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站在
未到海東先一笑
兩岸交大任教四十年的我
﹒戈正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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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且i 吉克己爽， 百年，心去持以茫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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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省人 1~1'l Jij 當代， 可位J...步成;忌、世?
靜控克是著才是， 都太可哥拉拉告泣。
這首詩是我今年(民國八十四年)春天寫的，現在改動數字，更能符合此刻我寫
本文的心情，當作本文的模子，請看官聽我慢慢道來。
時當交通大學創校一百周年，作為「混跡」交大幾乎一輩子的人，我自然也要來
湊湊熱鬧，野人獻曝一番。哪知一下筆，就如開了自來水龍頭一般， I 下筆不能自休
..J驀然回首，已經超過了一萬字。這也難怪，因為我幾乎是在寫自傳，而 個人最
感興趣的人就是他自己。記得好像是張愛玲的散文稟曾引過一段話，意思是說，有些
人一輩子只看自己的肚擠眼。區區在下也是如此。有了這番自省之後，於是大大地刪
減了一番，大概仍然難免「看擠」之譏也。
我的一生與交通大學密不可分 O 民國二十一年夏我誕生于南京市四條巷，那時我
父親戈定遠(字卓超)任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兼二十九軍駐京代表。他早年曾任馮玉
祥將軍的秘書長，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之後馮解除了兵權，他才轉為宋哲元將軍(二
十九軍軍長，抗日名將，原先也是馮的部下)的部屬。兩歲半時，我開始念方塊字，
半年後己認識一千多字。于是父親特地從而且籍 -n月江省衝縣一重金聘請了當地極富盛
名的前清舉人龔老先生(當時已六十多歲)來當我的做蒙老師，教的是「幼學瓊林」
。一年後，由于父親調任冀察政務委員會秘書長(委員長是宋哲元) ，全家遷北平，
那時我開始念小學一年級。又一年後「七七」抗戰爆發，我隨家庭由上海轉居香港，
念小學二年級 O 我記得那時圓文課本念的是「孟子 J 由于不懂廣東話，根本不知道
老師在講些什麼，自尊心大受打擊。民國二十八年由香港返上海法租界定居，進入國
民黨元老李石曾先生創辦的世界小學，當小學三年級下學期的插班生。這個小學很特
別，小學三年級開始就同時教法文和英文。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由歷史老師浦漪人先生介紹，考入南洋模範中小學，當小學六
年級下學期的插班生 O 這是我「廣義地」與交大發生關係之始。這是怎麼說呢?原來
光緒二十二年交大初創時原名南洋公學，五年後就增設了附屬小學，後來又設附屬中
學。直到民國十六年附屬中小學才從校園遷出，在交大附近成立南洋模範中小學，校
交如我
址在交大大門斜對面。由于這個緣故，南模的校長和教師都和交大有很深的淵源。以
我就讀南模的時期而言，校長沈維槓是附小時代的教師，教務主任趙型(又名憲初，
現任南模名譽校長)是交大電機系畢業生，物理老師俞養和也是交大畢業。英文老師
李松濤和郁仁充，化學老師徐宗駿、沈克超，物理老師賈冰如，數學老師未仲銘等，
都是交大教授而在南模兼課的。由于南模的學費比別校貴三、四倍，所以教師薪水甚
豐(超過交大教授的薪水很多) ，他們樂于兼課。連南模的校訓也‘是沿用附小時代由
交大(最初叫南洋公學)首任校長(監督)唐文治先生制訂的「勤儉敬信」四個字。
因此在「交大氛圍 J 中成長的南模學生大多以考交大海志顧，我也不例外。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我在上海林森中路(即霞飛路，現稱准海中路)的家
門口目睹團軍自西向東(吳瓶口)撤退，從早到晚撒了一整天。次日早晨共軍就佔領
了蘇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區。我親眼看到了歷史的這一幕。七月初我從南模畢業，接著
就面臨考大學的問題。在國府時代，不論國立還是私立大學，都是單獨招生。這年中
共當局決定團立大學統一招考，但卻沒有公佈考取後的分發原則。換句話說，如果我
填考電機系，考取後也不知道會分到哪個學校的電機系。那時理工科最為吃香，而其
中上海交大的電機系尤其是錄取分數最高的，最難考的「主牌」系。南模中等以上的
畢業生考交大本來就命中率相當高，而我的成績在同屆二百五十多位畢業生中名列第
五(或第六，記不太清了) ，所以我信心滿滿地以考取上海交大電機系為第一志顧。
國立大學統一招考這個規定使我頗為著急，因為我怕考取後被分發到別的大學的電機
系。正在著急之際，偶而有一天父親的朋友兼同鄉鄭昌時先生來我家玩，他當時任交
大物理系副教授。他知道我著急的原因之後，很輕鬆地傳授我一個「秘訣 J
報考紡
織工程系 O 這個系當時只有交大有，所以只要考上，一定分發交大。只要大一成績好
，二年級再轉電機系不就成了嗎?我受鄭老師(後來他教我大一物理)的指點後照計
而行，後來果然如願以償，此乃後話。
那年我共考三次:上海的國立大學聯招、清華大學電機系、私立大同大學電機系
，結果都錄取了。我選擇了進交大紡織系。那時考國立大學相當難，考上交大尤其難
，大約三、四十個考生中取一名。
民國三十八年的交大，學生不過一千多人，有工學院、理學院和管理學院三個學
院，研究所方面好像只有一個電信研究所，規模也很小。一進大門，圍繞著方形大草
坪的是:略帶哥特式的棕紅磚木結構的圖書館在東面，記得是建於民國八年。建于創
校期的，紅灰磚木結構的中院和上院並列在北面。中院的特色是，當走在木地板上時
，會覺得整幢大樓都在晃動!上院的特色是有一個碩大無比的鐘樓。容閱(他是中國
最早的留美學生之一)堂(行政大樓)和體育館比較新，並列在西面。老南院和新南
院在南面，與大草坪隔著一條鋪黑砂石子的大道。黑砂石道旁有一家名叫「交大服務
處」的書店，專賣英文的影印書，以教材為主。上院西北角就是當時佔地最廣的建築
'二層樓四合院式的恭綽館，它是工學院的大本營 D 館名「恭綽」是為了紀念葉恭綽
，他在民國初年屬于院系重要人物，葉公超是他娃子。與恭綽館並列的是哲生(孫科
字哲生)館，它是理學院的大本營。當時最新的建築是大禮堂，它在操場之西，叫新
交 kpnct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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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夫與我
文治堂。學生宿舍則有執信(紀念朱執信)西齋和「新宿舍J 0 當時交大的主要建築
物就是這些了。
那年正值政權更替，所以到十月份才上課。那時「政治掛帥」還未興時，仍以成
績為重。我以第三名考入紡織系，頗受班上同學的尊重，一開學就選我當班長。我是
一個只喜歡讀書和思考的人，拙于行動，更拙于組織能力，而且對「權力」根本毫無
興趣。當了班長之後，每天食不甘味，憂心f中'I'中，痛苦得很。一個月後我就在班會上
提出辭職。由于沒有經驗，我當時說 r 請贊成我辭職的人舉手。」結果舉手的小貓
三、四隻，沒辭成。隔了一個星期，我第二次提出辭職，這次我學乖了O 我說 r 木
贊成我辭職的人請舉手。」結果舉手的還是三、四隻。于是辭職成功，還我初服O 頗
有陶淵明「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的心情。從此以後我終身沒有再當過「幹部」了O
當時「教改J (民國四十一年才開始)尚未實行，教材仍然全用英文教材，主要
是美國教材。實驗報告也是用英文打字的。這對我們南模出身的學生而言是很輕鬆的
，因為南模(和省立上海中學)從高一開始，數理化教材和實驗報告已全用英文。但
對別的中學，特別是外地中學出身的學生而言，則是相當沉重的負擔，他們必須每天
開夜車才能逐漸跟上O 南模同班考入紡織系的同學，除我外，還有俞培基和張錫卿。
俞培基很聰明，可惜反右時被打成右派，所幸不久後就「摘去」右派「帽子J 前幾
年因胃癌己病逝。張錫卿聽說在民國五十幾年已在潘陽當上了局長，後來就不知道他
的消息了。我們三個人都是走讀生，仍然住在家宴，不住宿舍。
一年級老師中印象較深的有:教微積分的陸慶樂先生。他那時還是講師，以略帶
浦東腔的純上海話講課，使我們甚感突兀，但他講課明晰而認真，所以我們很快就「
原諒」他了。可是化學老師就沒有能通過我們的「鑑定」。這位化學老師是剛從美國
回來的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他每次上課，不管晴雨，總帶一把黑洋傘，所以我們叫
他「洋傘先生」。他每次上課，總是海闊天空地什麼都講，就是不講課程的內容，僅
在臨下課前十分鐘才敷衍幾句課程內容，等于把一丈布縮成了一尺。一個月之內，我
們對他由熱望到失望再到絕望最後是憤怒。我們堅決要求校方更換化學老師，校方在
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也只好同意了。這算是一件「造反」成功的事例。
另外，一年級時新增了「政治課」。那時政治教師還沒來得及培養出來，所以只
好由中共華東區的黨政高幹來充任臨時的政治老師。每星期一個下午在大禮堂上「大
課 J 全體師生都參加，其中包括校務委員會副主委陳石英教授O 其時校長之稱已被
取消(後來才慢慢恢復) ，代之以「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稱號。當時主委是著名物
理學家吳有訓，但他只是掛名，很少來校。聽「政治大課J 在教師而言，是「政治
學習 J 在學生而言，則是上「政治課程 o r 政治學習」乃是「終身學習一(台灣
最近才流行這個詞兒，比對岸己晚了半世紀)。一上來講的是「社會發展史。
政治老師中，口才最好的屬華東區交通部長黃逸峰，其它如解放日報社社長陳虞
諒，文化局局長徐平羽等都是平平而已。徐平羽有一次鬧了一個笑話，他把「赤裸裸
」念成了「赤可可J 引起了哄堂大笑，特別因為他是文化局局長也。順便想到，文
革時期，在一次全市大會(各單位都聽有線廣播)，姚文元在讀「毛主席語錄」時，
77「|
交/在
把「跆誤」念成了「台誤 J '一時也頗為轟動，因為他是「權威文膽」也。
這一年，由于對付課業相當順手，餘暇頗多。我除了看了大量的中外小說外，正
好有一個機會，選購了一千多本哲學、心理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史學和其他
自然科學(數學、物理、天文、地質、氣象等)方面的書籍。我先研究馬克思的「資
本論」、「哲學的貧困 J '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
再廣泛閱讀伯克萊、洛克、康德、柏格森、羅素、拉斯基、弗洛依德等等的著作，我
陸續地把這一千多本書都瀏覽了一遍，形成了自己獨立而有系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自認為基本上達到了「不惑」的境界。四十多年來，在基本觀點方面，只有量的變化
沒有質的變化。近半世紀的歷史證明我的觀點是對的，這是我引以自豪的事。
二年級時，由于一年級的平均成績超過九十分，所以順利地轉入電機系製造組(
另外兩組是電訊組和發電組)。二年級的老師中，印象較深的有物理老師周同慶教授
(他後來成為大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相當于現在的科學院院士)。他對物理學的
熱愛感染了我，我十分激動地閱讀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雖不能全懂，但每有會意，欣
然忘時，甚至通宵達旦 o 于是我想再轉到物理系去，但按當時中共的規定，已不能再
轉系，所以我只好由製造組轉到與物理系最接近的，理論性最強的電訊組。印象較深
的老師還有林海明教授，他出身于美國普渡大學，教我們「電工原理」、「交流電路
」和「電工數學 J (即現在的「工程數學 J )。他學問相當淵博，教學很有敢發性，
很受學生歡迎。不過他名士派十足，高興時講得很精采，不高興時草草了事。他的課
排在早上八時第一堂，有時他像諸葛亮一樣，高臥不起。我們等了二十分鐘後，不得
不讓「課代表」趕到他家(他住在校門對馬路的交大宿舍中)去催他起床。文革時他
被鬥得很厲害，身體大受摧殘，文革後期就去世了。二年級時我還去旁聽物理系開的
德文課，結識了物理系同學蔡懷新。他是蔡元培先生的第三子，為人淳厚樸實。我曾
去他家幾次，也曾與蔡伯母(蔡元培夫人)接談過幾次。文革抄家時，聽說在他家抄
出了蔣中正先生的照片，引起了一些麻煩。
二年級上學期的學期中段發生了一件大事。這時是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中共出兵
北韓，組成所謂「中國人民志願軍 J '一時感到基層軍官極為缺乏，於是在各大專學
校號召學生報名參加「軍事幹部學校」。這時中共在交大的各級黨、團(那時叫「新
民主主義青年團 J )組織早已成立，所以這次的「參幹運動 J '當然是由黨組織領導
。班上的黨、團員在「要起帶頭作用」的號召下，紛紛報名。非黨團員的同學(所謂
「一般群眾 J )也有人報名，但人數較少。
三年級時，教「無線電原理」的是陳季丹教授，教「電機原理」的是嚴峻教授，
教「長途電話」的是張煦教授(後被打成右派) ，教「電信傳輸!是陳湖教授。系主
任鍾兆琳教授教製造組的「電機原理 J '沒有教過我。這時又發生了一件大事。這時
中共為了實行第一個五年計畫u ' 急需理工科的畢業生，所以宣布，全大陸的大學中，
我們這一屆和下一屆共兩屆理工科大學生，要提前一年畢業。此乃中共首次以政治強
力干擾高等教育之始。大學生們對于這個決定當然很不滿，但也不敢抗議，因為抗議
是會受到嚴厲處分的。不得已乃以「提意見」的方式與當局談條件。結果教育當局答
交站在
應兩個條件:一、為了(盡量多學一些，把原來兩年的課程壓縮在一年內念完，將大學
三年級的兩學期改為三學期，不放寒假。二、保證三年制(七學期)的大學畢業生與
四年制(八學期)的常規大學畢業生畢業後的工資待遇，升遷機會完全一樣，總之，
一視同仁。好在此時中共已將學位(博士、碩士、學士)取消(文革後才逐漸恢復)
，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一套。所以三年制畢業生算不算學士，已經不是問題了，因為
已經不再有「土」產生了 O 來台後，系(國立交通大學機械系)上每年招考研究生的
廣告貼紙中都要列出所屬教授的學歷，我的學歷「上海交通大學畢業 J '好幾次被改
為「國立上海交通大學學士 J 這當然是經手人的好意，因為他不知道:中共當時既
取消了「國立」兩字，也取消了「學士」'我連方帽子也沒戴遇。「物以稀為貴」
這年頭，在台灣要找連學士頭銜都沒有的教授還真不易也(一笑)
民國四十年底開始了「三反五反」運動，接著是「思想改造運動 o 三反」是
針對幹部的「貪污腐化 J
'
r'五皮」是針對工商界(中共稱之為「資本家一)的「偷
工減料」、「偷稅漏稅」。有些教授兼營工商業，中共就發動學生去「幫助」他們。
此時的「幫助 J 比起後來的文革時的「批鬥」來，要溫和得多。學生中有不少出身
於工商家庭，也要忙著「表態 J '要與家庭「劃清界限 J 進而「幫助」父母「坦白
交代」。至于「思想改造」則是專門針對知識份子的。所有教師和學生都要批判自己
的和別人的「萬惡的剝削階級(包括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思想」。第一步先由學
生「幫助」教師，第二步再由學生相互批判和自我批判。由于學生們尚未進入社會做
事，所以實在也沒有什麼「事」可批判的，只好找些「小時候考試作弊」、「偷過鄰
居老母雞下的蛋 J (這當然是來自鄉間的同學的「專利 J )等話頭，痛哭流涕地(我
不願說他們完全是假裝的;不過大概多少有一些「表演」的成分在內) r 痛批」一番
，歸根究底，是由于從「剝削階級」家庭和「舊教育」中吸取的「剝削階級-思想「
作祟」云云。在中共看來，大學生雖然年青，仍屬于「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必須經
過「思想改造」逐漸(強調其長期性，終身性和痛苦性)將其中一部份改造為「無產
階級知識份子 J '大部分處于中間狀態，但總有一部分是無法改造的 O 我既講不出「
作弊」或「偷蛋」之類以示「忠誠 J 又不能說自己像聖人一樣清白，因為不「坦白
」一點「事」出來，是沒法過闊的。經過苦苦思素，我只好以「因為有私心，所以沒
有報名參加幹校」為主題，痛批自己一大頓，可惜演技太差，逼不出眼淚來，我想黨
組織對我的「表現」評分大概不高。
民國四十一年秋我由電機系電訊組畢業，我們這一屆畢業生是首次實行「全國統
一分自己 J 0 我被分配到北京「國務院」直屬中央廣播事業局當技術員 O 三年後偶而碰
到一個機會回到母校當助教。在北京最大的收穫是看了很多京戲，有名的「角兒 J
十之八九，我都看過了 O 另外在北京期間我開始對美學和詩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我大學畢業那年，即民國四十一年的秋天，當局實行「全國大專院系調整」
私立大學，就上海而言， {:象聖約翰、光華、大夏、大同、 i~光等大學，一律由政府接
管。所屬院系，有的廢止，有的併入公立大學相關院系。從此私立大學即走入歷史了
。公立大學本身也作了重大調整。以上海交大而言，管理學院停辦。因為當局認為，
交/概在
「管理」乃資產階級壓榨無產階級的方法 9 是「反動」的東西，豈得再任其存在?理
學院各系皆併入復旦大學。從此交大成為純工程大學，這是學習蘇聯「老大哥」的做
法。
在「全盤學蘇聯」的方針下，在系之下成立了「教學研究室(組) J 。本來一位
教師可以教不同的幾門課，現在他必須專屬于某一個教研室，例如我屬于「理論力學
」教研室，就只能教「理論力學 J '不能(也不必)去教性質相近的「材料力學 J '
當然更不能去教性質較遠的「工程數學」。又引進了「習題課」作為「大課 J (一班
有一百多學生)的補充。習題課的目的在于教導學生如何解題，一面討論，一面由學
生演算。習題課是小班(約三十人)上課，大部分由助教擔任上課，而擔任大課的主
講教師(教授、講師、資深的助教皆可擔任)至少要上一個小班的習題課，一方面可
以直接了解學生的理解程度和解題能力，教學上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提供初次擔
任習題課的助教一個觀摩的榜樣。教研室的設置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教師專敦一
門課，自然容易做到「精益求精 J '對學生有益。壞處是教師的知識面變得太狹窄，
影響其學術水準和研究能力。習題課的設置，我認為是個很好的設計。由于習題課是
採敢發式、提問式、討論式進行的，在教師與學生的雙向溝通中，學生的理解程度和
解題技巧可以提高很多。對教師的要求，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比上大課更高。由于要
面對隨堂發生的諸多事先未能預測的狀況，教師必須善于誘導，儘量做到引人入勝，
深入淺出(各種程度的學生都能照顧到) ，生動活潑。要認真上好習題課，實在需要
相當高的教學藝術。由于習題課的效果很好，所以這個辦法就一直延用下來了。
又引入「口試」制度。考試一律採「口試 J '廢除純筆試。「口試制」作法大致
如下:預先準備好數以千計的試題，按難易程度分成三類或四類。每個考生進入考場
後，先給他最容易的小試題(其中包括簡單的運算)
,
(例如)五分鐘後數名教師就
該小試題對該生進行口試。如教師對學生的回答滿意，則再取難一層的小試題測驗學
生，直到小試題難到學生答不出或答不全為止。每位學生要化上二、三十分鐘，每大
班一百多學生，起碼要一個星期才能考完。到了最後一天，老師已累得張不開口了。
我想，大概蘇聯老師體力較好，可以撐得下來，中國教師體力不夠，實在撐不下來。
所以這個方法雖比筆試有很多優點，但也只試行過一次，以後還是改為筆試了 o 另外
記分制也由百分制改為五分制(與「蘇聯老大哥」鬧翻後，又改回到百分制)。
有趣的是，還有一種「六節一貫制」也被引入。學生從早晨七點到下午一點芋，
一口氣上六堂課。這樣下午(除了上實驗課外)和晚上的時間全部可用于自習。換言
之，自習時間比以前上下午都排課的老辦法多出很多。想來也是由于蘇聯學生早晨有
牛奶和黃油(熱量較高)麵包(固體)充腹或者體質較好，所以能撐到下午一點半(
上完三堂課後有一較長的休息)。而中國學生早上只吃饅頭(熱量較低) ，喝稀飯(
流體中點綴著固體)或者體質較差，不經餓，不到中午十二點已經飢腸轎車鹿，最後兩
堂課的聽課效率自然大為降低，所以這個辦法實行了一陣子也廢除了，仍恢復到傳統
的排課法。
此時教材已全部改用中文本。由于中國人自己編的教材一時還來不及寫出，或者
交站在
還不太懂得該如何寫，所以教材全用蘇聯教材的中譯本 O 就理工科的基礎課平均而言
，蘇聯教材要比美國教材程度深，內容多，系統性強，寫得也比較詳細。由于寫得詳
細，所以也較適合于學生自學。當然，從教師的觀點看，可能覺得它寫得太嚕嘛。但
教材主要是寫給學生看的，我認為，與其簡要不如詳細。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我接觸
到的基礎課，平均而言，蘇聯教材優于英文(主要是美國)教材。至于講到專業課教
材，蘇聯教材的缺點是內容比較陳舊，但這個缺點在當時(西曆五十年代初)還不顯
著。這四十多年來，幾經波折，結合俄國(受德、法影響)、英美教材之優點，再加
上自己的心得，大陸教材(當然是指寫得好的)有後來居上之勢 O 總之大陸對教材是
化了大氣力的，不像台灣，就理工科而言，多用美國原版教材，很少人寫教材出版，
更不用說化大氣力了。
民國四十四年下半年開展了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一時人人自危，草木
皆兵。反胡風運動像颱風一樣，幾個月後就颺過了。轉過年到了民國四十五年初，毛
根據「文武之道，一張一抽」的道理，忽然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所謂「雙
百方針 J 0 所以這一年我過得最輕鬆，不需在政治學習(每星期兩個下午)時不斷數
落自己的「原罪 J 不亦快哉!毛又提出，黨要展開整風(即整頓不正之風) ，歡迎
黨外人士提意見，提批評以幫助黨整風。這種「提意見 J 在黨的高幹(包括毛本人
)多次信誓旦且地保證不會報復，而且不斷表揚之下，于民國四十六年春逐漸增多 O
我提的唯一意見是:圖書館的書太少，應該多買些書。這樣我總算逃過了「反右 J 這
一闊。
接著民國四十七年「大躍進」、「大煉鋼」通宵達旦。全民用竹ω竿趕麻雀，用人
尿養「小球藻」。花樣甚多。
到了民國四十八年「建國十周年國慶」時，雖然還在「反右傾 J '已有大批人餓
死，再也沒有力氣「躍進」了 O 接下兩三年，餓死的人越來越多，據估計，總數達七
千餘萬人。農民在田間勞作時，突然倒地而亡，由于長期飢餓，油乾燈燼了。那幾年
，學生都在挨餓，體育課也停止了(無力跳跑)。但是說也奇怪，由于暫停了政治運
動的干擾，學生的課業學習時間增加了，雖然挨著餓，學業水準卻有提高。令人想起
范仲淹年青時吃靡粥苦讀的歷史 O
到了民國五十一年，大飢荒的高峰剛過，毛又在叫階級鬥爭了。民國五十三年我
到上海一家螺絲釘工廠去參加「四清運動」。階級鬥爭的「殺氣」隨著姚文元的「評
海瑞罷官」的發表，越來越重，到民國五十五年六月 I 文革」終于開始了。「文革
」的詳情太長了，不能在此一一細談(詳見拙文「細雨夢回雞塞遠 J 連載于中央日
報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 0 I 文革」中，教授死了不少。
可里論力學教研室， (共約二十人)死了兩名講師，一名跳黃浦江自殺，一名跳井自
拉 O 我雖逃過了「文革」前的各次運動，但在「文革浩劫一中，也逃不過了。我于民
國五十九年三月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莫名其妙地被「揪出被關押在一間約六平
方米的空房中。房中沒有任何傢俱，晚上睡在地上，白天坐在地上。房中的電燈二十
四小時不准關，靠走廊的門土裝了玻璃，玻璃用漆塗滿，但留下一平方且米的玻璃未
~.41 … l|
交失
塗漆，每隔十五分鐘， ，-獄卒」會來張望一下，可以看到我在幹什麼。褲帶、鞋帶都
抽去，以防我自殺。這叫做「隔離審查」。我被關了十三個月，批鬥兩百餘次。由于
沒有褲帶，每次出隔離室挨批鬥時，只好用兩手提著褲子。最後于民國六十七年底才
「平反」。
在當了十八年講師之後，我在民國六十七年才升副教授，那年我已四十六歲。次
年我開始收碩士班研究生。而我在民國五十二年在一次研討會發表的會議論文，在十
六年之後才有機會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因為全大陸的學術期刊全部停刊了約十三年之
久。
鄧小平上台之後，學校中「政、冶運動」已經停止，政治學習仍是每星期兩個下午
，但己不必老是數落自己的「原罪 J '漸漸地教師也有了部份的「沉默權 J '真有「
如釋重負」之感。到民國七十二年我離開大陸時的五年中，學生水準進步很快，有研
究能力的教師(當時約佔全體教師的五分之一)進步也很快，整個學校處于穩健成長
中。
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我由北京飛舊金山轉溫哥華，準備出席在加拿大舉行
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在溫哥華下飛機後即利用電話簿與當地的愛國(中華民國)華
僑取得聯絡，在他們的幫助下，其中又經過十分驚險曲折的過程，經日本飛抵台灣。
次年二月份起在新竹國立交通大學機械系任教至今。所以我在上海交大任教二十八年
，在新竹國立交通大學任教十二年，加起來，在兩岸交大任教整整四十年了。如果從
「廣義地與交大發生關係」的民國三十二年二月算起的話，算到八十五年百年校慶時
，則長達五十三年。
至于兩岸交大的比較，我只能就十二年前的情況來比較兩岸，因為我離開上海交
大已十二年，這十二年中它應該有很大的進步(我只有零星的了解) ，如果我拿今日
的國立交通大學(十二年來也有很大進步)與十三年前的上海交大比較，顯然對上海
交大是不公平的。就十二年前的情況而言，師資人數方面，大陸超過台灣約十倍，但
平均學術水準比台灣差很多。大陸(指上海交大)教師中，只有約五分之一的人有科
研能力，其他都只能純教書。但大陸教師之教學水準'平均而言，卻比台灣(指國立
交通大學)高。這是由于台灣是「論文導向 J '教師之評鑑以研究成果為依歸，而大
陸是「教學導向 J (當時的口號是「教學為主 J )。每門課程都有詳細的「教學大綱
J ('-高教部」審訂的) ，每學期任課老師必須填寫詳細的「進度表 J '不能任意地
「偷工減料 J '也不能「忽快忽慢」。而台灣則由于各種原因，少數教師教課有時會
「虎頭蛇尾 J '教材中的最後幾章應講的內容(往往是較難較深的內容) ，往往會「
放水」。另外台灣教師赴外地(包括國外)出差(開會之類)的也比大陸多，所以「
忽停忽快」在所難免。依我觀察，台灣交通大學畢業生的水準比上海交大畢業生似乎
稍遜一點(大陸大學較台灣更難考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研究生的水準則正好相
反，這是因為研究生的水準與導師的水準關係較大，而大學生的水準則與課程的內容
關係較大，與教師本身的學術水準關係不太直接的緣故。
建築物當然是台灣的新，儀器、設備、經費，都是台灣佔優勢，特別電腦方面，
交站在
優勢更大 O 大陸學生比台灣學生用功、成熟，但不如台灣學生主動，活潑，樂于助人
O 至于教師之間的關係，則差別也很大。在大陸，人與人之間戒心極重，因為幾十年
來「鬥乎」的結果，人分為三類:一類是「鬥人」的人，一類是「人鬥 J 的人，還有
一類是「可能鬥人」或「可能人鬥」的人，所以同事之間幾乎不可能交朋友。鄧小平
上台後，情況有所好轉，但是餘悸猶存。台灣則不同，同仁之間，基本上是和諧的 D
雖然同仁之間難免為了佔用的空間、經費、不日個人的權益之類的事有些小摩擦，但比
起當年大陸同事之問你死我活 的鬥手來，只能算是「茶壺裹的風暴」了。
講到研究成果，如按人平均而言，十二年前台灣要比大陸領先很多。但最近十多
年來大陸方面進步很快，據我所知，上海交大(還有西安交大)在科技論文的質和量
方面都是名列大陸重點大學的前茅的。總之，上海交大自民國三十八年到五十-五年文
革前，雖有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的干擾，在「交大精神」的影響下，仍能在曲折中求
進步，經過十年文革浩劫，雖然嚴重倒退了很多，但生命力頑強的「交大精神」依然
不絕如縷地得以廣績，從而再生，所以只要不「搞」政治運動，十多年來，上海交大
恢復、發展得很快。至于台灣交大則比較幸運，因為台j彎交大從未「搞」過政治運動
，所以自在台復校以來，一直順利地迅速發展。
兩岸交大師生所共有的交大傳統精神是什麼呢?也許還有其它內容，而我只拈出
三個字 I 勤、嚴、愛 J 即勤奮、嚴格和對學間的喜愛。第一 I 勤」就是用功，
勤能補拙，韓愈說業精于勤而荒于嬉 J '交大人晚上開夜車是家常便飯。第二，
「嚴」是嚴格，包括對己和對人都嚴格。第三，對學間的喜愛，是指對學問有發自內
心的，非功利主義的愛。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交大人都如此「偉大 J 以至求學問時
一點功利心也沒有。我指的是求學問時的「樂在其中 J 0 每個交大人對王國雄所引的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況味都有些體會的。如果沒有這些「樂」的
話，那麼在交大的日子就太難「熬」了。
一百年來的中國是多難而曲折多變的。在這多難而曲折多蠻的過程中，兩岸的交
通大學終能得以茁壯地生成、發展，實在是很難能可貴的，值得我們珍惜，更特別令
我們交大人引以為傲。我堅信，當慶祝二百閒年校慶時，交大已是世界執牛耳的大學
之一，因為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呀!
民國七十八年為了紀念自己「寄跡」交大四十年(三十八年考入交大) ，我曾寫
了一首詞，現在把它錄在下面作為本文之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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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半年丰宗 1到八千空;各戶呵 成 i布朗 F基輩革宮
叫張志 il0是從何 /、月一;台戈
看妻:若帥部?什; 丈 it; j呆在主教 J 、歷史是所1 忌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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