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xv + 310pp.
蔡松穎
∗ 在 1990 年代以前，由於戰地政務體制的存在，對於金門歷史 多集中於方志類型的書寫。即便是戰地政務體制解除後，金門當 地的文史工作者興起了對於原鄉研究的熱潮，但符合現代學術規 範的「金門史研究」著作也仍不多。1楊肅獻主編的《金門近代史》 和謝重光等人所著的《金門史稿》是少有的金門史研究專書。《金 門史稿》著重於 1949 年以前的金門史研究，對清以前的時段研究 尤為詳盡，2《金門近代史》則是大量使用了方志、《顯影月刊》與 《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等史料，分別從政治、 經濟、社會、反抗運動等主題出發，述說民國以來的金門史。3作者宋怡明（Michael Szonyi）的博士論文為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結合了歷史學與人類 學的研究法，藉由福州的宗族來探討民間地方策略的運作與形∗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1 楊肅獻，〈金門史的研究與書寫〉，收於李沃士等著，《2010 第三屆金門學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0），頁VIII-X。 2 謝重光、楊彥杰、汪毅夫著，《金門史稿》（廈門：鷺江出版社，2003）。 3 楊肅獻總編，《金門近代史》（金門：金門縣政府，2009），頁237-238。
式。本書與 Practicing Kinship 有很多相似之處，像是作者依然採 用了人類學與歷史學並行的研究法，在大量使用口述史料的同 時，仍保有歷史學對於時空變化的敏銳度；又或者對於地方策略 的強調，也依然是本書的主軸之一。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學思的 延續性。 和過往對金門史的研究相較，本書最大的特色在於理論性很 強 ， 作 者 試 圖 以 「 軍 事 化 （
militarization
）」、「 地 緣 政 治 化 （geopoliticization
）」、「 現 代 化 （modernization
）」 和 「 記 憶 （memory
）」等四個抽象的核心概念為骨架，建構起1949
年後的 金門歷史。四者間交互影響的同時，也在金門人的生活中留下無 所不在的痕跡。軍事化，最主要體現在1956
年後金門被劃為「戰 地政務區域」後。到1992
年解除戰地政務為止，雖然同時仍有縣 政府等一般行政組織存在，但「戰地政務委員會」和軍隊的領導 者才是真正握有實權者，雙方互相依存，卻也因此而時有衝突（頁26-27
）。以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防止匪諜滲透為目的而設置 的戰地政務，將人民作為假想的、抱有叛亂意識的潛在敵人，因 而百姓同時具有「國民」和「敵人」的二元身分，並受到無孔不 入的監視及軍法的嚴密管制（頁31
）。島上的生產、生活作息等都 受到軍事化的影響，而強制動員的「民眾自衛組織」更成了金門 人的新義務。 然而，在金門實施軍事化的目的，除了作為日後反攻大陸後 該如何統治的實驗場外，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因應國際局勢而 生。所謂的地緣政治化，就是把金門人的生活和全球政治連結在 一起（頁3-4
）。對於世界來說，臺灣海峽兩方的戰爭並不只是中 國的內戰，同時也是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冷戰熱鬥的競技場之 一，而金門正是這場對決的前線。因此各國—特別是美國這個超級強權—的意向，便影響著金門的命運。像是1953 年金門重新設 立縣政府，作者認為一方面可能是因應韓戰爆發，另一方面是因 為中華民國知道想要獲得美方援助，便要先讓自己成為「自由」 的象徵，因此讓金門擺脫軍政專制的形象便成為必要之務（頁 27）。而 1954 年之後中華民國向金門大量增派兵員，也是為了讓 美國知道金門的重要性，並讓此處的陷落成為冷戰中自由陣營無 法承擔的損失，進而令美國加以協防（頁 48）。 當戰火逐漸冷卻成為一種表態，金門島上的冷戰進入了另外 一種層次─宣傳戰。因為地緣政治化和軍事化兩者的共同利益關 懷，使得 1960 年代金門有了現代化的契機（頁 81）。在冷戰中，「現 代化」也成為一種能動搖對方陣營的「武器」，這令軍方對於現代 化有了興趣；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延攬西方世界支持的「自由堡 壘」，金門也有著現代化以示自由的需求，兩者結合之下，才令金 門的現代化成為可能。這種現代化是奠基於軍事化上的，因此，「強 調衛生」一事便以動員軍、民捕捉老鼠的形式呈現，經濟力的提 昇也立足於軍隊相關產業的發展上。或者可以說，金門的現代化 是由軍事化所推動的。1949 年以後，金門的發展便由國家掌控， 而與世界失去聯繫，但受限於戰地政務，金門的經濟沒有像臺灣 本島一樣創造奇蹟。而金門的中產階級也未像本島一般，積極參 與政治轉型、民主化、去軍事化等轉變。即便如此，推動金門現 代化的另一股力量—地緣政治，在 1990 年之後令戰地政務解除， 使金門不再高度仰賴軍事經濟，終於再次帶動了金門的轉型。 無論是軍事化、地緣政治化抑或現代化，這三者都或直接或 間接地影響了金門人民的生活，同時，也影響了金門人對這些過 往的記憶。作者在本書中大量地使用了口述史料，他的目的不在 於透過這些史料來還原某種真實的過去，而是藉此來了解金門人
的記憶是如何被塑造、保留的。因此在本書中，我們常常可以看 到人民記憶和官方大相逕庭之處，像是記載中的823 砲戰，人民死 亡人數只有140人，但是人民對這場砲戰的主要記憶還是圍繞著「死 亡」（頁 68）；又或者對於軍隊搜查共匪的行動，人民卻多是記得 軍人往往藉機順手牽羊（頁 34），這些都印證了人民有著不同於官 方版本的記憶。此外，作者還發現在這些口述史料中，不同居民 對同一事件的敘述常呈現高度的一致性。作者認為，這一方面是 因為「社會」本身會決定哪些事物該被記得，通常是有象徵性或 展現光明面的事件，以免人民在灰暗的記憶中過於痛苦；另一方 面則是因為在與官方的糾紛中，大多數人民的立場是一致的，特 別是那些能獲得賠償的糾紛中更是如此（頁225-226）。 除了以軍事化等核心概念為金門史開創了嶄新的解析面向 外，作者也試著將金門史放進更大的脈絡中，好作為其他研究的 借鏡。第一是可作為1949年以後臺灣政局和經濟發展的一種觀點， 臺灣雖然在戰後受到美國的大力干涉，但是在發展上仍有自身的 內在動力，而從金門的變遷和金門人對臺灣的觀察，都可以看出 當時臺灣政策、局勢變化的走向。第二是可以作為 1949 年後中共 政策的對照組。兩岸領導者的個人特質、政權中的官僚政治，以 及用鋪天蓋地的意識型態作為統治手段等等高度相似的特色，都 說明了中國在 1949 年以後的很多現象必須由兩岸共通的歷史背景 （像是兩岸政黨的前身都是列寧式的現代革命組織）來解釋，而 非突發的偶然。就像東、西德一般，兩岸並非各自獨立發展，而 是彼此參照、刺激，進而有如鏡象般地向前邁進（頁251-252）。第 三是可以作為其他高度軍事化社會的參照。冷戰中受到地緣政治 的影響，很多地區的現代化都帶有軍事化的特質，是軍事化擴展 到社會生活後的一種現象。軍事化影響了這些地區了解、發展現
代化的途徑，這在南韓、南越和臺灣皆是如此。金門的特殊發展 歷程，正好作為一個例子，提供這些地區研究的參照。 但是，本書同時也提醒著我們，在這些巨大的脈絡下，金門 人並非木然、被動地承受這一切，相反地，他們具有很高的能動 性（
agency
）。他們的對於種種不公所表現出來的「沉默」，並不是 外人可以用來譴責他們的理由，實際上，他們很可能隱約地察覺 了社會中的權力分配，進而以政治的、對抗的方式做出回應。這 點在他們的記憶中尤為明顯。在他們「反抗的記憶」裡，自身往 往是事件的核心，對壓迫者做出抵抗。這些抵抗絕非如過往研究 所言，從1980
年代的政治抗爭行動才開始，而是自始至終都存在 的。而國際間對金門的高度矚目，也讓他們藉由參與「國際事件」 來定位自身的價值，成為自我認同的一部分（頁246-248
）。地方 人民的能動性和地方策略，近來屢為學者所強調。如華琛（James
Watson
）便認為在中央政府對地方宗教實施標準化之餘，地方人 民也因自身需求而對中央的規定做出變化，而非一味接受；4康豹 （Paul R. Katz
）也透過對寺廟、儀式的研究，揭示在宗教層面的 話語權爭奪裡，地方菁英與神職人員是能相互抗衡的；5羅士傑對 溫州的研究中更顯示地方政治實由地方菁英主導，政府在此是相 當無力的。6然而，正如William H. Swell
所指出的一般，縱使每4
James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Dacid Johnson et al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292-325.
5 康豹，〈中國帝制晚期以降寺廟儀式在地方社會中的功能〉，收於林富士主編，《中 國史新編：宗教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頁375-412
。 6 羅士傑，〈地方神明如何平定叛亂：楊府君與溫州地方政治（1830-1867
）〉，收於 吳松弟、連曉鳴、洪振寧主編，《走入歷史的深處：中國東南地域文化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頁432-448
。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施展自身能動性的空間，但在不同的社會 系統下，人們能做到的程度和內容也大不相同。7不同於明清傳統 帝國中的任何區域，1949 年以後的金門是一個現代國家治下的小 島，且受到政府的高度關注。在政府掌控力相對高漲且無孔不入 的情況下，金門居民能發揮的能動性其實相當有限，即便居民試 圖在宗教場域和官方爭奪話語權，他們也無法因此在官方手下攫 取多少權力。作者對於居民反抗、能動性的強調，雖然讓我們見 到了居民們如何利用各種象徵、脈絡、甚至地緣政治作為工具， 但反而更凸顯了此時期官方政治力量的強大以及居民對改變現狀 的無力。 綜觀全書，作者藉由軍事化等四個主軸替金門史做出了前所 未有的解讀，並讓其擁有了與其餘研究對話的平台，著實令金門 史脫離地方研究的侷限，提升到更大的脈絡中，賦予了金門史研 究新的價值，可謂是一新典範的樹立。與之相比，《金門近代史》 雖能讓讀者清楚地對民國以來的金門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且也 用訪談錄來補足官方材料的偏頗，但本書卻更進一步地為金門的 發展提出了這四條主軸，並將金門史放到了更大的地緣與學術脈 絡中；而張淑雅則是從官方的角度出發，細緻地分析臺、美政府 的決策制定，並未及於人民的觀點。8從觀察面向來看，本書確實
7
William H. Sewell, Jr.,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98: 1 (July, 1992), pp. 20-21.
8 可見張淑雅，〈美國對臺政策轉變的考察，
1950
年12
月─1951
年5
月〉，《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
（臺北，1990.6
），頁469-486
；張淑雅，〈臺海危機 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6
（臺 北，2001.12
），頁231-297
；張淑雅，〈「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八二三砲戰 與「反攻大陸」宣傳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0
（臺北，2010.12
），頁1-49
；張淑雅，〈臺海危機前美國對外島的政策（1953-1954
）〉，《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
下（臺北，1994.6
），頁293-330
。較前人研究更為全面。 作者書中這四條主軸一方面是從金門當地的歷史中所歸納得 出，另一方面也是延續學界既有關懷而生的幾個面向。如軍事化 原本是用以強調國家增強力量以備戰的過程，以及人們的價值觀 與行為如何一步步往軍隊靠近。相較之下，作者在本書中較為淡 化了國家決策層面的角色，而是強調軍事化對當地社會帶來的衝 擊、和軍方的利益、價值觀與論述是如何滲入金門社會的（頁 3、 260）。這樣的選擇讓作者能更有效地體會當地人的心境，並從該 處出發去講述一個屬於這些人們的故事，而非定於一詞的官方說 法。作者雖未明說，但這與人類學強調當地觀點（native viewpoint） 的取徑是相互呼應的，9再次顯示作者將歷史學與人類學結合後所 作出的突破。又如地緣政治學是從地理與空間去了解國家、政治 的一個學門，其中又因側重面向的不同而有許多流派。10而作者雖 未直接引用這些學術理論，但其所採取的觀點則較接近從國際政 治結構的角度出發，由此來理解、分析當地的社會政治結構。11而 作者別出心裁地將這種視野與另一個主軸─「記憶」相結合，讓 我們得以見到地緣政治是如何成為金門人了解自身經驗的重要框 架，以及這些政治事件是如何在記憶中被轉化的。 這些由作者口述所得的「集體記憶」是四個主軸中最特別的 一項。作者所用的史料，大致可分為「檔案」和「口述」兩類。 前者在使用最多的是小金門（烈嶼鄉）檔案，而國防部、國史館 與警察局的檔案都只佔寥寥數則，主要只是用來重建官方的視野
9 科塔克（Conrad Phillip Kottak）著，徐雨村譯，《文化人類學：領會文化多樣性》
（臺北：麥格羅西爾，2014），頁71-72。
10 孫相東，《地緣政治學：思想史上的不同視角》（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2005），頁6-7。
以及其所採取的統治手段；而後者則用來表述當事者（主要是百 姓）對於該事件的想法，以及這些記憶如何被構築。這種處理法 一方面補足了官方歷史書寫中平民不易發聲的遺憾，使得歷史和 政策不再是單向的由上至下，而是強化了人民的能動性，使其脫 離被動的角色；另一方面也不像過往研究般將口述史料作為史實 的根據，成功地免除了讀者對於「口述史料可信度」的疑慮。因 為作者無意探討口述史料究竟能傳達多少史實，而是先行承認記 憶的被建構性，再進而解析這些建構因何而來。 這種對於「記憶」的理解，受到 Maurice Halbwachs 很深的影 響，特別是在「集體記憶」的部分。Halbwachs 認為，人們在溫習 自己記憶的時候，會受到自己現在的興趣和觀點所影響，而讓記 憶中的不同部分強化或減弱。因此經過生命中的不同階段，記憶 便會一次次受到不同時期的觀念系統所影響，而與最原始的樣貌 大相逕庭。12這些觀念系統來自於自身所屬的群體，當我們回想某 件事情的時候，其實是透過某個群體的思想邏輯來了解、評價那 段回憶，這才讓這段回憶的內容有了定位和意義，因此即便是個 人的記憶，其實也是集體記憶的一部分。而也是因為個人記憶其 實仰仗於群體邏輯來定位，所以同一個群體內對該段事件的記憶 往往會有高度的一致性。13作者對於金門人記憶的理解，與此一脈 相承。
然而，這種觀點亦有其限制。如 Barry Schwartz 和 Lewis A. Coser 便認為：Halbwachs 過於強調歷史記憶是被不同時代所詮釋 出來的，不同時代對同一事件的理解因而有著斷裂，使得這種看
12 哈布瓦赫（Halbwachs, M.）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2），頁82。 13 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頁92-94。
法並不能解釋歷史的連續性。14這個問題帶給了作者同樣的困境 ─作者若是只用現代人的歷史記憶，試圖反應現在金門的處境， 而對於過去金門的歷史，則是用這些扭曲後的記憶以及檔案資料 來補強。但，這一方面會使得他的研究無法深入那些 Halbwachs 所說的、被集體記憶框架所忽略的那些「遺忘的記憶」；15另一方 面則是在「歷史事實」的了解上，仍然無法突破檔案的限制，因 為口述材料僅能反應受訪者的價值體系，而對了解過往的真實沒 有幫助。作者並非未意識到這點，正如他在〈戰火下的記憶政治： 金門，1949-2008〉一文中所說，雖然必須將集體記憶放到更大的 脈絡中去理解、詮釋，但作者「仍希望強調集體記憶具有慣性 （inertia）的特性。也就是說，記憶論述的創造有其侷限，它並不 能全然超越既存的個人與集體記憶。」16這種認知突破了 Halbwachs 論述中的缺陷，令集體記憶的原始樣貌得以浮現。而金門人在歷 史中的面貌，也因此而更為明顯。 簡而言之，本書為金門史研究樹立了新的典範。此後對於金 門史的研究無法再滿足於單純對史實的描述而已，勢必得將金門 史與更大的脈絡結合。2012 年成功大學在金門招開的金門學研討 會中，鄭振滿、陳春聲、陳支平、丁荷生等華南學派的學者便試 圖將金門史與中國的鹽政、海外華人宗教等結合起來，以期更進 一步地解讀金門的過去，可見得對於金門的史學研究已經進入了 一個新的階段。17此後對於過往的重建，也不會只停在官方檔案給
14 Lewis A. Coser 著，畢然、郭金華譯，〈導論 莫里斯．哈布瓦赫〉，收於哈布瓦 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頁49。 15 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頁289、304。 16 宋怡明（Michael Szonyi）著，李仁淵譯，〈戰火下的政治記憶：金門，1949-2008〉， 《考古人類學刊》，74（臺北，2009），頁64。 17 鄭振滿，〈明代金門的制度變革與社會轉型─以鹽政改革為中心〉，收於陳溢源
出的影像，而是更為看重民間的聲音與行動。此外，金門的豐富 口述材料對於研究者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寶庫，關於金門史中「記 憶」與「史實」間的交互辯證，也會在本書之後延續下去。18對於 後續研究者而言，固然可以在本書時間斷限以外做出延伸研究， 亦可以試圖挖掘出新的脈絡，或是和對臺灣本島的研究相結合， 描繪出更為全面的圖像。但是無論如何，本書的研究都提供了一 個很穩固的出發點，且未來研究者無論贊同與否，都無法迴避本 書的論述。就此而言，本書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
主編，《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成大人文社會 科學中心，
2012.12
），頁175-188
；陳春聲，〈在禮法正統與政治現實之間─魯 王在金門活動及相關歷史記憶的研究〉，收於陳溢源主編，《金門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頁189-206
；陳支平，〈清末鹽政浯洲場公牘匯鈔述略〉，收於陳溢 源主編，《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23-234
；丁荷生（Kenneth Dean
）， 〈海外華人廟宇、商業信託網路與金門（Overseas Chinese Temple and Trust
Networks and Jinmen island
）〉，收於陳溢源主編，《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33-577
。18雖未有專著，但已有學位論文是針對這方面主題而生，參見呂靜怡，〈「出操」
的記憶與認同─金門婦女隊員的生命經驗敘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