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缺席的書寫：戰後初期「山胞論述」之歷史初探（1945-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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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缺席的書寫：戰後初期「山胞論述」之

歷史初探（1945-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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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恒湛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email protected]

摘要

台灣學術界研究戰後原住民議題的論著，焦點與取徑通常將原住民放在一個政治、經濟與文化上處於弱勢結構的角度，強調國民黨政權透過政治、經濟與武力的優勢對台灣原住民社會進行剝削與宰制。然而，卻忽略了統治者各種的文化闡釋、表述、再現等修辭策略之「文化作用」所帶來的支配與宰制。本文首先回溯 1945 年終戰前後國民政府的接收計畫，在對台灣原住民認識不多的情況下，僅能以既有在中國大陸發展出的民族論論述將台灣原住民視為少數民族，定位為中華民族之下宗族的一支。1947 年更進一步否定原住民菁英「台灣族」的族名倡議，以符合其民族論論述的方式命名為「山地同胞」。 1949年底國民黨政權撤守台灣，原住民社會也被捲入反共、愛國、現代化的意識形態鬥爭之中，1950 年起國民黨政權針對原住民展開一連串的政策與論述宣傳，從相關媒體報導與文本中可歸納出幾項特色，包括強化同源同宗的民族論述、展現差異與施政成果的論述、順民與效忠的戲碼等，而這些塑造山地從「落後到進步」、「野蠻到開化」的修辭與宣傳，不僅將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灌注到「山胞」身上，也讓國民黨政權扭轉了國共鬥爭的失敗者形象，進一步強化其現代中國的正朔形象。透過本文初步的歷史考察，約略可以拼湊出戰後國民黨「山胞論述」與政治權力技術相互輝映下所發展出的宰制關係。關鍵字：修辭策略、山地同胞、反共愛國、山胞論述 ◎ 收稿日期：2013 年 10 月 30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4 年 1 月 10 日。 ∗_{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悉心審查及提供可貴的意見，筆者獲益良多。本稿初稿曾於 2013 臺灣社會研究學會} 年會「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研討會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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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霧社山胞抗日殉難紀念碑，定於七月十五日舉行落成典禮。該碑全部工程都已完成，四周將要種植梅花，來象徵我國民的好節操，所有櫻花都要移到別的地方種植。仁愛鄉各村社山胞現在加緊排練歌舞，到時他（她）們都聚集在霧社來慶祝，省政府也要派大員來主持。聽說全省各地山胞也要組織觀光團前來觀光。（《聯合報》，1953.06.30；《山光周刊》，1953.07.11） 1952年 9 月，台灣還隨著國共內戰陷入緊張戰備狀態之際，一名據稱在日治時期曾於「霧社分室」擔任警手的葉炳然，在其菜園挖掘防空壕時赫然發現屍骨數具，其中一具手骨還纏有鐵絲，他向警方報案並告訴採訪記者，這些遺骨可能是霧社事件後遭日警拘禁殺害的山胞（《聯合報》，1952.09.07）。後來，著手偵辦的警方陸續挖到 24 具遺骸，並向外界證實是霧社事件中殉難山胞，時任仁愛鄉長同時也是霧社事件受難遺孤的高永清決定呈請政府撥款搜挖事件中殉難山胞骸骨並建碑紀念（《聯合報》，1952.09.10）。隔年 1953 年 4 月台灣省政府民政廳撥款 7 萬元交仁愛鄉公所建紀念碑（《聯合報》， 1953.04.26）。 1953年 7 月 15 日紀念碑正式在霧社西南角觀櫻台落成，佔地一千坪，還栽種了幾百顆梅花，入口處蓋有當時擔任行政院長陳誠所題「碧血英風」的牌樓，紀念碑體由大理石砌成，正面刻上前省主席吳國禎題字「霧社起義殉難山胞紀念碑」11 個字，背面碑文則是民政廳長楊肇嘉所撰，碑文寫著：「台灣淪陷五十年，台人不堪異族之摧殘，揭竿而起，誓死復仇，前仆後繼，忠肝義膽，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者凡四十餘次；而尤山地同胞之誓死如歸，不落人後，更屬難能可貴。……嗚呼！是九百餘人，殺身成仁，為民族犧牲，……。滄桑多變，事隔廿三年，合葬之處，久已湮沒，光復以還，省府幾費苦心，近始發現於荒煙蔓草中，不禁惻然憫之，爰為築基樹碑，以安英靈，而垂不朽焉。」（《聯合報》，1953.05.30；《山光周刊》，195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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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霧社起義殉難山胞紀念碑揭幕典禮（資料來源：台灣省政府民政廳，1954：145-146）落成典禮當天 10 時由南投縣長李國禎主持設奠祭祀，楊肇嘉代表省主席俞鴻鈞觀禮，祭壇供三牲酒果，祭典開始時，全體均肅立獻花、進香、行三鞠躬禮。下午 1 時起舉行山地歌舞大會，演出節目包括「感謝猛那頭目」、「思念吾祖先」、「保衛大台灣」、「朱毛奸匪必亡」等（《聯合報》，1953.07.16；《中央日報》，1953.07.16；《山光周刊》，1953.07.25）。上述發生於 1950 年代初期頗具戲劇張力的活動，紀念的正是 1930 年末震驚日本帝國朝野的「霧社事件」，也就是導演魏德聖近期作品「賽德克‧巴萊」（Seediq Bale）所描述的故事，我們仔細觀察後發現，這個恐怕讓莫那魯道及其追隨者有點一頭霧水的「碧血英風」牌樓、紀念碑、梅花、反共歌舞、上香祭奠、古典漢文碑文與落成演說等等，從媒體上傳達出來的或許僅是歷史過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但若仔細反思這樣的歷史場景，這或許不是僅僅一個簡單的紀念活動而已，而是宛如於人類學家 Geertz（1980）提示的國家劇場（Theatre State），整個搬演儀式是一場精心安排的政治劇碼，其策略其實是展示國家本身，換句話說，它顯現的正是新統治者的權力與秩序。1 David Spurr（1993）也告訴我們，一文化闡釋、再現∕表述、最終支配另一文化的整個體系，都是「文字暴力」。換言之，殖民者除了以經濟與武力優勢征服被殖民者，還常以各種「文化作用」作為掩飾，來完成成功完善的支配與統治。本文希望透過上述的

1_{國家劇場（Theatre State）的概念奠基於 Geertz 的峇里島的民族誌，Geertz 認為，巴厘國家的表現指向一}

種場面、儀式的性質，是一種主宰巴厘文化迷狂精神（obsessions）的公共戲劇化：社會不平等和地位榮耀。巴厘「劇場國家」的含義是：國王和王子是主持人，祭司是導演，農民是配角、跑龍套者、舞台工作人員和觀眾。宏大的火葬、銼牙、寺廟落成典禮、朝聖和血祭，動員成百上千的民眾和大量的財富，它們不是實現

政治目的的手段，它們是目的本身，它們是國家的目的。權力服務於誇示（pomp），而非誇示服務於權力（Gee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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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經由再次爬梳與閱讀歷史，來考察戰後國民黨政權如何發展所謂的「山胞論述」及其內容。

二、終戰前後的高山族認識（1944-1949）

（一）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前之「蕃族」認識 194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中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聯合發表開羅宣言，首次宣示台灣、澎湖等地戰後歸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了在日本戰敗後順利接收台灣，1944 年蔣介石指示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內設立「台灣調查委員會」，開啟了國民政府治理與認識台灣的相關準備工作。到底「台灣調查委員會」如何認識台灣的原住民？首先我們先從台灣調查委員會的組成來看，1944 年 4 月 17 日台調會成立時，由陳儀擔任主任委員，委員有沈仲九、王芃生、錢宗起、周一鶚、夏濤聲，這些委員中無一台人，近兩個月後，6 月行政院才在蔣介石的指示下規畫羅致台籍人士，9 月增聘李友邦、謝南光、黃朝琴、丘念台、游彌堅 5 名台籍人士（馬有成，2009：9-21）。由上述的組成成員推斷，台調會對於台灣原住民應該是陌生與認識不多的，雖然後來加入 5 名台籍人士（皆為漢人），但對收復台灣來說，還是主要著眼於復土歸宗、漢族血緣的論述主張，例如台調會委員之一的謝南光就曾表示：那末，台灣是不是夠得上條件來建設三民主義新的台灣呢？我敢說台灣條件比任何地方都具備，只要有熱情有魄力的政治家到了台灣，肯為三民主義而奮鬥，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六百七十萬人的人民，日本人只有四十萬，生番十六萬，其餘都是忠實的漢人，替敵人做漢奸的極其少數，肅清都很容易，並不費力。（謝南光，1945：3；鄭梓，1994：116）2 台調會成立後，開始草擬各項接管計畫、草案及專題研究報告，包括「台灣接管計畫綱要」、「復員計畫綱要」、「台灣教育接管計畫草案」……等，最後擬成「台灣接管計畫綱要」（鄭梓，1996：237-238）。「台灣接管計畫綱要」共 82 條，其中涉及台灣原住民事務者僅有 1 條，第 18 條：「對於蕃族，應依據建國大綱第四條3_{之原則扶植之，使之能} 2_{底線部分為筆者所加。} 3_{建國大綱第四條：「對於國內弱小之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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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自治。」（秦孝儀、張瑞成編，1990：109-119）此外再也沒有任何台灣原住民的相關規畫，我們推斷，在認識不多且無任何參考座標下，僅能從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或「民族論」架構下，做出原則性的治理方針。（二）國民黨之民族論到底國民黨的「民族論」觀點為何？做為一個以三民主義為思想指導的政黨，其民族論自然承襲了孫文的民族主義，即以漢族為主體五族融合成一國族，實現民族平等與團結。1927 年國民政府於南京成立，1929 年國民黨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會中指出：誠以本黨之三民主義，於民族主義上乃求漢、滿、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團結，成一強固有力之國族對外爭國際平等之地位。於民權主義上，乃求增進國內諸民族自治之能力與幸福，使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權參與國家之政治。（趙學先等編， 2010：128）由上可見，國民黨的「民族論」的中心主要在於構建「國族——中華民族」。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將滿洲、內蒙置於自己勢力之下，標舉「民族自立」等宣言建立傀儡政權時，國民黨開始注意民族自決」在國族建構上的危險性（詹素娟，2012：269）。1942 年蔣介石在青海西寧對邊疆各族的活佛、王公、阿訇作了題為「整個中華民族共同的責任」的演講，他說：我們集許多家族而為宗族，更由宗族合成為中華民族，國父孫先生說：「結合四萬人結合成一個堅固的民族」。我們中華民國，是由整個中華民族所建立，而我們中華民族，乃是聯合我們漢、滿、蒙、回、藏五個宗族組成一個整體的總名稱，我說我們是五個宗族，而不是說五個民族，就是說，我們都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分子，就像兄弟結合成家庭一樣。（榮孟源主編，1985：183） 1943年蔣介石在其所著之《中國之命運》時再次強調：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合而成的。這多數的宗族，本是一個種族和一個體系的分支。分布於帕米爾以東，黃河、淮河、長江、黑龍江、珠江諸流域之間。五族不是各自的民族，而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蔣中正，1944：2）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家平等，國家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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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進一步將孫文的五族延伸為共同血緣的不同宗族，都是炎黃子孫，在「民族團結」的口號之下，其實是「用夏變夷」的傳統華夏思想（詹素娟，2012：269）。（三）高山族施政研究會議 1945年 8 月 15 日日本正式無條件投降，同年 10 月 25 日於台北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後，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警備總司令部組織「台灣省接收委員會」，接收工作於 11月 1 日正式展開（秦孝儀、張瑞成編，1990：3-4）。 David Spurr（1993）在〈帝國的修辭：在新聞、遊記和帝國行政中的殖民話語〉一文中分析了殖民者進入殖民地時的第一個動作——「檢查」（surveillance），亦即觀看者挾其優越的視角，對象化他所觸目所及者，被觀看者似乎對於觀看者強勢的認知與定位的知識過程，毫無招架之餘力；權力的過程不斷在其間進行著。有鑑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對「高山族」的陌生，自 1946 年 1 月開始，由行政長官公署主導，集合處內各科及衛生局、警務、教育、農林各處，召開了 6 次的高山族施政會議，並組織高山施政考察團前往「山地」進行研究與調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1946：12-15）。1946 年 1 月至 2 月間高山族施政研究會議共召開 6 次，第一次在 1946年 1 月 12 日召開，該次會議中提出了研究討論大綱，從其施政方針中，讓我們得以一窺長官公署當時對原住民如何觀看與認識：施政方針：本省縱貫南北之高山山地，向為高山族所聚居，因語言風習與生活之特殊，過去日本政府占領時代，置理蕃機構，專司其事，設警管理，限制其行動與經濟，統制其文化與思想，重重束縛壓抑，儼然視為劣等民族，本省光復後，在民族平等原則下，對高山族之施政方針根據三民主義，自應以共存共榮為目標，然後權其輕重緩急，分別事項，釐定步驟，次第實施，以期提高其生活水準，改良其風俗習慣，灌輸其現代智識，破除其種族界限，同為中華民族，同負建國衛國之責。4 由此得知，行政長官對台灣原住民的施政方針中的政治修辭，仍秉持對待中國大陸邊疆民族的「民族論」思維，「台灣高山族」非不同之民族，而是同為中華民族底下不同之宗族，過去因日本的統治與壓迫，導致生活、語言、宗教、風俗上的落後，今後可在 4_{參見「高山族施政研究委員會舉行時間通知案」（1946 年 1 月 11 日），〈高山族研究會議〉，《台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檔案》，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30190004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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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改善下逐步向漢人的標準同化，成為中華民國國族下之一員。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措詞將台灣原住民過去的殖民者（日本）與中國戰爭中的敵人接合，打造出彼此共同的敵人，將統治者∕被統治者、殖民者∕被殖民者的結構轉化成解放者∕被解放者，以進行收編的工作。（四）命名的鬥爭布迪厄（P. Bourdieu）的象徵權力理論是晚近文化社會學的重要概念，布迪厄認為，象徵權力的使用製造了分類，分類產生文化秩序並定義了文化正當性，分類不只是在辨識，也代表了權力差距、社會地位、資源使用的不同，所以，這是社會鬥爭，也是象徵鬥爭（symbolic struggle）（Bourdieu, 1989: 19）。經由不斷的分類，個人不僅可以依照文化言行∕文化分類尋求自己的社會位置，也會成為別人辨識社會位置的依據。社會學者李廣均（2004：31-40）進一步藉由布迪厄的象徵權力理論來說明命名與權力的關係，他指出，命名是一種分類的象徵權力，名字則是已結構化的系統。名字的產生就是分類系統的完成，也就是個人位置的就位。一個名字適合誰，誰會使用某個名字，不僅是社會事實，也是社會秩序的一部分。當被命名者接受命名者決定的名字之後，他或她也接受了某一世界觀，支配也因此完成。而透過日常生活中的不斷使用和流通，名字也繼續不斷地強化既定的社會秩序和世界觀。接下來我們將重新檢視戰後「山地同胞」被命名的歷史過程，看台灣原住民如何在中華民族的建構原則下定位為中華民族的宗族之一，換句話說，這場的象徵鬥爭過程中，誰掌握了權力與話語權。從前述的討論我們得知，終戰前「台灣調查委員會」所規劃的「台灣接管計畫綱要」中對於台灣原住民的指稱採用的是「蕃族」，我們推斷，或許台調會委員對台灣原住民認識不多，因此採用日本官方文書或調查報告常使用的語詞。5_{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台灣以} 後，為了強調民族平等，與日人殖民者形象區隔，不再採用在漢語中具有強烈貶抑意味包含「番」或「蕃」的語詞，從接收初始的公文書來看，當時各級政府對台灣原住民的稱呼不一，採用的是較具地理描述意味的「高山族」、「山地人民」、「山地公民」、「高山同胞」、「山地同胞」等，若我們利用行政長官公署檔案資料庫的關鍵字搜尋，以「高山族」的 96 筆最多，其次為「山地人民」13 筆，其餘都不到 10 筆，另外，行政長官公署的出版品，例如《台灣一年來之民政》、《台灣民政‧第一輯》、《台灣民政‧第二輯》等 5_{例如台灣總督府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曾經出版過一系列的《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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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使用「高山族」的稱呼，顯然「高山族」是比較正式的官式稱呼。詹素娟（2011：11-12）認為，「高山族」的使用根據應該來自行政長官公署對日治時代國勢調查資料的繼承與中文轉譯，長官公署以國勢調查為基礎編纂《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1946）時，其中種族別直接更替為「籍貫」，「高砂族」譯為「高山族」，使原本在空間上指涉「蕃地」與「普通行政區」兩地的「高砂族」一稱，簡化為狹義「屬地」意涵的「高山民族」。 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為了平息台人對陳儀主政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不滿， 1947年 4 月 22 日國民政府將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台灣省政府，4 月 30 日卑南族的南志信與林獻堂、杜聰明等 10 人被任命為台灣省政府委員。1947 年 6 月南志信向省府建議將「高山族」用語改為「台灣族」（姜祝山，2001：43）， 1947 年 6 月 28 日台灣省政府發出一則通報：省府秘書處叁陸巳寒秘字第五八五三號箋函開：「本府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後談話，有通令『高山族』嗣後應改稱為『山地同胞』。又南委員聲請轉呈中央，對於本省由山地選出之國大代表，勿再用高山族代表之稱謂。等因，相應函達查照辦理。」等由，查本省山地同胞，在日治時代，備受歧視壓迫，並使集居高山，視同化外，寢成「高山族」之名稱，應即禁止使用。以示平等之至意。除分呈行政院通令糾正外，相應通報查照，並轉飭所屬一體知照為荷。此致本府所屬機關及人民團體中央駐台各機關各軍事機關各縣市政府省參議會代廳長朱佛定（傅寶玉等編，1998：58）當時原住民菁英希望以「台灣族」自稱來表示台灣原住的民族，這樣的主張卻沒有被當局所接受。6_{官方的看法是「山地同胞根本不是另外一種民族，不應有歧視的稱呼，} 『台灣族』與『高砂族』一樣不宜應用。」（張松，1953：1-2）若我們仔細推敲，從蔣介石在抗戰後期將邊疆、少數民族視為同血緣下之宗族、兄弟的民族論來看，台灣省政府應該是遵循這樣的思維，選擇了有「住在山地的同胞、兄弟」意涵的「山地同胞」，7_而 6_{1947 年 6 月 8 日當時擔任角板山衛生所長的林瑞昌（泰雅族）向政府提出〈請准歸復台北縣海山區三峽} 鎮大豹社陳情書〉時，也以「台灣族」自稱（林茂成、范燕秋、瓦歷斯‧尤幹，2005：99-103；吳叡人，2008： 331）。 7_{詹素娟（2012：270）認為背後有濃厚的「籍別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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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了具民族意涵的「台灣族」。另外，國民政府已將高山族定位為落後、需要扶助的人群類屬，若採用「台灣族」恐會在其認識的分類架構中與泛指漢人的「台人」、「台灣人」產生混淆，而不利象徵秩序之建立。 1948年 2 月 8 日中華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談山地同胞問題〉的社論： ……不必諱言，儘管名辭如何改變，山地同胞仍是國內少數民族之一，本省山地同胞問題仍是國內少數民族問題之一。怎樣處理國內少數民族問題，是已經有了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就是國內民族一律平等。在法律之前，在行政措施之下，全國人民底義務與權利是一律平等的，不得有歧視不等的差別，更進一步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大洪爐，冶各大小民族於一爐，成為一統一的新的整體，這在中國的歷史上已有明顯的說明。少數民族在文化上生活方式上都遠較先進民族落後，怎麼特別扶助他們，教育他們，使之在文化上，生活方式上，都能逐漸吸收新的特質，逐漸融合，逐漸同化在大中華民族之內，這是各先進民族的責任。我們認為這是處理今日國內少數民族問題兩點基本原則。……（《中華日報》，1948.02.08）經過有權者的命名與再定義，「山地同胞」注入了統治者的價值偏好，合理了統治的正當性基礎。這樣的命名歷史過程，正如布迪厄揭櫫的象徵鬥爭，其目的在強迫原住民接受符合統治者利益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乃是有關社會空間中的客觀位置，以及有關社會行動者（統治階級）賦予社會的再現。因此，主流的再現乃是一灌輸的過程，透過一波又一波合理化與制度化機構的論述傳播，強化了支配的秩序與世界觀（朋尼維茲，2002： 128-129）。

三、 1950 年代初期之政經局勢與山地治理

1949 年國共內戰情勢急轉直下，國民黨政權面臨了空前挑戰，1949 年 1 月蔣介石先任命其心腹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兼台灣警備總司令，開始為中央政府遷台做準備，1949 年 5 月 19 日陳誠宣告自 20 日零時開始「全省」戒嚴，加強對台灣社會的管制。1949 年 10月 1 日中共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 年 12 月國民黨政權撤守台灣，1950 年 3 月 1 日蔣介石在台復行視事，形成台海兩岸軍事對峙的局勢。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後，美國派出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此後台灣成為冷戰架構下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之間意識形態對抗下的「前線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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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國內及國際局勢之下，台灣不再只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台灣其實幾乎等於中華民國的全部，因此，除了「國家安全」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外，為了讓有效統治範圍僅限於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具有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加強中國性（Chineseness）、國族建設（Nation-building）與自由陣營的現代化意識形態也就成為國家統治上的首要議程（agenda）。 1950年 5 月 13 日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發表國防部保密局破獲蔡孝乾領導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地下組織，其分支「山地工作委員會」成員包括簡吉等已先於 4 月陸續被捕，情治單位並發現該組織已和鄒族高一生、湯守仁、泰雅族林瑞昌等原住民菁英有所接觸。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情治系統發現許多「暴徒」往山地潛逃與藏匿，而中共地下組織山委會的破獲，更讓國民黨警覺共產黨已將觸角伸向台灣山地。此狀況之下，廣大的台灣山地與少數的山地同胞已不再僅僅是野蠻落後的他者，同時也是一種危險、威脅與問題。所以，在反共與黨國威權體制意識形態驅使下，山地與山胞必須加以現代化與監視，以納入國家的統合與治理之下。因此，我們看到，1950 年代國民政府展開了一連串的「山地行政」，1951 年 1 月台灣省政府訂頒 22 條的「山地施政要點」，該方案可說是戰後原住民政策的開端，同年陸續公布「山地人民生活改進辦法」、「獎勵山地實施定耕農業辦法」、「獎勵山地育苗及造林實施辦法」，而山地人民生活改進、定耕農業和育苗造林三項工作被稱為山地三大運動。此外，這個階段也是國民黨大規模透過黨政軍特力量全面滲透、掌控台灣社會的時間，警察機關再度採用日治理蕃的山地管制與隔離措施，首先實施入山管制辦法，嚴格限制外人出入山地。另一項管制措施則是對原住民槍枝的收繳與管理，從此「山地」境內的暴力工具盡歸國家壟斷。而國家機器為了更有效動員、組訓原住民青年，強制原住民青年加入警察機關指揮的山地青年服務隊，並由保安司令部派員擔任政治指導員，辦理政治訓練與思想考核。再者，情治系統的監視體系也開始滲透原住民社會，在「保防肅奸」的指導原則下，佈建情報網，吸收山地籍人員為細胞，嚴密監視山地的一舉一動。黨國機器完成隔離、監視與管控的佈置之後，黨務組織也深入山地經營，直接吸收山地民眾，建立黨的組織，滲透原住民社會，這些政策與措施，對台灣原住民族日後的發展都產生了莫大的衝擊與影響（顧恒湛，20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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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50 年代初期山胞論建構

近年來後殖民研究強調，殖民主義的權力關係不只建立在「政治宰制」之上，更有深入肌理的支配模式，即在文化上發展出「殖民論述」（colonial discourse），形成一種殖民者∕被殖民者、優越∕低劣、高級∕低俗的知識體系，在這種刻意建構出的意識型態下徹底摧毀被殖民者的自我認知（陳翠蓮，2008：337）。 1945 年雖然日本戰敗後離開了台灣這塊殖民地，然而卻不是「去殖民（decolonization）的開始，對台灣原住民而言，接收的國民黨政權僅是繼承了原殖民者的地位，並未改變日本「理蕃」的殖民統治結構。1950 年代隨著國民黨為鞏固黨國體制所展開的山地治理，官方如何配合政策的施行加強論述與宣傳，將是本文接下來所要討論的焦點。《山光周刊》是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發行的一份刊物，創刊於 1952 年 8 月 2 日，每星期六出刊，屬於《國語日報》之山地副刊，主要以贈送的方式發送給山地鄉公所、村辦公室、國民學校等。《山光周刊》報頭題字為當時的台灣省教育廳長陳雪屏，與《國語日報》相同，全文附有ㄅㄆㄇ注音符號，每期編排四版，主要內容包括，1. 山地通訊：山地鄉相關訊息與要聞，其中大多是政府的山地行政成果與官員訪視動態；2. 國語教室：主要有注音教學、語句和會話練習、中國寓言故事與歷史典故等；3. 政令宣導：如山地教育、山地衛生、政治建設等議論；4. 建築技術：主要介紹如何使用各式工具建造新式住房。這份刊物是當時政府對山地政令宣導與教化上的主要傳播媒介。 1953年出版的《台灣山地行政要論》由正中書局印行，共 146 頁，第一編總論有七章，內容包括山地社會性質、山地風俗習慣、山地行政性質、山地行政沿革、山地行政組織等，這部分參考不少日治時期如《理蕃誌稿》等資料。第二編各論共六章，分成山地地方自治、山地教育、山地經濟建設、山地衛生、山地問題、山地行政效率等面向介紹終戰後國民政府在山地的各項施政項目與成果。作者張松在 1948 年台灣省民政廳山地行政處成立時擔任副處長，根據其書中自序，他曾於台灣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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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團、警官學校、青年服務團等機關講授山地行政課程，並曾擔任桃園縣長、台灣省行政設計委員會委員。本書可說是戰後以原住民政策為主題的最早作品，加上作者本身的山地行政官僚背景，具有一定的官方觀點，因此研究戰後原住民政策的研究者大都會將此書列為參考書目，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1954 年出版的《進步中的本省山地》可說是 1951 年頒布「山地施政要點」及推動山地三大運動後的一本施政成果集，本書由台灣省民政廳第四科策畫、編印，共 181 頁，除了介紹山地鄉與山胞人口、地理分布、風俗習慣與歷史沿革概況，主要在呈現三年來的生活改進與經濟發展成果，為典型的官方政績宣傳手冊。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以圖文並茂方式，採用不少圖表、統計資料與寫真照片等對照的方式，呈現如書名所示的進步形象，尤其編者透過各縣政府選寄和實際拍攝的照片（台灣省政府民政廳，1954：183），表達出一種「觀看」的效果。《山光周刊》、《台灣山地行政要論》、《進步中的本省山地》這三份官方色彩濃厚的書本、刊物，相當程度地代表 1950 年代初期國民黨政權對於統治台灣原住民所生產的一套知識與合法化論述。以下，本文將以這三個文本作為主要考察對象，嘗試勾勒出其論述類型與特性。（一）民族論之再建構國族（nation）與國族主義（nationalism）是近二、三十年來在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議題，經過許多的論辯與討論，國族的建構性，或者作為一種「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ifacts）」逐漸廣為學界所接受，例如在 Benedict Anderson 膾炙人口的著作《想像的共同體》中，論述了西方中世紀以來世界性宗教共同體的衰退、 18世紀初歐洲興起的小說與報紙書寫型態，加上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語言多樣性的普及，使得「國族」這種新的想像共同體取得發展的可能性（Anderson, 1991: 109-116）。又如歷史學家 Eric Hobsbawm（1990）從歷史中指出國族建構是人為、發明與社會工程，他視國族為一種「被發明的傳統」。不過，英國學者 Anthony D. Smith（1993: 1-25）也指出，「國族締造（nation-building）」並非任意的發明或建構，往往是在諸多歷史選項上選擇、重新組合或詮釋其神話、起源、象徵、記憶與傳統，換句話說，國族的人為建構往往根植於歷史血緣等基礎上，才不至成為海市蜃樓般的憑空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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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文前面有關「山地同胞」命名過程的討論中得知，國民政府依照「中華民族」的建構原則，將台灣原住民視同「少數民族」、「邊疆民族」，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宗族」之一，命名為「山地同胞」凸顯的正是民族的一體性。另外，這種「邊疆化」、「少數民族化」的原住民政策，則進一步建構其成為行政架構下的弱勢群體、需要被輔導的同胞。因此，在這樣的知識建構下，有必要針對文化的相似性、來源，甚至是血緣加以闡釋或論述，才能符合作為「同胞」的資格。例如 1952 年 9 月台灣省政府主席吳國禎前往花蓮巡視時針對山胞與中華民族的關係就有如下的評論：我們國內各民族同出於一源，都是來自大陸，都是中華民族，黃帝的子孫，要共同負起復興的責任。……現在政府扶助文化生活較低的國內宗族，若干生活不及平地的山胞，希望能達到和平地並駕齊驅的程度。（《山光周刊》，1952.10.11）透過這種「中原史觀」的政治修辭，將山胞的起源、血統和中國大陸、黃帝錯接，使山胞收編為中華民族國族成員的一份子，一支生活、文化有待改善的宗族。有趣的是，《山光周刊》在 1952 年 10 月 18 日隨即刊出一篇名為〈炎黃後裔〉的報導，內容大致描述台東縣議會議長羅義雄的祖父羅連才來自湖南，於清光緒年間擔任平埔社的總通事，他娶了當時最有力量的女頭目為妻，日治時期因山胞反抗，日人於是任用羅連才的兒子阿寶，並且介紹女頭目給阿寶為妻，後來阿寶因看不慣日本人校長薄倖一名山胞的太太而將之打死，阿寶被逮捕並判死刑，但因山胞群起反抗，最後把阿寶開釋。省主席吳國禎 9 月巡視台東時，還特別寫了一幅「炎黃後裔」的條幅送給羅家紀念。這段以新聞花絮體例的文章，隱喻式地指出一種內地與邊疆、漢人與山胞、男性與女性的交媾與混雜，展現一種共同血緣的想像。而這種訴諸同源、血緣親近性的敘事與修辭，要以張松的理論最為完整，他直接否定日本人種學主張台灣原住民來自南洋的南島民族，認為「山地同胞係中華民族的一支（越族）。與閩粵人民，祖先相同。」（張松，1953：1）張松《台灣山地行政要論》一書中特別以〈山地同胞種族由來〉一節加以闡述，首先他根據進化論將山胞與漢族的差異解釋為「時間」與「空間」上演化的不同階段與階序： ……民國十一年在北平周口店發現的北京人，據學者考證，又為發源於中國的直立人猿進化以後的二十萬年前的人類祖宗。人類因進化的關係，其形貌樣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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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隨著逐漸差異……。我國各省處在深山的落後地區同胞，也同樣是中華民族，他是和我們祖宗沒有進化的形態一樣。日本學者謂山胞的面貌形態，和我國其他同胞差異，斷定和我國人不同族，可謂抹殺了人類進化的原理。日本人謂山胞形貌和印度尼西安系人相像，武斷為南洋遷來的馬來族，他抹殺山胞的骨骼形態，生活習慣和我國其他各省落後地區同胞相像的道理。他更抹殺了歷史地理山胞和中華民族的關係。……（張松，1953：5-6）另外，張松更進一步從歷史文獻、地理、文化親近性等方面論證山胞種族的由來為中國古時閩浙沿海各省越族的一支，例如：按越族的根源，出自夏族，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越王勾踐，其先禹王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滿州六十七著番社采風圖考：「古傳文身以避蛟龍，勾吾以然」。越族係文身斷髮，史記已有記載，而不久之前，山胞「泰耶魯」，「薩塞特」兩族，還遺留文身（刺墨）的習俗（現在沒有了）。福建浙江，古時為越族聚居之地，閩浙距離台灣最近，山胞由閩浙渡海來台，可能性較大。（張松，1953：7）這種訴諸、創造共同血緣、祖先，因歷史地理文化變遷而產生進化差異的敘事，合理化了國民政府對原住民社會的統治。正如謝世忠所指出，對國民黨政治人物而言，漢人是原住民的施恩者、保護者與拯救者，他們所要努力的正是「改善原住民落後社會生活和先天低等之生物原性」（謝世忠，1997：210）。（二）強調生活進步的論述 1950 年代的台灣，在國共內戰和東西冷戰的架構上，成為對抗共產世界的前線國家，因此，撤退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對內除了以國家安全之名加強社會的滲透與控制外，對外必須打造一個代表進步、現代、正統的中國形象，以合理化其統治正當性，這樣的意識形態充分表現在其各項統治宣傳之上，1950 年代的山地行政的宣傳與論述也特別凸顯其進步、現代的經營效率。以《山光周刊》的「山地通訊」之報導為例，若我們加以分類，除了政府法令與相關行政措施外，生活扶助及現代化建設與開發佔了相當的篇幅，例如：南投仁愛鄉中正村四面是山，從來沒有電燈的裝置，可是今年十二月十六日安裝電燈工作全部完成。這是政府「開發山地施行山地平地化」的一項成果。（《山光周刊》，195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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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王部長對開發山地極為重視，他認為水田開擴，已經到了頂點。開發山地實在是現在繁榮農村的辦法……他在十四日指示南投縣政府趕快籌組山地資源調查小組，把山地裡的各項特產和其他有開發價值的都詳細調查，使山地能夠發揮潛力來增加國家財富。（《山光周刊》，1955.07.23）有時這些建設與發展的報導，也常伴隨著黨政要員的巡視與施恩者形象出現：行政院長陳院長對東部山胞極為關懷，去年底特派內次蔣渭川代表到東部各山地鄉宣慰山胞後，為了鼓勵山胞改善生活，現在特別買一大批日用品，分贈宜蘭、台東、花蓮各山地鄉轉送山胞。其中是肥皂、毛巾、牙刷各五六０八份。（《山光周刊》，1953.05.30）秀林的山地鄉是全省第一個模範鄉，對於生活改善，成績最好。每家都有一所木製房屋。臥房、廚房都很乾淨，牲口和人也都不像從前雜住在一起了。吳主席巡視的時候，十分滿意。（《山光周刊》，1952.10.11）除了表現出政府有效的施政與黨政領袖明智的領導外，山胞對於政府德政的感激也是不可或缺的故事情節：十二月二十七日台省府核准桃園縣角板鄉改名叫復興鄉，角板國校改名叫介壽國小，……，該鄉在角板山中正公園建介壽亭，把角板國校禮堂改建為介壽堂。紀念亭外型是八角的，精緻美觀，材料都是用的鋼骨水泥，上面蓋碧色琉璃瓦，亭子裡面可以放圓桌、靠椅和圖書架。讓總統蒞臨遊覽的時候，可以在那裏看書……，全鄉拿這些東西，當作對總統六八華誕的祝壽獻禮。因為該鄉鄉民對總統特別關懷邊僻山鄉人民的生活和建設，和撥款替該鄉興建國民學校，所以都非常感激，才由鄉公所會議建議政府改定鄉名。該鄉祝壽大會和山地運動會，也在同日舉行。（《山光周刊》，1954.11.06）這些透過報導體例呈現出的是一種「原始——文明」、「傳統——現代」、「落後—— 進步」的線性進化論思維，因此，政府是啟蒙者與施恩者，山地同胞成為被改進者和受助者。這種「殖民論述」式的修辭和敘事結構，更是毫不遮掩地展現在台灣省政府民政廳 1954 年出版的《進步中的本省山地》中：本省山地同胞的貧窮，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前面說過，山胞貧窮原因基于內在的：有懶惰、迷信、酗酒、缺乏經濟觀念、保守、固執和沒有進取精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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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使山地人民，變貧窮為富裕，必先改進他們生活方式和觀念；同時並配合以經濟扶植，使其漸漸步上富有康樂之道。……三年來（四十年─四十二年）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在山地已蔚成風氣，山胞為了爭取模範戶的榮譽，不眠不休，全力以赴，這種努力向上的精神，形成一股巨大無比的力量，使山地有了劃時代的進步，使山胞用自己的力量改造自己，改變自己的生活形態，使山地不斷的進步中。（台灣省政府民政廳，1954：77-79）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高低、優劣與尊卑的對照，除了透過文字以外，書中還使用照片「過去」、「現在」並置的手法，向外界展示：圖二山胞飲食今昔對照（資料來源：台灣省政府民政廳，1954：104-105）圖三山地歌舞今昔對照（資料來源：台灣省政府民政廳，1954：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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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山胞服飾今昔對照（資料來源：台灣省政府民政廳，1954：88、94）圖二呈現原住民飲食從傳統席地而坐、用手抓食改進為使用漢人餐桌、碗筷並圍坐而食；圖三則是身著傳統服飾的原住民少女舞蹈改進為穿著西式服飾跳著類似土風舞的舞步；圖四非常有意思地以「少女穿上了旗袍」來呈現改進後的服飾。這種從飲食、歌舞與衣著等今昔對照的線性進化邏輯再現，充分展現出國家在族群關係上的階序格局。此外，從上述的文字與圖像史料中，也可以發現國家為了合法化對「山胞」的治理，充分運用了美國歷史學者 Emma Jinhua Teng（鄧津華）所謂「原始性修辭（rhetoric of primitivism）」和「匱乏性修辭（rhetoric of privation）」兩種論述策略（Teng, 2004: 62）。8 原始性修辭把「山胞」描述為生活自然純樸、原始簡單、與世無爭的，並透過中國古代起源的考據將台灣原住民的生活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版圖，馴化了台灣原住民體質與文化的差異。另一種匱乏性修辭則把「山胞」描述為文化落後的、野蠻危險的、偏差的，是該被教化的對象，並且可以透過教化使原住民的文明達到漢人的同一水準，在此修辭下，「山胞」被寫入社會的階序（hierarchy）和秩序之中，達成一種區分文化品味和異己分類的政治效果，合理化了國民黨政權對山地的統治。（三）反共與愛國的山胞進入 1950 年代，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在退無可退的情況下，必須加強對復興基 8_{鄧津華在《想像台灣的地理學：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一書中針對清代台灣的地方志書、} 旅遊文學和圖像史料進行分析，指出清代文人摻雜使用將台灣當成「上古博物館」的原始性修辭和妖魔化番人的匱乏性兩種對立的修辭策略，來建構清帝國對台灣版圖的想像與殖民論述，並合理化對台的政治征服、教化與經濟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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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台灣的滲透與控制，社會上廣泛呈現出一種國家安全與反共抗俄的處境與氛圍，新來乍到的政權，對於非漢的山地同胞，更必須去除其潛在的威脅，統合入黨國體制之下，因此，除了實施包括組訓青年服務隊、加強政治思想教育、細胞佈建、山地管制、黨務滲透等措施掌握其政治思想與政治效忠外（顧恒湛，2013），還需透過媒體的展示與再現，達成政治宣傳與愛國意識的傳播。 1950年 3 月 1 日蔣介石在台復行視事，作為民族救星，必須塑造出萬民擁戴的形象，作為中華民族一員的山地同胞，自然無法置身事外。1950 年 3 月 16 日，蔣介石復行視事才剛滿半個月，《中央日報》即出現下列一則報導：全省山地人民代表致敬團一行九十二人，於昨天（十五日）上午十一時赴省府向吳國禎主席獻旗致敬，十二時離省府。該團包括山地人民代表七十三人，山地工作人員十九人，由警務處長王成章，立委鄭品聰，山地行政指導室張松，山地物資調配委員會總經理陳榮慕等陪同赴省府，在省府會議室舉行獻旗式。獻旗式開始時，九十二人向吳主席肅立，由台中縣山地總頭目陳福全代表全體團員向吳主席致簡單的仰慕之詞，他說：今天我們有這樣好的機會來向主席獻旗致敬，感覺無上光榮，我們知道主席素來愛護山地人，我們為了報答主席愛護我們的德意，決定貢獻我們一切力量，與全省同胞合作，努力建設工作，我們一定能達到確保台灣的目的。 ……山地代表林瑞昌持「澤被三台」的紅底黑字大錦旗一面恭送吳主席，全體代表肅立致敬，由吳主席親自接受。他滿面笑容向代表頷首致謝後，離會議室回辦公室處理公務。（《中央日報》，1950.03.16）若我們進一步進入《中央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鍵入「山胞」和「致敬」的關鍵字搜尋的話，可以發現更多類似這種「順民」製造的戲碼，而且都集中在 1950-1952 年期間，例如〈山胞推代表向總裁獻旗請吳主席代表致敬〉、〈全省七縣同胞電孫立人致敬〉、〈深望山胞協助建設吳主席接見新峰區致敬團請大家自動努力學習國語〉、〈嘉義山胞代表晉謁總統獻旗〉、〈花蓮阿眉族代表明日晉省將謁見總統致敬〉、〈阿美族代表昨訪省改造會向倪主委獻旗致敬〉、〈阿里山山胞祝總統壽〉等。此外，除了對領袖的愛戴，在政治宣傳上，展示山胞「反共」、「愛國」，塑造「萬眾一心」的形象，也是不可或缺的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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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瑪雅鄉在深山裡面，是離平面最遠的一個山地鄉。交通很不便利。那裏的山地青年同胞，愛國的熱誠實在讓人欽佩。一月十二日他們組織的瑪雅鄉山地青年服務隊；男女隊員一百九十七人，自動在臂上刺上「反共救國」四個字，表示對領袖的崇敬和愛戴，跟對國家的忠誠與愛護。（《山光周刊》，1953.01.24）圖五山地戰士（資料來源：台灣省政府民政廳，1954：23）刺青原本在原住民社會是具有文化上象徵與意義的符號，在反共抗俄的意識形態操弄下，統治霸權將之挪用，以達到政治洗腦與宣傳的目的。除此之外，為了能夠融入當時的反共氛圍，山地歌舞也被列為改造、挪用與操控的對象，根據黃國超的研究，國民黨為了潛移默化地灌輸黨國的意識型態（反共抗俄、威權主義、復興中華固有倫理道德與文化等集合體），藉由漢人舞蹈家的介入，把原住民舞蹈注入「反共抗俄」的主旋律之中，歌曲與舞蹈被大量錯接於中國文化史觀與意識型態之下，例如阿美族的豐年祭舞蹈被改編為歌頌、擁戴領袖的聯歡舞，並透過組織山地文化工作隊的方式，進行愛國意識灌輸與政治洗腦（黃國超，2011：37-66）。另外，政治與生活空間（見圖六）也被注入了領袖、黨旗、黨徽、反共標語等各式各樣的統治者政治符號。傳統符號與歷史記憶的喪失，使原住民原來單薄的社會力、文化力加速瓦解，失去民族的「圖像」讓原住民無從辨識自己族類的面貌，更喪失了其認同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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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空間注入各式政治符號（資料來源：台灣省政府民政廳，1954：22）

五、結論

研究有關戰後原住民議題的論著，其焦點與取徑通常將原住民放在一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處於弱勢結構的角度，討論政治者通常注意原住民的地方自治或選舉行為與國家的侍從關係；9_{強調經濟者則著重資本主義造成社會結構的破壞與階級變動；}10_焦點放於文化者則多關懷其特殊文化結構與文化消逝的問題。11_{然而，這些研究成果雖然一而} 再再而三地告訴我們原住民受到的剝削與宰制，但都無法回答戰後國民黨政權如何合理化和正當化對台灣原住民的統治，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語言來說，就是國民黨政權如何透過意識形態的力量以及文化與論述體系來強化與鞏固統治力量及其統治基礎。本文首先回溯 1945 年終戰前後國民政府的接收計畫，在對台灣原住民認識不多及相對陌生的情況下，僅能以既有在中國大陸發展出的民族論論述（五族共和、宗族說）將台灣原住民視為少數民族，定位為中華民族之下宗族的一支。1947 年更進一步否定原住民菁英「台灣族」的族名倡議，為了符合其民族論論述，象徵暴力式的命名為「山地同胞」。 9_{這方面的研究包括：張松（1953）、陳中禹（2008）、藤井志津枝（2001）、陳宗韓（1994）、陳茂順（1998）} 等。 10_{例如黃應貴（1992）、張增樑（1979）、蔡瑞明（1984）等。} 11_{例如孫大川（2000）、謝世忠（198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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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國民黨政權撤守台灣，台灣形成冷戰結構下的前線國家，原住民社會也被捲入反共、愛國、現代化的意識形態鬥爭之中。1950 年起國民黨政權針對原住民展開一連串的政策與論述宣傳，我們從相關媒體報導與文本中歸納出幾項特色，包括強化同源同宗的民族論述、展現差異與施政成果的論述、順民與效忠的戲碼等。而這些塑造山地從「落後到進步」、「野蠻到開化」的修辭與宣傳，不僅將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灌注到「山胞」身上，也讓國民黨政權扭轉了國共鬥爭的失敗者形象，進一步強化其現代中國的正朔形象。透過本文初步的歷史考察，約略可以拼湊出戰後國民黨「山胞論述」與政治權力技術相互輝映下所發展出的宰制關係。最後，讓我們先閱讀第一位原住民立委華愛 1983 年在其論政集《青青山脈》中的一段自述文：我於民國十七年誕生在屏東縣牡丹鄉（山地），那是一塊原始天地，充滿了純樸與善良，中華民族的小兄弟，在三十七年前，我們就在那深山裡過著原始生活。…… 光復後，政府決心將台灣建設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山地同胞是我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其智力體能並不稍遜於任何人，只是過去未得到正常的發展，以致一切都顯得落後……。所以我政府對山胞首先實施撫慰和救濟……使我們共同享受三民主義的文化光輝，從此我們生活已從貧窮走向富足，從落後走向文明。…… 我們山胞早已沐在三民主義文化的光輝裏，多麼自由自在的生活，當我們走進山地村落，就可以看到新建的瓦屋，那些房子多是我們自己蓋的，種植了樹木，真是綠樹成行。每戶多見有畜舍，整齊清潔，真似世外桃源，每晚家人圍坐看著電視、聽收音機，多麼感謝政府對山胞的德政，所以每戶要掛著先總統蔣公的遺像，每早晚家人大小都要向蔣公敬三鞠躬禮，對我們這一位偉大的領袖，遺愛在民的蔣公恩澤是永遠難忘的。……（華愛，1983：自序一）以及，創刊於 1983 年、被視為是原住民運動濫觴《高山青》中所擷取的兩段文字：因此，我可以肯定的說：「我的祖先是台灣的先住民，如今是台灣的高山族。當然，台灣的高山族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族群，五千年來，也不知道從中國哪一個地方，漂泊、定居到這裡，……這是不公平的，同樣是中國的族群，為什麼我們所受的待遇是那樣淒慘。……（莫那，19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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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國父領導革命所追求的「民權」，革命烈士拋頭顱、灑熱血的「主權在民」的目標便消失無蹤了，相信國父及革命先烈於九泉之下實難瞑目。……（撒沙勒，1987：25）我們赫然發現，即使當時離 1945 年終戰國民黨接收台灣已近四十年，這種在威權體制之下建構的「文化霸權」身影仍然巨大而有力，其論述權力的穿透力不僅深深影響服膺於黨國體制下的原住民政治人物，就連代表原住民抗議先聲《高山青》在理論不完備之際，也不自覺地籠罩在當局的意識形態之下。12 12_{本文主要探討官方意識形態的論述與傳播，並不意味原住民社會完全沒有異音或反論述，但因原住民社} 會文化以口傳和非文字的方式表現，資料不完備的狀況下此部分本文無力處理。戰後初期泰雅族林瑞昌、鄒族高一生和湯守仁都曾對國民黨政府的原住民政策提出一些不同的見解或批評，林瑞昌與高一生的相關討論可參見：吳叡人（2009）、范燕秋（2008）、巴蘇亞‧博伊哲努（2006），湯守仁部分參見：湯守仁（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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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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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without a Subject: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Aboriginal

Discourse in Taiwan after WWII (1945-1955)

Ku, Heng-chan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and why the ruling party used various rhetorical strategies –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expression and representation – to hold sway over the first peoples of Taiwan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This essay begins with the KMT’s reclamation effort in 1945, when the Japanese relinquished control of Taiwan. At first, KMT officials knew very little about the Formosan natives.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ist rhetoric prevalent in China at the time, the KMT viewed the aborigines as a minority. The aborigines were effectively subsumed under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The KMT went one step further in 1947 by renouncing the aboriginal leaders’ initiative to be called the “Taiwan nation”, and in keeping with nationalist rhetoric, decided to call them “mountain compatriots” instead. After the KMT government relocated to Taiwan in 1949, the island moved to the frontline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aborigines quickly became caught up in the ensuing battle of ideologies: anti-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Beginning in 1950 the KMT government began implementing a suite of policies and propaganda campaigns geared toward the aborigines. Based on information in related media reports and propaganda materials, ideas central to the discourse included the single origin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common ancestry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pplauding progress and th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 law-abiding citizen and pledging loyal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following historical survey delineates the means by which the KMT asserted its dominance over the aborigines through the combined use of political power plays and the “mountain compatriot” discourse, each tactic enhancing the other.

Keywords: rhetorical strategy, mountain compatriots, be patriotic–oppose communism, aboriginal discourse

主體缺席的書寫：戰後初期「山胞論述」之歷史初探（1945-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