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認同對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間的調節作用

(1)

·477 . 國立畫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育心理學報. 20 II .的卷. 2 期. 477-498 頁

道德認同對軍事社會化

與道德疏離間的調節作用

余一鳴

國防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顏志龍

國防大學

心理學研究所

本研究以 Bandura(1986) 道德疏離的研究典範，探討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之影響，以及道德認同對此關係之調節效果。以問卷調查 198 位軍校學生(男性占 9 1. 8%)' 使用的工具包含「軍事社會化 j' r 道德疏離」及「道德認同」等量表。以階層迴歸分析道德認同對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的調節效果，結果顯示軍事社會化程度對於道德疏離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影響程度受原生社會的道德認同調節。對道德認同低的軍校生，軍事社會化會影響道德疏離;對道德認同高者，軍事社會化並不會造成道德疏離 a 根據本研究成果，道德疏離並不完全是一種不道德的認知或反社會道德的錯誤認同，它也受到特殊的職業規範要求所形塑。未來可再進行不同情境或道德判斷之研究，持續深化本議題。關鍵詞:軍事社會化、道儷兢離、道德認同戰爭的暴力特質，使得軍隊必須藉由集體行為達到戰爭勝利的目的。因應工作環境與指揮管制的需要，軍隊必須維持單一的最高指揮體系，層層節制，由上而下的命令傳達，主日身之使臂，使軍隊如此龐大繁雜的祖織，能在一個號令之下，齊一步伐，發揮整體力量完成任務。因此，

Volker

(2000)認為軍隊為求取命令貫徹，特別重視階級區別，強化階層領導效能與階級服從，強制性地服從上級的命令，這些特質使得軍隊衍生出集權化、官僚化的特質，忽視人性的基本需求。由於戰爭的暴力特質與職業特性，孕育不同於民間的組織文化與價值。此種軍隊獨有的階級服從價值觀，尤其見於培育軍官的軍事院校中;由於軍校學生一律住校接受集體的生活管理，生活管理由高年級負責，低年級必須服從高年級的管理，管理範圍包含個人隱私。這些歷程是為了讓軍官適應戰爭及戰場的需求，同時也間接地去學習一套背離世俗道德的價值觀(Hart峙， 1989)

,

例如，殺害與自己毫不相干的敵人、為求勝利不擇手段等等。這使得軍校成為觀察環境對個體道德影響的一個特殊場域。當甫入軍校的新生，帶著原生自一般社會文化的道德觀(亦即原生的道 .本研究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案計畫 (NSC98-241O-H-606-008)補助，特此感謝。本篇論文通訊方式:余-鳴， yuimingtw@yahoo.com.tw 。

(2)

報

德認同)進入軍中時，與軍隊講求服從、任務與目標至上的道德觀產生衝突，但經過長期「軍事

社會化 J

(military socialization)

，再加上軍事組織形成「順服侵略J

(obedient aggression; Milgram

,

1974)

，企圖讓組織成員認同軍隊的道德規範，合理化自己的不道德行為，經此「道德疏離J

(moral

disengagement) 認同軍隊規範。然而，道德發展歷程的研究，除了Kohlberg (1984) 運用 Piaget 的認知發展於道德研究，及

Moshman

(2005) 延續 Erikson (1950) 自我認同的研究外，以道德認同或疏離為主題的歷程研究並不多見，多數的研究焦點集中於道德判斷的內在心理歷程，如 Rest (1983) 及 Blasi (1995) 的道德心理發展模型。關於道德認同發展的研究，目前有 Colby 與 Damon (1995) 的道德自我解釋理論，但該理論並沒有說明次丈化的道德、認同與原始道德認同不一致時，個人如何建構自我的道德認同，當自律與他律發生矛盾時個人如何自處?隨社會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社會文化與次文化間的道德認同與疏離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因此，有必要藉由軍事社會化的研究，瞭解軍隊道德疏離產生的心理歷程，也有助於瞭解道德、認同與疏離，在軍事社會化架構下的交互關係，並彌補理論之不足，協助建構更為續密的道德疏離理論。事實上，軍隊要求部屬克服戰場恐懼與道德壓力，有其心理上的必要。 Taylor 與 Baker

( 2007 )

研究發現在戰場上道德衝突與自責，導致日後生活適應困難，甚至發生「創傷後壓力徵棋群」

(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因此，某種程度的「道德疏離」對軍人而言，似乎是必

要之惠。軍隊必須藉由道德疏離克服戰場上的道德衝突與恐懼。關於道德認同與疏離間的心理轉折，目前仍處於萌芽階段，並沒有學者進行相關的研究，形成理論上的缺憾，值得投入研究，以建構更完整的理論。本研究基於這樣的脈路下，希望整合道德認同與疏離兩種研究領域，使我們得以藉此窺見自我道德認同與社會道德認同衝突時，軍隊如何經由軍事社會化的過程，合理化相互間的矛盾。當個體經由軍事社會化管導致道德疏離，原生社會的道德認同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具體而言，本研究主要有兩個目的。(一)隨著軍事社會化的過程，是否提升了個體道德疏離的可能性;(二) 原生社會的道德認同是否可能減低軍事社會化所導致的道德疏離。學理 'L' 育教

·478·

文獻探討

本文探討社會道德認同與自我道德認同一致性的問題，主要以道德認同與道德疏離兩個概念加以分析，這兩個概念也是研究的主要變項。以下就針對上述概念及其相互間之關係及軍事社會化扮演的角色進行說明。「道德認同」與「道德疏離」以往道德心理學的研究當中，道德認同與道德疏離分屬於各自不同的研究領域，以下說明道德認同與疏離的關係'並置重心於道德疏離理論的探討。 11ji--za 揖咀鈕， (一)道德認同與疏離在探討「道德認同J

(moral

identity) 與疏離間的關係之前，有必要界定道德認同與疏離的涵義。 Erikson (1950) 認為認同是個人對自己的本質、信仰與一生價值取向一致且圓滿的意識，強調個體人格發展中的成熟狀態。它是一種心理過程，也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經由自我感知、自

(3)

道德認同對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作用 _·479· 我概念及自我敘事等道德語、知形成的認同，使過去、現在和未來有一個連續感。因此Erikson 後來補充表示自我認同包含自我、社會期待、以往經驗、現實環境及未來希望等方面的統合(

Erikson

,

1968)

0 Reed 與 Aquino (2003) 認為，道德認同是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間的一致程度。使得人們去認知「人是什麼? J 、「人應該是什麼樣子? J 、「一個人該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J 、「他想成為什麼樣子 J (Tes妞， 1997) 。當自我道德認同與社會道德認同調合的愈好，個人道德行為就能表現的愈符合社會規範。具體而言，每個人心目中都會設想成為具有什麼樣品性的人，並依照這個期望去調整行為，同時也需要配合社會的規範，即道德認同。但在道德認同的理論及研究中並沒有說明個人與社會道德認同衝突的問題;當個人以舊的道德認同面對新的丈化價值，自我、社會期待、以往經驗、現實環境及未來希望如何統合?個人於此環境中如何自處?個人的認同如何轉換或調整? 與道德認同相反的概念是「道德疏離 J0

Fiske

(2004) 指出，道德疏離是指一個人在特殊的情境下，自我認知過程無法運用倫理標準'對不道德行為失去自責能力的脫道德反應。一般而言，每個人時刻均受道德認同所約束，但一些特殊狀況或情境下，使得原有的道德認同失去約制力，當一個人自身的道德束縛不存在時，原有的道德規範就不再對行動產生影響力，當暴力行為不必受內心的譴責或外在的處份，使得暴力或犯罪行為發生機率提升，即為道德疏離 (Bandura，

1986;

Bandura

,

Adams

,

&

Beyer

,

1977)

0 Bandura 從社會互動的觀點指出，個人會依據行為與外在反應進

行「自我評價 jSelιevaluation )，同時依據外在的主客觀環境進行行為的「自我調節 j

self-regulatory;

Bandura et a\.

,

1977)

，當個人面臨道德事件，即啟動(

motivate)

r 道德機制J

(moral

agency) 加以

應對，以符合社會期待與道德認同，但有些狀況卻會阻礙道德機制的啟動。例如:考試作弊時，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為:大家都帶小抄作弊，我只有偷看別人一眼，比起那些人的行為，我的行為並沒什麼大不了的。忽視行為道德意涵的結果，使得個人僅採用一般(社會性、政治性或創造性等非道德)認同加以應對。由於道德機制並未被啟動，所以個人僅以一般性的價值對應，或以其他合理化的理由面對不道德行為，使得個人行為不受道德認同絢制，而出現不道德行為。Bandqra

(

1986) 將這種面對道德事件，卻無法有效進行道德判斷或合理化不道德行為之現象，稱為道德疏離。簡言之，一敵人面對道德、事件之所以出現道德行為，是由於道德機制啟動的結果，如果道德機制未被啟動，或是啟動道德疏離機制，道德認同的約束力自然就不存在，而出現脫道德的行為。道德認同與疏離兩個看似不同的理論，傳統上分屬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前者強調促進道德行為的心理反應，後者著重不道德行為的心理轉折，兩者均為內在的道德心理機制，近來卻有整

合的趨勢(如 Aquino，

Reed

,

Thau

,

&

Freeman

,

2007; Bandura

,

Caprara

,

Barbaranelli

,

Pastorelli

,

&

Regalia

,

2001

)。就丈化心理學的觀點 (Shweder ，

1991)

，道德認同與疏離是個相對的概念。例如，軍人保家衛國執干戈衛社哩，對軍隊而言是被接受及認同的道德。但就一般的社會的價值而言，以暴力甚至殺害別人來維護個人或團體的利益，是背離世俗道德為社會所不容，使執行者產生道德疏離。換言之，傳統道德疏離與認同割離的研究現象，實受不同丈化價值所影響，形成相對的理論概念。當暴力行為出現於戰場的軍事人員身上，該行為即成為英勇的象徵。因此，道德認同與疏離，應當是社會文化與次丈化，影響道德內涵轉變的動態歷程。本研究即希望藉此瞭解道德認同如何產生道德疏離?尤其在軍事教育中，軍校學生帶著來自於原生家庭、社會的道德觀進入了軍隊;軍隊藉由軍事社會化的歷程，教育軍校生一套不同於(甚或是對立於)原生道德的價值標準。在這樣的過程中，個體的道德認同、軍事社會化、和道德疏離，三者之間有什麼樣的交互關係?此即為本研究所探討之主題。

(4)

·480· 教育

_，心

理學報

(二)道德疏離機制

Bandura ( 1986

,

1999

,

2002) 及 Bandura 等人( 1977) 認為有很多心理過程與外在情境會影響

道德的控制力。他提出八種道德疏離機制(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這八種心理機制

分別於三種不同的行為階段出現 (Bandura，

1990)

.組合成四種策略，這些是影響道德疏離的主要

心理機制(如圖 1 )。概述如後:

第一種「道德的辯解J

(moral justification;

MJ)係針對行為本身，運用「道德辯解」、「優勢比

較 J

(Advantageous

Comparison) 及「丈過飾非J

(Euphemistic

Labeling) 等合理化策略，是在行為

尚未出現有害結果時，合理化自己行為的心理機制。所謂「道德的辯解」是指該受譴責的行為經過重新解釋成為很榮耀的事情，例如非法拷打犯人，目的是為了獲得足以保護國民的情報(

Bartone

,

2008)

0 r 丈過飾非」則是借助冠冕堂皇的說詞，這種掩蓋表述的形式，把有害行為說成有利行為

(Gambino

,

1973)' 或是賦予行為高尚的地位，提供暴行便於行使的空間，減輕個人的道德負措

(Lutz

,

198 7)。另外一種則是將自己的行為與更凶殘的行為比較，使它顯得微不足道，例如:越戰及美伊戰爭是為了及制止共產主義和海珊的暴行 (Brownl間， 2004) ，稱之為「優勢比較」。第二種「忽視後果 J

(Minimizing Consequences;

MC) 焦點在於行動，也就是當行為出現有害後果，以「忽視或扭曲後果 J

(Disregard or Distortion of

Consequences) 的策略面對。 Tilker

( 1970 )

指出大量遠程發射的精確武器，使行為人遠離他們所造成的不幸，感受不到行為後果，如果感受

不到別人的痛苦或造成的危書，道德的約束力量也會變得薄弱。

第三種「卸責 J

(Non-Responstility;

NR) 策略運用在行為產生有害後果，行為者以「責任推託」

( Displacement of Responsibility

)及「責任分散 J

(Diffusing of

Responsibility) 的方式面對外在的

批評與內心的譴責。Kelman

( 1973

)認為當分工愈精細，對於工作結果的專注力將會轉移到局部

的工作細節上，而忽視集體行為所造成的危害，使得這些行為在集體行為外衣的保護下，更具破

壞性。如越戰期間的「美萊村大屠殺 J

(My Lai massacre)

.美軍將責任推說為軍人服從命令，下

級無條件服從上級命令，這種推託心理最終導致大屠殺的殘暴結果。前者稱為「責任分散J '後者. 為「責任推託」。

第四種「去人性化J

(Dehumanization;

DH) 焦點在於行動的受害者，行為人將責任歸諸於受

害者，以「非人性化」及「譴責歸因J

(Attribution of

Blame) 的方式面對。「非人性化」是指當不把被害者視為人，就沒有道德上的束縛.

Levi (

1989) 在訪談納粹集中營時，指揮官解釋之所以會用殘暴的方式對待猶太人，是因為他們不是人是物品，不需要以人的方式對待，將受害者送入毒氣室，則是為了減少掩埋的負擔。男外一種方式則是將責任推到受害者身上. r 都是對方先... ，我才會 J

,

r 要不是他... ，我也不會... J '受書者是咎由自取，因此犯罪行為情有可原。

在以往的研究當中(

Caprara

&

Cervone

,

2000; Caprara

,

Mazzotti

,

&

Prezza

,

1990)

.強調道德疏

離的預測性，當道德疏離出現，不道德或暴力行為出現的機率就會相對提升，但是為什麼會產生

道德疏離，個人行為為何出現忽視結果、責任推託道德疏離策略?根據Bandura

( 1986

)的觀察及過去在軍事的相關研究中(如 Guy，

Danny

,

&

George

,

2006; McAlister

,

2000; McAlister

,

Bandura

,

&

Ow凹，

2006; Kay

,

2000)

.發現了道德疏離與戰爭的關聯。Taguba (2004) 調查渡灣戰爭期間的虐

俘事件，他發現虐俘當事人並不覺得他們的行為連反道德，他們會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是為國家安全;因此，虐待俘虜的行為受道德疏離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內心並不會感到內疚。McAlister 等人

(2006

)針對九→-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美國民眾及軍事人員對報復性軍事行動的看法。他以

問卷調查的方式發現道德疏離會增加民泉選擇高強度的報復行動，同時也會減低美軍人員在伊拉克執行軍事行動的負面情緒。顯然，軍事組織為減輕任務執行過程中的負面情緒，強化部屬遂行

(5)

道德認同對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作用

·481

.

任務的意願，軍隊必須藉由各種可能管道，合理化軍事行動，提升官兵執行任務的意願 (Beu

&

Buckley

,

2004; Kelman

&

Hamilton

,

1989) 。而其中一個改變個體道德信念的方法，即是軍事社會化。

道德辯解、優勢比較及文過飾非忽視或扭曲後果

_非人性化

譴責歸因應受指責的行為

•

有害的後果抄受害者 BEE

.

-.

.

•74 •••

.

'，。責任推託及責任分散圖 l 不同行為階段的道植臨陣策略 (Bandura，

1986)

二、軍事社會化與道種疏離 Lizotte 與 Bordua

( 1980

)認為軍事社會化是服役期間的生活經驗，是軍事組織為形塑組織發

展需要的軍事文化與成員，實施一系列有形與無形價值形盟的過程 (Levy

&

Sasson-levy

,

2008)

,

使受化者接受軍人「角色規範 J' 體會軍人的「角色期待 J' 並使之內化為自覺的行為模式 (Volker，

2000)

，從而順利地實現軍人的「角色取得J

(role

taking) 及得到全面的發展過程(B訂嶺，

Lee

,

Hofmann-

Towfi帥，

&

Soutar

,

2009

)。因此，軍事社會化是軍事組織透過各種管道，培養符合需求的組織成員，而成員亦經由組織認可的方式滿足社會需要與個人價值。

軍隊需要藉由道德疏離形盟特殊的道德價值。 Beu 和 Buckley (2004) 表示為了使軍隊絕對服從上級命令，適應戰場生活達成軍事任務，軍隊必須重塑新進人員的道德價值，使之符合職業需

求與戰場需要。 Huntington

( 1957

)認為這種有別於其他職業的「軍人心智 J

(military mind)

，具

有紀律、嚴格、忍耐力、直覺，但不具彈性的特性。軍隊由於戰場的特質與職業的需要，發展出強調英雄主義、團隊榮譽、目標至上的社會化內涵，有別於-般社會價值，並發展成以暴力管理

為主的價值內涵，使得軍隊對於暴力行為的認知有別於一般社會。Dutton 、 Boyanowsky 與 Bond

(2005

)認為軍隊將暴力行為解釋為英雄主義，並自認為有膽識的人才做的出來。這樣的職業特

性與價值，使得職業軍人面對後冷戰時期非暴力行為的「維和任務J

(peace keeping

operations) 興

趣缺缺 (Franke，

Crown

,

&

Spake

,

1997) 。不僅如此，軍事組織的特質更具跨丈化的特性，不管任何國家的軍事組織，都具有類似的職業特質(

Barry

,

James

, &

WaIT凹，

1985)

，可見軍事社會化對軍人價值與道德影響既深且廣。

(6)

·482·

教育心理學報

除了職業的特性使然外，工作環境的惡劣，影響正常的心智判斷，也是男一個導致軍隊具有

暴力傾向的社會化因素。Alcaras

(

1995) 與 Mawson (1987)認為在戰場的高度壓力下，使人的知

覺、智力及道德感大為降低。這種短暫的失去理智行為即造成暴力事件發生的重要因素。這種有形無形的社會化管道，都直接與間接的促使軍人暴力行為的產生。

Osofsky 、 Bandura 與 Zimbardo (2005) 在上述的基礎從事執法者的研究，他針對死刑之執法

者進行訪談後發現，執行創子手常需要外在團體及環境的支持，以化解個人因執行公務產生的內心譴責，他研究發現雖然執行死刑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但卻難以逃避道德自賣，必須有外在的環境激發內心道德疏離機制，才能化解執行死刑任務上的道德束縛與良心的不安。同樣的情形也出現於戰場上，

Baarda

(2007) 研究戰爭與道德問題，對英阿富克蘭戰役中的士兵訪談時發現，士兵於戰場很可能基於道德與情感因素，造成戰場上失能無法遂行任務。為改善此現象，軍隊須藉由軍事社會化強化士兵的戰場，心理強度，克服戰鬥行為引發的道德束縛。Levy 與 Sasson-levy(

2008 )

研究以色列軍事社會化現象，他發現伊色列為了使軍人能夠於戰場上為國效力。戰場上的暴力行為，會被塑造為英勇的舉動，甚至於認為是「好公民」的表現。而士兵也都以能夠於戰場上鬥勇殺敵為榮。由此可見，道德疏離並非是一種暫時性的脫道德現象，它也可以是再社會化的有效工具，在以往的概念當中，道德疏離是一種背離於社會價值的反社會行為，不容於社會道德，然而有時基於特殊職業需求，卻必須藉由道德疏離形塑新的道德價值。三、道種認同的調節致果如果軍事社會化會導致個體的道德疏離，那麼有沒有什麼變項會緩衝這個傾向? Reed 和

Aquino

(2003) 的研究指出道德認同與道德疏離有密切負相關，而且，道德、認同受環境影響，當認同的內容與環境所接受的道德價值相近，有助於提升道德行為出現的機率;反之，則會減低道

德行為出現的機率 (Aquino，

Freeman

,

Reed

Ii, Li

m

,

&

Fe!阱， 2009 )。因此，研究者認為軍人原生的

道德認同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調節變項(

moderator)

0 Detert 、 Trevino 與 Sweitzer (2008) 的研究直

接說明道德疏離與不道德決策的關係'可能受到了道德認同的調節。承前所述，當道德疏離出現，行為者藉由各種不同的疏離機制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忽視行為道德層面的問題，或以非道德性的角度進行思考，但當道德性的認同愈強，就愈能將自我調節焦點集中在道德範疇上，減低道德疏離的出現機率。因此，原生社會的道德認同高低，可能是調節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影響的重要因素。

過去實徵研究顯示(

Aquino et a

I.,

2007; Detert et

祉， 2008) :道德疏離與道德認同呈現負相閥，

當道德認同愈高，道德機制就較容易被啟動，對個人的約束力就愈強;反之就愈弱，當個人受原來的道德認同約束愈弱，道德疏離可能出現的機率也就相對愈高。Aquino 等人( 2007) 對美國大學生進行道德疏離的實驗操弄，他先請受試者進行線上自我認同的測驗，三個月之後再請受試者觀看與九一一攻擊事件有關的照片，並進行道德疏離與判斷的測驗，其結果顯示道德疏離影響道德判斷，但受原生的道德認同影響。男一方面， Reed 與 Aquino (2003) 以道德認同為研究主軸，針對 137 位自願參與研究的大學生，以問卷的方式分析發現當兩個團體相互衝突時，道德認同程度愈高，愈能夠包容衝突對立的團體成員。 Detert 等人 (2008 )的道德疏離因果關係研究中，以 307 商學院與教育學院的大學畢業生為樣本，依據道德疏離理論設計六組不同的個別差異，發現道德認同在疏離發生的過程中扮演中介角色，學生的道德認同或同情心愈高，疏離的出現機率就愈

(7)

道德語、同對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作用 · 483 .

低。從以上的分析不難瞭解，道德認同引導道德行為，自我調節機制依據道德認同控制行為方向，促進道德行為，防杜暴力行為;這些研究也間接證明，道德認同與道德、疏離的負向相關，道德認同愈高，道德疏離出現的可能性愈低(

Reynolds

&

Ceranic

,

2007

)。

然而，以往道德認同與疏離的研究，忽略了兩者可能是個動態發展的過程，疏離是舊的道德認同轉向新的道德認同的過程(如 Aquino

&

Reed

,

2002) 。就 Bandura

( 1986

)社會互動的觀點而言，兩者應該是道德發展的動態歷程。軍隊藉由軍事社會化重盟新的道德、認同，使得原來被社會視為疏離的道德價值被軍事成員接受，形成另一種道德認同。由於部隊重塑的道德價值與原生價值對立，因此，在價值重盟的過程中，原生道德、認同愈強，新的道德價值重塑就愈困難。準此而論，道德認同可能是軍事社會化影響道德疏離過程中的調節變項。前曾述及，道德認同與疏離可能是社會道德認同與自我道德認同整合或衝突的結果?個體面臨不同組織或社會環境，總會帶著原生的道德認同進入新的文化環境與價值體系。隨著環境改變，個人自我道德認同，勢必隨著不同的社會道德認同進行調整。那麼原來的道德認同的強弱，即可能對道德疏離產生調節效果。因此，雖然軍事社會化有可能強化個體的道德疏離傾向，但是個體原本的道德認同卻可能減緩此種傾向。

Beu 與 Buckley (2004) 及 Hartle

( 1989

)強調軍隊的暴力特質，必須擁有不同於一般社會的道德價值，顯示軍隊必須藉由道德疏離機制，建構新的道德價值以取代原生社會的道德規範，那麼道德疏離就不僅是暫時性的脫道德現象，而是新道德價值取代舊道德的重要手段，使得暫時性的道德疏離現象成為永久，性的道德認同。當新的道德價值取代舊的規範，個人面對道德事件不會再以舊有的道德規範進行判斷，而是以新的道德價值進行判斷，此時的道德疏離無須再進行道德、事件的合理化，道德疏離形成新的道德認同。此外，一般道德心理學研究強調社會與自我道德的一致性研究，很少觸及社會與自我道德衝突的情形，藉由本研究可更進一步的瞭解新舊道德衝突，如何經由道德疏離機制加以轉化。根據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以下二個假設: HI: 軍事社會化有助於強化道德疏離。 H2: 道德認同調節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的影響;低道德認同者，其軍事社會化程度對道德疏離的效果，大於高道德認同者 o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由於研究對象為軍事單位，僅能採取方便抽樣，選取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及陸軍軍官學校，學生為標本，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問卷施測。總計發出 200 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 198 份。樣本組成資料，在性別方面:女性 16 人( 8.2%) 、男性 179 人 (9 1. 8%)' 就讀軍校方面:陸軍官校學生 99 人( 50.8%)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96 人 (49.2%)' 高中類型方面:一般高中畢業為 143 人 (73.7%) 、中正預校畢業 51 人(2 6.3%) ，軍自費生方面:軍費生 178 人 (94.2%) 、自費生 11 人 (5.8%) .年齡方面:年齡平均值 M=

19.83 .

SD

= 1.66 。

(8)

·484·

二、施測程序

教育心理學報由研究者親至各軍校進行施測，施測時間以學生自習課或上課結束前20 分鐘實施。施測前進行問卷填答說明，強調施測之目的純作學術研究之用，並保證匿名性，且由學生自由選擇是否參加施測。此外，告知為了感謝受試者的參與，在問卷填完之後會發予小禮品作為答謝，以提昇作答動機。受試者依序填答軍事社會化量表、道德疏離量表、道德認同量表及人口變項。

三、研究工具

在測量變項上，均為外丈量表。為確保翻譯無誤，研究者透過回覆翻譯的策略，先將英文題目翻譯成中丈，再由外籍英文教師翻回英文(

back translation)

，並透過討論，確定最後的翻譯版本。茲將本研究所採取的測量變項，簡介如后: (一)道德認同:

道德認同採用 Aquino 與 Reed (2002) 及 Aquino 等人 (2009 )編製的「道德認同量表J

(Moral

Identity Measure; MIM)

，共計 5 題，採用 Likert 五點量尺測量，由「不同意」、「部份不同意」、「無意見」、「部份同意」到「同意J '分別給予 1 、 2 、 3 、 4 、 5 分。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的道德認同

越高。 Aquino 與 Reed 在量表開始先請受試者閱讀一段有關關愛(caring)、同情心(compassionate)、公平( fair) 、友善 (friendly) 等道德特質，然後讓受試者想像自己或他人具有這樣的特質，以回答相關的問題。例題如:r 是否具有上述特質，對我而言不重要。」或「我強烈的期望具有上述特質。」該量表已於華人社會施測過，有不錯的信度(α 為 .84 、折半信度為 .78 ;萬增奎，

2009)

,

經由本研究內部一致性分析的結果，該量表 Cronbach'sα 值為.5 8' 由於第一題「我會因為具有上述特質而感到愉快。」不具區辦力，刪除後 α 值提升至 .82 。

(二)道德疏離:

修編 Grussendorf 、 McAlister 、 Sandstrom， Udd 與 Morrison (2002) 及 McAlister

(2

000 ,

2001)

編製的「和平測驗量表J

(Peace Test Scale; PTS)

，此量表原來在於探討道德疏離與武力解決恐d怖

份子之間的關係。由於該量表是以軍事情境所發展之道德疏離量表，較接近本研究對象(軍校生) 之特質，因此以該量表為主，修編其中的語句以適合研究對象。量表共計16 題，採用 Likert 六點量尺測量，由「非常不同意」、「部份不同意」、「部份同意」、「同意」到「非常同意J '分別給予 1 、 2 、 3 、 4 、 5 、 6 分。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愈具道德疏離之傾向。例題如:r 只要不傷害任何人，即使學長暗示我，以不正當方式遂行任務，我仍會去執行。」及「為了達成軍事任務，而損害部份人的權益，是可以被接受的。」經由本研究內部一致性分析的結果，量表Cronbach'sα值為 .74 。 (三)軍事社會化:

軍事社會化量表修編Chao 、 OLeary-Kelly 、 Wolf 、 Klein 和 Garnder (1994) 所編製的「組織社會化量表J

(Organization Socialization Scale; OSS)

，共計 34 題。原量表測量一般組織社會化程

度，研究者依軍隊特有的脈絡，將部份的措辭加以改編，而成為測量軍事社會化的量表。例題如

(9)

·485·

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部份不同意」、「部份同意」、「同意」到「非常同意J .分別給予 1 、 2 、 3 、 4 、 5 、 6 分。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軍事社會化之傾向越高。例題如:r 我對於軍事術語瞭若指掌。」或「軍隊的目標也是我個人的目標。」經由本研究內部一致性分析的結果，量表Cronbach's α 值為 .93 。 (四)控制費項: 本研究選擇軍校生之性別、軍校與高中類別(來自一般高中或中正預校)做為控制變項，因為過去文獻指出這些人口費項對軍事社會化與軍校生的道德疏離反應似乎有一定程度的關連性。根撮 Gilligan (1982) 的研究，男性與女性在道德思考層面上本有先天上的不同，導致男女在軍事

社會化的適應方式與道德認同上有所差異(Caprara，

Regalia

,

&

Bandura

,

2002; Dar

&

Kimhi

,

2004;

Franke et a

I.,

1997; Hancock

,

1991; Hoffman

,

1975; Howard et a

I.,

2007)。就軍校的頭型而言，陸軍官

校為典型之軍枝，以管理嚴格著稱，相較於政治作戰學院以培養心理輔導及丈宣軍官為主，雖同為軍事院校，但管理嚴格程度與丈化有顯著的不同，在軍事社會化的程度與軍事價值的認同上可

能有所不同。再次，就有無軍事經驗而言. r 中正預校 J

(Chung Cheng Armed Forces Preparatory

School) 為半軍事化的管理，招收國中畢業生，為培育軍官學校學生的預備學校，畢業後視成績及志願分發各軍官學校就讀，在校期間採團體式的管理，由各軍種軍官擔任管理幹部，雖不似正規軍校管理嚴格，相較於一般高中，仍有相當大的區別，這種半軍事化的管理，使得就讀該學校的學生有較豐富的團體生活及軍事經驗，因此在本研究中亦有必要加以控制。由於控制變項均為額別變項，因此，將性別、軍校及高中額型等費項重新編碼為虛擬變項(

dummy

variable) 再進入迴歸方程式中運算。

研究結果

研究者先對各測量工具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設定三個主要測量工真(道德認同、道德疏離

及軍事社會化)為單一因素時，其適配度(

Goodness of

Fit) 各項指標均未達標準(

Hu

&

Bentler

,

1999); SRMR

=

.041

,

RMSEA

=

.11

,

NNFI= 肘， CFI= 0.94 。這顯示此三個測量工其間具有良好的區

辦效度。

一、軍事社會化對道德說離的正向教果: 各變項間的描述統計、相關係數，如表 l 所示。表 1 當中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呈顯著正相關 (

r

=

.24 •

P

<

.001 )

.意謂軍事社會化愈高，則軍校生的道德疏離程度就越高。上述相關分析結果，初步支持了 HI

:

r 軍校的軍事社會化和軍校生的道德疏離有正相關」。軍事社會化與道德認同呈顯著正相關 (

r

=

.3

0 •

P

<

.001 )

.意謂軍事社會化程度愈深，則軍校生的道德認同程度就越高。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2 。由表 2 中可以看出，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有顯著預測效果 (β= 詣，

P

<

.001)

.亦即當軍事社會化的程度越強，則軍校生的道德疏離也越高，此結果和先前相關係數矩陣的初步結果是一致的;因此HI

:

r 軍事社會化和軍校生的道德疏離有正向關係」獲得了支持。

(10)

報學理 {J、育教

·486·

各鐘項之敏述統計值與相關係11矩陣表 1

5

4

姐盟盤盤

2 .19....

.3

3**

.13

撞述益註

M

SD

.06

-.01

.03

19.25

139.76 l

l

.

-.3

0**

.24**

-.16*

.21**

-.15*

.12

-.29**

.29**

3.01

9.13

17.12

58.12

ny

N

AU < 少 up

型型埔同離一*

項類類項

4月項認項疏一

ω

輝校別中賽事變待費德一〈

命軍性高置軍節道果道一

p

控

LZ3.

前

AK

調，

1 結

ι-H

二、道德認同之調節妓果由表 2 可看出，在道德認同對於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之關係的調節效果的驗證上，控制軍枝、性別及預校/一般高中，依序在迴歸模型中投入前置變項、調節變項及交互作用費項，結果發現:軍事社會化與道德認同之交互作用對於道德疏離有顯著的預測效果 (β =.16·p<.05) 。由此觀之，道德認同對於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之關係'真顯著的調節效果。

交互作用迴歸分析摘要表

表 2 道盈函矗

M2

Varialbe

tjAtriti--!414134111 』

.3

0**

-.14

-.16*

.195**

.022*

.28**

-.02*

M3

.15

.24**

.00

.15*

-.10

.173**

.057*

.26**

卸11 * 金， •• T 勻， AU 弓，勻， -AUtA

.115**

控制變項軍校類型性別高中類型前置變項軍事社會化道德認同交互作用項軍事社會化*道德認同

Total

R

2

R

2

6 DF

6

.5

8 .... P

<

.01 • *

P

<

.05

6.65

6 .3

0

(11)

道德認同對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作用 ·487· 為瞭解調節效果的型態，確定也是否得到支持，本研究進一步探討不同道德認同程度(高、中、低)的軍校生，其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之關係'依道德、認同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將軍校生的道德認同區分成三組:平均數以上半個標準差為「道德認同高分組」、平均數以下半個標準差為「道德認同低分組」、介於中間二者為「道德、認同中分組」。

費 3

交E作用車種迴歸比較

Post Hoc

道德認同高分組中分組低分組

**p

<

.01 ' *

p

<

.05

.030

.234

.225

.682

2.731

4.221 Total

R

2

.138

.284*

.275**

F

3 .4

53

4.754

5.875 l::,.

R

2

.004

.148*

.208**

l::,.

F

.394

7.456

17.821

進行交互作用迴歸分析的事後比較後發現，道德認同高分組的軍校生，軍事社會化可以解釋

其道德疏離程度僅 0.4%的變異量(

l::,.

R

2 =

.004)

，且未達顯著水準;道德認同中分組的軍校生，軍

事社會化可以解釋其道德疏離程度14.8%的變異量(

l::,.

R

2=

.148)

;道德認同低分組的軍校生，軍

事社會化可以解釋其道德疏離程度20.8%的變異量(

l::,.

R

2=

.208 )

，中低分組均達顯著水準。從表 3

中亦可發現，中低道德、認同對於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具調節效果，而高道德認同則未達顯著水準'不具調節效果。研究結果與預測方向相同，顯示道德、認同的確對於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有調節效果，當道德認同為高分組時，軍事社會化並不會對於道德疏離產生影響，只有道德認同為中、低程度的軍校生，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才.會產生效果， H2 得到支持。研究結果顯示，道德認同具有調節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的影響。低道德認同者，其軍事社會化程度對道德疏離的效果，大於高道德認同者。

'

...

.'

...

_...

-

-...--

--...-...-一-

--'‘唱 ~-f 一呵-道德疏離

60

50

40

30

20

16 X-1SD

X

+1 SD

軍事社會化

High

前 id

Low

圖 1 r 軍事社會化×道祖詔罔」之交 E作用

(12)

·488·

教育心理學報討論綜合而言，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一)軍事社會化會影響軍校生的道德疏離。(二)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的影響受原生社會的道德認同所調節，原生社會的道德認同愈高，個體即使接受軍事社會化，也不容易發生道德疏離的現象;反之，則愈容易發生。根據上述結果，研究者討論如下: 一、道德疏離是軍事社會化的重要手段: 以往軍隊的道德研究，大多以Kohlberg 的認知發展理論進行軍隊的道德研究(如Bandura，

2002)

，忽略軍隊「角色分殊」的道德特質(Hartle， 1989)' 難以解釋道德發展與軍事教育為何呈現負相關?為何軍事教育的時間愈長，道德發展程度愈低(呂維理、張鳳燕、楊天行、李志宏'2002 )。

事實上，軍隊的道德內涵不同於一般民泉(

Priest

&

Bridges

,

1984)

;軍隊必須藉由社會化的過程建

構士兵軍事倫理價值。軍隊在灌輸組織成員的專業技能與價值，使其適應戰場生活，完成軍事使

命的同時，也傳遞了一些有別於社會的道德價值，形成道德疏離(Bandura，

1986; Bandura

,

Barbaranelli

,

Capr帥，

&

Pastorelli

,

1996; McAlister et

此， 2006) .這些異於社會倫理的軍事價值，導

致軍事教育反而減低軍校生的道德認同。如果從軍事倫理的角度而言，軍事社會化灌輸犧牲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求取國家及民康的福利，殺害敵人以維護國家安全。因此，隨著軍事社會化程度愈強，道德疏離的程度也愈高。就實務上而言，本研究從軍事訓練的角度來說明道德疏離的功用。 Hartle

(

1989) 認為軍隊基於職業上的角色分殊，發展出特有的職業道德價值，這些道德價值雖然違背一般的社會道德價值，但在職業上有其必要性。各行業為強化組織成員的職業道德，必須藉由再社會化的管道重塑職業

道德。 Michael 、 Bandura 與 Philip (2005) 研究擔任槍決任務的執法者，為了克服執法後的良心譴

責，均需藉由人際的關懷與道德疏離的重塑機制，合理化自己的殺人行為，化解道德上的不安與東服。由此可見，道德疏離不見得是種負面的認知，它也可能是組織進行道德型塑的利器，尤其

在新道德規範與舊有的道德規範產生衝突，或行為合法但不符社會道德規範的情況下，必須採取道德疏離的手段，建構執法的合理性及揖除良知的束縛 (Beu

&

Buckley

,

2004)

，以利任務遂行。

本研究進一步經由軍事社會化證明，軍校藉由道德疏離，塑造戰場暴力行為的合理性，將戰場的

殺敵行為或犧牲少數人的利益成全大多數人，視為道德行為(

Walzer

,

2006

)。軍校教育過程中，為

強化暴力行為的合理性，往往藉由道德疏離機制，以強調英雄主義等方式，形塑團體至上、任務

為先的道德價值 (Franke，

1999; Franke et a

I.,

1997; Volker

,

2000) 。

二、社會道德轉換的動態歷程

根據腦神經醫學研究證明道德是與生俱來的本能(

Damasio

&

Sutherland

,

1996)

，即然道德是人類天賦本能，為什麼叉會出現不道德行為?隨著該議題的開展，使得不道德行為成為道德心理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發展方向。其中，Bandura提出道德疏離機制之理論，解釋人類暴力行為。他

(13)

·489·

認為在不同的社會認知與結構下(八種道德疏離機制)，促使個人脫離道德束縛，誘發暴力行為。

此種不道德行為研究，被廣泛的運用在犯罪與思，怖行動等暴力行為上(如McAlister，

2006; Howard

et

此，

2007; Kay

,

2000) 。而且可以有效預測不道德行為的出現(如 Hodgdon，

2009; McAlister

,

2008) 。上述道德疏離的研究，強調暴力行為受制於偏頗的道德認知 (Bandura，

1986)

，阻礙內在

良知對行為的控制或約束，產生暴力或犯罪行為。職是之故，道德疏離實際上就是指原生的道德認同與組織的道德認同矛盾所致，有別於傳統道德認同的理論，強調的自我道德認同與社會道德

認同的一致性(如Aquino

et a

I.,

2009; Beu & Buckley

,

2004; Stets

,

Carter

,

Harrod

,

Cerven

,

&

Abrutyn

,

2008) 。在傳統的道德研究中，將道德疏離視為負面的社會價值。因此， Reed 和 Aquino

(2003)

的研究中即將道德認同與疏離視為相互對立的概念。

事實上，從 Bandura

( 1986

)的發展觀點而言，道德認同與道德疏離是一種道德發展的動態過

程。隨著年齡增長生活環境的擴大，個人不斷適應及接納不同的社會價值或組織規範。 Colby 和

Damon ( 1995

)及 Davidson 和 Youniss

(1991

)認為道德認同，即為道德自我認同與道德社會認同的整合，整合的愈一致，道德行為出現的機率愈高。然而，Bandura 的道德疏離與Colby 等人的道德認同研究，卻分別鑽碳於不同的理論與研究領域。Colby 等人強調當道德自我認同與道德社會認同整合成道德認同後，有利於道德行為的出現。但他卻忽略社會環境及個人道德價值的轉變，個人仍然要不斷面對外在道德價值的挑戰與整合。若舊的道德規範與組織價值或新的道德價值相衝突，這時兩者之間的關係為何?尤其在道德認同與道德疏離研究分別獲得一定成果後，愈凸顯相互關係研究的重要性。而本研究即以Bandura 的道德疏離為研究典範，說明兩者間的關係'並證實該觀點的真實性。研究結果顯示假設二成立，亦即原生社會道德認同，具有調節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的效果。進行事後比較分析則顯示，只有在原生社會的道德認同低、中程度者，軍事社會化才會對道德疏離造成影響。此結果進一步支持道德疏離理論，必須同時考慮受化者原社會道德認同的高低的觀點。當原生社會的道德認同愈強，軍隊藉由社會化途徑所形成道德疏離的可能性就愈低。當道德認同愈高，道德疏離就愈不容易出現;反之，當道德認同低時，則個體就很容易接受軍事社會化過程中所賦予的道德疏離影響。換言之，當個人的道德認同愈低，就愈、容易責任推託、文過飾非、非人性化及責任分散等道德疏離，合理化自己的不道德行為，甚至認為自己的行為具有合理性與

正當性(

Bar & Ben-Ari

,

2005

)。

由此可見，道德疏離不僅是暫時性的脫道德現象，而且可能男一種有別於社會價值的道德認同，是舊有的道德認同轉軌至新的道德價值的重要手段，當道德疏離經由組織社會化的手段被接受後，新的道德價值取代舊有的道德規範，個人以新的道德價值面對道德事件，無須面對道德、東服與壓力。當新舊衝突時，為滿足新環境的需求會啟動道德疏離機制加以因應，但當新的社會價值經由社會化管道灌輸給新進成員後;此時，新的道德認同取代舊的道德認同，新的道德認同取代道德、疏離。換言之，原生社會中不管於任何情形下殺人，內心均受良知譴責，當個人從事這樣的行為必須啟動道德疏離加以因應。但經由軍事社會化灌輸軍事價值後，新的軍事道德取代舊有的原生道德。個人從事保家衛國的戰鬥任務於戰場上殺敵，即是英勇的道德表現(

Cook

,

2004

)。總體來說，本研究進一步從 Bandrua

(

1986) 道德發展的角度，深化道德疏離理論，探討認同與疏離間的關係，當原生社會的道德認同與軍隊的道德價值相互衝突，軍隊如何藉由道德疏離機制，建構暴力行為的合理性。道德疏離並不完全是一種不道德的認知，或反社會道德的錯誤認同，它也可以是特殊職業規範，道德價值重塑的重要工真。道德認同與疏離不一定是相互對立的概念，它也可以是社會價值轉變的互動歷程。本研究即藉由道德疏離的理論，討論社會認同與道德認同不一致的情形，道德疏離不僅是不道德行為合理化的功能，更是價值衝突過程中，建構新的道德

(14)

·490· 教育心理學報價值的重要手段。當原生社會的道德價值，不同於現存的道德價值，道德疏離即為組織價值重塑的利器。

三、其它研究發現

除前述主要研究發現外，本研究另有一些其它研究發現。表2 的 Ml 當中軍校及學校額型對道德疏離均有顯著的預測效果(β=

.27 '

P

<

.01

;β=

.17 '

P

<

.05 )

，但性別並不具預測效果。顯示就讀軍校及高中額型對於道德疏離有明顯的預測力:陸軍官校較政戰學校學生有較高的道德疏離，而中正預校畢業較一般高中畢業學生亦有較高的道德疏離。這表示在軍事化的環境愈久，強度愈高，道德疏離的程度愈巖重;由此可見，軍事環境的確是容易引發道德疏離的場域，此與過去研究者之主張相同 (Bandura，

1986)

，同時也呼應了本研究的假設一:軍事社會化程度，會影響道德疏離。然而性別在Ml 並無影響，即使在M3 做為控制變項時，雖連顯著的預測效果(β=

-.02'

p

<

.05)

，但影響力甚微，這可能由於女性在研究中所占比例過低(8.2%) ，使得性別在研究分析時，無法呈現出效果。由於過去研究顯示:性別在軍事社會化的適應方式上有所差異(Caprara

et

瓜，

2002; Dar & Kimhi

,

2004; Franke et a

I.,

1997; Hancock

,

1991; Hoffman

,

1975; Howard et

此， 2007) ，因

此不同性別的軍校學生，其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之影響是否有差異，是一個值得未來加以探討的主題。四、研究限制與建讀研究工具及方法之限制與建議:本研究的道德疏離與認同是以道德疏離與道德認同量表來操弄，此為一容易回答且作答時間較短的操作方法，但可能由於社會期許等因素影響研究效度。再者，本研究僅採圍內部份軍校為樣本，且樣本數僅198 份，因此研究成果不宜過度推論。此外，道德認同與疏離的轉換過程，是個複雜的心理歷程，未來建議以質性研究方式，選擇適當的個案進行訪談，以深入探究此類道德心理的轉折過程。實務上之研究建議:以往的研究強調自我道德認同與社會道德認同的一致程度(Davidson

&

Youniss

,

1991; Colby

&

Damon

,

1995) 。很少談到當社會道德與自我道德、不一致的情形，

Bandura

(

1986) 從社會認知的角度提出，當個人認知到行為結果可以自我滿足、獲得獎勵與自尊，自我

調節機制就會催促個人從事該行為，並且避免從事會帶來自責、處分、譴責或自我貶低的行為。但社會職業當中，卻有部份職業的工作內容與規範，雖然具合法性，卻連反社會道德;例如創子

手執行死刑，就必須藉由道德疏離來免除內心的譴責 (Michael

et

泣， 2005 )。尤其在戰場上執行暴

力行為的軍人，產生的道德壓力更是倍逾他人，根據統計，美軍在波灣戰爭中高達63.3%傷亡是受

「創傷後壓力症後群」哥|起(David，

Andrea

,

& Tony

,

2001

)。這種因「戰場壓力反應 J

(

combat stress

reaction) 引發的失能行為，與道德有密切之關連(

Berg et a

I.,

2006; Taylor & Baker

,

2007)

，因此，

可藉由道德疏離策略建構行為的合理，性，化解原生社會的道德認同與軍隊道德的衝突，建構戰場

暴力行為的合理性與行動的理由，減低戰場壓力與傷亡。實際上，道德疏離不僅存在於少數特殊行業，而是各行各業普遍的現象(

White

,

Bandura

,

& Bero

,

2009)

，而道德疏離策略亦可推展與其他

(15)

五、未來研究輯題

·491 .

依照 Bandura 的觀點及以往的研究結果(如 Aquino 與 Reed，

2002 )

，道德認同與道德疏離應該

呈現負相閥，道德疏離愈高則道德認同愈低。換言之，當軍事社會化強化了軍校生的道德疏離，理應同時減緩了軍校生的原生道德認同。然本研究卻發現軍事社會化不僅強化了軍校生道德、疏離，同時也提升道德認同 (r

=

.3

0 '

p

<

.01 )

，道德疏離和道德認同呈零相關 (r=-.l I ，即.).研究結果與以往的研究及 Bandura 的觀點矛盾。這可能是軍隊在面對社會高道德要求下，不僅藉由軍事社會化形塑軍事情境特有的道德疏離，也同時強化原生社會的道德認同。使得軍事社會化強化的道德疏離，僅運用於特定的軍事情境下，在一般情境下則恢復原生社會的認同進行道德判斷。軍事環境所形成的道德疏離，並未全面取代原有的道德認同，只是形成兩套相互獨立的價值系統，運用於不同的情境當中。導致軍事社會化同時強化個人在軍事情境下的道德疏離，與一般情境下的原生道德認同。因此，未來研究可針對軍事成員在面臨不同情境時，是否採取不同的道德系統作判斷進行研究。例如在軍事情境下，採取軍事道德、規範;在平時，情境下，則採取一般的社會規範的道德、認同加以應對?其次，軍隊成員是否長期受職業上的工具性導向，促使其採取不同的道德判斷策略，在戰時以效益論( utilitarianism) 噶倫理決策的基礎，而平時則以義務論(

deontology)

為抉擇的根據?這些都是值得未來加以探討的議題。此外，本研究之標本採便利取樣，且標本不大，未來採較大的標本，以異質性較高的樣本刊日海、空軍官校等軍事學院)進行研究，甚至可針對不同類型組織進行研究，進一步的瞭解道德疏離理論在其他職業之適用性。最後，性別在道德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義，本研究女性人數過低

(8.2%)

，這可能是導致性別未呈現相關的重要因素，未來研究可加入性別、宗教、學業成績、智力、社經地位及年紀等變項，以瞭解上述背景變項在道德、疏離中的作用。如此不但有助於瞭解軍人或其他職業是否在不同的情境下採取不同的道德、判斷基礎，更有助於整合道德心理學與道德哲學研究上的鴻溝，使道德研究有更進一步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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