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代與斷裂──
日本近代中國認識的基礎脈絡
石 之 瑜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李 靜 旻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摘 要
二戰結束後,思想家急於撇清與侵華歷史的關係,所有被他們視為轉向 和斷裂的行為,其實都是一種身分方法,幫助自己切割與戰前歷史的關係。 以致 90 年代以後右翼提出對戰前歷史敘述的修正,似乎與戰後既有的論述 相比,是一種斷裂。然而,這是一種戰後遲早要出現的斷裂,只有這樣的斷 裂,才能彌補之前因為強行切割戰前與戰後所累積的沮喪,故這種修正主義 的斷裂是在呼應戰前的問題意識,因而其實不能視為是斷裂,而是辯證、巡 迴、換軌或輪替。此一辯證的現象揭露出,戰前遭知識界所謂斷裂或轉向的 批評,不是因為他們在本質上是斷裂或轉向,而是因為戰後的歷史斷代方 法,規定了戰前的變化是斷裂或轉向,即不承認斷裂之前與之後共同構成不 可分割的全面歷史。換言之,戰前的所謂人格斷裂不是歷史的必然走向或軍 國主義壓迫的必然妥協,而是德富、內藤、吉野、清澤等等思想家邏輯的思 辯,他們一心於滿足國權的強化,但缺乏指引,所以隨時可能換軌,換到哪 一軌是他們臨時的選擇,結果也要由他們自己來負責。 關鍵詞:德富蘇豐、內藤湖南、吉野作造、清澤洌、竹內好、亞洲主義 * * *壹、歷史全面性與斷代
日本知名學者小森陽一指出,日本在進入近代化的過程中,為了建立自己的語 言,要把日本的現代語言與中國漢字區隔,泝所以發展拼音,但這種作法在自己所熟悉 的社會文化中產生困擾,因為擺脫習以為常的且已經日本化的漢字並不容易,因此造 註 泝 李慶,日本漢學史 1:起源和確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106~110。成對日語內涵的困惑。小森同時又發現,殖民政府在殖民地厲行近代化,推動韓國和 台灣的日語運動,卻沒有這種「日語是什麼」的困惑。小森質疑為什麼殖民政府能無 視日語在內地面臨的困惑,還用毫無困惑的姿態教導殖民地學習困惑中的日語?沴小森 顯然是站在排除漢字運動已經結束的後世,讓自己的位置在時空隔離下獲得保障,從 而可以對戰前日本矛盾的語言政治進行觀察。小森的反省對知識界的啟示不只是關於 國語的游移性與矛盾性與殖民統治的虛偽,也是如何將自身從一個事先定義好的時空 脈絡中抽離,以一種回憶的姿態,去看被隔離成歷史的事件,發展出一種向前世逼視 的角度,透過這樣的逼視,小森等於間接宣告自己與這段戰前虛偽矛盾殖民統治毫無 瓜葛。在這最後一點上,後現代的小森與左翼、右翼思想家竟是共謀的。 歷史斷代的方法影響對歷史記憶的呈現。今人身在歷史之外,不必處理歷史與自 己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如此一來,某個歷史脈絡的延續就消失了,變成只是前世的 現象,從而前世經歷的變遷只能是變遷,而不能是長期循環中的一個短期輪迴。譬如 七世夫妻的故事,從長期看與分開一世世看,可引發完全不同的情感。其實,每一代 人都面臨似乎難以判斷的多種選擇,某次的選擇如果有所改變了現狀,在當時看來可 能無比嚴重;但歷史人物在這些不同的選擇間往返,其實更全面地呈現了他們共享的 歷史脈絡,因為這些不同時期的不同選擇,往往間接分享了某種長期的問題意識、知 識論與本體論,歷史的全面性與延續性於焉體現。可是如此對知識界就造成不知如何 斷代的挑戰,於是揭露了今人與歷史人物的某種關係。可見歷史斷代方法是一種政治 策略,用以遮掩歷史的延續。今人根據之前的轉變與往返進行斷代,隱含著某種對歷 史人物立場游移與變化的控訴,如此假藉線性史觀的斷代方法,有助於遮掩歷史與今 人的不可分割。 反對漢字與不反對漢字是歷史的兩個面向,就像脫亞入歐與興亞抗歐一樣。脫亞 與興亞作為對立的兩種選擇,如果人們在其間往返,後世便指為轉向或斷裂,如同沒 有靈魂、見風轉舵,因而不能看到興亞與脫亞都是可以理解的路徑選擇,也就不能容 忍這兩條路徑選擇在戰後繼續共存。因此,它們之間存在的不只是在一個特定階段中 的勝負問題,更是因為交互輪替的游移間保留了換軌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容許今人 參與全面性的歷史進程。但是,如果要否定今人參與了歷史的延續,以擺脫今人對歷 史的責任,則歷史人物看似改變立場的決定就必須被質疑,就像是轉而服膺國粹主義 的德富蘇峰遭指為人格斷裂、或參加近代的超克座談會的左翼思想家被譏為「轉向」。 其實,立場的往返何止於他們,又何限於往軍國主義方向的轉移?當轉向與斷裂成為 時代精神時,今人只有宣稱那個時代已經結束,才能避免自己也因為同情歷史的全面 性,而也必須實踐某種斷裂或轉向。 與小森不同的是,日本當代重要思想家竹內好選擇不反省,從這樣的不反省中, 反而隱喻了一種對歷史的全面性接納。本文從竹內好的不反省為起點,選擇記錄若干 二次大戰之前日本思想界普遍存在的斷裂與轉向,藉由這些整理,呈現當時普遍的現 象,且看出斷裂與轉向的方向並不固定,亦即並非都是轉向國粹主義或法西斯,也有 註 沴 小森陽一著,陳多友譯,日本近代國語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70~175。
通向其他方向的轉折,於是形成一種歷史全面性。在這樣的全面性中,存在邏輯上不 相一致的各種立場,以致於斷裂與轉向幾乎成為實踐歷史全面性不可避免的手段,亦 即斷裂與轉向代表某種完整性的追求,是當事人藉由斷裂或轉向輪流滿足矛盾的情 感。相反的,強求前後一致的話,反而代表自我壓抑,亦即迫使自己封鎖一部份情 感。斷代史的研究方法不能處理如此游移往返的意義,只能把現象歸諸於歷史前期, 隔離於當代觀察者的位置之外,從而看似可以對戰前的變化進行規定與定義,結果忽 略了戰前日本思想界看似斷裂、轉向的行為,其實是在追求強化國權的思辯過程中, 因為缺乏指引而做出換軌的臨時選擇。
二、竹內好的不反省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沊還權於天皇,產生了一股學習西方的強大力量,知識界對自 己原來所服膺的世界觀有所質疑,認為必須進入以歐洲為代表的先進歷史,但又憂慮 喪失主體性,過程裡因而產生許多游移──究竟日本應該往哪個方向走?歐化應該如 何進行?如何處理日本本身傳承自中國的文化?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便成為當時爭論 的焦點。 進行歐化,意味著要處理本身的文化,如果歐化是從拋棄過去開始,首要之務便 是將自身文化當成對象。在此出現許多不同的判斷,如有認為日本文化深受中國文化 影響,所以歐化指向的就是排除中國文化;沝也有表示日本文化只包含部分中國文化的 元素,所以日本與中國之間可說是毫無關連。沀這些意見容或不同,但他們爭辯的前提 是:有一個大家共同面對的過去,以及中日之間存在某種時空的切割。因為這個前提 的存在,所以如何處理歐化的問題也成為如何處理中國的問題:如果受中國的牽制, 那麼應該要拋開中國,還是改造中國?如果沒有受中國牽制,日本是否有能力單獨抵 抗歐化,還是應該全盤接受?百花齊放的辯論使思想界光芒迸射,這種百家爭鳴的現 象一直持續到 1920 年代所謂的大正民主時期。但軍國主義在昭和時期逐步宰制了輿論 空間,法西斯主義應運而生,最後統治整個國家,進而發動所謂的大東亞戰爭,萬紫 千紅的知識激盪因而沈寂下來。 如同大正知識界面對舊日本時的斷代心態,好像自己與舊的漢學界沒有牽掛,戰 後知識界回顧昭和的歷史,也預設了同樣的斷代心態,好比自己與昭和種種並無牽 連。於是乎,在回溯日本右翼思想家的知識生涯時,會舉出其中不少原本不屬於法西 註 沊 我們在明治維新之前就可以發現許多奠基後來明治維新的變動,關於這種變動是否應該以斷代史方式 的研究來切割明治維新的前後,我們抱持保留的態度,在此並非我們討論的重點。 註 沝 可參見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福澤在書中詳論歐 洲文明與中國文化之優劣,並主張排除中國文化,進行歐化。另外,福澤諭吉也分別於 1884 年與 1885 年提出「惡鄰說」與「脫亞論」,參見呂理州,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傳(台北:遠 流,1993 年),頁 192~194,211~212。 註 沀 代表人物是津田左右吉。參見劉萍,津田左右吉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斯或國粹主義的平民主義、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從而指出其間曾發生了所謂人格「斷 裂」泞,乃使得他們轉而成為極端右翼,支持侵略思想。相較於右翼的人格斷裂,戰前 左翼也被檢視,因為他們在太平洋戰爭中,參加「近代的超克」座談會,表態支持對 美發動戰爭,並進行自我動員,是為朝往軍國主義法西斯的「轉向」泀,因而到戰後聲 名狼籍。這個關於斷裂或轉向的史觀,是以戰敗為斷代基礎,且站在戰後回看的位置 上,於是區隔了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並撇清今人與戰爭的關係,等於迴避了戰後是否 依舊存在軍國主義法西斯的問題,或是否 21 世紀日本政府對之重新茁壯有所縱容,視 而不見有如精神麻木。 如果與 20 年代的德國威瑪共和相較,大正民主或許並不特別,因為當時德國似乎 呈現無所不在的沙龍文化,民間社會組織亦蓬勃出現,觀察家普遍感到德國威權文化 已經一去不返。洰詎知後來市民團體反而成為納粹動員的管道。泍但日本的情形仍與此 不同,左右翼之間原本有極為尖銳的辯論,並未因為發生太平洋戰爭而解決。「近代的 超克」座談會所標示的重大意義在於左翼思想家發生「行為上的轉向」,而右翼的變化 則是因為「人格斷裂」。在思想上,各方並沒有勝負。戰後的自由民權派與馬克斯主義 學者,繼續與明治以降的思想脈絡呼應,比如作為福澤諭吉思想之接班人的丸山真 男。即使是國粹主義也在隱諱的文本之間保留下來,泇並在 90 年代之後再度現身。沰 引起非議的只是「轉向」或「斷裂」,不是思想內容,因此對軍國主義從無有效的思想 反省,泹這正是與德國不同之處。 參加近代的超克座談會的左翼思想家與文學家,到了戰後有所反省,但其中卻有 一人繼續對參與此一座談會表達傳承的態度,那就是竹內好。泏他在日本思想界中扮演 重要角色,並推崇當時的浪漫派作家,泩分享浪漫派作家對日本的近代化路線所抱持的 懷疑,且對其字裡行間看似模糊但充滿抗拒潛能的風格,有所肯定。這也是竹內好對 魯迅至為推崇的原因,他認為魯迅表現出一種「掙扎」的風格,這種「掙扎」中隱含 了一股回心的龐大力量,日本正是缺乏這樣的回心意識,讓竹內好嚴厲批判日本的近 代化。他看到日本近代化無異於全面學習歐洲,最後卻不被歐洲接受,由此產生極大 註 泞 「斷裂」係指原本主張自由主義、平民主義等的思想家,在思想上轉變為支持國家主義、侵略思想的 極端右翼。 註 泀 「轉向」主要係指原本被認為是批判右翼和國家主義的左翼思想家,轉而支持軍國主義等法西斯思 想。事實上,「斷裂」和「轉向」的意義差別不大,都指從主張自由民權等想法轉變為以國家主義 者,由於這兩個詞彙係屬歷史用語,為日本知識界所用的語彙,故在此沿用。
註 洰 William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0), p. 118.
註 泍 Sheri Berman,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3 (April 1997), pp. 401~429. 註 泇 參考小森陽一著,陳多友譯,天皇的玉音放送(北京:三聯,2004 年),頁 63~72。 註 沰 王向遠,日本右翼言論批判(北京:崑崙,2005 年)。 註 泹 竹內好著,李冬木等譯,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2005 年),頁 234~244。 註 泏 竹內好,前引書,頁 313。 註 泩 竹內好,前引書,頁 350~2。
反彈而回到亞洲,為了營建大東亞抗拒歐洲,所以發展出軍國主義去規訓亞洲,以求 共同將白種人趕出亞洲。在竹內好的批判中,認為日本看起來是在反抗,但其實根本 無力反抗,因為日本只能在歐洲的脈絡中從事自以為是反抗的行為。竹內好因而嘲弄 日本只有「優等生文化」,沒有主體性,拼命學習強勢,毫無自信,過去對中國態度如 此,後來對歐洲亦復如是。 一心只想做模範生的日本,因為不具主體性,因而無法從自身產生對抗歐洲的力 量。相較之下,竹內好認為魯迅採取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身分,對當時近代中國的政 治、社會和文化包袱進行尖銳批判,他的身分不斷地流動,人們抓不到魯迅在哪哩, 這樣的掙扎狀態,被竹內好讀出了中國具有某種不可言傳的主體性。正是不可言傳, 所以不會遭到歐美話語所收編。泑 恰恰是在無法呈現的論述位置上,主體性隱諱地現身了。作為受帝國主義或現代 化思潮洗禮、衝撞的社會,如果想在同樣的思想脈絡中進行回應,無論如何回應,不 管是採取抗拒、學習或接受的態度,都只能停留在帝國主義的霸權文化中。而魯迅這 種試圖抗拒、但卻又沒有固定方向的風格,剛好說明是站在霸權文化之外在抗拒,才 能迴避霸權所熟悉的身分與話語。這種身在主流論述之外的姿態,和日本浪漫派作家 雷同,也是竹內好所肯定者。 回顧竹內好的知識生涯,可以得到一個啟示,即使參加了近代的超克座談會,他 既沒有轉向,也沒有斷裂,從戰前發動對主流中國學界的批判,到戰間參加近代的超 克座談會,再到頌揚浪漫派作家,以至 60 年代抗拒美國,竹內好都筆戰不休。如果竹 內好並不認為自己有轉向,那批評家是在什麼意義上提出「轉向」這個概念呢? 這正是重要關鍵,歷史上的轉變到底代表什麼意義?誰在說誰轉變?事實上,近 代日本思想文獻充斥了今人視為轉變的現象,但當事人或許覺得那只是今人自己的想 像。以下介紹幾位日本的知識份子,其中主要是自由主義斷裂或轉向成右翼的思想 家,但也有朝著其他方向轉變的,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發生過轉向,從中可以發現, 在眼花撩亂的轉向經驗中,這些知識份子效忠的其實並非是特定的思想,而是一種沒 有適合語言表達的日本意識。
叁、所謂轉向與斷裂
右翼人格斷裂的代表性人物當屬德富蘇峰,他是有名的國粹主義者,也是獨領風 騷的作家。但他在年輕時卻是有名的平民主義者,「明六社」成員,反對軍事,講求自 由主義,1883 年發表〈自由貿易及基督教〉一文,提出「隨意結合」的觀念,即人與 人要透過自由意志隨意結合,饒富市民精神與市場經濟準則。炔他並主張人有「意志的 自由」,然後可以充分發揮自然屬性,包括「愛自己的生命、趨利避害、發揮自己的諸 註 泑 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32~92。 註 炔 陳秀武,大正時期政治思潮與知識份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77~78。能力」等等炘,於是,人就會有良心,這種良心足可幫助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失範的社 會往西方自由世界的道德來過渡」炅,通往到西方自由世界道德的意境去。「如果沒有 意識到意志的自由,就難以發揮職份的觀念。如果沒有意志的自由,人就如同沒有靈 魂的物體。」炓他同時也批判軍事社會: 軍事社會中的秩序,是強迫的結合,社會結構中只存在主人與奴隸,而且權 威即命令,爭鬥是其本性,暴力是其法則,不平等是其真理,因此,軍事社會的 現象就是貴族的現象。與此相反,在生產社會中(即隨意結合的市場經濟體),社 會秩序是自由的結合,社會結構中只有同胞兄弟,而且權威就是契約,和平是其 本色,正義即是法則,平等是其真理,所以生產社會的現象是平民的現象。炆 德富蘇峰認為,軍事社會與生產社會相對立,而且歷史發展過程必然朝生產社會 過渡,因此斷言:「儘管將來之日本事務繁多,但其第一急務在於維持一國之生活。儘 管生活手段很多,但畢竟在於武備、生產兩大主義。」炄這兩大主義就是他所說的軍事 社會與平民社會。他接著指出:「而且手段的不同,直接關係到一國之風氣、品格、制 度、文物、政治、經濟、教育、文明等。……吾人斷言:我國宜成為生產的國家。遵 從生產機構發展的必然原理,按照自然規律,宜成為平民社會。」炑 可是甲午戰爭前夕,他開始把日本美化為「文明的帶路人」、「光明的使者」,藉以 充實他所謂的「文明論」炖,並鼓吹「大義名份」,主張對清開戰的正當性。炂甲午戰 爭後,德富蘇峰開始支持推動軍事社會的山縣有朋內閣。在 1898 年,山縣為處理甲午 戰後情勢,進行戰後經營,主張增加稅收、擴充軍備,德富蘇峰正式在思想上以及言 論上表示支持。炚他說:「明治 27、8 年之役(即甲午戰爭),是國家的一個轉機,也是 我思想的一大轉機。我日本帝國的帝國主義以此為發端。」炃 他對日本帝國的建立充滿信心,於是探討「皇室」存在的價值,對皇室中心主義 提出新詮,認為「皇室是大和民族的主幹,我大和民族是其枝葉。日本國是其家族 (皇室家族)的擴充物。天皇既是日本國民的元首,又是大和民族的家長。……因 此,皇室中心主義不是由邏輯演繹出的事實,而是由事實歸納出的邏輯。」牪所以, 註 炘 陳秀武,前引書,頁 80。 註 炅 陳秀武,前引書,頁 80。 註 炓 陳秀武,前引書,頁 80。 註 炆 陳秀武,前引書,頁 88。 註 炄 陳秀武,前引書,頁 89。 註 炑 陳秀武,前引書,頁 89。 註 炖 德富蘇峰的「文明論」是以「弱肉強食」為主幹,他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淘汰觀點引入 他的文明論中,認為人類進化的原則是以競爭為主要規律,因此,在必要時候,可以摒棄和平方式, 改採戰爭手段。參見陳秀武,前引書,頁 106。 註 炂 陳秀武,前引書,頁 106。 註 炚 陳秀武,前引書,頁 98。 註 炃 陳秀武,前引書,頁 106。 註 牪 陳秀武,前引書,頁 120。
「我國民的舉國一致只在於以皇室為中心的舉國一致。……尤其現在,我日本社會變 為世界思潮的匯合地,一切新奇思想、危險思想、破壞思想正在醞釀。但根本思想依 然是皇室中心主義。」狖批評家因而表示德富蘇峰發生了人格斷裂。 同屬明六社的加藤弘之是戰後左翼作家嘲弄的另一對象。加藤起初鼓吹民主議會 制度,但後來也成為辯稱時機不成熟而反對議會民主的主要御用論者之一。狋但他轉變 的早,並未得到人格斷裂的封號。 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創始人內藤湖南也是轉變人物之一。他在研究上的重大貢獻 是提出中國近世從宋朝開始,遠在歐洲之前。他根據歐洲歷史的進程,發現魏晉南北 朝之後莊園衰退,大藩閥在唐以後也消失,到了宋朝其實是皇帝直接面向大眾社會, 沒有貴族、藩閥、莊園作為中間階層。狘其次,他主張的研究方法是「以中國為出發 點」,反對普世的社會科學宏大理論。狉在政治上,早期的內藤湖南支持中國維新,對 中國抱有好感。他認為中國有本身的原則,經歷無數,已經進入老邁,難再被新奇事 物刺激。透過道家研究後,他指出中國民間社會強大,在面對外來的統治者時,仕紳 能有效領導抵抗與妥協,雖接受更迭的外來統治,民間社會卻能繼續不變,可以平穩 治理。狜內藤曾親至中國十次,廣結各界如嚴復、文廷式、羅振玉、劉鶚、夏曾佑等 人。實際接觸中國使他反對軍事。當時有人主張中國應借重日本兵力,文廷式更認為 借重兵力還不夠,必須借重日本人才,狒對此,內藤有所保留: 借重兵力,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貴國革弊之事,固非一時權宜所能濟,所 以,先生認為借用日人,以一定成例辦理各事,所言甚是。但是,日人瞭解貴國 情弊者畢竟不多,而且如果一概依敝邦(日本)成例行之貴國,不免納鑿不容, 台灣之事,殷鑑不遠。狔 總之,他初始認為日中應保持友好、平等關係並相互關切。可是他雖然支持維 新,卻認為中國維新人士「對於西洋思想,僅知皮毛,而不得其神髓」,「洋務人才多 輕佻儇薄,敝邦前 10 年,亦復如是,皆敏於言而拙於讀書譯意。」狚,只會逞口舌而 無作為。即便他對中國的洋務人才提出許多批評,他對中國好感依舊: 中國的國情處在現在這樣的混亂當中,到目前為止的歷史與狀況屢屢反覆, 使得研究近代中國的人沒有辦法。……但最終,中國人是會極大地認識到自己的 註 狖 陳秀武,前引書,頁 121。 註 狋 當時有關自由民權之論戰請參考,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著,馬采譯,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北 京:商務,1992 年),第二、三章。 註 狘 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96~122。 註 狉 關於「以中國為出發點」的中國學研究方法與京都學派,可參見錢婉約,前引書,頁 51~67。 註 狜 參見錢婉約,前引書,頁 210~216。子安宣邦著,趙京華編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70~172。 註 狒 錢婉約,前引書,頁 73。 註 狔 錢婉約,前引書,頁 73。 註 狚 錢婉約,前引書,頁 75。
優越性的國民,他們現在學俄國也好,在此之前學日本的國會政治也好,最終, 中國人將認識自己的優越性,認識到還是由來已久的中國式作法最為合適。這是 由中國近代生活來考察中國命運而得出來的極貧弱的結論。狌 但後來他為日本軍部作研究,為帝國認識未來的版圖服務,對中國的好感也參入 其他情緒: 在對中國文化的接受上絕不晚於廣東等地的日本,今天將成為東洋文化的中 心,這對於支那文化來說,是一股新的勢力,已無庸置疑。日本今天已成為遠在 支那之上的優秀的強國,因此,雖然中國人對日本的興隆總帶著一種疑忌的眼 光,但若由於某些因素,日本與支那在政治上成了一個統一的國家的話,文化中 心移至日本,那麼,日本人在支那的政治、社會上再活躍,支那人也不會看得特 別的不可思議。……狑 中國對於日本的意義從此在他心目中發生重大變化,此種變化也反映了他對「排 日論」的態度:「近時中國的排日論雖由山東問題而發端,但山東問題只是發生的藉口 而已,縱令沒有山東問題,在這次大戰終息的同時,也存在著排日論爆發的原因。此 排日論大體上是由政治上、和經濟上兩方面而來的。……是日俄戰爭以後的產物。」玤 他不認為中國排日與日本有關,而是因為日本政治經濟的先進引起中國疑懼。他表 示,「世界大戰數年間,日本在中國的地位愈益優越,使世界列強也不得不承認,這使 得中國人對日本的發展甚為不滿,因此,一部份中國人藉此機會所發洩的排日感情, 只不過是藉山東問題把平常妒忌日本進步的卑劣的根性表露出來而已。」玡因此,中國 的排日不過「是知識階級對日本國力勃興的嫉妒心。」玭 不同於吉野作造無私地支持排日的五四運動,玦或北一輝參與中國革命認同中國民 族主義玢,面對時政的內藤,語氣之間充滿了無比的自信以及揚日抑中的情緒:玠 註 狌 錢婉約,前引書,頁 119。 註 狑 錢婉約,前引書,頁 141。 註 玤 錢婉約,前引書,頁 223。 註 玡 錢婉約,前引書,頁 224。 註 玭 錢婉約,前引書,頁 224。 註 玦 參見野村浩一著,張學鋒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走向亞洲的航蹤(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頁 67~80。 註 玢 北一輝為日本著名的法西斯主義者。他在日俄戰爭期間,撰寫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一書,批判日本 的國體論,認為整個日本陷入混亂當中,必須進行改造,而這重大任務必須寄望於「下層階級」,同 時他也支持並協助中國進行革命,但當他接觸到中國激烈排日的五四運動時,便決定返回日本,推動 國家的改造,為此,他寫下影響日本甚鉅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後引發二二六事件,為日本政府所 殺,但其思想卻廣為流布,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思想的源流。參見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近 代政治史第四卷:走向大東亞戰爭的道路(台北市:桂冠,1990 年),頁 23~26、76~85、148~152、 273~276、321~350。野村浩一,前引書,頁 31~45、80~87。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 務印書館,2004 年),頁 168~186。
五四運動無非是中國商人利用學生及無知識的民眾的反日情緒而煽動起來的 反日運動。其真正目的在於打擊日本在華的經濟勢力,是中國商人藉用政治性的 抵抗日貨運動,來切斷日本商人與中國內地的供銷渠道以保護自己經濟利益的行 動……中國商閥集團的如此排日、抵制日貨,實際上並不真能保護自己,反而有 害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因為中國本身的經濟實力尤其是工商業發展是如此地微 弱,歷來中國抵制日貨的最終結果,任何時候都是對中國商人的損害。玬
肆、自由主義的動搖
除了上述不穩定的維新思想家外,似乎極度自由主義的評論家也會出現臨時「斷 裂」,清澤洌屬之。清澤洌是個絕對的市場自由主義信徒,對軍國主義嚴厲抨擊,這表 現在他對滿州國的態度上:「把日本的國運和掛在天秤來衡量那樣重視的所謂滿蒙的權 益,從經濟上看來並不那麼重要。日本的利益與其是實質的或想像上的、經濟上的, 只不過是地圖上的滿足而已。」玝他認為滿蒙的利益相較於日本整個國運實不重要,把 滿蒙講得那麼重要,只不過是愛國心而已:「把愛國心,撥算盤上的珠子算一算吧。這 才是解決對中國問題、朝鮮問題、台灣問題的唯一方法,也是打開不景氣的唯一方案 的。」瓝他認為滿州國對日本是否重要,應從對日本國經濟利益來思考,如與日本在中 國其它地方貿易利益進行比較,會發現滿州經濟供輸是一與百之比,瓨日本實毋須佔領 滿蒙,「應從狹小的『愛國心』穿過,以更大的眼光來看世界。」甿清澤洌計算九一八 事變日本在中國東北所得有限,且導致在南方貿易受損,所以不同意視滿州為日本生 命線,主張應考慮與中國整體貿易關係,從大處著眼,以遠東全體和平為目標。畀 但在蘆溝橋事變之後,清澤洌的態度一度出現轉變。他代表日本參加在倫敦召開 的國際筆會,會議批評日本偷襲珍珠港,清澤洌的任務則是為日本人遊說。他演講重 點有四:「(1)日本人一致的支持事變;(2)日軍一次又一次的發揮強力的戰果;(3) 對美國和蘇俄的關係,並無不安;(4)在經濟力方面,對遂行戰爭亦無不安。」甾亦即 替日本的侵略找理由。但由於各國批評日本侵華,清澤便以議事程序問題阻撓,並反 駁國際媒體對日軍在中國破壞行動的報導誇張不實,更辯稱中日之間發生戰爭,責任 不在日本,至於文化設施的破壞,肇因於中國軍隊故意利用文化設施作掩護而造成的 註 玠 內藤湖南另著有支那論和新支那論二書,內容為對中國的貶抑,並論述征服中國的正當性,同時也提出 「文化中心移動說」,表示世界上的文化中心都不斷地移動,而東亞的文化中心就從中國移動到日 本。可參見子安宣邦,前引書,頁 166~179。諸葛蔚東著,戰後日本輿論、學界與中國(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6~18。李慶,前引書,頁 530~554。 註 玬 錢婉約,前引書,頁 225、226。 註 玝 北岡伸一著,劉崇稜譯,清澤洌傳:外交評論之命運(台北市:台灣商務,2005 年),頁 60。 註 瓝 北岡伸一,前引書,頁 60。 註 瓨 北岡伸一,前引書,頁 54~55、60~61、91~93。 註 甿 北岡伸一,前引書,頁 92。 註 畀 北岡伸一,前引書,頁 93。 註 甾 北岡伸一,前引書,頁 148。結果,迫使日軍不得不毀壞文物。清澤洌在會議上洋洋灑灑不斷提出類似解釋,以為 侵略開脫。疌 在會議當時發生一個插曲。中國代表到場時,全場熱烈鼓掌,清澤偷偷暗罵:「混 帳東西」,並故意向鄰座的英國代表說:「我看到英國人有俠義之心很感動。道理不通 也會同情弱者。但最好不要去賭跑輸的賽馬。」疘晚餐會結束後,幾個日人藉酒大喊: 「混蛋,日本有什麼不對,日本哪裡有一點點不對!」皯對此,清澤提到:「……,我 不是代表我個人。我現在是代表日本國民的感情。」盳儘管國際筆會最後提出的決議文 僅「要求日本盡所有適當的努力,以不破壞文化設施」,避免對日本責難的溫和內容, 盱他依然認為「……決議文的背後,有被誇張、被虛偽、做為日本國民無法忍受的不愉 快的宣傳。所以不能以棄權了事。」盰所以大聲表示反對,在場的與會者因而非常失 望,因為大會基於考慮清澤的感受所提出的決議文,最後還是不被接受。「對於孤立無 助的祖國,怎能落井投石呢?」盵這樣的認知,讓清澤必須替日本講話而沒辦法作自 己。 但這段國際筆會經驗,在他一生中也僅只一次。從國際筆會回來後,他又恢復對 軍國主義大加撻伐。在二戰前夕,他撰寫黑暗日記,批判德富蘇峰,認為德富蘇峰批 評英美兩國,輕侮英美力量,是誤導國民矸,以致引導日本陷入戰爭,讓國民付出極大 犧牲,之後卻又批評國民的覺悟不足。矼對此,清澤認為德富蘇峰根本是「作為媒體人 物應負起最大的戰爭責任者」矹。類似的批評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戰後,他欣喜於獨 裁者垮台,但卻仍然希望以皇室為中心,「盼望由此一制度,在不發生急進的革命手段 之下,處理戰爭的結束。」矻主張自由主義如清澤者,最後還是回歸皇室,這是因為他 認為皇室不是軍國主義的集結。 關於回歸皇室這一點,在其他思想家身上也有類似現象。在殖民統治下爭取議會 民主的台灣思想家,在大戰中也有轉變者。如蔡培火到二戰期間遷居日本,鼓吹以台 灣為橋樑,避免中日戰爭,共享王道樂土,為此他撰寫「東亞之子如斯想」一文。矺尾 註 疌 北岡伸一,前引書,頁 149~150。 註 疘 北岡伸一,前引書,頁 150。 註 皯 北岡伸一,前引書,頁 150。 註 盳 北岡伸一,前引書,頁 151。 註 盱 北岡伸一,前引書,頁 150。 註 盰 北岡伸一,前引書,頁 151。 註 盵 北岡伸一,前引書,頁 151。 註 矸 北岡伸一,前引書,頁 183。 註 矼 北岡伸一,前引書,頁 183~184。 註 矹 北岡伸一,前引書,頁 183。 註 矻 北岡伸一,前引書,頁 191。 註 矺 蔡培火撰寫東亞之子如斯想一書,希望台灣做為橋樑,讓日中親善,和平共處,不要發動戰爭,結果 引發日本政府的疑慮,認為是代替中國國民黨作反戰宣傳,故遭拘留盤問達 40 天,後經由友人保證才 被釋放。東亞之子如斯想一書可參見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三:政治關係—日本時代(下)(台 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 年),頁 181~379。關於蔡培火生平及經歷,參見張漢裕主編,蔡 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 年)。
崎秀實矷因此批判蔡培火背叛。或許蔡培火想利用台灣人在身分上既具備中國的種族, 又是日本國民,而試圖拉攏雙方進入東亞,脫離國家,從而能維持和平。他的王道樂 土不失為對日本發言的一種身分,這有點像清澤,在批判軍事之餘,仍然以皇室為最 終的參照點。
伍、脫離法西斯的轉向
「斷裂」的現象並不是只有表現在往右翼發展。像福澤諭吉從聯合中國與朝鮮的 改革派,轉變到要拋棄東亞「惡鄰」的脫亞入歐派,就不是左、右翼之間的擺盪。另 外,從國權思想往民權思想擺動的也所在多有,其中最有名的應屬大正民主時期對台 灣思想界極具啟發性的思想家:吉野作造祂,但他並非自始就是民主派。其在早年著作 中曾說過:「本來人類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個人的物質生活及精神生活絕不能離開社會 國家而存在。」礿所以強調團體意志: 團體意志就是國家精神或國家魂。……作為權力化的國家魂必須通過個人或 團體的意志表現出來。……民族的偉大與否實際在於國家魂的偉大與否。為了帝 國的精神文明,我們必須發揚國家魂,必須明確國家魂的意義,必須產生大和魂 並鼓吹大和魂。秅 他據此認為日本發動日俄戰爭是「義戰」,並曾支持 1905 五年日本對袁世凱提出 的二十一條條約,鉅細靡遺地為二十一條要求說項。穸但因為二十一條要求在中國造成 排日情緒,吉野於是開始進行反省,調整想法,對日本外交政策展開批判。不同於過 去對團體意志的主張,他轉而強調日中親善與東洋和平,認為如果日本的作為在中國 造成排日情緒,那就必須重新考慮對華政策,穻因為如果「袁世凱喪失了中國的幾億民 心。至少今後的中國絕不會是以袁世凱為首的國家。」竻則日中親善的遠景將無法推 動。此外,吉野作造在 1918 年後的思想明顯轉為反對軍事,一反在 1905 年支持日俄 註 矷 尾崎秀實,左翼思想家,支持世界革命,對中國有深入的研究,批評當時的中國研究不夠科學,認為 應該進行動態分析,支持中國的民族運動並進行諸多探討;不滿當時的蔣介石政權,而較傾向中國共 產黨,對於日本政府的「東亞秩序新建設」也有所批判。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發生疑似將日本政 府機密、國內情勢和駐日德國大使館的秘密等洩漏給蘇聯的「左爾格事件」,尾崎秀實因受到牽連而 被捕處刑。參見野村浩一,前引書,頁 171~199。 註 祂 吉野曾支持台灣向日本殖民政府爭取議會民主,並在台灣成立的台灣青年雜誌上發表文章,鼓勵台灣 的思想家等等。 註 礿 陳秀武,前引書,頁 159。 註 秅 陳秀武,前引書,頁 159~160。 註 穸 黃自進,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1906-193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年),頁 121~148。 註 穻 陳秀武,前引書,頁 170~171。另可參見信夫清三郎,前引書,頁 157~161。 註 竻 陳秀武,前引書,頁 171。戰爭的態度,在 1918 年 4 月發言批判日本在一次大戰末對俄國出兵沒有合理根據,並 開始支持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因而在日本受到很大的責難。籵 同時,吉野主張民主主義,但適逢日本軍國主義興起,推動民主影射反對天皇 制,困難重重,所以他改用「民本主義」來取代「民主主義」,前者顯然不再涉及天皇 地位,因而得以在可保留天皇的前提下來談論、推動民主。糽在對華關係上,吉野主張 中華民族一般人的排日,其實是「排斥官僚、軍閥及財閥所代表的日本,鄰邦的民眾 (中國)恐怕不知道我國存在著侵略的日本跟和平的日本,如果知道了,他們一定會 立即隱忍反日聲音的。」耵一旦瞭解日本不是一定會侵略中國,日中親善便有可為。對 此,吉野自認代表和平的日本,希望推動民本主義,讓侵略的日本轉向和平,以爭取 中國民心。
陸、亞細亞主義的多面轉向
上述這些人物的轉變,看上去似乎存在差異,但又有相似之處,因為他們都是在 「亞細亞主義」之下,受到國權思想的影響,充滿進取意識地在介入中日關係的話語 脈絡。肏「亞細亞主義」在戰後聲名狼籍,尤其是東亞一辭,其中意涵豐富,有時可代 表日中韓彼此提攜;有時候又變成日本領導,淪為侵略戰爭之口實。肮 在亞細亞主義的脈絡下,可以清楚看出「轉變」的軌跡與歷史意義。早先有佐藤 信淵,他原本非常蔑視支那,在大亞細亞主義的支援之下,認為日本要強,就必須先 消滅支那:「皇國欲開拓他邦,必先吞併支那國。……如果強大的支那尚且不敵我皇 國,更何況其他夷狄乎。……支那劃歸我版土後,其他如西域、暹邏、印度等國則漸 漸慕我之德、懼我之威,不得不叩首匍匐、跪地稱臣,因此,我皇國統一世界萬國並 非難事。」肣並表示奪取中國東北非常容易。肸這些早期的言論到了他行將過世之前有 了變化。在存華挫狄論中,他改而主張日中提攜,共同抗拒西方殖民主義者入侵:「亞 細亞大洲國土最早開拓,誕生的聖賢也很多,禮、樂、法、政發達……亞細亞人學 禮、行義,各守其則,很少產生侵略他國、搶奪他人財物的念頭。而歐羅巴人則唯利 是圖,欺瞞搶奪,是『侵略東洋的夷狄』。」肵他認為必須站在華夷秩序的角度來推動 大亞細亞主義,於是從侵略中國轉變到存華挫狄。 嚮往、愛好中國文化的岡倉天心則經歷另一種轉變。在他英文著作東洋的理想中 反駁當時眾多日本思想家認為日本是日本,中國是中國的看法,並主張日本與中國, 註 籵 陳秀武,前引書,頁 174。 註 糽 關於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理論內容可參見陳秀武,前引書,頁 166~170。 註 耵 陳秀武,前引書,頁 166~170。亦可參見黃自進,前引書,頁 150~154。 註 肏 參考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譯,國權與民權的變奏:日本明治精神結構(北京:東方,2005 年)。 註 肮 參見王屏,前引書。 註 肣 王屏,前引書,頁 211。 註 肸 王屏,前引書,頁 211。 註 肵 王屏,前引書,頁 4。甚至包括印度的整個亞洲都有共通性,這共通性皆從「愛」和「人」的觀點出發。肭到 了日俄戰爭期間,他撰寫日本的覺醒,改而鼓吹日本特殊論,強調日本「民族的愛國 心」,聲稱「皇室的祖先太陽女神將永遠受到尊崇」舠,並表示「我們的個性之所以能 在西洋理念的狂濤下得以保存,是由於雖幾經外來思想的衝擊但民族特性仍能忠實於 自我的緣故。」芠他大談日本獻身精神與民族特性,認為日本文化能把不斷吸收的文明 冶煉保存:「日本民族具備一種同化外來思想的遺傳體質」苀,有了這種「『過去的修 練』,日本才能把這些贈與來的東西進行『組織化』」。芫由上可知,即使是像岡倉天心 這樣一位至今廣受中國思想界推崇的思想家,在日俄戰爭之後也情不自禁地產生變 化。 臘山政道是日本政界的例子。他最初主張:「國家明顯地是作為國際政治組織的一 個單位而存在,因此各國有必要根據國際立法和國際行政來滿足國際社會需要,放棄 自己國家本位的立場,採取國際政策的立場並設立協同組織。」芚據此主張一種大東亞 新秩序,中日兩國放棄本位立場,建立新道德,即「建立在共同的目標與志向基礎上 的相互協作與分擔犧牲的道德觀念。」芘如此才能建設世界新秩序,進一步打破英美所 主張的維持現狀。芛1934 年偕同近衛內閣訪美,是他轉變的源頭。由於深感日本缺乏 為自己辯護的理由,他改變原先主張的區域主義,開始認為克服中國抗日民族主義是 區域主義的主要任務,但是區域主義並非帝國主義,而是為日本防衛發展所必須,故 應該在日本領導下、並只能靠政治運動來實現。芵 臘山原本對日本超越國境,以武力推行皇民化抱持批判,指此不利於日本在東亞 地區建立超越國際道德的新道德。芧但到 1934 年卻開始覺得應先克服中國抗日,他認 為中國是誤陷於民族國家的理論才會排日,因為「中國誤解了西方的國家主義並將其 作為『和平與建設的終極原理』、『統一與進步的原理』來接受,從而導致中國尋求西 方帝國主義的援助並與日本發生衝突,引起中日之間的事件,這種觀點顯然是本末倒 置了。」芮由於中國的民族運動是「被歪曲了的排外民族主義」芼,所以他批評中國不 應該「拒絕與鄰邦日本提攜……採取聯俄、聯共政策,向西歐帝國主義求助,擾亂了 東洋秩序。」芞如此轉向不可謂不巨大。 註 肭 參見王屏,前引書,頁 81~86。子安宣邦,前引書,頁 65~66。 註 舠 王屏,前引書,頁 157。 註 芠 王屏,前引書,頁 157。 註 苀 王屏,前引書,頁 157。 註 芫 王屏,前引書,頁 157~158。 註 芚 王屏,前引書,頁 241。 註 芘 王屏,前引書,頁 243。 註 芛 王屏,前引書,頁 240~244。 註 芵 王屏,前引書,頁 244~249。 註 芧 王屏,前引書,頁 244。 註 芮 王屏,前引書,頁 248。 註 芼 王屏,前引書,頁 248。 註 芞 王屏,前引書,頁 248。
另一位早期提出「興亞論」的杉田鶉山,主張復興亞洲,在亞洲實行自由政體, 確保人民自由平等權利,進行教育改革、產業開發,振興亞洲各國之間的貿易,並特 別強調亞洲各國的交往與連帶,稱之為「亞細亞第一主義」。芺但到中國考察後,又覺 中國人因循守舊、麻木不仁,痛感清國人教育之必要,因此斷言在中國不可能實行革 命,在西方侵略之下前,日本如援助中國,會和中國一起失敗,與其坐等西方侵略, 不如加入其中,共同取之,與亞細亞第一主義差距已不可以道里計。芴 開創東京學派的白鳥庫吉率先提出以科學的東洋史學來認識中國,成為著名的抹 煞論者,推翻中國文化的各種傳說。認為歐洲人因為經過宗教改革,瞧不起中國人 (東洋),認為中國人(東洋)沒有上進心,但其實東洋也存在自己的宗教改革。東方 有「天」,與西方的上帝原理相通。敬天思想並非源自中國,就如孔子並非中國專屬, 都是東洋共同遺產。而東洋文化在韓國、日本、中國有不同發展,但只有日本發展成 功。白鳥藉由東洋的概念把孔子從中國提入東洋,使東洋得以與西洋相對應,日本也 因此與西方平等。這樣的論述導出的結論是:日本並非落後國家。以此為根據,可說 明中日不同,從而發展出「南北論」,即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都是由北不斷向南入侵, 北方的落後政權因為南方而有了新的文化,但中國文化則淪為始終不變的保守主義。芨 白鳥的學生津田左右吉繼承了抹煞論,輕視中國,認為儒家、道家都是虛構,芡同 時也認為日本天皇傳說是虛構的,這樣的觀點使他幾乎身陷囹圄,芩因為軍國主義者認 為他污衊天皇。但他到戰後又轉而支持天皇制度,導致人們認為他發生轉變。但津田 解構的是中國與日本的血脈關係,反對把自己國家的起源放在與中國道家有關的傳說 中。苂因此他不但解構日本的神話,也解構中國的道教,而他對中國的研究也正是從道 家研究起。首先他否定老子,認為老子是在孟子之後,為此,他作了很多考據跟研 究;此外,又辯論說堯典、舜典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人所編造。芤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講 究實證與科學的東京學派,卻幾乎都是天皇主義者。 註 芺 王屏,前引書,頁 312~313。 註 芴 參見王屏,前引書,頁 312~313。李慶,前引書,頁 296~298。 註 芨 關於白鳥庫吉的經歷與思想,參見諸葛蔚東,前引書,頁 11~13。李慶,前引書,頁 487~505。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24~28, 68~104, 115~205, 231~253. 註 芡 關 於 津 田 左 右 吉 的 經 歷 、 思 想 與 對 中 國 儒 家 文 化 與 道 家 文 化 的 批 判 , 可 參 見 劉 萍 , 前 引 書 , 頁 182~287。李慶,前引書,頁 182~208。 註 芩 此即為「津田左右吉事件」,津田左右吉於 1938 年 11 月發表「支那思想與日本」一文,提出所謂的 東洋並不存在,亞洲並非一個,以強調日本文化具有獨特性,但卻被認為是反國家主義的思想,因而 遭到右翼人士的非難與攻擊。關於津田左右吉事件與津田左右吉對於天皇傳說的批判,可參見劉萍, 前引書,頁 166~181。 註 苂 參見劉萍,前引書,頁 170~181、234~235、283~287。溝口雄三著,林右崇譯,作為『方法』的中國 (台北:國立編譯館,1999 年),頁 111~123。 註 芤 參見劉萍,前引書,頁 182~287。子安宣邦,前引書,頁 191~196。
柒、戰後史觀的再斷裂
回頭看待日本近代思想界,評論其在歷史上發生斷裂、轉向與各種變化,彷彿置 身日本之外。可是如果看整個近代日本史就是在因應歐化衝擊,這些理論並沒有離經 叛道,每種選項都有其道理。如亞洲主義的思想家或覺得必須與中國提攜;而歐化維 新派則會設法擺脫被看低、貶抑、侵略的命運而提出脫亞入歐。這些論點有其時空背 景,則中國成為論述的對象,譬如,如何算脫亞入歐?是否必須學習歐洲對待中國之 道?是否必須釐清自身文化的中國元素?是否要清除日本的漢學傳統,重新成立支那 學或東洋史學?他們互相辯論的前提是,日本如何可以處在與中國不同的時空在面對 中國。 等歐洲不接受日本之後,日本必須要回到亞洲,但她不能用「日本」來面對歐 洲,便只能選擇以亞洲的身分現身於世界舞台,這其中有兩個工作必須完成,首先是 必須把日本與中國變成亞洲之下的平等國家。原本中國是天下,日本的位階低於中 國,但是變成東洋之後,日本便與中國平等了。其次,變成東洋後,亞洲與西洋就有 對應關係。可是這時必須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如果中國是個強大的國家,與日本共同 合作,整個亞洲便能有效面對帝國主義,如宮崎滔天要到中國推動革命苃,或北一輝希 望刺激中國民族主義,讓中國強大;但也有認為中國不可救,無法與日本協力對抗歐 洲,因而必須由日本領導。 從前述思想家觀念多方向與相互轉變可以發現,即使這些人看起來在每個時間點 上有不同看法,但是在他們一生之中,於不同觀點中遊走,所有人其實都同時面臨一 個問題:日本是什麼樣的國家?這個必須決定的選擇,是當時菁英認為不可迴避的命 運,但基於日本無法被歐洲接受的亞洲國家的身份以及中日之間難以切割的關係,再 加上日本遊走於歐洲與亞洲之間的矛盾,使得思想家無法直接套用西方的現代化邏 輯,也不能從過往的漢學知識中汲取經驗,造成他們並無獲得確切的方向指引,且經 常突然間被迫要重新決定自己與中國的關係,以及日本代表什麼。在這過程中,沒有 任何人或傳統漢學能提供明確答案。在一切指標都消失的新時代中,邏輯取代經驗作 為思想基礎,個人於其中必須抉擇,所以產生這麼多可能的思想路徑。從後世的眼光 看,進入任何一個路徑都可以符合邏輯,當下進入一個特定的路徑中,不妨礙之後因 為時空轉變,或念頭改變,而進到另一個路徑。總體方向是為國權籌謀,故對處於當 下的人而言,斷裂與轉變其實並不巨大。既然每一種思想選擇都是一種建立國權的身 分工具,就像一般人喝茶用茶杯,喝酒用玻璃杯,不能說在玻璃杯還沒洗乾淨前改用 茶杯裝酒的人就是產生人格斷裂。對面臨歐化壓力的思想家而言,在左、右翼之間轉 換、游移只能是臨時屈服,不論是在國際會議上變成國家主義者的清澤,或是從平民 註 苃 宮崎滔天對中國極有好感,並傾注全部精力支持、協助孫文的革命,於中國各處奔走,視自己為「世 界革命者」、「社會革命者」,反對日本政府侵略中國,對於西方所代表的近代文明也提出批判,著 有三十三年之夢等作品。參見野村浩一,前引書,頁 115~170。主義走向軍國主義的德富,這到底只是換一個杯子?還是人格斷裂? 對二戰後的思想家而言,斷裂或轉向的指控容許斷代成為理所當然的歷史方法, 斷代創造後世指指點點的位置,宛如戰前歷史與己無關。表面上,戰後日本拋卻了所 謂錯誤的歷史,這樣宣稱拋棄了數十年後,右翼思想家又回魂,反指戰後思想界犯了 自虐史觀之誤,認為戰前所謂的歷史錯誤肇因於日本被美國打敗,是詮釋問題,不是 事實。芶從竹內好從來不反省所得到的啟示是,在外人眼中認為竹內好加入聲名狼籍的 近代的超克座談會是一次轉向,其實並非轉向,他在二戰後對美國激烈批判,又受中 國學界推崇,他並不覺得自己內在有矛盾。 後人覺得德富蘇峰發生人格斷裂,從平民主義進入國粹主義;後人讚揚吉野作 造,因為他從奉祀天皇、講求團結的國家主義的大和魂論述中跳出來,變成民本主義 者;後人支持清澤洌,因為他在自由主義中堅持,即使曾經一度為日本戰爭行為說 項,但到大戰中還是繼續在國外對德富蘇峰進行批判。沒有一個人的內在邏輯永遠一 致,而是在自由主義、國粹主義、左右翼思想邏輯中游移穿梭,他們都發生過所謂的 轉變,但如果從整個思想背景看,這些其實都不是轉變,我們也無法說他們發生人格 斷裂或轉向。芢 如此得出他們其實沒有發生轉變的結論,或說他們的轉變只是在全面性的歷史進 程中,面對諸多同時存在、彼此互動密切的思想脈絡來回換軌而已,因此不能簡單用 斷裂理解之。如果戰後為了擺脫這段歷史,告訴自己二戰已經結束,所以今人有資格 評斷前人,看出他們哪裡斷裂、何時轉向,充其量是掩飾自己與戰前千絲萬縷的關 係。如今右翼思潮重新復甦,德富蘇峰的斷裂看似再次出現,則斷裂本身就是一個歷 史規律。這樣的斷裂只是技術性的,比堅持一種立場更有效地滿足伸張國權的情感。 日本思想界為了進入世界而不得不設想各種路徑,這些路徑共同構成歷史的全面 性,其他國家何嘗不是?台灣就是其中的例子,台灣人是否在忙於因應的過程中,也 傳染到日本思想界的這種斷裂或轉向的問題?批評者或許很容易得出台灣政治人物生 涯過程中發生了哪種變化,或曾採取哪些可能並不名譽的調整因應,但他們就如同前 述日本思想家一樣,其實都是在大歷史脈絡中不斷掙扎,使後世思想家沒辦法為之定 位,就像人們只能夠從竹內好的知識生涯中得出他既不完全適應右翼,也不能完全適 應左翼的結論一樣。無法被定位的結果,變成一種為抵抗而不得不進入某種身分的戰 略選擇。照竹內好自己的說法,剛好證明了他有一個無法用左翼、右翼或霸權文化的 思想來表達的不受拘束的身分 。 從竹內好等人的例子可知,二戰結束後,思想家急於撇清與過去歷史的關係,但 所有被視為轉向和斷裂的行為,其實都是一種身分方法,都是戰前知識份子為了決定 註 芶 東京大學教授藤岡幸勝在他 1997 年發起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中,提出以「自由主義史觀」為指 導,重編教科書,主張從中等學校教科書中刪去關於戰爭問題的用語,以清除「自虐史觀」。這方面 的代表性著作,請參考西尾幹二,國民的歷史(東京:扶桑社,1999 年),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殺” 之虛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 年)。 註 芢 所謂「軟化、倒退、妥協、變節」,參見日本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著,那庚辰譯,近代日本思想史 第三卷(上海︰商務,1992 年),頁 160。
日本在面對西力衝擊時的國家定位以及建立國家主體性所做出的選擇,二戰後的思想 家對這些選擇進行批評,實是為了幫助自己切割與戰前歷史的關係。以致 90 年代以後 右翼提出對戰前歷史敘述的修正,似乎與戰後既有的論述相比,是一種斷裂。然而, 這是一種戰後遲早要出現的斷裂,只有這樣的斷裂,才能彌補之前因為強行切割戰前 與戰後所累積的沮喪,故這種修正主義的斷裂是在呼應戰前的問題意識,因而其實不 能視為是斷裂,而是辯證、巡迴、換軌或輪替。此一辯證的現象揭露出,戰前遭知識 界所謂斷裂或轉向的批評,不是因為他們在本質上是斷裂或轉向,而是因為戰後的歷 史斷代方法,規定了戰前的變化是斷裂或轉向,即不承認斷裂之前與之後共同構成不 可分割的全面歷史。換言之,戰前的所謂人格斷裂不是歷史的必然走向或軍國主義壓 迫的必然妥協,而是德富等思想家邏輯的思辯,他們一心於滿足國權的強化,但缺乏 指引,所以隨時可能換軌,換到哪一軌是他們臨時的選擇,結果也要由他們自己來負 責。至於戰後思想家,如果今後看到他們也進行某種換軌,自然就不必感到訝異。 * * * (收件:95 年 10 月 13 日,接受:96 年 1 月 4 日)
Away from the Turn toward Nationalism:
Contextualizing Modern Japanese
Thinking on China
Chih-yu Shih
&
Ching-min Li
Abstract
Contemporary writers tend to comment on the abruption or the turn in Japan’s pre-war history of thoughts. They fault pre-war intellectuals for changing positions. This paper disputes this popular historiography by showing how many of those criticized thinkers, as well as others, who switched theoretical positions were practicing an identity strategy. The purpose of a writer to assert certain political thoughts was primarily about finding a right place for Japan, which fell into the identity crisis after Meiji Restoration. One major task was to define Japan’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China represented different logical solutions to Japan’s identity. What featured Japan’s modern history and its attitude toward China was not the contents of any particular thought. Rather, it was the need for a solution. This need prompted thinkers to move from one position to another, in any direction. Logical inconsistency was the spirit of the history which contemporary writers continue carrying.
Keywords: Tokutomi Soho; Naito Konan; Yoshino Sakuzo; Kiyosawa Kiyoshi; Takeuchi Yoshimi; Asianism
參 考 文 獻
子安宣邦著,趙京華編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小森陽一著,陳多友譯,天皇的玉音放送(北京:三聯,2004 年)。 小森陽一著,陳多友譯,日本近代國語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 日本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著,那庚辰譯,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三卷(上海︰商務, 1992 年)。 王向遠,日本右翼言論批判(北京:崑崙,2005 年)。 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 北岡伸一著,劉崇稜譯,清澤洌傳:外交評論之命運(台北:台灣商務,2005 年)。 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殺”之虛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 年) 竹內好著,李冬木等譯,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2005 年)。 西尾幹二,國民的歷史(東京:扶桑社,1999 年)。 呂理州,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傳(台北:遠流,1993 年)。 李慶,日本漢學史 1:起源和確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年)。 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譯,國權與民權的變奏:日本明治精神結構(北京:東方, 2005 年)。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著,馬采譯,近代日本思想史(北京:商務,1992 年)。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第四卷:走向大東亞戰爭的道路(台北 市:桂冠,1990 年)。 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 年)。 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三:政治關係—日本時代(下)(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 會,2000 年)。 野村浩一著,張學鋒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走向亞洲的航蹤(北京:中央編譯出 版社,1998 年)。 陳 秀 武 , 大 正 時 期 政 治 思 潮 與 知 識 份 子 研 究( 北 京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出 版 社 , 2004 年)。 黃自進,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1906-193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1995 年)。 溝口雄三著,林右崇譯,作為『方法』的中國(台北:國立編譯館,1999 年)。 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 劉萍,津田左右吉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諸葛蔚東著,戰後日本輿論、學界與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Berman, Sheri,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3 (April 1997), pp. 401~429.
Shirer, William 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0).
Tanaka, Stefan,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