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客籍「大河小說」作家訪談與研究資編纂

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成果報告書

分項計畫群 A：客家文化研究資料的發掘、應用與典藏

子計畫一：臺灣客籍「大河小說」作家訪談與研究資料編纂

壹、前言 此計畫擬以三年進行，著眼於四位客籍作家（鍾肇政、李喬、黃娟和莊華堂） 對於「大河小說」文類之演繹，並以「書目註解」的方式，呈現作家訪談資料與 學術研究資料之摘要，以利後進使用。對於客家的學術研究貢獻，在於建構大河 作家的思想系譜，呈現跨文化交錯的影響研究。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已按照原訂計畫完成一位作家（鍾肇政）訪談、書目 註解也於所教授之課程「客家與臺灣歷史小說」「客家文學 II：美學觀點」帶領 學生實作，並完成論文初稿一篇。 二、預算支用情形：完成核銷。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作家訪談已呈現在論文初稿中，書目註解也於授課中完成。 原編有座談會經費（2 萬元）因下列原因決定取消（見第二點）。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１）部分邀請的學者時間無法配合 （２）座談會主題「鍾肇政研究資料分類系統」不易吸引人投稿 （３）上學期授課時數過重（三門課，包括一門英語授課「吳濁流研究」 是「臨危授命」，配合學校國際化政策而開設）。 三、建議事項： 希望申請案的審查結果能夠於二月初通知，以利研究推展。 四、結論：主要的研究成果為論文一篇，擬於寒假後投稿。 肆、研究成果論文全文 我針對何欣〈論鍾肇政〉一文對於《濁流三部曲》的負面評價提出反駁。何欣認 為作家對於主角陸志龍的刻畫並不成功，他說：「和很多小說中的主角一樣，陸 志龍既是行動者，同時也是批判者，而這兩個角色（卻）時常響著不和諧的聲音」。 這樣的評論觀點，是假定「行動」與「批判」是因果關係，亦即因為對於現狀不 滿而更批判，所以繼之以行動企圖改變現狀，終能完成英雄的使命。然而，誠如 何欣提到，陸志龍「曾為羅亭哭過，也曾為巴扎洛夫悵然良久」，他對這個主角

的「文學病」很不以為然，認為陸志龍始終沒有真正長大，面對殘酷的現實只會 退縮與逃避。言下之意，這種人怎能代表在歷史洪流掙扎的台灣人氣節？我則認 為，正因為陸志龍（以及鍾肇政自己）受俄國小說影響深遠，所以充分掌握「羅 亭」和「巴扎洛夫」等青年知識份子在帝俄末期的革命前夕的共有特徵，大陸學 者錢理群稱之為「上半身是堂吉訶德、下半身是哈姆雷特」，也就是批判與行動 兩分離的精神分裂狀態。這固然可視為是一種文學病，但這些著名的文學人物其 實都與其被創造的時代息息相關，也就是更真實反映了歷史。更重要的是，這些 文學人物產生了跨文化的效應，影響了全世界的作家。錢理群在其《豐富的痛苦： 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描述了中國的革命知識份子最終如何選擇了堂吉訶 德，以行動（即使帶來荒謬的結果）作為現實批判之後的必然途徑。我認為何欣 是在這樣的思想脈絡下，對鍾肇政的陸志龍有負面評價；但是，如果他具有日治 時期的台灣經驗，應該比較能體會為何多半的台灣大河小說作家會把主角刻畫得 像哈姆雷特類型──猶豫、徬徨、甚至厭世，即使有些以行動見長（如《寒夜三 部曲》的劉阿漢），他們人格中的「哈姆雷特味」不容忽略。 鍾肇政的「行動」與「批判」兩分離的狀態，在作品中時會出現。以《臺灣人三 部曲》來說，在前兩部《沈淪》與《滄溟行》裡，分別以兄弟二人代表：作為兄 長的陸綱崑和陸維棟總是猶豫、因而顯得保守，而弟弟陸綱崙與陸維樑則躁進、 衝動，但行動終歸失敗。到了《插天山之歌》，只有陸志驤一人為主角，情節則 是由行動轉為蟄伏或逃避，頂多與同志一起批判殖民者。三部小說都強調行動失 敗，固然凸顯日本殖民者的殘暴與強大，同時也說明作者鍾肇政對於寫作當時的 國民黨統治，倍感壓力與威脅。這種高壓統治的時代氛圍，在鍾肇政的成長歲月 與寫作高峰期間，造成了他筆下的「哈姆雷特型」臺灣英雄。何謂「哈姆雷特型 英雄」？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亞戲劇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其特徵是精神痛苦，以及 有此造成的頭腦錯亂。如果說健全發展的人格是可以做到思想與感覺平衡，在「想 像的世界」與「真實的世界」之間、「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之間、「幻想」 與「實質」之間，得以保持區分與連結的恰當成分，那麼在哈姆雷特身上，這種 平衡就被擾亂了，形成了一種病態。他的思想和幻想，比他真實的知覺要活潑得 多，甚至會引發他對於「真實行動」的反感。他那失去健康關係的頭腦，永遠被 內在世界佔據著，用幻想來代替實質，最終變成只會沈思默想的生物，失去了行 動的自然力量。哈姆雷特行動延宕的原因，在 18、19 世紀的英法俄知識份子的

討論中，顯然都帶有濃厚的知識份子自省性質，而鍾肇政也以其代表 20 世紀歷 經殖民與威權政府統治下的臺灣知識份子。 相較之下，堂吉訶德代表「行動是存在的主要目的」。在鍾肇政的小說中以弟弟 擔綱這個角色。 堂吉訶德的想像力和純粹的理性都太強了，感覺所證明的結論 如果不符合他的想像和理性，他就把自己的感覺撇開不顧。在陸綱崙與陸維樑身 上，我們都可以看出這個特性，前者看阿熊師、後者對待玉燕，就是這樣的方式。 如果說，在哈姆雷特那裡，理性、想像和感覺，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之間失去 了平衡，造成二者的分裂，堂吉訶德則將二者混同，以理性、想像代替感覺，內 部世界代替外部世界，把幻想當作實質，形成了思想的混亂。在這個意義上，這 兩位著名的文學典型人物都是表現了「想像力和純粹理性都太強了」的知識份子， 具有某種精神的不健全。換言之，哈姆雷特缺乏行動造成行動與思想分離，他充 滿目的，但缺乏達到目的的思想品質； 而堂吉訶德則因為混同主客體而造成行 動的盲目性。 縱使盲目，但「行動」似乎沿襲 18 世紀浪漫主義以來，歷經 19 世紀革命狂潮，而臺灣則在是 20 世紀上半業才跟上的一種時代的哲學主題，那 是「行動是存在主要的目的」。 這類理性、想像與感覺，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思想與行動…的精神矛盾，歸根 到底，是屬於人類本性的，我稱之為「人類的命運」。鍾肇政的長篇小說除了記 錄臺灣庶民生活與反抗殖民之外，他最關注的──也就是他之所以被歸類於「現 代主義作家」之因──就是人的心理。因此，他的角色安排，除了呈現知識份子 的氣質，更是探討了共同人性的問題。也正是出於對於永恆人性的人性健全發展 的關注，鍾肇政的「堂吉訶德」們必須有個「僕從桑丘」形成人性上的互補關係。 若堂吉訶德象徵沒有辨別力的理性與道德觀念，桑丘恰恰相反，他象徵沒有理性、 沒有想像的常識，兩人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智慧。鍾肇政總是以一名女性作為 「桑丘」，例如陸綱崑的秋菊、陸維樑的玉燕、陸志驤的奔妹，也就是鍾肇政在 《歌德激情書》稱為「永恆的女性」，表面上看似自然的男女關係，事實上呈現 的是堂吉訶德與桑丘之間內在精神的聯繫。 鍾肇政對於歌德的迷戀，使得我也去探索歌德對於哈姆雷特的看法。青年歌德深 受哈姆雷特的憂鬱氣質所吸引，而他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也有著那種「不能滿

足的熱情和虛擬似的苦惱」。歌德的維特可說是莎士比亞的丹麥王子的精神兄弟 了。然而，歌德到了中年以後，於 1795 年 46 歲時，在《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 代》這部作品中寫下了他對哈姆雷特更加成熟的觀察與思考。他發現哈姆雷特「天 性不是悲哀的，不是沈思的」，「他這個人本性是平靜的」，「品行是單純的」，這 是一個本應帶給世人快了的王子，悲哀和沈思對他來說實在是一個沈重的負擔。 歌德從哈姆雷特的感嘆──「時代整個脫節了；啊，真糟，老天偏要我把它整理 好」──看出了「一件偉大的是業擔負在一個不能勝任的人身上」的悲劇。這裡 所說的豈只是哈姆雷特，我們看出那位揚言「天叫我生在這個鐵的時代，是要我 恢復金子的時代，我是有使命的」西班牙騎士堂吉訶德。這種神聖的天賦使命感 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知識份子天生具有的必要標誌，並且一直令人稱頌。而現在， 歌德卻提出質疑，他發現偏於內心世界的知識份子根本無力，或者說他們的氣質、 稟賦根本不適合擔負改造外部世界（把脫節的世界整理好）的歷史重任。被要求 去做不可能的事，這正是知識份子的一個歷史性的矛盾。歌德的這一個認識，顯 然經過自我審視，它反映了對於建立一個和諧的外部世界的絕望，進而轉向追求 內心世界的和諧。這種轉向主觀內心世界的趨向，正好說明了「我們這個時代是 一個倒退的時代」，因此，知識份子總是不能擺脫行動的誘惑，前述「以行動為 存在的主要目的」的哲學依然多少影響著歌德和他的同代人，我認為也影響了鍾 肇政。 鍾肇政最喜歡的自畫像是低頭沈思的神情，但他的公共形象卻是鬥士、勇者，似 乎集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於一身，但我認為他作品中的主角之所以「缺乏行動力」， 反映的是歌德定義的「知識份子」典型：在一個倒退的時代裡，追求理想的外部 世界終歸徒勞，內心世界的經營才是本事。而對於他在 78 歲那年出版的《歌德 激情書》，當評論家尷尬到不知如何與其他作品相提並論時，我們不妨以他引用 歌德的名言「永遠的女性/才能提升我們到更高的境界」，詮釋為他主張以愛的行 動追求「完整的智慧」，知性男子與單純女人、堂吉訶德與桑丘，而哈姆雷特不 再憂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