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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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大文史哲學報臺. 灣. 大. 第七十五期頁35~86. 2011年11月學. 文. 學. 院. 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 ∗ 劉. 祥. 光∗∗. 摘要隨著科舉考試的的施行及與印刷術的推波助瀾，宋代書籍的數量與日俱增。其中「時文」的刊行蘊含多重社會意義：官方出版品象徵模範的宣揚；書商有時違法刊刻，透露這類考試用書的商機甚大。而學子競相購買，則顯示其對於求取仕途的渴望及為學態度。至南宋中後期，書坊轉而請士人或士大夫選文，利用這些人的知名度，推廣其銷路。不僅如此，南宋後期，個人的時文冊子也出現了。考生利用時文冊以為投贄之用，冀求通過考試。本文試圖經由分析「時文」編寫、刊印的過程，認識科舉制度與考試書籍出產的關聯，同時明瞭時文在宋代社會的重要性。. 關鍵詞：宋代科舉時文書坊印刷術. 100.02.15 收稿，100.04.21 通過刊登。 ∗ 筆者特別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的建議與修正意見，減低本文不少錯誤，也使其中的論點更具體與完備。本文初稿發表於“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Print Culture in China”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2005），會中得 Michael Fuller、賈晉珠（Lucille Chia）與魏希德（Hilde de Weerdt）三教授，以及諸位學者的建議，受益良多。二稿曾發表於「第十三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淡江大學，2010 年 5 月 21-22 日），惠承評論人黃繁光教授的指正，甚有助於本文之修訂。姚政志先生代為蒐集資料，李佳若小姐與友人 RR 通讀本文。在此併致謝忱。文中錯誤皆由筆者負責。本文曾得國科會贊助（ NSC 89-2411-H-004-016），亦表感謝。謹以此文獻給先師傅示心宗懋教授。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2) 臺. 36. 大. 文. 史. 哲. 學. 報. 一、前言中國是歷史悠久的考試大國，考試文化也特別發達。現今海峽兩岸的學生準備入學考試，手邊多少都有些參考書籍，以為參閱、練習之用。而出版業為考試而發行的各類參考書籍琳瑯滿目，成為獲利甚鉅的一個文類。這種情況早已存在於中國社會長達近十個世紀，並非今日獨有。此外，現今的入學考試中，國文科裡必然有作文題。雖然作文在總分中的比重不算高，但不少學生仍為作文而努力，購買模範作文書籍，或上補習班強化實力。但是二十世紀以前的考試，除了類別差異外，幾乎都是作文題。如果說現今的學生會為作文而購買相關書籍，甚或上補習班，接受課外指導，過去的考生也會這麼做，而且購買「模範作文」以為參考模倣的情形，也可遠溯回近十個世紀前因施行科舉考試而起的種種情況。略有中國史常識的人都知道科舉考試自隋代開始，在唐代成為錄取寒門之士的重要管道──雖然未盡如朝廷之意，卻在宋代大盛，造成新士大夫階層的興起。在宋代大盛的科舉考試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極大：「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句耳熟能詳的俗諺就是宋代科舉考試的產物。本文即在於探索宋代科舉取士之後，當時的模範作文──時文──對社會的影響。. 二、文獻回顧在學術界，「時文」並不是一個新議題。但由於文獻浩瀚，如果要全面討論考試文化中和時文有關的作品，勢須另撰專文，本節只能以專著為主，兼論及少數與本文有關的論文，做選擇性的文獻回顧。第一本論及時文與科舉文化的近代學術論著可能是陳東原在1936年出的《中國教育史》，在這本至今仍可謂體大思精的論著裡的第廿一章〈八股文之型成與明代社會〉中，作者除了討論八股文之由來，並提及自採行八股取士後，少年從事舉業者往往不讀經史，只讀坊刻時文的現象。此外，書中特有一節專述「應試之生活與思想」，讓讀者能很快瞭解那個時代考試生活之艱苦。. 1. 商衍鎏的《清代科舉考試述錄》是本研究科舉考試的重要參考書籍。作者. 1. 陳東原，《中國教育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重印），頁 327-352。.

(3) 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 37. 為前清進士，以過來人的經驗現身說法，對於清代的考試制度（包括八股文的寫作）有詳盡的討論，並附上多幀圖片與照片。該書內容豐富，決非回憶錄性質。其中的第八章〈科場案件與軼聞〉談及清代（兼及前代）各種考場弊案、冤案、弊端與圍繞於考試的各種奇聞軼事。該書新版另附作者的〈科舉考試的 2. 回憶〉，寫出當年的考試生活經驗，有別於筆記小說中片斷的描述。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在1963出版的《科举：中國の試驗地獄》也是一本討論清代科舉的論著。書中進一步釐清科舉考試的內容，自入學的縣試和府試，至院試、科試、歲試、省試、會試、殿試等，並論及武科舉與制科。整體而言，這本小冊子偏向介紹清代科舉制度的導論性著述。此書後被謝康倫（Conrad Schirokauer）英譯。. 3. 本文討論的重點是宋代的考試文化，以下將集中討論宋代科舉的研究著作。賈志揚（John W. Chaffee）的《宋代棘闈：考試社會史》（中譯本書名《宋代科舉》）中的第七章〈通過棘闈：科舉文化〉談到宋代採行科舉後，在社會上產生的變化。這些變化包括考試用語的增加，和考試有關的禮儀的普及，對舉人的補助，科舉建築的興修，各種和科舉有關（含宗教性質）的故事大量出 4. 現等。這章在本書談宋代的官學、科舉考試與公平性問題各章中，雖然顯得調性相當不同，但也為這個新領域打開了一個出口。日本學者高津孝的《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是本論文集，收錄的論文超過書名所示。其中〈宋初行卷考〉、〈北宋文學之發展與太學體〉與〈宋元評點考〉等篇圍繞在科舉考試所引起的各種變化。. 5. 祝尚書的《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也是本論文集，收錄了二十二篇作者在 2. 本文引商衍鎏的《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為據，此書係以原著《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上海：三聯書店，1958）為底本，加入作者後來撰寫的文章而成。. 3. 宮崎市定，《科舉：中國の試驗地獄》（東京：中央公論社，1963）。英譯本見 Ichisada Miyazaki, China’s Examination Hell: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f Imperial China, trans. Conrad Schirokauer （New York: Weatherhill, 1976; repri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 John W. Chaffee,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new edi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中譯本：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1995）。筆者以為該書的中譯標題未能盡顯此書的內容，行文中略加更動。. 5. 高津孝著，潘世聖等譯，《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 臺. 38. 大. 文. 史. 哲. 學. 報. 6. 2006年所寫有關宋代科舉考試的論文。在本書中，有將近一半的篇幅是討論宋代的考試制度，如發解、省試、類省試、殿試、諸科、制科、詞科、糊名、詩賦經義之爭、罷詩賦等。然而該書有相當多（一半以上）的篇幅討論制度以外的文化變遷。例如探究兩宋的「太學體」，討論北宋科舉改制如何影響南宋的文學走向，追溯南宋評點古文的起源，考察科舉制度下的士人心態等。其中分析理學與科舉的關係，宋代科舉用書，宋初進士行卷與文學的關係，以及讀書階層的「君子事業」與「舉子事業」等都是新穎且深入的研究。其後祝尚書以本書為基礎，擴增篇幅，調整內部結構與論點，寫成《宋代科舉與文學》，該書特別之處首在於大量增加對於科舉時文的討論，由原先的一章，增為個別分析詩賦、策論與經義等三章。其次，作者在本書增加一章探討科舉與學風、文風的關係。第三，文中將科舉對文學的影響擴張為二章，分別討論科舉如何促 7. 進文學的發展，以及科舉與文學發展的悖反。整體而言，本書新增的部分不僅拓寬，也加深了我們對宋代的科舉與科舉文化的認識。何忠禮的《科舉與宋代社會》收入十一篇與科舉有關的論文，其中兩篇與科舉文化較有關係。在〈論科舉制度與宋學的勃興〉中，作者認為「宋學」之 8. 興起與科舉重儒學經義考試有很大關係。這個觀點很特別。林岩的《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一書除了討論北宋的科舉制度演變外，也論及一些制度所引起的改變。該書第三章〈新政時代（1071-1085）科舉改革與學風、文風之轉變〉中，作者認為仁宗朝（1022-1063）中後期士人間流行「性」與「命」的話題，有相當廣泛的討論，因此到了神宗朝（1068-1085）的科舉考試中便流行談論「性命之學」。而當時儒學的「性命之學」在深度上尚不如佛教與道教，因此讀書人轉向佛老者不少。儒學受此刺激，才發展出宋代的「理學」。此外，該書附錄〈宋代科舉考試與印刷術關係考論〉則是談論印刷術與科舉參考書的發展。. 9.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內容的競爭：協商南宋科舉考試標準》是本 10. 從宋代思想史的角度探討考試標準／文化變遷之專著。作者想解答的問題. 6. 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7. 見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47-320，520-574。. 8. 見何忠禮，《科舉與宋代社會》（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頁 67-114。篇名是〈科舉制度與宋代文化〉與〈論科舉制度與宋學的勃興〉。. 9. 見林岩，《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118-141， 258-285。. 10. Hilde de Weerd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5) 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 39. 是：「職業、政治與思想群體如何形塑準備考試的課業標準與評定考試文字的標準？」相對地：「考試標準如何形塑相關政治與思想群體的計劃？」她認為在南宋的考試場域中可分成永嘉學派（如陳傅良、葉適、呂祖謙與陳亮等人），以及以程學為基礎而由朱熹完成的道學兩個派別，並仔細分析現存十二世紀中期科舉考試中論與策的史料及語言，顯示考生須能在論中表現出其歷史知識與如賦般的策文。在第二部分裡，作者指出永嘉學者如陳傅良和葉適係當時甚受歡迎的教師，其文字也一再地被書坊集結刊刻。永嘉學派關心的是時事，要求朝廷要改革制度、減輕賦稅並減少支出，因此要學生研讀歷史，特別是《永嘉先生八面鋒》和呂祖謙的《歷代制度詳說》，雖然永嘉教師的科舉著作中整合了二程的道德哲學之說，但強調減少開支和由地方政府做決策才是解決政府各種問題的首要之務。道德倫理只排在第二順位。道學派的朱熹強烈反對永嘉派的這種看法。再者，他雖然是位名師，卻反對學生為了考試而讀書。他認為德行應被提升成為考試最重要的決定因素，解決政府問題之道應從道德著手，因此他要學生研讀哲學經典如《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以探尋聖人的心靈。朱熹的看法在其生前因黨爭而未能實現，死後其弟子發揮師說，朱熹的主張才逐漸被整併入考試內容。到了十三世紀中期，理宗下詔二程與朱熹入祠孔廟，道學成為正統，在科舉考試內容上才取得全面的影響力。除了探討宋代科舉文化的著作外，另有幾本研究考試文化的專著也應該在此一提。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的《明清科舉考試文化史》是第一本跳脫出純以制度論述科舉之作，而將科舉考試放在政治、社會、經濟以及讀書人 11. 生活的交會處分析，因此該書涉及的層面甚廣，內容極為豐富。本文無意介 12. 紹全書內容，有興趣的課者可參閱李弘祺的評論。須特別指出的是，書中有相當長的一章討論考生的焦慮，金榜題名夢以及考試的生活，這點和賈志揚前書中論科舉文化一章類似。其次，書中也有一章探討八股文的源起、寫作及其影響。作者在本章中還談及墨卷、房稿、時文選本的刊行與流通。從明代中期開始，思想界因王陽明學說的崛起而有很大的變化，他也從思想的角度深入分析八股文的寫作如何受思想變化的影響，由早期為程朱學說籠罩，轉變為充斥著王陽明的學說，甚至文中還瀰漫禪學氣味。這種現象受到明末清初一些人的嚴厲批評，八股文除了應試之外，幾乎一無是處。另一方面，明末清初的時文 Press, 2007）. 11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2 見李弘祺，〈中國科舉制度的歷史意義及解釋：從艾耳曼（Benjamin Elman）對明清考試制度的研究談起〉，《台大歷史學報》第32期（2003），頁237-267。.

(6) 臺. 40. 大. 文. 史. 哲. 學. 報. 選家如艾南英（1583-1646）、呂留良（1629-1683）與戴名世（1653-1713）對於中進士的八股文也有相當的批評，認為那些得進士的文字並非佳作。這麼一來，文衡的角色就在民間而不是在朝廷。但是方苞（1668-1749）編《欽定四書文》卻讓八股文守住了這個文類在科舉考試與文學史上的地位。艾爾曼認為清末改革之士大力抨擊八股文無用，事實上有意忽略這個文類在讀書人生活中的意義與重要性。周啟榮的《明後葉的出版、文化與權力》一書討論明代萬曆（1573-1619） 13. 中期以降坊刻書籍對於科舉文化變遷的影響。作者指出，出版的商業化加速知識的商品化與文學作品，使得經濟場域與政治場域的關係重新配置。更多出版贊助商提供那些已放棄科舉考試的考生與文士必要的經濟資助。其次，文學批評的日益精細可證明閱讀大眾的多元化。文學上的傑出成就不再侷限於詩與散文兩類，更多的文類所需的文學技巧大有別於傳統評論詩與散文的訓練。而專業化已穩固地在文學作品場域中建立起來。其三，坊刻數量大為膨脹的結果（印刷品的知名度、剽竊、造假、盗印以及當時的「版權」概念），使得有關製作可信度與非法挪用可信度的作法也隨之增加。作者也認為坊刻也形塑考生準備科舉考試的作法。在這方面，科舉用書的「側文本（paratext）」，如各種註解《四書》的書籍，影響尤其重大。晚明的書坊大量出版與科舉考試有關的側文本，暗地裡顛覆了官方意識型態，創造出新的論述空間，挑戰朝廷對於儒家經典的詮釋權威。明廷採行朱熹的《四書集註》的權威性被當時其他的註解書籍（如張自烈的《四書大全辯》）嚴重地質疑。不僅如此，萬曆中後期書籍市場上出現了時文刊本。起初是官刻時文的刊行，但隨著商業印刷的興盛，坊刻本不但在數量上大大地超過官刻，也因時文選家／選手對於其所選的時文的評論，而挑戰官刻本的權威。這麼一來便又開啟了一個論述空間，使得這個領域內的作家與評論家的權威凌駕考官之上。其後一些文社選出的作家通過科舉考試的比例甚高，反映出考官受考生結社的壓力影響。也就是說，明末的考生透過坊刻以及結社，正面挑戰考官。簡而言之，明後葉勃興的商業出版文化重重地衝擊明代中央政府維護正統的努力。沈俊平的《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也是本從 14. 印刷文化／出版史的角度研究明代的科舉參考用書的流通。本書從明代科舉. 13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此處的介紹側重於本書的第三、四與五章。 14 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

(7) 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 41. 用書的起源與發展開始，並探討書籍的讀者，坊刻用書的編纂者的變化。作者仔細論述科舉用書的種類與版式，而且也分析其宣傳手法與各種流通管道。他同時指出，明代中葉以後科舉用書的發達的確刺激當時的出版業，有助於知識的流佈，一些有名的士大夫即藉此登科。但利之所在，弊亦隨之。科舉參考書的盛行也使晚明的文風與學風敗壞，其中以八股文選本的影響最大。這是朝廷與有意振興國勢的士大夫始料未及之事。整體而言，作者以綿密的一二手史料，為讀者描繪出明代中期以後考試與印刷文化的圖像，使我們對那個時代士人的讀書生活有深刻的認識。上述舉出艾爾曼、周啟榮與沈俊平的研究，是因為他們對彼此的研究有些對話：他們或運用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場域（the cultural field），或借重簡內特（Gerard Genette）的側文本（paratext）架構，以不同的角度分析，讓我們對過去的考試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也顯示出研究上一波接著一波，迭有高潮的情形。艾爾曼採用布爾迪厄的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概念，指出科舉考試成功地攫取了企圖心強烈的男性與其家庭，讓他們把縉紳的地位看成是考試中第。而對於許多家庭／族而言，他們在社會上的優勢（社會地位與經濟能力）可以被經易地轉化成為學術上的優勢（科舉表現），即布爾迪厄所謂的「文化資產（the cultural capital）」。因此，科舉制度造成了社會與文化的「再生產（reproduction）」。不過，作者也修正布爾迪厄與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對教育與再生產之間緊密的關係。. 15. 周啟榮的研究也採用布爾迪厄的「場域」概念。他同意艾爾曼的看法，認為科舉考試是再生產明清社會、政治與文化秩序的主要制度。但是他也指出，這樣的看法掩蓋了經濟場域（the economic field）內作法的變化（各類書籍的出版），在許多方面改變了文化生產（cultural production）的程序。他也認為艾爾曼說「考試大宅院」（examination compounds，指考試的讀物、規定等）乃「文化的監獄（a “cultural prison”）」，是誇大了科舉考試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的功能。因為這種觀點過度強調科舉考試在馴化菁英上的決定性力量，把菁英. 15 艾爾曼第一次運用「再生產」概念是在其一篇論文之中，見Benjamin Elman,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1 （1991）: 7-28. 亦見艾爾曼，〈中華帝國後期的科舉制度〉，收入氏著，《經學、科舉、文化史：艾爾曼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139-157。再生產的概念來自於Pierre Bourdieu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trans. Richard Nice （London: Sage, 1990）. 中譯本：P.布爾迪約、J-C帕斯隆，邢克超譯，《再生產：一種教育系統理論的要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8) 42. 臺. 大. 文. 史. 哲. 學. 報. 當成帝國系統中，一群溫馴的唯命是從之士。不僅如此，這種研究取徑有兩大問題：其一，這種取徑誇大了意識形態的統一性。其二，它也誇大了科舉考試的教化力量。由於這樣的觀點和傅柯（Michel Foucult）對權力的詮釋很相近，因而忽視了文士有好幾種方式可以抵抗，甚或顛覆官方的意識形態。上述對於周啟榮研究的簡介即說明他和艾爾曼二人間，解讀考試制度之差異。魏希德同意周啟榮在其研究中援引布爾迪厄（以及簡奈特的「側文本」）的觀點，並且她也採行「場域」的概念來分析南宋科舉考試標準的變化。不同的是，魏希德大體接受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說法，認為參加科舉等同於把考生視為國家的臣民。換言之，參加科舉隱含對國家合法性的承認。自宋至清，這樣的觀點皆一體適用。她還進一步指出，科舉的場域與朝廷及官僚政治有重疊之處；派系鬥爭流溢至如何準備考試之處，而且派系的計劃也會形塑考試的寫作內容。從這個角度而言，魏希德對於周啟榮所說──坊刻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擴展在考試的場域中，實具有顛覆的潛在力量──雖然頗表同意，但她要研究的是，士大夫、朝廷以及形塑如何準備考試的思想與政治關係之間的協調過程。此外，魏希德也同意周啟榮利用簡奈特的「側文本」概念，分析一些評註的書籍如何形成閱讀大眾，而且通過這些側文本，以理解政治權力如何運作。然而她指出，周氏在分析側文本如何與政治實作連上關係方面，不如他分析在文藝場域內，側文本如何產生知名度與力量來得成功。再者，她對艾爾曼運用布爾迪厄的「再生產」概念也不完全同意。她指出，科舉課程在十二、十三世紀的改變無法用文化再生產的模式恰如其分地解釋。士人與百姓的差別，以及士人群體間的差別，是文化再生產與文化創新共同造成的結果。上述的文獻回顧中顯示，對於中國近世考試文化的研究在近二十年來有很大的進展。而近十年的成果尤有日趨精細的現象。不過對於時文如何影響考試文化的問題，仍留下空白區塊。例如魏希德以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南宋科舉考試內容的變化，但時文在社會文化上的影響非其主要關注焦點，因此著墨偏少。此外，艾爾曼、周啟榮與沈俊平對明清考試文化或當時時文的刊行之研究確實精采，但他們所描寫的現象並不是明清時代才發生。其實對於宋代時文的研究並非沒有，朱瑞熙的〈宋元的時文：八股文的雛形〉應是第一篇研究宋元時文的作品。他在其中將宋元時代的時文分為北宋、南宋前期和中期、南宋後期以及元代四個階段的發展，討論考試形式與格律的變化，並比較宋代科舉中的經 16. 義考試十段文與明清時代八股文的異同。羅時進與劉鵬的〈唐宋時文考論〉. 16 朱瑞熙，〈宋元的時文：八股文的雛形〉，收入氏著，《疁城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1-22。.

(9) 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 43. 是另一篇研究時文的作品。作者在文中考證「時文」一詞在唐代（及唐以前）的涵義與在宋以後的差異，同時指出時文北宋才較具明清二代時文的意義，但 17. 要至南宋時期才走向明清的八股文形態。這兩篇重要的研究讓我們清楚地瞭解唐宋時文的意涵與其內部的演變。然而前述的空白依然未被填滿，因此本文將以時文在宋代社會文化上的義意為分析重心，希冀彌補這方面的空缺。. 三、刊本遽增下的時文印刷術在宋代普及後，書籍刊印的數量大增，知識的流佈較前代更快更廣。即使是當時人也察覺到這種現象，李燾（1115-1184，1148進士）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記載真宗於景德二年（1005）五月參觀國子監書庫，「問祭酒邢昺〔932-1010〕書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業儒，觀學徒能具經疏者百無一二，蓋傳寫不給。今板本大備，士庶家 18. 皆有之……。』」照邢昺所說，十一世紀初印板的成長近乎宋初三十倍之多，雖非精確數字，但反映書籍增加之快。距邢昺約一個世代的蘇軾（1036-1101，1057進士）也說他聽過「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 19. 誦讀，惟恐不及。近歳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蘇軾所言導致書籍大增的重要原因是書坊加入刊印之列。葉夢得（1077-1184）的《石林燕語》裡記載，唐之前未有板刻（事實上唐已有印板），「人以藏書為貴」。五代宋初雖有印本，但數量極有限。自淳化（990-994）以後，書籍刊刻益多， 20. 「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葉夢得生活於北宋後期至南宋中期，「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的情形至少反映他那個年代的現象。此外，元儒吳澄（1249-1333）回顧宋代出版史，也指出：「宋三百年間，鋟板成市，板本布滿天下，而中秘〔宮中藏書〕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不惟是也，凡世所未嘗有. 17 羅時進、劉鶚，〈唐宋時文考論〉，《文藝理論研究》2004年4期，頁63-71。筆者感謝一位審查人告知本文的重要性。 18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標點本），卷60，真宗景德二年，頁1333。 19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1，〈李氏山房藏書記〉，頁359。 20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8，頁116。.

(10) 臺. 44. 大. 文. 史. 哲. 學. 報 21. 與所不必有，亦且日新月光，書彌多而彌易。學者生於今之時，何其幸也。」. 所有上述的描繪都指向一個事實：宋朝不僅是個書籍大增的時代，而且刊本價格較手抄本便宜許多。. 22. 在這個板刻湧現的時代，出現了所謂的「巾箱本」。大約和葉夢得同個時代的張守（1084-1145，1102進士）說：. 學者茍媮，而聖人之經僅出於鬻書之肆，刋印射利，乃與傳記小説、巫醫卜祝、下里滛邪之詞並壽於廛閈。大抵捐數千錢，則巾箱《五經》可以立辦，故士子於經亦褻慢不虔，苟取名第，則委棄籍躪，粘牗覆瓿，炷燈拭案，不復顧惜。蓋得之也易，則用之也輕，而傳之也不久。. 23. 張守的形容令人驚異，巾箱《五經》竟然如此低價。宋人戴埴說：「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1208-1224〕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燬小板，近又盛行。第為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 24看來巾箱本被用來考試作弊。至於其品質，據清末民初的葉德輝（1864-1927，1892進士）說，他所經眼的巾箱本，「字纖如髮」，刻工之精細不難想見。 25近人傅增湘（1872-1950，1898進士）的藏書中就有宋巾箱本的經書，係建陽刊本。傅說該刻本筆畫「精麗方峭」。他另藏有宋巾箱本的《四朝名臣言行錄》，刊印品質「佳勝」。 26 與前代相較，宋代書籍大增，和科舉考試頗有關係，幫助考生的各色工具 27. 書也應運而生。其中新科進士的考試作品是受矚目的參考文獻。試舉一例說. 21 元．吳澄，《吳文正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4，〈贈鬻書人楊良甫序〉，頁19a。引文中楷體字係筆者所標。 22 見翁同文，〈印刷術對於書籍成本的影響〉，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5），頁489。 23 宋．張守，《毘陵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0，〈秦楚材易書序〉，頁6b。 24 原載戴埴，《鼠璞》，轉引自清．葉德輝，《書林清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8景印民國9年刻本），卷2，〈巾箱本之始〉，頁82。 25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2，〈巾箱本之始〉，頁82；卷9，〈無錫秦刻九經之精善〉，頁479。 26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宋刊巾箱本八經書後〉，頁1-2；〈宋刊巾箱本四朝名臣言行錄〉，頁180-181。 27 有關科舉考試與刊本增加的關係，此處只舉二例說明。寶元元年（1038）有大臣論：「近日學者編經史文句，別為解題，民間雕印，多已行用。〔朝廷〕考試之時，不.

(11) 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 45. 明：北宋中期，石延年（994-1041）過世後，歐陽修（1007-1072，1030進士）撰寫墓表，由蘇舜欽（1008-1048，1034進士）謄寫用以刻碑。居間聯繫的是詩僧秘演。歐陽修撰成，蘇舜欽書畢後，原稿卻被賣出去。事後歐陽修卻驚訝地在開封定力院看到自己的文章，問寺僧何以有此文，回說是用五百文買到。歐陽回頭怒問秘演何以其文只賣五百文。秘演笑答：「公豈不記作省元時，庸人競摹新賦，叫於通衢，復更召呼云：『兩文來買歐陽省元賦』，今一碑五百，價已多矣。」歐陽修聽這話後，也笑了出來。. 28. 對本文而言，這則趣事的重點在於，歐陽修在天聖八年（1030）得省試第一名，放榜後，他的考試作品立刻被刊印出來，沿街叫賣。中進士的考試文字放榜後被刊印販賣的作法，早在宋初真宗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時即出現， 29. 可見這類科舉高中的文字受考生重視。購買的人顯然認為這類作品有助將來的科舉考試。再舉一例。陳瓘（1074-1122）之甥李偕於省試前夢及拜訪其友人，然彼手執一「黃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專心讀書，無視李偕來訪。李心中頗慍，把書搶過來，「視之，即其程文三場皆在…而前書云『别試所第一人 30. 李偕』。……後刋新進士程文，其帙與夢中所見無纎毫異者」。由此可見，當時考生關心科舉高中的文字之一斑。而自其中可知，此類文書亦稱「時文」或「程文」。. 31. 須一一迴避。其經典、子書之內，有《國語》、《荀子》、《文仲子》、《儒學所宗》、《六典通貫》，先朝以來嘗于此出題，只是國庠未有印本。」見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景印），〈選舉三之十九〉，頁4257。那些是幫助士人備考的工具書。其二，葉德輝，《書林清話》，卷6，〈宋監本書許人自印並定價出售〉，頁291-295。其中他引宋代史料，說明：「宋時國子監板，例許士人納紙墨錢自印。凡官刻書，亦有定價出售。」換言之，只要士人有需求，可向國子監納錢購取。 28 宋．釋文瑩，《湘山野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下，頁59。 29 見宋．葉夢得，《巖下放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佚文．來歲狀元賦〉，頁354。 30 宋．何薳，《春渚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1，〈李偕省試夢應〉，頁 6。 31 省試之文會被刊印，還有一個南宋的例子。《四朝聞見集》記載閩人林執善得開禧元年（1205）省試第一，「試〈聖人備道全美論〉，至今舉子誦之。有《林省元文衡事鑑》行於世」。從《林省元文衡事鑑》的書名看來，該時文冊是書坊刊刻流通。見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9），〈丙集．田雞〉，頁 98。文中說林執善與危和同年中進士，經查昌彼德、王德毅、程元敏等所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95增訂版），頁643。危和係開禧元年進士。.

(12) 臺. 46. 大. 文. 史. 哲. 學. 報. 乍看之下，宋代「時文」一詞的內容，頗有與「古文」相對之意。「時」有當時、臨時之意。這個說法不能說錯誤，卻忽略了歷史演變。據學者研究，「時文」一詞在唐代以前指的是當代文明，也作禮樂制度解釋。另一方面，約自魏晉南北朝時代，時文也逐漸意指「與時推移」的文體。而且在《文心雕龍》作者劉勰筆下的「時文」明顯地指當時反映主流的文學作品，也並不排除「四字密而不足，六字格而非緩」的駢體文學。但當時並無科舉，「時文」自不具有考試文章的意涵。屆至唐代，科舉以詩賦取士。其中賦著重駢對與文辭，嚴格規定音律和押韻，因此被稱為「律賦」。但當時仍不以「時文」名之。一直 32. 要到北宋以科舉取士，「時文」才指考試文字。因此宋代的時文多是指科舉考試文字。例如歐陽修自況昔時：「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蠧經傳，移此儷彼，以為浮薄，惟恐不悦于時人，非有卓 33. 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又說：「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他稱讚亡友蘇舜欽「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1023-1031），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舜 34. 欽字〕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為古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歐陽修在兩段文字裡都把時文和古文相對。而且提到時文，頗有不得已而作的無 35. 奈之意。陳舜俞（卒於1072，1046進士）說自己「牽拘時文，習溺進取」。但似乎也有人喜歡讀時文，如葛閎（1003-1072，1027進士）：「雅好評論時文， 36. 每得一篇一詠，摘其佳句，成誦于口。兩為南宮點檢試官，凡經賞識者數十。」這類人士可能較少。. 前述的例子中顯示，「程文」是時文的另一用詞。此因寫科舉文字須符合規定的格式，即程式，因而有此稱謂，以下舉數例說明。歐陽修於天聖七年（1029）得太學解元後，寫〈謝國學解元啓〉，自謙「濫吹之曲，誤中程文之規，用冠 37. 譽髦，越陞上級」。李復（1079進士）也說自己「迫於生計，學今日程文，. 32 見羅時進、劉鶚，〈唐宋時文考論〉，頁63-67。 33 宋．歐陽修，《歐陽修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47，〈與荆南樂秀才書〉，頁660。 34 歐陽修，《歐陽修文集》，卷41，〈蘇氏文集序〉，頁614。 35 宋．陳舜俞，《都官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6，〈進治說序〉，頁1b。 36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57，〈光祿卿葛公墓誌銘〉，頁875。 37 歐陽修，《歐陽修文集》，卷95，〈謝國學解元啟〉，頁1429。.

(13) 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 47. 38. 一試而忝預名第」。劉安節（1068-1116，1110進士）也自謙「比年課藝，幸 39. 據上游，今日程文復叨優等」。此外，嘉定五年（1212）太醫局丞何大任與局內教官「相與捜括近年合格程文，拔頴取尤」者，編成《太醫局諸科程文格》， 40. 讓有志進入該局的考生有準備方向。這些例子說明時文與程文所指相同。此處必須指出的是，「時文」雖成為一種文類，其內容在宋代卻有演變過程。依據朱瑞熙的研究，時文在宋初是四六駢體文。至仁宗景祐（1034-1038）初年後，太學生考試為求勝出，文風「以怪誕詆訕為高，以流蕩猥瑣為贍」，號為「太學體」。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知貢舉，力矯此弊。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改變考試內容，廢詩賦，改以經義取士，時文內容也就跟著變化。至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朝廷又改設詩賦進士與經義進士兩科。高宗朝之後，文體仍有些變化。然因這類變化與本文重點關係不大，在此只稍做說明如上。. 41. 四、時文的流通（一）官刻與私刻時文前一節已略提宋代中進士的時文會被刊印販售，本節再引幾個例子深入說明。李復出知耀州時，曾被當地的鄉貢進士問如何寫好時文，他回答：. 某辱問科舉程文之體，今之印行為有司考之在高等者，其文乃程文之體也。雖然，此豈有定體？先須講求義理的當，中心渙然，乃可作文。義理若非，雖洪筆麗藻，亦非矣。又，爲文須去塵言，用事實，貴整齊，意分明，此其大畧也。諸君於此想盡善矣。. 42. 文中指出，在省試或殿試中被置前列的應試文字會被刊刻流通，且被視為模範， 38 宋．李復，《潏水集》，卷4，〈答彭元發書〉，頁5a-b。 39 宋．劉安節，《劉左史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謝免省〉，頁17b。 40 見宋．何大任，《太醫局諸科程文格》（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原序〉，頁2b-3a。 41 朱瑞熙，〈宋元的時文：八股文的雛形〉，頁1-22。另見寗慧如，《北宋進士科考試內容之演變》（臺北：知書房，1996），頁85-164。 42 李復，《潏水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又答耀州諸進士書〉，頁7a-b。.

(14) 臺. 48. 大. 文. 史. 哲. 學. 報. 但我們無法確定李復所說的這些時文究竟是官刻或私刻。儘管如此，他強調，時文要寫得好，必須先明「義理」。換言之，義理是本，時文是末。其他士大夫也有類似的看法。但是官方對時文刊本的評價多屬負面。徽宗崇寧二年（1103）九月有大臣奏：. 竊謂使士知經，咸欲如元豐〔1078-1085〕之盛，莫若取諸經時文印板一切焚毀。今後除府、監發解、省試并太學補試、公私試第一名經義，方許印行；其余悉不得賈售。 43 44. 為什麼要如「元豐之盛」？由於這段歷史和此處的論述關係不大，暫且不表。. 但文中有若干處當解釋者。「府、監發解」指的是地方考試，即解試；補試是太學的入學考試；公試係太學內部的考試，歲一舉，用以補內舍生；私試每月 45. 一考，用以查核學生讀書情況。此處提到的刊本有可能是官刻，也可能是書坊所刻，各地情形未必相同。如果把這條史料倒過來解讀，不難想像當日一位還在準備解試的考生手上可能買到多少種類的時文：其一，他可以從書肆買到省試放榜後，各科（諸經）錄取的考試文字。其二，他也能買到太學的考試文字：包括入學考試，每年一次的公試，每月一次的私試，只要是合格的文字或許都可購得。其三，每三年一次解試的得解文字也會受到注意。考試既分三場，因此他拿到的會是三場文字。當然，多數考生不可能購得上述全部的時文。但如果放眼全國，當日時文流通量就非常可觀。. 46. 43 徐松輯，《宋會要‧選舉四之三》，頁4278。 44 這其中涉及北宋後期的政治鬥爭。當時的宰相是蔡京（1047-1126，1070進士），而從熙寧、元豐以來激烈的新舊黨爭延續至徽宗朝。蔡京上台後，恢復王安石的政策，考試以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字說》、《周官新義》等為主，壓抑舊黨的主張，除去他們在科舉上的影響力。略見何忠禮，《宋代政治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頁221-228。近年有學者重新評價徽宗朝的歷史，對蔡京的看法也有所改變，見John W. Chaffee, “Huizong, Cai J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1-77. 45 見王建秋，《宋代太學與太學生》（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5），頁 48-78。 46 另外，南宋魏了翁（1178-1237，1199進士）曾提到他早年在邛州蒲江縣學參與補試的試卷被當年縣令之子保留。由此可推知通過補試的卷子也會被刊刻。見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卷.

(15) 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 49. 就官方而言，得解以及中進士的文章未必篇篇佳作，自然有必要規範時文的出版，因此只有各次考試第一名的文字才能流通。但實際情況顯示，這樣的規定幾如具文。大觀二年（1108）七月，提舉淮南西路學事蘇棫奏：. 諸子百家之學，非無所長，但以不純先王之道，故禁止也。今之學者程文，短晷之下，未容無誤，而鬻書之人急於錐刀之利，高立標目，鏤板誇新，傳之四方。往往晚近小生以為時之所尚，爭售編誦，以備文場剽竊之用，不復深究義理之歸，忌本尚華，去道逾遠。欲乞今後一取聖裁；儻有可傳為學者式，願降旨付國子監並諸路學事司，鏤板頒行，餘悉斷絕禁棄，不得擅自賣買收藏。 47 這條奏疏的背景是，此時仍由蔡京當政，排斥舊黨之學。儘管有這個政治背景，仍可顯示書坊為了商業利益，以聳動的書名，誇示發行最新版的科舉考試文字，一時之間洛陽紙貴。時隔一個多世紀，時文的流通量越來越大，俞文豹（約生活於1250）自言：「嘗見時文冊子，遇太學公私試，一題即印三二十篇，讀至 48. 五十篇，加至十數，便已困倦。」這種情形有可能在北宋後期就已如此。朝廷一再申禁令，或許收效一時，長遠看來，效果可疑。時文氾濫產生的副作用是，考生「不復深究義理之歸」，這和前面李復所說要先讀通經書的原則正好相反。禁止不合當道的時文在南宋初年依然可見。《宋會要》裡記載紹興十七年（1147）六月. 左修職郎趙公傳言：「近年以來，諸路書坊將曲學邪說『不中程』之文擅自印行，以瞽聾學者，其為害大矣。望委逐路運司差官討論，將見在板本不繫六經子史之中，而又是非頗繆於聖人者日下除毀。」從之。. 49. 南宋初年，秦檜（1090-1155，1115進士）當政，延續徽宗時代蔡京等人推崇王（安石）之說，打壓程（頤）之學。秦檜之所以如此，和趙鼎（1085-1147，1106 進士）有關。二程之學在南宋為人所知，是因為趙鼎的提倡。但是趙鼎與秦檜在與金人和議一事上意見相左。趙鼎後被逐出朝廷。秦檜與金議和後，心知肚明當時反對者不少，此事一定會被記錄，流傳後世。因此他以「右文抑史」的. 65，〈跋四十年前補試卷〉，頁6b。 47 徐松輯，《宋會要．刑法二之四七》，頁6505。 48 宋．俞文豹，《吹劍錄》（臺北：世界書局，1980），《吹劍四錄》，頁90。 49 徐松輯，《宋會要．刑法二之一五一》，頁6557。.

(16) 50. 臺. 大. 文. 史. 哲. 學. 報. 手段，清除時人的記載。在政治上就是打擊異己。為了徹底清除趙鼎的影響力，除了在政治上迫害趙鼎和李光（1078-1159，1106進士），在科舉上則是打壓程學。例如紹興十四年（1144）十月，右正言何若指出，趙鼎倡「伊川〔程頤〕之學」，引進理學人物高閎，是以如《正蒙書》、《聖傳十論》等書「務為好奇立異、流入乖僻之域」的書籍十分風行，以致「曲學遂行」。因此建議顯黜此等「乖僻之論」。十一月，御史中丞楊愿指出反議和的人士「止欲收流俗之譽，甚者私伊川元祐之說，以為就利避害之計」，因此建議禁伊川之學。直至紹興二十五年七月，仍有官員表示，建州邵武鄉鎮民間仍有「以非僻之書妄行 50. 開印，乞委州縣檢察止絕」。上述引《宋會要》文中「不中程」之文指的就是和程學有關的時文。朝廷除毀諸路書坊那類書籍的板本，反映出該類書籍對於當道不利，自然必欲除之而後快。雖然官方禁止時文流通的起因不一，成效亦難估計，但想除去時文影響力的企圖仍不時浮現。紹熙元年（1190）四月光宗即位後不久，太學博士彭龜年（1142-1206，1169進士）上奏〈乞寢罷版行時文疏〉。他指出：. 士子不閱經史子集之文，而專意近日虛浮之文。朝廷方以程試取士，欲其不習時文，固不可得……今乃一切以時文教之，編類成帙，公私刊行。凡應進士者，家家售之；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以為朝廷取士，不過如此。……可採將近日精擇時文，指揮特賜寢罷，止令學官於公私試文字精加攷校，以義理明正者為上，學問淹博者次之，文采華贍者為下。苟不入格，雖是中選，不許刊行。去取既明，趣向自正。舉子之文將不求典實，而自典實矣。 51 彭龜年在學術上親朱熹與張栻，慶元黨禁（1195-1200）時，他被打入「偽學」一黨。但其遠因之一是，在此之前朝廷中「理學集團」士大夫與「官僚集團」. 50 有關這段歷史，略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臺北：新文豐，1980景印光緒庚子〔1900〕年廣雅書局本），卷152，頁4804-4805；卷169，頁5392-5393；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景印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卷32，〈選舉五〉，頁300。亦見黃寬重，〈秦檜與文字獄〉，收入其《宋史叢論》（臺北：新文豐，1993），頁41-66，尤其是頁51。此外，根據陸九淵之五兄陸九齡（1132-1180）的傳記上所載，南宋初葉，秦檜主政，當時「場屋無道程氏學者」。見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收入《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0），卷57，〈梭山復齋學案〉，頁257。 51 宋．彭龜年，《止堂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乞寢罷版行時文疏〉，頁3b，6a，7a。.

(17) 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 51. 已交鋒數回。孝宗（1163-1189在位）後期，理學集團如周必大（1126-1204， 1151進士）、朱熹等人認為皇帝身邊的一些「近習」（即「官僚集團」）對朝政有不良影響，設法把他們逐出朝廷，理學人士暫時居上風。然而「近習」也 52. 伺機班師回朝，襲擊「理學集團」。彭龜年在紹熙二年（1192）上書光宗（1190-1200在位），注意「小人道長」已成事實。「小人」無疑指的是光宗旁 53. 的近習。這封上疏自然刺激「小人（近習）」黨。這段歷史已為學者指出。但是前此又有這份奏疏點燃戰火：其中不免暗指朱學才是正學，其他的是曲學。官僚集團得知此疏，必然含怒在心。朝廷選刊時文竟然成了政爭來源，多數學者忽略了這篇疏文在政爭中具有宣戰書的地位。但此處的重點之一是，彭龜年提到研讀時文成了學習的核心，而且要考進士的人都會去買時文。重點之二是，彭龜年所說的並非新現象，至少北宋中期已可見，他只是再強調一次而已。宋代由書坊編輯、流通的時文冊子除了上述所提之外，再舉數例。《文淵閣四庫全書》收入《十先生奧論註》十五卷，《後集》十五卷與《續論》十卷（原十五卷，闕五卷）。據《四庫提要》上說：「《十先生奥論註》四十卷， 54. 不著編輯者名氏，亦無刋書年月，驗其板式，乃宋時建陽麻沙坊本也。」《宋會要．刑法二之一七二》中載有慶元二年（1196）因「禁偽學」而下令劈毀的書板中，有《七先生奧論》，因此《十先生奥論註》可能是擴增《七先生奧論》的內容，並再加上評註。疑此書是在黨禁解除後的刊本。再如十三世紀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擢犀策》一百九十六卷及《擢象策》一百六十八卷。其注解云：. 《擢犀》者，元祐〔1086-1093〕、宣〔和，1119-1125〕、政〔和， 1111-1117〕以及建〔炎，1127-1130〕、紹〔興，1131-1162〕初年時文也；《擢象》則紹興末。大抵科舉場屋之文，每降愈下，後生亦不復識前輩之舊作，姑存之以觀世變。 55 這段文字有幾個重點和本文有關：第一、《擢犀策》應是紹興年間出刊的時文，. 52 見張維玲，《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的轉變（1163-1207）》（永和：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頁120-134。 53 見謝康倫著，何冠環譯，〈論偽學之禁〉，收入海格爾（John Winthrop Haeger）等著，陶晉生等譯，《宋史論文選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頁168。 54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187，〈總集類二〉，頁1704。 55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15，〈總集類〉，頁458。.

(18) 臺. 52. 大. 文. 史. 哲. 學. 報. 反映出南宋初期當時士人對時文的需求。第二、《擢犀策》顯然是卷帙浩繁的合集，紹興年間要編輯這樣卷帙浩繁的套書，背後一定有許多時文印本當基礎可供挑選。其中不少是北宋後期所刊行。第三，《擢犀策》所收錄的是北宋後期至南宋初期的時文，而這段時間朝廷推崇王學。這也反映南宋秦檜當政時期，延續北宋後期蔡京當政時，尊王學、抑程學與反元祐舊黨的政治背景。從這點看來，編輯時文的人熟悉政治情勢，很可能是士人。第四、從引文中最後一句看來（「大抵科舉場屋之文，每降愈下，後生亦不復識前輩之舊作，姑存之以觀世變」），到了十三世紀，多數考生已不知《擢犀策》了。這反映出時文的刊刻會隨時代與政局而被淘汰。第五，《擢象策》是紹興末年的刊本，而且亦屬卷帙浩繁者，價錢當不低，反映出書坊預測這類刊本有市場。. （二）士人編輯時文另一類的時文刊本則是由士人編輯。曾於乾道（1165-1173）中出任樞密院 56. 編修的衛博（生卒年不詳）在未第前編過時文冊《穽錦編》，《穽錦編》序道出編書的來龍去脈，全文引出如下：. 余自幼雖習進士舉，然性不喜讀時文。今年下第東歸，過其同舍生，生曰：「子亦知夫子之所以不售者乎？『不習時文，齒豁目昏』，此太學之諺言。不爾，雖至老不可得也。」余蓋聞退之〔韓愈〕言，嘗自讀其所試，不啻俳優者之詞，顔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蓋自退之已不免矣。吁，可歎哉！今余以家貧親老，求舉進士，亦必至於得而已。茍必志於得，而求之以不可必之道，是豈人之情也哉？於是盡取世之所謂時文書，其善者而伏讀之。凡時文之學，類以善漁獵，戕賊竄竊，摹擬取青嫓白，肥肉厚皮為上，真栁子厚所謂以文錦覆陷穽者，然而世之觀者眩焉。余不幸知之，而自投於陷穽之內，乃名其編曰《穽錦》，非以名斯文也，將以識其所學，而亦其心之一日不忘乎堙穽徹錦，載鞭策，鳴和鸞，以安行乎康衢大道，庶幾得遂此志云爾。以其甲為賦，乙為論，丙為策，而序見於此焉。. 57. 文中提到「不習時文，齒豁目昏」，應該是流行於太學中的諺語，反映出當時一般考生極端重視時文的心態。此書可能是衛博編應書坊之求而為之。據《宋. 56 衛博簡歷，見昌彼得、王德毅、程元敏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頁4047。 57 宋．衛博，《定庵類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穽錦編序〉，頁10a-b。.

(19) 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 53. 會要輯稿》記載，慶元四年（1198）福建麻沙書坊發現《太學總新文體》的刊行，其中收錄前一年太學春試都魁郭明卿的〈問定國是〉、〈問京西屯田〉與〈聖孝風化〉等文。但是國子監查明後，發現郭明卿既不曾中選，也未曾寫過上述三篇文章。顯然這本集子是書坊偽造。不惟如是，此時文集還涉及當時的 58. 「偽學之禁」。這個例子說明太學程文的確有市場，書坊為圖利，不惜造假。因此書坊可能看重衛博的太學生身份，或許他也有點名聲，所以找他編時文集。衛博選編時文之舉並非特例。大陸學者祝尚書在其《宋代科舉與文學》中的〈宋代的科舉用書〉一章舉出許多這方面的例子，其中絕大部分是由士人所 59. 編。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科舉用書之一斑。然而為了彰顯宋代這個文類出現的重要性，此處須提出其中有幾本參考用書略為討論。現存《文淵閣四庫全書．總集類》中收入魏天應編，林子長註的《論學繩尺》，「是編輯當時場屋應試之論，冠以〈論訣〉一卷，所錄之文分爲十卷，凡甲集十二首，乙集至癸集俱十六首」，由福建建陽書坊刊印。據考證，魏天應是鄉貢進士（通過解試的舉人），也是謝枋得（1226-1289，1256進士）的學 60. 生；而林子長是臨安京學教諭，皆屬閩人。相較起衛博選編的時文刊本，這本集子除了同樣是由尚未中第的士人編輯，還有低階官員的評註。不僅如此，我們也可推知，當時這類有編者掛名，也有序文的時文選本應該不少。只不過衛博後來中進士，文集中留下了這篇序文，而魏天應與林子長的選本未留下任何文字。此外，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十卷，不知編者，從 61. 書名看來，或許是《策學繩尺》的姐妹編本。這三本時文印本反映出一個事實：明代中後葉士人評選時文的考試文化，早在南宋中後期已出現。. 62. 58 徐松輯，《宋會要、刑法》，卷2之129。有關偽學之禁，略見Conrad Schirokauer, “Neo-Confucianism under Attack: The Condemnation of Wei-hsüeh,” in John Winthrop Haeger, ed.,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75）, 163-198. 中譯本：謝康倫著，何冠環譯，〈論偽學之禁〉，收入海格爾等著，陶晉生等譯，《宋史論文選集》，頁159-186。 59 見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頁406-425。 60 清．永瑢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總集類二》，卷187，頁1702。亦見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8，〈論學繩尺〉，頁366-372。 de Weerd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60-61. 61 見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卷8，〈策學繩尺〉，頁372-373。 62 筆者曾指出，自明代中葉以後時文選本大盛，出現不少有名的選家。而那些選家成名時，未必皆進士及第。明代時文刊本氾濫的情況太約也自此時開始。見劉祥光，〈時文稿：科舉時代的考生必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2期（1996），頁.

(20) 臺. 54. 大. 文. 史. 哲. 學. 報. 衛博的序文還道出了重要的訊息。他一開始就說「余自幼雖習進士舉，然性不喜讀時文」。這是說自幼要考進士的人必須要習時文，雖然自己並不喜歡這個科目，而最快的入手方式就是習時文。換言之，宋人一旦走上考進士的路，其生活即免不了讀、寫時文，而且從年輕時就如此。他們可以不喜歡時文，但幾乎沒有閃避的可能──閃躲等同放棄前途。因此像衛博這樣不喜歡時文，最後卻不得不承認太學中的諺語「不習時文，齒豁目昏」是有道理的人應該為數甚夥。事實上，閱讀時文是如此重要，它成為士人的（引用布爾迪厄的概念）「習性（habitus）」，也是存在於他們之間的「俗見（doxa）」──「不習時文， 63. 齒豁目昏」不就是太學生的「習性」或「俗見」？我們甚至可說，閱讀時文成了士人的一個標記，無論他們有無崇高的理想，畢竟出仕是（或曾是）他們的重要目標。換言之，在宋代，只要問一個人是否正在讀（或讀過）時文，以及讀（過）誰的時文，我們就可以判定此人是否為士人──包括那些讀了之後，不喜歡而放棄者。這樣的判定標準也可用於宋以下的各朝。時文對考試文化的影響，在此畢露無遺。生活於南宋中期的袁采（約1140-1195）撰有《袁氏世範》一書。該書常被看成是中低階層士大夫延續家庭（族）命脈的指導性書籍。他在其中便說：「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為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為儒。其才資之美，能習進士業者，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 64. 修之奉。」那些開門教授的士人所教的內容應該包含時文的寫作，而衛博編時文冊子的序讓我們明瞭，當時有許多落第舉人有可能也編輯這類時文刊本，或以維生，或以教學之用。. 65. 54-62。亦見商衍鎏著，商志馥校注，《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頁257-258 63 有關「習性」與「俗見」，略見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72-95, 164-165. 中譯本：布爾迪厄，宋偉航譯，《實作理論綱要》（臺北：麥田出版，2009），頁148-195， 326-327。亦見Karl Maton, “Habitus,” 與Cécile Deer, “Doxa,” 二文俱收入Michael Grenfell, ed. Pierre Bourdieu （Durham, UK.: Acumen, 2008）, 49-66, 119-130. 64 宋．袁采，《袁氏世範》，卷2，〈子弟當習儒業〉，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1985），冊30，頁154。 65 例如呂祖謙的老師林之奇（1112-1176，1151進士）在考取進士前即為舉業教師，編《觀瀾文集》以為教材。略見呂宜軒，《呂祖謙的舉業教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23-24。亦參見梁庚堯，〈南宋教學行業興盛的背景〉，收入田餘慶編，《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

(21) 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 55. 時文刊本的外觀似乎有某種刊印形式，當時人可以輕易認出。前述李偕的故事中，他在省試前夢到其友人手執一「黃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一看 66. 之下，竟然是自己省試第一名的程文。這是第一次我們得知時文本子的外觀是黃色的。南宋的葉適（1150-1223，1178進士）也提到「鄉曲之賤人，父兄之 67. 庸子弟俯首誦習者，謂之『黃策子』者，家以此教，國以此選。」劉克莊 68. （1187-1269）的詩句「書坊黃冊誘兒童，朝取封侯夕拜公」，亦是一例。劉 69. 黻（1217-1276，1262進士）也謂「區區黃冊子，所事惟奪魁」。而林景熙（1271 太學上舍釋褐）寫信給鄭樸翁（1240-1302），稱「公程文在『黄子冊』中，膾 70. 炙海内，至今誦之」。時文本子至少到了南宋被稱為「黃冊子」。元人歐陽玄（1283-1357）在一篇序文中談到其父是南宋太學生，專研《春秋》，亦通他經。1275年蒙古人攻陷臨安，科舉停廢。其父不忍見前代時文散逸，遂請朋友留心蒐集，結果「稛載充牣」。他閑暇時便翻閱那些時文，選取其中特出者，另成一選本。當時歐陽玄兄弟年方幼，其父告彼：「黃冊子會有行世時，兒曹 71. 毋忽也。」其父死後七年，元朝恢復科舉，他當年就中第。可見即使到了元代，時文仍稱黃冊子。而且由歐陽玄的描述中也可知黃冊子的價格算低，否則難以蒐得如此之多。. 72. 出版社，1997），頁559-570。 66 何薳，《春渚紀聞》，卷1，〈李偕省試夢應〉，頁6。 67 宋．葉適，《水心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卷3，〈科舉〉，頁13b。 68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卷13，〈題永嘉黃仲炎文卷〉，頁5b。 69 宋．劉黻，《蒙川遺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和紫陽先生感興詩二十首〉，頁14a。 70 宋．林景熙，《霽山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故國子正鄭公墓誌銘〉，頁18a。可能是手民之誤，將「黃冊子」誤植為「黃子冊」。 71 元．歐陽玄，《圭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卷 14，〈彭功遠先世手澤〉，頁2b-3a。其中文字有脫漏者。見明．葉盛，《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9，〈圭齋題彭氏程文〉，頁95。 72 根據張秀民的研究，南宋福建建陽縣麻沙刊本的用紙，因考慮減低成本，以竹子製成，紙呈深黃色。目前無法確定有多少黃冊子是在麻沙刊印，但時文本子的紙質多數欠佳。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91。亦見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22) 臺. 56. 大. 文. 史. 哲. 學. 報. 五、時文揚己的用途宋代的時文到了北宋後期又多出一種用處，這要從宋初考試制度的改變說起。唐代的科舉文化裡，考生會對禮部以外社會上有影響力的官員「投行卷」， 73. 希望能得到後者的揄揚，並獲推薦。根據學者的研究，宋初士人也有投行卷的作法，也是希望收到行卷的人能推薦他們，為之延譽。但是隨著科舉考試在太宗淳化三年（992）實行殿試糊名法，真宗景德四年（1007）實行省試糊名法與仁宗明道二年（1033）確立解試糊名法後，行卷就失其功能，不再為士人採 74. 行。然而，前節提到的葛閎在天聖五年（1027）中進士前，曾以平日文字投 75. 贄給蘇頌的父親蘇紳（1019進士）。此外，在歐陽修的文集裡至少看到三則 76. 他答謝士子投贄的書啟，其中一篇注明寫於寶元二年（1039）。為什麼投贄之風在實行糊名制後仍未根絕？下節將試圖回答這問題。. （一）投贄之風還魂科舉考試採彌封方式後，後來的投行卷者想要像他們前輩那般較有保障地通過考試，的確希望渺茫。但是考生依然故我，仍希望將來的考官能熟悉其文字風格。舉例而言，在宋代扛起古文運動大纛的是歐陽修。他有鑑於當時文體的流弊，倡為古文。嘉祐年間（1056-1063）太學生員劉幾數度在太學內部考試中奪第一，但「驟為怪嶮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修卻甚為厭惡這種文體。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主持省試，用怪嶮之語者，皆遭刷落。有一試卷被他認為是劉幾所作，判語謂「紕謬」，張貼示眾。榜出，果為劉幾之文。數年之後，歐陽修再度主持省試，劉幾又預試，歐陽修再申除惡務盡之意，刷落疑似劉幾的卷子。放榜之後，卻是別人所寫，被歐陽修擢為第一的卷 77. 子反出自劉幾之手。這個故事反映出兩件事實。第一，太學中得第一名的試（11th-17th Centurie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5-29. 亦見潘吉星，《中國造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258-259。 73 略見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259-296。 74 見寗慧如，《北宋進士科考試內容之演變》，頁59-66；高津孝，《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頁1-24；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頁340-362。 75 蘇頌，《蘇魏公文集》，卷57，〈光祿卿葛公墓誌銘〉，頁872。 76 歐陽修，《歐陽修文集》，卷95，〈謝人投贄啟〉，〈謝石秀才啟〉，〈謝李秀才贄見啟〉，頁1437-1438，1445。 77 宋．沈括著，胡道靜校證，《夢溪筆談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9，〈人事〉，頁344。.

(23) 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 57. 文的確為人仿傚。第二，這類文字具有個人風格，即使是在匿名考試裡也容易被辨識。因此儘管科舉考試已採糊名法和謄錄法，但個人寫作風格卻可以被認 78. 出，那些士子從而冀望達到投贄的目的。不僅如此，根據程千帆的研究，唐代投行卷的對象須鄭重選擇──士子覺得可能有助於他們登科的官員才會被考 79. 慮。宋代投行卷的士人自然熟悉其中道理。這是為什麼上節提到歐陽修所以收到士人投贄行卷的主因：歐陽修曾兩度知貢舉，且可說是當時文壇盟主。就在這樣的想法下，投行卷的作法在北宋後期以另一種方式死灰復燃。《宋會要輯稿》中有下列一段訊息：. 〔大觀二年，1108〕十一月月五日，宣德郎、前利州州學教授何浩言：「朝廷一新學校，革去科舉之弊，而復興鄉舉里選之制，法令至具矣。每年一試，類差有出身人以充考試官，而應舉之士未嘗經歷學校，考以素行，徒用一日空言定為去取，故諸州士人亦意有出身官必差充考試，而取其空言也。往往編集平昔所集經義、論策之類，猥以投贄文字為名，交相請託於有出身官之門，以僥倖一得。且今合格之文，有司之公取也，尚不許印賣。使天下之士各深造而自得之，豈可容私自編集，以為請託之資乎？欲乞諸路州縣應有出身之人，將來合差充考試官者，不得收接見任或他州縣士人投贄所業經義、論策文字，庶絕前日科舉僥倖之風，而上稱朝廷所以委任考求行實之意。」從之，仍先次施行。. 80. 利州路在轄區約今日四川北部與部分陝西西南方。由於北宋在開封的藏書受金、元二朝戰亂的影響，所存著作極有限，因此無法確知利州路的北宋刻書的情形。根據研究中國印刷史的張秀民所列〈南宋刻書地域表〉，利州路也在其 81. 中。從上面所引的史料看來，利州路的北宋刻書情形大既也屬不差。. 78 另一個例子是陸九淵（1139-1192，1172進士）。《宋史》記載呂祖謙（1137-1181， 1163進士）「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目前無法確定陸九淵曾否投贄，但呂祖謙能一眼看出陸九淵的考試文字，即因前此對九淵的行文風格有印象。見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標點本），卷434，〈儒林四．呂祖謙〉，頁12837。 79 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收入氏著，《程千帆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冊8，頁24-27。 80 徐松輯，《宋會要．選舉四之六》，頁4279。引文中劃底線者係筆者所加。 81 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頁93-94。.

(24) 臺. 58. 大. 文. 史. 哲. 學. 報. 除此之外，上段史料仍須稍做解釋。文中「出身」一詞有兩層含意：一指官員；另一指進士及第資格。在宋代的就指進士及第的官員。而在上段文字中所說的有出身人指的是當地進士及第的官員，可能也包括在鄉待闕的官員。朝廷命他們充試官，想必著眼於這類人士有考試經驗，瞭解如何評等士人的考試文字。此外，這段史料的背景是蔡京行三舍法，於崇寧元年（1102）訂州學升貢制，地方學校士人每三年貢入太學，經太學三舍法考察合格者任官。兩年後，「令州縣學用三舍法陞太學，罷科舉」。三舍法在地方學校實行的方法是學生由外舍、內舍、上舍逐級考核，內容以「行」（操行）、「藝」（學業）為主，考核的人是學校教官（州學教授），而上舍生要貢入太學也須經考核。考核的 82. 方式不一而足，包括「八行取士」、保薦、與升補試。其中升補試由地方「有出身」官員主持，通過之後才可到京裡參與太學補試，再貢入太學。這種制度的理想不可謂不高，然士人為求更上層樓，卻可以操弄此制度，投行卷正是操弄的結果。到了宣和三年（1121），因三舍法弊多，朝廷遂「罷天下州縣學三舍法， 83. 惟太學用之」。這個由地方到中央的三舍法，其實是蔡京要貫徹王安石人才由學校出的理想。但由於始料未及的各式弊端，實行起來只有二十年左右。回到事件發生的場景來看，上段史料有這麼幾句：「今合格之文，有司之公取也，尚不許印賣。使天下之士各深造而自得之，豈可容私自編集，以為請託之資乎？」那些投贄文字由私人刊刻後，投給相關官員。也就是說，投贄文字之風在三舍法之前即已行之——雖然無法得知風行的程度。但可確定的是，三舍法實行後，投贄之風大盛。此時糊名法已實施半個多世紀，似乎堵住了過去投行卷而產生的弊病，但此時士人的出路只有升貢一途，可想而知，大家莫不使出渾身解數。試卷雖已彌封，但如能讓試官對自己的文字有印象，使他在評定試文時較能認出自己的文字，投贄不失為一種可行且較有希望的法子。這就是投贄之風盛行的重要原因。如果前述的利州路因印刷術普及而出現投贄之風，那麼有相同（甚至更佳）印刷術條件的地區如開封、杭州、紹興府、成都、平江府、福州、建寧、婺州、衡州等地，應該也會出現類似的投行卷作法。因此利州路當地出現的投贄之風不會是北宋後期的單一事件。屆至南宋，淳熙元年（1174）陳益在業師陳善（約1169進士）《捫蝨新話》序文中說，陳善文行甚著，由太學登進士。而「今鬻書肆中有論十篇，乃先生. 82 馬端臨，《文獻通考．學校七》，卷46，頁432-433。亦見王建秋，《宋代太學與太學生》，頁35-44，49-57。 83 馬端臨，《文獻通考．學校七》，卷46，頁433。.

(25) 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 59. 為諸生時所為贄見祭酒周公敦義〔生卒年不詳〕者。或託以王龜齡侍郎〔王十朋，1112-1171，1149進士〕，非也。若其場屋所試，不肯蹈襲時文，畦徑獨出，硬語橫空排奡，故往往不為有司所喜。閒遇明眼，則置高等。士之在太學者能 84. 言之」。陳善把平日所作呈太學祭酒過目，除了讓周敦義瞭解自己近日的情形外，也有讓後者熟悉自己的寫作風格。其後書坊把作者張冠李戴成王十朋，也無非看中十朋得第一，有助銷路。據十朋的老師王之望（1103-1170，1138 進士）說：. 余為博士，太學有王生十朋者來學焉，余得其程文，在百千人中卓然也，因置之異等。其後學益邃，論議益純，而文日益奇，月校歲考，屢先多士。紹興十九年（1149）秋，遂試上舎為第一，諸儒厭〔壓〕服無異辭。. 85. 在當時太學中不少人有投行卷之舉的背景之下，難說王十朋不會將其文字呈給相關人士，而且他在太學考試屢得第一，其考試文字通常會被刊刻流通。在這 86. 情況下，考官大有可能熟悉其風格，舉行進士考試時，就因此拔擢王為第一。. 當然，將自己平日的作品呈給尊敬的長輩或老師，這樣的作法無可厚非，也是種禮貌。從這個角度而言，投贄文字未必盡出於功利的算計。此外，這麼做至少沒有壞處，或許還有意想不到的用處。上述的事例在在透露，士人投贄文字，無非希望自己（或行文風格）被記住，在青雲路上能先過第一關。把自己平日作品呈給有關人士之舉並不止於上述例子，樓鑰（1137-1212， 1163進士）因胡銓（1102-1180，1128進士）之賞識而得進士。胡銓過世後，他追憶恩師的道德文章，提到：「先生刻意《詩》、《騷》，後生投贄，率次韻 87. 以酬，多至百韻數十篇」。換言之，不少士人把自己的文字呈給胡銓，未必全著眼於科舉考試，但如前所說，這麼做並沒有壞處。此外，樓鑰本人在省試 88. 前，亦曾「投贄諸公」。以樓鑰這麼優秀的人也不排除投贄文字，可見這樣的舉動在南宋並不是見不得人，或非法的行徑。. 84 宋．陳益，〈序〉，收入宋．陳善，《捫詩新話》（臺北：新文豐，1985），頁1。 85 宋．王之望，《漢演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5，〈故萬氏夫人墓誌銘〉，頁13b。 86 有關王十朋生平，略見鄭定國，《王十朋及其詩》（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頁9-118。 87 宋．樓鑰，《攻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76，〈跋胡澹菴和學官八詩〉，頁14b。 88 見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別集類一二》，卷159，頁1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