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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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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yea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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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哲學研究〉第三期(民國八十九年三月) :. 47-76. Taiwan Philosophical Studies , No.3 (March , 2000). 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 在頁忠華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摘要 本文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觀察角度出發,探討社會科學中爭論已久的「價 值問題 J. 試圖釐清過去的若干癥結。首先,本文借重德國社會學家盧曼的. 系統論,將科學視作是使用「意義」進行溝通的一種社會主統,而「真理」 則是科學系統內部的一般化溝通媒介。若依據此一觀點,科學~統內部的「價. 值問題」或可依其「自我再製」的邏輯予以疏通,此時倒是科學與其他社會 象統之悶的價值街突,更增加了現代社會的複雜性。其次,由組織的層次來 看,科學組織往往存在著特殊的權力與利害關餘,本文以十九世紀末的德國 大學及「社會政策協會」等學術團體為例,說明科學組織若淪為意識形態鬥. 爭的場域,可能出現的破壞性影響,而韋伯提出的「價值中立」主張,必須 放在該歷史脈絡中方能被充份地理解。最後,本文繼續引申韋伯視科學為個 人「志業」的訴求,強調韋伯認為「責任倫理」應該成為科學家人格特質的 一個構成部份,科學才不致於受到濫用與誤用,否則科學不見得能真正產生. 敢蒙的效果。本文的結論是. I 價值中立」並非一個絕對的標準'惟有將其. 與科學的社會責任加以連結起來,它的正當性方始能夠獲得證成。 關鍵詞:價值、價值中立、科學系統、科學社群、人格、責任倫理. 投稿日期:. 07/0911999 17/0911999. 接受刊登日期:.

(2) 48. <台灣哲學研究〉. 壹、前言. 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充滿了各種和「價值」有闊的現象,但是對於「價 值」本身卻始終存在著莫衷一是的詮釋 o 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家們彈思. 竭慮希望發展出一套普遍的價值理論,但成效並不突出。至於談到「科學」. 與「價值」之闊的關係,不少人原以為科學家不去碰觸價值層次的難題,或. 採取「價值中立 J 的立場,便可以阻擋「非科學」因素,如個人情緒、偏見、. 意識形態乃至政經權力對「科學」的污染,讓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得到保障。 不過,近年來隨著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和科學方法論等研究領域的成果日 益豐富,這種「簡略化的價值中立論」頻頻遭受質疑。我們因此有必要重新 反省科學一一尤其社會科學一一中的價值問題,本文嘗試從科學社會學的角. 度切入,以多維度(multi-dimensional)的分析觀點,來探討價值在不同層級的 科學活動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o. 具體而言,我們下面將科學 (I)視作為一個社會系統; (2)視作為一套社 會組織; (3)或視作為一種個人的志業來加以討論,這三個層次分別代表三 種觀察的方式,都可能捕捉到價值與科學間的某種特定關係,藉由這些多維 度關係所交織出的圖像,或許更能接近那無比複雜的現實情境,而不致重蹈 過於簡化價值問題的覆轍。不過,在此必須聲明的是,本文並不專門依循某 一特定的理論. 如 Luhmann 的系統論. 來進行論述,而是採擷各個觀. 察角度的特色,以突顯「價值問題 j 的多重面向。基本上,本文主張社會科 學不論在系統、組織或個人的層次上,都有必要強調科學乃是社會的產物, 正如普羅克特 (R. Proctor) 指出,科學家們可能會繼續忽略他們從事研究的. 社會脈絡,但他們得自己承擔這種態度為自己及世界所帶來的「風險 J. (Proctor, 1991 :270). 這一主張貫穿了我們試圖分析的三個層次,亦因此,韋伯. 所提到過的「責任倫理. l 在科學研究領域中,有了一種新的意義:一方面「價. 0.

(3) 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材. 值中立」的正當性仍然存在,但只限於純粹為了維護「真理」的價值;另一 方面,當考慮到科學對社會的影響時,. r 價值中立」原則必須被放在「責任. 倫理」的框架中重新詮釋,以免「價值中立」成為一種不負責任的遁詞。不. 可否認地,社會科學家在進行學術論述時,受到價值問題的困擾必然較自然. 科學大了許多,不過就科學的角色規範來說,社會科學可以不斷增強「科學 社群」對於「責任倫理」的自覺度與敏感度,如果沒有這麼一種「自律」的. 保證'科學的成就必定會大為失色。. 貳、科學作為一個社會系統. 一般來說,現代科學源自於西方文藝復興末期的「科學革命 J. '但是我. 們亦可以引用社會人類學式的論點,主張人類由於本能的缺乏,在適應自然. 環境時,必須依賴後天取得的「知識」、以及製作種種「工其 J. 方能維繫. 物種的延續。德國學者杜克斯 (G. Dux)便認為,初民社會之所以普遍存在巫 術與宗教信仰,乃是因為初民們的知識尚不足以有效地控制自然,遂召喚神. 聖的力量來增強集體應付自然的信心;另一方面,人類擁有「學習 J 的能力, 因此會在特定的演化條件下,不斷修正知識與其對象之間的關係,期能提高. 知識的可靠程度,這一類型的認知模式即是「科學」的濫觴。 (D間, 1982;顧. 忠華,. 1998a). 正因為科學的認知模式,是以強調知識與對象間的穩定關係為主軸,科. 學事實上很需要發展出一套普遍的檢驗標準,以方便判定知識的真偽值,以 及區辨科學/非科學的界限,這使得科學逐漸成為一個高度自主的功能領. 域,與宗教、政治、經濟、法律等其他社會系統愈來愈分化開來。此一分化 的理路,不只反映在現代科學的組織與運作等具體的制度上,就算在抽象的.

(4) 50. <台灣哲學研究〉. 層次上,當涉及到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如何可能?又如何能夠得到保證? 等「後設性」的問題時,科學亦常被設想為某種純粹的認知活動,必須排除. 掉任何妨礙它「求真」的干擾因素,才能達到起碼的「客觀」水準'在應用 上也才能「放諸四海而皆準J. 。不過,放到人類社會演化的脈絡中來看,此. 一分化的歷程相當漫長,雖然西方率先突破傳統社會的種種藩籬,開啟了科 學的新紀元,但即使在自然科學方面,科學家絕不是一開始便順理成章地擁. 有自行檢驗知識有效性的權力,如哥白尼、伽利略等西方早期的科學家,甚 至因為不顧屈從於教會,而遭到過無情的迫害。若依照德國社會學家盧曼(N. Luhmann)的解釋模式,這顯示在傳統的條件下,社會成員彼此溝通的「語意」 (Semantik) 根本無從體現出科學的「自主性J. (Autonomie). ,換句話說,社會. 中假若沒有一個分化出來的「科學」次系統,可以封閉起來運作,那麼,科. 學的發現如果抵觸到既存的種種權威,在缺乏抗拒「非科學」勢力介入的機 制下,必然無法自我持續地產生更多新的科學知識。'(Luhmann, 1980;顧忠 華,. 1994) 根據科學史的研究,至遲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已經出現圍繞著是否存. 在著「純科學 J (pure science)或應否「為科學而科學J (science 的辯論,如培根 (F. 方法 J. Bacon ,. for its own sake). 1561-1626) 即一方面鼓吹以實驗為基礎的「科學. 另一方強調科學不應該太著重短期的實用性,因為科學的效用有時. 像「幸運」般, I 帶著女性的特質,你若是太熱烈地追求,她卻會離你更遠。」 (司 i 自 Proctor, 1991 :31) 培根同時區分了有關自然的知識和有關道德的知識, 在他看來,人類自認可以擁有對道德善惡加以判斷的完整知識,是「危險」 的,因為這種自信可能使人們背離上帝,但是與自然的溝通便不會發生類似. 1. 有關盧曼的系統理論,國內已開始注意,有興趣的讀者可另行參閱 KneerINassehi 著,魯、貴顯譯 (1998) :及《當代》雜誌第 136期(1 998.12)之(二十一世紀的社會 學理論家盧曼〉專輯。英譯請參考 Luhmann (1 995) 。.

(5) 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 51. 情形,所以科學為了保持它的純潔,必須拒絕和道德知識混為一談。我們可 以說,這是科學系統在社會環境中建立起它的「自主性」的重要一步,也奠. 下了「為科學而科學」此一命題的認識論基礎。在自然科學取得公認的成就 後,這種標榜「純粹」的科學方法,亦被當作是研究社會現象時的取法對象,. 其中孔德 (A.. Comte '. 1798-1857)所提倡的「實證主義 J. (Positivism). ,成為. 社會科學形塑自我認同與爭取社會承認時的主流思想,這一方面擴大了科學. 系統的溝通範圈,另一方面卻也更複雜化知識的客觀性問題,尤其像人類的. 自由意志、情感和「價值判斷」是否會影響對「真理J (Wahrheit) 的追求,. 引發了似乎無休無止的爭論,但「真理」叉是什麼呢? 就科學作為一個系統的層次而言,科學史的事實串連成科學系統「自我. 實現 J (Se1bstverwirk1ichung)的分化與演化過程,盧曼於他的 學>. (Die Wissenscha.ft der. 《社會中的科. Gesellscha.ft)書中,指出科學與其他社會次系統的分. 化,端賴它成功地製造出能夠維繫系統自我認同的「自身價值J 換言之,科學不斷聲稱它特殊的功能是實現「真理 J. (Eigenwert) ,. 因此它不能去判定合. 法/非法、不是依執政/在野的邏輯運作、無法為金錢的支付/不支付作出 決定、也無從分辨宗教溝通中內在/超越的區隔,但是這些本來便不屬於它 的任務範圍,它不可能進入其他社會系統「自我再製 J (Autopoesis)的機制中 去操作,不過它可以確定自己的運作乃是與真/不真的二元符碼密切相關,. 而且其他的社會系統不時需要取用它的產出,彼此既互為環境,叉互動互賴,. 構成一幅「複雜性 J (Komp1exitaet) 節節昇高的現代社會景象 a. (Luhmann ,. 1992:300)盧曼的系統理論繼續發揮了帕深思 (T. Parsons) 的許多原創性想. 法,其中叉以對「象徵性交換媒介 J. (symbolic exchange media) 的引申與修. 正最為重要。以科學作為一個使用「意義」來溝通的社會系統為例,.真理」. 其實「是一種為了溝通之目的發展出來的『標示JJ. (i nstitutionalized labe l). 或一種『制度化的標籤』. ,這代表了它帶有一定程度的恣意 (Willkuer) 的性.

(6) 52. ~台灣哲學研究〉. 質。 J. (Luhmann , 1992: 175)所謂「恣意 J '並不是指真/不真的決定是任意. 無規則的,更沒有隱含「真理」是「相對」的意思,正好相反,在盧曼強調. 的「二度觀察 J. (Beobachtung der zweiter Orderung)中, r 真理」乃是確確實. 實在系統中運作、並且司以經驗'I生地觀察到的那個「象徵符號J (Symbol). 0. (Luhmann , 1992: 177)仔細想想,雖然科學系統內的溝通不會只去談什麼是「真 理 J (科學哲學式的反省除外) ,但任何有關假設、實驗、研究計畫、研究成. 果的溝通,它們的「後設」層次不都在使用真/不真的象徵媒介,以聲稱這 些成果是「科學」的知識? 藉著盧曼的理論觀點,我們可以體認到:當科學愈遵照「自我再製」的. 方式生產知識時,它在執行其功能上愈會和其他社會系統分化開來,而且對. 於甄別知識的真/不真,會完全依賴每個專業學門自訂的判準,這種最基層 的「自我指涉 J (self-reference)只處理特定的資訊,因此可以發揮「降低複雜. 性」的作用 o 就某種意義來說,這和孔粵、(T. Kuhn) 提到的「典範」概念, 也有相互呼應的地方,因為盧曼和孔恩都注意到,那些研究方法、理論被視 為能達到「真理 J. 其實是和「科學典範」如何規定觀察對象、問題及解題. 方式息息相關,而這叉脫離不了當時的時空條件,因此科學知識的「歷史面. 向」和「社會面向」便清楚地里顯出來了。不過,于 L恩的典範概念不一定能. 充分解釋社會科學的知識狀況,尤其他對「常態科學」或「成熟科學」的描 述,遭受到不少質疑。我們如果採取盧曼提供的觀察架構,或許能進一步推 論,社會科學在認知的目的和手段上,不見得能夠、也不需要套用自然科學. 的傳統典範,但在認知人類生活的「現實經驗」、並以「真理」作為溝通媒 介上,社會科學仍不折不扣地屬於「科學」這個社會系統的一部份。社會科. 學的知識乃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之「自我觀察」、「自我描述」的一環,對. 這種知識之「客觀性」、「超然性」的要求,可看作是透過真/不真二元符 碼進行溝通時所衍生的問題,當然,像盧曼便認為,任何一種觀察必定有其.

(7) 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 53. 「盲點 J '並且要在「二度觀察」的層次才可能發現「一度觀察」的盲點。(顧. 忠華/湯志傑, 1996) 盧曼的這套理論,究竟與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 有何關聯呢?. 如前所述,盧曼表示科學系統的自我認間,來自於對「自身價值」的肯 定,他的這種說法,尚接近於在韋伯(Max 身法則性」的不同「價值領域 J. Weber,. 1864幽 1920)眼中各有其「自. 但是盧曼的理論建構不斷地抽象化,到最. 後不管是個人主觀有所好惡的「價值」、或是依領域分的科學、宗教、政治、 經濟等「價值 J. 似乎都難逃被「功能化」的命運,也就是說,這些社會系. 統的溝通媒介,包括真理、信仰、權力、貨幣,都從它原有的實質意涵被界 定為相當抽象的「象徵符號 J. 它們本身只媒介溝通,卻無法擁有什麼固定. 的內容;它們的存在,是讓這些社會系統能產生功能,而它們自己不再是帶. 有目的論意味的「價值」 值多神論 J. 。如此看來,盧曼一方面巧妙地改造了韋伯的「價. '用各領域更專門的分化來化解彼此之間的衝突,但這樣一來也. 解除了這些「神祇」的魔咒,讓各個功能系統更像是機械般的運轉 O 同時,. 「系統理性」不會去過問某個個人是否有「獻身」於某一「價值」的熱情,. 因為在盧蠱的系統理論裡,個人的生理和心理系統都屬於社會系統的環境,. 而揭露這個「事實 J. 便是盧曼的用心所在。. 另一方面,盧曼站在認識論的高度,重新檢視了「觀察」的根本特性, 他所關心的問題,並非像韋伯一樣,想藉由區分研究者的「價值關聯」. (W叫beziehung)和「價值判斷 JCWerturteil) ,來保障科學知識的客觀有效性。 盧曼發現,科學系統由於「觀察」本身的弔詭性和不確定性,根本是一個忙 著和自己製造之不確定性角力的系統 正既存的知識。 (Luhmann ,. 1992: 103. r 真理」的實質表現,變成不斷去更. ;顧忠、華/湯志傑,. 1996:. 181) 我們可以. 將盧壘的論點加以引申,設想社會科學作為科學的一個「次系統 J. 它基本. 上仍會建立起溝通的內在秩序,即使個別研究者的觀察再有什麼偏見. 盧.

(8) 54. ~台灣哲學研究〉. 曼或許認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在帶著「偏見」觀察事物上,根本沒有什. 麼不同. 只要這些訊息進入了科學系統,系統自動會依一定的程序,以真. /不真的二元符碼辨識這些訊息的內容,再予以處理,而假若社會科學的知. 識狀態本來便處於「不確定 j 的狀態(這就是「真理」帶有「恣意」性質的 後果之一) ,這種偏見總是會被更正的。如果有其他社會系統嘗試操縱社會科. 學知識的製造流程,這時候,科學系統若聽任有別於「真理」的「價值 J (如 貨幣或權力)影響了知識的生產,那麼不是它的演化程度尚不夠複雜,使得功 能運作的系統/環境界限不夠明確,便是社會科學內部的「自我再製」環節. 出了差錯,須待系統自我察覺並修正。盧曼可能傾向相信,在高度分化及複. 雜化的現代科學系統中,即使有「價值不中立」的訊息欲干擾科學本身的功. 能,已經起不了任何重大的影響了。換言之,科學家個人的「價值判斷」進 入了科學系統的溝通流程後,很可能得不到足夠的連結反應 (Anschluss) ,而 遲早會被當作不相干的雜訊過濾掉。. 我們不得不承認,如果把所有個人的動機和行動視作社會系統的環境,. 而徹底地站在系統操作的層次來進行「觀察」. 也就是完全放棄「行動論」. (Handlungstheorie) 的觀察角度,那麼,的確可以產生類似「典範轉移」的認 知效果,因為此時我們不在乎任何科學家的個別行動或社會角色,只關注各. 種被設定具有「真理」意義的溝通成果。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盧曼強調 社會系統之間的關係是不斷在互賴中調整的,彼此的疆界永遠在重新界定,. 因此不能太高估每個系統的自主性,特別是科學系統中可被政治和經濟系統 同樣視作為「自我再製」之元素的部份不在少數. o 因此,我們若循著盧曼的. 邏輯,反而必須正視科學這套價值與其他系統在「共同演化 J( co-evolution) 時 可能產生的互相干涉情形. I 價值中立」即使不再是科學系統內部的問題,. 在系統之間可能仍會造成不少困擾,譬如各種科技發明在倫理上和社會價值. 觀上引起的衝擊,已成為現代人最關切的「風險」現象之一,這些系統闊的.

(9) 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仍. 協調和衝突,亦形成系統理論處理具體議題時的重要切入點。 2(Luhmann ,. 1986). 只不過,盧曼的系統理論雖然提供了一套自圓其說的觀察之道,面對不同層 次的問題,還是不可能一一解決o 譬如說,我們想要更具體的知道,科學如. 何在「組織」的面向上處理有關「價值」的爭議?社會科學家叉如何看待自. 己與「價值」的關係?這些老問題並末在「系統論」中得到滿意的答覆,而 且誠如哈伯馬斯對盧曼的批評,認為他的真理觀使得「真理的問題主觀化 J '. 「無法適當地提出賣然與應然、真理與妥當性之間的差異」. (Habermas/Luhmann , 1971 :221) 。若涉及科學家如何在實際行動中捍衛「真 理」的價值,或許還是重回到較古典的「行動論」典範較為貼切,下面我們. 便透過韋伯本人的經歷及其理論反省,來探討「價值問題」在「組織」和「個. 人主體」層次的意涵 o. 參、科學作為一套社會組織. 科學的「自主性 J. '在系統的層次表現為以「真理」作為溝通與交換媒. 介,而排除掉透過其他媒介來判別知識真偽的正當性;在組織的層次上,則. 是發展出「特化」的正式或非正式組織,以較有效率的方式執行科學的功能。 從歷史上來看,十七世紀的義大利率先創造出「科學社群 J (scientific community) 的雛形,但由於科學當時給一般知識階層的印象,r 既是一種道. 德和宗教上有潛在危險,在智力和美學上叉只屬於二流的運動 J (Ben國. David , 1989:93) ,不久,科學潮流從義大利消退,卻蔓延到英國、法國,英國. 2. 盧曼另有專書討論「風險社會學」相關議題,請參考 Luhmann. (1 991) ,而近來社 (risk society). 會學界相當關注科技本身帶來的風險,並已針對現代「風險社會 J 的性質進行廣泛探討,亦請見 Beck. (1992). ;顧忠、華 (1999) 。.

(10) 56. <台灣哲學研究〉. 皇家學會於 1662 年在倫敦成立,四年後,法蘭西學院在巴黎誕生,即連剛. 開始起步較慢的德國,也在 1700 年設立了柏林學院,隨著這些科學組織的 出現,科學研究的工作日益專門化,不過,. r 科學家」這個稱呼,據考證是. 直到 1840 年才第一次被正式使用。(周寄中 '1987:11). 早期的科學組織幾乎全是以自然科學的研究為主要任務,社會科學的專 業組織事實上到了十九世紀才逐漸普及起來,而誠如普羅克特所指出. r社. 會科學家宣稱他們的研究是中立的,乃是他們努力使其工作合乎科學的一部 份。但是將價值排斥在社會科學之外,也和學者們的分工愈來愈被局限到狹. 窄的專門、更專門的領域有關。 J. (Proctor, 1991 :66). 他繼續表示. r 若以為. 中立科學的理念之所以興起,只是單純想把物理科學的方法挪用到社會科學 上,那就錯了。...許多社會科學家主張科學的價值中立,並不是為了模仿自 然科學,而是正好相反:他們想要避免科學被不正當的勢力侵入. o J. (Proctor, 1991 :68)基於這個理由,他認為「價值中立」的命題特別在十九世紀 末引起激烈的爭論,實際上反映了知識與權力之間的緊張關係,. r 價值中立」. 代表一種自由派的立場,企圖回應當時政府、工業界、社會運動等外在環境. 對科學組織施加的壓力。被普羅克特用來作為例證的,是德國大學的理念與. 制度,以及韋伯在參與「社會政策協會 J (Verein fuer Sozialpolitik) 時所涉入 的「價值判斷論戰 J. (W erturteilsstreit) 。這一段歷史,正是「價值中立J (德. 文為Wertfreih帥,亦有譯作「價值自由」或「價值迴避 J )成為專有名詞的 濫觴。韋伯的論證在其後遭到不少誤解,並常被「簡略化」、「庸俗化」與 「極端化 J. 本文無意追溯「價值中立」此一命題錯綜複雜的「影響史」. (Wirkungsgeschichte) ,但試圖從科學作為一套社會組織的角度切入,探求韋 伯提出該命題的原始用意,是否除了方法論上的意義外,亦對學術組織應如 何處理「價值問題」有其見解。加上了這個層次的思考,韋伯「價值中立」.

(11) 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 57. 的命題意涵,遠超過「實證主義」比較狹隘的視野,而「價值判斷論戰」本. 身更是科學史的重要事件,值得再三玩味 o 我們下面先回顧十九世紀前後, 德國科學組織的發展概況。 和英國、法國比起來,德圓的科學發展遲緩很多,當萊布尼茲 (G.W. Leibniz) 出任柏林學院首屆院長時,學院的成員幾乎都是法國學者,但是到了. 十九世紀,德國的科學成就突飛猛進,一般將這種轉變歸功於 1809 年德國. 創辦了第一所新式大學-一一柏林大學 o (周寄中, 1987:9;. Ben-David , 1989:160). 短期間內,德語區的大學都仿效柏林大學進行了改革,而其中的關鍵人物則. 是洪堡德 (W.. von Humboldt , 1767-1835) 。洪堡德相信「學術是研究那些尚. 未被發現,而且永無止盡的知識 J. 因此大學必須享有充分的自治權,以確. 保「學術自由 J (Wissenschaftsfreiheit) 。在這種理念下,洪堡德強調「研究與 教學的自由與合一 J. (Die Einheit und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一. 方面提昇了大學教授的地位,同時採行了新的教學方法,重視學生的自由選 修,鼓勵師生獨立研究以及對學術方面的創新。(董保城, 1992 :4)這些措施. 有效地建構起執行科學系統功能的承載組織,大量地推廣了研究活動,並且. 由於大學之間的競爭,形成了一個允許人才自由流動的「學術市場J. 0 正如. 科學社會學家本戴維(1. Ben-David)所指出,代表德國當時之「科學共同 體」的,是大學間的聯繫網絡和不同研究領域中的輿論,而不是大學的實體O. 在「組織化科學」的形成過程中,這些非正式之專業網絡的興起,造成一股 壓力,. I 保證了由創造性研究的需要和潛力來引導學術的方針J. 0. (Ben-. David , 1989: 181) 不過,本一戴維進一步分析,洪堡德在構想、國家和大學之間的關係時, 不曾考慮過兩者會有衝突的可能性,因為柏林大學設立之初的「圓家J (普魯. 士)仍被視作具有一種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地位,而大學在國家賦予的特權 保護下,也似乎可以超脫於種種現實利害之外,兩者間只有分工,沒有矛盾。.

(12) 58. <台灣哲學研究〉. 當這種觀點站不住腳的時候,德國大學面臨著成為一般「公民社會 J. (Civil. Society)的一部份,就像它在英國、法圓的情況。 (Ben-David, 1989: 198) 問題 是,德國大學就像其他享有特權的社會力量一樣,拒絕承認必須隨著社會的 變遷調整自己的角色。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二十世紀初爆發的「價值判斷論. 戰J. 事實上不只涉及社會科學研究典範、方法論的路線之爭,它還反映了. 德國學術性組織(包括大學、學社及科學社群)對本身角色的自我檢討與重. 新定位。 '{賈值判斷論戰」的導火線,是「社會政策協會 J 開的年會,會議中菲利波維奇 (E. 的本質>. von. 1909 年於維也納召. Philippovich)發表了(國民經濟生產力. '主張「生產力」的概念既有經驗性、但亦有道德性的內涵,強調. 在衡量時,應該限定那些對「民生福祉」有貢獻的活動才有生產力,而不是. 連「為無政府主義者製作炸彈」的活動都計算在內。(Kaesl仗, 1979:187;. Proctor,. 199 1: 87) 韋伯和宋巴特 (w. S~血b組)、路尼斯 (F. Toennies)等人無法同意這 種帶有強烈價值判斷卻又以學術名義發表的論述,因此引發了激烈的爭執。 兩年後,協會移至紐倫堡召開年會,韋伯一開始便要求在議程中安排關於「價. 值判斷」之正當|生以及國民經濟學之科學性的討論,理事會隨後決議發函給 所有會員,請他們就四個主題提供書面意見: (1)道德倫理式之價值判斷在. 國民經濟學中的地位; (2) 發展趨勢與實踐性評價 (praktische Wertung)之間 的關係; (3) 經濟與社會政策目標應如何設定; (4) 方法論基本原則與教學任. 務之間的關係 o. 1913 年,有十四位協會成員表達了他們個人對上述問題的. 看法,這些意見書並結集成小冊子,準備在次年杜塞道夫年會中作為討論的 準備。韋伯這麼鎮而不捨地籌劃的公開辯論,終於在 1914 年 1 月 5. 日登. 場,但是結果只有宋巴特完全支持韋伯的論點,其他與會者的發言呈現分歧. 的狀態,無法獲致共識,最後韋伯竟憤而離場。但 oes巴, 1939:147)直到 1917 年,韋伯將他的書面意見改寫成〈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

(13) 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 一文,這整個「價值判斷論戰」才算告一段落。. 在這場論戰進行期崗還有一段插曲:為了推展「社會學」這門新興學科,. 韋伯和勝尼斯等人於 1909 年成立了「德國社會學社 J. fuer Soziolog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在成立宣言中強調這個組織將堅持「價值中立」的原則,. 拒絕任何實踐性的(倫理的、宗教的、政治的和美學的)目標,但是到了. 1913. 年,他卻因為自己感覺好像是唐吉訶德般,試圖貫徹一個根本「無法落實的. 原則 J. 而選擇主動離開了學社。 (Kaesl 仗, 1979:188) 韋伯之所以一再遭受挫. 折,卻始終如此執著,一方面當然是因為他相信「實然」與「應然」之間有. 一條鴻溝,而科學的任務是發掘真相,作出「事實判斷 觀的「價值判斷 J. J. '不能夾帶個人主. 否則知識的客觀性便缺乏保證。這些理由,在往後的二. 于詮釋中都有深入的討論,我們不擬重複,這裡注意到的是另外一個面相,. 亦即韋伯顯然對於德國的大學和學術組織在當時的作為和表現頗為不滿,甚 至於徹底失望,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筆者的推測是,韋伯對於. 1880 年代開始長達二十年的經濟學「方法論. 戰 J (Methodenstreit) 有過詳盡研究,他隨後在《羅雪和克尼斯以及歷史的國 民經濟學中之邏輯問題} (1 903-05) 、《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知識的「客觀性 J} (1 904) 兩篇文章中,希望為德國的歷史學派經濟學找出一條能脫離「歷史主 義危機」的路子,以避免經濟學知識淪為一時一地之政策思維的附庸。這就 是為什麼韋伯較為接近奧地利邊際效用學派的方法論立場,並且在社會學領. 域開創出他自己「成一家之言」的研究典範. o (顧忠華, 1998b) 但是,韋伯. 在實際參與社會科學的組織性活動後,發現德國的學術組織愈來愈無法承擔 重任,大學不再以「純」學術研究作為追求目標,卻成為教授們公然宣揚某 種政治好惡或意識形態(如「講壇社會主義」或「種族主義. J )的場所. I學. 衛自由」的根基日益被侵蝕。而大學外的專業團體,如「社會政策協會」、. 「德國社會學社」亦缺乏專業的自覺,不僅沒有為學術的發展提供助力,反.

(14) 60. <台灣哲學研究〉. 讓似是而非的言論不斷混淆了不同價值領域的界限。. 1909 年「社會政策協. 會」的年會,只是印證了韋伯的擔憂:德國在學術研究上好不容易建立起來 的優勢,眼看就要在各類學術組織無力把關,集體陷入科學的泛政治化、泛. 道德化、泛意識形態化而自我墮落。亦因此,韋伯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 值中立」的意義〉裡,首先便檢討了德國大學講堂中「價值判斷」充斥的怪 現象,他不能同意施莫勒 (G. Schmoller) 的看法,以為只要提供充分理由, 便可以在講堂上發表價值判斷的言論。施莫勒自己曾根據這個前提,公開宣. 稱「馬克思主義者和曼徹斯特學派同路人」不夠資格在大學任教,雖然施氏. 自己並未忽略了這些人的「學術」成就。韋伯反諷地表示,這樣下去,只會 讓大學成為神學院,而且還得不到宗教上的尊嚴。 (Weber, 1985:495)在文章 中,他覺得自己的要求其實很簡單,不過是希望研究者和教師能分清楚什麼. 是「事實 J '什麼叉是個人主觀滿意與否的「實踐性評價」。今天回頭去看, 當時德國眾多的學術領導者竟然無法做到這一點,只能說是受到「時代精神」. (Zeitgeist) 的蒙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韋伯提出了「價值中立」命題,他的意圖乃是想力挽 狂瀾,讓社會科學的科學社群回歸到正途,善用而非濫用「學術自由」。換. 句話說, I 學術自由」原本便是要讓研究者心無旁驚地專注知識的創造發明,. 即使在其後的發展中,各類學術組織的神聖光芒有所剝落,常無法自外於世 俗世界的衝擊,但是就韋伯看來,這時候更需要「價值中立」來力保獨立研. 究、不受學術以外其他價值左右的自由。這樣的「中立 J '為的是要實現「學 術自由」的原始精神,不口所謂「價值冷漠」毫無關連。事實上. 指涉的不只是學術的界限,也是學術的「文化使命 J. I 價值中立」. '它使得學術得以一方. 面根植於孕育出現代科學的文化傳統中,卻叉「保證它面對周遭整體的文化. 時有著批判的距離 J. 0. (Schlucht缸, 1991:123) 照帕深思的詮釋,. 因此可被理解為「科學家的自由 J. I 價值中立」. '也就是「在與學術相關的領域中服從學.

(15) 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 術價值」的自由, r 而不會受到其他違背學術研究或不相干價值之干擾 J. 61. 0. (哥|. 自 Sch1ucht缸, 1991:123) 進一步來說,任何一個學術組織,都應該有責任維護 其成員的這項自由,否則不官失去了集合這群科學家或教師的意義。. 德國大學可能偏偏缺乏這層反省。在俾斯麥時代,雖然自然科學有所進. 展,但是對人文和社會科學而言,則錯失了建立真正「自主性」的機會;尤 其在歷史主義、民族主義等思潮的籠罩下,學術機構不僅未為社會科學隔離. 出與周遭環境之間「批判的距離 J. Wissenschaft). 反而想要推廣「評價的科學 J (w侃侃de. ,企圖以教化方式來消謂社會衝突、平息意識形態爭執O. (Kaes1缸, 1979:189) 德國大學的這種保守性格,經過威廉皇帝到威瑪共和國. 都沒有大幅改變,甚至逐漸成為反猶思想和種族主義的傳播基地,任由右翼 勢力操縱。在納粹取得政權後,這些學術組織完全無從抗拒收編,本戴維 便尖刻地批評道:德國大學根本是「造成納粹接管的可能性體系的一個組成. 部份 J (Ben-David, 1989:203) 。德國的學術組織沒有體認到,在一個合理的「公 民社會」中,學術可以發揮積極的角色,但前提是要和其他價值分開來,而 不是自己跳下去趟混水;因為這會讓社會科學迷失在五花八門的價值迷陣 裡,找不到自己的認同,可謂得不償失。韋伯大聲疾呼「價值中立 J. '正是. 發出警訊,試圖扭轉學術組織的「異化」命運;但是當時的科學社群成員對. 此充耳不聞,接著到來的,是曼罕 (K. Mannheim) 形容為「意識形態普遍化」 的時代,任何形態的「中立」似乎都更難以維持。韋伯這種「自由主義」式. 的解決方案,對陷入意識形態對立衝突的德圓社會而言,顯得緩不濟急,社 會的大環境如此,韋伯期望學術組織能安於「為學術而學術 J. 自然便註定. 會落空了。 3. 3. 由於對納粹時期科學遭到利用的情形深惡痛絕,法蘭克福學派將科技與意識形態.

(16) 62. <台灣哲學研究》. 我們從德國的歷史教訓中,看到學術組織亦是社會組織一種類型,它在 目標設定和組織運作上,都會受到外在社會環境的影響。更廣泛的來說,科. 學組織和政治、經濟等其他社會組織存在著資源、資訊互賴的密切關係'不 可能孤立存在,但社會科學的知識既與意識形態或現實利益有可能掛鉤,如. 果相關組織還推波助瀾,很難不淪為其他價值的工具,即使到了今天,這種 現象仍相當普遍,只是在一個分化程度高的社會,學術組織的專業自主性提 高許多,採取「中立」立場的機會自然較大。普羅克特曾將「價值中立」比. 喻為社會科學的盾牌與劍,它一方面防衛著外來的干預一一如反駁那些認為 「社會學」乃是「社會主義」之一種形式的質疑;另一方面則可以用來主動 攻擊這些學科中受到「不合理之價值侵入」的部份,如社會達爾文主義、科. 學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等論述。 (Proctor, 199 1: 265) 當然,放到不同的社 會脈絡中,. ,.價值中立」要抵擋和要攻擊的對象可能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我. 們不必絕對化「中立性」的要求,但「價值中立」的命題仍然有超越時代的 啟發性意義,它提醒科學組織不要偏離了被賦予的丈化使命,才能得到社會 承認的正當性 o 從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政權垮台後,凡與意識形態有關的. 科學組織莫不跟著解散來看,誰能說「價值中立」沒有它的「效力」們不過,. 無論是在系統或是在組織的觀察層次,我們似乎都有將「價值」等同於「功. 相提並論,且在「實證主義論戰 J 命題,相關文獻請見 Adorno. (The Positivist Dispute) 中大力批判「價值中立」 (1976); Habermas (1968) 。作者認為,此一方法論觀. 點過於極端,有將嬰兒與洗澡水一起潑掉之嫌,哈伯馬斯日後也修改了他的看. 法,改採較溫和的立場,亦見 Habermas (1 982) 。 4. 以納粹德國及斯大林統治下的蘇俄等地的學術研究為借鏡,可以警覺到「中立客 觀」經常被用來作為「偽科學」的面紗,納粹的種族優生論便是著例,一些充滿 意識形態的論述若是披著「中立」的外衣出現,更能夠達成將科學作為工具來利 用的目的。藉此我們亦可看到「價值中立」的兩面性,至於如何判別其對錯,往. 往必須待歷史來決斷,畢竟「偽科學」或「備中立的科學」常在支撐的權力瓦解. 後,其「真相」才有機會被一一揭露。.

(17) 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的. 能」的傾向,惟有在個人層次,. I 價值」的「倫理」意涵可以特別突顯,這. 也是韋伯「價值中立」命題的重要面向,我們應給予同樣的重視 o. 肆、社會科學作為一種個人的志業. 在有關「價值」的理論討論中,常會陷入「客觀說」和「主觀說」相互. 對立的膠著狀態,因為當價值指涉到個人的好惡與選擇時,它很明顯地是主. 觀上的判斷,但是當價值表現為某種人們所追求的質素(自由、平等、博愛). ,. 或是代表某些可欲的理念(真、善、美) ,乃至用來形容有特定功能的行動領. 域(政治、經濟、宗教、科學、藝術)時,似乎它叉是超越於個體之上,具有 客觀的內涵。有不少人指出. I 價值」這個概念最早是被運用在經濟學中,. 譬如「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便是相當流行的術語。而古典經濟學主張 的「勞動價值說 J. 即試圖從客觀的勞動時間換算出商品的價值(價格)。不. 過這種觀點無法解釋為什麼市場上的價格常常不等於商品的這種「客觀價. 值J. 亦因此,在邊際效用學派提出「主觀價值說 J. 能夠透過對商品供需. 的分析來計算市場價格後,經濟學家幾乎完全拋棄了「勞動價值說 J. 使得經濟學成為最徹底應用「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 J. '這也.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的社會科學。 (von Mises, 1991) 經濟學以一切回歸個人一一尤其 是最理性的「經濟人」. 解決7 它的大半煩惱,在社會學領域,雖然也可. 以作同樣的預設,如韋伯便一再宣稱真正在行動的是個人,不是組織、更不 是任何群體;但是實際上社會學的觀察對象主要環繞著人類的集體生活秩. 序,因此就算出發點是「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J. '最後總是會觸及到客觀存. 在的社會規範、或涂爾幹所謂的「集體意識」。韋伯在處理「價值問題」時,. 並沒有完全採取「主觀說 J. 而是加進了「文化」這個向度,適足以說明他.

(18) 64. {台灣哲學研究》. 不願將價值化約成純粹個人的主觀選擇,因為即使在個人選擇職業的行動 中,他都有可能受到基督新教倫理的影響,將世俗的職業視作為帶有神聖意. 味的「志業 J (Beruf '或譯「天職J )。 韋伯並沒有建構一套有系統的「價值理論 J. (Werttheorie). ,他的《科學作. 為一種志業〉、〈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兩篇演講稿,卻被公認為是分析現代 社會「職業倫理 j. 最重要的文獻,尤其他所提出的「責任倫理. (Verantwo加ngsethik)/信念倫理 (Gesinnungsethik) J 概念,更是不斷地出現 新的詮釋,並用來重新砌起他對「價值問題」的理論性架構。(Schluchter,. 1988). 我們或許可以說,韋伯那些有關社會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價值中立」 等方法論的論文,其中若干論點難免過時,不一定能夠引起共鳴,但是他對. 現代人應如何獻身於「志業」上的刻畫 IT '的確是擒炙人口,令人難忘 o 呂維 特征. Loewith)對韋伯的論點作了整理,他寫道:. 在(科學作為一種志業〉中,韋伯關心的不是以邏輯、認識論 或方法論形式呈現的哲學問題,他想到的是成為一種專業的科. 學。".在這科學的領域裡'無論你想要達成任何目標,都得先 成為擁有特別精確和專門知識的專家,不管這類瑣碎的事實有. 多麼地枯燥和無意義。不過,科學的專業化並非讓科學變成數 學計算般的重複練習,有生產力的科學需要的不只是系統性的. 「工作 J. '也還期待得到「靈成 J. 。這不是可以強求的,而且. 如果沒有長期的驅釀也不會出現。...第三項特質則是對問問題. 的「熱情 J. '因為一個問題被提出來的方式往往預先決定了方. 法和結呆。. (Loewith , 1989: 138). 工作、靈感與熱情,這是韋伯認為一個人以科學作為精神上的「志業」.

(19) 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的. 時,所需要具備的「人格特質 J. '. I 人格 J (Persoenlichkeit)是韋伯思想及學. 說中的核心概念,構成了他對現代人與其志業之關係的觀察重點,不過和他. 對「價值」的看法一樣,韋伯自己並沒有提出過完整的「人格理論 J. '必須. 從他不同的文章中,將有關「人格 j 的片段加以組合,才能窺知韋伯在運用. 此一概念時的一貫想法。 (Schluch肘, 1988:170)基於題旨範圓的限制,下面只 探討他論及科學時,如何在「人格」及「價值」之間建立起密切的連繫,並. 藉以分析在個人層次,一位科學家一一特別是社會科學家一一與價值之間究 竟具有那些關係'他的選擇空間有多大,而不同選擇的後果叉會是什麼? 如前所述,韋伯並不將「價值」完全歸諸到「主觀」的範疇,在他眼中,. 「價值」是和「文化」分不開的. 我們會將經驗到的「實在」看作「文化 J '. 是因為我們把它和「價值理念 J (Wertideen)關連起來,惟有透過這種與價值 的連繫,我們才會覺得什麼是「重要」、「好」、「有價值的 J. '也才可能. 做出「選擇」。但是另一方面,我們每個人都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在一個 特定的文化中出生、成長、學習這個文化的語言、規範與行為模式,這使得. 我們成為「文化人 J. (Ku Iturmensch). ,並且對周遭的事物都會採取一種立場. (SteIIungnahmen) ,而在每一個立場的背後,必定了合蘊了門賈值J. 0. (Weber,. 1985:175)換成現代社會學的術語,這表示我們的意識與行動,莫不是「社會 化」的結果,我們對自我和對外界的評價,常常反映了「參考團體」的標準 o 只是對韋伯而言,我們一旦有意識地採取了一種評價的態度,這種「價值判 斷」便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這時候一個人的「人格」便有可能浮現出來。 他甚至承認. I. IF 人格』中的那些最內在的因素,那些最高和最終的價值判. 斷一一正是它決定著我們的行動,並賦予我們的生命以意義 覺得它是『客觀上』有價值的。 J. (Weber,. 可以讓我們. 1985:152)韋伯堅持的是:我們日. 常的行動和決策即使充滿了價值判斷,或我們對一個人以「人格」的尊嚴來. 維護某種價值,給予支持和肯定,但是對任何價值之「效力 J (Geltung)1J日以.

(20) 66. {台灣哲學研究》. 判斷,則絕非科學所能處理。呂維特指出,韋伯深切地感受到,在「理性化」. 快速進展的現代世界裡'價值判斷很難再由什麼超越個人的權威來保證, I 我 們最終決定的價值判斷既無法在傳統中找到支柱,也不可能聲稱有科學的基. 礎;不管我們喜歡與否,價值判斷純粹成為個人的抉擇。 J(Loewith ,. 1989:145). 整體而言,價值判斷有它不可或缺的作用,包括塑造能為志業獻身的「人格J'. 不過這個當事人如果選擇了科學作為他的「志業J. '那麼「價值中立」便是. 他從事專業工作時應有的態度,因為他必須節制自己的主觀立場,方才能夠. 真正實現他所追求的「真理」價值。 就在這層意義下. I 價值中立」可被理解為科學領域的倫理準則,它一. 方面來自於清明的思想,知道事實和價值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範疇,因此在研 究事實時,不會讓主觀的價值判斷影響了自己的專業判斷力;它另一方面代. 表一種自律精神,不會輕易想將自己的好惡強加在他人身上,尤其當自己披 上科學家或教師的外衣,取得了一定的權威地位,這時候反而更要小心'避. 免誤以為必須在學生或公眾面前表達自己的價值判斷,才算是有「人格」 韋伯曾多次駁斥這種想法,他在< I 價值中立」的意義〉一文裡,特別說明 「人格」不是用有意展示自己的 If固性」可以獲得的,相對地,在公開場合 沒有表現,並不會減損「人格 J. 0 他接著表示. 1- If人格』不是刻意去追求. 就會有的東西,可以得到它(還不一定! )的唯一途徑,乃是對「事理J. (Sache). 毫無保留的獻身 J (Web缸, 1985:494) 。這和他在〈科學作為一種志業)中, 強調「在科學領域裡,只有純粹為 r 事理』獻身的人,才有『人格.JJ. !. J 的. 說法一致。我們可以了解到,韋伯真正在乎的,其實是「就事論事」的工作 態度,不過這種「工作倫理」的根源,還是回到對價值的選擇,以及願意為 實現價值所付出的熱情。漠里希(D. Henrich) 便曾順著韋伯的理路,認為「出. 於熱情在做決定的人,便有人格 J (Schlucht缸, 1988:167) ,我們如果配合前面 提到的學術專業三要素(工作、靈感與熱情). ,事實上不難發現,韋伯不只.

(21) 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的. 要求科學家具有「目的理性 J (Zweckrationalitaet) 的處事能力,以便有效率 地完成份內的工作,他可能更著重「價值理性 J (Wertrationalitaet) 帶來的動 力,而這兩種行動取向可以統合在「人格」的概念之中,成為現代科學家專 業形象的一個構成部份 O. 從本文題旨衍生的問題是,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的「志業」是否會. 有不同?理論上看來,兩者對「工作倫理」的要求,並沒有質上的差異,但 涉及到「價值中立」的實踐程度,可能會出現相當的落差 o 舉例來說,韋伯. 當初有鑑於德國的經濟學負載了過多價值判斷,因此才開出「價值中立」的 藥方,而他曾經做過一個比較,認為對那些在講堂上高談闊論自己的價值判. 斷,並且表現十分激動的人,學生們反而很容易分辨何者屬於他的主觀意見, 不見得會受到影響。必須提高警覺的,反倒是那些對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 都以同樣冷靜的語氣來處理的人,讓學生很難發現他是否夾帶了主觀的偏見. (Weber ,. 1985 :4 90) 。類似的情形可能發生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比較上,. 自然科學的專業和一般人關心的生活問題離得較遠,一位物理學家如果發表 對經濟問題的意見,不太會被特別重視;但相對的,一位經濟學家如果評論 社會現象「應該」如何如何,即便他不是該領域的專家,他的發言內容被聽. 泉接受的可能性則提高許多。社會科學既然極易跨越專業的領域,現實中叉. 沒有可以明確區隔「實然」與「應然」的客觀界限,在很多時候往往會產生 一種期待,以為憑藉著「科學」之名,可以對不同的、甚至相互衝突的價值 做出應然的評價。韋伯基本上不認為這是社會科學的職責範圍,不過對他來. 說,社會科學越界的可能性實在太大,他只能盡他所能,扮演起「烏鴉」的 角色,希望事態不致過於嚴重,連帶地使社會科學知識的「客觀性」都遭受. 根本質疑。 5. 5. 對於韋伯的詮釋還有相當大的空間,如大陸學者楊心恆/玉興周(1 992) 借用韋.

(22) 68. <台灣哲學研究〉. 當然,韋伯對社會科學的診斷,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 9 或許不再完. 全適用,但就如最近所謂「索可事件 J. (Sokal Affair)引起的議論,顯示一個. 論述如果沒有「事實J 作為根據,那麼各種建築其上的價值判斷很有可能根. 本站不住腳。索可所製作的「膺品論文J. '能夠讓不少人文社會學者信以為. 真,社會科學有必要視作一種警訊,來反省是否在「知識品管」上出現了疏 漏。 6至於這和韋伯「價值中立J 命題所存在的關係'則不妨說科學知識的「客 觀性」總有一個底線,不太可能被完全「解構」或「取消 J. '韋伯以「價值. 中立」為手段,欲捍衛的也是社會科學之所以能被信任的、起碼的「客觀性 J ' 如果一切流於主觀認定,那麼科學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性,因為它的功能就 像在前現代的社會般,是可以被宗教或常識所取代的。. 不過,相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因「索可事件」而受到的窘迫,自然科學也 一樣面臨不少新的質疑,因為人類經歷各種自然生態的浩劫、核子戰爭的威. 脅、以及科技風險的恐慌後,已不再盲目地崇拜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如果仍 然以缺乏反省的態度對待複雜的價值問題,未免太忽視了歷史的教訓。以普. 伯「價值中立」的命題,來要求學術不受政治及意識形態干預,而近來大陸對韋 伯方法論的理解則增加了相當的廣度與深度,請見 Weber著,韓水法/莫茜譯. (1 998) 。香港學者阮新邦 (1997. ;. 1999) 則引申哈伯馬斯的批判理性觀 s 主張研究. 者可以採取「強烈價值介入」的角度. I 雙向」地理解社會現象,並認為這不違. 反韋伯所說的「價值相關性 J (即「價值關聯 J )。這顯示詮釋本身皆有其時空背 景及價值取向,本文亦指出,韋伯方法論的「文本」和他當時的處境有關,過於. 「絕對化」或「相對化」都無法妥當地理解其原意。或許理想的方式是,個別詮 釋者都能先以曼罕的知識社會學觀點 9 掌握到「丈本」與社會情境的聯繫,以建. 立起起碼的共識,但每位詮釋者仍保留一定的自由度,來依自己的「價值關聯」 提出論述,而不必強求詮釋上的「定於一 J 6. 0. 所謂「索可事件」乃因紐約大學物理教授索可 (Alan. Sakal) ,以一篇刻意做假的. 論文向 Social Text 雜誌投稿並獲刊登,他再為文揭露自己論文的錯誤,來突顯. 提倡「後現代主義」或新興「科學研究」者的盲點,從而掀起一場「科學」與「人 文」間的論戰,相關介紹請參閱《當代》第 126期(1 998.2) 之(科學霸權﹒挑戰. 與反擊〉專輯,及林孝倍 (1997) 。.

(23) 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 69. 羅克特的話來形容,僵化的「價值中立」教條,像是一面破綻百出的盾牌,. 愈來愈擋不住猛烈的批判,畢竟不少科學家(包括索可本人)並不是沒有反. 省到,所有的科學研究都是在社會脈絡下進行,一個「真空式科學」的想像 是站不住腳的。處於今天的情境中,韋伯的「責任倫理」概念或許可以帶給. 科學研究工作一些啟示,讓科學家們認真考慮、科學對社會的義務與責任 o 換 句話說,. ,.價值中立 J 的原則本身不是絕對的判準,它必須被放在「責任倫. 理」的框架中重新詮釋。雖然科學家的角色不像政治家一般,會被課以為決 策負起責任的倫理要求,但他的專業倫理應該包括某種類似醫師、律師等行. 業的「信條 J. 有一種最低限度造福人群的責任感,而「價值中立」並不能. 用來作為卸責的理由 o 我們很難想像,今天還有人敢如法泡製納粹的「種族 科學 J. 宣揚這是「中立客觀 J. 因此可以接受「種族滅絕」的作法。這類. 極端的例子,適足以說明「價值中立」的兩刃特性:為了給予「真理」適度 的客觀保證'我們不可能否定這項命題,但在實現它時,叉不能不防備它解. 除了所有的價值和道德防線,其間程度的拿捏,比擬起韋伯所描述一個政治 家對「責任倫理」的種種衡量,可說雖不中亦不遠矣。 當然,社會科學家受到價值問題的困擾遠較自然科學來得大,這是不易. 改變的狀況,不過社會科學家的角色本來便可以有所不同:一方面社會科學 家或許在論述上無法完全截斷價值與事實的混淆,這時候比較重要的,是採 取一種有意識的「超然」態度,方不致於讓科學淪為其他價值的附庸;另一 方面,社會科學家對於「責任倫理」的自覺度與敏感度,通常較為強烈,若 社會科學家透過溝通與論述,能令自然科學家接受「責任倫理」的規範,整. 體「科學社群」對人類的貢獻,必將更受到世人肯定。總之,科學離不開社 會,也對社會有一份應盡的義務,. ,.責任倫理」則是章伯所推崇的一種「人. 格」特質,在這種責任感的敦促下,. 也不是「面具 J. ,.價值中立」既不是「迷思 J. (myth) ,. (mask) ,它的正當性是聯繫於其他的條件的(亦即為維護「真.

(24) 70. <台灣哲學研究》. 理」的價值而有其必要). ,如果過份地誇大其絕對性,反而會損害到科學本. 身的信用。尤其對社會科學家而言,他研究的對象和過程時時刻刻與價值為. 伍,. I 價值中立」的命題,比在自然科學中有著更積極的意義;但是,. I價. 值中立」本身不是目的,儘量追求客觀的「價值分析」、「價值詮釋」和「價. 值討論 J. '都超越了好惡分明的門賈值判斷 J. 構成部份,我們甚至可以引申. 式之一!. 因此是社會科學知識的重要. I 價值批判」未嘗不是韋伯能接受的知識形. I 價值中立」不見得要像緊誼咒一般,限制了這類批判性知識成為. 社會改革與進步動力的機會 o. 伍、結論. 本文從三個層次處理了「價值」和「科學」之間的關係,我們想知道: 科學作為一個社會系統、作為一套社會組織、和作為一種個人的志業時, I 價 值」分別扮演了那些不同的角色。另外,我們視社會科學為科學系統中的一 個次系統,探索社會科學是否在「價值中立 J 的問題上,和自然科學有明顯. 的「差異」。總的來說,在系統的層次,. I 真理 J 的價值既是科學系統自我. 認同的構成要素,亦是社會中「特化」的科學溝通之「象徵性交換媒介 J 根據系統理論的觀點. I 價值中立」歸根究底是科學「觀察」的問題,無論. 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在「自我再製」其元素時,. I 價值中立」都可看作是用. 來區分系統/環境之界限,以及辨識知識之「真值」的一項運作規則,只不 過所謂的「真」或「不真 J. '本身即充滿了「恣意」和「不確定性 J. 對盧. 曼而言,這種「不確定性」並不會阻礙科學系統的演化,相反地,存在著不. 斷自我更正的可能性,正是科學系統的「價值」一一或「功能」. 所在。. 在組織的層次,我們回顧了科學組織取得「自主性」的發展過程,其中 德國大學以「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作為組織原則,可算是一項突破。.

(25) 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 可是三十世紀初期,也是在德國出現了激烈的「價值判斷論戰 J. 71. '其中韋伯. 乃是關鍵人物,他鎮而不捨地堅持「價值中立」命題,甚至不惜與自己參與 的組織決裂,而這其中涉及的不只是社會科學的方法論,還包括了韋伯對當. 時德國學術組織的診斷,在他看來,組織不能負起把關的責任,使得「學術. 自由」遭到了濫用。這種「價值不中立」所引起的危機,日後有戲劇性的發 展,也使德國的科學研究受到長期的創傷 o r 價值中立」命題雖然看似抽象, 但在維護「學術自由」上,應該仍有其重要的啟示 o. 第三,在個人層次,我們藉由詮釋韋伯(科學作為一種志業的著作〉 希望對 r l'賈值」和「人格」的關係有所釐清。我們發現,韋伯並沒有任何一 絲念頭,要科學家「放棄」價值判斷,因為科學家必定是「文化人 J. '對周. 遭事物一樣會採取立場,而且價值判斷甚且是構成「人格」的核心要素 o 只 不過在韋伯的理想中,這個科學家,特別是社會科學家的「人格」特質,正 好就有高度的自律精神,不會刻意混淆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 O 我們認為,即. 使在今天,一般的學術訓練不再那麼重視「人格」的規範,不過,當我們思 索韋伯如此強調科學家的「熱情」時,他的話仍是令人縈迴不己,亦因此, 韋伯應當也不反對社會科學家以「價值批判」來針眨社會,像他一樣扮演起. 知識份子的角色。 本丈分別引用了系統論與行動論的觀點,乃是企圖反映價值問題的多面. 性與複雜性,經過上述三個層次的分析後,我們關心的焦點集中於社會科學 如何實際地面對價值問題。本文的立場是一種修正後的韋伯式觀點,亦即主 張社會科學不論在系統、組織或個人的層次上,都有必要強調科學乃是社會 的產物,任何科學的決策都像政治決策般,不僅會影響到公共的福祉,有時. 甚至成為「風險」的來源,因此將「責任倫理」應用到科學的領域,乃是科 學家無可迴避的課題。基於此,. r 價值中立」若成為麻木不仁和推卸責任的. 一種藉口,那麼已缺乏韋伯當初宣稱的正當性,所以在新的社會條件下, r 價.

(26) 72. <台灣哲學研究〉. 值中立」原則必須被重行詮釋,才足以兼顧到科學本身的演進與科學對社會 的責任。. 最後必須指出,本文如此強調科學的社會責任,與系統論的理路不盡 相合,我們的考量是:盧曼在認識論上的貢獻即便相當出色,但若取消了個. 人的意志與行動在科學中的作用,. r 真理」的探討有可能喪失其嚴肅的實質. 內涵,成為純粹形式的邏輯遊戲,這也是盧曼的分析固然精彩,但哈伯馬斯. 卻深感憂慮,而大力反對系統論「去人化 J (De-humanisierung) 趨勢的理由。 事實上,我們更為欣賞章伯的「志業論 J. '因為回顧科學的發展史,科學歷. 經艱難才從封建權威中解放出來,獲得了自由,但正如所有的自由一樣,自 由同時意昧著責任. 尤其是「公共的」責任. 赫特所警告,變成另一種「渲染神化 J. (Aufklaerung). 0. 否則,科學將可能如施路. (Verklaerung). ,而非真正的「啟蒙」. (Schluch尉, 1996:35) 遙想韋伯當時以無比的毅力,一再要求. 將「價值中立」的議題提到公開場合辯論,便是意識到「價值問題」終將回. 歸到每一個學術工作者,也惟有科學家自己深切體認並「內化」這套倫理準 則,學術界的「自律」才有可能成立,這對於台灣今天的學術組織和學術人 來說,應該亦有一定的參照意義!.

(27) 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 73. 參考文獻 林孝信. (科學與人文的另種對話系列卜幻,. 1997. <新新聞}. ,第 548-5 期。. 周寄中. 1987. <科學殿堂里的共同體}. ,北京:人民。. 阮新邦. 1997. <批判理性、社會實踐與香港困境}. 1999 (. 'NJ(USA): 八方文化。. I 價值相關性」、「強烈價值介入論」與社會科學中國化的規範. 基礎>. '. <社會理論學報}. ,第2卷,第 1 期,頁 105-137 。. 董保城. 1992. <德國學術自由之研究}. ,台北:東吳法律系。. 顧忠、華. 1994. (溝通行動理論與系統理論卜原刊於《中國社會學刊}. 現收錄於顧忠華,. 1999 ,. <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實踐}. ,第 14 期,. ,頁 82-123 。. 台北:允晨。. 1998a. (巫術、宗教與科學的「世界圖像」一一個宗教社會學的考察> 見顧忠華,. 1998b. 1999 ,. <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實踐}. 0. (孔恩、韋伯與社會科學的典範問題一從經濟學史的「方法論戰」. 談起>. '原刊於〈當代}. 會學理論與社會實踐}. 1999. ,頁274-305. '. ,第 132 期,現收錄於顧忠、華,. 1999 ,. <社. ,頁 174-203 。台北:允晨 o. (風險、社會與倫理卜《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 5期,頁 19-38 。. 顧忠華/湯志傑. 1998. (社會學如何啟薯? --評介盧曼的理論發展> 洲社會理論}. ,台北:中研院歐美所. o. '見黃瑞祺(編),.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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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76. <台灣哲學研究〉. The Problem ofValue in the Social Science Chung-Hwa Ku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 problem of value" in social scienc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 accordingly , the paper has three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we introduce the system theory of Niklas Luhma阻, who describe the science as a “ meaning-using" system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 truth" is nothing but the “ generalized communicative medium" in the science system. In his view, the problem of value can be solve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 autopoiesis" within the science system, in which the system is able to “ reduce the complexity弋 and transfer the internal problem to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the second part, we focus our attention on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the German university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history of “ Verein fuer Sozialpolitik" would be took as exempla. Our purpose is to illustrat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 Werturteilstreit" and the context of Max Weber's famous postural of “ value-free science".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paper, we re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of scientist and the “ ethic of responsibilit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value-free principle can be fully justified only if we connect it an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science more closely, otherwise the “ neutrality" of science - especially of social science - would sometimes became the excuse of irresponsibility. Keywords: value , value free , science system , scientific community, personality, ethic of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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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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