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史記•大宛列傳》真實性的一些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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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史記•大宛列傳》真實性的

一些補證

陳健文

*

摘要

有關《史記‧大宛列傳》的真實性，歷來皆有爭議，如唐代司馬貞與清代崔適都曾疑其為偽作，而將此種質疑推向高峰的，則是荷蘭萊登大學的何四維（A. F. Hulsewé）教授。當然學界有更多的學者不同意此種看法，認為《史記‧大宛列傳》應是司馬遷之原作。本文即是在學界先前討論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發現的一些新證據，論證《史記‧大宛列傳》應出自太史公之筆。本文首先以《史記》中的習用詞「其明年」為例，說明從該詞的使用比例來看，〈大宛列傳〉與《史記》其他篇章一樣都頻繁地使用該詞，該傳應不是從《漢書》中重建出來的，因為在〈張騫、李廣利傳〉與〈西域傳〉中皆未出現「其明年」這個用詞。其次則呈現個人閱讀漢代西域史時所發現的幾個問題點：一是有關「西城」一詞的問題；二是烏孫故地問題；三是大月氏西遷過程的史事爭議問題。從這幾個問題點所呈現的文本關係考察，可證明《史記‧大宛列傳》應是司馬遷之原作，至於何四維所堅持的《漢書》重建說，就目前的證據而言，其論證尚難以成立。關鍵詞：史記、漢書、大宛列傳、西域、月氏、烏孫、塞種 *_{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本文承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獲益良多，謹申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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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關於《史記》與《漢書》二者間的關係，長久以來的一種既成概念是：《漢書》是一部以《史記》材料為基礎的作品，而且其中有相當多的部分是直接抄錄自《史記》原文，甚至幾達一字不漏的程度。譬如鄭樵就對班固的這種著述方法頗不以為然，他在《通志》總序中曾對此大加抨擊，說班固是「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盡竊遷書，不以為慚。」1不過由於《史記》在司馬遷成書之後並未立即刊布，加上書中多處對漢室有詆毀之嫌，因此該書一開始就沒有廣泛流傳。職是之故，後世每有學者對《史記》的真實性提出質疑，進而聲稱《史記》早已部分佚散，甚或全部亡失。持此種觀點者認為：今存的《史記》版本中，有不少章節實係偽作，不是後人之竄補，就是從《漢書》中擷出而重建的。本文討論的〈大宛列傳〉真實性問題，就是近幾十年來學界對《史記》真實性爭議的一個代表。學界先前已有多位學者對此種質疑提出駁斥，本文站在支持《史記•大宛列傳》真實性的立場，擬在前人的基礎上再進一步補充旁證，為此爭議提供個人的看法。

二、學界對《史記‧大宛列傳》真實性的質疑

《史記‧大宛列傳》是中國首篇對古代中亞有較明確認識的史料，在該傳中，司馬遷記錄了早期中亞地區的歷史、地理與民族分布，是研究古代中亞歷史的第一手史料。該傳不但在中國學界備受重視，在西方學界亦被視為研究公元前後中亞歷史所不可或缺的珍貴材料。不過自二十世紀初以來，該傳的真實性便不斷地遭到質疑。有不少學者認為：現存的《史記》卷一二三〈大宛列傳〉，其實是一篇後人從《漢書》卷六十一〈張騫、李廣利傳〉及卷九十六〈西域傳〉中所輯出後，再加以拼湊出的一篇偽作。而細究此種觀點的形成，必須從學界對《史記》真實性的懷疑談 1_{宋‧鄭樵，《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總序〉，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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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史記》成書之後，司馬遷並未立即公布，而只謄錄了二本，據《史記‧太史公自序》的說法，這二本的情況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師。」2直到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時，才將該書正式刊布。據《漢書‧司馬遷傳》云：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3 但是〈司馬遷傳〉中同時也提到《史記》一書「而十篇缺，有錄無書。」4而缺的是那十篇呢？裴駰在《史記‧太史公自序》末的注文中引張晏云：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成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5 與裴駰約略同時的范曄在其《後漢書‧班彪列傳》中亦云「十篇缺焉」。6 《史記》是否全書未竟而司馬遷即已物故呢？在《史記‧太史公自序》篇中，司馬遷曾詳述了五體的名稱，各體之目次敘錄、總篇數，以及全書總字數，可見《史記》在遷卒之前業已成 2_{漢•司馬遷，《史記》（臺北：宏業書局，1995，點校本），卷130，〈太史公自} 序〉，頁3320。陳直認為所謂名山者，即是藏之於家；而副本當存於漢廷天祿閣或石渠閣。參見氏著，〈漢晉人對《史記》的傳播及其評價〉，收錄於歷史研究編輯部編，《司馬遷與史記論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頁215。 3_{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點校本），卷62，〈司馬遷傳〉，} 頁2737。 4_{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點校本），卷62，〈司馬遷傳〉，} 頁2724。 5_{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頁3321。} 6_{劉宋‧范曄，《後漢書》（臺北：宏業書局，1984，點校本），卷40，〈班彪列} 傳〉，頁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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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7不過可堪注意者，在此「有錄無書」的十篇之中並不包括〈大宛列傳〉在內。在宋人呂祖謙所著的《大事記》中，他只承認〈武紀〉一篇是佚亡的，其他或在或略缺，後人所補其實有限。8到了清代中葉，梁玉繩在《史記志疑》中提出《史記》所缺僅有七篇，十篇實乃七篇之訛的說法，且在梁玉繩所疑佚失的七篇之中，也沒有〈大宛列傳〉。9對此問題，其實以〈日者列傳〉為例，其中不但有太史公曰，也有褚先生曰，足見原文已就，褚氏不過補足而已。但《史記》一書自成書之後，經輾轉抄襲，誤漏在所難免，再加上因犯忌的刪削，或有好事者故意增損，則《史記》在流通之後已非原貌是可以想見的。10 真正開始質疑〈大宛列傳〉真實性的，是唐代的大註釋家司馬貞。他在《史記索隱》中首先發出了這樣的疑問，其云：大宛列傳，宜在朝鮮之下，不合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11 7_{周虎林，《司馬遷與其史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166。但也有不} 同的意見，如梁啟超即認為直至太史公卒時，《史記》仍未成書，見氏著，《國學研讀法三種（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頁21。 8_{呂祖謙《大事記》卷10〈漢孝景皇帝元年〉云：「太史公百三十篇，有錄無書，漢} 書太史公傳亦如之，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記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惟武帝一篇亡耳。」收錄於《叢書集成新編》，第10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1985），頁319；另參見顧頡剛，〈現在的史記是司馬遷的原書嗎？〉，收錄於張高評編，《史記研究粹編》（二）（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1992），頁801-813。 9_{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277-280。} 10_{周虎林，《司馬遷與其史學》，頁167。又《史記》一書在漢章帝時，曾受到一次} 嚴重的刪削，《後漢書》云楊終曾「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見劉宋‧ 范曄，《後漢書》，卷48，〈楊終傳〉，頁1599。有關《史記》的殘缺補竄問題，可參閱張大可，〈史記殘缺與補竄考辨〉、〈關於史記補續與亡篇散論二題〉，均收於氏著，《史記研究》（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頁153-176、177-190；張新科，《史記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頁 172-180；趙生群，〈《史記》亡缺與補續考〉，收於氏著《史記文獻學叢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32-57；張大可、趙生群等著，《史記文獻與編纂學研究》（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頁108-136；張新科、俞樟華，《史記研究史及史記研究家》（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頁11-13、108-136。 11_{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6），頁1305；但百衲本的} 記述略有不同，其言「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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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理由似乎過於牽強，因為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所列舉出的順序原本如此，且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中也認為司馬遷其實並未刻意去編排列傳間的篇次，12況司馬貞本人也只是發出疑問，並未提出令人信服的理由。到了二十世紀初，清末大學者崔適再度對〈大宛列傳〉的真實性發出質疑。他在《史記探源》一書中提出了《史記》通篇皆偽者實有二十九篇的見解，而〈大宛列傳〉名列其中，其云：「此亦非褚先生補，後人直錄《漢書‧張騫、李廣利傳》也。……知非太史公作，《索隱》之名稍符其實矣。」13可惜崔適同司馬貞一樣，皆未對此提出具體的申論。未料此說一經復出之後，附和者一時競起，如梁啟超14、李奎耀15 都接受了這種假說。不僅如此，西方的一些著名漢學家如伯希和

（Paul Pelliot）、哈隆（Gustav Haloun）16也都贊同崔適的看法。

其實在《史》、《漢》的比較研究史上，自近代以降一直有學者認為：今本《史記》的內容有不少是重建自《漢書》，而《漢書》的部分內容或用詞，實際上比《史記》更為古老。17 不過從崔適到哈隆，學者們雖對〈大宛列傳〉的真實性抱持懷疑，卻沒有做過進一步的論證。真正將此種說法推向高峰的，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參《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記（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頁1143。 12_{趙翼云：「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即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為排比。} ……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參氏著，《廿二史劄記》（臺北：世界書局，1962），卷1，〈史記篇次〉，頁5。 13_{清‧崔適，《史記探源》（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18、220。} 14_{梁啟超，《國學研讀法三種（要籍解題及其讀法）》，頁8。} 15_{李奎耀，〈史記決疑〉，《清華學報》，4：1（1927.6），頁1175-1215。}

16_{上述二位學者的看法分別刊於 Paul Pelliot, “L'edition collective des oeures de Wang}

Kouo-wei,” T'oung Pao XXV1 (1929), p. 178. et note 1;Gustav Haloun, “Zur Ue-tsi-Frag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chaft, 91 (1937), pp. 243-318，讀者可自行參考。又二氏之說略可參余太山，〈《史記•大宛列傳》與《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西域傳》的關係〉，《學術集林》，（上海：上海遠東出版，1997），卷11，頁177的注5、注6。

17_{有關這種意見，可參見 David B. Honey, “The Han-shu, Manuscript Evidence, and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Shih-chi: The Case of the "Hsiung-nu lieh-chua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1 (1999), pp. 67-97. Martin Kern, “The"Biography of Sima Xiangru"and the Question of the Fu in Sima Qian’s Shij,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3:2 (2003), pp. 30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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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荷蘭萊登大學的何四維（A. F. Hulsewé）教授。他於 1973 年訪日時，先發表了〈《漢書》卷六十一與《史記》卷百二十三之間的

關係〉一文，18然後又於 1975 年在《通報》上發表了更為詳盡，

且近乎抽絲剝繭的力作〈《史記》卷百二十三之真實性〉；19其後，

在與劍橋大學魯惟一（M. A. N. Loewe）教授合著的《中國在中 亞——《漢書‧西域傳》譯注》（China in Central Asia）一書中，

三度論述了這種主張。20何四維在比較了《史記‧大宛列傳》和《漢書‧張騫、李廣利傳》之後發現：（一）〈大宛列傳〉包含了一些〈張騫、李廣利傳〉所沒有的字句，而他認為： 1. 其中有些字句與《漢書》其他章節相似，特別是卷九十六〈西域傳〉和卷九十五的〈西南夷傳〉。 2. 除上述的三傳之外，在《漢書》的其他部份找不出與〈大宛列傳〉有相似者。（二）在〈大宛列傳〉中敘事用的某些字句，並未在《漢書》卷六十一中發現，而這些多出來的字或句子，通常都是為了使整個的文意更清楚易懂；而與此相反的，在《漢書》卷六十一中同樣的情節，其敘事反倒顯得簡潔，甚至有時比《史記》更難懂。（三）〈大宛列傳〉中含有一些明顯錯亂的句子，而在《漢書》卷六十一之中這些錯亂的字句竟然出現驚人的雷同。因此，何四維斷定整篇〈大宛列傳〉基本上是從《漢書》卷六十一的〈張騫、李廣利傳〉中擷出而重建出來的，並且還加入為數不少的潤飾文句。不過，他也承認在〈大宛列傳〉中仍保留了若干已佚失的原文。何四維認為：在經過東漢時期楊終的大力 18_{A. F. P. Hulsewé 著、榎一雄譯，〈漢書卷六十一と史記卷百二十三との關係〉，《東} 方學》，47（東京，1974），頁1-15。

19_{A. F. P. Hulsewé, “The Problem of the Authenticity of Shih-chi Ch.123, The Memoir on}

Ta-Yuan,” T'oung Pao, 61:1-3 (1975), pp. 83-147.

20_{M. A. N. Loewe and A. F. P. Hulsewé,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B.C.-A.D.23.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61 and 96 of the History of Former Han Dynasty (Leiden: E. J. Brill, 1979), p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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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削之後，整部《史記》已在公元 100-400 年之間完全佚亡。現存的〈大宛列傳〉是後人在此時期利用《漢書》卷六十一〈張騫、李廣利傳〉與卷九十六〈西域傳〉所重建出來的，而重建的期間應是發生在公元 200-400 年之間。21 何四維的分析方法是將整篇〈大宛列傳〉以近似解剖的作法，用逐字、逐句、逐行編號的方式，來與《漢書》卷六十一及九十六作比較。此種巨細靡遺的分析小句段，總數竟達 780 個之多。22其比較重點如下：（一）《漢書》的用語比〈大宛列傳〉的用語來得簡潔古老，意即〈大宛列傳〉中的用語習慣較《漢書》來得淺顯，而且字數較多。這種現象明白地告訴我們這是一篇後人的偽作。譬如：《史記》用「是時」，而《漢書》卻用「時」；《史記》用「於是乃」，《漢書》僅用「於是」……等等。（二）對於《史記》中某些事件的描述，特別是烏孫與匈奴、月氏的關係上，《史記》與《漢書》的描述存在著版本的差異，而他將這種內文的不同歸因於錯簡的問題，而他認定《漢書》的版本才是正確的。為此，他還煞費苦心的為《漢書》卷六十一中的錯簡做了一番復原及更正，重建出一份他自認為是正確的原本。對於何四維教授在〈大宛列傳〉與《漢書》卷六十一上所耗費的心力，個人持高度敬意。因為無論是中國或外國的學者，先前都未有人肯下功夫去做這種綿密的細部比對與考證。23但由於其

Ta-Yuan,” p. 131.

22_{參照呂宗力先生的統計，Zongli Liu,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Acthenticity of Shih chi}

123 Reconsidered,”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7(1995). pp. 51-68.

23_{趙惠人曾做過文本的比照工作，但並未提出任何的分析。見氏著，〈史漢西域傳互} 勘〉，《禹貢半月刊》，5：8、9（北平，1936），頁115-144；陳文豪教授後來也做過類似的文本的比對，他認為〈大宛列傳〉是班固撰寫《漢書•西域傳》所能依據之唯一載籍，《漢書》雖較詳實，但未能脫離〈大宛列傳〉所定之藩籬。參氏著，〈史記大宛列傳與漢書西域傳之關係〉，《簡牘學報》，7（台北，1980），頁399-409；韓國學者朴宰雨亦曾做過《漢書》各篇承襲《史記》情況的概括分析，認為《漢書•張騫傳》的部分基本上襲用《史記》而多刪略而成，《漢書•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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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證是建立在一個他早已認定的信念上，是以何氏所做出的分析與重建，在許多地方都經不起反對者的批判。

三、反對者對「重建說」的批駁

針對所謂〈大宛列傳〉是由《漢書》重建出來的這種論點，學界早有學者發出駁議。首先，對於司馬貞的看法，早在明代時即有王鏊、董份等人表示了不同意見，瀧川資言《考證》云：史公自序云：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王鏊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為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多自為傳矣。」董份曰：「此傳絕非褚先生所能撰次。」24 足見瀧川氏本人並不贊同司馬貞之說。余嘉錫在《太史公書亡篇考》中也否認了此種的可能性。余氏認為：（司馬貞）蓋欲點竄《史記》，自為一家之言，然恐後人議其妄改古書，遂歸其罪於褚少孫。故於〈大宛列傳〉條下總論之曰：『斯蓋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不知《史記》篇目次第，有〈太史公自序〉在。自班固所見已同於今本，惡有如貞所云云者哉。此蓋貞詞窮而遁，不惜厚誣古人以自解免耳。25 廣利傳》亦是襲用《史記》增刪而成。他注意到《漢書》讚語全襲用〈大宛列傳〉的太史公曰，僅刪去一句。參氏著，《「史記」「漢書」比較研究》（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4），頁139-140，158-159。 24_{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頁1305；王鏊之語出氏著《震澤長語》，參韓兆琦} 編著，《史記箋證 13》（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頁6094。 25_{余嘉錫，〈太史公書亡篇考〉，收《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 1963），上冊，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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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余嘉錫的意見，王叔岷先生亦表贊同。26 不過真正以專文為〈大宛列傳〉真實性來辯護的，要算是加拿大漢學家蒲立本（E. G. Pulleyblank）教授。他在 1966 年以〈中國人與印歐人〉為題的著名論文附錄中，首先針對此說提出了批駁。271970 年，他更進一步在〈烏孫與塞種及月氏的遷徙〉這篇論文中，對此說再度提出有力的反證。28蒲教授以《史》、《漢》中對於烏孫、塞種和月氏移徙的描述為例，論證了《史記》的記載仍是最原始的基本史料，而《漢書》只不過是在《史記》的史實基礎上，補充了一些後來對西域的新知識與新認識而已。不僅如此，他甚至還提出《漢書》的作者曾恣意地加入了一些美化的情節，諸如烏孫對月氏的復仇事件。1981 年，蒲立本對《中國在中亞》一書再發表書評，29三度對〈大宛列傳〉的真實性加以辯護。他指出年代稍晚於班固的王充曾於所著《論衡》中徵引了〈大宛列傳〉篇末太史公曰的整段文句，30而這段文句亦出現在荀悅的《漢紀》中，31足見當時王充與荀悅還讀過〈大宛列傳〉，並將之徵引至自己的著作中，《漢書•張騫、李廣利傳》同樣保留了這段文句。何四維自己在論文中已意識到這點不利於他的證據，卻以當時〈大宛列傳〉尚殘有部分文本的解釋企圖加以帶過，而刻意忽視另一個更大的可能性，即〈大宛列傳〉在當時仍然存在的事實。因此何氏提出的證據不但沒有幫助他完成論證，反倒為〈大宛列傳〉的真實性提供了更多的證據。在何四維發表了他對〈大宛列傳〉真實性質疑的看法之後， 26_{王叔岷，《史記斠證》（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3），第10冊，頁3308。}

27_{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atic Society}

1966/1-2, pp. 9-39.

28_{E. G. Pulleyblank, “The Wu-son and Sakas and the Yueh-chih Migra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3:1 (1970), pp. 154-160.

29_{E. G. Pulleyblank, “Han China i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2 (1981),}

pp. 278-286.

30_{漢‧王允，《論衡》，〈談天篇〉，收錄於《新篇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

1996），頁476。

31_{漢‧荀悅，《漢紀》，卷3第12，〈孝武皇帝紀〉，收於張烈點校，《兩漢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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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名中亞史學者榎一雄教授也撰文對何四維之說提出批判。32 榎一雄首先肯定〈大宛列傳〉較為古老的論點，在重新檢討了《史記》與《漢書》中對烏孫及相關史實的記載後，他鄭重地否定了〈大宛列傳〉是從《漢書》移植復原的這種可能性。對於何四維特別提出的錯簡問題，榎氏亦認為其分析方法有部分不符科學。同時，針對何四維所認為滯澀不通的部份，榎氏也覺得讀來並無不通之理。因此他指出何氏所謂的錯簡問題，事實上根本不存在。至於何四維所主張《史記》在西元 100-400 年間早已佚亡的說法，呂宗力教授在 1995 年撰文提出反駁。33呂宗力從同樣成書於這段期間（即 100-400A.D）的史籍（如《三國志》）中，檢出了多條證實《史記》在此一時期仍然廣為流傳，甚至被引用的記錄，瓦解了何四維所強調的《史記》佚亡說。針對何四維所提出的《史》、《漢》用語不同之論點（即前述的「是時」、「時」一類的用語），呂教授從《史記》其他篇章中舉出多個與〈大宛列傳〉用語習慣相同的字句，證實了《史記》全書在用字遣詞習慣上的一致性，明確地表明這些用字的習慣，並非是什麼偽作者故意用來說明或豐富史實而導致的偽造手法，而是太史公原本的寫作習慣。同年徐朔方教授亦撰文表達他對〈大宛列傳〉真偽的看法，34 他認為《史記•大宛列傳》與《漢書•張騫、李廣利傳》皆有錯簡，35此現象早經王念孫指出，36但錯簡同兩傳的真偽並沒有直接關係，他以〈孝景本紀〉為例，說明今本《史記》錄自《漢書》的說法不合事實。 32_{榎一雄，〈史記大宛傳と漢書•張騫、李廣利傳との關係について〉，《東洋學} 報》64：1、2（東京，1983.1），頁1-32。

33_{Zongli Liu,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Acthenticity of Shih Chi 123 Recondidered” pp.}

51-68. 34_{徐朔方，〈評《史記•大宛列傳的真偽問題》〉，《杭州大學學報》，4，（杭} 州，1995）頁104-105。 35_{但也有學者認為〈大宛列傳〉並無徐朔方教授所言的錯簡問題，錯簡之說可能是徐} 教授的誤判。參見許勇強、李蕊芹，〈《〈史記•大宛列傳〉的錯簡》獻疑〉，《科教文匯》，2（合肥，2008），頁161。 36_{王念孫，《讀書雜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第3冊，卷6，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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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倪豪士（Wuilliam H. Nienhauser）教授也從《史記•高祖本紀》入手，在比對《漢書•高帝紀》的文本後，他同樣認為《漢書》文本比《史記》更為古老的說法是難以成立的。37 而易平、易寧兩位教授在考察了六朝寫本《史記》的流傳狀況後認為，雖然散注者於裴駰《集解》之注文有所增損改易，但尚未發現明顯對《史記》內文擅加改動的情況；38張玉春教授也認為《史記》傳至六朝，雖「是非相貿，真偽舛雜」，但仍近司馬遷所著原貌。39 1997 年，余太山教授發表了〈《史記•大宛列傳》與《漢書•張騫、李廣利傳》、《西域傳》的關係〉40一文，除了對何四維錯簡說的矛盾再次作出批判外，也提出了三點支持《史記•大宛列傳》較為古老的論點。其一，針對《史》、《漢》用詞習慣的部分，他舉出「玉門、玉門關」、「秦人、漢人」與「西北國、西域」等三個例子，說明了《史記•大宛列傳》的用詞的確較《漢書•張騫、李廣利傳》與《漢書•西域傳》為古。其二是《史記•大宛列傳》若干敘述與《漢書•張騫、李廣利傳》、《漢書• 西域傳》有重要區別，說明了前者是獨立成篇而非摘自後者。其三，若《史記•大宛列傳》乃摘自《漢書•張騫、李廣利傳》和《漢書•西域傳》，作偽者不僅須從〈張騫傳〉和〈李廣利傳〉中摘出張、李的事跡，而且必須從〈西域傳〉中摘出張騫首次西使時所獲得的當時西域諸國情況，而要做到這點是十分困難，甚至是不可能的。總之，何四維之〈大宛列傳〉重建論，經上述多位學者的強力批駁後，已顯得搖搖欲墜了。

37_{Wuilliam H. Nienhauser ed., “Introduction,”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_Ⅱ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xiii-xlviii.

38_{易平、易寧，〈六朝後期《史記》版本的一次重大變化—六朝寫本《史記》“散注} 入篇”考〉，《南昌大學學報》，5（江西，2006），頁62。 39_{張玉春，〈《史記》六朝殘本考〉，《中國典籍與文化》，4（南京，2001），頁} 36。 40_{余太山，〈《史記‧大宛列傳》與《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西域傳》的關} 係〉，頁16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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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其明年」一詞看〈大宛列傳〉之真實性

儘管學者們已針對何四維的主張做出許多精闢辯駁，但以何氏在西方秦漢史學界的地位，其觀點所造成的影響力實不容小覷。因此筆者擬在前人的基礎上，再提出幾條補證，41以廓清〈大宛列傳〉的真實性問題。在《史記》的文字風格中，筆者注意到一個司馬遷個人的習慣用詞——「其明年」。「其明年」一詞並非司馬遷所創，在先秦及西漢初期的史籍中，已有部分典籍使用了這個詞，但使用率皆不如《史記》頻繁。42該詞在《史記》中共出現了 77 次之多，43 可認為此詞當為太史公具個人特色的習用詞。反觀《漢書》，該詞出現了 38 次，僅約《史記》用詞次數之半，且出現的篇章多屬直接擷取自《史記》文本所致（參附表）。44《漢書》大量摘錄《史記》文本的作法早為歷代史家所注意，本不足為奇，但若如何四維所言，《史記》是後人從《漢書》中所拼湊出來的話，那麼《史記》中「其明年」一詞出現的比例就不應太高，除非「其明年」一詞是《漢書》的習用詞而非司馬遷的習用詞，但實際上的情況正好相反。本文現針對《史記 • 大宛列傳》與《漢書 • 張騫、李廣利傳》、《漢書•西域傳》文本中「其明年」一詞出現的頻率作一分析。在《史記•大宛列傳》中，「其明年」一詞共出現了 3 次，但該詞卻不見於《漢書•張騫、李廣利傳》與《漢書•西域傳》。若將這 3 次「其明年」出現的句子與《漢書•張騫、李廣利傳》、《漢書•西域傳》的相關敘述作比對，則更能看出二者的差異： 41_{以下所舉之論題有部分與余太山先生專文所引相同，但觀點並不完全一致。} 42_{此係依中研院計算中心「瀚典」全文檢索系統之檢索結果，經查先秦及漢初古籍} 中，《左傳•襄公三十年》一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一例，《春秋繁露•滅國下》一例，《春秋繁露•隨本消息》二例。 43_{有關《史記》、《漢書》中「其明年」一詞之使用次數統計，均係依據中研院計算} 中心「瀚典」全文檢索系統之檢索結果，惟須注意系統顯示之筆數與實際出現之次數並不完全等同。 44_{據筆者之統計，《漢書》中出現的38次「其明年」用法，有25次是直接擷取自《史} 記》。

(13)

《史記•大宛列傳》：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域）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45 這段史事亦見於《漢書•張騫、李廣利傳》：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46 對於前段《史記•大宛列傳》中的兩個「其明年」，《漢書•張騫、李廣利傳》則分別使用「後二年」與「其秋」。為何不用「其明年」？這顯示了《漢書》作者對於《史記》的敘述有異議。從《史記•大宛列傳》的敘述來看，張騫與李廣出右北平擊匈奴一事與霍去病攻河西走廊是同一年，即元狩元年（122B.C.），而渾邪王降漢則是隔年（元狩二年，121B.C.）。但《漢書》卻認為：張騫與李廣出右北平擊匈奴與霍去病攻河西導致渾邪王降漢都是同一年，即元狩二年。47實際上參照《史記》其他相關篇章的記載，如〈平準書〉、48〈匈奴列傳〉49與〈衞將軍、驃騎列傳〉，50 此事應發生於元狩二年不誤，〈大宛列傳〉的年代誤植可能是太史公筆誤所致。因此《漢書》應是參證了《史記》相關的記載後， 45_{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67。} 46_{漢•班固，《漢書》，卷61，〈張騫、李廣利傳〉，頁2691。} 47_{對此年代之爭議，梁玉繩認為當從《漢書》，參氏著《史記志疑》，頁1446。} 48_{漢•司馬遷，《史記》，卷30，〈平準書〉頁1422-1424。} 49_{漢•司馬遷，《史記》，卷110，〈匈奴列傳〉，頁2906-2909。} 50_{漢•司馬遷，《史記》，卷111，〈衞將軍、驃騎列傳〉，頁2929-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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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了正確的年代敘述。假使《史記•大宛列傳》是從《漢書• 張騫、李廣利傳》中所重建，就不該出現這種《漢書》去修正〈大宛列傳〉說法的情形，而被修正的部分還恰為司馬遷寫作《史記》的習用詞，更不可能出現這樣的年代誤植；退一步來說，偽作者似無必要去刻意製作一個錯誤年代，蓋如此一來破綻是顯而易見的。另一「其明年」的用例是出現在漢朝擊西域姑師、樓蘭的史事上：《史記•大宛列傳》：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51 此次史事《漢書•張騫李廣利傳》的記載如下：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52 在這段史事上，《史》、《漢》二書的描述並無太大出入，惟《史記•大宛列傳》用的是「其明年」，而《漢書•張騫、李廣利傳》用的是「明年」。造成此種差異的可能性有兩種：一是《漢書》在傳抄的過程中發生脫字的訛誤；另一是「其明年」非《漢書》之習用語，而個人認為後者的可能性較大。很明顯地，若〈大宛列傳〉是從《漢書》中所重建的，那麼 51_{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71。} 52_{漢•班固，《漢書》，卷61，〈張騫、李廣利傳〉，頁2695。}

(15)

「其明年」一詞便不該出現於〈大宛列傳〉的文本中，因為無論是《漢書•張騫、李廣利傳》或《漢書•西域傳》，此二傳中皆無「其明年」這個用詞。但實際上就「其明年」一詞在〈大宛列傳〉出現 3 次這點來看，正好顯示〈大宛列傳〉與《史記》其他篇章擁有一致性的書寫風格，因此該傳應是司馬遷原本已寫就的文本，而非後人的補述，甚或是從其他史籍所重建出來的。且《史記》一書 52 萬餘言53共出現 77 次「其明年」的用詞，而《漢書》80 萬言54則僅出現 38 次，其中尚有 25 次是擷取自《史記》（參附表），此已明顯地說明該詞並非班彪一門家學之習用語。故就此點觀之，何四維的〈大宛列傳〉《漢書》重建說，在《史》、《漢》文本內容的對勘上找不到積極的證據。

五、從「西城」與「烏孫故地」問題看〈大宛列傳〉

之真實性

（一）「西城」的問題〈大宛列傳〉云：是歲（元狩二年），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域）數萬人，至祁連山。……（昆莫）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域）。55 《漢書•張騫、李廣利傳》：是歲（元狩二年），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56 53_{漢•司馬遷，《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頁3319。} 54_{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點校本），卷60，〈張輔傳〉，} 頁1640：「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 55_{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67-3168。} 56_{漢•班固，《漢書》，卷61，〈張騫、李廣利傳〉，頁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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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宛列傳〉中，「西城」57一詞曾兩度出現，王念孫主張此「西城」實為「西域」之誤，58此說陳良佐教授59與何四維60均表贊同。然筆者仍對此「城」為「域」誤字之說感到懷疑。此「城」者是否指城郭而言，目前不敢遽下結論。《史記•匈奴列傳》曾提及元狩年間，漢命衛青、霍去病擊匈奴「北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61，這暗示匈奴人雖為游牧民族，但可能也有築城之事。二十世紀初，前蘇聯在葉尼塞河流域上游處曾發現了所謂的「李陵宮殿」62，可見匈奴人可能會築城，即使是專為漢朝降將所特別興建的。至於《史記•匈奴列傳》上還說匈奴有「五月大會蘢城」63之俗，此處的「城」字是否指城郭？仍存疑義。64而且元狩年間的這次出擊，霍去病破西城「數萬人」，但如果西城真的是一處城郭的話，其規模勢必驚人。65目前個人傾向於認為此「西城」者，可能為一地名，如藤田豐八認為西城即今日之張掖，即額濟那河流域地方；66梁新民教授則認為現今甘肅山丹縣城南的霍城鄉，應即是渾邪王故地西城之所在。67而且王充的《論衡•吉驗 57_{百衲本此二處均作「西城」，參《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記（下）》，頁1147。殿本} 亦作「西城」，參《四史史記 3》（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頁1294。 58_{王念孫，《讀書雜誌》，第2冊，頁48-49。} 59_{陳良佐，〈從人口推測大月氏、烏孫故地〉，《大陸雜誌》，37：3（臺北，} 1968），頁90。

Ta-Yuan,” p. 98. 61_{漢‧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頁2910。} 62_{角田文衛，〈所謂『李陵の邸宅址』について〉，《古代學》，6：1（大阪，} 1953），頁91；吉謝列夫著、莫潤先譯，《南西伯利亞古代史》（烏魯木齊：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1985），下冊，頁79-81。但也有學者主張該遺址是漢朝降將衛律之宮殿，參見段連勤，〈匈奴國家時期的丁零〉，《新疆社會科學》，6（烏魯木齊，1987），頁82-83。 63_{漢‧司馬遷，《史記》，卷110，〈匈奴列傳〉，頁2892。} 64_{烏恩認為所謂「蘢城」很可能是由「旃帳」組成的聚居點，參氏著，〈論匈奴考} 古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考古學報》，4（北京，1990），頁417。 65_{張春樹先生曾認為西城是介乎祁連山與焉支山中的一個大城，城內有數萬人之眾。} 參見氏著，《漢代邊疆史論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77），頁55-56、60。 66_{藤田豐八著、楊鍊譯，《西域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82。} 67_{梁新民，〈故渾邪地•西城•霍城〉，《甘肅社會科學》，2（蘭州，1986），頁} 101、102-104。

(17)

篇》中亦提及昆莫長大後，「單于乃復以其父之民予昆莫，（命）令長守於西城」68，此處亦作「西城」。因之西城是否為西域之誤，仍可商榷。況且《漢書》中也只是改西城為「西邊」，對昆莫的描述中更沒有提及單于令昆莫守西城（西邊或西域）一事。司馬遷在書寫〈大宛列傳〉時，似乎尚未有類似《漢書》中「西域」的概念。69倘若〈大宛列傳〉是從《漢書》中取出而重建，則似乎沒有理由可以解釋此「西城」一詞的由來。「西城」一詞必有其原意，非隨意偽造是很明顯的，何四維對此也未提出任何的解釋。正如王叔岷先生所指出的：王念孫的城字為域字之說，僅舉旁證而無直接的證據，此城字應為不誤。70 （二）烏孫故地問題《史記》中並未明確指出烏孫之故地，僅提及烏孫原是「匈奴西邊小國」71而已。但《漢書》對此做了明確的補充，說烏孫「本與大月氏俱在祁連焞煌間」72，足見這個新資訊是在司馬遷死後，漢朝與烏孫經長期交往後所獲得的新認識。在張騫向武帝進言要勸誘烏孫搬回東方故地的說詞中，〈大宛列傳〉寫的是「招以益東，居故渾邪王之地」73，但〈張騫、李廣利傳〉中卻記載著「招以東居故地」74、「烏孫能東居故地」75。案河西走廊原為月氏與烏孫所居，至於何者在東？何者在西？學界有不同看法。76就 68_{漢‧王充，《論衡》，〈吉驗篇〉，頁87。} 69_{〈大宛列傳〉稱敦煌以西地區為「西北國」，並不使用「西域」這一稱呼。參見余} 太山，〈《史記•大宛列傳》與《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西域傳》的關係〉，頁171。 70_{王叔岷，《史記斠證》，第10冊，頁3317。} 71_{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68。} 72_{漢‧班固，《漢書》，卷61，〈張騫、李廣利傳〉，頁2692。} 73_{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68。} 74_{漢‧班固，《漢書》，卷61，〈張騫、李廣利傳〉，頁2692。} 75_{漢‧班固，《漢書》，卷96，〈西域傳〉，頁3902。} 76_{針對此問題，學者多贊同「月氏在東，烏孫在西」這種看法，但亦有少數學者提出} 異議，認為烏孫應該在東，而月氏在西。參見桑原騭藏著、楊鍊譯，《張騫西征考》（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頁19；曹懷玉，〈商周秦漢時期甘肅境內的氐羌月氏和烏孫〉《甘肅師大學報》，3、4（蘭州，1964），頁108；趙建龍，〈關於月氏族文化的初探〉《西北史地》，1（蘭州，1992），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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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的記載而言，似乎當時僅知河西走廊原為匈奴渾邪王與休屠王之駐地，因漢朝在元狩二年（121B.C.）剛由霍去病完成對該地的征服，且渾邪王在殺了休屠王之後還舉四萬餘眾降漢，顯示司馬遷當時並不知河西走廊原先也是烏孫的故地。在他的認知中，僅知這片地域是匈奴趕走月氏之後，由渾邪王所統治的土地。而《漢書》對此已做了明確的補充與修正，進一步指出此地先前實為烏孫故地，渾邪王統治該地可能是西元前 177、176 年前後，匈奴擊走月氏以後的事。從《漢書》中張騫強調烏孫「蠻夷戀故地」77一事來看，烏孫在當地居住的時間可能要超過渾邪王的五十餘年，因此張騫才極力遊說武帝結好烏孫，最好能與其聯姻，誘使其回居河西地區，以達到「斷匈奴右臂」78之戰略目的。故從《史》、《漢》對烏孫故地描述之差異，正可說明〈大宛列傳〉撰寫的時間應早於〈張騫、李廣利傳〉。

六、從大月氏西遷史事看〈大宛列傳〉之真實性

（一）昆莫的殺父仇人是匈奴還是月氏？《史記‧大宛列傳》云：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79 《漢書‧張騫、李廣利傳》云：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80 無論是《史記》或《漢書》，都明白記載著昆莫是被匈奴單于所撫養長大，後來才脫離匈奴而獨立的。倘若匈奴是烏孫昆莫的殺父仇人，那就無法理解匈奴單于何不斬草除根，反倒要撫養昆莫， 77_{漢‧班固，《漢書》，卷61，〈張騫、李廣利傳〉，頁2692。} 78_{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68。} 79_{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68。} 80_{漢‧班固，《漢書》，卷61，〈張騫、李廣利傳〉，頁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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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昆莫長大後又給他兵權，最後還歸其烏孫舊眾。81可見《史記》對此記載有明顯的矛盾，而《漢書》對此則做出了修正，故應以《漢書》之說為是，而此種修正也反映在以下的子題。（二）對月氏西遷過程的描述在對月氏西遷過程的描述中，《史記》只提到冒頓和老上對月氏的攻擊，由於這兩次的攻擊，曾迫使月氏「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82。其中並未提及大月氏曾先遷到伊犁河流域，以及後來又遭到烏孫的復仇襲擊而再度南遷一事。但《漢書》對此做出了補充，〈張騫、李廣利傳〉云：（昆莫）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83 此段重點是《漢書》提到了另一個古代中亞的重要游牧民族「塞種」，而對塞種的描述正是《史記》所欠缺的。84 塞種在西方的史料中作 Saka，該詞是古代波斯人對於活躍在其北方斯基泰系遊牧民的一個伊朗語泛稱，85他們與活躍在西洋上古史中的 Scythians（即西徐亞人，亦譯作斯基泰人）在族源上有密切的關聯性。《漢書•西域傳》中的罽賓國條還補充說： 81_{對此，余太山先生的解釋是：很可能是受匈奴衝擊而潰逃的月氏人殺死了昆莫之} 父，故昆莫之父是直接死於月氏之手而間接死於匈奴之手。參氏著，〈《史記•大宛列傳》與《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西域傳》的關係〉，頁174。 82_{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62。} 83_{漢‧班固，《漢書》，卷61，〈張騫、李廣利傳〉，頁2692。}

84_{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p. 38；余太山，〈《史記•大宛列}

傳》與《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西域傳》的關係〉，頁174。

85_{希羅多德說：「波斯人是把所有的斯奇提亞（斯基泰）人都稱為撒卡依（薩迦）人}

的。」參見Herodotus, trans by George Rawlinson, Histories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1996), p. 538，中譯本可參王以鑄譯，《希羅多德歷史：希臘波斯戰爭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舘，1997），頁487；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1-23。

(20)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86 同傳烏孫國條中亦云：烏孫國，……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87 上述史事是中亞上古史中最大規模的一次民族遷徙事件，但遺憾的是《史記》對此並未做出記錄，其原因不得而知。一種解釋是這段民族遷徙的歷史是《漢書》所杜撰出來的，88不過若與西史的資料相比對，這種杜撰的可能性很小，特別是有關塞種的記載上。因此《漢書》所補充的這段史實，在中亞古史上有重大的意義，也表明了東漢時期由於與西域長期交往的結果，對西域歷史的認識是遠超過《史記》成書時代的西漢早期。（三）大月氏西徙後是立太子為王或立夫人為王的問題《史記‧大宛列傳》云：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89 《漢書‧張騫、李廣利傳》云：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90 南朝劉宋裴駰《史記集解》對此句引徐廣曰： 86_{漢‧班固，《漢書》，卷96，〈西域傳〉，頁3884。} 87_{漢‧班固，《漢書》，卷96，〈西域傳〉，頁3901。}

88_{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ms,”又日人小谷仲男氏也持同樣的觀點，}

見氏著，〈塞と大月氏〉，《東洋史研究》，28：2、3（京都，1969.12），頁70-86。

89_{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58。} 90_{漢‧班固，《漢書》，卷61，〈張騫、李廣利傳〉，頁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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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王。91 按徐廣所著之《史記音義》二十卷是《史記》最早的注本，92此處所言「一云」者，暗示著在晉末徐廣所處的年代（ 352-425A.D.），仍存有另一版本的《史記》是記載著「立其夫人為王」。93遊牧民族立女主非罕見之事，如希羅多德《歷史》曾記載，古代中亞與塞種有密切血緣關係的馬薩該特人（Massgetaes），其女王托米麗司（Tomyris）就是在丈夫死後親率大軍擊敗了強大的波斯軍隊，波斯王居魯士（Cyrus）並因而戰歿。94而月氏的族源極可能來自中亞，且與塞種有密切的血緣關係，95因此月氏與馬薩該特人在族源與風俗上應擁有更多的同質性。 1978 年在阿富汗北部阿姆河（即媯水）北岸西伯爾罕（Siberghan）所發現的黃金之丘（Tillya-tepe）墓葬，學者疑其為大月氏西遷早期的墓葬，其中六號墓出土了一具疑似女王的遺骸，96更可間接的證明《漢書》上所記「立其夫人為王」之事可能才是正確的。97《漢書》成書較晚，當時對大月氏的認識應超過《史記》成書時的認知，很明顯《漢書》的這項改寫是對〈大宛列傳〉內容的一個更正。倘若《史記》在當時已經佚亡，而〈大宛列傳〉是取自於《漢書》的資料，偽作者似乎犯不著去做這樣 91_{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59。} 92_{周虎林，《司馬遷與其史學》，頁173。} 93_{榎一雄，〈史記大宛傳と漢書張騫•李廣利傳との關係について〉，頁18。} 94_{Herodotus, Histories, p. 95，中譯本可參王以鑄譯，《希羅多德歷史》，頁104-105。} 95_{參余太山，《塞種史研究》，頁52-69；拙著，〈月氏民族及其與早期東西交通的} 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74-81。 96_{V. I. Sarianidi 著，加藤九祚譯，《シルクロ―ドの黃金遺宝》（東京：岩波書店，} 1988），頁246-262。小谷仲男認為西伯爾罕墓葬的墓主應是大月氏五翕侯中位於最西者（按：即高附翕侯），見氏著，〈クシャン王朝勃興に關する新資料〉，《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要》，18（富山，1992），頁22-23，該文後收入氏著，《ガンダ―ラ美術とクシャン王朝》（京都：同朋舍出版，1996），頁72-105。 97_{關於史、漢之間記載的矛盾，一種可能性是：可能因太子年幼，故族人先立王后為} 王，後來皇后亦早逝，幼子才繼立為王，參見拙著，〈月氏民族及其與早期東西交通的關係〉，頁56。另一種可能性是：當時月氏雖立太子為王，但因年幼，而由其母后攝政，參見余太山，〈《史記•大宛列傳》與《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西域傳》的關係〉，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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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寫，而將現存的版本做上述的更動。藉由上述的補證可知，《漢書》的記載除了以《史記》所描述的史事為藍本外，還補充並修正了不少《史記》未提及、甚至是誤傳的史事。假使〈大宛列傳〉真為偽作，偽作者如何知道那些是司馬遷知道的部份？那些是他所不知道的部份？那偽作者又何以得知司馬遷不知塞種的遷徙，而故意將塞種的資料完全剔除於《史記》之外？按常理，偽作者至多只能將既有的內容予以簡化，而不太可能將某些已知的部份完全去除。因為如此粗糙的偽造手法，當時的知識份子應能立即窺知其為偽作，是不勞二千年後的學者們再來費神討論的。

七、結論

何四維教授的文章是建立在一種對〈大宛列傳〉真實性懷疑的信念上，這種信念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到崔適的啟發，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何氏在治史過程中一直不斷發覺此說存在的可能性，進而促使他去完成這篇細密分析的論文。不過遺憾的是何四維在撰文的過程中一直為此種理念所左右，以致於在他的眼裡，〈大宛列傳〉的內容都變成不合理的偽作；而另一方面，他又不可避免地不斷加強《漢書》本身的正確性，甚至忽略了對整體史實的合理考察。有關《史》、《漢》之間的文本關係，崔適曾云：「凡《史》、《漢》同文，有《漢》錄《史》者，有竄《漢》入《史》者」98，在文字異同這點上，或謂今本《史記》據《漢書》改；或謂《漢書》改易《史記》文，往往很難梳理清楚99。當然〈大宛列傳〉文本中可能存有後人竄亂或刪削的部分，此點是不容否認的，而何四維教授為本傳所完成的校勘，亦有其不可抹滅的貢獻。即便〈大宛列傳〉或有少數後人竄補的文字，100但若說通篇〈大宛列傳〉都是從《漢書》中所重建的，恐怕就難以令人苟 98_{清‧崔適，《史記探源》，頁15。} 99_{張玉春，〈《史記》六朝殘本考〉，頁36。} 100_{張大可認為該傳所記天漢以後之事係後人竄入，共127字。參氏著，〈史記斷限考} 略〉，文收氏著《史記研究》，頁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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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總之，本文贊成〈大宛列傳〉真實性的觀點，何氏的論點就目前的研究態勢而言，所謂《漢書》重建說，恐尚需提出更具說服力的證據。附表：《漢書》「其明年」一詞擷取自《史記》對照表（依點校本頁碼）次數《漢書》用例《史記》原出處 1 其明年，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食貨志〉，頁1161。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平準書〉，頁1424。 2 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食貨志〉，頁1162。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平準書〉，頁1425。 3 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食貨志〉，頁1165。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平準書〉，頁1428。 4 其明年，元封元年，蔔式貶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斡天下鹽鐵。〈食貨志〉，頁1174。其明年，元封元年，蔔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平準書〉，頁1441。 5 其明年，始皇復遊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郊祀志〉，頁1205。其明年，始皇復遊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封禪書〉，頁1370。 6 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郊祀志〉，頁1214。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封禪書〉，頁1383。 7 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郊祀志〉，頁1215。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封禪書〉，頁1384。 8 其明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郊祀志〉，頁1221。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封禪書〉，頁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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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漢書》用例《史記》原出處 9 其明年，伐朝鮮。夏，旱。_{〈郊祀志〉，頁}_1242。其明年，伐朝鮮。夏，旱。_{〈封禪書〉，頁}_1400。 10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溝洫志〉，頁1682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河渠書〉，頁1412。 11 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高五王傳〉，頁1992。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齊悼惠王世家〉，頁2001。 12 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張陳王周傳〉，頁2045。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陳丞相世家〉，頁2057。 13 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文三王傳〉，頁2207。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梁孝王世家〉，頁2082。 14 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衞青霍去病傳〉，頁2483。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衞將軍驃騎列傳〉，頁2934。 15 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衞青霍去病傳〉，頁2484。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衞將軍驃騎列傳〉，頁2934。 16 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匈奴傳〉，頁3756。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匈奴列傳〉，頁2896。 17 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匈奴傳〉，頁3766。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匈奴列傳〉，頁2906。 18 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子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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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漢書》用例《史記》原出處〈匈奴傳〉，頁3766。〈匈奴列傳〉，頁2906。 19 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傳〉，頁3767。其明年，匈奴又復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列傳〉，頁2907。 20 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匈奴傳〉，頁3767。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匈奴列傳〉，頁2907。 21 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匈奴傳〉，頁3768。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匈奴列傳〉，頁2907。 22 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穀，殺數百人。〈匈奴傳〉，頁3768。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穀，殺數百人。〈匈奴列傳〉，頁2908。 23 其明年春，漢謀以為「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匈奴傳〉，頁3769。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匈奴列傳〉，頁2910。 24 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匈奴傳〉，頁3775。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匈奴列傳〉，頁2915。 25 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傳〉，頁3777。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列傳〉，頁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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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Evidence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Shih-chi 123 “Ta-yüan lieh-chauan”

Chen Chien-wen

Abstrac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hih-chi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123 “Ta-yüan lieh-chauan (Memoir on Ta-yüan)”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such as Professor A. F. Hulsewé claims this chapter is no longer in the original form but a later compilation or a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Han Shu. Of course, more scholars do not agree with this view and suggested that “Ta-yüan lieh-chauan”should be the original.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revious scholars’ efforts and provides some new evidences to support for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Ta-yüan lieh-chauan”. In this paper we found the term “the next year” (the following year) was an idiomatic usage of Ssu-ma Ch’ien’s writing style, this term in “Ta-yüan lieh-chauan” like other chapters was frequently used. In addition we found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Western Region history in Han period also prov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Ta-yüan lieh-chauan”: First, the term “The City in the West” is the problem; Second, the issue of Wu-sun’s homeland; Third, the process of the Greater Yueh-shih’s migration when they moved westward to Central Asia. As a result of the above examination of textural criticism, there is no conclusive evidence, either external or internal, to support Professor Hulsewé’s hypothesis on the spuriousness of “Ta-yüan lieh-chauan”. Key words: Shih-chi, Han Shu, Ta-yüan lieh-chauan (Memoir on Ta-yü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