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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思維方式與學術語言的基本特性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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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yea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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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以及東亞的傳統思維方式,一直是個值得重視的課 題,因為它牽涉到中國與東亞文明的基本特性及其認識世界的 基本方式。早期,如 M. Granet、G. Needham、F. Mote、A. C. Graham、梁漱溟、張東蓀、錢穆、中村元等大師級學者對此領 域提供了卓越的研究基礎,而後歐美學界對此問題不斷有新的 研究與發現。近三十年來,隨著現象學、詮釋學與後現代及解 構思潮的興起,東方傳統思維的重要性,不僅受到西方漢學界 的重視,亦受到世界人文學界的普遍重視。時至二十一世紀, 從一種全球化的學術與文化觀點來看,東方傳統的思維方式, 似乎具有更重要的價值,有待我們去發掘。 與此同時,從上個世紀最後的二十年以來,東亞社會在經 過了現代化歷程的陣痛之後,對於傳統思維方式的興趣亦逐漸 回升。早期東亞地區的學者因為崇尚科學與邏輯的所謂正確的 思維方式,將傳統的思想乃至文化一概摒斥。到了今日,這樣 的態度已逐漸成為過去。如今無論是在中國大陸、台灣、日本 或韓國等地,對於東亞傳統思維方式的探究都日益蓬勃。然 而,東方的學者在研究此課題的時候,卻經常面對東西方思維 方式彼此糾纏難解的問題。這主要是因為做為一個現代學人, 東方學者也必須使用現代的方式(通常意味著西化的辭彙與思 維方式),來研究自己的傳統。因此,在其研究過程裡的每一 步,幾乎都會遭遇到東西方觀念以及思維方式相互糾纏乃至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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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不僅困擾專門研究傳統思想與文 化的學者。在東方的世界裡,任何需要運用語言與觀念去處理 的事務也莫不受此問題影響。因此,將傳統與現代思維方式的 性質與關係作一釐清,對於東方人而言就更具有迫切性了。 思維方式與語言的關係極為密切,這一點是學界普遍承認 的事實。然而,兩者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卻是一個仍待探索 的重要課題。早期的語言決定論(亦即語言特性決定思維特性 的說法)經常受到質疑。然而,語言的特性會以各種的方式影 響思維方式,而思維方式也會回過頭來影響語言之運用的論 點,卻普遍為學界所接受。語言所涉及的範圍極為廣闊,本論 文集將集中處理思維方式與學術語言。此因學術語言影響最為 深遠,意義又較為明確,比較適於作為一個優先處理的題目。 在 這 一 方 面 , 中 外 都 已 經 有 了 不 少 的 研 究 , 譬 如 Chad Hansen、Angus Charles Graham、Christoph Harbsmeier、Adam Chmielewski、David Hall、Roger Ames、張東蓀、劉長林、加 地伸行等人對於東方傳統的思維方式與學術語言都已經作了不 少探討,然而其中未達共識以及未能解決的困難點仍然很多。 有鑑於此,我們企圖在前人的成果上對此議題作進一步的探 索,以進一步釐清傳統的思維方式與學術語言之性質與關係。 處理這種精深微妙的根本性議題,特別需要深入的思考與 反覆的討論。經由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計畫(民國九十一至 九十四年)的贊助,我們於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在臺灣大學舉辦 「東亞傳統思維方式與學術語言的基本特性」圓桌型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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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了洪漢鼎、陳榮灼、孫歌、馮耀明、彭文林、李河、龔 雋、張志強等對此問題有深入研究的學人來發表論述,以釐 清東方傳統思維方式與現代學術語言之間的關係。為了探索此 一困難而未知的領域,此次研討會採用了圓桌型討論的方式。 亦即敦請所有與會學者全程參與每一場的討論,並在每一場安 排非常充足的討論時間,以進行深度批判與研討。我們開了整 整兩天的會,學者們亦確實能夠在輕鬆自在的情境下,暢所欲 言,深入思考與彼此批判;從而對於傳統思維方式與現代學術 語言所牽涉到的許多問題,都有了更深入的研討,不僅有助於 文章的修訂,也使得這些議題得到進一步的釐清。限於出版條 件與主題、使用語文等問題,本論文集只能收入部分的論 文。至於相關圓桌討論的全文紀錄,尚請參閱台灣大學歷史 系中國學術思想史教研平台的網站(http://homepage.ntu.edu.t w/~history/public_html/hs_plan/intellectualhistory/main_activity. html)。對於未能收入的論文與討論,我們深表遺憾。另 外,限於我們的能力,這次研討會雖然涉及了東亞其他國家, 卻仍然以華人的思維與語言為中心;因此,本論文暨研討集乃 以「傳統思維方式與學術語言的基本特性論集」為名。不足之 處,尚請讀者見諒。 在編次上,我們先處理傳統的思維方式,而後及於學術語 言,以避免語言決定論的嫌疑。關於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學 界有許多不同的論述。筆者於「朱子的認識方式及其現代詮 釋」一文,以朱子為例,企圖提出有關傳統思維之基本性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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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看法。文中指出,朱子求知的基本動機是學習所以為人 處事之道。他從青少年期,為滿足此基本動機而設定的方法暨 終極目標則是「效法聖人」,以達到為人處事的最高境界。這 個基本態度,根本性地決定了他求知的方式。朱子相信做人的 道理源自人心人性,要使學者之心,恢復其本然的廣大清明, 同於聖人之心,才能對事物有正確的認識。其所企圖認知的對 象,範圍雖可以開拓至極廣,然其源頭則是天所賦予人的清明 本心以及由此心所照見感知的事理。這種知識的特色是以我心 感知事物對於人而言的性質,並從而瞭解如何處理該事物。它 首先是以心照物而對事物產生一種「心物交融之知」,而同時 根據心中所感知的是非好惡,去認識如何處物之理。由此源頭 出發,加之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功夫,所成的 知識體系可以極複雜,其源頭則與我們所熟悉的現代知識體系 有根本性的不同。從現代認識論的觀點來看,這種知識屬於一 種心物、主客體、自然與人文(天人)交融的知識。其所重既 非純客觀的知識,亦非純主觀的思維或唯心的「道德主體」知 識,而屬於一種現代人相當陌生的知識體系。在圓桌討論中, 與會學者對於朱子的認識方式與其他理學家、禪學、佛學、現 象學、形上學、Spinoza 的異同,其所謂性與禪宗作用是性一 說的關係,以及所謂主客合一、自然與人文交融的說法,分別 提出了許多質疑,很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深入思考此議題所牽涉 到的多樣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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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國與東亞古代文獻中類比及譬喻式的表述非常豐 富,因此所謂「類比性」及「譬喻式」思維模式,一直是學界 討論的一個重點。陳榮灼先生「東亞哲學的論證與安立模式」 一文,便從「論證」的角度,企圖處理這方面的問題。陳先生 指出,西方的思維模式以演繹邏輯為主,經由嚴格的、形式上 的推理來證成(安立)其信念的合理性而獲得知識。近現代對 先秦諸子的研究大致上也是從西方演繹邏輯的架構來理解中國 傳統思維論證的模式。但經由對「墨辯」裡譬、侔、援、推等 四種「論證」方式的研究,並用其檢視孟子、告子與荀子對於 「性善性惡」的論辯,陳榮灼先生發現先秦哲學之「學術語 言」雖富于「論辯」性,然其「論証模式」則是建基於「類比 邏輯」。「類比性思維模式」對先秦哲學「論辯性學術語言」 之開出有不可磨滅之貢獻,中國哲學之安立模式亦緣此而以類 比論証為主。陳先生同時認為:雖然類比推理欠缺演繹推理的 必然性,但類比推論所得結論的訊息可大於前提所提供的訊 息,兩種進行論證的模式各有其說服的力量。先秦哲學和西方 一樣也有其邏輯的、理性的學術傳統,東亞哲學的類比思維方 式對論證性學術語言的開出有其正面貢獻。東亞的「思維模 式」並非不利於「論辯性學術語言」(argumentative academic language)的開出。在圓桌討論中,關於「類比性思維」是否可 以作為傳統思維方式的代表、類比的表述方式究竟是論證模式 還是說明模式、以及類比性思維的性質及適用性頗有爭議。另 外,學者們對於是否仍必須從某種西方分類下的邏輯觀點來討 論傳統、以及是否要那麼介意所謂「論辯性學術語言」,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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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很多不同的意見。這都表現出此問題的複雜性,值得學界 注意。 在學術語言方面,學界普遍都承認文字與思想的關係相當 密切而複雜,李河先生則進一步指出文字對思想提供了「有之 未必然,無之必不然」的條件,並深入探討漢字的構造原理所 生出的特殊「思想制度」。他在「『六書』與中國傳統的思想 制度」一文中提出:我們在參照性地討論中西思想時,應特別 考慮「不可譯性」的概念。此因不同思想傳統各有其獨特的 「思想制度」,它是某一傳統內概念生成、解釋論證和評價的 「不成文法」。百年來所謂的中國哲學大多是以西方哲學的基 本問題和敘述框架來格義中國傳統思想。我們必須離開西方哲 學的框架,重新檢視中文對思想制度的影響和限制,才能真確 地理解中國傳統思想。李先生仔細地檢視了漢字構成制度 (「六書」),以討論文字系統對中國傳統思維制度的影響和 限制。李河先生認為,有別於西方表音語言所形構出西方特有 的存有形上學特質,作為表意文字的傳統漢字構成方式在思想 上有以下三個值得注意的特性: (1)傳統漢語的能指自身具有 意義,其能指與所指在概念上具有同構性。(2)「凡六書之義起 於象形」,「象」是漢語文字構成的貫穿性原則。「取法乎 象」既是中國傳統概念的重要形成方法,也是其概念 敍述和論 證的重要方式。與西方對「是」問題的追問相比較,「象」的 觀念表現著人們在認識論和宗教意義上的「知止態度」。 (3) 「六書」中「依聲托事」是漢語文字滋乳的另一重要方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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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原則為傳統中那種「音諧義近」的論證和詮釋方式提供了重 要依據。而這一點也是十分難以翻譯的。圓桌討論時,學者們 都頗為認同「不可譯性」及「思想制度」問題的重要性,也各 自提出東西方在翻譯及詮釋文獻時所遇到的一些問題。 彭文林先生則從一比較的角度,深入中西學術語言的源 頭,以探索語言如何影響思維模式。他的「從一個語言的形式 問題談哲學的思維形式」一文,根據第一手的古典文獻來分析 比較希臘語族與漢語族的語言文字之創作原則,及其對於各自 的思維模式、真理觀和哲學的影響。該文首先說明語言思維與 圖像思維的不同,而後指出語言的模仿可分為聲音的模仿和形 狀的模仿。彭文林先生認為希臘語主要屬於聲音的模仿,係以 聲音模仿事物的運動變化。由於「以聲音來模仿的語言必須藉 由某些設定(字尾變化的形式)來指涉不運動變化的指涉對 象」,是以希臘語透過名詞和動詞的區分及其字尾變化以形成 描寫真理或非真理的形式。漢語則主要作為形狀模仿的語言, 以萬物的形狀為其模仿的內容。其「造文字的原則並不是希臘 語的字尾變化,而是文字形狀的組合或應用」。漢語中每一個 字詞自身有一定的意義,而這些意義共同組成一個完整的指涉 意義。彭文林先生認為希臘語裡的名詞動詞的區分、格的字尾 變化、動詞的時態、語態變化成為其思想的基本形式,其所謂 真理的表達必須透過這樣語句文法的形式才有可能。古希臘語 的名詞和動詞的區分形成了一個描寫真理與非真理的形式,通 過字尾的變化傳達出其所區分的不同型態。這些區分的形式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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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成為其思想結構的基本模式,「這樣的基本模式形成一種理 解世界、分解世界的可能性,同樣的也是限制著這樣的語言使 用者的思想可能性。」漢語則「在每一個字詞裡賦予一定的意 義,而這些意義共同組成一個完整的指涉意義」,雙方有許多 本質性的差異。在圓桌討論時,學者們對於希臘語以及漢語如 何處理時間的問題,展開一系列的討論:包括柏拉圖與 Saussure 在講聲音的模仿時對時間因素的不同看法,希臘人如 何用去時間化的本質性語言討論真理。另外,對於語言形式對 於思維方式的深刻影響,也做了進一步的研討。 語言、文字與學術思想的關係,既密切又微妙難明。傳統 思維對於「言意之辨」與「無言」的重視,顯然是其一大特 色。本論文集所收龔雋先生「宋代文字禪的語言世界」一文, 很細膩地處理了這個面向。他指出現代有關宋代文字禪的研究 大致都停留在人物介紹及其思想整理,並沒有將文字禪中的語 言議題問題化。該文則嘗試在禪宗歷史的脈絡下,審慎地利用 西方語言哲學以系統化地處理宋代文字禪所碰觸到的語言問 題。全文主要分為三部分:(1)詳細分析禪宗從「口傳」到「書 寫」的過程。八世紀以前中國禪宗思想史以口傳為正統,且有 兩種不同類型的「口傳」教學。九世紀以後文字禪逐漸興起, 許多燈錄和公案等文本誕生,希望為前賢留下可資依憑的記 錄,並經由系統化和秩序化為禪宗的祖師系譜確定合法性。文 字禪的書寫本身相對於口語是一種獨立的創造性活動,同時引 發許多爭議。(2)文字禪的精神意趣在於不著文字與不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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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別從「用語言做事」、「因言遣言」、「默即言說」、 「別於義解」等四方面去瞭解。亦即可從應機做事而非陳述真 理的語用學立場、對日常語言的批判分析、在可說與不可說之 間的貫通、以及文字禪和佛教經師傳統的不同等四方面,來分 析文字禪在語言和思維方式上面的特點。(3)文字禪在禪詩的隱 喻中比哲學的討論更易掌握。是以該文特別討論文字禪如何把 傳統禪宗話語中,如機語、公案等具有「轉換性力量」 (transformative power)的語言,代之以詩的表達方式。就在 一種其體為詩而其意在禪的 敍事中,文字禪試圖改變傳統禪史 的言談方式,重新結構出本真的言說。圓桌討論中,學者們對 於靜默在語用學中的意涵,語錄文字作為生活紀錄或學問對象 的不同,以及是否能全面分析不同類型的話頭所隱含的說話者 意含,提出了不少看法,值得大家進一步探討。 最後,張志強先生的「哲學、史學與量論─現代中國思想 中的知識、語言與真理問題」一文,則以思想史的方式,對現 代中國的哲學與史學進路所涉及的知識、語言與真理問題,提 出宏觀而深入的解析。他指出近現代哲人大多受到西方普遍主 義的影響來看待真理問題以及中國的傳統思想。對馮友蘭而 言,所謂的中國哲學其實是西方哲學的普遍性在中國傳統思想 裡的展現。也就是說沒有中國的哲學,只有哲學在中國。金岳 霖認為不可能有中國的知識論,但可能有中國的形上學以滿足 中國人的情感。其知識立場與方法也是偏向普遍主義的。即使 是熊十力的新儒家「哲學」,儘管其意在於彌補或超越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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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的「哲學」觀,但仍不自覺地襲用「哲學」所意指的 普遍「真理」意涵。只是他特別強調中國文化能夠提供一種西 方哲學所闕如的實證真理之知識方式,即所謂「現量」。然而 「實證真理的現量根本上與知識不同類」,熊十力並「無法解 決其知識論(量論)的循環論證的內在缺陷」。另外,歐陽竟 無認爲「佛法是一種非宗教非哲學的價值─知識體系」,可以 滿足時代之需要。「但佛法仍然是一個有著既定價值預設的信 仰體系,其中有著與現代知識品格無法協調的屬性。」熊十力 與歐陽竟無,「都通過某種文化傳統肯認了一種普世性的價值 真理」,這無疑是受到了西方哲學影響而形成的一種哲學形 態。時至今日,這種普世主義的哲學態度本身便值得懷疑,以 之詮解傳統思想更容易產生許多問題,學者必須從史學的角度 才能替傳統思想還其本色。不僅如此,「如何開展出一種傳統 知識學與現代知識學品格相適應的新的知識學形態,或許是突 破由現代知識學價值無涉態度所奠定的現代世界的價值狀況的 一種必要的知識、思想努力」。總結這些看法,張志強先生最 後鄭重指出錢穆的史學進路可以免除普遍主義的限制,合於當 代詮釋學與現象學的態度;其學術基於對事物的客觀認識以形 成價值的創造,不必像西方科哲學落入相對主義的困境。錢先 生透過史學和心學之結合產生的義理學,既能提供價值的根源 也和現代知識的要求相容。此視角應是理解中國傳統思想最佳 角度,也可「爲現代性 的精神困境開示出一條新的知識途 徑」。在圓桌討論時,學者對於金、馮、熊、歐陽、錢諸先生 在學術思想方法上的多方面異同、史學及思想史方法、以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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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先生學術的意義做了許多討論。尤其是對於中國哲學的合法 性,以及是否有所謂中國的哲學或中國的哲學之內涵的問題, 展開了不少辯論。 在本次會議最後的綜合性「圓桌討論」中,學者們針對上 述的各種論點,又有多方面的討論。這些議題深邃而困難,涉 及中西學術與思想方法的一些最根本的問題,各種不同的意見 紛紛出爐,這或許正是這些討論值得進一步參考的地方。 這本論文集能夠誕生,首先要感謝學者們熱心的參與以及 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暨原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計 畫主持人黃俊傑教授的大力支持。另外助理黃瓊萩女士與張傳 聖先生悉心辦理該此會議,方君豪同學率領許多同學一同整理 錄音稿,尤其是張峰賓同學與他的一些好友一起負責這整本書 的編輯、修錄音稿及校對工作,都是促使這本論文集誕生的重 要力量。我在此一併致上感謝之忱。整理這次研討會的錄音, 相當費時費力。我個人於其間又承乏臺大歷史系的行政工作, 終日奔忙,使得編輯的工作有所延遲。現在這工作終於告一段 落,我謹此略述此論集的緣起,是為序。

吳展良

於臺大立誠齋 民國九十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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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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