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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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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介尤根．歐斯特哈默著，劉興華譯，
《亞洲去魔化：十八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Entzauberung Asiens: Europa und die
asiatischen Reiche im 18. Jahrhundert.
臺北：左岸文化，2007，674 頁。
韓 承 樺
* 東方和西方之間的接觸，因為十五、十六世紀西方大航海時代掀起 的探險熱潮，催化了雙方互動的質量和數量。西方世界在這段時間積極 地往外探索，擾動了兩者原本較為獨立的世界觀、文明觀，從而逐漸鎔 鑄出一個以全球為範疇的「新世界」之概念。然而，這樣的新世界概念 係由西方主動塑造，導致在這個「世界」裡，東方扮演的是個缺乏「能 動性」的角色，相對於西方的主體性，東方國度在西方人眼中，只是具 有參照作用的「他者」。 這個弱勢的「他者」，並不是一夕之間就出現在世界舞臺上。細數 這部歷史，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歐洲逐步掌握「文明」的優勢，伴 隨「白種人的使命」而來的，還有西方帝國的槍砲與鋼鐵。十三世紀時 令歐洲人懼怕的「黃禍」，在十九至二十世紀已轉為另一種令西方擔憂 的禍害，亦即「落後的文明」。這段以歐洲為中心的文化相遇，製造出 多種「西方式」的論述，諸如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殖民主義，而這些*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d99123002@ntu.edu.tw。
論述又和西方自我認識的形成緊密相連。1上述一系列知識論述的發展， 可見西方世界明顯掌握了「知識」和「權力」，2使其在與東方接觸的過 程中，逐漸流露出自我優越感。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 1935- 2003）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出版，揭露了西方學術機構呈現 出的東方形象，論述其被建構的歷程。3薩氏的書讓讀者明白，十九世紀 的西方人如何看見東方、認識東方，並進一步研究東方。 從歐洲中心論的勃興到東方主義之發韌，這些傾向和態度皆出現於 1800 年左右。究竟十八世紀歐洲與亞洲帝國的文化碰撞，迸發出怎樣的 火花？啟蒙時期的歐洲人面對亞洲世界時，如何褪去覆蓋在亞洲之上的 神秘面紗？尤根．歐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撰述的《亞洲去魔 化：十八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便處理了上述問題。本書以德文寫成， 1998 年即已在德國出版，而筆者所評的中譯本於 2007 年出版，晚於原 著將近十年。4讀者須留意此「十年」的差距，這關乎著是否能體會歐氏
1 討論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歐洲自我認識轉變的課題，可參見哈爾特穆特．凱爾伯樂 （Hartmut Kaelble）著，柯燕珠譯，周全審定，《歐洲人談歐洲：十九與二十世紀歐洲 自我認識的形成》（臺北：左岸文化出版公司，2005）。 2 此處關於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是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所指出的， 權力具有「能動性」、「生產性」，知識和權力共生共存，且不斷被再生產。可參見 Geoff Danaher, Tony Schirato and Jen Webb, Understanding Foucault (London,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0). 中譯本為：J. 丹納赫、T. 斯奇拉托、J. 韋伯著，劉瑾譯， 《理解福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另可參見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著，閻紀宇譯，《遮蔽的伊斯蘭：西方媒體眼中的穆斯林世界》（臺北：立緒文 化，2002），頁 181-231。
3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中譯本：愛德華． 薩伊德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臺北：立緒文化，1999）。薩氏書裡指涉的東 方主義涵括三個層面：（一）任何書寫、教授或研究東方的東方學專家；（二）對東方 與西方兩者之間作本質論與知識論區隔之思想形式、思想架構；（三）為了支配、再結 構並施加權威於東方之上的一種西方形式。
4 本書出版隔年，《亞洲研究學刊》（Journal of Asian Study）即刊登了一篇該書書評，參 見 Lynn Zastoupil, “Book Review: Die Entzauberung Asiens: Europa und die asiatischen Reiche im 18. Jahrhundert,” Journal of Asian Study 58:4 (Nov., 1999), pp. 1091-1093. 由於 評者不諳德文，無法同時參閱原書與中譯本，進而替讀者指出一些翻譯上的問題，特此
於本書所展演操作手法之意義。關於此點，本文稍後將予討論。 本書的基本提問是：亞洲的沒落和歐洲的自大，隨著東西方心態轉 變和國家權力消長，此般轉折是如何形成的？歐斯特哈默認為十八世紀 的亞洲去魔化，一如整個世界的去魔化，是一種具有雙重意涵的價值變 化過程（頁 20）。一方面它意味著西方面對亞洲時，隨著亞洲的魔障被 慢慢褪去，原本對於亞洲那種圖像式、感性與美學的經驗，亦隨之潰敗， 而在歐洲人眼中，亞洲遂喪失了多樣化的面貌；另一方面則意指一種「理 性的勝利」（頁 20），認為西方對亞洲的去魔化，是剝除了一個過去被 視作各種宗教和文化源頭的光芒。當歐洲國家的理性認知凌駕了亞洲文 化的魔障，緊接而來的是一場不對等的對話，而這場對談則持續至今， 存留於歐亞之間。 本書共有十三章，第一章為前言，後分為兩篇：第一篇「知識之路」 （第二至第七章）、第二篇「當代人與歷史」（第八至第十三章）。前 言是本書的理論架構，歐斯特哈默開頭便對兩種「文化相遇」的研究取 向展開批判：（一）偏執論述模式；（二）失望的人文主義（頁 30、33）。 關於「偏執論述模式」，歐氏認為該取向太強調撰寫者主觀意識所建構 出的各式「文化特徵」，當中隱含帝國主義野心的探索與認知。作者認 為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學界，知識與權力還未產生明顯的聯結，若過度運 用後現代的嘲諷態度思索過去，反而顯得時代錯置（頁 33）。至於「失 望的人文主義」，作者指出，此取向採用的古希臘羅馬文明標準，在十 八世紀已失去了約束力。十八世紀時，接觸亞洲文明和理解古希臘文明 具有相同意義，若仍單持「西方──希羅文明」為標準的量尺，那麼其 所衡量的亞洲，將會是一個已遭扭曲的文化體。在歐氏眼中，偏執論述 模式和失望的人文主義，給歐洲研究的亞洲文本帶來兩種結果：前者僵 化成時勢所趨的文化與帝國主義密謀，後者無法擺脫自我傳統的偏見。 如此一來，「異國圖像」、「異國文本」的研究將完全喪失價值，深陷 於「後現代轉向」後文本解釋的困境中。
致歉。關於中譯本的缺失，下文將談及一處。
本書的第一部分「知識之路」，主要敘述歐洲人的亞洲文本建構史， 處理這段「異國圖像生成邏輯」（頁 37）被勾畫出的過程。為表現在這 個「長世紀」裡歐洲人對亞洲的看法，歐斯特哈默運用當時西方人各式 的亞洲紀錄，描摹一段還未受「歐洲優越感」沾染的「亞洲知識史」。 在作為開場白的第二章〈亞洲──歐洲：界線、均衡、等級〉，作者呈 現了一個與歐洲在政治力、科學、文化藝術等層面上勢均力敵的大陸─ ─亞洲。甚且，還有為數不少的人保有亞洲就是文明源頭的古老概念。 第三章〈變換角度：歐洲自由心證的表現空間〉則敘述啟蒙時期的學人 容許、尊重甚至讚賞歐亞差異，和十九世紀後的種族中心論、歐洲中心 論者大異其趣。 第四到七章的主題則擺在歐亞雙方，從相遇、親聞親見，到歐洲人 將這些亞洲體驗轉化為實際文本的歷程。第四章描寫的旅行者，在這個 時代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留下的精確報導、旅遊文學，是第一 手的亞洲文本。進入十八世紀後的旅行事業，從個人行動轉為官方出資， 旅行變成國家化或官方化（頁 131），且「科學目的」成為旅行的重要目 的。這種「科學旅行」將亞洲當成科學研究的對象，結果不僅有效促進 知識增長，同時也有益於成功駕馭及剝削被征服的亞洲民族與國家（頁 136）。旅行活動經過這般轉變，致使亞洲不再是單純提供歐洲人冒險的 天堂，反而逐漸成為歐洲文明中人類與歷史研究的巨大田野資料庫（頁 163）。第六章，歐斯特哈默認為十八世紀旅行者的態度，出現重大轉變。 啟蒙時期具備經驗主義、理性標準的旅行家，開始進行一場又一場的跨 文化旅行。這些旅人帶回來的「海外遊記」，在十八世紀並未被視為一 種虛構文學，而是種透過經驗來理解世界的工具（頁 231）。從創作文學 式的「遊記」到供歐洲大眾閱讀的書籍，中間經過諸多中介步驟：編輯、 翻譯、審稿、拼貼，完成後的文本，才是承載「異國圖像」的百科全書。 因此，異國的「鋪陳」不是直接描摹真實的過程（頁 232）。然而，當時 的學人以一種「批判性閱讀」的眼光觀看文本，使得歐洲人仍大致能體 會十八世紀亞洲文本這種經驗式的真實意涵。另一方面，這些亞洲知識
的文本雖由歐洲人完成，但亞洲並不全然處於被動地位。透過翻譯的亞 洲文獻、亞洲學人的協助，以及歐亞雙方的知識合作，讓十八世紀的亞 洲國家躍升為歐洲的「亞洲經驗」，不像十九世紀時只是被任意捏造、 扭曲、書寫的「文化他者」。 第二部分「當代人與歷史」中，作者釐清歐亞之間的差異，深入「二 元對立」說的內部，比較歐亞在歷史觀、種族、政治制度、社會制度、 性別等議題上的異同。他最終想回答的問題是：是否這些層面上的各式 差異，會積累成一段思想的轉變過程，讓歐洲人對於「自我和他者」的 意識及認知，產生明顯的變化？ 十九世紀時，「文明歐洲」與「部落亞洲」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出現。 然而，「部落亞洲」產生的前源是什麼？「亞洲」在十八世紀歐洲人眼 中，其歷史基本力量是種「野蠻」的力量（頁 261）。在政治和軍事上， 「亞洲」是以征服者的形象映入歐洲人眼簾。除去這塊，「野蠻」則帶 有一種原始、自然質樸的特質，有如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而 這兩種形貌，在文明的歐洲人看來，是十分新鮮的。 歐氏回溯十八世紀學人的亞洲研究，從中疏分出兩種思想潮流： （一）認為歐亞歷史，甚至一般的歷史變動，均源自移居與民族遷徙， 征服活動便是其中暫時的極端表現；（二）研究歷史中「蠻族入侵」的 特殊起因（頁 240）。 第一種思潮是經由對亞洲的民族學、人種誌研究開展出來的。自十 八世紀起，亞洲成為這些學科的研究對象，其研究趨勢一方面透露出歐 洲懼怕亞洲游牧民族的心態逐漸退卻，二方面則可見出當時對這些游牧 統治者如帖木兒（Timur, 1336-1405）、納迪爾國王（Nader Shah, 1688- 1747）等的評價，為身兼暴君與啟蒙改革者的雙重身分。這般對其身分 定位，透露出描述者不斷變動的矛盾心態。
第二種思潮可以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在《羅 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對游牧民 族的分析看出。在他建立的游牧生活理論裡，歐亞許多的特殊性與差異
性，經過仔細分析後，確實可以以文明與野蠻二分。隱藏在兩種思想潮 流之後有一基本預設，即以「歐洲標準」看待亞洲原始且「野蠻」的 征服力量，並以自身為中心來評估亞洲。但總結來看，十八世紀並未 出現明顯的「對立說」。在這個時代，啟蒙學者對亞洲歷史基本力量 的認識，係奠基在人種學和民族學基礎上，並未流露出歐洲人的「文 化傲慢」。 從上述「文明」與「部落」的歷史基調延伸出的許多面向，都成為 歐亞之間可相互對比、參照的議題。作者在十至十二章即分別討論政治 制度、社會制度與性別問題。評者便以第十章〈真假暴君〉為例做介紹。 在這一章討論的政治制度問題，是由「東方專制論」展開的論辯。這種 從「蠻族」歷史脈絡發展形成的政治體制，在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筆下，活生生地躍立於東方世界，和西方君主政體儼然對立。 對此，伏爾泰（Voltaire, 1694-1788）、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 與吉朋基於歷史經驗與具體理性，反對如此過度意識形態化的理論。孟 德斯鳩塑造的理想概念下之純粹專制主義，在伏爾泰看來，不曾出現在 人類歷史中（頁 324）。孟德斯鳩將東方政體描述為目無法紀的恐怖統 治，將會召喚出「恐怖東方」的陰影，並襯托出身為民族之父的歐洲絕 對君主的美德（頁 324）。在這場論辯中，雖然對專制概念起到去神秘化 的作用，但從思想脈絡來看，進步的歐洲有權利對亞洲的政治觀念和形 式，進行解放式的干預，或許甚至是項義務（頁 321）。而東西方文明之 間的隔閡，也開始顯得重要起來。 最後一章總結了本書所述的思想流變歷程。作者指出，十八世紀是 個小歐洲與大亞洲均衡的時代（頁 413）。然而，權力方面的均衡、經濟 方面的互動，與認知並無相對稱的關係。近代歐洲是個出色的學習與求 知的文化。歐洲人造訪亞洲，在他們以刀槍和砲艇征服亞洲之前，是以 筆墨攻佔這個大陸（頁 414）。相反地，亞洲並沒有這樣高度的熱忱去探 索歐洲。另一方面，歐亞之間相互的認知，也只是單方面建構在歐洲的 亞洲知識庫上。東方世界是西方世界實驗的「對照組」，歐洲以新的經
驗科學來進行研究，並依此發展出肯定自我的意識。在亞洲去魔化的初 期階段，歐洲的亞洲研究大多是單純地追索亞洲知識，歐洲的優越感仍 未萌芽。然而，在 1825 到 1850 年之際，古代及中古亞洲研究形成了新 的學院專科（頁 418），隨著亞洲研究成為專業學科，亞洲知識卻在學科 化的過程中逐漸喪失原有的輝煌，其神秘威望亦同時大損。亞洲去魔化 的後期，「文明停滯」論述漸漸覆蓋住亞洲，「動態」的歐洲與「靜態」 的亞洲隔閡愈趨明顯。這一段從「歐、亞共同觀照」轉移至「歐洲中心」 的思想過渡，意味著歐洲將背負起文明化的使命。 前文是對本書的概略式介紹。歐斯特哈默這位德國史家，長期關注 十八世紀以降的歐亞歷史、知識傳播史、思想史、全球化理論等課題。 除了此書，歐氏還編寫幾本關於「全球化」、「帝國主義」、「殖民主義」 等議題的論著，5對這方面的問題可謂關注甚深。在閱畢此書之際，讀者 不僅能對歐亞大陸這段知識結構的興衰起落有所掌握，而就此論題的操 作手法，也能獲得許多啟發。評者認為此書的寫作方法有如下三點特色： 一、時間、空間跨度廣。這個特點，我們可從本書的副標題「十八 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看出端倪。標題的前半段「十八世紀」，並不 是指 1700-1799 這一百年的時間。歐氏所謂的「十八世紀」，約起於 1680 年，終於 1830 年，是一個「漫長的十八世紀」（the long 18th century） （頁 41）。6此處因為翻譯的關係，或許會使讀者對「漫長」的概念產生
5 這些專著為：Wolfgang J. 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eds.,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86); Jürgen Osterhammel and Niels P. Petersson, Globalization: A Short History, trans. Dona Gey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Jürgen Osterhammel, 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trans. Shelley L. Frisch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05). 作者另有一本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專著，中譯本為：歐氏特哈默著，朱章才譯，《中國革 命：上海，1925 年 5 月 30 日》（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
6 此處承蒙劉慧老師的指正與提點，特此致謝。這種涵括 1700 年前到 1799 年後一段時間 的方式，歐氏是參照澳哥曼（Frank O’Gorman）在《漫長的十八世紀：英國的政治社會 史, 1688-1832》（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British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1688-1832）中，將 1688 年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至 1832 年改革法案（Reform
誤解，它並非單純指涉時間的長短，而是暗合著歐氏心中西方啟蒙運動 的節奏。自 1680 年起，歐洲的啟蒙學者以及一批新式的旅行者，揭開了 「認識亞洲」這齣戲的序幕。作者認為這段前後延伸一百多年的「長世 紀」概念，很能切實掌握這場「知識史」演變進程的時間斷限，而這期 間知識轉變的態勢便是歐氏書寫之重點。標題的後半段「歐洲與亞洲帝 國」，則顯示了本書的空間廣度。本書研究的是整個歐洲對亞洲的觀察 和陳述（頁 39），於此，或許會有人質疑，歐洲各國對於亞洲的看法定 會出現差異，不能一概而論。但作者指出，啟蒙時期的世界主義取向， 弭平了各國間的細微差異，各國的亞洲報導、評論也在短時間內被譯為 多種語言，傳布在歐洲各地。而在亞洲的部分，書中所展示的亞洲論述， 可以三種空間的層次來區分：國家、地方、洲際（頁 40）。讀者可以清 楚地看到，歐洲人對亞洲的認識有這三種空間上之差異，即存在於亞洲 內部的不同國家、民族，與西亞、東亞、中亞，以及於十八世紀時亦被 視為亞洲範圍內的埃及和鄂圖曼帝國中。 二、豐富的史料。歐氏使用的材料大致可分成兩種：旅行史料與當 時留下的二手研究文本。旅行材料包括旅行者的日記或遊記、官方探險 隊的紀錄、西方使節團的史料；二手研究則為伏爾泰、愛德華．吉朋等 人留下的亞洲研究。本書豐富多元的旅行史料，構築了整部書的血肉，
Act）頒布這段時期，概括為「漫長的十八世紀」（the long 18th century）的作法。請參 見 Frank O’Gorma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British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1688-1832 (London, New York: Arnold, 1997), pp. xi-xii. 以此時期為主題的研究，西方學 界已累積了豐碩成果，較新出版的書籍如：Hamish Scott and Brendan Simms, eds., Cultures of Power in Europe During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該書所收文章觸及「十八世紀」英國、法國和德國在 社會、宗教、思想與政治等層面，交織出三項主題：「代表性文化」（Representational Culture）、「公共領域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Public Sphere）、「革命」（Revolution）。 另有期刊如：《十八世紀研究》（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便是以「十八世紀」為 時間斷限，涵及英美在文學、神學、哲學、繪畫、音樂、建築等歷史議題。關於「十八 世紀」的研究實不可勝數，此處恕不詳舉。
這也代表了若要探詢跨國界的歷史，旅行史便是個不可忽視的切入點。7 另一方面，在第二部分的論述，作者充分運用當時學人的二手研究，彷 彿是替讀者上了堂十八世紀歐洲的亞洲知識史。本書綜合這兩類型的材 料，但卻不是一本旅行史、圖像史的論著，也不是一本編纂亞洲文獻的 百科全書。作者試圖描繪的是一幅包含旅行文字、圖像與學術論著三者 交織而成的「知識史」圖景。透過論述這段歐亞雙方衝擊的歷史，作者 細究其中歐洲∕我文化──亞洲∕他者的關係架構，整理歐亞各自的文 化身分及文化接觸過程裡的矛盾和誤解。8 三、研究取徑。歐氏處理的課題，是一個關於歐洲人「如何認識」 亞洲的問題，而其操作手法卻與 1990 年代後期的理論潮流大相逕庭。在 二十世紀末撰寫此書，歐氏不採當時深受後現代思潮影響的「論述分析」 模式。他觀察歐亞間的差異，卻不從「知識權力」的視角出發，反倒將 之視為一場「文化會話」，讓各種亞洲研究文本在本書內展開對話，而 不是揪出文本內屬於歐洲人主觀意識的幻想與傲慢。但這並不意謂本書 要忽略主觀意識。作者期望能跳脫文本解讀的陷阱，他從文本出發，觀 察其形成過程中主觀意識所扮演的角色。這些主觀意識形態的基調是啟 蒙運動的文明觀，此文明觀和歐洲人在亞洲的實際見聞交織成亞洲文 本，因而使歐洲人眼中的亞洲有著複雜多元的樣貌。而亞洲身上的萬種 風情，最終則形成雙方之間各式差異的標誌。本書後半部，歐氏找出歐
7 近年來關於旅行史的著作繁多，而其議題多環繞著旅行、再現、身分建構、文化衝突等 課題，如 John K. Walton, ed., Histories of Tourism: Representation, Identity and Conflict (Clevedon, Buffalo: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5);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廖炳惠，〈旅行、記憶和認同〉，《當代》第 175 期（2002， 臺北），頁 84-105；邱淑雯，〈觀光意象的建構〉，《歷史月刊》第 202 期（2004，臺 北），頁 117-123。 8 關於「他者」、「文化身分」和其「再現」的問題，可參見劉紀蕙編，《他者之域：文 化身分與再現策略》（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本書專注於文化文本裡被視覺化、 空間化的異文化，這些異國文化成為相對於閱讀文本者的「他者」。透過定義「他者」， 從而界定「我文化」的概念，在比較、定義的過程中，他者的文化身分彷彿是一面鏡子， 能反映出「我文化」的意象。
亞之間於各個議題上所表現的差異，並論證這些差異的積累，是如何形 塑這段知識結構的轉變史。 關於文化相遇的研究取徑問題，是本書的特出之處，評者希望在此 多所著墨。作者一反「東方主義」式地批評歐洲中心主義，也不迴避後 現代思潮大肆撻伐的「主觀意識」，反倒是仔細爬梳這些西方人的「意 識形態」。評者認為，此般研究取徑，對於後現代思潮對歷史學長久追 求客觀事實的夢想所帶來之衝擊，具有相當深刻的反省。1960 年代以 降，後現代主義對歷史書寫的挑戰，即直指「史家」與「歷史事實」的 穩定性。在受語言學影響下，後現代主義視文字為一種不穩定的載體， 容易遭使用者有意地操作。這樣一來，史家觀察以文字記載的史料，欲 發掘其中之客觀事實，卻未能重建真正的過去，而原本歷史事實應該呈 現的意義或價值，則淪為史學研究者參雜了自身主觀意識的加工物。於 是，在後現代主義的擾動下，探詢實然的「事實」與應然的「價值」， 遂變為無法真正尋得的事實，而價值則常遭研究者背後的權力、主觀意 識等因素干擾，進而被轉化或扭曲。換言之，後現代思潮突顯出的問題 是：如何才能如實地在歷史研究中同時呈現「事實」與「價值」？9 這其實牽涉了一個思想史方法論上的課題，即研究者該如何梳理思 想史研究的兩個層面：思想的特點（此屬於「事實」的層次）與價值。 據此，我們來看本書內容，就浮現了一個疑問：究竟該如何評估西方人 的東方論述，並且不讓這些評估干擾到作者對於這些東方論述的描寫？ 對於這個問題，評者以為，美國漢學家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對 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所提倡的方法：對於「描寫」與「評估」的區別， 很值得參考。「描寫」意指研究者須盡可能地認識研究對象，並透過文 字描述來說明其思想內涵。「評估」則是在研究者已充分理解對象的思
9 關於後現代主義對於歷史研究中「事實」和「價值」的影響，請參見黃俊傑、古偉瀛， 〈中國傳統史學與後現代主義的挑戰：以「事實」和「價值」的關係為中心〉，收入黃 俊傑編，《傳統中華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盪與調融（二）》（臺北：喜馬拉雅基金會， 2002），頁 81-116，特別是筆者此處參考的頁 94-102。
想特點、預設及內涵後（亦即作足描寫之工夫後），所作出關於思想價 值的評估。10 換言之，若將墨氏的方法運用在文化相遇議題之研究上，即應區別 在實然層面上「描寫」「他者」的特點，以及在應然層次上「評估」其 內涵價值。對此，誠如墨子刻所揭示的，有「休謨式」、「反休謨」、 「休謨後」三種對特點、價值看法的思考角度可供參照。「休謨式」 （Humean）係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的觀點，他主 張談一個思想的特點時，不能連同評估它的價值，因為思想的價值無法 由研究者「客觀」地估量與掌握。11「反休謨」（anti-Humean 或 pre- Humean）意即認為研究者可以「客觀」地得出思想的特點與價值，因而 在研究一個思想時，會將兩者的問題合併討論。「休謨後」（post-Humean） 則認為「休謨式」論點宣稱只談事實層面的思想特點而不談價值，但實 際上，研究者是無法避免作出「價值判斷」，因此「休謨後」的看法認 為研究者應該談思想的價值，12惟須儘量注意「描寫」與「評估」的區
10 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問題──一個休謨 後的看法〉，《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2 期（1986，臺北），頁 38-52。 11 持類似看法的學者如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他所提出「價值中立」的社會 學說，便是反對價值判斷影響研究者的科學研究。然而韋伯雖然強調研究者要保持事 實與價值的分離，但實際上他並不是排斥價值。對他來說，「價值不僅是選擇研究題 材的基本工具，同時也是獲得社會世界的有意義知識之必要者」，因此，雖然援用了 科學的研究程序，「但價值仍在社會研究之前、之中、之後，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喬治．雷瑟（George Ritzer）著，馬康莊、陳信木譯，《社會學理論》上冊（臺北： 巨流圖書有限公司，1995），頁 230-233。 12 墨子刻，〈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問題──一個休謨後的看法〉，《近代中 國史研究通訊》第 2 期，頁 41。墨子刻之所以將休謨作為論述的中心，應是出自於他認 為休謨是「現代西方認識論的大革命」中的代表人物。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上 的一些問題〉一文發表後，墨子刻於 2005 年出版《太平洋風雲》（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書中便有專節描寫「現代西方認識論大革命」（The Great Modern Western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的經過。由此認識論大革命所建立起的，是認為人類無法全 盤掌握實然與應然層次的客觀知識和真理，這是一種以悲觀主義為基調的認識論，西方 的懷疑主義（skepticism）、相對主義（relativism）皆源於此，而休謨的懷疑主義就是其
分。藉此，我們便能觀察西方世界生產東方論述的手法，對於「事實」 層面的思想特點，與該思想之「價值」的影響為何。 傳統的東方學者或東方研究機構，其所採用者，實都屬於「反休謨」 的作法。他們認識、想像、研究東方，所得出的論述卻皆結合了西方的 價值。這是研究者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將思想的特點與價值混為一談的 結果。透過這種結合分析及評估的方法，進而塑造出以西方為中心的東 方論述。而「休謨式」的觀點則可以薩依德為例，如薩氏在《東方主義》 裡審思西方話語霸權在東方研究中的陰影。自 1980 年代始，薩氏的論調 主導了大部分歐洲對非歐洲文化認知的研究，他們力求撇除西方學者加 諸在東方論述上的價值判斷，認為這些價值不當地影響了對於這些思想 論述的描繪工作。 然而，誠如歐氏書中對薩伊德式論述所提出的批評，他認為這樣的 模式在分析開始前，便已假設西方對異國文化的論述，必定參雜了主觀 的幻想與傲慢。也就是說，學者在描繪西方人的東方論述時，已決定了 這些論述的價值，即認為這些觀點是「西方中心主義」，是「帝國主義」、 「殖民主義」的，因而低估了對這些思想特點深描細寫的意義。既然一 切都是西方的想像、發明，那麼何須耗費時間在這些議題上？換言之， 薩伊德式的研究者已先否定了這些思想的價值，更進一步地否定它們的 特點（因為價值取決於特點，有怎樣的價值便有怎樣的特點）。他們試 圖分離事實與價值，但在研究過程中仍逃離不了自己的價值判斷，最後 得出一個結果：否定西方人對於認識亞洲所作的種種努力，也抹滅了此 議題的研究意義。探究歐洲與非歐洲的文化接觸，皆成為興味索然的討 論。 「休謨後」的觀點，評者以為可以用本書的研究方法來驗證。「休
中代表之一。Thomas A. Metzger, 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 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7-50. 關於休謨的哲學思想及其對主觀、客觀問題的想法，可參見李瑞全， 《休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謨後」的看法認為研究者應該談價值的問題，但必須把一個思想的分析、 描寫與評估分開。意即應描繪思想的特點，觀察其中的預設，接著再評 估思想的價值。從本書的寫作策略來看，通過大量多元的史料及當時學 人的二手研究，仔細地描繪出「十八世紀」時歐洲對亞洲帝國看法的特 點，最後以雙方的差異誌之。就此，亞洲身影的多重姿態在歐洲人看來， 是涵有蠻荒與文明、進步與墮落、專制統治與正義、國家的富裕與貧窮、 女性的權利與幸福、宗教的真理與謬誤等引發歐洲人反覆辯論的特性 （頁 37-38）。而作者也挖掘出歐洲之所以會形成這些思想特點，其背 後的預設便為 1680-1830 年啟蒙運動的文明觀。以此為基底，觀察歐、 亞文明體系接觸後，歐洲各種亞洲論述特點的樣貌，最後據此評估這些 差異為何會使一個文明化「理論」轉換為日後的文明化「使命」。本書 讓讀者能清楚看到如何描繪一個思想的特點、預設，並進而評估思想的 價值。在此，屬實然層面的「事實」與應然層面的「價值」，均得到作 者較妥善的處理。 自後現代思潮興起後，研究者逐漸對所謂「絕對客觀的事實」產生 疑問，並注意到文本內涵與作者主觀意識對價值判斷的干擾。在這浪頭 上，「東方與西方」此課題，又受到如傅科「知識與權力」、13薩依德 「東方主義」等觀念的影響，導致在研究上困於難以清楚區分「事實」 和「價值」，乃至放棄其中一方的窘境。而《亞洲去魔化》一書於二十 世紀末出版，其在研究取徑上的突破，可謂替此困境打開了一片新的天 地。 上述是對於作者研究取向的思考與延伸討論。關於本書，評者另有 三點想法在此一併提出。首先是翻譯的問題。由於本書是翻譯作品，因 此在評論時應兼顧譯文的狀況。評者認為本書之翻譯有一個最顯著的缺 失，那便是將 “Entzauberung” 譯作「去魔化」。“Entzauberung” 一詞其 實是英文 “disenchantment” 之意，中文一般譯作「除魅化」，意謂「去
13 關於傅科與後現代主義的關聯，參見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 （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0），頁 101-110。
除神秘性」，是韋伯筆下現代化、世俗化社會的特性。本書作者作為一 位韋伯式學者，顯然是在討論亞洲被歐洲人「除魅」的歷史過程。由此 可見，作者認為這個歷史進程背後的思想預設，是歐洲走向文明的標誌： 啟蒙運動。而書中描繪亞洲論述的特點、歐亞的種種差異，實也暗喻著 歐氏心裡韋伯式的問題。譯者沒有將 “Entzauberung” 準確地翻譯出來， 致使讀者無法意會隱藏在字裡行間的韋伯身影。 第二，本書向讀者揭示了十八世紀歐洲的亞洲知識地圖。書中的材 料大多為經驗性、實證性的旅行紀錄與歐洲學人論著。這應是受作者「除 魅化」的預設影響，致使本書較少運用文學作品等蘊含濃厚想像空間的 史料。歐氏的預設影響了他在撿取材料的目光。對此，薩依德的作法則 全然不同。從《東方主義》到《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他皆運用大量的小說、詩歌作為分析對象，汲取其中對東方的 「想像」，成為「東方主義」的基本論點，接著才推論出西方的東方研 究機構及政治層面的「東方主義」。兩人的著作皆是描述西方人關於東 方的「知識史」。但歐氏懷著「除魅」的觀點，以「啟蒙思潮」為其論 述標準；而薩氏則使用想像成分較高的史料，試圖破除西方人對東方的 「浪漫」與「懷想」，導致兩部書構築的知識史，有著不同的圖景。就 此而言，若本書能參考當時的文學史料，深究這些西方人的「想像」與 其實證研究之間的關係，想必又會是一個有趣的課題。 第三，本書可謂盡括了十八世紀歐洲認識亞洲的方式與內容，但評 者 以 為 其 中 還 有 些 可 討 論 的 空 間 。 那 便 是 ： 「 文 化 轉 譯 」 （ cultural translation）在歐亞之間所扮演的角色為何？14鑽研此課題多年的劉禾 （Lydia H. Liu）於 2004 年出版的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s of
14 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於其所編《歐洲近代早期的文化轉譯》一書中，說 明各種語言承載的文明，如何藉由翻譯在不同文化網絡和社會結構中交涉互動。在交流 的過程裡，文化的力量與社會結構的制約，兩者的交織互動致使文化轉譯之發生。Peter Burke and R. Po-Chia Hsia（夏伯嘉）, eds.,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一書中，探討十九世紀中、英文明體系的 碰撞。劉氏採取的手法，是以歐氏反對的「論述分析」為基礎，只是她 走得更深入。劉禾從「語言的接觸」出發，在十九世紀中國對外交涉的 文件、條約與翻譯的法條內，尋找雙方語詞上的爭論，且由此論辯推敲 出西方各國為確保身為殖民者的主權（sovereignty），而替中國「發明」 另一套語彙，這也成為當今西方認識中國的基礎語境。15 兩本著作相比，評者認為，雖然劉禾與歐斯特哈默在方法上大相逕 庭，但兩人都從「文本形成」的過程入手，歐氏著重於歐洲人主觀意識 的影響，劉氏注意的是雙方在語言層面的論爭。再者，《亞洲去魔化》 一書裡的亞洲，是以一個被認知的形象躍上舞臺，作者呈現較多的是一 個「被動」的亞洲，即使第六、七章談到歐亞學人的互助，但也多是以 啟蒙標準為準則。劉禾則較不偏重某方，而是均衡地鋪排中國和西方各 國互動的歷史。兩相比較，顯見歐氏對於亞洲一方的著墨較少。評者以 為，若能將「文化轉譯」的層面放到本書中，並回頭審視那些亞洲論述 生產的過程，也許會激盪出不同看法。 總的來說，《亞洲去魔化》特出之處在於，一反晚近後現代主義筆 調，盡力呈現歐亞交會時歐洲知識系統的變動與態度之轉換──從驚奇 到揭秘，進而產生矛盾，最終使歐洲從亞洲的優勢中解放出來。清晰呈 現這段知識形成史，是《亞洲去魔化》最為重要的貢獻。誠如本文開頭 所述，本書出版於 1998 年，在當時的學術環境下，其特殊性自不在話下。 而中文世界直至二十一世紀方得閱讀此書。雖然，從現下風行的「全球 史」（Global History）來看，它已算是一本舊書，歐氏欲對抗的觀念也
15 Lydia H. Liu（劉禾）,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此書已有幾篇精彩的書評，可參見 Arif Dirlik, “Clash of Empires / Clashes of Interpretations: A Review Essay,” 《中國文哲研究集 刊》第 30 期（2007，臺北），頁 355-363。該書中譯本於 2009 年出版：劉禾著，楊立 華等譯，《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三聯書 店，2009）。
似已過時，但他所展演的這一套「史家的技藝」，仍值得今日想從事文 化交流的研究者細細品嘗。 誠然，從《東方主義》到《亞洲去魔化》再至「全球史」，西方學 界已從各種不同角度，嘗試反省並重新書寫這段文明交流史，反觀東方 學界，卻是靜悄悄的一片。何時才能出現一本以「亞洲」或「東方」角 度出發的歐亞文化交流史？16讓我們一起殷切期盼！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與劉慧老師提供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特此 致謝。 （責任編輯：劉昱妤 校對：蘇聖雄 蘇婉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