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棟的春秋學－－解釋類型與經說內涵研究

惠棟的《春秋》學

──解釋類型與經說內涵研究

(簡要稿)

張 素 卿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 一、中文摘要 惠棟確立「漢學」和「宋學」的區分，嚴別這兩種不同的學術典範，促成了儒 家經典之解釋觀念的轉向。《九經古義．述首》明白揭櫫「經之義存乎訓」的解釋觀 念，表徵惠氏以「漢學」治經的學術宗旨。依準此解釋觀念的治學門徑，致力於求索 漢代儒者的古訓，並藉此古訓解經釋義，故往往標榜「古義」。惠棟的《春秋》學著 述包括《左傳補注》及＜公羊古義＞、＜穀梁古義＞，同屬「古義」的解釋類型，這 是表徵「漢學」典範的一種新經解。經說內涵方面，強調古訓、古義，尤注重禮度典制， 以此補苴或批駁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之缺失，這是清儒研治《左傳》學的一大趨勢， 新注、新疏即是此一趨勢發展的結果。惠棟之《左傳補注》，在補正杜預，以至於撰述 新注、疏的學術脈絡中，具有承先啟後的地位；至於其＜公羊古義＞和＜穀梁古義 ＞，則是公羊、穀梁二學在清代復興的先驅之作。惠棟之《易》學，雜糅今、古文， 於《春秋》學亦兼治三傳，不拘泥戶，不墨守某傳某家，其「漢學」典範並非侷限 於「東漢古文學」。三傳新注新疏，如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陳立《公羊 義疏》及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等，均頗採其說，並多注重典禮之考校，其 成就與影響俱有可觀。 關鍵詞： 1.乾嘉經學 2.漢學 3.典範 4.解釋類型 5.古義 二、緣由與目的 清代乾隆(1736-1795)、嘉慶(1796-1820)時期的經學，重新關注於漢儒的經說古

義，形成循訓詁進路以考求義理的學術風尚。自惠棟(1697-1758)明白標舉「漢學」 名目而嚴別漢、宋，這種別樹一幟的治經觀念和門徑，先以吳（蘇州）為中心，然 後逐漸擴展而蔚為一代思潮。 惠棟無疑是確立乾嘉經學轉向的關鍵人物。然而，當代學者關注他的程度遠不 及戴震(1723-1777)，專門的研究相當有限。戴震在義理闡發方面的成就誠然卓越， 若從學術史或清代經學的觀點作整體考察，則如錢穆所言，三吳惠氏之學比徽州戴 氏之學尤具有革命性，後者的學術觀念實受前者影響1_。 本人參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乾嘉學者之義理學」研討會，曾發表＜ 「經之義存乎訓」的解釋觀念──惠士奇、惠棟的經學管窺＞一文，以「經之義存 乎訓」的解釋觀念為中心，論述惠氏的學術源與經學要旨，以及確立「漢學」典範 的經學史意義。後來，深感探討經學解釋的典範，應進一步落實，扣緊實際的經典 注釋來論述。本專題計畫即承續上述研究，對於惠棟確立「漢學」典範的義涵，以 及代表性的解釋類型──「古義」，有進一步的探討，部分成果已納入上揭論文的修 訂稿中（待刊）。本研究報告則在此基礎之上，結合緊惠棟的《春秋左傳補注》（以 下逕稱《左傳補註》）及＜公羊古義＞、＜穀梁古義＞，研究其《春秋》學。 沈玉成《春秋左傳學史稿》曾評論惠氏《左傳補注》一書，語焉而未及詳述； 蔡孝懌的碩士論文《惠棟春秋左傳補注之研究》，舉述詳明，並注意其承續顧炎武 (1613-1682)，而影響劉文淇(1789-1854)等後學。然而，以上二書都專就《左傳補注》 而論，未能彰顯惠氏兼治三傳，這在《春秋》學以及清代經學的整體發展上自有其 特殊的意義。李開《惠棟評傳》是近年來研究惠棟的一部專著，書中有專章論惠氏 的《春秋》學，對《左傳補注》、＜公羊古義＞、＜穀梁古義＞三者逐一評述，可惜 沒有留心它們在解釋類型與經說內涵上，承先啟後的意義。 本專題研究關注於惠棟的「漢學」典範，認為他以「古義」的解釋類型兼治《春 秋》三傳，乃能區別於「宋學」而別闢門徑。補苴、駁正杜預(222-284)《春秋經傳集 解》之缺失，有邵寶(1460-1527)、陸粲(1494-1551)、傅遜、顧炎武諸儒為之先驅；以 「古義」治經，更稟之惠氏家學：惠棟承續此一趨勢，尤其貫徹以漢儒古訓治經的門 徑，故能開創新猷。比較惠氏《左傳補注》與邵、陸、傅、顧諸家之經解，可以略見 其承先而開新的特殊之處；不僅《左傳》如此，惠氏治《公羊傳》、《穀梁傳》，乃至於 群經諸傳，莫不依循上述門徑。換言之，由《左傳補注》至《九經古義》，惠氏「古義」 之學成為治經的新的解釋類型，影響所及，開啟學者輯佚存古之風，據舊注以求新解 1 _{說本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臺 9 版)，頁 312-324。} 學者多認為惠棟在義理闡發方面不如戴震精深，然後者性理之學實亦受惠氏影響。說參錢氏 上揭書，頁 325-326；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三卷)》(濟南：齊魯書社，1994 年)，頁 128-129；及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18。，

的著述紛紛出現。就解說內涵而言，三傳之新注、新疏，均頗採取惠氏的解說，若以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陳立(1809-1869)《公羊義疏》及鍾文烝(1818-1877)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下文引述此三書，一律簡稱為劉氏《疏證》、陳氏《義疏》、 鍾氏《補注》）為代表，可以略見惠棟《春秋》學的影響，以及得失。 三、討論與結果 本專題研究著眼於惠棟確立「漢學」典範的意義，關注其「古義」的解釋類型， 而以《左傳補注》與《九經古義》中的＜公羊古義＞、＜穀梁古義＞為主，考察此 類經解的形式與內容，探討其經學如何承先而啟後，略論其得失。以下次第論述之。 (一)惠棟與清代的「漢學」典範 惠棟上繼家學，復加以推闡，相對於「宋學」而另行標榜「漢學」，於是別樹一 幟，確立乾嘉經學之解釋典範的轉移。 《九經古義．述首》揭櫫「經之義存乎訓」的解釋觀念，最能表徵惠棟的經學 宗旨。大體而言，惠氏的「漢學」典範，無意發揮形而上之「理」，認為義理當求諸 經典，而合乎經意的解釋，應可以藉由聞、見之經驗加以印證，故信實可徵。因此， 標榜以古訓解經，從而廣蒐博考，輯存漢儒的經說古義，並依循古文學派擅長的訓 詁之學以解釋經義。此一治經門徑，依循古訓以通經而知其義，所謂「古」，不是相 對的古代，乃特指「去聖未遠」的漢代。惠氏認為，漢儒「通經有家法」，所傳古訓 當淵源自孔門，接近經典形成的歷史脈絡，那麼，據此解經，較之憑空臆造之說更 為可信。 「漢學」解經的治學門徑，「信而好古」而又能「實事求是」，博引典據而重考 證的學風，明確區別於宋、元、明以來的理學思潮，自成一股新思潮。依惠棟，此 一經學思潮的解釋典範，就其旨趣而言，它揭示一種根柢於經典以考論義理的意向， 此意向仍蘊含經世致用的終極關懷；就其方法而言，它開展出博考漢儒古訓，據以 訓解經典的學術門徑，關注於經典的歷史脈絡，冀能溝通古、今語言的差異，訓詁 之學成為理解經文、探討義理的進路；此外，就其經解形式而言，它標榜依古訓以 通經，經典的解釋，即存乎以「述」為主的徵引考據之中，這樣的「古義」，成為表 徵惠棟「漢學」典範的一種解釋類型。2 (二)《春秋》三傳之「古義」 2 _{關於惠棟的「漢學」典範，此處略述大要，詳細討論另參拙著：＜「經之義存乎訓」的解} 釋觀念──惠棟經學管窺＞（待刊）。

惠棟標榜的「漢學」，原非侷限於「東漢古文學」3_{。他十分推崇今文學家所重視} 的經師口授傳統，著述筆記中往往述庭訓、明家學，表陳己學之淵源。而且，對於 漢儒能以經術致用，常表嚮往之情4_。 就《易》學而言，惠氏一方面重輯鄭玄(127-200)《周易注》5_{，一方面述《易漢} 學》，博考孟喜、京房(前 74-前 37)、荀爽(128-190)、鄭玄、虞翻(170-239)等五家散 佚已久之經解舊說，顯然包括今文家之說，並非專依古文家；《周易述》復根柢古訓 以解釋經傳，「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6_{，亦非專依今文或古文，甚至不} 墨守某家之學7_。 這樣的治經態度，於《春秋》學亦然，惠棟既不墨守一傳，也未嚴劃今文、古 文的分野，一以「古義」之學兼治三傳。以下先依《左傳補注》、＜公羊古義＞、＜ 穀梁古義＞之序，將考察結果扼要陳述，然後綜述惠棟《春秋》學的特色，並稍作 評論。 1.《春秋左傳補注》 明代以來，吳郡邵寶、陸粲、傅遜及清初顧炎武等人，相繼撰述一系列補正杜 《注》的著作，惠棟受此學術脈絡影響8_{。而吳能成為一代思潮的發祥地，惠氏確立} 3 周予同(1898-1981)在《經學歷史．序言》(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第 1 版第 4 刷)中論及 「經學三大派」，包括「西漢今文學」、「東漢古文學」及「宋學」，並說：清代三百年學術界 的權威被「東漢古文學」所獨佔，以惠棟、戴震為領袖「吳派」、「皖派」都跟這一派有著血 統的關係（頁 1-2）。依錢穆，「吳派」、「皖派」的分法並不恰當(並參註 1)。而且，將惠棟、 戴震一路開展的「漢學」，侷限於所謂的「東漢古文學」，此說亦值得商榷(並參註 7)。 4 惠棟《九曜齋筆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聚學軒叢書》 本)：「漢儒以經術飾吏事，故仲舒以通《公羊》折獄，平當以明＜禹貢＞治河，皆可為後世法。」 （卷 1，頁 12 下）又，惠氏曾轉錄閰若璩之《潛邱劄記》，曰：「潛邱語：以＜禹貢＞行河， 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挍律令條法，以《三百五篇》 當諫書，以《周官》致太平，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斯真可謂之經術矣。」(同上書， 卷 2，頁 5 上) 由此類筆記，可以略見惠棟嚮往漢儒以經術致用之態度。 5 《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影印《四庫全書》本第 1 冊)曰： 「初，王應麟輯鄭元《易注》一卷，……棟因其舊本，重為補正，凡應麟書所已載者，一一 考求原本，注其出自某書，明其信而有徵，極為詳核，其次序先後，亦悉從經文釐定，復搜 採群籍……。」(卷 1，頁 56-57) 6 _{錢大昕：＜惠先生棟傳＞，《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699。} 7 惠棟《古文尚書考》(臺北：復興書局，1961 年影印庚申補刊《皇清經解》本)謂「漢世儒 者，惟鄭氏篤信古文，故於《易》傳費氏，於《書》傳孔氏，於《詩》傳毛氏，皆古文也。」 （卷 352 頁 5 下）然則，惠氏未嘗不分辨今文學、古文學。既知鄭玄「篤信古文」，所傳《易》 傳為費氏學，衡諸《易漢學》與《周易注》，卻不墨守鄭氏，則惠氏以「漢學」解經，原非 自限於「東漢古文學」。楊向奎對於惠氏《易學》雜糅今、古文有所論辨，可參，見《清儒 學案新編》第三冊，頁 115-117 及 120。 8 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序》(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影印《四庫全書》本 174 冊)曰：「《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 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觿》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傅氏遜

「漢學」典範，依此門徑研治群經，最具關鍵性。 惠棟一方面承續吳中先賢的學術影響，一方面淵源於家學。惠氏曰： 棟曾王父樸菴先生幼通《左氏春秋》，至耄不衰，常因杜氏之未備者作《補 註》一卷，傳序相授，於今四世矣。竊謂《春秋》三傳，左氏先著竹帛，名 為古學，故所載古文為多。晉、宋以來，鄭、賈之學漸微，而服、杜盛行。 及孔穎達奉敕為《春秋正義》，又專為杜氏一家之學；值五代之亂，服氏遂 亡。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 己意，令讀者可以考得失而審異同。自杜元凱為《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 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違，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 書出焉。棟少習是書，長聞庭訓，每謂杜氏解經頗多違誤，因剌取經傳，附 以先世遺聞，廣為《補註》六卷，用以博異說、袪俗異。宗韋、鄭之遺，前 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其中於古今文之同異者尤悉焉。傳之子 孫，俾知四世之業勿替引之云爾。戊戌冬日，東吳惠棟定宇序。9 依此而言，《春秋左傳補注》凡六卷，旨在博稽經傳古義，以補正杜預之違誤。此一 取向，實稟承家學，他的曾祖父惠有聲(字樸菴，?-1678)曾撰有一卷本《補註》，惠 棟書即就此擴展而成。書中標明「棟案」或未特別標示者，當為惠棟之訓解，間或 引述「樸庵子惠子」、「子惠子」或「家君」之說，即所載「先世遺聞」，共會集惠有 聲及惠周惕(約 1646-約 1695)、惠士奇(1671-1741)、惠棟「四世之業」。此＜序＞撰 於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當時，惠棟二十二歲。雖然此書早成，又另本單行，仍 屬於惠氏群經「古義」的著述之一10_。 ＜序＞曰「宗韋、鄭之遺」，意謂仿效鄭玄注《禮》、韋昭(約 200-273)注《國語》 之法，「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讀者可以考得失而審異同」，這是《左傳 補註》的撰述方式。詳徵博引，固然是惠棟著述的特色，特尊漢儒古訓，尤具分幟 開新的意義。邵寶《左觿》，雖「遇難解處，則稽之疏義，而參諸他書」11_，書中往 往不標榜有何典據，以抒己見為主。陸粲《左傳附註》、傅遜《左傳注解辨誤》及顧 炎武《左傳杜解補正》諸書，引據漸博，然往往旁及劉敞(1019-1068)、劉奉世 (1041-1113)、鄭樵(1104-1162)、趙汸(1319-1369)……等宋元學者之說。惠棟則「信而 本之為《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 不能盡得，而《公》、《榖》得之；《公》、《榖》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 書，而此不具也。」（頁 289）又，王昶＜惠先生墓誌銘＞曰：「先生嘗以顧氏炎武《左傳補 註》雖取《開成石經》較其同異，而義有未盡，因發賈、服氏之學，附以群經，作《補註》……。」 引文據錢儀吉編：《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卷 133，頁 3984。 9 惠棟：《春秋左傳補註．序》(臺北：復興書局，1961 年影印庚申補刊《皇清經解》本)， 卷 353 頁 1 上-1 下。下文考述依此本。又，本文為簡要報告，《春秋》三傳依經編年，故說 明某年經傳外，各家注解，不一一注明其卷數頁碼。 10 _{《四庫全書總目》曰：「是書皆援引舊訓，以補杜預《左傳集解》之遺，本所作《九經古} 義》之一，以先出別行，故《九經古義》刊本虛列其目而無書。」（卷 29，頁 596） 11 _{邵寶：《左觿．序》(台北縣：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四庫全書目叢書》117 冊，影明崇} 禎四年《經史全書》本)，頁 193。

好古」，且尊崇漢儒。如莊卅二年《左傳》「能投蓋于稷門」，陸粲以為劉炫(約 546-約 613)近是，傅遜從杜《注》，顧炎武又從劉，惠氏則列舉服虔(？-546-約 188)、杜預及 劉炫三家，謂「杜說鑿，劉說淺，服說近之」，採取服氏「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 之說。惠氏此書，訓詁《左傳》多採服虔，以為「杜預注《左傳》不逮服子慎，唯 地理勝于服」；又，地名考釋，多引據與杜預同時之京相璠，謂「當時有京相璠撰《春 秋土地名》三卷，預資取其說，故其書可觀。預貴而璠賤，故璠書不傳」12 ；人名世 系，則援依《世本》。諸如此類，大抵有針砭杜氏「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之用心。 由於《左傳》「名為古學」，因此，惠氏《補註》「其中於古今文之同異者尤悉焉」。 如《春秋經》之「公即位」，據鄭眾所言，並參古鼎銘，指陳古文「位」作「立」； 又如依《唐石經》，又以金石文佐證之，主張經傳之「二十」、「三十」字當作「廿」、 「卅」。書中稽考經傳古文作某之例甚多，劉文淇《疏證》往往參考或採取其說。考 校古文，除了徵引文獻，惠棟更得力於石經和鐘鼎銘文。據《唐石經》以考校經傳， 承自顧炎武13_{，書中間或採取其說，但少依宋儒經說而特尊漢儒，終能別樹一幟。惠} 棟也反駁顧氏14_{，著名的例子是僖廿二年《左傳》敘泓之戰，「大司馬固諫」一語，} 惠、顧說法相左。顧氏依陸粲，以為大司馬即司馬子魚，固諫為堅辭以諫，而且朱 鶴齡指出，《史記．宋世家》轉述傳文，也作子魚。邵寶已批評《史記》疏略，不足 據；惠氏亦然，認為應依＜晉語＞及韋《注》，云：「韋、杜皆據《世本》而言，稱 『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顧氏不見《世本》，而曲為之說，失之。《史記》 疏略，不足取證。」在此，惠氏批評顧氏，而補證杜《注》15_{。又，雖大力表彰服虔，} 亦未嘗拘泥墨守。如僖十年《左傳》之「七輿大夫」，惠氏謂「服、杜二說皆非也」， 另據《韓非子》解之，以己意斷之曰：「蓋自文公以後始有七輿。獻公時止有二行一 尉，不得為七輿。七當為五，古五字如七（見王肅《詩傳》），遂訛為之。」如此看 來，惠棟博採眾說，時或「下以己意」，有所裁斷；大抵尊漢儒、依服虔而非墨守， 偶或也排《史記》、黜服虔；著書旨在駁正杜預，亦非專固而不論是非，如有依據， 未嘗不補證其說。 12 _{惠棟：《九曜齋筆記》，卷 2，頁 38 下。} 13 說本王昶：＜惠先生墓誌銘＞，參注 8。顧氏《左傳杜解補正》對惠棟的影響，並可參考 《惠棟春秋左傳補註之研究》，頁 77-82。 14 《四庫全書總目》摘述惠棟批駁顧氏《左傳杜解補正》者，包括：「尨涼」一條，「大司馬 固」一條，「文馬百駟」一條，「使封人慮事」一條，「遇艮之八」一條，「豆區釜鍾」一條； 並說：「然其中『文馬』之說，究以炎武為是。棟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說但舉《漢書• 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禮為鄰國闕』一條用服虔之說而不著所自。案徵引佚書，當以所載 之 書 為 據 ， 棟 引 《 世 本 》 不 標 《 史 記 注 》 ， 引 京 相璠《土地名》不標《水經注》，正體例之 ， 未可反譏炎武。……」（卷 29，頁 584） 15 近人對「大司馬固諫」有不少專文討論，可參考沈玉成及李開之評述，說見《春秋左傳學 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406；及《惠棟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年)，頁 155-156。

惠氏援引《世本》以解說經傳之人名世系，亦有助於辨明《春秋》褒貶之義。 如桓二年《春秋》：「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杜預以「孔父」為名，謂《春 秋》稱名，有貶責之意。經惠棟詳考，指出「傳云：『孔父嘉為司馬』，是『嘉』名， 『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而後名，祭仲足，是也；鄭有子孔，名嘉。…… 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輒為異說，不可從也。」批駁杜預，以為經書「孔父」 字，意在褒善。又如桓十一年之「祭仲」，曰：「《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 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疑。」此則如李開所言，「不僅糾正杜預，且概括出 稱字名的一般規則。」16 《春秋左傳學史稿》評論惠棟此書，認為他「以漢糾杜的突破口是對字形的考 察，求得一字的古文字形，再以此為基礎進行釋義」，並舉宣二年「以視于朝」，及 襄廿五年「授手于我」為例說明之17_{。依惠氏，「視」為「示」之古文，「手」為「首」} 之古文。其實，這是古今字，無關字形結構。而且，惠氏「以漢糾杜的突破口」，與 其說是字形或訓詁，對於禮制的考察毋寧更具關鍵。 宣二年《左傳》云鉏麑「觸槐而死」，杜《注》云：「槐，趙盾庭樹」，惠棟徵諸 《呂氏春秋》作「觸庭槐而死」，《國語》作「觸廷之槐而死」，於是定「槐」為廷之 槐；然後，引韋昭之《注》：「廷，外朝之廷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 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以為得之，故斷曰：「蓋當時麑退而觸靈公之 廷槐者，歸死于君也。」此則解釋傳文，即根據韋昭所述「侯之朝三槐」的典制， 判斷鉏麑乃返回公宮，觸其廷槐而死，因此，不取杜預之說。惠氏批評杜氏最激烈 者，厥在其「短喪」之說。隱元年《左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陸粲已力 斥杜預自創「短喪」之說，解釋經傳輒遷就己說以求通；《左傳補註》於此傳下，載 錄惠有聲語，援引《荀子》參證《左傳》，駁杜預「借以文其短喪之說，誕之甚！妄 之甚！」又於閔二年、文十八年及昭十年載惠士奇之語，一再反詰，指杜《注》「諸 侯諒闇之服」為「杜撰」，既謂「杜預既葬稱君之說，至此而辭窮矣」，又云「預既 葬除喪之說，至此乃窮」云云。惠棟詳錄「先世遺聞」，並在《九曜齋筆記》中載曰： 「杜預創短喪之說以媚時君，《春秋》之罪人也。」18 惠氏著書，糾正杜氏而表彰漢 儒，據定三年子惠子之言，曰：「漢注多舊典遺言，杜預盡去之，而蓋以臆說，《正 義》所載者千百之十一而已」，則廣泛輯引漢儒經說，豈僅針砭杜氏「不著其說」而 已，積極的意義更要從中尋索典章禮制，復由典章禮制以闡明經義也。 16 _{李開指《左傳補註》不僅解說個例，有時且觸及《左傳》行文的通則，說詳《惠棟評傳》，} 頁 145-147。 17 _{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頁 309。} 18 _{惠棟「趨庭錄」，《九曜齋筆記》，卷 2 頁 38 下。}

2. ＜公羊古義＞ 《九經古義》之十三、十四兩卷為＜公羊古義＞19_{，共計八十八則。前五則先考} 察師承傳授與板本源流，其餘則訓詁文義，或者輯述漢儒之經解舊說。大體而言， 公羊學者往往偏重於比類經文、較論義例，相形之下，惠棟之＜公羊古義＞，不墨 守何休(129-182)一家之言，甚或質疑《公羊傳》之義，稽考文獻之際似無意嚴劃今 文、古文之疆界，總根抵古訓以解說經傳，對於涉及古代禮制者尤多關注。 第一則首先分辨家法，《春秋》公羊學有嚴、顏二家，據惠棟考論，漢蔡邕所書 《熹平石經》屬嚴氏，何休注本則屬顏氏學。第二則據＜六藝論＞、＜儒林傳＞， 考得西漢治公羊學者有胡母生、董仲舒、嬴公、眭孟、嚴彭祖、顏安樂、陰豐，及 劉向、王彥等，並指陳：「劉子政從顏公孫受公羊，本傳不載，然封事多用公羊說」。 三、四兩則略述孔子之前有所謂「百國春秋」，古史分有記言、記事二體。第五則言 漢代的經、傳板本原分別單行。 第六則以下，或校異文、明音訓、考地理；或者藉古訓進而究明禮度典制。校 正古今異文者，如隱二年《公羊傳》「始滅昉於此乎」，謂「漢時公羊『昉』皆作『放』」。 考校異文，得力於廣徵文獻的輯佚工夫，有許多訓解特別是依準《熹平石經》，據以 考論與今本之異同。聲韻訓詁方面，如隱八年《春秋》經文，公羊作「包來」，左氏 作「浮來」，以古音相通訓釋之；又如僖十四年何休《注》有「恐曷而亡」一語，惠 氏引述＜新律序＞及《漢書，王子侯表》以為解說，謂「恐曷即漢律之恐猲也」，顏 師古曰：「猲者，謂以威力脅人也，音呼葛反。」諸如此類之訓詁，不勝枚舉，構成 ＜公羊古義＞之主要內容。推考地理方面，如桓十一年《公羊傳》「古者鄭國處於 留」，惠氏據《國語．周語》而論鄭桓公「寄帑與賂于虢鄶及十邑，……其後滅虢鄶 十邑而居新鄭，則以留為邊鄙，當在武公之時」。關於「古者鄭國處於留」，惠棟不 僅認為「公羊之言正與外傳合」，更批評鄭玄《發墨守》於此「不攷而驟非之」，然 則，惠氏《九經古義》雖屢引鄭玄之說，未嘗拘守一家之言，此處溝通《公羊傳》 與《國語》，也反映他心目之中的今文學、古文學，並非分如涇渭。述明禮制方面， 如隱三年《公羊傳》由經書「尹氏」發揮「譏世卿」之義，以為「世卿，非禮也」， 惠氏則引述許慎(30-124)、鄭玄之說，以周制佐證左氏「世祿」之禮，認為「世祿」 與公羊、穀梁之「譏世卿」之義，並不牴牾，故斷以己意曰：「世祿，禮也；世卿， 非禮也。三傳之說未甚牴牾，詁訓者失之。」由此，可以略見惠氏調停三傳的治經 態度。以上舉述各例，陳立採入其《公羊義疏》，包括「世卿」、「世祿」一則，亦認 為「三傳之說，大恉皆同」。這樣藉由考究典制進而論明義理的治經進路，值得注意； 而且，陳氏《義疏》往往引錄＜公羊古義＞，同樣注重禮制之考究討論，然則，惠 19 _{惠棟:《九經古義》(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影印《四庫全書》本 191 冊)，} 卷 13-14，頁 469-488。

棟以「古義」治《春秋》的門徑，對於清末公羊學也有一定的影響。 惠棟＜公羊古義＞每每輯引許慎《五經異義》，如桓卅一年《春秋》曰「築臺於 郎」，引錄《五經異義》以說明靈臺、時臺與囿臺，及「天子有三臺，諸候二」之制， 此處，正是補充何休「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之說。又， 莊卅二年《公羊傳》論未踰年之君有廟、無廟，或是否書葬，由於關係「宗廟典制」， 故惠氏具錄《五經異義》與鄭玄、蔡邕三家之說。這樣引述古義，藉此解釋經傳， 甚至佐證何休，惠氏或加裁斷，或多聞而闕其疑，無所發揮。然而，由古訓以究明 禮度典制，甚至判斷經義的取向，儼然可見。不僅解釋經傳以「述」古訓為主，依 準「禮」以明褒貶的治經取向，固淵源於家學，又何嘗不是稟承許慎、鄭玄、何休 等漢儒之學？ 引述漢儒古義，繼承漢儒之學，然而，惠棟不墨守一家之言，不嚴別今文、古 文。不僅嘗試依禮制調停三傳異說，間或反駁《公羊傳》，不取其義。如針對莊四年 《公羊傳》「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惠氏逕引《五經異義》，採取古周禮 「復讎可盡五世之內」的說法，實則反對公羊「復百世之仇」之義。這樣，惠棟以 「漢學」治經傳，不同於區分三傳門戶之下的「公羊學」，迥異今文家；相對的，他 也不一味拘泥古文家立場，時或補證何休，溝通三傳。如此說來，惠棟確立的清代 「漢學」，雖標榜述古承先，實則別啟新局。 3.＜穀梁古義＞ 《九經古義》卷十五為＜穀梁古義＞20_{，共計廿六則，或考述傳授源流，或訓詁} 經傳文義，或藉由古訓以解說禮度典制。 第一則首先考述《春秋》穀梁學之傳授淵源。根據應劭《風俗通》、桓譚(前 23-56) 《新論》，謂穀梁子為子夏(前 507-?)之門人，大約與秦孝公(前 361-前 338 在位)同時。 又指陳《荀子》言天子廟數及賻、賵、襚、含之義等，皆本《穀梁傳》，藉此印證荀 子(前 313-前 238)曾傳承之。又舉述《穀梁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諸說，或 載在《論語》，或合於《儀禮》、《禮記》諸經，藉此以印證鄭玄「穀梁善於經」之論。 鍾文烝《穀梁補注．論傳》具引惠氏以上考述21 ，＜序＞中更稱：「惠士奇父子倡古 學於南，亦云『論莫正於穀梁』。」蓋推許惠氏父子是清初關注《穀梁傳》，少數有 卓識之學者22 。並參《左傳補註》，桓六年「子同生」經文下，惠氏較論三傳，認為 唯有《穀梁傳》「疑故志之」之解，能「得聖人之旨」。第二則，據《隋書．經籍志》， 推考注解《穀梁傳》的「段肅」，即東漢人「殷肅」，博覽群書的功力，可見一斑。 20 惠棟：《九經古義》，卷 15，頁 489-493。 21 _{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論傳》，頁 22-24。} 22 _{清初推重穀梁之學者，惠氏父子外，鍾文烝另提及李光地(同上註，頁 3)。}

第三則以下，大抵博稽古訓以訓釋文義。如同《左傳補註》不依杜預，＜公羊 古義＞未遵何休，＜穀梁古義＞亦非墨守范寧(339-401)，而以古義補苴之。如隱元 年《傳》「信道而不信邪」之「信」，訓為「伸」。又如隱四年《春秋》經文，穀梁作 「祝吁」，左氏、公羊作「州吁」；宣八年《春秋》經文，穀梁作「葬我小君頃熊」， 左氏作「敬嬴」：這類異文，惠棟多從古音聲韻之同近關係解說之。博考文獻是惠氏 著述的特色，除《爾雅》、《說文解字》、《方言》外，常引述許慎、鄭玄、何休等漢 儒之經解舊說。至於隱九年《春秋》「天王使南季來聘」，惠氏引述《白虎通》，指南 季即文王十子南季載之後人，南為采邑，並據《左傳》、《史記》，謂「南季」或作「聃 季」、「冉季」，一也，鍾氏《補注》、陳立《義疏》等，俱引其說以解經。又，襄十 年《穀梁傳》曰：「古者天子六師」，惠氏解此傳，一方面引昭五年《傳》及《三略》， 批駁隱五年《公羊傳》何休注，謂其「方伯二師，諸侯一師」之說為非，殆「傳寫 之誤」；一方面說明「六師即六軍也」，援據《詩．大雅，棫樸》與毛《傳》，並及《鄭 志》「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稱軍耳」之說，對於軍禮制 度訓釋十分詳贍。鍾氏《補注》有不少注解參考＜穀梁古義＞，此則不僅引錄以釋 「六師」，並推崇說：「惠引鄭君之言以解此傳，最得其旨也」23_{。惠棟訓解「六師即} 六軍也」，援據博而訓釋詳，仔細玩索，其意非止於訓詁，頗有意藉漢儒解義以推明 典制，鍾文烝於此推崇其說能得傳旨，或亦著眼於此乎？ 唯其有意藉古訓古義以推明禮度典制，昭十九年《穀梁傳》云：「許世子止不知 嘗藥，累及許君也」，惠氏迻錄《墨子．非攻》一段文字，以為「知言」，旨在印證 范寧《注》和《公羊傳》，藉明其義，亦非關文字、聲韻之訓詁。又，成元年《穀梁 傳》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惠氏引《管子》、《漢 書．地理志》及服虔，說明「古者四民，商、農、工、賈，士民始于齊之管子」，謂 其父惠士奇《禮說》「論之詳矣」24_{，再次表明惠氏注重「禮」的《春秋》學特色，} 其來有自25_。 4.綜述 惠棟上承吳中賢邵寶、陸粲、傅遜、顧炎武等人補正杜預之學術脈絡，結合崇 尚古義之家學，由《左傳》學推展至《公羊傳》、《穀梁傳》，乃至群經，確立「漢學」 23 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頁 546-547。 24 _{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對此有所論述(第三冊，頁 110-111)，可參。} 25 惠士奇之《春秋說》，《四庫全書總目》論此書之特色，謂「以禮為綱」；至於其撰述方式， 則為「每條之下多附辨諸儒之說，每類之後又各以己意為總論」，大抵「全書言必據典，論 必持平，所謂元元本本之學」（卷 29，595）。《春秋說》的撰述方式，詳於辨說異同，而又 「各以己意為總論」，然則，雖然經說內涵源淵於父說或家學，就解釋類型而言，惠棟之「古 義」有別於惠士奇《春秋說》等經解。

的學術門徑。他依「漢學」典範研治《春秋》三傳，多考索古字古言，大抵以漢儒 古訓為主，而且對於禮度典制，尤多關注。 而且，《左傳補註》不依杜預，＜穀梁古義＞不墨守范寧，＜公羊古義＞亦不謹 遵何休，甚至不以三傳門戶自拘，跳脫汲汲辨析義例的窠臼，轉而輯述古訓以解經， 並藉由訓詁以推明禮度典制。因此，惠棟的《春秋》學自具特色，對於清代《春秋》 學的發展，承先而啟後，卓然為一大家。 依漆永祥考察，「批評惠棟者，一則譏其學好博不精，倡自《四庫提要》；一則 論其好古佞漢，始於王引之」26_{。惠棟固然好古而博學，就聲韻、訓詁之法而言，惠} 氏雖有蓽路藍縷之功，解說亦時為劉文淇、陳立、鍾文烝等後儒所參考、採用，但 失誤亦復不少，整體成績誠不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等人之後出轉精。然 而，「佞漢」一項，值得商榷。如上文所述，惠棟未嘗不針砭服虔、鄭玄、何休等漢 儒之失，實例甚多。蓋「信而好古」，未嘗不論是非；論及是非多重典據，與其據後 儒之補充或針砭而執以考察缺失，責以「泥古」或「佞漢」，不如視為是學術精鍊，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結果。 (三) 「古義」──「述」的解釋類型 惠棟在《九經古義．述首》中，揭櫫「經之義存乎訓」的經學宗旨，明確主張 以訓詁的進路通經，歸本經師、古訓，尤尊崇漢儒之說，這是由於「漢人通經有家 法」，其古訓淵源有自。在「漢學」典範之下，乾嘉學者興起一股輯存漢儒「古義」 的經學風潮。 《九經古義》以「古義」之學研治《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 《禮記》、《公羊傳》、《穀梁傳》和《論語》等九部經典，《左傳》部分先完成而別本 單行，實亦惠氏以「古義」治經之著述。所謂「古義」，特指「漢儒專門訓詁之學」， 因為「漢猶近古，去聖未遠故也」，那麼，「近古」不是泛說而已。惠氏認為漢儒距 孔子聖人之時未遠，而且「通經有家法」，所傳授之古訓蓋淵源於孔門，故能獨出宋、 唐、魏、晉、六朝，甚至周、秦諸子之上，成為通經治學的根柢。就此而言，惠氏 《易漢學》、《周易述》等書，立名雖然不同，其著作旨趣與形式，仍屬根柢「漢學」 的「古義」之作。依據古訓以通經知義，學者對經義的解釋即存乎訓詁考據之中， 以這樣的方式遍治諸經，「經之義存乎訓」誠為惠棟經學一貫的解釋觀念，而博考「古 義」的類型則是此一觀念之具體落實。 從《左傳補註》「宗韋、鄭之遺」而言，仿效鄭玄、韋昭之法，「純采先儒之說， 末乃下以己意，令讀者可以考得失而審異同」，此為「古義」的著述方式。「古義」 之作，詳徵博引是一大特色，而特尊漢儒古訓，尤具意義。「述」古以資解經，援引 26 _{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頁 131。}

漢儒舊說以訓詁字詞或推明典禮，進而解釋經義；更由「述」古訓的解釋方式，承 繼許慎、鄭玄、何休、韋昭等漢儒經解，紬繹出以「禮」治《春秋》的取向。惠氏 以「禮」為綱的《春秋》學，對於清代三傳之學的影響，相當值得再深入觀察。 《四庫全書總目》曾評論惠棟之學，長處在博通信古，但不免流於嗜博泥古之 弊。雖然如此，惠棟在確立乾嘉「漢學」的治經典範上，仍有他不可輕忽的關鍵地 位，而確立此一典範，實有賴於「古義」的解釋類型。 四、計畫成果自評 惠棟確立清代「漢學」的治經典範，其學以「述」為主，鮮少自抒見解，這樣， 探析惠氏著述的解釋類型，成為透入其學術底蘊的重要途徑。 本專題研究著眼於「漢學」的門徑，紬繹「古義」的解釋類型，並扣緊其經解 著述作紮實之考察，梳理惠棟《春秋》學之要旨和特色。綜言之，惠氏以「漢學」 治經傳，不同於區分三傳門戶之下的「公羊學」或「穀梁學」，迥異今文家；相對的， 也非一味拘泥《左傳》或古文家立場，時或補證何休，溝通三傳。如此說來，惠棟 之學，雖標榜述古承先，實則別具新意。經細密閱讀其解說，可知惠氏不僅注重訓 詁，且往往藉由古義進而究明典禮，誠如戴震所言：「松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事 於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上古典章制度。」 清代經學由「宋學」轉向「漢學」，惠棟居於關鍵地位，其治經取向以及影響， 在從「理」到「禮」的學術趨勢中，同樣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上述研究，可供學界重新認識和評價這位清代「漢學」的宗師。 五、參考文獻舉要 邵寶：《左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17 冊，影印明崇禎四年《經史全書》本)， 台北縣：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 陸粲：《左傳附註》（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67 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1986 年。 傅遜：《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影印明萬曆刻本），臺南縣 : 莊嚴文化公司， 1997 年。 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74 冊)，台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3-1986 年。 惠棟：《春秋左傳補註》（影印庚申補刊《皇清經解》本），臺北：復興書局，1961 年。 ──《九經古義》(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1 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古文尚書考》(影印庚申補刊《皇清經解》本)，臺北：復興書局，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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