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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去去去-六、七○年代海外女性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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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去去去——六、七○年代海外女性小說

「任何想尋根的人,應該去種樹算了。」——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 「我不是不快活,只是不是快活。」——吉錚<會哭的樹>(1965) 海外文學是六○年代至七○年代台灣文壇裏異軍突起的文類。它的崛起和 發展與台灣戰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有密切的關聯。在高壓統治和文化斷層 的局勢中,許多知識份子莫不以出國深造為改善處境的方法。緊張孤懸的國際地 位及貧窮低落的國民所得更助長社會上崇洋的風氣,視移民--尤其是留美--為飛 黃騰達的捷徑。考上高等學府,特別是台大,不僅掛上躋身社會菁英的告示牌, 亦為將來出國增添許多籌碼。「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這句流行 的口號,不只說明台灣社會數十年來的價值標準,也變為招攬學子的生意廣告, 更成為揶揄嘲諷、甚至民族主義式的攻訐罪狀。 正因為功利性地簡化為成功的象徵,或是道德性地放大為家國問題,出國 的其他複雜面向往往被忽略。六、七○年代的留學潮,除了是中國現代化運動裏 留學熱的持續延燒,還是四九年大陸移民潮的遺緒。這一波出洋菁英群不管是由 大陸遷台,或土生土長,都在台灣接受高等教育的洗禮,不啻是戰後台灣與其他 種族文化接觸互動的先鋒,海外文學自是其間的記錄省思。評論家對海外文學裏 敘述種族衝突或民族存亡(如保釣)等議題素來關心,研究焦點側重於劉大任、張 系國和白先勇等男作家文本。但對於出國者個人的處境, 尤其是女性, 的討論 較少。 有鑑於此,本篇論文將逕由文本中呈現的女性個人問題切入,旁及女性在 新環境裡與舊族群的互動關係。移民,既是自主的個體,亦是文化、性別和階級 的代理。跨界的主體,究竟能自由來去兩個文化版塊之間,開創第三種空間?或 是陷於鴻溝之內,進退維谷?我將先釐清幾個常見相關的詞彙概念,思索這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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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遷移對女性主體--尤其是女留學生--的意義,到底是移民?放逐?旅行?抑或是 族群散居?由於海外文學在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後政治性轉強,而於八○年代蛻 變為建構華美身分的移民文學,本文的研究年代主要鎖定於六○年代,當故國身 分仍是重點時。藉由吉錚,於梨華、孟絲、聶華苓與叢甦的早期小說,探討台灣 女性知識分子在遷徙過程中的個人選擇、處境與困境,在新舊社會環境融會下個 體與社群產生的特殊變化。 在切入本文主題之前 我們必須先比較幾個牽涉到去國離家的批評詞彙,包 括移民(immigrate)、旅行(travel) 、自我/放逐或流亡(self/exile)、族群散居(diaspora), 以便更貼近六、七○年代的留學意涵。移民,是一個比較主動的字彙, 移民者 揮別故居, 嚮往在新地方建立新家園 ,心懷拓展希望。戰後第一批出國的留學 生們,雖然多半在學成後選擇居留,但是失落徬徨、戀土懷鄉。所以留學固然是 移民的一種,卻與移民的原意不甚相同。留學與旅行在形式和意義上也有若干雷 同。留學生出國習藝,返國服務,猶如踏上智慧與財富之旅,與旅行的本質--「獲 得」--不謀而合。兩者皆由來去之間,進行知識、經濟與文化資產的交換提升。 所不同者,旅行的過程是變動的、暫時的,旅人的出發點與回歸地都是「家」; 但是六○年代的留學生儘管懷著學成歸國的理念短期離家, 最終卻選擇留美, 尤其是本篇討論的小說主角。因此,她們雖與旅者一樣, 具備「獲得」的進取 心與行動力,卻與旅人的際遇迥異。 相較於較為積極、樂觀的移民和旅行,放逐這個較悲情的概念最普遍地用 來詮釋六、七○年代的留學生現象。若依據康明斯基的界定,就外緣背景來看, 除了遭政治迫害者及其受波及的親友(如聶華苓),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是否稱 為流亡者似需斟酌;就最關鍵性的文本內容而論,以留學生文學中瀰漫不去的思 鄉、尋根愁緒判斷,族群散居應是理解這時期的海外小說較為貼切的概念。 克里佛認為,族群散居的經驗對女性而言,可能強化也可能鬆動原來性別 的劣勢。往好處看,保持與祖國、親友、宗教文化傳統的聯繫雖然是她們可依恃 在僑居地生存的資源,卻也不無重覆父權結構之虞;另一方面,新環境雖然充滿 敵意與艱難,新的角色和需求、新的政治和個人空間卻也可由族裔遷移的交互活 動而打開。往最壞處看,「女人的經歷也許是雙重痛苦——既為寄寓時物質與精 神上的不安全所苦,同時又要應付新舊父權制裏要求的家庭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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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綰來說,族群散居之異於「旅行」的短暫,「放逐」的個人取向,正因 為牽扯到定居與社群的問題,雖然先決條件皆是移動與跨界。六、七○年代的台 灣女留學生,始則是具有追尋、冒險精神的行動主體,卻在學業結束、選擇居留 後變成族群散居者。由行者到散居者,異國的「家」結構與文化,對於這些女性 菁英究竟產生何種影響? 不管是吉錚、於梨華或下節將論及的叢甦,甚至稍後出國不在本文討論範 圍的歐陽子、陳若曦和李渝,她們皆出身台大(孟絲則是師大)。她們筆下的女 留學生亦有類似背景。這些在台灣社會的金字塔頂端的菁英,到異邦之後,因種 族衍生出的經濟弱勢,使她們階級下降,成為打工洗碗的雜役。忍受「研究生」 與「洗碗工」的複合矛盾階級身分,歷盡萬苦拿到學位後,卻往往走入家庭,為 丈夫的事業成功默默付出。 留學生與全職主婦這兩種不同特質與身分的衝突成為她們痛苦的來源。留 學,是女性旅行的一種模式,亦是在某些特定歷史與社會語境裏認可的改變的手 段,尤其是戒嚴時期的單身女性。所以如果我們由旅行的角度審視,留學不啻為 某種歷險與開拓,理論上將允許「女性旅行者從男性文化裏客體傳統位置上移 走,而她活躍的經歷駁斥了男性在外在世界行動而女性限制於家庭空間的基礎對 立。她的旅行的隱喻不只銘刻女人在世界裏的位置,和性別化的空間次序,女性 旅行的比喻是重構世界意義的敘述。」但實際上,她們旅行者的身分在結婚後進 入族群散居狀況時中止,她們原有的菁英和旅者的能動性與自信心也受到考驗。 「美國化」的新身分——郊區家庭主婦,即使是中產階級,一樣抵銷她個人的成 就感。她們呈現於文本中的「不快活」,嚴格看來,非來自種族歧視或文化適應 不良,而是適應美國的另一父權文化後,固定了她們原來的不穩定、曖昧性的發 展可能。因此,寫作,讓海外女作家們有回「老家」的感覺,回到根源,回到舊 的自我。記憶她們最有價值的部分,她們的才華,以及她們青春時期追求嚮往的 美夢。重新肯定自己為創作的主體,而不僅是某個白人社會的邊緣家庭裏,某人 的妻子和母親。 散居客的「生根」需求會凝聚出社群意識,仿製出老家文化。通過歷史性 的想像聯貫,在抗拒新環境的劣勢現狀時不失歸屬,在被異族收編整合的危機中 有所憑藉。對於一個在現代文明裏節節敗退、烙印無數羞辱經驗的民族成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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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言,「古老的」文化更是維護種族與個體尊嚴的有力防線。所以一旦女性散居者 進入其原生語言記憶社群的共榮圈時,她亦難逃舊有性別模式與價值的規範制 約,不管在現實層面或文學表徵上。 深諳此理,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一九七○)索性一併叛離家國,不 斷在奔行踰界中規避律法束縛。除了逃亡,死亡是另一種解脫的方式。叢甦的< 癲婦日記>(一九六七)擇取更加決絕的悲劇性越界。<癲婦日記>藉現代主義 與存在主義互文<狂人日記>,將中國現代小說衍伸成海外文學;以來去間流離 失據的散居女性,終結憂國的根本「大」業。八○年代以後,美華文學逐漸蛻變 為華美文學似乎早有跡象可尋。 女性在中國現代留學潮中,並未缺席。戰後第一批出國渡洋的台灣女留學 生,孤身上路,忍受經濟、社會與學業的多重阻撓,取得學位並立業成家,告慰 隔海親友。幾番艱辛,她們終於解除了國共爭戰下的政治威脅和輾轉顛沛之苦。 她們選擇進入散居階段,享受自由穩定的生活。未料辛苦經營出來的家園卻局限 住原本的雄懷遠志,曾經崢嶸漸褪為成功男人背後的身影。家庭與社區的力量帶 來支持及安全感,也形成某種壓制,是女性散居經驗裏複雜難解的雙重能源。但 是在女性主義尚未形成系統化論述之前,她們甚至難以解釋身為郊區少婦之怨。 在得失損益的張力中,女作家在書寫中尋找最珍貴的舊我,將散居狀態中 的困境再現,見知中文世界裏的知音。女性個人的「不快活」固然不見警示之效, 無從冷卻台灣幾十年來的出國熱潮。相較於海外文學裏探討種族衝突和文化尋根 的主題,亦鮮見等量的重視。畢竟對台灣而言,值得關注的是民族前途,而非出 走的個體。來來來,去去去中,女性的空間跳躍到底在性別次序中斬獲轉化了什 麼?應該是我們可以再深入斟酌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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