重心之一，漢代儒學在這個問題之間的討論有其創新與特色，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融合與接受其他諸子思想，進而反應於當代政治與社會上，加上透過「古／今」之間的關係更能夠達到以史鑑今的效果。漢代政治與思想學術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政治與思想之間互相影響，形成反覆的循環，誠如前文所言，漢代孟學顯示了一種矛盾與緊張感，這種矛盾與緊張在這兩個問題的討論上亦有所彰顯，在這樣的矛盾與緊張下，孟學有著什麼樣的轉變與特色，又，漢代政治與思想學術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政治與思想之間互相影響，形成反覆的循環，這樣的循環造成思想上有什麼樣的詮釋特色？這是本文所好奇與關注的。另一方面，就整個思想史脈絡而言，本文亦對思想內在理路的發展與繼承有所關心，儒家學說從孔子一路傳至漢代，中間經過了許多的轉折與變化，除了探討漢代思想與孟子之間思想的轉變與繼承外，漢代思想有沒有可能也受到了戰國.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y. Nat. er. io. al. sit. 末年思孟學派的影響？《荀子•非十二子》中提到：. n.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弓為茲厚于后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22. Ch. engchi. i n U. v. 荀子在這裡對「思、孟五行說」提出了攻擊與批評，關於荀子所批評的對象，在 1973 年湖南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出土前一直受到學者們的討論與關注， 21. 22. 23. 23. 請參金春峰：〈漢代儒家哲學的定性與定位〉，收入於《第二屆儒道國際學術研討會──兩漢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05 年），頁 777-784。清•王先謙著，沈嘯寰等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非十二子〉，頁 110111。本書《荀子》引文皆出於此書，以下簡稱《荀子》，出版項不再加註。如唐代楊倞在註《荀子》中所說的「五行」曰：「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見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1962 年），頁 134。章太炎亦這麼認為，請參章太炎：〈子思孟軻五行說〉，收入氏著：《章氏叢書正續編》（臺北：世界書局，1958 年），下冊，頁 468。又如楊向奎則以為思孟五行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之說，請參楊向奎：〈五行說的起源及其演變〉，收入文史哲雜誌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代哲學論叢》 6.

(13) 而這個問題隨著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的出土中得到了解答，但也從這個問題逐漸衍生出其他議題，使得學界開始重新探討思孟學派，在 1993 年時，湖北京門郭店竹簡的出土，又進一步為思孟學派的研究開啟了新的一頁，彌補以往研究資料與材料的不足與缺憾，筆者亦好奇戰國末年至漢代初年這些出土文獻中的思想理論對於孟子學說與漢代孟學之間是否扮演著一個轉變的關鍵？是以，本文擬從內、外兩方面的影響與發展勾勒出漢代孟學的圖像，並探究其中思想的轉變與理論的實踐。. 二、研究議題的確立經典在詮釋與流傳的過程中，必然涉及到「轉變」與「實踐」兩個問題。由於經典與詮釋者之間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聖人思想有所轉變是自然而然的，就思想的內在理路而言，思想在時間的洪流中不斷推動，也使得思想家亦不斷思考與加深經典中的理論主張，並對其有所檢討與反省；就外緣因素而言，受到當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等等因素的影響，思想家為了適應時代的需要，對於經典中的理論也會有所轉變。再者，思想的提出就是為了要實現於現實之中，因而經典理論能不能實踐？如何實踐？也是我們應當思考的課題，經典在「實踐」的同時，已經被詮釋者賦予了新的生命，從文字中活了起來，24林啟屏先生說：.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y. Nat. 「經典」與漢人之間存在著高度密切的「召喚」關係，以致其中所顯發的普遍真理與普遍人性層面，已經不再只是精神知性的思辨趣味，而有著向. sit. n. al. er. io. 外推展的理想主義之性格。這其中實蘊涵著彌足珍貴的人類文明生活的重要經驗，尤其是在具體的政治、社會實踐中，強調理想主義，有時不免招致迂闊之譏。可是，漢人卻能身體力行，雖然裡頭未必沒有可以討論的空間，但他們如此看重「經典」所能起的作用，甚至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則其中必有可值人類社會發展所可借鑑的經驗。25. Ch. engchi. i n U. v. 漢代思想的一大特色便是在「實踐」的前提下，對思想進行詮釋與轉化，因而本文在一種對《孟子》「感動興發」的立足點上，從漢代政治、社會與文化對思想. 24. 25. （北京：文史哲雜誌編輯委員會，1959 年），頁 11-13。還有一說認為五行是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倫，譚戒甫便引《中庸》與《孟子》來證明子思與孟子皆以五倫為「五行」，詳情請參譚戒甫：〈思孟「五行」考〉，收入《古史辨》（香港：太平書局，1963 年），第五冊，頁 704-728。除此之外，劉節〈洪範疏證〉與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指出荀子所斥乃是鄒衍陰陽五行的學說，並非思孟學派，請參《古史辨》，頁 388-402、404-597。林啟屏先生指出：「在『經典』的『召喚』下，歷代儒者透過『經典』與往聖先賢，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於是『經典』中，聖賢於己於人之要求，俱內化於詮解者的心靈中。此時，『經典』不復是一『文本』而已，而是一幅生命的共感結構。」請參氏著：《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年），〈第十章正典的確立：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石渠議奏」〉，頁 387。林啟屏：《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年），〈第十章正典的確立：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石渠議奏」〉，頁 390。 7.

(14) 的循環影響出發，試圖對漢代孟學進行深入的研究，探討在漢代這樣的背景下，在一種矛盾與緊張的影響下，孟學有什麼樣的轉變？又能在政治與社會上有什麼樣的實踐？我們從趙岐〈孟子題辭〉中也可以明顯看出這種「感動興發」：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蘊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具，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26 趙岐（山伯，108-201）乃是基於對孟子的景仰，透過注疏《孟子》的方式來表達其敬意與感觸，趙岐《孟子注疏》可說是漢代孟子注的代表，27雖其言往往有所不足與模糊，28但是其書為孟子學在漢代的流傳與影響留下了痕跡與證據， 29東漢開始，出現了專門的《孟子》注書，可視為孟子學術史上的第一個高峰，孟子與《孟子》一書的地位在歷史的洪流底下歷經了無數循環的載浮載沉，歷代研究孟子的學者們透過注孟、釋孟、述孟、非孟等等不同方式，從不同的文化與時代視角對《孟子》有著不同的闡發與認識，這些成果逐漸累積形成豐碩的孟子學，構成了一部孟子學流變史，而對不同時代孟子學的發展與研究狀況進行梳理與統. 立. ‧ 國. ‧. 27. 學. 26. 政治大. n. al. er. io. sit. y. Nat. 清•焦循：《孟子正義》，〈孟子題辭〉，頁 25-27。據《後漢書．儒林傳》記載，最早為《孟子》作注是程曾：「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見清•王先謙：《後漢書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56 年），〈儒林傳第六十九下〉，頁 10。其他如高誘、鄭玄、劉熙亦有為《孟子》作注，然而時至今日，以上諸注皆已亡佚，唯有趙岐《孟子章句》保存下來，乃是今日第一部對《孟子》提出詮釋的作品，清代焦循《孟子正義》提到：「孟子之後，能知孟子者，趙氏始焉。」見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卷三十孟子篇敘〉，頁 1048。此外，還有劉向《孟子注》一說，按清•孟廣均原纂，陳錦、孫葆田重纂《重纂三遷志》卷三（濟南：山東友誼書社出版，1989 年）與清道光年間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中，並無記載劉向作注之實，在清代王仁俊輯本《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中，有〈孟子劉向注〉一卷，因而有此說，在劉大年〈歷代孟子研究著作綜述〉（載於《孟子家世》，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 年）與楊澤波《孟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中皆認同此說，然而在王仁俊輯本中僅以古閣本《文選．琴賦》李善注為證，證據不足，實待商榷。清儒阮元提到：「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諸儒，稍微固陋」見清•阮元：〈孟子校勘記序〉，收入《孟子》，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南昌刊本，1955 年），頁 15。除此之外，黃俊傑先生亦提到：「趙氏注孟，雖於孟學義理，不免有所闕漏，為後儒詬病，如朱子頗以『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為病，陸象山亦以『趙岐解孟，文義多略』為憾。」請參黃俊傑：〈趙岐〈孟子題辭〉箋釋〉（收入自《臺大歷史學報》第 18 期，1994 年）。即使趙岐《孟子注疏》有著「固陋」的缺點，但其在孟子解釋史上有其歷史地位與重要性，且其注中對古事、人名、地望的訓解十分詳細，在章句訓詁上有所成，提供後世註解家參考，如朱熹在注《孟》時所襲用趙岐舊說的次數甚為可觀（詳細討論可參照日本學者大槻信良：《四書章句集註典據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 年），因而，阮元稱許書中：「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詁訓無所戾，七篇之微言大義，藉是可推。」又如記昀推崇趙岐《孟子章句》說：「蓋其說雖不及後來知精密，而開闢荒蕪，俾後來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見清• 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頁 711。 8. 28. 29. Ch. engchi. i n U. v.

(15) 整，將孟子學的流變歷程總結起來，是儒學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歷來對孟學發展的研究多著重在宋代，由於《孟子》至宋代才「由子入經」，又加上朱熹（元晦，1130-1200）所作《四書章句集注》後，孟學的發展至宋代蓬勃興盛起來，這樣的學術發展吸引諸多學者的注意，因而在宋代孟子學的研究中有著豐富的成果；除此之外，清代孟子學亦是學者們所關注的，自宋代以來，《孟子》躍升進入經書的行列，成為科舉必備的教科書，並且一直延伸至清末，而在元明二代，《四書》地位不斷提高，孟子的地位亦受到影響，這些種種因素都為清代孟子學的興盛奠定了基礎，又加上清代經學思潮之推動，孟子注疏大量地出產，孟子學研究成為當時的潮流，清代孟子學的發展亦是孟子研究的熱門議題；至於唐代，雖然《孟子》一書尚未得到官方認可，但是許多學者皆已經將《孟子》視為如經書一般的地位，而唐代的《孟子》注本也為宋代孟學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礎，因而唐代孟子學雖然沒有如宋代與清代這樣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但是亦多有討論。而對於漢代孟子學的發展研究則較有所忽略。歷經秦火焚書後所造成的「歷史斷層」，30以及漢初黃老學說與陰陽讖緯之說的盛行，31儒學受到重重的打擊與挫折，有學者認為儒學已經失去原來面貌，32更認為是哲學史上的「衰亂期」，33. 立. ‧ 國. 學. 30. 政治大. ‧. 韓德森（John.B Henderson）曾將「秦火事件」比喻為「歷史斷層」（historical break）。請參：李淑珍：〈當代美國學界關於中國注疏傳統的研究〉，收入《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九卷第三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1999 年 9 月），頁 6。林啟屏先生對於所謂「歷史斷層」有著進一步詳盡的補充與說明：「『秦火』所帶來的『歷史斷層』，一則在經典的殘缺中，使詮釋訓解產生紛爭，此一文字『斷層』也；二則在因經典之斷層使詮釋者面對『聖人之道』的體會時，亦因而產生異議，此一信仰『斷層』也；三則因上述紛擾，亦使歷代學者在爭正統時，互批異端，漢、唐、宋、明、清各自形構其理解的合法性，否定他者的正當性，於是亦產生學者間的系譜『斷層』也。而這些斷層，阻隔了歷代學者可以宣稱其與聖學間的客觀『同一性』（identity）。此種去聖日遠、求道難明的壓力。促使以淑世天下、以致道立人為己任的古代學者患了集體的『焦慮感』。」請參：林啟屏：《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年），〈第九章儒學的第一次挫折：以「秦火焚書」為討論中心〉，頁 360。基於此說明，由於文字上的斷層，導致於漢儒的「焦慮感」反應在追求文字的訓詁與章句的訓解上，以為能夠透過此方式來理解古代聖賢之道，然而卻有著「見其小而失其大」的弊病，對於義理的解釋多有所不足，受到後儒所詬病。皮錫瑞《經學歷史》中提到：「故光武以赤伏符受命，深信讖緯，五經之義，皆以讖決。賈逵以此興左氏，曹褒以此定漢禮。於是五經為外學，七緯為內學，遂成一代風氣。」請參：清• 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經學極盛時代〉，頁 109。如黃立人先生說：「兩漢時期之學術重點置於經學，而且因為董仲舒之關係儒學充斥五行陰陽之說，一時之間讖緯之說、託古作偽之風盈天下，漢儒之言動輒陰陽災異，與儒學本源差之遠矣。」請參：黃立人：〈兩漢時期孟子學發展概況──兼論孟子心性說對當代思想之影響〉，載自《博學》第 5 卷，2007 年 1 月。除此之外，熊十力先生認為漢代思想為求一統，因而扼殺創意，漢儒治經又多注重考據與訓詁名物，學術界呈現思想停滯枯竭的狀態，漢儒為了擁護帝制教義，發揮「三綱五常論」、「天人感應論」、「陰陽五行論」等三義，奉為教條，使得漢學成為帝制之護符與封建禮教的附庸，流失了孔子的真正精神。請參：熊十力：《十力語要》卷四，收入《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504-506；以及熊十力：《原儒》，收入《熊十力全集》第六卷，頁 389。勞思光先生稱漢代哲學是中國哲學的衰亂期，他認為：「漢興以後，先秦學統既絕，新學統亦未能建立，中國哲學及文化精神之中衰於此開始。兩漢經術，為後世所稱；然按其實情，則儒學大義已乖。經生佔畢，唯知爭其末節。自西漢初至東漢，支配知識份子之思想，非孔孟之儒 9. n. er. io. sit. y. Nat. al. 31. 32. 33. Ch. engchi. i n U. v.

(16) 然而，漢代儒學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雖與孔孟之學有所差異，但是始終是圍繞在孔孟學說上，始終是在儒學的思想的脈絡底下，漢儒為了使儒學的精神與理論能夠有效實踐於當時社會上，在先秦儒學的基礎上，融合了道家與法家的學說，進而有所轉變與突破，其中，從漢儒對《孟子》的詮釋與轉化便可證明。漢儒雖重陰陽讖緯之學，又汲於考據訓詁上，但是在漢代文獻中，引用《孟子》者不在少數，且亦對孟子思想有所闡發，可見《孟子》一書在漢代雖然同於其他諸子之書，但其受到重視程度仍然高於其他子書，而其中天人關係與內聖外王等思想理論，對戰國末年思孟學派的思想亦有所承，因而，筆者認為漢代孟學的發展是一「承上啟下」的轉變樞紐，何來「承上啟下」之說？就「承上」而言，戰國末期可說是孟學萌芽時期，至秦朝受到秦朝政治影響，孟學的發展與流傳因而有所衰落，然而至漢代，孟子雖未如孔子那般受人尊崇，但是許多理論思想往往受到孟子學說影響，使得孟子之學能夠幸運地在秦火劫後中有所重生，免於如墨學般消跡沒落的命運，漢儒或許沒有以發揚孟學為己任，但在無意識中，漢儒自然地對孟學的傳承與開展有所貢獻，因而有著「承上」之功；就「啟下」而言，漢儒對孟學的義理闡發為後世奠定了基礎，在唐宋之際，孟學逐漸興盛活躍起來，時至宋代，更是達到高峰，唐宋儒者在注《孟子》時亦多引用與討論漢儒之注，而漢代孟學與黃老學說交涉之思想，更是成為唐宋儒學思想的養分，是以，漢代孟學有著「啟下」之效用。如果沒有漢代孟學的傳承與轉變，孟子之學或許就沒有如此豐碩的成果，然而如上述所言，漢代孟學的研究較為貧乏，或成為概要性的論述，研究較不完整與深入，且多集中在思想脈絡的發展上，對於思想義理的闡發與探討論較為不足，或多集中在《孟子》注上，這是目前孟子學研究中較為可惜.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y. Nat. sit. n. al. er. io. 之處，除此之外，在研究漢代孟學上，多從政治社會與經學的角度出發，較少從思想的內在理路來談，筆者依於此，有意為漢代孟子學作深入的探討，除了從政治社會等外緣因素來討論外，更希望能夠從出土文獻著手，論孟子、思孟學派與漢代儒學之間的關係，以出土文獻作為孟子與漢代孟學之間的橋樑。漢代孟子學其所涉及的層面十分廣泛，而所牽涉的問題亦十分複雜，就外在而言，漢代政治與學術有著緊密的關聯，而在這樣的背景下，漢代的政治制度與孟子地位的浮沉有著什麼樣的影響？漢代知識階層又如何將孟子理論實踐於社會上？另一方面，就思想內在理路而言，由於孟子距離漢代已有距離，造成詮釋者的「歷史性」，34加上詮釋者與經典之間的隔閡，因而漢代知識階層是否真正理. 34. Ch. engchi. i n U. v. 學，而為混雜陰陽五行之妄言。」請參：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二）》（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 年），頁 6。由於經典是特定時空條件下的產物，詮釋者們在詮釋時往往會受到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思想氛圍以及個人經驗的影響，構成詮釋者的「歷史性」(historicality)。黃俊傑先生說：「所謂經典詮釋者的『歷史性』，是指詮釋者都是系統的建構者，他們透過他們自己的思想系統賦古典以新義，出新解於陳編，他們的思想系統本身也是特定時空條件下的產物。正因為這種思想系統的『歷史性』，所以經典的註釋者透過他們的思想系統所理解的經典內涵，與經典的寫作者的原意畢有若干出入。這種差距就夠成為思想史與詮釋學研究的重要課題。」相關問題討論請參：氏著《孟學思想史論（卷二）》（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1997 年），〈第二章孟學詮釋史中的一般方法論問題〉，頁 63-80。 10.

(17) 解孟子？而對孟子理論又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從這些問題我們可以進而討論，漢代知識階層對孟子思想有著什麼樣的詮釋？與孟子理論之間有何異同？從政治到思想的詮釋，一層一層繁衍出許多問題，筆者欲將如剝洋蔥般的層層揭開，揭露漢代孟子學的面貌。陳啟雲先生提到學者對於漢代思想的兩種偏見：近代學者對漢代思想的看法主要受到二種偏見左右。第一種偏見，認為在秦漢大一統帝國統治之下，學術思想發展的自由受到限制，其發展的空間大為縮減而至枯萎；這具體表現在秦始皇焚書禁學的措施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尚儒術的政策上；準此，漢儒思想只是帝王的御用工具。第二種偏見，源出於傳統學術上「宋學」和「漢學」的對立。當代治中國哲學者受到「宋學」傳統成見的影響。忽視和蔑視了漢代文明和漢代思想文化，是難以避免的。. 35. 政治大. 本文試圖打破這兩種偏見，以公正與客觀的角度還原漢代孟學的本然面貌，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提到四個信念：36. 立. ‧. ‧ 國. 學.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二、所謂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 y. Nat. sit. n. al. er. io. 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四、當信每一個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Ch. engchi. i n U. v. 筆者乃秉持著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對孟子的尊敬與感動，對漢代思想的肯定與認同，有意梳理孟子學在漢代的發展脈絡，試圖以公正客觀的視角，還原漢代孟子學的面貌，有著補足孟子學在漢代缺頁的企圖，並透過一系列的研究與討論，欲證明漢代思想並未脫離儒家思想的脈絡，從孟子、思孟學派至漢代，其思想脈絡仍是在儒學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轉化。除此之外，本研究還有一個終極關懷：「在部分中見整體，在繁多中見統一，在變中見常」，37本文題目中的「轉變與實踐」，乃是從孟學在漢代的轉變中看見 35. 36. 37. 陳啟雲：〈漢初「子學沒落、儒學獨尊」的思想史底蘊〉，收入於熊鐵基、趙國華主編：《秦漢思想文化研究》（新加玻：希望出版社，2005 年），頁 41。錢穆：《國史大綱》（上），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年）第 27 冊，頁 19。余英時先生在評述錢穆先生對中國文化所採取的立場時說到：「一言以蔽之，他所走的是一條崎嶇而曲折的史學研究之路，其終極的目標是要在部分中見整體，在繁多中見統一，在變中見 11.

(18) 其中的「不變」，也就是孟學中最純粹的本質，最恆久的真理，更是中國文化中的「傳統」，38經典之所以為經典，乃在於其能夠不斷回應當代問題，漢代孟學與孟子理論中有所轉變更也有所保存，而保存下來的精神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傳統，歷代學者在時間的變遷中，如何從「過去時代中找答案」，39以達到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本文所關懷的重心。.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38. 39. Ch. engchi. i n U. v. 常。」，請參：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1991 年），〈錢穆與新儒家〉，頁 44。余英時先生說：「在人文研究的領域中，『傳統』正是內在理解的關鍵所在。因為凡是有生命力的『傳統』都必然是變動而開放的，研究者自覺地深入一個文化的『傳統』之中，才能理解這個文化的種種外在象徵所顯示的內在意義。」請參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1991 年），〈錢穆與新儒家〉，頁 45。錢穆先生說：「研究歷史，應該從『現時代中找問題』，應該在『過去時代中找答案』，這是研究歷史兩要點。」他亦提到「所以講歷史應該注重此兩點：一在『求其變』，一在『求其久』。我們一定要同時把握這兩個精神，纏能瞭解歷史的真精神。所以說『鑒古知今』『究往窮來』，這纏是史學的精神。」請參氏著：《中國歷史精神》（臺北：東大圖書，2003 年），頁 13-20。本文秉持著錢先生所說的「歷史精神」欲以探究漢代學者如何「鑒古知今」，希望藉由漢代孟學的研究去應證錢先生的一番道理。 12.

(19)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為了建構全面且系統性的漢代孟子學，對於前輩學者豐富的研究成果勢必要有深入的了解與整理，透過對前人研究成果的整理與探索，從中找到本文研究的立足點，然而，關於孟子研究，浩瀚如海，礙於筆者精力與時間所及，直接從關於漢代孟子的研究切入。誠如問題意識所言，在漢代政治與思想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且有著互相循環的關係，因而在探究漢代思想之前，必須牽涉到漢代政治社會與思想之間的研究。40徐復觀先生《兩漢思想史》對周、秦、漢三代，特別是漢代社會政治結構進行了探討，且十分重視知識分子的問題，徐先生說：若不能首先把握兩漢知識分子的這種壓力感，便等於不了解兩漢的知識分子。若不對這種壓力感的根源──大一統的一人專制政治及在此種政治下的社會作一確切的解析、透視，則兩漢知識分子的行為與言論，將成為脫離了時間空間的飄浮無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確切意義。41.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在專制政治的背景下，知識分子的思想與對經典的詮釋不可能完全脫離當代的影響，因而從漢代政治社會結構中來論知識分子的行為與言論是必要的，徐氏對於「知識分子」與漢代政治之間的關係研究對於本文有很大的啟發。林聰舜先生《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行程與發展》中從「帝國統治的需要」作為漢代. y. Nat. sit. n. al. er. io. 儒學的前提，探討漢代儒學的一個共同面向──思想、統治與權力的運作，林氏指出漢代儒學與先秦儒學有重大的改變，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漢儒較重視外在的規範秩序，第二、相信天人感應之說，第三、與當權者、政治社會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第四、漢儒透過較易理解的形式作結合與論述，42而這四個方面的表現使得漢代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顯得格格不入，林氏對於漢儒思想背後的權力關係採用同情的理解之態度去面對，重視漢儒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所產生的正面. 40. 41. 42. Ch. engchi. i n U. v. 除了下面所介紹的兩本之外，亦參考其他關於漢代思想、政治、經學的著作，在思想史論著上，如：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7 年）、夏長樸《兩漢儒學研究》（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叢刊，1978 年）、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等等，在經學史論著上，如：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二卷《漢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章權才《兩漢經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5 年）、湯志均、華友根、承載、錢杭合著：《西漢經學與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孫筱《兩漢經學與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等等，在政治方面，如雷戈：《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想與皇權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喜馬拉雅基金會，2003 年），［日］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等書。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一卷（臺北：學生書局，1976 年），〈西漢知識分子對專制政治的壓力感〉，頁 167。詳細說明請參林聰舜：《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2013 年），頁 6-7。 13.

(20) 作用，呈現出漢代儒學建構為帝國意識形態的歷程與發展，對於儒學在漢代的思想轉變給予正面的肯定與經世致用的積極意義，其中對於漢代政治與儒學的轉化有細膩的分析，對於本文釐清政治與思想之間的互動關係有所幫助。在漢代孟學的發展研究中，可從三個層面來觀察，以下便從分別從「時代背景與學術思潮」、「歷史形象與思想接受」、「經典詮釋與理論轉移」三個層面，對前人研究成果進行梳理：. 一、. 時代背景與學術思潮. 孟子地位的浮沉無可避免地受到漢代政治與社會背景所影響，漢代乃為一大一統帝國，政治與學術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孟子地位在歷史脈絡中之浮沉，除了受到整個時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等等因素影響外，更受到了整個時代學術思潮的轉變而有所不同，研究孟子在漢代的發展，不得不討論到漢代的時代背景，這類型的研究近似黃俊傑所說的「歷史／思想史的進路」，43主要可分為兩個部分：. 立. 政治大. ‧ 國. 學. （一）從整個漢代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來論董洪利《孟子研究》44在第七章〈漢代的孟子研究〉一章中，認為兩漢孟子. ‧. 學有著不斷「升格」的趨勢，從西漢到東漢，孟子逐漸受到重視，而影響力也逐漸擴張，45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出現了研究《孟子》的專著，一是對孟子的評價提高了，而孟子地位的變化主要與兩方面有關：一是整個儒家學說在漢代的命運，一是兩漢學風的變化。在第一個方面，董氏指出漢初由於變亂之後，社會. y. Nat. sit. n. al. er. io. 尚未穩定，因而崇尚黃老之學，主張休養生息，漢武帝時，雖然表面上獨尊儒術，儒家地位得到提升，但是實行的卻是法家學說，直至西漢末東漢初期，儒學佔有絕對的統治地位，研究儒學成為獲得官職利祿的最好途徑，在這樣的社會政治影響之下，董氏指出：. Ch. engchi. i n U. v. 儒學的研究必然得到空前的發展。《孟子》在當時雖未入經典之列，但卻 43. 44. 45. 黃俊傑先生在對當代孟學研究的整理上，就研究進路來區分成兩大陣營：一是「哲學／觀念史的研究進路」，二是「歷史／思想史的研究進路」。就前者而言，將《孟子》與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遷中抽離，並且假定思想體系內各個觀念有著其自主性，而從這個假設上來剖析孟學中的重要觀點；後者則與前者不同，乃是將孟子置於歷史或文化史的脈絡中加以考慮，特別注意與分析孟學在思想史上的沉浮變化：「這種研究途徑最常見的立場就是將孟子及其思想放在歷史或文化的脈絡中加以考察，探討其思想史的地位及其意義。所以，『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是區分第一種與第二種研途徑的重要指標。詳細內容請參：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卷二）》（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1997 年），〈第一章序論〉，頁 9-40。此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主要對於孟子的生平事蹟、政治思想、性善論、文學思想與成就以及教育思想進行研究；下編則是從《孟子》成書開始談起，接著以時間為序，從漢代、魏晉隋唐一直談到到清代的孟學發展。請參：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董氏認為孟子在西漢的地位並不高，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司馬遷並沒有為孟子單獨立傳，且僅僅寫了一百三十七字，二是《漢書．藝文志》中，僅把《孟子》在諸子中，與其他儒家經典《論語》、《孝經》、《爾雅》置入經部有高下之分，三是到西漢結束前，並沒有出現專門為《孟子》作注之人。請參：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162。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