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宦遊成底事，每年風景是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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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唐代的宦遊與家庭
胡 雲 薇
*提 要
本文以唐代官員宦遊及其對家庭影響為核心，探討當時士人家庭的 移動面向。內容分為兩個部分，首先考察造成宦遊的制度性因素；其次 析論宦遊對家庭的影響。造成宦遊的制度性因素，主要在於本籍迴避、 科舉考試與銓選制度的運作，其結果使得士子、官員常常奔波於住所、 任所與京城之間，形成一股「以官為家」的宦遊群體。揆諸唐代文獻， 常可見官員們終其一生不斷地轉換任職，其生活宛若蓬轉萍流，難以安 頓。 官員頻繁地調任、移動，首當其衝即是對家庭的影響，並造成家庭 型態的改變。宦門家庭的內部運作，因宦遊而起了變化，居住型態與家 族聯繫都隨之轉變。家中的依附成員，同樣承擔著隨官赴任的要務，「相 隨即是家」，遂為唐代官宦家庭的生活寫照。在士族解體、故里沒落的 研究觀點中，適當地導入宦遊因素，將有助於釐清過去不甚清晰的中古 時期家庭史。 關鍵詞：宦遊 唐代家庭 士人生活 旅行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一、緒言
二、因宦而遊：從制度層面考察
三、以官為家：家庭型態的轉變
四、相隨即是家：宦遊家庭的運作
五、結語
一、緒言
在中國歷史上，以苦行役、倦宦遊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屢見不鮮。1遠 在《詩經》早已譜出怨行役、歎宦遊的基調。2秦漢帝國成立，統治區域 更加擴張，官員因宦而遊的現象漸為普遍。苦宦倦遊、懷鄉思歸等呼喚， 遂為士人傳統中常見的文化內涵，3爰及隋唐，益發深刻。 就文化現象而言，宦遊在唐代確有其特殊性。晚唐詩人吳融（？-903） 曾言「千里宦遊成底事，每年風景是他鄉」，4是對士人宦旅生涯的最佳 綜述。唐代版圖的拓展與行政區域的增設，地方官吏不斷增加，移動範 圍隨之擴大；另一方面，政府也延續著漢晉以來的本籍迴避政策，且趨 於嚴格，地方官員無法恣意回到家鄉任職。職務調動的嚴峻限制，讓官 1 行役與宦遊，若言其因公在身、奔波路途的話，二詞常可互換代用。然唐人於使用「宦 遊」一詞時，往往特有所指，有著為仕而遊的涵義，指士子們為求顯達而到處干謁、悠 遊兩京之景象，或指因仕任遷轉各地的官員。宦遊至此已成為求宦而遊與因宦而遊的代 名詞，於唐代資料中反覆出現。 2 《詩經．召南．小星》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記載行役者於暗夜時分，依 然勞苦奔波於途的喟歎。參見〔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整 理委員會整理，《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111-113。 3 從文學傳統耙梳宦遊現象，可參閱王國瓔，〈陶詩中的宦遊之嘆〉，收入氏著，《古今 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文化，1999），頁 50-73。 4 〔唐〕吳融，〈靈寶縣西側津〉，收入〔清〕曹寅等奉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 書局，1960），卷 684，頁 7860。人客寓他鄉的可能性加大，得時常徘徊於陌生異壤，不停地與親友相聚 又別離。此種生活情調，大異於魏晉時期世家大族定居於鄉里的景象， 卻在唐代逐漸擴散普及。宦遊遂為多數官員必經的人生體驗與共同記 憶。這波移動風潮為唐代社會帶來一股活潑動力，一群群士人與其家庭， 遊歷遷轉於全國各地，刻劃屬於他們宦遊家庭的生活圖卷。 唐代宦遊書寫透過文人的記載，將其所見所聞、吟詠抒懷、羈旅鄉 愁等意象，含蘊於詩文，蔚為大宗。爬梳唐代宦遊文學，除傳統苦行役、 倦宦遊與田園歸隱外，更添入宗教與社會色彩，豐富了宦遊詩與隱逸詩 的多元意涵。不論是唐初士人在終南山別有深意的「隱」，5抑或唐代中 期發展出的「吏隱」、「中隱」，6宦與隱的結合，皆使官員生活層面得 以擴充，也為這個時期的宦遊詩文增色不少。有唐一代留下豐富的宦遊 文學，為這個社會現象烙印下痕跡，提醒後人注意。 過去對唐代士人文化的探討，常涉及宦遊一題，但專題討論的研究 成果並不多。甘懷真先生〈唐代官人的宦遊生活──以經濟生活為中心〉 一文，7是最早對唐人宦遊生活集中探究的文章，頗具啟發性。甘氏延續 毛漢光先生以來對中古士族解體、故里沒落的研究脈絡，8進一步闡析唐 代官僚的政治生涯。文中以官人的經濟生活為出發點，討論隋唐以來由 5 唐代文人為求干謁，博取盛名進入宦途，常常以隱為名，長安附近的終南山成為別有用 心士人的最佳選擇，當時遂出現所謂的「終南捷徑」一詞。 6 「中隱」一詞，源於白居易的詩作〈中隱〉，其云：「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 太冷落，朝市太囂諠。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 《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 22，頁 1493。白居易「中隱 說」的思想，承襲自西晉郭象，郭象曾言「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 中」，以及東晉王康琚進一步闡述的「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白氏再將仕隱作更 透徹地釐清，遂為中隱說。〔戰國〕莊周著，〔清〕郭慶藩集釋，王孝魚整理，《莊子 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 1 上，頁 28；〔晉〕王康琚，〈反招隱詩〉，收 入〔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1030-1031。 7 甘懷真，〈唐代官人的宦遊生活──以經濟生活為中心〉，收入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 會編輯，《第二屆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頁 39-60。 8 毛漢光，〈從士族籍貫遷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 （臺北：聯經出版，1988），頁 235-337。
於選舉制度的變化，宦遊漸為普遍。本文承繼甘氏的討論基礎，廓清造 成宦遊的制度性因素，及其對家庭的影響。筆者認為，從官人仕宦遷徙 的視角，將有助於瞭解唐代宦門家庭的移動面向。 宦遊對家庭影響層面甚大，也使其凝聚因子面臨挑戰。不論是士子 「求宦而遊」，或是官員「因宦而遊」，仕宦成員都必須時常出入於家 庭。在這種氛圍下，唐代宦門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格外引人注意。由宦遊 所引發的問題包括：家庭成員如何因應宦遊體制下的家庭移動？他們是 否隨官員赴任？家庭型態會不會因此而有所轉變？家族、親友間的聯繫 是否為之變化、因應對策為何？官員間的人際往來是否受到影響？家族 成員對於宦遊又有何感受？換言之，唐代士人如何面對蓬轉萍浮般之家 庭宦遊化，係本文亟欲探討的重點。 士人以官為家，因官遷徙，在唐代已成為新趨勢。由於宦遊牽涉層 面頗大，囿於篇幅所限，本文只針對已具官員身分者進行討論，至於舉 子求學、應舉考試、寄寓京師、干謁投卷等宦遊行為，僅稍作提及，不 深入細究。9不過，並非所有官員都須宦遊，專業技術官員、內侍等，皆 長期供職於京城。10故本文討論的宦遊對象，多鎖定地方州縣官、幕職 人士等實際因官而遊的群體，至於武職、技術官員、佐吏等，則不在討 論範圍。此外，在宦遊家庭部分，本文只針對隨官赴任的面向，兩地分 隔的情況暫不討論。11 本文以隨官赴任為主軸，試圖揭示官員遷徙對家庭的影響，進而衝 9 關於士子求宦而遊的部分，可參閱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0）；傅璇琮，〈第四章．舉子到京後活動概說〉，收入氏著，《唐代科舉 與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頁 72-109。 10 賴瑞和先生指出並非所有唐代官員皆須宦遊，此說有助於了解唐代官員因身分不同，職 務調動也隨之迥異。參見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2004），頁 417-418。 11 筆者之所以作此限制，乃為凸顯新時代特色──移動的家庭，故對實態中亦可見之宦門 雙家型態，為方便討論，暫作割捨。關於宦遊家庭兩地分隔之現象，可參閱胡雲薇，〈從 唐代官員的宦遊生活看其對家庭的影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4），頁 119-144。
擊到中古時期家族型態的轉變。故內容擬分為三個面向：首先從制度層 面分析造成宦遊的原因，其次討論當時以官為家的現象，最後則論及宦 遊家庭的運作。本文結合政治制度與家庭史的研究成果，冀能勾勒出唐 代宦門家庭的移動畫卷，提供士人文化史新的認識。
二、因宦而遊：從制度層面考察
唐代宦遊現象的普遍化，其制度性因素，主要為本籍迴避政策、隋 文帝的廢鄉官與唐代選舉制度的運作方式。前兩項因素使得官人從出仕 開始，就無法在家鄉任職；後者則更進一步，促使所有想任官的士人， 或已任官的低階官僚，都必須時常往返於京城與家鄉之間，深化了唐代 宦遊的社會蘊涵。經由對這些制度的討論，將有助於了解當時官人遊宦 移動的現象。（一）選舉制度
唐代選舉制度的內容，主要包含貢舉與銓選。12前者是士子入仕取 得出身的途徑之一；後者則是已有出身之官員的晉升管道。在這兩種制 度影響下，士人都必須展開宦遊，成就仕履規劃。 唐代的貢舉制度，即是後世俗稱的科舉。在當時諸多入仕管道中， 貢舉較為突出，且隨時代推衍，益發重要。唐初士人多以門蔭出身，武 后掌政後，大力拔擢貢舉新貴，加之社會上對詞采文學的偏重，進士舉 人漸次受到矚目。此時參與科舉的兩大群體，分別為官學教育下的生徒 與地方舉薦，或私學體系下的鄉貢進士。 唐代士人宦遊生活的展開，最早可溯至求學時期。唐代教育體系主 12 關於唐代科舉與銓選制度的研究，可參閱劉海峰，《唐代教育與選舉制度綜論》（臺北： 文津出版社，1991）；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 寧欣，《唐代選官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 （北京：中華書局，2001）。要分為官學與私學兩大系統。13就官學而言，初時或可於鄰近州縣就讀， 習業有成之後則進入中央的兩監系統。除非原本家住長安、洛陽，不然 負笈到外地求學是必要的。14私學方面，大族子弟的情況可能還好一些， 可以在家求學，沉浸於家學薰陶，或由父兄長輩傾授學識，甚至私下延 師授課。但相對的，落魄之士族子弟就喪失了這份優勢，同一般士人離 家習業。唐代中期之後，士人為了早日取得功名，選擇習業山林寺院者 漸增，甚至也有追隨私人講學習業。15 隨著科舉取士的普遍，唐代士人逐漸延長其在外宦遊的年限。除童 蒙教育外，居住於兩京的士人需要到處干謁、請益名士，或私訪名師； 非居住於兩京的士人，則除了朝京、洛聚集外，也常於全國各地造訪名 師。16他們共同的目標，都在於建立個人的全國性聲譽。是故，在其求 學生涯，即需離鄉背井。 唐代士人從習業到赴地方取解，再從各地跋涉到京城的過程，是邁 向科舉的漫漫長路，亦是宦遊展開的初步。路途辛苦意味著考驗的艱難， 尤至中、晚唐，士人幾次甚而多次落榜都是家常便飯，每年就在準備考 試、赴京趕考、在京干謁、放榜歸鄉的奔波中渡過，與家人相處時間也 13 關於唐代教育的研究，可參考高明士，〈唐代的官學行政〉，《大陸雜誌》37 卷 11、 12 期（1968，臺北），頁 373-387；〈唐代私學的發展〉，《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 20 期（1971，臺北），頁 219-289。 14 如唐代中後期官員余從周，早年離家求學，每五日一歸，負薪米以資其養，見〈唐故朝 議郎尚書刑部員外郎會稽余公夫人河南方氏合祔墓誌銘并序〉，收入陳長安主編，《隋 唐五代墓誌匯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洛陽卷，第 14 冊，頁 30；釋文 可參閱周紹良、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大中 060， 頁 2295-2296。 15 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收入氏著，《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臺北： 聯經出版，1991），頁 271-316。 16 從私人為師，於中唐以後特為興盛，《舊唐書．柳宗元傳》云：「江嶺間為進士者，不 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州云。」 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柳宗元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60，頁 4214。
相對地縮減許多。17唐人劉蛻（821？-？）曾記下： 家在九江之南，去長安近四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四海無強大之 親。日行六十里，用半歲為往來程；歲須三月侍親左右，又留二月 為乞假衣食於道路；是一歲之中，獨餘一月在長安。王侯聽尊，媒 妁聲深，況有疾病寒暑風雨之不可期者，雜處一歲之中哉！是風雨 生白髮，田園變荒蕪，求抱關養親，亦不可期也。18 劉蛻乃大中四年（850）進士，出身南方，是首位荊南解試及第之人， 時號「破天荒」，19這篇〈上禮部裴侍郎書〉即其赴京干謁的文章。根 據劉蛻所言，他每年「半歲行走」，20羈旅路途，僅有三個月在家孝養 父母，又因行旅與京城生活費用高昂，還得預留兩個月「乞假衣食」、 干謁貴人，以求資助旅費。除此之外，一年中他只剩下一個月，能暫留 京城準備考試。年復一年，只要尚未通過科舉考試的窄門，錦衣榮歸就 遙不可及。淹滯的舉途裡，類似劉蛻處境的人想必不少，他們只能咬緊 牙根，努力撐過這段難熬的貧瘠歲月。 17 唐人小說中載有公乘億赴京考試的故事，他考了三十次，多年未曾返家，與妻子於路上 擦肩而過，卻差點認不出來，令人慨然萬分。〔後晉〕王定保撰，姜漢椿校注，〈憂中 有喜〉，《唐摭言校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卷 8，頁 165-166。 18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卷 671，〈上禮部裴侍郎書〉， 頁 6-7（總頁 3453）。另也可參閱〔唐〕劉蛻，《劉蛻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 部》（上海：上海書店，1989 重印上海涵芬樓景印明天啟間吳馡刊本），卷 5，頁 26-27。 19 〔清〕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卷 22，頁 908；王定保撰，姜漢椿校注，〈海述解送〉，《唐摭言校注》，卷 2，頁 33。 20 就目前可見資料，劉蛻出身有兩說，一是荊州、一是桐廬。在《唐摭言》〈海述解送〉、 《北夢瑣言》〈破天荒解〉言其從荊州取解；《北夢瑣言》〈劉蛻山人不祭先祖〉則指 出其為桐廬人。在《舊唐書．地理志》的記載裡，荊州到長安的距離有一千七百三十里； 桐廬屬睦州，距京有三千六百五十九里。若根據劉蛻自陳，出身於桐廬的可能性似乎較 高。至於記載其為荊州人，或乃源於荊南破天荒取解之說。然需存疑的是，有唐一代並 無規定本州取解之例，所以劉蛻出身桐廬，再到荊州取解也未嘗不可。參見王定保撰， 姜漢椿校注，《唐摭言校注》，卷 2，頁 33；〔五代〕孫光憲撰，賈二強點校，《北夢 瑣言》（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 4，頁 81；卷 3，頁 58；劉昫等撰，《舊唐書． 地理志》，卷 39，頁 1552；卷 40，頁 1594-1595。
《通典》〈選舉五．雜議論中〉亦記錄當時士人集中兩京的宦遊景 象。活躍於大曆年間（766-779）的趙匡，在〈選舉議〉曾言科舉之弊端， 其中數條即針對不斷循環移動的舉選人而起。其言： 大抵舉選人以秋末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即又及 秋。事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淺薄……羈旅往來，縻費實甚，非唯 妨闕生業，蓋益隳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以空……貧窶之士在遠 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揆度，遂至沒身。……而舉選 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 令關中煩耗。21 趙匡認為舉子與選人多於秋末趕赴京城，待科舉、銓選結束才得以返家； 休養生息未定，又得為來年考試作準備。這段期間，舉選人既無法修業 讀書，也難以積累學問。並囿於旅途往來貲費龐大，故里產業亦難以持 繼。22從遠方赴京者，花費益多，一旦落第，更羞於回家，轉而旅居外 地，抑鬱而終，造成國家的人才損失。23就經濟層面而言，每年聚集在 京師的眾多舉選人，加上家眷、奴僕、牲口，所消耗的食糧資源為數龐 大，其中卻只有二、三成上榜，徒費關中資源。24 早期尚未採用「循資格」之前，25選人每年匯聚京師，參與銓選， 21 〔唐〕杜佑著，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 17，〈選舉五． 雜議論中〉，頁 420。 22 對寓居京城準備科考的舉子而言，為應付龐大旅費，常須過著刻苦艱辛的日子，如孫樵 〈寓居對〉所言：「矧遠來關東，橐裝鎖空，一入長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餓腸火 迫，滿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嚴冽，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唐〕孫樵， 《孫樵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上海：上海書店，1989 重印上海涵芬樓 景印明天啟間吳馡刊本），卷 7，頁3-5。 23 如唐人小說中的安鳳，「十年之漂蕩，大丈夫之氣槩，焉能以面目回見故鄉之人也」， 故「誓不達不歸」。李時人編校，何滿子審訂，《全唐五代小說》（西安：陝西人民出 版社，1998），卷 55，頁 1540-1541。 24 關於官人於京師生活的經濟情況，可參閱甘懷真，〈唐代官人的宦遊生活──以經濟生 活為中心〉，《第二屆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 39-60。 25 關於唐代循資格的運作，可參閱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頁 114-124。
盈千纍萬的選人及其僕從、眷屬壅塞整個京師。26與此同時，尚有各地 貢舉到京城參與科舉考試的舉人，益使京城絡繹不絕，更添熱鬧。禮部 員外郎沈既濟（活躍於八世紀後半），在趙匡描述的基礎下，更切實地 指出： 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鳥聚雲合，窮關中 地力之產，奉四方游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於桂玉， 是由斯人索我京邑，而謂誰索乎？……必貨鬻田產，竭家贏糧，糜 費道路，交馳往復，是驅地著而為浮冗者也！27 沈既濟認為，自隋文帝廢鄉官後，統一由吏部銓選，不計其數的選人每 年秋去春回，淹滯京師，不僅造成當地交通、治安、經濟的危機，米糧 物資也為之虛空。選人亦感精疲力盡，甚至得鬻賣家產，籌措旅費。這 種「驅地著而為浮冗者」的宦遊生活，使他們漸漸喪失家鄉基業，成為 社會上浮游無根的群體。 唐代官員對於任調地方與吏部銓選所帶來的問題，也有所討論。為 避免地方坐大，所施行之本籍迴避政策，結果卻使官不知民；而地方官 員每隔三、四年之任調，不僅疲於奔命，也無法深入當地社會。劉子玄 （本名知幾，661-721）曾云：「今之牧伯有異於是，倏來忽往，蓬轉萍 流，近則累月仍遷，遠則踰年必徙，將廳事為逆旅，以下車為傳舍。」28 劉氏指出，從兩漢以來，地方官多為久任，甚至十年也無改任，然至唐 代，地方官員調任頻繁，不利於地方治理。因此他建議未來派遣刺史， 至少三年以上才可轉調，但未獲採用。有唐一代，只有基層官吏才遵循 三年或四年一調的原則；至於刺史級的地方官，職務調動相形快捷，經 常往返於中央與地方。 26 寧欣，〈唐代長安流動人口中的舉選人群體〉，《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北 京），頁 93-100。 27 《通典》，卷 18，〈選舉六．雜議論下〉，頁 445。 28 〔宋〕王溥編，《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卷 68，頁 1198。
（二）本籍迴避政策
漢代以降，伴隨廣大領土的征服與治理，中央政府漸漸發展出一套 防止地方勢力坐大的方法，即對中央任命之地方官採取籍貫限制，此即 後世所謂「本籍迴避」政策。西漢時，這項措施已逐漸萌芽，至漢武帝 （140-87 B. C.）時日趨嚴謹，「凡中央任命之地方官，上自郡國守相， 下迄縣令、長、丞、尉、邊侯、司馬均用非本郡人，刺史用非本州人」， 唯京畿所在之州郡縣例外。29東漢時幾乎完全落實這項措施，甚至更為 詳整，要求地方首長也不得監臨姻親關係所在地，避免兩州人士相互庇 護。值得注意的是，這項制度於兩漢執行時，只限制中央派任到地方的 官員，地方屬吏則由官員各自辟用當地人才，且不得聘用轄境以外的士 人。30 然而，東漢末年以後，地方長官逐漸自薦人才，辟署僚佐，使得「門 生故吏」、「二重君主」的問題漸形嚴重。31至魏晉南北朝，地方豪族、 士族勢力壯大，本籍迴避形同虛設。中央為了籠絡地方豪強，常特許其 有地方長官世襲之例，其下屬吏也以本籍人士為主，唯籍貫限制並未因 此廢除，而是根據當時政治社會情勢時存時廢。32直至隋朝統一南北之 後，文帝（581-604）廢除鄉官，將地方官吏的任用權收歸中央，除去北 齊、北周時府官署用鄉官的權力，將地方官職分別設置品官，改由吏部 統籌除授。33這項措施象徵君權更進一步地強化，中央對於地方的掌控 29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1997），頁 347。 30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頁 352-353。 31 對於「門生故吏」的討論，可見余英時，〈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收入氏著，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 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1980），頁 333-337。另，「二重 君主觀」的研究可參考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國家」的型態〉、〈漢唐間的喪服禮 與政治秩序〉，收入氏著，《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 財團法人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3），頁 199-248、375-422。 32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頁 382-385、863-870。 33 關於隋朝開皇年間廢除鄉官的相關研究，可參考〔日〕濱口重國，〈所謂．隋の鄉官廢也更加確實。 唐初依循隋代方針，落實本籍迴避政策，並將地方官員的除授，納 入九品三十階之流內官系統，34改由中央統一調任。是以唐代地方官一 旦出仕，多宦於異壤，即便基層縣尉亦無例外。然而這項規定在唐代並 非一成不變。35我們大致可以推定，唐代地方官員的派任，基本上仍延 續著本貫迴避政策，只有落籍兩京的士人得於附近縣轄任職；36兩京以 外的地方官，則多無法於桑梓任職。終唐一代，本籍迴避政策精神未改， 差別只在於官員任職所在地與籍貫的距離限制，會隨時間發展而有些許 變化。永泰元年（765），中央依然重申「不許百姓任本貫州縣官及本貫 鄰縣官，京兆、河南府不在此限」，37可見政府態度依舊，唯社會上的 變化因子，促使其施行程度有所不同。 綜上所論，我們可以看到唐代士人在仕途中所面臨的挑戰。囿於求 宦之路難行，與種種制度的束縛，他們必須遊走於家庭與京城間，不僅 生活、經濟上增添許多無謂支出，也荒廢了生命中最精萃的年華。唐代 帝國領土的擴大，增加了官人於地方往復的距離；州郡增置，移動官員 群也隨之擴增，遂造成一股前所未見的移徙風潮。唐代官員在籍貫迴避 止に就ついて〉，收入氏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 頁 770-786。 34 有唐一代將流內官的調派權力收回中央，至於地方職務低下之胥吏、屬吏，才由地方官 員自行徵辟任用，這些流外官員基本上並不由中央控管。關於唐代流外官研究，可參閱 任士英，〈唐代流外官的管理制度〉，《中國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北京），頁 80-89； 張國剛，《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 154-156。 35 關於唐代本籍迴避之相關討論，詳見呂慎華，〈唐代任官籍貫迴避制度初步研究〉，《中 興史學》5 期（1999，臺中），頁 33-47。呂氏認為唐代本籍迴避制度越往後期發展，限 制越為鬆弛。 36 從漢代以來，為了加強京畿附近的統治與管理，並無施行本貫迴避。嚴耕望，《中國地 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頁 345-358。 37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 影印明崇禎十五年李嗣 京刊本），卷 630，〈條制二〉，頁 7555。
制度的影響下，離家宦遊成為常態，不免成為「東西南北人」，38家務 重責只能委託親人，對於妻兒的照顧也難以周全，鄉里基業多隨之沒落， 漸淪為蓬轉萍流般「以官為家」的群體。
三、以官為家：家庭型態的轉變
官員展開宦遊之後，家庭型態受到衝擊，呈現「以官為家」的生活 樣貌。韓愈（768-825）〈送楊少尹序〉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 無所而歸」，反映時人「以官為家」，卻也因宦失家的普遍情況。39宦 遊至此，不僅官員個人羈旅客寓，家屬亦隨其行走各地，造成家庭運作 的困擾。由此所引發的問題相當廣泛，在在使得唐代士人面臨變化更為 劇烈的家庭遷徙，也間接衝擊家族親屬的聯繫網絡。（一）官宦遷轉
官宦遷轉與官階差異，皆影響士人遷徙的次數與型態。一般而言， 六品以下的地方官員，經由正常銓選作業，遷宦速度相當緩慢，如再加 上守選年限，經歷十餘年可能仍只是地方小官。40對他們而言，有官可 任，已屬幸運，升遷快慢則非能力所逮。隨著官員人數不斷增長，職缺 求過於供，唐政府為解決此問題，遂增加低階官人的守選年限。低階官 38 中唐文人賈至於〈議楊綰條奏貢舉疏〉曾言：「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宦族，所在 耕築。地望繫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宋〕姚鉉輯，《重校正唐文粹》， 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上海：上海書店，1989 重印上海涵芬樓景印明嘉靖刊 本），卷 28，頁 9。 39 韓愈著，閻琦校注，〈送楊少尹序〉，《韓昌黎文集注釋》，卷 4，頁 415-418。元稹也 曾於〈思歸樂〉吟語「我雖失鄉去，我無失鄉情」，道出當時官員遠離家鄉的情形。此 詩收於〔唐〕元稹著，楊軍箋注，《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2），頁 224。 40 王勛成，〈第二章．及第舉子守選〉、〈第四章．六品以下官員守選〉，《唐代銓選與 文學》，頁 46-80、102-137。員礙於守選，即便仕宦生涯累經數十年，可能也沒遷轉過幾次官。如權 德輿（761-818）的再從叔權達，享年六十，終其一生只擔任四職，卻已 耗費三紀光陰。權德輿於其墓誌寫道：「大率每十歲徙一官，故歷三紀 而四受祿。」41指其將近十年才獲得一官可任。我們雖無法確切得知權 達幾歲出仕，但至遲不晚於二十五歲，扣除童稚啟蒙與求學考試的歲月， 一生幾乎都奉獻於讀書、仕宦之中。然而，權達卻因為官階不高，在正 常的銓選運作只擔任過幾次官。以一任三歲來算，42在他六十歲的生命 裡，真正仕宦期間僅有十二年，其他大部分時間徒徒耗費於守選。 低階官員守選年限多於仕宦年資的情況，是顯而易見的。貞元十六 年（800）登第的周著，43至元和中葉才釋褐補晉州霍邑尉，若依明二經 及第者的守選年限約是七年推算，44他大致於元和二年（807）左右開始 任官。周著墓誌提到「使名立三紀，宦纔二任」，指明經及第至其亡逝 約三十六年，實際上他從登第到逝亡只經歷三十四年，三紀只是取其整 數。低階縣令依據職務、縣轄之別，守選年限從五年至七年不等，45若 依誌文所言二任估算，其守選可能是七年，故在周著近二十七年的官宦 生涯裡，包括登科及第後守選之七年，與兩次任官間之候選，總計花了 二十一年待選，真正任職期限只有六年。他一生官僅二宦，推測其中或 41 〔唐〕權德輿，〈再從叔京兆府咸陽縣丞府君墓誌銘〉，收入李昉等編，《文苑英華》， 卷 960，頁 6-7。 42 唐代地方官員任期不一，但多為三至四年一任，尤其安史亂後，地方官員的任期多以三 年為限，〈代宗即位赦〉：「州縣官，自今以後，宜令三考一替。」〈代宗即位赦〉， 收入〔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卷 2，頁 9。關 於地方官員的考課與任期，可參閱黃清連，〈唐代的文官考課制度〉，《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5 本第 1 分（1984，臺北），頁 139-200；〔日〕築山治三郎， 《唐代政治制度の研究》（大阪：創元社，1967），頁 532-538；王勛成，〈第三章． 考課〉，收入氏著，《唐代銓選與文學》，頁 90-95。 43 〈唐故鄂州永興縣尉汝南周君墓誌銘并序〉，收入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 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 30 冊，頁 161；周紹 良、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大和 077，頁 2152。 44 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頁 60。 45 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頁 130。
因服喪，或因他故，無官可任的年限加長。周著登科及第時約三十四歲， 恰是其生命的二分之一，可見求仕與仕宦幾占其人生比重之半。 在官方任職調動中，通常需要較大範圍調度、長距離移動的官人， 主要是中、高層官員，尤其是從中央派遣到地方的臣僚。他們人數雖不 如基層文官，但因職等較高，較為朝廷所重視，隨時有可能調回京城。46 相較於平穩任職、人數眾多的基層地方官，這些中、高階官員即使任職 地方，也經常往復中央與地方之間。唐代州長官刺史一般為帶三品或四 品的官銜，其下職屬尚有別駕、長史、司馬，皆為五品官。47這類地方 長官較有機會調回京師，任期亦不拘於三年一任。由於他們的職掌範圍 較廣，遷轉頻率較高，每任之間移動距離相對增加，奔走的機會也比一 般低階官員來得多。甚者，他們任與任之間不需守選，一直仕任也就一 直宦遊，旅次辛勞從而滋生，遊宦之苦映現其中。根據白居易（772-846） 為元稹（779-831）所寫的墓誌銘云： 〔元稹〕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四等。署秘省校書。二十八 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授監察御史，使于蜀……黜為江陵 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 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 魚袋、知制誥……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 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己志，答君知。無何，有憸人以飛 語搆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 出為同州刺史……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在越八載， 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 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48 46 胡雲薇，〈從唐代官員的宦遊生活看其對家庭的影響〉，頁 49-51。 47 張國剛，《唐代官制》，頁 121。 48 白居易，〈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 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并序〉，收入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
可知元稹一生守選時間僅有前進士時期的七年，後來參加才識兼茂明於 體用科，在元和元年（806）官拜左拾遺。其後官履依序為：元和四年（809） 任監察御史、元和五年（810）遷江陵士曹參軍、元和十年（815）徙通 州司馬、元和十四年（819）移虢州長史、元和十五年（820）轉祠部郎 中、知制誥、長慶元年（821）授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同年）拜 工部侍郎、長慶二年（822）任工部侍郎同中書平章事、（同年）遷同州 刺史、長慶三年（823）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及浙東觀察使、大和三 年（829）九月以尚書左丞徵還、大和四年（830）任鄂州刺史武昌節度 使。49隔年即因病去世。50 元稹經由不斷的敕授與升品，不需如一般六品以下官吏守選。其仕 履三十年（802-831），除了在京任官近八年，及守喪三年外，近廿餘年 時間都仕任於外地，其宦遊範圍從四川、湖北到南方浙江、江蘇一帶， 扣除鄂州（湖北武漢）兩年、在越（浙江紹興）八載，與任職江陵（湖 北荊沙）、通州（四川達縣）有超過三年以上外，其他如同州（陝西大 荔）、虢州（河南陝縣），只停留一年就離去。51 元稹遊宦的頻繁，遠非一般低階官員可比，他對於宦遊苦楚的體會 益加深刻。轉任之際，元稹尚需回京述職，他雖不用束縛於低階官吏的 守選，但也不斷徘徊於京官、外官的調動中。在他卸下江陵參軍一職後， 原以為可回京任官，不料還是被派遣到地方。得知消息後，他曾一度猶 豫是否放棄通州司馬一職，經再三考量，最後仍是選擇赴任。52從元稹 校》，卷 70，頁 3736-3737。 49 此根據卞孝萱《元稹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0），以及白居易為元稹撰寫的墓誌 銘整理而出。 50 白居易撰寫元稹墓誌銘時，寫元稹「在鄂三載」，但經卞孝萱《元稹年譜》考證，認為 元稹僅在鄂州兩年就過世了，本處從卞孝萱言。 51 本文使用之地理資料，主要根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隋唐五代十國時期》 （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譚其驤主編，吳松弟編著，《兩唐書地理志匯釋》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1998-2003 再版），1 至 6 冊。 52 卞孝萱，《元稹年譜》，頁 249。
的例子，反映唐代中、高階官員出仕地方時，調任的變動性較大，也讓 他們的宦遊生涯更疲於奔命。 中、晚唐以後，由於兵興戰亂，幕府漸成為士人爭取出身、薦任的 場所，許多官人也以幕職作為躋身中央官僚體系的跳板。雖然這些以幕 職出身的官員，採取的入仕手段異於科舉入仕之人，往後升遷途徑或許 將有所差異。然而，一旦進入官僚體系後，免不了調任宦遊之苦。以何 溢為例： 公諱溢，字處休……文皇嗣天首曆，朝廷以中令縷飛薦章，嘗樹功 淮、蔡，拜蔡州別駕。佐理五稔，正色不羣。太守資公之能名，委 公以重事。連帥高公瑀洎中令以能官上聞，就加太子左諭德，拜越 州別駕。星律未周，拜昭州刺史。廉問馮翊嚴公謇謂公之人罷困， 理郡如家，變鴃舌之異風，化獷悍之殊性，極言上聞，拜循州刺史。 荒陬謐靖，惠私洽聞。連帥范陽盧公貞復以表論，拜陵州刺史…… 長逝于郡舍。53 何溢出身幕職，54經由不斷的辟署、薦舉，進入官僚體系，其任職從蔡 州（河南新蔡）轉越州（浙江紹興）、昭州（廣西平樂）、循州（廣東 惠州）、至陵州（四川仁壽），移動範圍甚廣，一生可謂南北從宦之人。 亦可推知每次仕任遷徙，對他及家人而言，都是辛苦歷程。 隨著安史亂後局勢的變化，節度使府不斷增設與擴權，自行辟署官 53 〈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都督茂州諸軍事行茂州刺史充劍南西川西山中北路兵馬使 上柱國廬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何公墓誌銘并序〉，收入陳長安編，《隋唐五代墓誌匯 編》，陝西卷，第 4 冊，頁 134。釋文可參閱周紹良、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大 中 047，頁 2284。 54 「故中書令河東裴公度，奉詔伐淮夷。搜羅奇器，資以籌謀，公即首膺其辟也。奏公為 太子通事舍人，充義彰軍軍從事。明年，凱歌北旋，冊功詔下，受榮王府長史，後遷本 府司馬。」〈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都督茂州諸軍事行茂州刺史充劍南西川西山中 北路兵馬使上柱國廬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何公墓誌銘并序〉，收入陳長安編，《隋唐 五代墓誌匯編》，陝西卷，第 4 冊，頁 134。
員的同時，也逐漸剝奪吏部用人權限。55不少科場失意與守選的官員亦 轉投幕府，企盼暫尋官棲，累積資歷。這群士人不僅對朝廷用人造成影 響，也對宦遊文化產生衝擊。首當其衝即是宦遊次數增加與範圍的擴大； 其次，幕府文士乃多由府主聘任，人身依附關係綿密，或因府主調任而 移動，或為他府延聘而轉任，或因守選屆滿而調官。在此多元因素的影 響下，幕府僚佐的宦遊加速頻繁。56是以藩鎮幕府對唐人宦遊的影響亦 不可小覷，唯其所牽涉之課題較多，有待來日深入探討。 綜言之，唐代大部分文官都有在廣大地域範圍內任調的經驗，機遇 好一點的，可以較長期仕任於兩京；運氣平常的官員，就可能像元稹等 人一樣，不斷往復於京城與地方之間。隨著調派的增加，官人宦遊的時 間益發長久，旅途的疲勞、孤寂更易觸發其情感流露，懷鄉思歸也就不 斷衝擊著他們。另一方面，中、高階地方長官由於調動頻率較高，是否 攜帶家人赴任，有不同於中下層地方官員的考量。這些情況使得宦遊家 庭裡，家人隨行與否更形複雜，成為官員赴任時必須仔細思量、精心安 排的問題。
（二）對家庭的影響：以清河崔氏小房為例
宦遊幾乎成為唐代大多數文官普遍的生活形態，家族締結相較縝密 的士族，也難以避免。本文的討論以士族為主，原因在於相對其他科舉 新貴、地方豪族或孤寒而言，士族發展較為長期，遺存史料也較豐富， 有助於釐清當時家庭型態的變化。57其次，觀察這些傳統士族的變化， 55 嚴耕望，〈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頁 431-507。 56 關於藩鎮幕府用人方針與士人遊幕生活，可參閱盧建榮，〈中晚唐藩鎮文職幕僚職位的 探討──以徐州節度區為例〉，收入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會編輯，《第二屆國際唐代 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 1237-1271；賴瑞和，《唐代基層 文官》，頁 287-376；石雲濤，《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頁 472-556。 57 唐代由於科舉取士，產生許多新興進士及明經新貴，相對於既有的士族聲望，他們常自 稱孤寒。然而事實上他們並非孤又寒，在地方或故里往往是豪族或大族，具有相當大的其意義相對大於科舉新貴或寒庶，較能看出舊有勢力如何面對新穎之宦 遊現象，其轉化與應變即是本文想要探討的重點。因此，若是連士族的 家庭也呈現「以官為家」的狀態，就能更說明宦遊對於家庭型態轉變影 響的普遍。而清河崔氏小房的特殊性除上述理由外，更在於這一房出土 的墓誌相當豐富，配合傳世文獻，能提供較為細緻的家庭圖像。58 湛 朝 稹 程 稅 羣 崔氏 珏 翬 章 楊 表一 清河崔氏小房略表59 從《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可大致了解這一房的成員，下文以曾 擔任宰相的崔羣（772-832）為中心，展開對此家族的探討。60清河崔氏 影響力。陳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收入張國剛主編，《中 國社會歷史評論》（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 3，頁 88-106。 58 關於清河崔氏小房的出土文獻，可參見《唐代墓誌彙編》天寶 180、貞元 096、元和 001、 元和 101、元和 129、大和 013、大中 080、大中 090、大中 128、咸通 005、咸通 015、 乾符 004、乾符 017、乾符 019，以及《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元和 005。周紹良、趙超編， 《唐代墓誌彙編》，及《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9 本表僅將文中論及之家族成員列入，並非完整的清河崔氏小房族表。若想更進一步了解， 可參閱翁育瑄，〈唐宋における家族の研究〉，附錄一，頁 133；趙超編著，《新唐書 宰相世系表集校》（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359-370。 60 毛漢光，〈從士族籍貫遷移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 頁 235-337。翁育瑄，〈唐代の家と家族──墓誌を中心に──〉（東京：お茶の水女 子大學碩士論文，1999），頁 35-38；〈唐宋における家族の研究──墓誌を中心に─ ─〉（東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學博士論文，2002），頁 8-28。
、崔程、崔稅，崔稹是崔羣的父親，崔羣則是從兄弟間的領袖 人物 家成員 墓誌， 領家累自宣城赴上 喪北歸時，暫留宣城的家屬 除崔 未
是當時望族，崔羣的曾祖父崔湛，曾擔任地方長史，祖父崔朝擔任過 懷州刺史，崔朝以下的房支關係及互動較為密切。崔朝至少有三個子 嗣：崔稹 。 清河崔氏小房成員因宦遊而逐漸散居於全國各地，他們雖在兩京有 宅業，但實際上各房成員咸隨其父兄旅宦各地。以下試從幾則崔 考察這個家族的宦遊史。崔稅女兒崔楊的墓誌銘記載： 貞元庚辰歲（800），先府君從檄南征，十六女與長兄翬等亦尋赴寧 覲。嗚呼！旻天不吊，禍酷潛遘，府君前年七月即代，嗣子翬、章 等號奉靈輿，浮江北歸。翬堂兄羣為宣城從事，遂留十六女於從事 之處。疾恙彌年，亦已平復，既孤而哀，其疾再遘，諭不至也，藥 不至也。去年秋八月，羣拜右補闕，令堂弟翬攜 國，行次揚州，而十六女夭，載歸櫬于行舟。61 此篇墓誌內容相當豐富，將家族內部的遷徙、運作留下清晰紀錄。墓主 崔楊的父親崔稅早年任職於南昌，她與兄長崔翬等人隨父赴任，後因父 親過世，兄弟崔翬、崔章扶柩北歸，暫將她託付給宣城的堂兄崔羣。可 能是因崔羣任職處「宣城」（安徽宣州），距離「南昌」（江西南昌） 並不很遠，幾天路程即可到達，所以將家眷暫置宣城。雖然誌銘中並無 多提，但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推敲，當崔翬護 楊外，可能還包括其他家眷、奴僕。 崔翬兄妹喪父後，仰賴堂兄崔羣接濟，隨其官宦遷轉而移動。就現 實考量來看，崔楊夭時年僅十三，長兄崔翬也才十七歲，尚無法撐起一 家經濟重擔，得依靠堂兄崔羣支援照料。當崔羣先行回京覆命時，崔翬 留在宣城照顧家中大小，直至永貞元年（805），崔羣確定擔任京官，才 囑咐崔翬將家人帶回京城。這也說明官員承領官職時，由於無法掌握 61 〈唐清河崔氏（稅）十六女墓誌〉，收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陽地區文管處編， 《千唐誌齋藏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 990；周紹良、趙超編，《唐代墓 誌彙編》，元和 001，頁 1949。
來變 道都團練副使侍御史滎陽鄭府 君夫人 數，會先讓家人留置原處，待任命確定後，才將家人接過來。 崔羣家族的例子，讓我們得以窺見宦遊家庭的相關細節，他們多僅 攜帶自家妻兒赴任，遇到困難時，則向家族親人請求援助。不斷的宦遊 遷徙，讓他們無法長期與親人團圓，相聚又分離成為生活常景。即便手 足同胞，也可能因為年少宦遊，而無法時時與父母、姊妹、兄弟聚在一 起。62崔羣親姐的墓誌銘，〈唐故江南西 清河崔氏權厝誌銘并敘〉即云： 建中末，〔按：父崔稹〕因官徙居，違難遠跡，故全家南行，止於 毗陵之義興。……當貞元初，〔按：夫〕鄭君從事于夏口，夫人始 辭家而南，星霜驟移，僅十五年，有懷歸戀，訖用不獲。夫人早失 所恃，及再罹艱酷，斬焉孺慕，長號籲天，疾恙遂加，以至于迷眩 怳惚，曆日 劇，久而後瘳，終不能平矣。逮遷家于洪，而基功之 慼，一歲累至。夫人性仁孝，多感傷，當泉水思歸之時，抱江干聞 訃之痛，無幾何，凶問至自洛師。……〔按：弟〕羣童年隨郡計遊 上國，拜首於毗陵。其後宦學羇牽，煢疚被瘵，積十七年，方獲覲 于鍾陵，間一歲而承訃。嗚呼痛哉！童年聚居，今猶夢也；鍾陵之 會，不累日也。其間哀敘感痛，連日不解。嘗謂羣曰：「觀爾之性 與疾，率皆類吾，其氣同歟，何別之久也。」言罷流涕。嗚呼！以 手足形影之親，悠悠此生，纔復再面，一旦永往，遂無前期，豈不
以年未艾而事多阻耶？63 崔羣的父親崔稹，早年因官徙居，舉家南遷，崔氏與弟弟崔羣也一同前 62 白居易曾於詩中言「弟兄羈旅各西東」，當時白居易身在洛陽，長兄幼文擔任饒州浮梁 主簿，從兄白季康任於潛縣尉，從兄白逸任烏江主簿，另有一從兄任符離主簿。白居易，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於潛七兄 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邽弟妹〉，收入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 卷 13，頁 781-783。 63 〈唐故江南西道都團練副使侍御史滎陽鄭府君夫人清河崔氏權厝誌銘并敘〉，收入陳長 安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洛陽卷，第 12 冊，頁 201；另見於周紹良、趙超編，《唐 代墓誌彙編續集》，元和 005，頁 803-804。
與隨夫宦任的姊姊長相聚首。崔羣的感慨，吐露出宦 門家 宦遊； 本家 的聯繫外，我們尚 可再觀 ， 將是多麼令人羨慕之事，這種想法應 該也 往。不久崔羣赴京應舉，離家展開宦遊，其後十七年，經歷崔氏出嫁， 崔羣都不曾有機會與姐姐見面，直到崔氏過世前一年，許久不見的姐弟 兩人才得以相聚。孰料一年後崔氏撒手人寰，讓崔羣悲噓不已，喟嘆己 身宦遊，讓他無法 庭的無奈。 從崔氏墓誌可知，其一生經歷隨父宦遊，隨夫赴任，無法常與本家 親友聯繫，即使十分想念父親，也無法承歡膝下，與弟弟崔羣更是長達 十七年未能相見。在古代交通不甚便利的時代裡，不停地移動、宦遊， 確實使親友團聚成為難事，尤其就已出嫁的女子而言，既要隨夫 父兄也不斷遷轉調動，很難有機會與娘家保持密切往來。 清河崔氏小房除了崔稹、崔稅兩兄弟及其子侄輩 察崔稹弟崔程家的情形。崔程墓誌中寫道： 弱冠，鄉舉進士，擢第，解褐授秘書省正字。以書判茂異，秩滿， 調補河南府參軍。以人物籍甚，又從常選，署河南縣主簿。以利用 幹能，雖為官擇人，且從吾所好，遂用初命，固求分司，至於再祿 皆適我願。蓋以東洛舊里，松價近焉，終身之思，一日不遠。64 崔程終生僅出仕三次，任職地點皆在兩京，所以能夠長期留在洛陽故里， 一日不間地孝養親長。從這篇墓誌的記載，讓我們看到一位同為宦遊子 的官員，究竟如何看待宦遊。撰誌者陸復禮清楚地告訴我們，若能仕祿 遂其所願，又不用體驗宦遊辛勞， 普遍存在當時官員的心裡。 崔羣曾為叔父崔程的女兒崔珏撰寫墓誌銘，提及崔珏五歲罹母喪， 及笄時又失怙，改由諸父諸母、兄嫂照顧她的生活，崔羣對她也細心照 料，連其出門也謹慎護送。這項記載提供我們一個輔證：崔羣早年曾與
唐故河南府河南縣主簿崔公墓誌銘并序〉，收入陳長安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 洛陽卷，第 64〈 12 冊，頁 153；釋文可參閱周紹良、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貞元 096， 頁 1906。
家庭，不僅包含官人，甚 至連 以核心成員為 主； 故從家庭移動這個角度，更容 易凸
崔程家共同生活過，居住地或許就是崔氏祖宅。65簡而言之，從崔氏小 房家族間的互動來看，祖父崔朝以下的房支，彼此間凝聚力強，範圍擴 及孫輩，如崔羣、崔翬、崔楊、崔珏等一代。此種官宦家庭的組成與成 員互動，成為中國中古時期士族家庭的常態。由此足知，宦遊的普遍化 不僅影響到官員自身，也波及其家庭運作，家眷們隨同赴任轉調，形成 當時社會中的特殊現象。社會上出現一群宦遊 其親屬家眷，咸隨其宦遊而遷徙流動。 清河崔氏小房在兩京雖有基業，66然從史料信息看來，他們並非長 久定居於兩京，可能只有在年幼期間曾一起生活過，多數時間各自隨其 父兄宦遊外地。換言之，官人於外地就任時，家庭型態多 若有機會返回故里，則過著複合式的大家庭生活。 根據唐代現存資料顯示，官員宦遊時偕帶之家人，通常多以己身向 外擴大，以妻小、雙親、手足為限，旁系血親或族人較為少見。若從現 實面考察，礙於經濟、搬遷不易等問題，對隨官赴任成員的要求，往往 趨於嚴格。由於此問題牽涉層面較廣，筆者在此暫不處理，未來擬另闢 專文討論。簡言之，從官人的宦遊遷移與家庭移動的討論，讓我們可以 從另一個視角來探究什麼是唐人所謂的「家」？哪些人是家中的成員？ 尤其在隨宦而遊的現實考量下，其所牽涉之家族經濟、撫養、認可等面 向，皆直接與家庭成員之利害有所糾葛， 顯出唐人所認為之「家」的涵義。67 移動的家庭情景，說明隨著宦遊的普遍化，宦門家庭的型態也逐漸
65 〈崔氏季妹墓誌銘并序〉云：「長兄羣，自幼則保護之，出門而戒送之，豈虞天落，復 66 67 庭，然而其討論皆未從仕宦遷 與為誌墓之詞！」收入周紹良、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元和 129，頁 2040。 翁育瑄，〈唐宋における家族の研究──墓誌を中心に──〉，頁 26。 過去討論中國中古家庭型態的論著不少，從〔日〕守屋美都雄提出三族制典型家庭的模 式以來，即有學者環繞著此問題意識，探究中古時期的家 徙的角度來分析。翁育瑄，〈日本學界有關中國古代家庭型態與規模的研究評介〉，《東 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5（2004，臺中），頁 535-544。
見家庭 機制
有所轉變。雖然史料中也有一些關於「百口之家」的記載，68然若詳加 檢證，其出現脈絡或為爭取新職，或為強調美譽，並無法實際探知其是 否與官員一起宦遊。僅有少數幾例相對較為確定，69其餘多類似杜牧 （803-853），以稟俸不足作為求取外任時的藉口。所以唐代官員是否多 百口之家同居，頗引人疑竇，筆者猜測應有不少類似杜牧家，處於兩地 分隔的狀態。70大抵而言，這些宦遊家庭移動時，主要還是以自身小家 庭為主體，再依據其經濟能力與家庭狀況，接納其他親屬，形成複合式 家庭型態。71揆諸唐代史料，有許多不同類型的複合式家庭，足 會根據其所面臨之種種問題──如宦遊，不斷改變風貌。 68 過去已有學者注意到百口之家的現象，如守屋美都雄，《六朝門閥の一硏究──太原王 氏系譜考》（東京：日本出版協同株式會社，1951）；David Johnson, “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 The Li Family of Chao Chü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7:1 (1977, Cambridge), pp. 5-102；〔日〕中村圭爾，〈貴族制社會中 的血緣與地緣關係的歷史特性〉，收入馮天瑜主編，《人文論叢》（武漢：武漢大學出 版社，2002），頁 35-43。然而此處需指出的是，百口之家未必同居，David Johnson更 指出，正因百口之家難於現實中出現，史料才需特別讚揚。故對於唐代家庭型態與同居 概念，實有重新界定之必要。關於唐代家庭同居的討論，可參閱羅彤華，〈「同居」析 論——唐代家庭共財性質之探討〉，《大陸雜誌》100 卷 6 期（2000，臺北），頁 5-36； 柳立言，〈是否只要「同居共財」便足以構成法律意義上的家庭？——回應羅彤華教授 的答辯〉，《大陸雜誌》102 卷 2 期（2001，臺北），頁 33-38；羅彤華，〈「同居」再 論——兼答柳教授是否「同居」即家庭之疑問〉，《大陸雜誌》102 卷 2 期，頁 39-48。 69 如《舊唐書．李揆傳》所載，李揆出身於隴西李氏，自恃門望，得罪宰相元載，往後數 十年皆流連於地方任職，其言：「家復貧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給，萍寄諸州，凡十五 六年。其牧守稍薄，則又移居，故其遷徙者，蓋十餘州焉。」劉昫等撰，《舊唐書》， 卷 126，頁 3561。又如《新唐書．顏泉明傳》記載泉明孝義，政教清明，「遷彭州司馬， 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參鬻不給，無慍歎」。〔宋〕歐陽修、宋祁撰，《新 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92，頁 5532。 70 〔唐〕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啟〉、〈上刑部崔尚書狀〉，收入氏著，陳允吉校注，《樊 川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卷 16，頁 248-249；《舊唐書．薛放傳》，卷 155， 頁 4127；《新唐書．鄭薰傳》，卷 177，頁 5288。關於杜牧研究，另可參閱繆鉞，《杜 牧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杜牧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 71 張國剛，〈唐代家庭型態的複合型特徵〉，《歷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北京），頁 84-99。
， 兩京 正能奉行「兩京雙家型態」的士族 家庭，隨著時代發展，比例遞減。
目前對於中古時期士族家庭型態的討論，有著從北朝「城鄉雙家型 態」，轉化到隋唐「兩京雙家型態」的看法。72城鄉雙家是指在故里與 京師兩地各有產業，任官家庭及其成員至都城發展，即便仕運不佳，也 無礙於故里家庭的正常運作。兩京雙家則是在京、洛兩地分置產業，任 職中央的官員住在長安宅邸，其餘家族成員則留在洛陽。這種雙家型態 的轉變，是士族蛻褪地方色彩朝官僚化的過程。他們囿於仕宦，逐漸拋 離鄉里基業，往權力中心「兩京」播遷，並於當地購置產業。在唐代 對於官員的吸引力甚大，許多官員都希冀能於「東洛養老」。73 然而這個歷史趨勢，隨著宦遊普遍化，逐漸有了轉變。對長期任職 地方的官員而言，礙於本籍迴避，無法於故里或鄰近區域任官，只能「根 植異鄉」。原本兩京雙家的士族，因宦遊萍飄各地，長久無人居住的京 城故居逐漸衰敗。甚而可能因家道中落，喪失故業，回到京城任職，也 只能賃屋而居。74至於初崛起的科舉新貴，家業原本就不在京城，也只 能暫且租屋而居，充作權宜。因此真
72 「城鄉雙家型態」由Wolfram Eberhard提出，見氏著，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65), pp. 44-45。另外毛漢光也提及這個現象。毛漢 光，〈從士族籍貫遷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頁 235-337。「兩京雙家型態」則參見翁育瑄，〈七世紀∼十世紀初の中國における上流階 級の家族形態──墓誌を中心に〉，《お茶の水史學》44 期（2000，東京），頁 19-20。 73 對於官人而言，東都洛陽或許是其一生最理想的定居地點，既可享受同僚圍繞的生活， 也是官員社交活動的匯聚地。有這種想法的不僅是中高級官員，即便經濟較為拮据的士 人，亦想定居洛陽。唐人盧仝，即使錢還存得不夠，賒錢也要買下洛陽的一處宅院，其 於〈冬行三首〉云：「長年愛伊洛，決計卜長久。賒買里仁宅，水竹且小有。賣宅將還 資，舊業苦不厚。」此詩收於曹寅等奉敕編，《全唐詩》，卷 388，頁 4393。另也可參 閱甘懷真，〈唐代京城社會與士大夫禮儀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1993），頁 141-145；〔日〕妹尾達彥，〈隋唐洛陽城の官人居住地〉，《東 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33 冊（1997，東京），頁 67-111。 74 甘懷真，〈唐代官人的宦遊生活──以經濟生活為中心〉，收入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 會編輯，《第二屆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 46-47。
實現願望的官員，只 能繼續流連宦旅，依官為家才是其落地生根處。
四、相隨即是家：宦遊家庭的運作
據點？紮根異鄉 的情形也值得重視，下文即針對這些問題展開討論。（一）家人的意見：以女性為中心
對長期任職於地方的官員而言，累次遷調成為仕履基調，「以官為 家」更能詮釋其生活。他們囿於仕宦調動，漸漸與故里基業產生疏離， 轉而於任職官舍附近，或是在他處建立家業。在宦遊的影響下，唐代家 庭型態起了變化，「兩京雙家型態」逐漸往「以官為家」的生活樣態轉 變。官宦家族藉由彼此網絡的溝通，提供資源給長期宦遊異鄉的官員。 唐中葉以降，我們依稀能看到這個歷史洪流的醞釀，使官員宦遊添增新 的面貌。或許「兩京雙家型態」仍是官人的理想，然即便是中高級官員， 也可能要到中、晚年以後才能圓夢，至於一般無法 「隨官赴任」是宦遊家庭的主要特色，親人相伴也是宦旅中最強韌 的依靠。白居易曾多次於詩文中表示遊宦「不失家」的滿足，即使因罪 被貶到江州，但由於「何況不失家，舟中載妻子」，旅途上並不孤單， 而能懷著閒情逸致享受旅程。75對家人而言，不斷地舉家遷徙並非易事， 旅次辛勞外，新環境的適應與人際網絡的重建，皆令人感到疲乏。此外， 宦遊家庭拔離故鄉，移居異地的同時，是否又重新建立 在宦遊家庭中，最特別的一群人是宦門婦女。對身為官宦人家的女 性而言，在室隨父宦遊；出嫁隨夫遊宦；夫死隨子宦任，或者依附其他 75 白居易，〈舟行〉，收入氏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卷 6，頁 356。元和 十年（815），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從長安赴江州，途中寫下此詩，描述一行人搭乘舟 船的生活情景，飽睡晏起，吃住皆在船上，不難看出旅途上的優游閑情。關於白居易家 庭生活的研究，可參考〔日〕平岡武夫，〈第二部．白居易の家庭〉，收入氏著，《白 居易──生涯と歲時記》（京都：朋友書店，1998），頁 91-272。
然，即便不願隨官員宦 遊， 性， 天寶十一年（752）〈唐縉雲郡司馬賈 崇璋夫 誓將仍舊。」太夫人曰：「此行令吾子獨往，
親人的仕宦而移動。她們雖不任官，卻也共同承擔著官員的遷轉生活， 旅途奔波、客居異鄉在在考驗著她們的韌性。不論她們是否願意，很多 時候這群女性並無太多選擇的餘地，宦遊已然成為影響其一生的重要因 子。76在這點上，仕宦家庭中的男性成員，相對較有彈性，可藉由讀書 干謁，甚至外出任官等手段離開家庭。女性則不 也只能屈服於現實，儘量取得妥協之道。 傳統社會女性的生活多依附於父系體制，中上階層的宦門婦女亦不 例外。前文提及之清河崔氏小房，崔氏（崔羣之姐）從小跟隨父親任官 遷徙到南方，婚後也依隨丈夫官宦遷轉，終其一生，受宦遊影響很大。 女性伴隨父親、丈夫或兒子宦遊，打點其生活，讓官員得以較快融入異 地生活；相反的，若她們沒有跟著官員赴任，家中大小事務也仰賴她們 主持。是以，討論官員宦遊的生活，一定要提到這群家中不可或缺的女 為人母、為人妻、為人女的她們，究竟如何看待官人的宦遊呢？77 官員的母親通常較有資格表示想法與意見，在現實環境允許下，可 明確表達其是否願意隨子赴任。如 人陸氏墓誌銘并序〉云： 太夫人在堂，以為太行、孟門、勾吳、甌越，天下至險，山乘輿， 水乘舟，我不行矣，汝其往哉。無摧北上之輪，罷著東征之賦。 夫人曰：「從政為忠臣，事姑為孝婦，能割隨夫之貴，躬行奉養 之禮，縉雲之役， 是益吾憂耳。」78 76 目前留下的文字資料，幾乎都從男性撰寫者的角色來查看當時女性生活，難以察覺婦女 自我意識的聲音。關於此問題的討論，可參閱盧建榮，〈從男性書寫材料看三至七世紀 女性的社會形象塑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6 期（1998，臺北），頁 1-42。 77 這部分的資料著實少見，女性自我聲音難在傳統史料中呈現，筆者僅能儘量陳述所見之 官僚家庭的婦女生活。 78 〈唐縉雲郡司馬賈崇璋夫人陸氏墓誌銘并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陽地區文 管處編，《千唐誌齋藏誌》，頁 869；另見周紹良、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天寶 200，頁 1671。
，賈母基於舟車勞頓，不想隨子旅宦，轉而希望媳婦 能陪 、薪俸多寡、旅途安危 等考 尚未 官員 墓主陸英於壽春嫁給賈崇璋，之後丈夫遷官到樂平郡，婆婆賈太夫人當 時可能未隨兒子到北方赴任，陸英於是留在家裡照顧賈母。後來賈崇璋 調職到南方縉雲郡 兒子赴任。 由此例可見，官員若將長輩留在家中獨自赴任，妻子可能就無法隨 夫宦遊，而是代替丈夫奉養高堂，主持家務。年邁親屬在難以負荷旅途 艱辛的情況下，選擇和擔任官員的兒子分離，形成家人分別兩居的景象。 當然，這個前提是，家中有足夠的基業，才能維持雙家形態，否則家屬 勢必隨官人宦遊，才得以生活。復次，工作地點 量，也決定了家人是否跟隨赴任的關鍵。 有時官員慮及任職地方過於遙遠，或環境過於生疏，食宿安排尚未 有著落，而暫將家人託付給鄰近親戚。如杜牧從宣州調回京師任官時， 就曾對病弟杜顗（807-851）說：「京中無一畝田，豈可同歸。」79所以 將弟弟託付堂兄，待杜牧在長安的生活穩定下來，才回到南方接杜顗到 京城一同生活。官員拔離自己熟稔的環境，來到陌生異壤，在一切情形 明朗前，眷屬可能暫時或長久留在家中，等候官員宦任結束後歸來。 家眷隨同官員宦遊，必須重新摸索環境，建立新的人際網絡，而一 切的辛勞付出，卻只能維持幾年。一旦官員卸職，家人也需揮別逐漸熟 悉的異壤，前往下一個陌生的地方。旅次疲苦、離鄉背井的磨難，不僅 吃不消，家屬也一同承受，他們對宦遊苦的體認並不亞於官員。 賈崇璋的母親因為旅途遙遠、地方偏僻的緣故，明白表示不願從子 宦遊，寧願留在家中。不過，賈母卻要求媳婦必須隨兒子赴任，以便照 料愛子生活。賈母寧可少了媳婦對她的孝養，也要指示媳婦照料兒子。 賈母之舉，可說明官員母親對於宦遊的感受，當她感覺厭倦、疲憊時， 寧可與擔任官員的兒子分離，轉由家中其他成員代為照顧，使自己免遭
杜牧，〈上 79 宰相求湖州第二啟〉，收入氏著，陳允吉校注，《樊川文集》，卷 16，頁 244-246。
，在唐代並不少見，80而媳婦在婆婆的指 示下 即曾對 此表示看法，元稹於〈初除浙東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曉之〉云： 到了長慶三年，元稹將任職越州時，裴 淑已 元稹仕任外調的情形，內 容與家
旅宦之苦。類似賈母心情的人 ，可能也很難說不吧！ 身為官員的妻子，如何看待丈夫宦遊呢？元稹的妻子裴淑， 嫁時五月歸巴地，今日雙旌上越州。 興慶首行千命婦，會稽旁帶六諸侯。 海樓翡翠閑相逐，鏡水鴛鴦暖共游。 我有主恩羞未報，君於此外更何求？81 整首詩的描寫相當有趣，語帶詼諧又動之以情，足見元稹使出渾身解數， 拚命說服妻子。不過，若從裴淑的角度來省視，婚後到長慶三年（823） 元稹調任浙東觀察使前，她已經陪伴丈夫仕任多地，從四川通州、虢州， 一路到長安，再到同州。也難怪 面有難色，不願隨行了。82 在現存的唐代軼聞小說裡，也有一則記載 人對於官宦遷徙的看法有關，其載： 〔按：元稹〕復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是時 中門外構緹幕，候天使送節次，忽聞宅內慟哭，侍者曰：「夫人也。」 乃傳問：「旌鉞將至，何長慟焉？」裴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
80 雷同之例尚有〈崔尉子〉，收入李時人編校，何滿子審訂，《全唐五代小說》，卷 78， 頁 2168-2170。盧氏面臨與賈崇璋的母類似之問題，兩人的處理方式相當雷同。賈母要 求媳婦隨子赴任，崔母則是趕緊幫兒子娶了一門媳婦，兩人都藉著這個方法讓兒子在旅 途及異鄉裡，有人代替她照顧兒子。唐代小說情節常出現「其母戀故產，不之官」、「其 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從中我們或許可以推想，不願離開故里舊居、隨子赴任的母 親應該尚有不少。 81 元稹著，楊軍箋注，〈初除浙東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曉之〉，《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 卷》，頁 874。 82 關於元稹所寫的這首詩，陳寅恪於〈艷詩及悼亡詩〉一文中曾論及，此文收入氏著，《元 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109-110。陳寅恪評論此詩時，單向認為 裴淑的舉動代表著愛慕虛榮，不願丈夫到遠鄙之處任官，然而實情真是如此？若從宦遊 角度來審視的話，或許身為宦門婦女的裴淑，著實也有其難以傾吐的苦衷吧！
」裴柔之答曰：「侯 未及相 聚， 餘年，所到之處遍及江漢一帶。85白居易則時常於詩文中流露 家人相隨的滿足，「待得妻孥相逐行」，成為其宦遊過程中相當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