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8 期 第 1-31 頁 2004 年 5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古典文學研究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
陳友冰
*摘 要
本文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歷程進行了回顧，分析了當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所處的困境和存在問題，並從參與現實文化創造、體現當代人文關懷；著手古代 文學研究結構體系的重新建構，以期形成一個獨立、明晰的學科畛域和穩定、開 放的結構體系；找出研究觀念變革的著力點，形成科學、多種的研究手段與中西 文化的交流彙通；張揚學術個性、重鑄學術品格等四個方面爲其困境尋找出路， 以期通過應變求生存，在生存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完美。 關鍵詞：古典文學、研究、歷程、問題、出路 *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海峽兩岸唐宋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學教授大陸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無論 在研究範圍、觀念或方法上都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其進展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 個時期。臺灣自 1945 年從日本佔領軍手中收復以來，尤其是七十年代後，隨著 經濟的發展和教育投入的加大，古典文學研究的隊伍和研究成果明顯增大、增 多，出現了一批很有成就的學者和頗有影響的代表之作。如果我們對兩岸的古代 文學研究歷程稍加尋繹和比較，就不難發現：兩岸的古典文學研究雖然沿著各自 不同的軌道，卻有著相近乃至相似的歷程，並切存在著相似的急待解決的問題。 我們已經跨入的這個 21 世紀，是一個高科技和高度資訊化的社會，人們的價值 觀念、工作、生活方式正在發生著和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古典文學研究正 在遭遇或已經陷入了種種困境，面臨著從來沒有象今天這麽嚴重的價值危機和生 存危機。大陸一些地處開放前沿的學者認爲：「時至今日，古代文學研究的傳統 雖然一直未曾斷過，但其地位的邊緣化卻早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作爲古代文學 研究者，對邊緣化的事實是應該正視的，也無須作什麽不平之鳴。我們似乎應該 思考的是：古代文學研究是不是已走到窮途末路，如何面對這種危機，其價值意 義何在？具體研究中的操作手段和方法當怎樣把握」。1臺灣學者描述他們五十年 來古代文學研究的狀況和當前處境是：「在五、六十年代那個閉關自守的時期， 古典文學研究只是循捉著考據、訓詁的老路在寸移步履；而在七、八十年代那個 門戶開放的時期，古典文學研究已經幡然領悟要放寬小腳去迎合世界潮流。但到 九十年代，又開始有點後悔，顯然有擺蕩於開闔之間的不確定性和前途焦慮感， 嘎嘎乎把自己逼向矛盾叢生的絕路上去」。2正有鑒於此，近百年來尤其是近二十 年來，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要求變革的呼聲遠遠高於相鄰的其他學科，這不僅來自 古典文學研究者自身的感受，也來自面對的壓力，即當代社會對古典文學目前的 研究方式乃至古典文學本身的隔膜和疏離，以及由此而産生的認同上的危機感。 我們不能把這種面對古代文學研究乃至古代文學的「不敬」完全委過於商品大潮 的衝擊和當今世人的浮薄，我們自身完全有必要作一些自我審視和反省：我們的 研究方法和表達方式是不是適應這個高科技、資訊化的社會？古典文學作爲一門 學科，在理論體系的構建上是否已經成爲一種完全意義上的現代學科？已經沿用 了一千多年我們還在沿用的手工作坊式的研究方式能否應付電腦網路檢索系統 的挑戰？研究者們學富五車的自信於追求會不會因此而被淹沒或取代？當然這 種壓力也來自我們相鄰的學科：我們是否承認，社會學、歷史學甚至哲學比我們 更貼近社會，更能提供社會變革所需要的借鑒和措施？而比較文學和接受美學也 在與我們爭奪古代作家、作品的解釋權？對此，我們既不能簡單的用古代文學是 歷史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來逃避參與現實文化創造的責任，當然也不能爲了參與當 1 徐國榮《古代文學的當代審視—99 年廣東古代文學博士研討會述要》，《學術研究》2000。 2 周慶華《衆聲喧嘩與喧嘩衆聲—臺灣九十年代古典文學研究概況》見《臺灣五十年中國文化研 究述論》，學生書局 2000。
古典文學研究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 3 代文化得到世人認可，就來媚俗，就來急切的展示自己，或盲目的與其他當代學 科結合，變得不中不西、不倫不類，從而失去了自我。爲此，兩岸的學者似乎都 應該很好的審視一下我們自身和周圍發生的變化，共同思考如何使我們這個古老 的學科，在理論上構建成一種完全意義上的現代學科，在研究手段和表達方式上 如何適應這個高科技、資訊化的社會。在應變中求生存，在生存中求發展，在發 展中求完美。 下面擬對近百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學科建設、目前面臨的問題及應對措施作 一些回顧、思考和建議。
壹、古代文學研究觀念的百年漸進和學科體系的急待建立
我國有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有無數傳乎樂章、布在人口的文學佳篇，我們的 文學研究者往往有個盲點：他們在優秀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研究間劃上等號，以爲 傳統文學作品和傳統的研究方式同樣優美，人們喜愛歷代優秀之作也自然喜愛對 它們的研究方式。其實這兩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典文學研究作爲一門獨立的學 科，只不過是近百年的事，在此之前，文學研究一直是和哲學研究、史學研究裹 夾在一起，美其名曰「文史哲不分家」，實際上在內涵上缺少獨立的價值評判標 準，在學科畛域的界定上又缺乏有別於其他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和研究方法，因 此，雖然自從有了文學創作就有了文學研究，古典文學研究的歷史也象哲學、史 學一樣古老，但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在 20 世紀之前，它並沒有形成一門獨立的 學科。從價值評判標準來說，它要不就是淪爲政治倫理的附庸，認爲道是金玉， 文不過是金玉發出的光輝，「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3直至把「人民性」、「現 實主義」作爲評判古代作家、作品的唯一標準，最後鬧出李白、李賀、李商隱都 是大法家的大笑話；要不就成爲個人性靈情趣的表達方式，以「獨抒性靈」、妙 悟、「無迹可求」作爲評判古代作家作品的標準。從研究方法來說，古代文學研 究一直也是依賴（或者說是借用）經學的訓詁、考據、註疏和史學的知人論世等 研究手段，從而無法確定自己的理論畛域。只是在「進入 20 世紀以後，特別是 二、三十年代以後，文學史才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4作家、作品研究的情況與 文學史研究相近。 二十世紀初以梁啓超、胡適、王國維爲代表的一批古代文學研究者，面對世 紀之交轉型期的動蕩，鑒於傳統的「義理、考據、辭章」已難以再吸引世人的注 意，也爲了使文學研究從經學、史學中剝離出來而形成獨立的學科，首先在文學 觀念和價值評判標準上進行改造變革以適應世變，以期建立現代意識的學科體 系。梁啓超提出「情感中心說」作爲文學研究的本體和價值評判標準，企圖以此 3 歐陽修《與樂秀才第一書》，見《歐陽文忠公集》。 4 袁行霈《關於文學史幾個理論問題的思考》，北京大學學報 1997.5。代替儒家的「文以載道」的價值體系，確立獨立的文學本體論。從 1922 年起， 他陸續發表《情聖杜甫》、《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屈原研究》和《陶淵 明》等古典文學研究論著，強調「好文學是涵養情趣的工具」5，肯定「詩爲表 情之具」，6倡導情感說。他把傳統儒家詩論中的「詩聖杜甫」改爲「情聖杜甫」， 因爲「他的情感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極其真實的，極其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 又極熟練，能鞭辟到最深處，能將它全部反映不走樣子，能象電氣一般一振一蕩 地打到別人的心弦上。中國文學界寫情聖手，沒有人比得上他」。7王國維則借用 叔本華的悲劇生命理論和亞裏士多德的《詩學》中的「淨化說」，一反傳統的「三 不朽」理論，強調文學的悲劇體驗和淨化功能，認爲這是文學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這更是一種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學本體論。他的這種新觀念在其《紅樓夢評論》中 得到了充分的演繹和體現。他認爲《紅樓夢》的價值就在於它「示人生之真相」， 能「感發人之情緒高而上之」；就在於它調動了人們普遍的審美經驗和審美嗜好： 「凡稍有審美的嗜好者，無不經驗之也」；就在於它體現了不同于傳統的價值觀： 「《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此《紅樓夢》之所以大背吾國人 之精神，而其價值亦存乎此也」。8他說的「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即 是指文學創作和欣賞中的普遍的生命體驗和超越；他說的「大背吾國人之精神」， 則是指這種體驗和超越不同于傳統的教化觀。胡適在 1914 年初留學于美國時， 將西方「歸納的理論」、「歷史的眼光」、「進化的觀念」看成改造中國學術的「起 死之神丹」；1923 年他又提出「歷史的眼光」、「系統的整理」、「比較的研究」作 爲古代文學學科建設中「同人努力的方向」。9其中反復提到的歷史眼光並非是恢 復傳統，而是倡導改良，即所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各因時勢風會而變， 各有其特長」。10胡適並把這種革新觀念運用到古代文學研究的實踐中去。在唐 代文學研究上，他於 1915 年先後發表了《讀白居易〈與元九書〉》和《讀香山瑣 記》兩篇論文，運用西方近代文學理論來研究唐詩，把唐詩分爲理想和寫實兩大 流派，以一種貼近人生、寫實創新、自然解放的新的價值觀來重新審視唐詩，從 而得出雖有時失之偏頗卻異常新鮮獨到的結論來。例如在唐詩分期上，他一反傳 統的盛、中唐分法，根據貼近社會、反映離亂人生這一新的價值觀，將安史之亂 後的八世紀下半葉到九世紀上半葉（755─850）這近百年時間劃分爲一個獨特的 階段，將杜甫作爲這一階段的開端，以「學習杜甫」作爲結束。而不是象傳統的 那樣以杜甫的年齡和創作活動分期，和李白一起放在盛唐階段。作者認爲這個階 5 《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附錄二“治國學雜話＂，見《晨報副鐫》1923.6.18。 6 《詩經》見《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清華周刊叢書社 1925。 7 《情聖杜甫》，見《晨報副刊》1922.5.28。 8 《情聖杜甫》，見《晨報副刊》1922.5.28。 9 《胡適留學日記》167 頁，見《胡適文存》一集卷 3；《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見《國學季刊》 一卷 1 號。 10 《文學改良芻議》，見《新青年》2 卷 5 號。
古典文學研究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 5 段的特點是「由天上而回到人間，由浪漫而回到平實，由華麗而回到平淡，都是 成人的表現」。話雖偏頗，但這種分期方式和對其特點的概括，確是從內部規律 上抓住了文學流變的走向和最顯著的特徵。魯迅對「中國小說史」研究的貢獻， 既不同于「章太炎師」和「師祖俞樾」，他們只是熱心古小說的輯錄鈎沈；也不 同于梁啓超和胡適，他們主要是提高小說這種文體的地位，在價值觀上作出努 力。魯迅一方面反對傳統的教化說，「把小說變成修身的教科書」，以一個小說大 家的創作眼光來品味、評價古代小說，注重其「文采與意想」等藝術的價值和「發 揚真美，以娛人情」的怡情功能。如稱讚唐傳奇好就好在「敍述婉轉，文辭華豔」， 多「幻設」與「藻繪」，而宋人「增其嚴冷」又喜作「篇末垂戒」，不免枯燥無味。 它稱讚《世說新語》，除了其「記言則玄遠冷峻，記行則高簡瑰奇」的藝術成就 外，更因爲其並非用以「喻道」或「議政」而是「爲賞心而作」「遠實用而近娛 樂」。11另一方面，他又摻入西方的文學觀念，在文學史的編寫上主張借鑒勃蘭 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而勃蘭兌斯的則把文學史的職責界定爲「研究人 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12這同我們在八十年代還在呼籲，要研究古代作家的 心路歷程相比，魯迅無疑是個先驅者。 前賢們所作的種種努力無疑是可貴的、也是卓有成就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包 括古代文學的學科體系已經建立，因爲正如前面所言，一個現代意義的人文學科 的建立，首先要有一個明確區別於其他學科尤其是相鄰學科的畛域，這個畛域的 確立有賴於對它文本意義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有明確的瞭解，也有賴於對它的 本體、內涵和外延作理論上的清晰而明確的界定和闡述，而這些古代文學學科建 設的前驅者們，或是由於後來追求目標的轉向，或是由於政治立場的改變，或是 由於學術思想的變化，他們都沒有對自己發現、倡導的新的研究觀念作系統的的 整理和進一步的探討，僅停留在啓蒙這一步，甚至從原來的起點上後退。梁啓超 的治學之道是與時推移，前期當他作爲一個政治活動家進行文學研究時，他強調 文學的社會教育功能，以「布新利俗」爲宗旨，其《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譯 印政治小說序》都是這種文學觀念的産物；後期以學者身份從事文學研究，又傾 向前面提到的「情感中心說」。當然，這兩者之間並不矛盾，甚至可以相互配合， 但問題在於不能把某一方面強調的過了頭，而且應該將兩者納入一個統一的協調 的體系之中，梁啓超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所以他只能是個啓蒙者而非現代古代 文學研究體系的建立者。王國維對現代學科建設的考慮比梁啓超來得具體，也更 有條理一些。他提出借鑒西方學理，從三個方面來改造中國學術：一是輸入新學 語、創造新學語，二是認清現代學科分化的事實，有系統地研究各個學科；三是 11 《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 9 卷 70、103、202 頁。 12 《致徐懋庸》，見《魯迅全集》第 12 卷，303 頁。
重視研究形而上學學科，提高中國人的思維能力，把美學放在最高境界。13這種 思考無疑是清醒的和有建設性的，但它是寬泛的，實用于整個人文學科甚至自然 學科，具體到古代文學研究這個學科體系建設，它有那些區別于其他人文學科的 特點和建設是的獨特要求，作者只是在《紅樓夢研究》和《人間詞話》中給了我 們某些方法性的示導，缺乏體系上甚至理論上的建構；在具體運用上，又犯了今 日學者仍然存在的機械生硬的通病，它用叔本華哲學來分析《紅樓夢》，就有不 少牽強之處。例如叔本華所說的「生活之欲」本是一個德語概念，其中的「欲」 與漢語的 yu 不可能同音，這是個常識，但王氏爲了套用叔本華理論，便將它與 賈寶玉的「玉」聯繫起來，來論證賈寶玉的「生活之欲」，那麽，黛玉、妙玉也 帶「玉」字，是否也意味著「欲相」呢？黛玉之死，是寶玉出家的主因，《紅樓 夢》前八十回中就有這樣的暗示，但王國維從叔本華的「生活之欲」出發，卻將 事物的本源來了個顛倒：是黛玉的活著妨礙了寶玉的出家：「所以未能者，則以 黛玉尚在耳，至黛玉死而其志遂決」。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近年 來屢被學者們提起，作爲本世紀表達最通俗、最簡潔也最響亮的一個學術口號， 自有它的學術史價值，特別是幾十年來它被誤解和受糟蹋，今日學者對它肯定爲 它定位，還帶有還歷史於公道的平反心態。但如從古代文學研究學科建設這個角 度來說，這個口號則是矛盾的。「大膽的假設」是受杜威設疑解疑的思維術和赫 胥黎存疑主義的影響，體現的是一種創新精神，一種背叛傳統習見的願望，「假 設不大膽，不能有新發明」。14他的《白話文學史》、對《紅樓夢》、《水滸》等不 同于傳統的批評眼光和價值重估，他的「歷史進化之眼光」，無不皆源於此。但 接下來的一句「小心的求證」卻又由突破傳統研究觀念這個預設的目標回到了知 識認知的舊軌，由新的研究方法的期待又倒退回傳統的歷史主義方法。梁啓超評 價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凡關於知識論方面，到處發現石破天驚的偉論； 凡關於宇宙觀人生觀方面，十有九很淺薄很謬誤」。15從此，在古代文學研究領 域倡導「科學的方法」，自詡爲「方法的自覺」的胡適讓位於「歷史癖與考據癖」 的胡適，「文學革命」的口號亦爲「整理國故」所替代。胡適在古代文學學科體 系的建立和研究方法的探尋上轉了一個圈，又從原來的起點上退了回去，給後人 平添了許多喟歎和思索。聞一多在古代文學研究觀念上的情況與此相類：他在運 用文化人類學、民俗學、比較文學等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詩經、楚辭、唐詩方面有 衆多的發明，也給了我們許多有益的啓示，但在執教清華大學以後，傳統的力量 又在習慣中複歸，專爲《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岑嘉州系年考證》這類考據之學 了。魯迅的情況稍微複雜一些：魯迅的治學思路基本上是清儒之學，他推崇的顧 13《論新學語之輸入》、《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見《王國維遺書》第五冊，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83。 14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文存》一集卷 2，216 頁。 15 《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時事新報 1922.3.13。
古典文學研究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 7 炎武即是清學開山之祖，加上受章太炎師的影響，治學中又特重金石、小學等考 據之學，推崇阮元、俞樾、孫詒讓等朴學大師。16但魯迅又是「文學革命」的主 將，早年深受進化論、佛學的影響，後期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彼又深研科學， 酷愛美術，故不爲清儒所囿」，17所以他既有《嵇康集》校訂、《小說舊聞鈔》、《唐 宋傳奇集》之類的考據輯佚，又翻譯介紹勃蘭兌斯、普列漢洛夫的文學理論，寫 出了《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 係》等體現新的文學研究觀念和手段的論著。他還不滿當時用歷史方法寫的多種 文學史，想「認真一點，編一本較好的文學史」，18以實現其「縱觀古今，橫覽 歐亞，擷華夏之古言，取美英之新說，探其本源，明其族類，解紛挈領，粲然可 觀」19的學術理想。只是後期一個革命家的社會責任感使他作了先「做些有益的 文章，至於研究，則于餘暇時做」20的人生選擇，直至去世，此願望也未能實現。 這對古代文學研究的學科建設來說，不能不是件憾事。 大師們去世以後直至四十年代末，中國內戰外患，民生艱難，「華北之大， 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無論是現實的生存危機還是出於對中國前途命運 的關懷，都遠遠優先于古代文學研究和學科建設方面的思考。鄭振鐸、陳寅恪、 唐圭璋、夏承燾、陸侃如、馮沅君、劉大傑、譚正璧、嚴望耕、台靜農、鄭騫、 盧元駿、潘重規、蘇雪林等能在顛沛之中不忘著述，在難以容忍的境遇之中以難 以置信的毅力，堅忍不拔地從事名山事業，使中國學術一脈孤懸、賴以不墜，實 屬難能可貴，遑論學科建設創新發展？進入五十年代後，兩岸在政治上雖壅塞阻 隔，但古代文學研究卻因歷史傳承的相同和面臨的文化生態相近，卻産生過類似 的困擾，相近的爭論和面對著幾乎相同的急待解決的問題： 五、六十年代的臺灣風雨飄搖，當時的「學者受圖書缺乏及生活條件惡劣之 限，難於專一研究。除了錢穆、嚴耕望、台靜農、勞榦、張秉權、饒宗頤等人， 在大陸時期即有著作、論著較爲可觀外，其餘學者成就並不顯著」。21「在方法、 論題與範圍上，還是多見自乾嘉傳統乃至民國後『考據風』的承襲，較少見新方 法與新領域的開拓」。22進入七十年代後，隨著經濟的起飛和教育投入的加大和 留學回歸學者的增多，古典文學的研究觀念也開始發生變化。當時採用西方文論 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主要有兩類：一是主題學和原型批評，它後來成爲研究中 國神話和民間故事的主流方法，其成就在臺灣已是不爭的事實；另一種是新批 16參見《魯迅全集》1 卷 199 頁，3 卷 322 頁，5 卷 536 頁，8 卷 55 頁、175 頁。 17蔡元培《魯迅先生全集序》，上海複社 1938。 18許廣平《欣慰的紀念》第 2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3。 19許廣平《欣慰的紀念》第 2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3。 20《兩地書》，《魯迅全集》11 卷 184 頁。 21李建昆《唐代文學研究趨向與重要書目解題》。1997.11.21 臺灣大學學術報告。 22趙孝萱《臺灣五、六十年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概況評述》，見龔鵬程主編《五十年來臺灣人文 學》，學生書局 2000 版。
評，主要用來研讀古詩，其主要倡導者爲臺灣大學外文系的教授顔叔元。從 1972 年起，顔氏陸續在《中外文學》上用「新批評」方法對王融的《自君出之矣》、 李益的《江南曲》、朱慶餘《近試題張水部》、白居易《琵琶行》、《長恨歌》作出 新解。23由於顔氏把其中的「性意象」解釋得過了頭，以至把《自君出之矣》中 的「金爐」、「明燭」都解爲兩性暗示，《江南曲》中的「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 兒」和《長恨歌》中的「梨花一枝春帶雨」也都作爲「性」的影射，這就讓喜愛 中國古典詩詞沖和雅致之美的讀者感到無法接受。另外，他又擅自改換原作題目 來符合「新批評」的解釋，如將《近試題張水部》改爲《停紅燭》，認爲原題「只 說明了寫詩的場合，與詩的內容毫無關係」，因而引起了一部分學者如葉嘉瑩的 不滿。葉嘉瑩於 1973 年發表《漫談中國舊詩傳統》，對上述研究方法提出批評。 葉氏之說意在強調文學研究中基礎知識和基本功的重要，並非拒絕新方法的引 進。她的《迦陵談詩》（三民書局 1970），就不是正統的學案、箋證、義疏，而 著重從句式、章法結構和意象來解讀杜甫、李商隱等人的詩作，明顯可看出西方 新批評的影響。問題在於當時雙方都走得遠了一點：而對於顔叔元來說，他對一 些人並不瞭解新批評方法和在解釋中國古典詩詞上的優長，而只在個別例子的具 體解釋上大做文章也感到不滿，特別是葉文中無意流露出的「教導」語氣更觸怒 了他，於是，他在 1973 年底著文《現代主義與歷史主義》予以反駁，一些學者 也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遂形成一場爭論。這場爭論整整持續了十年時間，一直 到七十年代末才漸趨消歇，其影響是相當深遠的。即使是葉嘉瑩的學生，也開始 把葉氏在古典文學研究中著重於意象、結構、語言的細膩分析同新批評的方法進 一步結合起來，如李元貞的《黃山谷詩與詩論》（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1972），吳 達芸《韓愈生平及其詩研究》（臺灣大學學位論文 1972），吳興昌《李白詩研究》 （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1972），張淑香《李義山詩析論》（藝文印書館 1974）。至於 才氣縱橫的柯慶明，更向前邁進了一步，用這種兩結合的方法寫出了一系列的美 學論著，如《境界的再生》（幼獅文化公司 1977）、《境界的探求》（聯經出版公 司 1977）等。而後來的新生代學者更是以此爲起點，繼而對傳統的研究方法發 出更激烈的批評，更自覺地要求建立新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體系，龔鵬程即是 其中超前的一位。他認爲：「國學界在思維形態、治學方法、表述方式等方面都 未能充分現代化，都不能與整個學界對話，正是它生存發展最嚴重迫切的難題」。 24從八十年代中期起，他陸續發表批評傳統研究方法和學科體系的言論，從而在 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例如他檢討了歷來 149 位文學博士的論文，認爲大都不能 稱之爲論文，因爲只會討論生平爵裏、著作版本而「比較缺乏方法意識」，因而 23 這幾篇文章後來都收入在學生書局出版的《談民族文學》一書中。 24 《龔鵬程四十自述》金楓出版社 1996。
古典文學研究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 9 「惹了不知多少是非，擔了不知多少駡名」。25在此基礎上，他又提出古典文學 研究方法論和體系的構想。他認爲這個體系至少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構有 關中國文學史的詮釋，如文學術語；第二是應該用現代化的觀念和方法去挖掘新 資料。他認爲，這種『自己的方法』與傳統的研究方法並非如水火不能相容，相 反也會使」傳統的研究方法做出更開闊的發展」。26龔氏的這種變革主張，得到 了一批九十年代的年輕學者的呼應，其中以周慶華《衆聲喧嘩與喧嘩衆聲─臺灣 九十年代古典文學研究概況》，連文萍《80─90 年代臺灣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風 潮》等較有代表性。27但是龔氏的上述變革主張在臺灣並未獲得普遍的認可，在 大多數古代文學研究者的心目中，龔鵬程只是一個富有才華的狂放學者，或是一 個自負又怪異的奇才，金楓出版社在《四十自述》的封面所作的廣告很能代表時 人的心理：「他是臺灣最年輕的博士，他是臺灣最年輕的文學院院長，現在他又 是最年輕的大學校長」；讀了這本書，「才明白什麽是自負的定義，才曉得什麽是 真正的叛逆」。 在新的研究方法實際運用上，九十年代後期的一批年輕學者有不少較爲成功 的嘗試，以唐代文學研究而言，如蕭麗華的禪宗美學與王維詩歌關係的研究，曹 愉生的唐代詩論與畫論關係的研究，衣若芬晚唐五代題畫詩審美特徵以及李商隱 詩的美感特徵研究，彭雅玲的借用現代語言分析方法來探討皎然等人的創作論和 體裁論等。也許，新的研究方法終獲普遍認可並最終擺脫對歷史研究法等方法論 的依賴，乃至新的研究體系的確立，就建立在這些扎實的實際操作之中。 1949 年以後，大陸的古代文學研究觀念起了個根本性的變化，馬克思主義 的唯物史觀成爲唯一的指導思想，對作家生活時代的政治、經濟狀況的分析和作 家階級屬性的判定取代了對作家心靈的把握和作品藝術美的鑒賞。這種觀念和視 角的轉換彌補了傳統研究觀念中對作家所處時代的忽視以及那種封閉的研究狀 態，但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片面的理解和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機械的搬用，從 1949 ─1978 這三十年中，這種觀念的變化並未使古代文學研究學科體系得以建立， 相反連知人論世、商討意境、探究心史這些傳統的治學方法也一律斥之爲封建主 義的唯心史觀，至於王國維、胡適等人引進的西方文學觀念也統之爲洋奴哲學皆 加以摒棄。一方面割斷傳統，一方面自我封閉，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術體系只剩下 兩個標準：一是政治標準，即看這個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另一是藝術標準， 即從社會效果上判別藝術水平的高低。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之間，又有個主次之 分：「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 在第二位的」。28在執行這兩個標準的實際過程中，「人民性」又往往被狹隘地理 25《年輕一代的古典文學研究》見《幼獅學刊座談會論文集》幼獅出版社 1987；《龔鵬程四十自 述》金楓出版社 1996。 26 《年輕一代的古典文學研究》見《幼獅學刊座談會論文集》幼獅出版社 1987。 27 龔鵬程主編《五十年來臺灣人文學》，學生書局 2000 版。 28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見《毛澤東選集》826 頁，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解爲只有揭露封建黑暗，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才具有人民性，民歌、民謠、民間 故事等民間文學才真正是中國古代文學的主流和代表：「不把民間文學放在文學 的正統地位上就不能反映文學發展的真實面貌，也就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僞科 學」，29而藝術水平的高低也被簡單地規定爲是否採用了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 法。根椐這一標準，白居易是「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而「從唐初的宮廷貴族 文學、王維、孟浩然的隱逸田園詩派，一直到中晚唐的各種形式的唯美主義詩派， 構成了唐詩發展中的反現實主義逆流」，30一概應予否定和排斥，因爲「內容愈 反動的東西愈帶有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加以排斥」。出於歷次運 動和政治鬥爭的需要，這種標準又會因人、因時而異，例如在「文革」的「評法 批儒」運動中，李白、柳宗元、劉禹錫，甚至從五十年代以來一直受奚落的李商 隱這時都成了「法家」代表人物，成了歷史上批儒的正確路線的代表。李商隱不 再是頹廢的唯美主義詩人，而是「晚唐詩壇反分裂的的鼓手」，就連他的纏綿傷 感的《無題詩》，也成了「晚唐儒法鬥爭一面三棱鏡」。31 1978 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開闢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改革開 放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使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自八十 年代以來，古典文學研究再次遭到外來文化愈來愈厲害的衝擊；現實生活方式和 社會觀念的迅速轉換，也使古代文學研究在現實生活中逐漸失去自己的位置，愈 來愈難以用現有的方式與社會溝通，從而導致某些學者所雲的「失語症」；在沒 有擺脫對哲學、歷史學依附的畛域不清的研究領域上，現在又受到比較文學和接 受美學的挑戰和爭奪。特別是今天，我們又一次面臨世紀之交的社會轉型期，古 典文學研究從來也沒有象今天這樣面臨著價值危機和生存危機。但是，危機往往 與機遇並存，山重水複之後常常會柳暗花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也使中國 古代文學研究觀念的撥亂反正有了可能；改革開放政策也爲引進西方的文學觀念 和研究方法提供了契機；學術研究自由度的加大和相對寬容的社會環境，更爲新 的學術思想和研究體系的提出和建立提供了保證。所以從八十年代初起，大陸學 者又開始了建立古代文學學科體系的新一輪的探尋。傅璿琮的《唐代詩人叢考》 （中華書局 1980）和程千帆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開風氣之先。前者有意 識地運用丹納的地域學說和詩人群體理論，首開群體研究之風；後者則開啓了在 廣闊文化背景下研究唐詩的先河。傅璿琮在此之後又陸續發表《文學編年史的編 寫與唐代文學研究》、《關於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的思考》、《文學古籍整理與古典 文學研究》以及爲《中國古典文學走向世界叢書》、《百年學科沈思錄․序》和《唐 五代文學編年史․自序》等論文，對唐代文學研究的現狀、得失，未來的走向、 趨勢，應對未來的理論準備和實施思考，以及唐代文學的史料學、唐詩學、唐代 29 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 級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第 4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年版。 30 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 級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第 212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年版。 31 《晚唐儒法鬥爭的一面三棱鏡》，見《中山大學學報》1975.6。
古典文學研究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 11 文學史、唐代學術史等學科建設都有著細緻的分析、切實的建議和前瞻性的思 考。袁行霈、徐公恃、葛曉音、陶文鵬、王兆鵬、董乃斌、郭英德、葛景春等一 批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者也先後著文，就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現代化進程，文 學史研究的理論和前瞻、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現狀的衡估與思考、二十世紀前半葉 的唐詩研究，古代文學研究中的「私人化」傾向，二十世紀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的理論建設進行回顧、總結、反思和前瞻。 1983 年 6 月，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外語學院等共同發起召開了全國 第一次比較文學研討會，嘗試用比較文學、文化詮釋學和當時稱爲「新三論」32 中的系統論來研究中國文學；1989 年 5 月，文學遺産編輯部、北京師範大學中 文系和古籍所，信陽師範學院中文系和古籍所聯合主辦了「建國四十年古代文學 研究反思討論會」，對 1949 年以來大陸的古代文學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進行反思 和檢討；1983 年 7 月，《文學遺産》、《文學評論》、《語文導報》、《天府新論》等 幾家有影響的或前衛的刊物在杭州聯合召開「中國古典文學宏觀研究討論會」， 可以說是這個時期古代文學研究思想和方法論上一次集中的探索和總結。進入九 十年代後則有專門針對文學史觀念轉換的一系列研討會，如 1993 年《文學遺産》 召開的關於文學史編寫的座談會，1997 年 4 月 15 日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共同組織 的《唐代文學史》研討會。《江海學刊》於 1994 年召開的「文學史觀與文學史學 研討會」和 1997 年的「文學史學研討會」等。特別是在接近二十世紀末的歷史 轉換關頭，隨著要求轉換研究觀念、建立獨立學科體系的呼聲日高，類似的討論 更爲頻繁、更爲自覺，也更加深入。單是最近兩三年，一些學術雜誌和大學就舉 行過十多次討論會和筆談，論題皆集中在古代文學目前的生存現狀、如何重新確 立古代文學研究的價值觀和學科體系，以及對具體操作和構建的檢討和前瞻。如 1998 年董乃斌、趙昌平、陳尚君等在《文學遺産》上的筆談：《史料。視角。方 法——關於二十世紀唐代文學研究的對話》，王齊洲、王兆鵬、毛慶、譚邦和、 張皓等在湖北大學學報上的筆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期待觀念的轉換》、《完善 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術規範》等；1999 年 9 月由《文學評論》編輯部、《文學遺産》 編輯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編輯部、南開大學中文系聯合舉辦的「全國古代 文學古典文獻學博士點新世紀學科展望及資訊交流座談會」；12 月由北京廣播學 院語文部、首都師大中文系、河南大學文學院、《文藝研究》編輯部共同召開的 「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研討會」；2000 年 5 月由武漢大學人文學院和《文學 評論》編輯部舉辦的「21 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走向及學科發展研討會」；7 月 在安徽師範大學召開的「中國詩學研討會」；這當中還不包括一些學會年會和作 家作品討論會所涉及的古典文學學科建設問題《文學遺産》、《文學評論》《江海 學刊》等皆爲此開設過專欄或組織過研討會。這些在研討會上展開的爭論，以及 陸續發表的關於古代文學研究現狀分析和學科建設的理論探討，對清醒地認識我 32 當時的新三論指資訊理論、系統論和耗散結構論。
們的生存狀態，改變傳統的研究觀念無疑是有益的；對獨立的、具備現代學科特 徵的古典文學研究體系的逐步建立，也是一種積累和基礎性的工作；如果這種爭 論和呼籲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和共鳴，那麽古代文學研究就更爲自己爭得了生存的 條件和發展的希望。我們只要稍微回溯一下改革開放以來古代文學研究的歷程， 就會發現在研究觀念上已有了較大的轉變，對西方研究方法的引用、接納也有了 長足的進展。1983 年在杭州聯合召開的「中國古典文學宏觀研究討論會」上， 首次把「宏觀研究」的觀念引入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並探討了以心理分析、比較 文學、系統論、結構主義等新方法來研究古代文學的可行性時古代文學界的反映 是冷漠且懷疑的，而且由於當時存在著理論準備不足、運用上沒有很好地消化吸 收等弊端，很長一段時間爲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所詬病認爲所謂新觀念不過是 「套用新方法，濫用新名詞，以文飾其淺陋」，而且敗壞了研究風氣，「以至在相 當長的時間內，學界有一部分人，仍熱衷於撰寫虛空、浮泛，徒有方法之新穎， 而無突破之實質的文章」。但到了 1998 年在南寧召開的唐代文學第九屆年會上， 大家已以一種寬容的心態來看待新觀念和新方法，而且相當一部分學者已認識 到：傳統的研究方法必須變化，必須尋找新的研究方法才能適應世紀的新變。他 們認爲，「長期以來，我們很大一部分的唐代文學研究論著觀點內容重復、論點 相似、手法陳舊，在低水平上徘徊而無實質性的突破，這正說明我們的研究者是 多麽需要更新觀念、改變研究思路和手法」，「而域外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正好 可以使我們打破學界封閉多年後形成的千篇一律的研究模式，可以爲我們的古典 文學研究注入新鮮的血液，使之生生不息，亙古常新」。33在實際研究中，也出 現了象如孟修祥的《謫仙詩魂》（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董乃斌《李商隱心靈 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學 出版社 1998）等較好地運用新觀念、新方法來研究古代文學的論著。如果古代 文學界都能有這種危機感，都能作一些新的觀念、方法方面的探索和嘗試，積累 經驗，共同投入古代文學的學科建設之中，而不是陶醉于傳統，既隔斷于現實又 阻拒於西方，那麽，建立一個自成系統的、具有完全意義的現代學科——古典文 學研究是可期的。
貳、古代文學研究的結構體系和構建設想
現代學科的生命力，取決於學科基礎的堅實、學科體系的科學、現實生活的 需求和一個既結構穩定又開放交叉的架構這四個要素。從學科基礎來看，古代文 學研究的基礎無疑是厚實的。一千多年作家、作品這個巨大寶庫作爲研究物件， 人們對古代文學作家作品的仰慕和傳頌，以及與古代文學幾乎同步的古代文學研 究，特別是近二十年來在資料收集整理、作家作品論以及文學史的編寫上的大量 33 杜曉勤《關於唐代文學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學研究年鑒 1999。古典文學研究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 13 實踐和豐厚積累，都使這個學科體系的基礎分外堅實。現在著重要解決的是剩下 的是科學的學科體系、現實生活需求和穩定而開放的結構這三個問題。
一、獨立、明晰的學科畛域和穩定、開放的結構體系
一個獨立於歷史學、中國古典哲學研究物件的古代文學研究是我們近百年來 的期盼，明晰的學科畛域和穩定、開放的結構體系是成爲完全意義上的現代學科 的必要條件；嚴格的運作範式和多種研究手段的綜合運用，則是更多更好地獲得 研究成果和融入當代社會的重要渠道。 古代文學研究的研究物件自然是古代文學，這似乎無須討論，但在實際研究 中它卻有個與考古學、史學、哲學、社會學、文化學結合的問題，如果沒有這種 結合和配合，古代文學研究就顯得孱弱，也不可能寬廣和深透；但如過於依附又 會失去自我，淪爲史學、哲學甚至文字學、修辭學的二級學科。現在有一些論著， 雖然以古代作家作品爲研究物件，但其內容卻屬於文化學、經濟學或社會學，這 種研究與其說是古代文學研究範圍的擴大，還不如說古代文學研究自身的喪失。 有位學者將中國詩學研究分爲五個層次：第一是文獻學，第二是文藝學，第三是 文化學，第四是人本學，第五是哲學。34作者想使古代文學研究有更高的追求， 但客觀上只會導致古代文學畛域的模糊和自身價值的喪失。另外，古代文學內 部，也還有個子學科的位置和關係處理問題。受上面這位學者的啓發，我想古代 文學研究這門學科的畛域和內部架構可否作以下設定：（一）文獻學研究
這是古代文學研究這門學科得以成立的基礎和前提，古代文學文獻的豐富和 完整，才能正確、全面地把握一個作家、一部作品的人文內涵，也才能系統地探 究一個時代、一個流派的發展、演變規律，從而提供真實的、全面的文藝學乃至 美學的熏陶和借鑒。近百年來尤其是近二十年來，這個方面收穫最豐、成績最著。 以唐代文學研究而言，近十年來就有數十種規模大、質量高的作家作品總集、別 集和相關文史資料、工具書出版，如陳尚君等人的《新編全唐詩》，劉尊明、王 兆鵬等人的《全唐五代詞》，李時人《全唐五代小說》，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 敘錄》，方積雲、吳冬秀《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中華書局周祖撰 則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隋唐五代卷》陳抗、林滄等人的《全唐詩索引》、鬱 賢皓《元和姓篡（附四校記）》，周勳初有《唐人佚事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隋 唐五代墓誌彙編》，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以及詹瑛八卷本《李白全集校注彙 釋集評》，錢仲聯、馬茂元《韓愈全集》等作家別集的箋注本和集注本。 34 《中國詩學研究座談紀要》，《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00.3。但是，文獻學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已有資料的點校、疏證、輯佚、彙編這 個學術層次上，還應該去發現和研究新的資料，這才能體現學術創新。王國維曾 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35他本人就利用當時新發現的甲骨卜辭 證明了《史記․殷本紀》所載的殷王世系基本正確，從而否定了有人對《史記》 所載的商代部分的懷疑，並由此推斷《夏本紀》部分也是基本可信的。這種新的 資料發現和研究應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對已著錄的文字資料如四部典籍、佛 道兩藏、敦煌遺書、方志譜牒、稗史地書、叢書類書、域外漢籍進行文學目的搜 覽和檢索，以期有所發現。前面提到的一些影響較大的集成之作，皆重視這方面 的發現和研究。如陳尚君等人的《新編全唐詩》，在清代《全唐詩》之外，又輯 得唐詩 60 卷，4600 餘首，殘句 1100 餘句，相當於《全唐詩》收詩總數的七分 之一，作者總數的一半，遠遠超過了前人所輯唐代佚詩的總和。編者在集佚的過 程中，就是遍搜了四部典籍、方志譜牒、佛道兩藏、石刻法帖、敦煌遺書、域外 漢籍，僅方志一類，陳氏就翻閱過兩千多種。周勳初的《唐人軼事彙編》收集唐 五代歷史人物近 2700 人，共 170 余萬言，引用唐宋人所撰的雜史、傳記、故事、 小說近 300 種。二是對尚未著錄的地面文物資料如碑銘、楹聯、匾額、塔壁題字、 摩崖石刻等。隨著交通的日益發達和旅遊業的發展，過去一些閉塞不爲人知的景 點陸續被開發，提供了相當多的古代文學方面以及與古代文學有關的歷史社會、 風俗民情、藝術文化等方面的新資料。例如，山西的地上文物約占全國的三份之 一以上，僅清以前的寺廟建築就有 2000 多座，但進行了文字整理的不到 150 座， 占 7%左右。臺灣學者對這類田野調查較爲重視，如 1995 年秋季，由淡江大學鄭 志明教授籌劃的「大學院校臺灣民俗田野調查」，由淡江大學、輔仁大學、臺北 醫學院、銘傳管理學院等四所大學 20 多位學者參加，歷時一個月，事後形成了 17 篇專題論文並召開了研討會。臺灣中研院張光直院士倡議實施的「臺灣史田 野調查」，從 1986 年起一直進行到現在，而且定期出版一本《田野研究通訊》。 大陸學者近年來也有人注重這種研究。唐詩研究者鄧志方以浙東淡溪爲主幹，把 這條古旅遊線上十四個景點的文物，與有關的 207 首唐詩加以比較，佐以大量實 證資料，以探求當年浙東唱和的地點、成員、規模和特色，出了本專著《浙東唐 詩之路》。但是，由於古代文學研究者的生活方式、工作環境和經費條件等限制， 這方面研究做的不多，還存在著很大的研究空間。三是地下的出土文物。隨時注 意用新發現的文獻資料來補充我們的研究物件，修改我們的現有的結論和文學觀 點，可以使我們對古代文學的認識更加完整、更加科學、更接近事物的本來面貌。 在古代文學研究上，本世紀敦煌《雲謠集雜曲子》的發現就改變了詞起于中唐， 慢詞起源于柳永的舊說。學者們通過對藏經洞中新發現的詩歌、變文、俗賦的整 理和研究，豐富了中國文學史和部分改變了對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流變的認識。 35《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王國維文集》第 4 卷 33 頁，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
古典文學研究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 15 1972 年銀雀山出土的《唐勒賦》殘篇，1975 年睡地虎出土的《爲吏之道》後面 所附的八篇韻文，1982 年出土的阜陽漢簡《離騷》、《涉江》殘片，1993 年尹灣 出土的《神烏傅（賦）》，則進一步否定了對屈原是否有其人和宋玉賦真僞的懷疑， 對賦體文學的形成、初期賦的特徵，賦與民間文學的關係，漢賦的分類以及漢代 故事賦的特點有了一個更接近事物本來面貌的認識。同時通過典籍所載與出土文 物、地上與地下資料的互比互證這種「二重證據法」，以及在研究過程中對考古 學、目錄學、版本學、文字學、音韻學等學科的借助，也會改變我們在古代文學 研究中傳統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
（二）文藝學研究
如果說文獻學研究與歷史學、考古學、目錄學、文字學、音韻學還有一定關 聯的話，那麽，對古代文學進行文藝學研究則是區別於其他相鄰學科的主要特徵 所在。古代文學的文藝學研究，當然應包括作家作品的藝術風格和特徵、表現手 法的繼承和創新，各種文學體裁的發展和流變，但我以爲當前較薄弱的、急需納 入研究體系的是以下幾類： 1.個性研究 「文學是人學」，作品是作家的精神創造活動。文學研究必須注重于作家的 精神世界。由於社會背景、生活遭遇尤其是氣質秉性的不同，每一個作家都會有 獨特的個性，每一部作品也會有自己的特色，就象「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 姆雷特」一樣，一千個作者也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因此我們在古代文學研究中， 與時代背景、生活道路、政治思想、文學主張、作品內容、藝術特色的分析歸納 相比，首先要關注作家和作品的獨特個性，探索他們的心路歷程和心態變遷的歷 史，研究其氣質和心理與其創作傾向和藝術風格之間的關係。我們不僅要揭示這 種氣質心理的種種表徵和所造成的結果，還要描繪出它的走向和過程。如果說： 「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是讀者對古代文學作品的體會的話，那麽，古代文 學的研究者就是要說出這難以說清的妙處。近年來，有相當一部分的古典文學研 究者開始呼籲並著手古代作家心靈研究，如甯宗一的《關注古代作家的心態研 究》，許建平關於「建立心態文學史學」36的呼籲。在實際研究中 以唐代文學研 究而言，近幾年就有如董乃斌《李商隱的心靈世界》，孟二冬的《論中唐詩人的 審美心態和詩歌意境的變化》王東蕾《長吉心態新識》，王蒙《混沌的心靈場─ 談李商隱無題詩結構》，尚永亮《冷峻：柳宗元審美情趣和悲劇生命的結晶》，全 五德《一位正直而軟弱的詩人─王維心態探微》等。董乃斌的《李商隱的心靈世 界》把傳統的對李商隱的行年考辨、作品內容風格析論轉移到詩心的探求上來， 36 分別見《文學遺産》1997.5，《江海學刊》1998.3。對作家心靈世界進行了一系列頗有新意的探索。 2.詩性研究 我想這應包括作品的詩性特徵和研究者的詩性體驗兩個方面。所謂詩性特徵 是指通過作品的題材、體裁、結構、意境、語言、風格所表現出來的情韻和給人 們美感，它不一定僅限於詩歌，也應是古典散文、戲劇、小說的追求和評判標的。 王維的《山中與裴迪秀才書》、蘇軾的《承天寺夜遊》，其中的詩意絕不遜於任何 一首強壓清雅、雋永的詩詞；《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秋風五丈原」，《紅樓夢》 中的「賈寶玉夜探瀟湘館」，其英雄末路的悲壯，其靈犀一點的綿綿情意，也不 遜於《垓下歌》和《子夜歌》。其研究畛域以詩歌而言：題材上應包括對山水、 田園、邊塞、隱逸、應制、唱和、送別、懷古、思鄉、愛情、閨怨、佛道、園林、 題畫、詠樂等題材特徵和表達上的獨特要求的研究；體材上包括對樂府、古風、 律詩、絕句等體裁特徵和産生、發展、流變的研究；表達方式上包括對文辭、聲 律、句式、體式、意象、意境、結構、佈局、風格的表徵和形成規律的研究。以 此探尋出中國古典詩歌所特有的抒情性、含蓄性、跳躍性、朦朧性、象徵性、獨 有的音律和節奏感等詩性特徵，以及在不同作家、不同時期、不同題材、不同體 裁、不同表達方式中的不同表現和不同的流變規律。 研究者的詩性體驗是指研究者要具備一定的審美能力和藝術經驗，因爲對文 學文本的解讀不同於歷史、哲學、法律等其他人文科學，它要求情感的投入和詩 心的共鳴。對古代文學作品的反復吟誦會有助於這種情感的體察和理解，所以有 的唐詩研究專家甚至說：「沒有吟誦的工夫，根本進不了唐詩研究的堂奧」37親 身參加創作活動更有利於這種解讀和溝通。如上所述，古代文學研究主要是再現 古代作家的精神活動，從中獲得美的熏陶和感悟。如果研究者本身就參與這種精 神創造，這樣就能更好地去感受和體悟前人的創作活動，使那種已成爲歷史陳迹 的精神活動，通過我們的詩性體悟得以較真實地復活和再現。本世紀初的一些古 代文學研究家，如梁啓超、王國維、胡適、魯迅、聞一多、朱自清、馮沅君、蘇 雪林等，不僅有出色的研究專著，也能寫出美詩美文。梁啓超的「新文體」、胡 適的白話詩、魯迅的小說、朱自清的散文、聞一多的詩歌都代表了當時文學創作 的最高成就，馮沅君和蘇雪林也是當時女性作家的傑出代表，時稱北馮南蘇。馮 沅君的《中國詩史》，蘇雪林對李賀詩風的形成和李商隱無題詩本事的考索，都 有許多她們自身創作上的體悟。從當前的研究現狀來看，詩性體驗是個弱項。大 陸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老一輩學者，多是理論、創作兼長，但年輕一代中，大多 已不會爲詩作賦，倒是臺灣的中青年學者較爲優長，象龔鵬程、柯慶明、方瑜、 衣若芬、陳文華等都有美文問世。臺灣還有專門的古典詩詞創作活動。椐統計， 37《史料。視角。方法—關於二十世紀唐代文學研究的對話》，《文學遺産》1998.4，趙昌平發 言。
古典文學研究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 17 九十年代的臺灣，有民間詩社 50 多個，而且分佈於各縣市。38這些詩社每年要 舉行二十次以上的詩人聯誼大會，若以每次 300 人，每人創作 2 首詩詞計算，全 台民間吟社每年就可創作出一萬多首古典詩詞 。39臺灣的各級學校古典詩詞教 學還比較注意學生吟誦習慣的養成和感悟能力的培養，臺灣的大、專學校還有個 「大專青年聯誼會，在中山大學簡錦松教授等的推動下，每年舉行一次吟誦比 賽。這種詩性體驗對古代文學的詩性研究乃至古代文學獨立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手 段的確立，無疑是有益的。
（三）文論學研究
包括古代文藝批評、文藝理論和批評史三個內涵。它與文藝學研究雖都以把 握特徵、探求源流、總結規律爲研究的最終目標，但前者強調的是詩性，後者強 調的是理性；前者要求感情的投入與溝通，後者則傾向於冷靜的思考與總結。中 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作爲一個學科體系，其雛形肇於本世紀二十年代末，1927 年陳鍾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郭紹虞於 1934 年和 1947 年先後出版的上下冊 《中國文學批評史》和 1990 年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七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 史》可視爲這七十年間古代文論研究成果的代表。經七十年來的努力，今日已碩 果累累。《文心雕龍》研究和唐詩研究同爲近二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中成果最豐 顯學。但古代文論研究要成爲完全意義上的現代學科，似還應注意和加強以下幾 個方面： 1.重視古典文論的現代詮釋 中國古典文論強調直覺觀照、言簡意賅、多用比喻又多發散性思維，這是它 的特色，但由此又帶來許多今人閱讀理解和研究上的困難，例如多用比喻所造成 的其內涵的寬泛性和不確定性；概念、術語使用上的隨意性和不斷更變，很難做 一種定義和範疇上的界定，或是過分強調政教功能，或是一味追求神韻、空靈、 妙悟，都會造成體系上的單一、混亂和與現代社會的難於溝通，造成前面曾提及 的「失語」現象。針對這種現狀，臺灣學者龔鵬程對古典文學研究改革的設想， 第一條就是 「重構有關中國文學史的詮釋，如文學術語」。40大陸近年來在古典 文論的學術討論會上，也不斷發出古典文論研究的「現代詮釋」或「現代轉換」 之類的呼籲。41當然，這種轉換或詮釋不僅是話語體系的轉換，更是一種價值觀 念和思維方式的轉換，只有如此，才能融入當代社會。如何實現這種轉換，「古 38《中國時報》1993.6.18。 39陳文華《古典詩詞的創作及活動》見《1998 年臺灣文學年鑒》。 40《年輕一代的古典文學研究》見《幼獅學刊座談會論文集》幼獅出版社 1987。 41劉文斌《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會議討論綜述》，見《文藝理論研究》1993.6；彭會資《中 國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十屆年會綜述》，見《文藝理論研究》1998.2。今對話」和「中西對話」則是有效途徑。這需要當代文論家的配合，更需要古典 文論研究者對當代文論的介入和掌握。至於中西的互通，前面曾提及的大師們以 爲我們作出了範例，隨著我國國門的進一步打開和西方文藝理論的進一步多元 化，我們有了更多的借鑒和選擇，當然也更容易失去自我。所以無論是古今對話 還是中西互通，都要避免「把古人現代化」，或是生搬硬套西方文論中的一些術 語名詞，削足適履，生硬粘貼，搞得不倫不類，將理應使人獲得審美趣味和審美 思考的理論研究，搞成空洞無物、索然寡味的文字垃圾。 2.古代文論的理論體系和研究範疇急待形成共識 確立古代文論的理論體系和研究範疇，這是建立現代意義的古代文論學的必 要條件。但在其研究體系的構築上，面臨著比文藝學研究更多的問題。羅宗強、 鄧國光就認爲：「我國的古代文論，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面貌，我們至今似乎並 沒有一個完整的認識。這裏有幾個問題尚須研究：一是有沒有體系；二是這一體 系是某一流派的體系，還是整個中國古代文論的體系；三是這一體系是由什麽構 成的？是範疇，是某些觀點的組合，還是別的什麽；四是這樣的體系是什麽時候 形成的，是一時形成，還是自古及今才形成？」作者認爲，只有在對「各個重要 批評家的文學觀點、各個流派的文學觀點、各個時期的文學觀點，與各種主要的 理論範疇都弄清楚後」，方能構築中國古代文論的理論體系。42至於古代文論的 研究範疇，也存在衆多的說法，而且其分析、歸納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有人認爲 「境」是古典文論的元範疇，又有人認爲是「意境」、「和諧」、「味」或「道」； 有人又將其分爲「本原範疇、主體範疇、物件範疇、創藝範疇、形態範疇和品格 範疇」六個層面。43這固然反映古典文論的研究體系和研究範疇急待建立和明 確，但討論或爭論如此熱烈也是好事，他說明古典文論研究者已認識到其重要性 和緊迫性，隨著討論的深入，這個體系和範疇也會日益變得清晰和明確。 3.重視對少數民族文論家和地域群體的研究 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燦爛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結果，作爲中 國古代文論的研究畛域，當然要包括少數民族的文論家。但長期以來，除元好問、 納蘭性德等少數幾人外，在中國批評史上幾乎找不到他們的名字，相比之下，中 國文學史反映的要要充分一些。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主持編寫了一套 《中華文學通史》，他們認爲：「完整意義上的中華文學史應該是涵蓋中華各兄弟 民族文學貢獻的文學史，也應該是涵蓋中國各地區的文學史，即包括臺灣、香港、 澳門在內的文學史，而不僅僅是大陸地區的漢族文學史」。44當然，古代文論的 42 《近百年中國古代文論之研究》，見《文學評論》1997.2。 43 彭會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十屆年會綜述》，見《文藝理論研究》1998。 44 張炯《走向完整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中華文學通史」導言》，文學評論 1996.1。
古典文學研究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 19 這種研究狀況在進入九十年代後已有所改變。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 所在九十年代組織出版了一套 16 種少數民族文學史，主要由少數民族和研究少 數民族的學者撰寫，其中就有相當數量的少數民族文論研究。如《傣族文學史》 就列專章評介明代祜巴猛著的《論傣族詩歌》，並介紹了德宏的詩歌理論。45《納 西族文學史》則評介了明代的木公、木增、木高、清代的桑映鬥、木正源、妙明 等 20 多位元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學創作及其文學主張。46在 1997 年 11 月召開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十屆年會」上，與會者已發出 要重視中國少數民族古代文論研究的呼籲，會上，黃紹清對少數民族古代文論的 生成發展、存在形態作了具體論析，對其價值地位也作了充份肯定。李玩彬還就 清代壯族文論家鄭獻甫的詩論發表了專論。 中國古代文論家往往是以群體出現的，其文學觀點和主張也往往反映在一個 創作流派之中。因此研究古典文論必須注重群體和流派研究。但以前我們研究的 往往是人們熟知的一些文學集團和流派，也往往限於中原地區，如新樂府詩派、 桐城派、浙西詞派等，對少數民族地區、僻遠地區和知之甚少的則很少關注和發 掘。上面提到的《納西族文學史》列專章或專節討論明代的「木氏作家群」，清 代「改土歸流」後麗江地區作家群，晚清的「桂香詩社」和維新作家群；「中國 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十屆年會」上對近代桂林文論家群和臨桂派詞 學的研討，是個資訊，它在古代文論學科建設上應引起關注。
（四）文學史研究
文獻學研究和文藝學研究主要是古代作家作品的個案，或者說是橫向研究， 文學史研究則是線性研究，或者說是縱向研究它一方面要爲一個個橫剖面確定其 在文學長河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要從中找出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流變的規律，從 而爲文學鑒賞、文學批評和今日的文學創作提供史的依據和範式。文學史研究實 際上包括文學史編寫和文學史研究兩個內涵。中國文學史的編寫，若從 1904 年 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算起，已有近百年的歷史，此後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 史》，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上卷），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遊國恩的《中 國文學史》可作爲六十年代以前的代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魯迅的《中 國小說史略》則是分體文學史中最有影響的代表之作。近二十年來，各種類型的 文學史大量湧現，如中國社科院中國文學研究所主編的《中國文學通史》系列， 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聶石樵《先秦兩漢文學史稿》，楊海明《唐宋詞史》， 羅宗強、郝世鋒主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許總的《唐詩史》等。從九十年代 起，又在大量實踐的基礎上開始了理論思考，並有過熱烈的討論和激烈的爭論， 45 雲南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第七章，690 頁。 46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6、7、8 章。一些有影響的學術刊物如《文學遺産》、《文學評論》《江海學刊》等皆爲此開設 過專欄或組織過研討會。47一些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心得或編寫文學史的體會， 對此發表不少有識之見。這對文學史學科畛域的界定和研究體系的建立，是個很 好的推動。但要建立完全意義的現代學科體系，解決以下幾個問題是當務之急： 1.文學史模式 這是文學史編寫上急待解決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目前認識並不一致：有的 研究者認爲，本世紀前八十年的文學史模式基本上是「他律」，即「詩─史範式」。 這種范式只注重文學外部條件，而忽視了「心靈史」，忽視了文學形式的內部動 因，因此主張將「詩─史」範式改造爲「心態文學史」，而個體心理學及其分析 方法，集體心理學及其分析方法和建立文學審美史心理學則是心態文學史的三個 理論結構層次。也有的學者主張對文學史研究物件加以改變，由目前的作家─作 品的二維研究逐步轉向作家─作品─傳播─接受的四維研究。48也有人認爲文學 史中恰恰要強調「史」，注意「史」的脈絡，只是在說明文學的演進時，要突破 過去那種按時代順序將一個個作家作品簡單地排列的單線平圖式勾勒，應當在突 出主線的同時進行立體交叉式的描述，清晰地描述出承傳流變的過程。同時在描 述中國文學演進時，還要注意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如雅俗之間的互動，各種文 體的相互滲透與融合，復古與革新的交替和碰撞，文與道的或離或合等。49也還 有人主張不需要什麽模式，願意怎麽寫就怎麽寫。總之，關於文學史模式，有些 基本認識必須搞清和統一，如和史料學的關係，和哲學、史學、民俗學等其他人 文科學的關係，必須真正揭示出文學演變的規律而不是歷代作家作品的排列等， 除此之外，沒有必要搞成千篇一律的模式。因爲文學史有不同的類型和形式，如 文學通史、斷代史、體裁史、流變史、民族文學史、地域文學史、編年文學史等， 不同的類型自應有不同的模式和要求，所以不可能也不應只有只有一種模式、一 種寫法。況且，只要是嚴肅的學術研究，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寫法反而可以形成 百花齊放的局面。但模式畢竟是一個學科的學術框架和操作規範，是建立一個現 代學科必要的前提。所以建立一個統一的、既寬泛又有具體針對性的文學史科學 模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急切任務。 2.文學史研究方法 這也是文學史研究中急待解決的問題，目前的認識也有較多的分歧：有人認 47如：《文學遺産》1993 年召開的關於文學史編寫的座談會，1997 年 4 月 15 日與人民文學出版 社共同組織的對喬象鍾、陳鐵民主編的《唐代文學史》研討會。《江海學刊》於 1994 年「文 學史觀與文學史學研討會」和 1997 年召開的「文學史學研討會」等。 48王兆鵬以及下面引用的許建平、林繼中、莫礪鋒諸文，均見《關於文學史的思考》，江海學刊 1998.3。 49 《關於文學史幾個理論問題的思考》北京大學學報 1997.5。
古典文學研究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 21 爲可分爲基本方法和具體方法兩種。「基本方法爲審美、歷史、邏輯這樣三種」， 具體方法包括「近年來人們所引進的文本批評、母題研究、接受美學乃至熵的理 論、耗散結構、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論等一系列新方法」。50有人認爲文學 史研究的傳統方法是歷史學、文章學、社會學三種，缺的是「文心搏動、是理論 建構、是文學精神」，要想在研究上創新，就必須引入「大文化視野、新邏輯學 思路、原生態式把握形式主義細讀、審美心理學分析等」新方法。51在文學史的 方法論上，大家在以下一些問題上基本達成了共識：認爲過去編寫文學史以歷史 演進爲線索表述的多，探求其文學流變脈絡和規律的少；採用傳統的「詩─史範 式」者多，探究作家心靈歷程者少；要將過去慣用的評價式語言換成描述式語言； 要注意一些新方法的採用；要注意與其他相關學科的交叉研究；要從廣闊的文化 學角度來考察文學等。這些共識的達成是新的學科體系形成的基礎和前提。
（五）學術史研究
如果說前四種是以古代作家作品及其承緒流變爲物件，學術史研究則是以古 代文學的研究者及其研究論著爲物件，是對研究者的研究。這門子學科是建立在 對古代作家作品、古代文學史和古代文論的熟悉瞭解基礎之上，與文獻學、文藝 學、文學史研究互相關聯、互相影響、互相補充、互相推動的。這門子學科的建 立，不僅有助於豐厚古代文學研究者的積累，擴大古代文學的研究領域，更重要 的是以此確立有別于西方文學研究體系，也有別于其他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體系， 真正體現現代特色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體系。從古代文學研究的四個架構來看， 學術史研究要落後於其他三個。儘管我們已有了「詩經學」、「楚辭學」、「龍學」、 「唐詩學」、「杜詩學」、「金學」、「紅學」，但是，這些斷代、專人、專著的研究 史本身還不完備，有的還只是對此作研究的研究者自身的說法，還未得到圈子外 古代文學研究者的認可甚至瞭解。以唐詩研究而言，這是近百年來古代文學研究 成果最爲豐碩的一個領域，但當前研究的現狀則是作家作品的考證箋校、文獻資 料的集成等史料文獻研究輝煌發達，唐詩發展史的闡釋、唐詩學則貧弱單薄。在 對歷代唐詩學研究中，展開得很不均衡，其中有的時段研究比較集中、比較深透， 有的時段則比較薄弱，甚至沒有觸及。爲此，有的學者曾發出呼籲：「唐詩史料 學規模完備，唐詩學還在踽踽獨行，應該是改變這種格局失衡的時候了」。52另 外就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而言，在已有的「某某學」之外還有極其廣大的研 究空間，至於研究史的學科畛域和研究體系更有待建立。 值得欣慰的是，近十年來，學術史的研究相對引起了重視，郭英德、謝思煒 50 《審美、歷史、邏輯─論文學史研究的三種基本方法》文學遺産 1994.5。 51 《文學史方法的歷史和新方法的誕生》河北師大學報 1995.3。 52 胡明的《關於唐詩—兼談近百年來的唐詩研究》，《文學評論》1999.2。等編撰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可以說是作了個很好的嘗試。有的學者也開 始對古代文學學術史的特點、研究物件做整體性的思考和總結。他們認爲中國古 代文學學術史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它的開展是由中國特殊的「大文學」和「範文 學」觀念所決定的，也與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整體性、混合性等藝術思維方式 有關；它和經學研究、史學研究以及文獻學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因緣關係；由於中 國古代的文學和學術始終依附於政治教化，因此中國古代文學學術史具有鮮明的 政治指向和政治功利性。其表達方式往往重領悟和感受，帶有較多的直觀性、經 驗性；操作方法上 豐富多彩但又被大致相似的文學觀念相支配，表現爲外部形 態的多樣化和內部形態的單一化的奇妙組合，這是古代學術史領域一個幾乎帶根 本性的弱點；其發展形態不是西方的那種離心性、波浪型，基本上是一種向心性、 積累型。至於其研究物件，應「是自古迄今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它旨在描 繪和評述歷代文學研究家對古典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想的研究中，所涉獵的領域， 所進行的活動，所採用的手段和方法，以及所體現的思想和觀念」。53以上所涉 及的僅是對歷代文學研究特徵的總結和古代文學學術史的研究物件。至於學術史 研究究竟應包括那些範疇，不同體裁、不同時段、不同作家和文學集團的研究史 應有那些各自的要求和共同遵守的規範，學術史研究可以有和應該提倡那些方 法？這些問題都還未很好涉及，還有段很長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