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逢意外喪父青少年的家庭角色與自我認同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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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羅明華博士

遭逢意外喪父青少年的家庭角色與

自我認同的變化

研究生：林吟儒撰

中華民國一 O 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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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我記得有人跟我說過「謝誌裡最重要的人、內心裡最想真心感謝的人，你會將他擺在最後才寫」，換言之，謝誌裡一開始提及的人，有著位置與情感上的尷尬，基於這項原則，我決定這篇謝誌的開始就先感謝我自己。我要謝謝自己從沒有放棄過高中時就設下的目標，在實現的過程中雖然不那麼順遂，也遇到讓自己覺得是否當初設立錯目標的困難，但總算都挺了過來。我完成了這篇論文，探究了最感興趣的主題，也試著踏在巨人的肩膀上俯瞰著壯碩的研究成果，驚嘆自己的渺小。如果 2012 真的就是世界末日，那麼我不後悔在末日的前一刻埋首在論文裡。最不重要的我擺在了最前面感謝，接著就要提到成就這個我的背後推手－羅明華老師，論文的開始有些曲折，輾轉換了題目才到了這條路上，當初為錯過的時間而惋惜，但就現在看來那或許是個剛好的時機。羅老師給了我充分的發揮空間，讓我探索後做了想要的主題，在每一次的 meeting 中都給予我深刻的指導，點出我的邏輯問題，協助我思考架構可行性與內容的豐富度，一字一句的陪著我閱讀我寫出的「散」文，提供我更寬更廣的視野，從老師的眼中我看見了自己的不足，同時也看見了老師的耐心與包容，更在我每次寫不順就消失的時候把我拎了回來。如果沒有每次都被老師撿回到某個段落裡重新開始，那麼現在大概也不會有這本論文了。非常感謝完女老師、雅鳳老師在論文上給予我許多指導，並引導我思考論文中需要改近跟修補的地方。研究與諮商這條路顛簸的走到了現在，感謝的是身邊的朋友，我常在想如果沒有他們，大概我也不是我現在這個樣子，而我，非常喜歡現在的自己，這個說法一點也不誇張；感謝親愛的艾莉、于正君、雅絹、健翔、蕭綺、孟文、呂先生在沿途的陪伴與鼓勵，讓我有更多的勇氣去探索與面對自己，包含在寫作論文的過程中，卡關時都有他們一起共同討論，不厭其煩的替我看論文，替我挑錯字，幫我順文句，協助我思考更精準的用詞，最重要的是跟著我一起相信我能順利畢業；謝謝筑凡學姊不只替我找到了協同分析者，更在完成論文的這條路上提供了大大小小數不清的幫忙，是精氣神的補充加油站；謝謝小雀、怡如和瓊怡，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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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在情感上提供百分之百的支持，常在我情緒過不去時，讓我借宿，陪我大吼大叫，更在行動上給我幫助，幫我在短時間內完成錄音檔繕打成逐字稿，將手寫的資料整理成電子檔。撰寫論文的過程更感謝學妹念瑾、雯翎、宸言的幫忙和鼓勵，還有 Fei、Fiona、青玲、珮如、思華、小孜、郁惠、俊任、宜鈴、Vong、怡君（i-kun）、李白雪、幸紋、伯鍵常常給我滿分的打氣與祝福，你們透過簡訊傳遞給我的念力我都有收到！謝謝你們！我怎麼也沒有想到曾經的諮商師有一天也成為了我論文的協同分析者，感謝張佳雯學姊在我大學時陪著我走過各項煩惱，聽見我在喪親經驗中的苦痛，她最了解我完成此篇論文的動機，因此當收到佳雯學姊答應成為協同分析者的信時，我又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終於找到了合適的人選，離論文完成更進了一步，擔心的是自己的程度不佳。感謝佳雯學姊百忙中抽空陪著我逐句討論分析，以一個更高的角度帶領我看見研究參與者不同的面貌。論文的幕後功臣就屬三位研究參與者了，如果沒有他們願意提供這段回憶起仍會刺痛的生命經驗，就沒有這篇論文。要再次去敘說記憶裡的痛，不管是將故事講到了心上或是繞著邊圈走，都是疼痛難過，感恩他們忍耐著心中這份痛，重新的說出那段時間的種種，讓我也參與了其中。我也要謝謝 147 巷的陳老師、亞似阿姨和阿專阿姨，以及王啟仲教官與惠雯阿姨，利用人脈幫我找到了研究參與者，提供許多協助。終於來到了謝誌的最後，是壓軸當然要獻給我的父母與弟弟；小我兩歲的弟弟一直以一起從研究所畢業來鼓勵我，可惜我失約了，謝謝他雖然總疑惑為什麼我論文可以寫這麼久，但仍試著了解我的領域跟研究。我的父母在我讀研究所的過程給予我無限的支持，讓我無後顧之憂的專心搞定論文，每當我停滯無法前進時，也是他們陪伴著我，他們對我比起我對自己有著更多的信心，謝謝爸媽一路相挺到底。最後，此篇論文獻給不在世上但掛在我心上的親人們：台北 a-ku、tua-ku、 ngi-tua-ku、sann-tua-kim、ngoo-tua-kim 。還有岡山天后宮的媽祖娘娘，總在我迷惑時給我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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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透過研究參與者的經驗敘說，探究青少年在意外喪父後如何知覺到家庭角色的變化，以及在此喪父調適的歷程中，自我認同的變化情形與影響因素。本研究訪談三位意外喪父的青少年，進行 2 至 4 次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 40 至 60 分鐘，採敘事觀點進行分析，所得研究結果如下：壹、遭逢意外喪父青少年的家庭角色的變化情形一、意外喪父前期，青少年的家庭角色多為情感性的功能，父逝後期家庭角色會逐漸轉為工具性或情感性的角色。二、家庭成員的期待與評價會影響青少年對新角色的認同。較高的角色期待與評價會促使意外喪父青少年新的家庭角色位置較穩定，但當角色期待超出個人所能負荷時，青少年會因承受過大的壓力而拒絕接受新的家庭角色。貳、遭逢意外喪父青少年的自我認同的變化情形一、意外喪父青少年的自我認同變化情形可分為三個階段：1.自我解構期：自我認同渾沌，低自我價值感；2.自我萌芽期：自我認同開始提升，但易受系統影響而起伏；3.自我重構期：自我承諾獨立，重新建構生命意義。二、意外喪父的青少年會在自我認同的過程中，重新建構對世界的意義和自我的生命價值。參、意外喪父青少年的自我認同之影響因素一、個人的內在動力，有助於提升喪父青少年的自我認同。二、支持系統進入與退出的時機，影響喪父青少年自我認同的變化。關鍵詞：喪親青少年、家庭角色、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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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lescent who Experienced Father's Accidental Death Perceived the Change of Their Family Roles and Self-Ident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erception of adolescents after the unexpected death of their own father. How they change in family roles, and self-identity. This study had interviewed three youths, 2-4 times for each person Several findings according to the data analysis are as follows:

1. Changes in the adolescent of their family roles:.

(1) The family role of young people mostly turned into affective function at first. Then, they gradually become to be not only emotional but also instrumental function.

(2) The identity of the young people’s new family role will influenced by the expectations and evaluation from other family members. Higher role expectations and evaluation will lead the new role to a more stable position. But if the youth couldn’t afford the exeption, they will refuse a new family role.

2. Changes of the young people’s self-identity.

(1) The self-identity changes of the young people are classified as three periods：(a) Period of Self-deconstruction：Self-identity is in chaos, and they think themselves dosen’t have the value. (b) Period of Self-infancy：Self-identity begins to increase, but it’s easily to affect by system. (c) Self-reconstruction period ： Commitment to self-independent, re-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life.

(2) The young people will rediscover the meaning of the world and the value of life in the process of self-identity.

3.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self-identity of the adolescent.

(1) The factors that impacting changes in self-identity is their intrinsic motivation.

(2) The timing of entry and exit of external support systems influence self-identity of the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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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I 中文摘要．．．．．．．．．．．．．．．．．．．．．．．．．．．．． III Abstract．．．．．．．．．．．．．．．．．．．．．．．．．．．．．． IV 表目錄．．．．．．．．．．．．．．．．．．．．．．．．．．．．．． VII 圖目錄．．．．．．．．．．．．．．．．．．．．．．．．．．．．．． VII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源起與動機... 1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 6 第三節名詞釋意與研究範圍 ... 7 第二章文獻探討... 9 第一節家庭角色相關論述 ... 9 第二節青少年的自我認同 ... 16 第三節青少年的喪親調適 ... 19 第四節喪父青少年在家庭角色與自我認同的相關研究... 27 第三章研究方法... 33 第一節研究的觀點與方法 ... 33 第二節研究參與者... 35 第三節研究工具 ... 40 第四節研究過程 ... 44 第五節研究的嚴謹性... 50 第六節研究倫理 ... 52 第七節試探性研究結果... 53 第四章研究結果... 57 第一節陳平的故事－順流走的小船...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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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潘潘的故事－牧羊人與獵犬... 71 第三節 Steven 的故事－孤獨的王子... 85 第五章討論與建議 ... 91 第一節討論 ... 91 第二節結論 ... 99 第三節建議 ...100 第四節研究者省思...102 中文參考文獻 ...105 西文參考文獻 ...111 附錄一訪談大綱（試探性研究） ...119 附錄二訪談大綱（修訂版） ...120 附錄三訪談札記 ...121 附錄四訪談同意書...122 附錄五研究邀請函與同意書 ...123 附錄六研究邀請函...124 附錄七研究參與效度檢核函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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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目錄

表 3-1 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 39 表 3-2 三位研究參與者進行訪談時間表．．．．．．．．．．．．．．47 表3-3 研究參與者C 訪談內容編碼範例．．．．．．．．．．．．．．49 表3-3 研究參與者的效度檢核符合百分比．．．．．．．．．．．．．51 表 5-1 三位研究參與者意外喪父後影響其自我認同的因素．．．．．．99

圖目錄

圖2-1 哀悼的雙軌歷程模式圖．．．．．．．．．．．．．．．．．．．21 圖3-1 陳平父逝前家庭圖．．．．．．．．．．．．．．．．．．．．．36 圖3-2 陳平父逝後家庭圖．．．．．．．．．．．．．．．．．．．．．37 圖3-3 潘潘父逝前家庭圖．．．．．．．．．．．．．．．．．．．．．37 圖 3-4 潘潘父逝後家庭圖．．．．．．．．．．．．．．．．．．．．．38 圖 3-5 Steven 父逝前家庭圖．．．．．．．．．．．．．．．．．．．．38 圖3-6 Steven父逝後家庭圖．．．．．．．．．．．．．．．．．．．．．39 圖3-7 K的家庭圖．．．．．．．．．．．．．．．．．．．．．．．．．54 圖4-1 陳平意外喪父後重要事件及自我認同變化圖．．．．．．．．．．71 圖 4-2 潘潘意外喪父後重要事件及自我認同變化圖．．．．．．．．．84 圖 4-3 Steven 意外喪父後重要事件及自我認同變化圖．．．．．．．．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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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本篇研究旨在探討青少年遭逢父親意外死亡後在知覺家庭角色與自我認同的變化。本研究以半結構性訪談為主，對三位喪父青少年進行訪談，藉討論在不同時期的家庭事件來看家庭角色變化，探討青少年遭逢意外喪父後自我認同的變化情形，了解在其與家庭互動過程中，對自我在家庭角色、功能之看法。本章主要說明研究背景與研究源起與動機、研究目的以及研究問題。第一節研究源起與動機 Parkes（1998）認為死亡是一個重要的生命事件，它引發喪親者覺察到內心對「恆常」世界的期待、假設與外在「無常」真實世界的差異與矛盾。起初喪親者在死亡事件中，可能會經歷較多失去的感覺，但失與得常是ㄧ體兩面，在喪親者經歷失去之創痛的同時，喪親者也在身心方面改變，重新審查與調整自我的世界觀以及對於人我關係的假設，這樣的轉化歷程對喪親者而言，是ㄧ種由失去後領悟其意義然後獲得的調整歷程。「死亡事件」會替個人帶來衝擊以及重新調適自我的機會，在我尚未學習到這些理論時，我的經驗也明白告訴我，親人的死亡對於家庭及個人的影響力是如此巨大，讓適逢青少年的我除了焦慮於自我認同外，更要因著家庭結構變動作出相對應的行為；讓我好奇的是，是否有與我相類經驗的青少年，當他們面臨到親人意外死亡後，處在家庭中的自我是如何去應變各種突發的事件，如何去看待家庭中的其他人員對於事件的處理，家庭角色的轉移是如何發生的；此外，遭遇死亡和失落的經驗對青少年和他們發展的任務也有顯著的影響，突然經驗到父母的死亡，會使他們產生一種複雜和衝突的狀態，因此青少年在面臨家庭變化與自我發展任務之間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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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和衝擊經驗極為值得探究。壹、我的生命經驗在我升高三那年的暑假，經歷了與親愛的人別離的痛苦，他是住在我家的舅舅，從發現生病到過世只不過花了短短兩個月的時間，比我的暑假還要長一些的時間，就把一個人的全部從我身邊奪走，最先消失的是他的具體存在，看不見他在二樓、三樓間走動；接著消失的是聲音，無法在睡夢中聽見他開門回來的聲音，聽不見他在某一個熟悉時刻製造出的音響；最後消失的是味道，他身上的菸味，纏繞在樓梯間，久久無法散去；這些描述，帶我一步步回憶跟勾勒出當初的場景與模樣，現在的我可以用文字敘說這段帶給我生命最大衝擊的故事，但當時的我，卻只有「麻木」兩字可以形容。像是在看一場自己也投入在其中的電影，大燈忽地被打了開來，我被迫離開了電影院，焦躁的站在廣場上，看著來來去去的人，我彷彿不再站在這個世界上，這情緒來得太猛、太快以致於我無法有所反應，也或者擔心我的反應將會招致什麼更令人擔心的結果。壓抑著這份悲傷，在我滿 17 歲前的那個暑假，我的價值觀被顛覆了，深切的感受到「死神會帶走『每個人』」。終究，這部電影我沒有興趣再看下去了，也把自己停在了那個時刻。很多年以後我才發現，與我同行的家人也將一部分的自己遺留在那次被強迫離開戲院的時刻。難以回憶，這些日子以來我與家人們如何談到這個傷痛經驗，也不願去回想這個過程中我們花了多少時間在碰撞跟適應一個人突然地從生活中不見，而在那時青春期的我，嘗試與朋友談過此話題卻發現這非他們所能理解的痛，我便閉口不談，沒有想過這樣的壓抑造成我心裡深處對關係的焦慮與不安。現在的我有足夠的能力再次去面對那段時間的自己，在回顧過去的片段裡，會不斷的看見自己面臨突然失去的痛苦情緒與家庭中的變化，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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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個客觀的、具有理論基礎的方式去看見，八年前的我與家庭的變化，以及這此變化的過程中我如何發展自我認同的任務，重新去設定新的目標和對生命的意義。也因此讓我開始好奇，試著去看與我有類似生命經驗的人，他們又是如何發展他們的故事。貳、青少年的發展任務與喪親事件 Shapiro（1994）指出所有生命的危機中，親人的死亡在情感上是最痛苦的離別之一。Humphrey 和 Zimpher（1996）發現當個體經驗過失落後，生命不再和之前一樣，在失落的關係裡，重要的是完成失落並非取代失落，失落是無法被取代且結束的，而是藉由創造新的存在方式得以延續關係。死亡事件對每個階段的個體來講都是極大的衝擊與失落，個體在失落的關係裡會尋求新的存在與解讀方式，讓關係得以新的姿態延續下去，同樣的喪親事件也會為家庭關係帶來新的變化，而家庭這個系統裡的成員也必須找尋新的角色與存在。當家庭成員之ㄧ為青少年，在找尋家庭關係中的定位與角色變動時，又會經歷什麼樣的故事？青少年這個族群正經驗著自主化過程，他們對於未來充滿不確定感，在發展任務上面臨統合危機；同時，也正經驗著自我內在的人格及人際互動的改變，因為父母是青少年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對青少年的情緒支持更顯重要。Ringer 和 Hayden（2000）的研究指出，父母親的死亡或親密家庭成員的死亡是生活壓力事件之首。對處於此時經歷喪親階段的青少年，當他們生命中重要的親人過世時，失去重要他人使青少年的生活面臨極大壓力，此外很少有人可以告訴他們「你有悲傷的權力」、「如何面對悲傷、善待悲傷」，導致他們的悲傷總是被忽略，甚至被迫隱藏。Humphrey 和 Zimpher（1996）認為在發展階段中的青少年，雖然遭遇父母死亡，但其發展任務仍要持續，在這情況下會以壓抑、否認死亡會出現在自己身上的方式來因應，這與中年人在面對父母死亡，進而引發自己也將面臨死亡的聯想是很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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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喪親青少年的研究主題上，最多焦點集中在喪親後團體教育或輔導成效以及了解青少年的個人經驗。國內近十年來關於喪親議題的研究逐漸增多，可以看見喪親這塊領域被重視的程度，進一步分類其內容可以發現喪親研究主題大多還是聚焦在個人生活經驗與哀悼歷程的探究（何美蓮，2006；巫志忠，2006；李佩容，2001；林書如，2008；陳乃榕，2003；陳思儒，2004；侯南隆，2000；翁寶美，2006），以及悲傷的因應行為與調適歷程兩大區塊（王舒慧，2006；許玉霜，2008 陳增穎，1998；黃春女， 2005；黃郁雅，2001；黃慧涵，1992；黃淑清，1998；蔡文瑜，2001；鄭麗珍，2001；聶慧文，2004），研究結果發現支持系統的變動對青少年的心理危機程度有極大影響力，青少年喪親後普遍以「堅強」的信念來面對生活，喪親後青少年的哀傷反應可被分為四項，以情緒、認知、行為與生理分別來看他們面對父/母死亡後的失落反應；在情緒上會顯得震驚、安慰、情緒暴躁、不安、失落、思念、不捨、難過、孤單、寂寞和忐忑不安。特別的是青少年較難以表達自我的情緒，當遭遇到巨大衝擊時，青少年會以壓抑的方式來因應。 Cornell（1993）指出青少年表現哀傷的方式和成年人不同，雖然在認知上能夠理解死亡，卻常常在情緒的接納上產生遲滯的現象，也難以承受長期強烈哀傷的情緒，因此較常出現延遲性哀傷的現象；Dudley（1995）更提到有些青少年會變得更退縮自閉，有些則變得有攻擊性或毀滅性，可見青少年的哀傷反應並無固定的模式，會因人而異，且自我認同對於這個青少年時期更是重要的課題，當喪親與自我發展任務交錯時，青少年的喪親情況更為特殊和值得探究。黃慧涵（1992）是國內較早針對青少年對父母過世的哀傷反應和家庭關係進行研究，研究發現喪親青少年在生活上並無特別變化，影響家庭關係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在於與逝世家人的緊密度跟依附關係。陳佳玲（2009）研究發現當手足死亡開始，家庭角色即開始轉換。且哀悼調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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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角色轉換同時發生，在手足過世後所扮演的家庭角色上更有負擔，也出現部分替代親職化的現象。由此可看出家庭中不管是父母親或是手足的死亡皆會造成系統的失衡，而其他家庭成員為使系統再回復原本的狀態，會產生角色變化。近期探討喪親家庭關係的變化多以癌症家庭為對象，陳怡婷（2003）探究家庭系統面臨親人重病事件的運作與轉變，結果發現在居住情形、情感關係、權力擁有者轉移、角色重新分配上、對外資源協助上產生變化；而蔡佩真（2006）研究發現逝者的關係會以虛擬的方式存在，在喪親家庭中仍具有溝通、決策、空間、情感位格，藉此仍對喪親家庭產生影響。逝者對家人有不同的影響，其影響力有關的因素包括：（1）逝者生前的角色份量，（2）家屬與逝者連結程度，（3）時間因素。 Rando（1984）和Doka（2002）認為突發性質以及缺乏事先的預期，對哀悼者的內心世界及應對能力的負面影響相當大，Raphael（1983）稱之為突發性死亡的「震撼效果」（shock effect）。由於沒有時間做心理準備，一旦全然面對整個事件，可謂「晴天霹靂」，Pivar和Prigerson（2005）認為面臨重要他人不預期死亡的經驗可能引發喪親者複雜性哀傷（complicated grief）。青少年對哀傷反應通常都很刻意去克制，或只有短暫的爆發悲傷現象。通常因喪慟的父母可能無法照顧到青少年的哀悼，而青少年也可能為了怕讓父母難過而更不談自己的感受；此外，部分青少年在喪親之後接替逝去親人的角色而成為家中的照顧者（經濟或情感上），因此會刻意表現堅強、壓抑悲傷的反應，這種克制壓抑也易造成複雜性悲傷。對於多數的人和他們的家庭來講，喪親適應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喪親事件在某程度上崩解了他們的角色以及與他人的關係。當家庭成員死亡時，危機接著發生，家庭必須再創造新的調適，以因應家庭中有利生存的新任務和需求。若逝去的親人是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或負債，當其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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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世家人之經濟狀態急轉直下、生活品質產生重大改變，這對青少年而言是極大的失落。家庭成員的改變不單指少了逝者，當存活的父/母決定再嫁或再娶時，新家庭成員的加入常會影響青少年的悲傷歷程，甚至會引發憤怒，覺得活著的父/母背叛了死去的那位，自己也似乎被迫結束對逝去親人的哀悼。有些青少年因在世親人無力負荷原有居處的開銷、配合存活父/母的新工作、被寄養至親戚家等而被迫搬遷住所，離開原有熟悉的生活環境其衝擊和失落對青少年而言可能遠比喪親本身嚴重得多。綜上所述，非預期性的死亡往往造成哀傷程度更加複雜，且青少年較難去與同儕討論感受，而刻意壓抑悲傷情緒，因此更易引起複雜性哀傷的狀況。死亡替家庭帶來相當大的變化，為使失衡的家庭系統恢復，部分青少年會接替逝者的家庭角色。由於重病事件與癌症家庭所遭遇的失落皆是可預期性的，目前較少研究是特別針對非預期性死亡的家庭作為探究的對象，因此引發研究者好奇在非預期性死亡的家庭系統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與預期性失落的家庭系統變化又有什麼不同，因此本研究嘗試探討家中重要他人非預期性死亡後，青少年在家庭中角色的建構歷程。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本研究係以探索性的質性研究來探討青少年在失去父親後家庭角色的變化，以及對其新角色的感受與評價，以了解青少年在劇變後其家庭角色和自我認同的變化情形。為達到此目的，本研究以深入訪談為主要的資料收集方法，期望對意外喪父之青少年家庭角色與自我認同的變化有深入的了解。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想要探討的主題如下：一、了解青少年遭逢父親意外死亡後，其家庭角色的變化情形。二、了解青少年遭逢父親意外死亡後，自我認同的變化情形。三、探討青少年遭逢父親意外死亡後，影響其自我認同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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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代答問題如下：一、探討青少年遭逢父親意外死亡後，知覺家庭角色的變化情形？二、探討青少年遭逢父親意外死亡後，自我認同的變化情形？三、分析青少年遭逢父親意外死亡後，影響其自我認同的因素為何？第三節名詞釋意與研究範圍一、意外喪父本研究所指意外喪父的「意外」主要是指因突發疾病急症狀況死亡（sudden nature death）（例如心臟血管疾病、腦溢血等）、或因工作或值勤意外等非預期狀況致死者；由於特殊情況的死亡易引起喪親者的複雜性哀傷，基於研究倫理考量，交通意外或謀殺等人為因素突然死亡者不在此範圍。。二、青少年青少年指的是人類介於兒童和成年期之間，年齡大約為13至19歲（吳紅鑾，2001）。英文裡「少年」（adolescence）一詞，是指由童稚成長到成熟的意思。從發展的觀點來看，是指個體從兒童轉變為成人的過渡時期。本研究所指的青少年是指年齡在13-19歲，且與逝世的父親同住者。三、家庭角色變化角色是真實生活中個人所擔任的職務、身分與地位（張春興，1992），社會對個人在互動過程中所指定的行為模式與期望（陸洛、陳欣宏，2002； Biddle, 1979）。本研究中家庭角色變化即是指意外喪父青少年的家庭角色受到家庭變動後，知覺到家庭成員彼此對其角色的期待或要求而產生相對應的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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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我認同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是個體將過去經驗的累積、現階段個人的知覺，以及對於未來的期望作統整，接受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團體。是個人的驅力、能力、信念等內在自我的建構，且會隨著時間不斷地改變（張春興， 1988）。本研究所要探討青少年的自我認同為意外喪父後的青少年知覺過去經驗，並受到社會文化的期待及重要他人或團體的影響，經歷選擇性的接受與同化後，統整出一個新的自我形象。其內涵包含生命價值觀、自我承諾、自我價值肯定、對未來的規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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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因此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家庭角色相關論述」，第二節為「青少年的自我認同」；第三節為「影響喪親青少年的悲傷反應因素」；第四節為「喪親青少年在家庭角色與自我認同的相關研究」。第一節家庭角色相關論述本節先介紹家庭系統，接著討論死亡對家庭系統之影響，再探討家庭角色在喪親家庭的變化，研究者試圖從系統觀來看家庭的整體功能與遭逢非預期性事件後的變化、內部角色的轉變，以及相關研究之結果。壹、家庭系統理論家庭系統理論主要有三個重要的理論觀點，1970年代盛行的「一般系統理論」（general systems theory）、家族治療中所使用的「家庭系統理論」（family systems theory），以及家庭心理學所主張的「整合歷程系統觀點」（integrative process systems perspective）；從系統的觀點來看，家庭由許多次系統所組合而成，如：父母、手足、親子等，不同的次系統組合使家庭呈現不一樣的功能與系統特色，系統內部會藉由經常性的交換訊息與相互接觸，以尋求系統中的平衡點，亦或是經由改變的過程，逐漸達到平衡的狀態（蔡佩真，2006）；家庭系統理論借用一般系統理論的概念，例如恆定狀態及開放系統的觀念，恆定狀態指的是家庭在安定及改變之間尋求平衡，開放系統用來解釋家庭如何經由和它所處的環境交換資訊以支持其本身的概念（翁樹澍，2004）。

另外，Pinsof（1992）以整合歷程系統的觀點（integrative process systems perspective）說明家庭系統具有系統性（the systems component）、整合性（the integrative component）、以及歷程性（the process component）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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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一、系統性：指家庭系統裡有次系統（subsystem）的存在，且次系統與成員間依循界線與家庭規則而運作，可從交互現象中看出成員間彼此牽連，家中某個成員發生了問題，其實是反應了整個系統出了問題。二、整合性：家庭包括不同次系統之內涵，需評估的面向應該包括整體家庭、夫妻次系統、親子次系統、手足次系統、以及個別成員狀況，這些不同面向的觀點，都是以整個家庭為單位，而非以個體為單位，試圖蒐集不同成員的知覺，以形成整個家庭的描述。三、歷程性：家庭系統是一個持續變化中的整體，在不同的時間上所看到的「結果」也可以視為導向下一個「結果」的「歷程」。所有呈現出來的結果都可能是下一個歷程的前因，而所有的歷程呈現，也可以說是上一個歷程變化的結果。家庭不僅是由一群共享物理和心理空間的個體組成，同時也是一個具有獨特性的自然社會系統。而所謂的家庭系統，意指將家庭視為一個進行中的系統，家庭成員分別為系統中的一份子，個別家庭成員間的任何改變，會影響到其他成員間的關係，家庭會發展出一套規則，裡面佈滿了對成員角色的分配和要求；同時也存在一個組織化的權力結構，且發展出外顯和內隱的溝通形式以及協商和解決問題的複雜方法，使家庭成員能有效執行各種不同的任務（吳婷盈、鄧志平、王櫻芬譯）。此外，次系統間若有清楚的界限將有助於維持分離性，而次系統界限的清楚與否，在家庭功能的效果上，比家庭次系統的組合還來的重要（陳美秀，2008）。系統論認為家庭組織是指由許多安定的關係所組成的實體，其中最穩定的組織是配偶父母，以及手足等次系統組織；在家庭內部有ㄧ條隱形的線，區辨系統的內外系統稱之為界限（boundaries）。系統間界限的功能在保護各次系統的自主性，同時也在維持所有家庭系統的相互依存性（Minuchin,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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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chin（1985）指出家庭系統運作的六大特徵是系統理論的核心，點明了家庭系統理論的特色，也更具體地描繪出家人在互動過程中系統的運作機制。這六大特徵分別是：一、家庭是個組織化的整體，系統內部的元素彼此依存。二、系統運作模式是循環而非線性的。三、系統有衡定（homeostasis）的特性，以維持系統運作的穩定模式。四、演化與改變只有在開放的系統才會發生。五、複雜的系統是由次系統所組成的。六、次系統間以界限相隔，彼此間的互動由隱藏的規則來決定。綜上所述，家庭是由許多次系統所構成的，次系統間會相互制衡彼此，且各系統也會交換彼此訊息，次系統間都有其保護自身系統的界線，界線隱含著家庭內在的潛規則，包含權力結構、各角色的責任與功能要求，清楚的界線可維持家庭中良好的分離性與各系統間的歸屬感，良好的家庭系統是平衡性佳的；反之，當次系統間的界線不清楚時，家庭角色混淆或是某角色的功能消失時，則家代表家庭系統的平衡狀態不佳。貳、死亡對家庭系統的影響有關死亡與家庭系統運作之研究指出，家庭系統的轉變是親人死亡的結果（Shapiro, 1994）。親人死亡使得家庭系統面臨解組，經重組後達成家庭系統的平衡，從解組到重組的過程中，包含了家庭界限重新調整、死亡親屬的空缺與功能由其他家庭成員填補、家庭權力結構重新建立等（Worden, 2001）。從系統觀點出發的學者皆提及家庭內部的各次系統相應的關係，影響著整個家庭的狀態，家庭除了維持平衡狀態外，家庭內部成員的關係也會持續相互變化。從社會學的眼光發現，家庭成員的關係受到個別成員間彼此生命史的交互影響，家庭互動具有持續與改變的雙重特性。因此可推論若家庭發生重大事件與壓力時，家庭爲維持系統穩定運作，必會使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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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定狀態出現變化。任何死亡皆對家庭產生影響，當每個家庭成員發揮合理有效的功能時，家庭會趨於一個平衡穩定的狀態，失去一員則會導致失衡，家中其他成員將填補這個空缺直到家庭趨於平穩（Bowen, 1989；Worden, 2001）。 Weizman 和Kamm（1986）指出喪親者會面臨雙重任務，其中一項是經歷哀悼歷程，另一項任務是對家庭的重組，這兩個過程必須是相互依賴的，因為重整一個新的家庭也意味著家庭成員接受喪親的事實。在逝者不存在的生活環境，喪親者必須重新調整家庭角色，家庭成員須重新學習這樣的新的生活環境，家庭結構與決策系統也會隨著逝者的離開而有不同。而個體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功能或行為表現，通常受到父母、手足與他人的互動影響，並與角色界定和他人對自己的期待有關（謝秀芬，2005）。依據White 和 Klein（2002）對家庭生命周期的看法，家庭成員可創造內在的規範，家庭成員間的互動被社會有關家庭角色的規範所影響，且從一個家庭階段轉換到另一個階段的情況，可經由目前階段的情況去預測新階段的狀態。由此可知，家庭對於個人的成長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及影響力。意外的重大事件會破壞家庭的規範且擾亂原本生活的節奏，尤其是突發性或非家庭生命週期原有的轉變，對家庭結構是種干擾與阻礙，會徹底撼動並改變家庭系統，以致個人和家庭難以回復原先的運作模式，家庭系統中任一成員的改變，皆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其他成員。特別是家庭的失落的事件如離婚或喪親的事件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若家中有意義的成員死亡，影響家庭中的個人與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因此喪親者必須重新適應逝者不存在的生活環境，使其他家庭成員的角色關係失去平衡，同時家庭角色需重新調整，家庭結構及動力變化也會相對的不同，（林于清， 2006；林杏足，1996；Bowen, 1989；Dent, 2002；Neugarten, 1976；Stillio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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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死亡事件對家庭系統造成相當大的衝擊，且不論是什麼樣的死亡事件，當系統中的某個角色離開後，系統出現暫時性失衡狀態，甚而崩解的狀態，當家庭結構出現變化時，喪親者的任務除了哀悼逝者外，便是使家庭系統趨於平衡。為求填補死去成員的家庭空缺，成員除了扮演原本的家庭角色外，同時也需兼任逝者的角色和功能，重新組合家庭結構。為維持家庭系統的持續運作，喪親家庭試圖努力要與原本的生活接續，家庭中的其他成員便要進行角色重新定位。因此本研究想要更深入了解青少年在父喪後其家庭角色的變化情形。參、家庭角色角色（role）所包含的意涵眾多，可以包含規範、描述、評估和行為層面。Deustch 和 Krauss（1965）認為一個人的角色，通常可以用三個面向來定義：其他人對這個角色的定義與描述，稱之為規定的角色（prescribed role），自己對這個角色的定義與描述，稱為察覺的角色（perceived role）；這個角色實際上的行為，稱為扮演的角色（enacted role）。一個人透過他們所扮演的角色與社會系統相連結，也就是說，角色包括了「個人」以及「環境/社會系統」兩個元素。角色代表個人在某個特定情境中，所做出的特定反應。因此角色意指人在情境（person-in-environment）的概念（Greenberg & Baron, 2003），故我們需要對於個案家庭情境有初步的了解，因為這是角色的舞台，依照互動觀點來看，子女不是一味被動的被影響，同時也是一個主動者，角色的存在是以其他角色的存在為前提，是互動的、交互的關係，其他家人的期待與行為表現自然會影響子女出現怎樣的行為表現，也會影響行為的持續出現或是改變（廖育青，2006）。家庭角色來自於個體與家庭成員的互動形成，並非各自獨立，家庭成員的角色都由家庭成員所界定，且在每個家庭當中會因為執行不同的角色，產生相對應的功能，也因此會被賦予不同的期待（引自王慧玲、連雅慧譯，1998，2002；謝秀芬，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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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統如同社會其他系統一樣，會賦予或期待家庭成員扮演某些角色，以滿足家庭的社會性或情感性需求，而這又與家庭的價值觀或策略有關，以區別家庭任務和責任是如何分配的。比如說，父母通常是提供照顧和賺錢的人，小孩通常是學生或是協助者（周月清，2001）。 Holman（1983）提到每個家庭成員建構有關自己角色的期待時，都會受到其他家人傳遞出來的訊息的影響。若角色期待是清楚的，則家庭角色相對執行率較高，但若角色期待模糊不清的時候，易使角色行為者產生困惑，並導致緊張、無所適從，使角色的功能無法實現。在評估家庭的功能時更需將家庭結構納進評估範圍內，其中以家庭「角色」為主。家庭的結構為整體家庭成員角色之整合，家庭成員建構其自身角色，深受到其他家庭成員透露的訊息所影響。因此家庭角色可分成正式角色和非正式角色，正式角色意涵父母、夫妻和子女的角色；非正式的家庭角色稱為問題解決者、維持和平者、英雄、受害者、代罪羔羊、好子女、叛逆等，通常都在不自覺的情形下產生（Holman, 1983）。然而不論正式或非正式的家庭角色，其功能皆為使家庭系統維持平衡的狀態。且系統的平衡並非只看系統表面上的平衡，同時也應留意家庭成員間為了達到平衡與穩定運作之目的。家庭系統在遇到重大壓力事件時，其系統運作會隨之改變，以維持家庭系統的穩定性，並恢復家庭正常運作功能（Minuchin, 1974）。當提到家庭遭遇危機事件的家庭角色分工時，最常被提及的現象是親職化小孩（parental child）；當青少年的發展逐步成熟，使他們在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後，父母一方缺席，而子女在某種程度上具備缺席一方父母的功能時，極有可能被期待新的照顧責任，當子女承擔了父母原本的照顧責任超過了青少年能力所能承擔時，如：過重的家務與照顧工作，即造成青少年的親職化現象。此現象的產生是為了達到系統平衡的需要，有時候會出現角色的不協調甚至出現上下階層顛倒，或角色反轉（role reversal）的現象（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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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青，2006）。 Broszormenyi-Nagy& Spark（1973）將親職化子女的角色功能劃分為兩大形式：一種為工具性功能，如：煮飯、清潔、照顧家人、賺錢或管理家中預算等家務性工作；另一種為情緒性功能，就是孩子對父母的情感需求予以回應，支持著父母，成為父母情感上依賴的對象。對於家庭中長子女的親職化現象，學者們有不同的見解，Adler認為父母對長子女賦予較高的期望，使他們擔負較多照顧弟妹責任、分擔家務或家計、分擔父母煩惱，以及展現一些超越手足的能力（引自石芳萌，2007）。然而，Bowen認為每個小孩的實際出生序不等同於功能上的出生序，且功能上的出生序會比實際出生序更能預測是否會涉入父母婚姻衝突中，通常長子女和老么最容易感染父母的焦慮，因而進入三角關係而可能經驗親職化的歷程（Kerr & Bowen, 1988）。

在實徵研究上，也有不同的結果出現，陳姚文（2009）在研究中發現當家庭需要產生親職化子女去承擔責任，長子女通常是首要考量人選。陳慧珊（2009）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不過該研究更進一步指出不同出生序的親職化個體，老大擔任起親職化的照顧經驗是明顯高於老么的，其照顧任務主要以家務的工具性角色功能為主；柴蘭芬（2006）的研究發現不同出生序之高中生在親職化表現上並無差異，但因其研究對象皆為家中僅有二個孩子的高中生，其出生序不是老大，就是老么，可能因此較不易顯現出不同出生序者在親職化表現有什麼樣的差異。由於喪親使得支撐家庭穩定的結構面臨改變的需要，當失去雙親之一時，家庭中的角色重新分配是必要的，不只其他的成員必須負擔起家庭經濟和日常生活所需的責任，也需要重整維繫家庭關係的角色，此時親職化現象便可能發生在喪親的家庭中，青少年的排行也可能影響其親職化的程度和歷程。 Kristjanson 和 Ashcroft（1994）強調家庭角色的改變本質上就是一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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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壓力的經驗，新舊角色之間的轉變以及協調，會令家庭成員覺得不熟練、笨拙，是需要時間來調適的，而家庭角色的重組，可能會導致諸多問題，其中之一便是子女擔任超過其能力範圍的角色。Nye 更直接指出，在期待子女擔任某種角色的同時，需要考慮到她們對於角色的認同、勝任能力、熟練程度以及所付出的代價（引自鍾思嘉，2000）。總之，子女在經歷角色轉換的感受和經驗，尤其當家庭遭遇危機的情境，是最容易引發角色改變和扮演新角色。由此觀之，在家庭發生重大事件時，家庭系統爲求平衡，家庭中成員的角色便會產生變化，此變化是為了呼應逝世的人在家庭中的角色，且青少年的家庭角色易因父母某方缺席，而被期望或自動填補其角色空位，執行工具性或情感性的家庭角色功能，在適應上及其所處之認同任務上發生交互作用，又新的家庭角色功能也會影響青少年對自我的評價。第二節青少年的自我認同青少年階段個體開始思考「我是誰？」的問題，並透過各種社會角色去探索及統合有關自己的各種層面，逐漸形成明確的自我價值與方向。但個體若無法順利發展，可能帶來對自身價值感的混淆，無法肯定真正的自我。壹、自我認同的定義與形成多位學者從不同的角度與理論基礎去論述自我認同，以下將簡述幾位學者所定義的自我認同，並綜合學者所提出得自我認同定義出本研究喪父青少年的自我認同定義與內涵。 Erikson（1968）心理社會階段論（psychosocial stages）提出的自我認同（ ego-identity ）是個體遭遇發展危機下的產物，是一種自我綜合（ego-synthesis）的行為，個體在經歷時間和空間的變化下，對於內在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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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一貫性（self-sameness）和連續性（continuity）的能力。自我認同扮演統合自我的多面向角色，使個體能夠發揮最大的效能。自我認同危機若能順利解決，則往後的人生便能預期有較良好的發展；否則，個體便容易陷入自我內在的衝突，難以適應各方面社會期許的角色壓力（張春興， 1983；Erikson, 1968）。 Erikson 自我認同發展的論述著重的是人與社會的互動與適應，陳坤虎、雷庚玲和吳英璋（2005）更進一步說明自我認同包含三個部分：(1) 個人認同，如價值體系、生涯目標等，反映個體內在的心理傾向；(2)社會認同，如個人名譽、受歡迎程度等，個體與環境互動後所形塑出的認同； (3)集體認同，如家庭、學校、社區等，個體之「重要他人或參考團體」的期待及規範。 Marcia （ 1966 ）根據 Erikson 心理社會發展理論為基礎，以探索（exploration）與承諾（commitment）兩向度界定出認同的操作型定義，並據此發展出四種認同狀態。1.認同達成型（identity achievement）：經歷探索後做出承諾； 2.他主定向型（foreclosure）：缺乏探索但有承諾； 3. 延期未定型（moratorium）：正經歷探索但未做出（或只有少量）承諾； 4. 認同迷失型（identity diffusion）：缺乏探索，也未做出承諾。 Marcia（1980）認為自我認同是一種個人的驅力、信念、生活經驗等內在自我建構而成的動態組織，意識到自己有別於他人的獨特性，並且使社會的期待與自我的認同得以維持的一種「內在凝聚力」（ inner solidarity），也就是感覺到自己的認同對重要他人是具有意義的，並且能夠符合他人的期望。自我認同在青少年的末期階段開始形成，若是經由個體探索後有意識的發展形成，將在往後的人生中經歷不斷的重組（Marcia， 1988）。張春興（1988）認為自我認同是個體將過去經驗的累積、現階段個人的知覺，以及對於未來的期望作統整，接受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團體；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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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是個人的驅力、能力、信念等內在自我的建構，會隨著時間不斷地改變，好的建構能使個體能發掘自己的獨特性、與他人的共通點，以清楚自己的發展方向，不好的建構則是不清楚自己與他人的異同，易依賴外在以評價自己。何英奇（1990）認為自我認同是青少年歷經選擇性的拒絕與同化後，重新統整出一個新的自我認同形象，以解決對於自我角色與定位的疑惑。由上觀之，自我認同為一種內在趨力，知覺到外在的經驗與自我的信念、價值觀，及對未來自己的期望，所發展出來的整合性歷程，統整自我在性別上的認同、社會價值的接受與否、自我存在價值與外在形象。以 Erikson（1968）的心理社會階段論來看，青少年正處於自我認同與混淆的階段。本研究所要探討青少年的自我認同為意外喪父後的青少年知覺過去經驗，並受到社會文化的期待及重要他人或團體的影響，經歷選擇性的接受與同化後，統整出一個新的自我形象。其內涵包含生命價值觀、自我承諾、自我價值、對未來的規劃和理想。「認同形成」（identity formation）是青少年階段中最為重要的發展任務，且是持續終生的發展過程（Ashford, Lecroy ＆ Lortie, 1999）；在Erikson 的論點中，認同的形塑應是「一個過程，此一過程包含青少年在童年晚期對於自我的想法，以及對於當前的自我賦予意義」；此一過程是以社會的回應為依據，即在社會脈絡中，青少年能清楚地定義自我、明瞭自身的特質，且「認同」並非首次顯現於青少年時期，在早先的發展階段中已經展開，且在生命週期中持續地存在（Kroger, 2004）。 Chickering（1993）研究大學生的自我發展，與Erikson的線形發展階段論不同的是，他認為大學生需達成七個任務，才算完成自我認同歷程。其認為自我認同的形成沒有一定的期限，因此以發展任務取代Erickson的線性發展階段，提出七個自我認同發展任務包括︰(1) 能力感的發展（developing competence）；（2）情緒處理的發展（managing emotion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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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性及互賴性的發展（ moving through autonomy toward interdependence ）；（ 4 ）成熟的人際關係的發展（ developing matur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5）認同的建立（establishment of identity）；（6）目標的發展（developing purpose）；（7）統合的發展（developing integrity）。 Chickering（1993）指出這七個任務的發展沒有一定的時間期限，但仍有先後次序。前四個向度的良好發展會帶動第五個向度—認同的建立順利完成。而認同能夠完整建立後，第六及第七個任務才能繼續有良好的發展。 Eveerall, Bostik & Paulson（2005）指出青少年在此時期著重在藉此建立一套對於自我的認同，認同的發展大多和其所處的環境與情緒處理有關，青少年大多站在自我的立場對過去、現在及未來的自我賦予明確的意義，然往往受限於有限的決策能力、貧乏的問題解決能力等，易使他們形塑自我認同時產生混淆。另外，青少年除了獨自檢視自我外，同儕團體有助於青少年對自我行為、價值有進一步的解讀；青少年對於自我的認同或混淆取決於生活是否有明確的目標、任務或酬賞機制，以及是否在同儕團體擁有友善互動與緊密連結（Wan, 2007）。總言之，從自我認同的形成來看，青少年自我認同的形成是一個動態性歷程，青少年會受到環境、社會文化、與同儕的影響，整合過去與現在的經驗，經重新選擇後形成對世界、生命的價值觀以及目標，作為一生的內在支持第三節青少年的喪親調適本研究目的為探討意外喪父青少年的家庭角色與自我認同的變化情形，以及影響自我認同的因素，本節先論述青少年在喪親事件中的哀悼歷程，接著探討青少年的哀傷反應與影響因素。壹、哀悼模式在哀悼的歷程上，不同學者在喪親的研究上，以不同視角提出不同的理論概念，大致可分為四類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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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論

Kubler-Ross（1969）最早將哀悼過程區分為五階段，依序為：(1)否認（denial & isolation）；(2)憤怒（anger）；(3)討價還價（bargaining）；(4) 沮喪（depression）；(5)接受（acceptance）。這五個階段並非直線進行的，個體可能在這些階段來回幾次循環，實際經歷的內容與順序會有個別差異的現象。 Parkes（1972）則將哀悼分為四個時期：(1)麻木時期：個體拒絕相信失落的事實，此狀態有助於暫時逃避失落；(2)渴念期：喪親者會希望親人回來，並否認失落為永恆不變的；(3)解組和絕望期：個體持續活在妄想逝者回來中，逐漸地轉為絕望，此時喪親者難以正常發揮生活功能；(4)重組期：開始有相當程度的重新組織自我，回復正常生活。一、任務論階段論雖指出失落的情緒反應，但卻忽略面對失落時的認知與行為調適，且忽略悲傷歷程中的社會層面。因此Worden（2004）提出任務論的觀點，他認為哀傷任務有四個，其中包括了：(1)接受失落的事實；(2)經驗悲傷的痛苦；(3)重新適應一個逝者不存在的新環境；及(4)將對逝者的情感重新投注在未來的生活上。失落悲傷者需完成這些任務，以走出悲傷、完成哀悼的過程，不完全的悲傷調適可能會損害更進一步的成長和發展。 Neimeyer（1998）進一步將Worden悲傷調適的任務擴充成五個，包括： (1)承認失落的事實；(2)讓自己願意面對痛苦；(3)修訂自己的假設認知架構；(4)與失去的人重建關係；(5)重新定位自己。每個任務都是一種挑戰，無固定的達成順序，亦不能用結束或完成來評估其調適狀態。 Rando（1995）則修正Worden的模式，其模式分成三個時期：(1)逃避（avoidance）：震驚、否認、思考雜亂；(2)對抗（confrontation）：恐懼、焦慮、憤怒、罪惡感、沮喪、認同死者； (3) 重新建立關係與調適（accommodation）：慢慢回復對周遭人事物的興趣，允許自己發展新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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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Rando 認為在最後重建關係與調適的時期，個體重新調整自己以及重新投注心力，在未忘記舊的情況下，修正與更新自己的假設性世界，並在沒有逝者的情況下，將自己重新投入有意義的生命經驗。

二、雙軌擺盪模式

Stroebe和Schut（1999）提出雙軌擺盪模式（dual process model），聚焦在喪親者的個別差異，認為處理喪慟時應注意性別、文化、個體、時刻的差異，喪親者不一定要接受失落才能走出悲傷，其實喪親者每日的生活都是處於接受失落事實與逃避失落事實之間來回擺盪的，固著在任何一邊都會造成悲傷調適的困難。圖2-1說明悲傷調適的過程是來回擺盪於以情感為主的失落導向與以認知為主的重建導向，因此青少年在喪親後可能會一方面表現出快速恢復生活軌道，以及適應沒有父親的新生活的模樣；另一方面卻又在心中時時刻刻的傷痛著失去父親的悲慟。圖 2-1 哀悼的雙軌歷程模式圖

資料來源：Stroebe , M. & Schut, H. (1999). The dual process model of coping with bereavement: rationale and description. Death Studies, 23, 197-224.

三、意義建構論

Neimeyer (2001) 提出悲傷調適的意義建構論述：(1)死亡事件證實我們以生活經驗為基礎所架設的認知架構是否有效，或也可能是一種不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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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中的全新經驗；(2)悲傷是一種個人歷程，感受到我是誰的既熟悉又錯綜複雜的獨特經驗；(3)悲傷是我們可以自己作主，而非受制於人的事情； (4)悲傷是一種確認或重建個人意義架構的行為，因為這個架構受到了失落的挑戰；(5)原來平穩的架構受到挑戰所產生的情緒波濤具有功能，應將之解讀為努力維護此意義架構所釋放的訊號；(6).在失落的困境中，我們一再建構對自己的認同以與他人協調。 Neimeyer（1998）認為人們的失落經驗或任務並非如線性或階段性發展，悲傷歷程最後也不一定會以「痊癒」收場。他主張在失落事件中，意義追尋是悲傷調適歷程中最重要的過程，個體為了試圖重新確認或重新建構因失落而受到挑戰的生命意義，因此在哀悼過程中會努力尋找對死亡的解釋，其哀悼歷程的核心任務在於重新認識這個世界。綜上所述，階段頓與任務論的學者將哀悼劃分出了不同的階段、時期或任務，其認為個體的哀悼歷程不見得依據其所劃分的方式依序進行，但主要仍將哀悼歷程自開始至結束做了歷程上的區分。而雙軌擺盪模式與意義建構模式則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觀點，這兩個模式都較聚焦在哀悼過程而非內容，皆認為哀悼的歷程是反覆來回的，最終走到重新對失落後的世界產生新的意義以及與逝者的內在連結。個體對於悲傷事件，可以主動地賦予意義，其有能力從事件中重新評估、解釋，以及重新建構自己的生命故事，且此種調適歷程，具相當主觀且獨特性。不同的論點提供研究者以更多樣的觀點去探討意外喪父的青少年，在失親後的家庭角色與自我認同變化情形。貳、青少年的哀傷反應與影響因素一、青少年的死亡概念劉惠美（1988）認為四歲的兒童已經開始具有死亡的概念，且隨著年齡漸長其概念越趨成熟，黃啟峰（2004）更指出國小高年級學童已具備成熟的死亡概念，青少年已普遍能理解死亡的不可逆性、普遍性、無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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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性等重要概念。隨著年齡的增加，青少年同樣也會思考死亡的議題，可能困惑於有關死後世界或生命意義等靈性問題。青年期死亡概念和態度不同於成人期，死亡概念和認知發展有關，青少年隨著認知的發展，從對生死的二分邏輯，轉變成模糊的邏輯概念。這時期死亡概念發展更為複雜的建構，並將身體死亡之外的信念併入成熟的死亡概念中。亦即死亡不再純粹是生物性事件，死亡態度對個人之意義，可以作為決定生活之重要原則（溫愛玲，2005）。 Noppe和Noppe（1996）研究發現青少年雖會抽象思考，卻不會主動思考死亡，青少年定義的死亡是與心愛的人分開，並且會失去現在和未來的活動。青少年普遍能理解死亡的概念，但他們缺乏對外溝通自己對死亡的感覺或經驗的資源，且青少年比兒童對死亡有較多的排斥。張淑美（1989）提到在自我認同發展任務未完成之際，死亡的意義不只是單純地失去重要他人而已，對青少年未來的目標也會帶來威脅與挫敗。即使是青少年能夠了解死亡和其暗示，隨著身心發展、社會文化與時代背景差異，也有隱藏的死亡恐懼。青少年雖然在認知上能夠理解死亡，卻常常在情緒的接納上產生遲滯的現象（徐憲宏、張益萌、林佳慧、劉芸潔、洪雅雯、陳彩瑜、王瀅婷、吳秋萍，2001）。青少年已具有哀傷的能力，當遭遇到死亡或失落時，往往會出現憤怒、孤單、罪惡感等感受，繼而影響其生活適應。從上述研究發現，青少年對於死亡的認識是屬於認知上的層次，且是被動的去思考關於死亡的事件和影響，他們較少有討論死亡的感覺和懼怕的經驗和機會，因此當青少年面臨喪親經驗時，對於未來的生活會比兒童有更多的擔心和恐懼，同時青少年的自我認同任務與喪親經驗交錯時，在他們尚未理解死亡的意義之前，也可能因此迷失對未來的目標與方向。二、青少年悲傷反應青少年喪親後的悲傷反應為震驚、否認、憤怒、罪惡感、好鬥、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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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注意、對社交活動失去興趣、注意力不集中、缺乏情感、難過、無力感、反抗家庭及學校。以時間來區分則有立即的反應，如惡夢、恐懼、缺乏安全感、退縮、難過、固著、鬱抑、焦慮及困惑；中期有壓力、學業低落、心情及人格的轉變、沮喪、恐懼、破壞及行為消極；末期為一年後沮喪、社交、情緒或心理適應不良、發展遲滯、或其他破壞行為、藥物及酒精濫用、抑制孩童的學習和發展能力（Goldman, 2000；Worden, 2001）。以發展的角度剖析喪親青少年的心理歷程，發現青少年傾向於認同同儕，以避免行為與同儕間有差異（Garber, 1995）。青少年之間，死亡情緒的表達或討論是不被接受的，認為會困擾自己的朋友，當對父母的逝世感到困擾，會避免提及失落經驗，青少年會傾向隱藏自己的想法，盡可能的維持原來生活面貌，常以否認的因應方式來保護自己和朋友，但也隔離了自己的情緒，故意裝做不在乎或甚至比以前更開朗。青少年會以否認的因應方式，來逃離失去父母親的情緒負擔，且親戚常以為最好不要與當事者提到死亡以免觸及其悲傷失落經驗，如此反而讓青少年覺得自己是孤單的、被遺棄的、找不到人訴說，這種壓抑的悲傷反應，可能延遲至成人時期才爆發出來（Corr & Balk, 2001；Emily, 1991；Wolfelt, 1983）。

Worden（2001）比較傷慟青少年和無傷慟的青少年的反應，發現傷慟青少年有更多的時間是處在焦慮和恐懼，且認為它具合理性的，此焦慮反應是來自「父母一方的死亡導致在他們的生命裡缺乏可預測性」的信念。且傷慟青少年在幾項重要的發展任務和核心議題上，落後於沒有傷慟的同儕。Meshot 和 Leitner（1993）認為青少年時期，父母的死亡摧毀了「人在中年才會面臨死亡」的文化信念，因此重新建構死亡，而認為死亡會發生在任何時刻，任何所愛的人身上。從上述研究發現，青少年容易在意他人看法，渴望尋求同儕的認同，期待被同儕接納，青少年極重視團體的和諧性及我們都是一樣的普同感。因此當父/母逝世後，他們不易將哀傷的情緒顯露出來，否認哀傷的情緒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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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顯示傷慟的青少年內在是充滿焦慮跟緊張的，對於生命的不可預測性感到害怕，如此劇變衝擊其生命價值觀。三、青少年喪親後的哀傷反應影響因素 Worden（2001）提出七個影響哀悼的要素包括：逝者和生者之間的關係、依附關係的本質、死亡的形式、人格變數、社會因素、過去經驗、以及伴隨而來的壓力。以下作詳細說明：（一）逝者和生者之間的關係：「愛恨交加」的關係使得喪親者易有憤怒、敵意與罪惡感，阻礙了悲傷任務的進行（黃春女，2006；黃慧涵，1992；Wondern, 2001）。喪親前家庭既有的衝突關係會增加喪親哀悼者哀悼的複雜度，喪親後青少年所知覺的家庭關係變化或與家人的新關係同樣也會影響，且當家人面臨衝突關係則適應較差（黃春女，2006；黃慧涵，1992；Bocking, 1993；Wondern, 2001）。（二）依附關係的本質：過世父母性別對喪慟的影響意義不同，研究發現父親的逝世會造成家中經濟來源的衝擊，母親的逝世則是讓青少年的生活作息產生變化，失去主要照顧者和意義上的改變（陳雅婷，2007）。此外，青少年普遍與母親較親近，因此母親的逝世比父親逝世帶來的影響大，「高度依賴」的關係使喪親者難以哀悼，失去高度關係的依賴者使自己陷於孤立之處，顯現出自我的脆弱和無助，亦因依賴太深，易產生極度的失落與絕望。喪父青少年普遍會擔心存活的母親，也會經驗到更多的不安全感，擔心母親無法單獨處理整個家庭的重責，而產生孩子與存活母親之間親子界線分化不清的狀況，尤其是少男會提早承擔過世父親的角色，傷慟的兒子被期望要能強調控制、行動、認知與隱私，這與對傳統傷慟女性所強調的關係失落、社會支持價值與情緒分享表達的反應是不同的（陳雅婷，2007；Umberson & Chen, 1994； Wonder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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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亡的形式：死亡的形式會影響生者的哀悼反應，死亡的地點遠近會影響生者對死亡的接受度，如在短暫的時間內，遭遇多起失去親人的經驗，會引發多重的失落感。Romanoff 和 Terenzio （1998）認為死亡的情境和方式會影響整個哀傷過程，自殺、他殺和意外死亡使喪親者較無法認同，易產生延遲悲傷的情形，所獲得的社會支持也較少。可預期性的死亡則讓生者易有罪惡感和愧疚感，而不在預期中的死亡最具傷害性，所引發的失落情緒最強烈。此外多重失落尤其是因災難同時奪走多位家人，或短時間內失去多數家人者，將使喪親者的悲傷大到難以承受，會讓生者在調適的歷程中有較多的不適與困難（Klapper & Rubinsten, 1994；Weiss & Parkes, 1983）。

（四）人格變數：人格結構是個體對失落反應的重要因素，不同性別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學習到不同的哀悼反應，個體對於悲傷的處理受到其適應風格影響，某些個體會傾向以逃避的方式來處理悲傷，個體重新建構的能力和對自我的效能感都將影響哀悼的歷程（Bowlby, 1980；Wondern, 2001）。（五）社會因素：在社會因素上可看到不同宗教和種族，對於哀悼任務有其內在的規範和儀式，Stroebe 和 Schut（1999）提出社會支持會減輕壓力的效果。社會角色較單一者在哀悼任務的適應上會較多元社會角色者困難，因多元社會角色代表者足夠的外在支持可供使用，也可較快轉移哀傷情緒。綜上所述，可見影響哀悼任務的因素可分成內在與外在因素兩部分，內在因素為逝者與生者生前的關係、緊密度以及依附關係，當依附關係較為衝突者，在哀悼任務上會較困難，未被解決的情緒或未討論的議題在逝者死亡後，使生者對逝者的情感矛盾，愛恨交加；另一部分為個體的人格結構，生者在認知風格和適應風格上的不同，也將影響哀悼歷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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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我有較高的自我效能者比低自我效能者有較佳的調適。外在因素則包含死亡的形式和社會支持及宗教種族的期許，有較多社會角色者的適應比單一社會角色者佳，社會支持會協助個體在哀悼的歷程中轉換與調適，另外不同的社會文化與宗教有其儀式和規範，對於哀悼的反應也有不同的期許。第四節喪父青少年在家庭角色與自我認同的相關研究壹、喪父青少年的家庭角色相關研究以家庭系統理論的觀點來看，指出家庭猶如一個系統，家庭中成員所扮演的每一個角色都維持系統的平衡，當系統失去其中一個成員會導致家庭失衡，並且會伴隨其他失落如失去經濟來源、失去親密感和過往的生活風格等，這些改變會促使家庭成員其他成員形成新的家庭角色以恢復家庭系統的平衡（Rando, 1984）。而在家庭因應壓力事件的過程中，彼此互動、交換訊息的狀態也會變高，而這種互動狀態的增加，很可能使有彈性的家庭彼此感受到相互之支持，也有可能使界限不清之家庭感受到衝突和壓力（Doka, 1993）。對青少年而言，因父母親的死亡而經驗分離，此種與父母親的關係突然中斷，青少年將因此失去核心角色（core role）的建構來源，以致使其失去社會及個人認同對象，自我角色將必須重建（Meshot & Leitner, 1993）。黃慧涵（1992）以 16 位青少年做為訪談對象，瞭解青少年喪親後之哀傷反應、調適行為與家庭關係的變化與適應情形，結果發現當家庭成員過世時，個人哀傷的過程與家庭哀傷的過程是同時進行且相互影響的，父/母親過世後，與在世父/母親的關係則為影響家庭關係適應的主要因素。「一位家人死亡所造成的任何改變都象徵著整個家庭的死亡，死亡家庭必須完成從舊有中建立新家庭的功課」（Worden, 2001）。當個人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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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親人而感到憂傷時，家庭也同樣承受著哀傷，哀傷失落不只是個人內在的心理歷程，也是一種家庭歷程。廖育青（2006）以癌症喪親家庭為對象，探究喪親所引起的家庭系統變化，透過訪談發現喪親家庭經歷了從以逝者為原本重心的時期，逐漸將重心轉移到以生者為重心的新生活；當家庭出現衝擊事件時，家庭中原本的角色與功能無法正常發揮作用甚至是缺席時，家庭系統即呈現不平衡的狀態，為了持續運作，系統會極力維持恆定作用（homeoatasis），最常見的便是家庭角色產生反轉現象，角色重組與改變是為了尋求平衡，甚而使子女發生界線混淆不清的情況（蔡佩真，2006）。此外，Stroebe 和 Schut （2001）提出死亡伴隨而來的焦慮和壓力，雖會增加一個家庭的融合，但也有可能為了情緒穩定而依賴過分僵硬的結構，使關係轉換至一個較前更為封閉的溝通系統。除了喪親會使家庭系統產生巨大的變化，父母的離異和分居造成的單親家庭同樣也會面臨類似的問題，近年來單親家庭的研究焦點主要放在性別、單親家庭復原韌力和社會福利支持狀態，在以家庭復原韌力為主軸的文獻多數會提及家庭角色的變化以及家庭系統崩解後的親職化現象。親職化為一歷程現象，結構性、功能性之單親家庭以及衝突的家庭中較容易出親職化現象；然家庭缺位情形，並不必然形成親職化的現象。當父/母親的角色失去功能或某一方功能無法發揮時，家庭系統受到動搖失去平衡，而如何得以平衡便是單親家庭所苦惱的，家庭的角色與位置可能隨成員的離開或進入而改變，且由於家庭功能是有限的相關位置，成員在位置上所執行的任務，可能會隨著成員的離開而繼續存在的人勢必再分配，完成留下來的任務。親職化的兒童或青少年會將照顧父母親視為自己的責任，一旦沒有能力照顧時，便會感到失望和後悔，最後導致個體產生羞愧感和罪惡感，而增加焦慮和自我貶抑的傾向，又家庭對青少年來說是其身心發展的重要場域，當家庭發生父母離異或死亡等危機事件，在青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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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發展上或多或少會產生干擾；而此時同儕的影響力也逐漸增加，青少年亦開始脫離家庭，尋求自我獨立。當家庭權力結構被削弱，間接提昇子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責任，其同時又面臨自身與同儕的關係，及其他發展上的需求，多重角色與職責易引發角色認同與適應的狀況（李伊文，2009；張榕芸，2011）。陳信英（2002）以單親青少年為對象，從青少年的生命敘說當中，去了解青少年在父母離異前、父母離異時及父母離異後的悲傷經驗，並了解青少年在單親經驗中的復原歷程。研究發現青少年悲傷反應為連續不斷的過程，而與父母的依附關係決定悲傷反應的強弱。在復原歷程中，同儕扮演重要角色。與依親親人有良好關係的單親生活，帶給父母離異青少年較好的生活適應。葉毓峰（2007）研究青少年時期經歷父母離異之單身父親的家庭子女，其在父母離婚前後，與同住父親之關係發展歷程、關係轉折因素。他以四位單親青少年為對象進行 2 至 4 次的訪談，研究發現青少年子女所知覺與父親之關係，從父母失和就已開始有所變化。也就是說單親家庭的家庭關係在離婚前早已發生變化，青少年也同時知覺到此變化。這與蔡佩真（2006）和廖育青（2006）所探討的癌症家庭有相類的情形，可見當父母失和或罹患重症時，青少年有較多的時間去知覺到家庭的變化，同時也對此變化產生相對應之行為。另外研究也發現親子關係轉折的因素中，子女主觀知覺的父親形象在關係轉折上扮演了催化的角色，當子女看待父親之視框轉化為正向，即使父親並未做任何改變，關係亦會在子女之視框轉換下有所改善，這說明了青少年知覺到家庭的各項狀態的重要性。綜上所述，可以發現當父親或母親在家中缺席時，無論是死亡或是離異，家庭內部都易產生親職化現象，且此現象的發生立基在青少年如何知覺家庭的變化與角色的改變。無論是喪親家庭、父母離異的單親家庭及癌症家庭都因受到重大事件衝擊，而經歷家庭系統的變動，產生家庭角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