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财经评论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Business
2021 年·冬
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研究院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产业金融管理专业委员会 2021 年 12 月《国际财经评论》（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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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数字经济合作--对 G20 集团的思考... 2
第二章 简评中非经贸合作可能存在的几个问题... 6
第三章 引领数字经济发展——北京的使命与担当... 12
第四章 供给侧改革、国企经济结构调整及国际经验--基于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的视角 ... 16
第五章 城市群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33
第六章 高管机会主义减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 46
第七章 公募 REITs：中等收益中等风险的投资新选择 ... 69
第八章 探索数字丝绸之路上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77
第一章 数字经济合作—对 G20 集团的思考
任康钰 倪沈逸1
【摘要】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规模不断上升，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更是加速 了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的焦点，助力后疫情时代经济恢复及高质量发展。然而，数 字经济在全球的发展并不平衡，与数字经济相关的贸易及其规则制定也存在激烈竞争。本报告主要围绕数 字经济展开，在梳理数字经济发展形势的基础上，提出 G20 国家应该在促进数字经济区域与国际合作中率 先而为，并形成对国际社会的示范和引领效应；同时，中国的数字经济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更应该把握住 在 G20 国家、进而在世界范围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培养和发挥领导力。
一、数字经济发展概况
2016 年的 G20 杭州峰会，数字经济被首次纳入峰会议题。中国作为该年的主席国主持 起草了《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强调数字经济发展的安全、稳定、可持续，坚持共 享发展，努力弥补数字鸿沟，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福祉。该倡议第一 次在全球定义了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 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 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至今尚未形成统一定义，它的统计 口径也没有得到统一。中国信息通信院的数字经济测度内容主要包括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而国际上有从 IT／ICT 领域、数字经济（窄口径）和数字化经济（宽口径）三个口径对 数字经济进行测度。虽然两者的层次划分不同，但存在相通之处。
2020 年，中国信通院测算的 47 个国家的数字经济总规模达 32.6 万亿美元，其中美国 居世界第一，规模为 13.6 万亿美元，中国的规模为 5.4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总体来 看，数字经济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同收入层次的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明显 不同：高收入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大，但增速较低，因为其发展主要集中于尖端科技领域，
一般国家很难模仿或超越，但发展的周期也相对较长；中高收入国家的规模较大，但发展迅 速，因为其主要通过对不同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来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 基础相对薄弱，运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来实现经济转型的能力不足，因此无论是规模还是 增速都较为落后。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二、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现状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国际合作，各国都在加快数字经济领域的部署，并加强在数 字经济关键领域的合作。目前，该领域的国际性合作主要体现在数字贸易方面。
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被广泛包括在国际性组织和国家间的双边自贸协定之中。2019 年 1 月，76 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达沃斯发布声明，启动了电子商务议题的谈判，但目前仍未 达成一致协定。为了更好的获得数字发展的红利，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电子商务章程纳入自由 贸易协定，以减少数字贸易障碍。此外，很多国家开始在自贸协定之外签订专门致力于数字 经济的国际协定。2020 年 6 月 11 日，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三国签署了他们共同发起的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2020 年 8 月 6 日，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签署了《新澳数字 经济协议》（DEA）。这些协定都致力于为数字经济、电子商务营造公平、透明的环境，促进 缔约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其中，《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是数字经济贸易领域最早的单独协议，获得了 多国关注。2021 年 5 月，韩国就加入 DEPA 启动听证会，并于 2021 年 8 月完成加入该协定 的国内程序，这表明最初仅代表小国利益的 DEPA 朝着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20 21 年 7 月 15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数字经济伙伴协定与 TPP 的返回路 径》一文，肯定了美国早前流露的”希望通过 DEPA 影响并掌握亚洲数字经济战略发展“的 意图，值得引起中国的关注。此外，国际间还在加强其他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例如人工智 能、5G、数字基础设施等等。
三、G20 国家建立数字经济合作的必要性
自从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以来，数字经济一直是峰会重要的议题。G20 国家对数字经 济的重视程度日渐提升，也有必要建立数字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
第一，数字经济对经济复苏和发展有明显作用，但世界各国的数字经济鸿沟依然十分显 著。近年来，数字经济对各国 DGP 的贡献率不断上升，但是很多低收入国家由于缺乏数字化 基础设施，或存在较大建设资金缺口，仍无法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
第二，G20 包含世界主要经济体，掌握了最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实力，且将 数字经济视为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各国在不断优化自身的产业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都拥有合作的基础。
第三，目前 G20 国家的数字经济战略主要针对本国，在数字技术标准、数据产权保护等
方面的政策存在较大差异，这会对跨国企业投资和建设造成障碍，甚至带来国家间不必要的 竞争。G20 国家切实开展跨国数字经济的对话交流，加强务实合作，才能具备有效推动数字 经济的普惠和深入发展的可能性。
G20 作为全球极为重要的经济平台，通过鼓励成员开展数字经济发展交流，推动数字经 济的全球合作，必将为各国经济注入新动力，缩小数字经济发展鸿沟，使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惠及本区域乃至世界人民。
四、对中国在数字经济上的几点倡议
中国拥有世界范围内先进完善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拥有巨大的数字经济消费市场，电 子消费、移动支付的普及度和接受程度高。数字经济领域还得到了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 持。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远景目标”都强调了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明确提出 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发展数字经 济，推动 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加速创新 突破，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了发展数字经济的迫切性。G20 集团是目前公认的国际合作平台，
发挥着顶层设计作用。中国作为 G20 国家中的第二大经济体，更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开放包 容、互利合作，展现大国担当，在后疫情时代的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现提 出如下倡议：
第一，中国作为成员国中在数字经济领域较为发达的国家，也是“一带一路”的发起国 和“数字丝绸之路”的倡导者，更应在数字经济建设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帮助落后的国家 建立、改善数字化基础设施，进逐步改善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第二，中国掌握的 5G、人工智能、移动支付等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居于世界前列，除 了和其他国家互通有无之外，还应该尽快总结经验，积极在数字经济各领域探索全球规则的 制定。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从建立黑白名单机制入手，保障数字经 济安全，推动数字经济有序发展。
第三，倡导建立数字经济常规对话机制，适时举办数字经济各领域高级别会议。G20 集 团数字部长会议为数字经济合作提供了平台，在 2021 年 8 月 5 日最近一次召开的会议上，
肖亚庆部长提出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几点强调，就包括加强数字治理，为数字经济营造良好发 展生态。数字部长会议有良好的发展基础，或可将其升格为常规对话机制，跟踪数字经济各 领域的发展，并为各国就数字经济的交流提供更为便利平台。
第四，中国应积极促进和领导 G20 国家形成数字经济规则，尤其增加各国在有争议领域 的沟通，制定切实可行的数字经济规则。中国在培育 G20 国家中的领导力基础上，再进一步 促进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逐渐形成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力。
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数字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的发展贡献 中国智慧。
第二章 简评中非经贸合作可能存在的几个问题
胡海琛2
中非合作论坛（FOCAC）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会议主题是“深 化中非伙伴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2021 年 11 月 26 日，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白皮书着重强调了以“真、实、亲、
诚”为核心的对非合作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将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南南合作、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的标杆，标志着中非合作进入历史最好阶段3。11 月 29 日，习近平出席论坛会议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回顾了中非合作的重要历史性成就，总结了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八大行动”等成果的落实与推进情况，对近期中非双方共同制订的《中非合作 2 035 年愿景》提出期冀，着重阐述了“九项工程”的实质性举措。中非合作几经风雨，璀璨 的历史成交有赖于民心相通，考虑到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新时期中非合作亦将面临新的 挑战，本文欲简评中非经贸合作可能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非洲政治经济新动向分析
（一）非洲国家在外交上存在实用主义倾向。以谋求本国利益为出发点，非洲国家对于 合作的开放态度吸引了众多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展开竞争。非洲国家寻求的是能够满足其 自身优先关切的外国参与，而非来自具体某个国家的参与。非洲联盟（AU，以下简称“非盟”） 前身非洲统一组织（OAU）的成立宗旨在于团结非洲国家，形成一个代表非洲国家的统一的 声音。反对殖民主义，成立一个解放委员会帮助非洲独立运动。即争取非洲国家独立自强、
民族解放，防止被世界大国边缘化。基于此逻辑，非盟与非洲国家普遍对于外资来源国不加 特别甄别，持普遍欢迎态度。“非洲晴雨表”的调查指出，50%及以上调查覆盖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美国、地区组织、联合国、非盟等外部国家或国际组织对非洲有积极影响；地区大国、
前殖民宗主国、俄罗斯虽然没有在 50%及以上的受访者眼中产生积极影响，但也显著多于认 为他们存在负面影响的受访者。这说明中国在非投资持积极态度的非洲人往往对于美国在 非投资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中美争相在非进行投资或援助在非洲人眼中看来并非竞争而是 共赢关系4。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以长期债券、技术转移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等为主，新冠肺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邮箱：huhaichen@bfsu.edu.cn
3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26/content_5653540.htm, 参考日期：2021 年 11 月 2 8 日.
4 参见：https://afrobarometer.org/blogs/us-china-competition-may-be-win-win-africa, 参考 日期：2021 年 12 月 1 日.
炎疫情暴发后，中非医疗卫生合作日益紧密。习近平主席在 11 月 29 日发表的演讲中宣布再 向非方提供 10 亿剂疫苗，其中 6 亿剂为无偿援助，4 亿剂以中方企业与有关非洲国家联合 生产等方式提供5。美国方面，拜登上台后，一反前任特朗普“对非洲没有兴趣”的表态，积 极推动对非投资与合作。2021 年 6 月 12 日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明确提出，拜登政府与七 国集团（G7）领导人正推动建立“B3W 伙伴关系（Bulid Back Better World Partnershi p）”，以价值观为导向，增加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应对中国的“战略竞争”
6。意味着美国将向非洲倾斜更多精力与资源，觊觎中国一旦降低投资力度可能释放的投资 机会，中国只能维持或加大对非投资与援助。
（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成立，标志着非洲经济一体化机制化进程重大进 步。然而由于非洲国家发展水平普遍相对较低，除南非、埃及等国家外，其余国家制造业基 础均相当薄弱，故其地区内贸易发展困难，更加依靠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有部分西方政治 人士甚至指责非洲大陆自贸区（AfCFTA）本质上是为中国的商品进入非洲市场降低了贸易壁 垒。有部分西方媒体进而借此抹黑中国利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获取更多资源和 廉价劳动力。
（三）非洲的工业和制造业面临日益边缘化的威胁，要求中国对非援助更加关注具体国 家、次区域国际组织需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处（下简称 UNDP）2020 年 发表的报告《发展合作在中非产能合作中的作用》基于对具体国家和具体部门的实证分析指 出，非洲的经济增长呈现“强劲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日益边缘化的工业和制造业以及糟 糕的就业岗位创造形成鲜明对比”的困局。具体原因一定程度上在于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初级产品储备。如安哥拉、赞比亚等基于资源的出口模式难以改变，自然资源部门对制造业 形成挤压，“荷兰病”效应非常明显7。中国作为在工业化取得显著成就的发展中国家，应考 虑有目的地对非转移产能，开展更深层次产能合作，并将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与非洲经济谋 求多样化的战略以及非洲具体国家的需求相结合，制定个性化合作方案。
二、中非合作可能面临的挑战
（一）中国在非经济活动收获的民间声誉仍有提升空间。《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谈
5 参见：http://www.gov.cn/xinwen/2021-11/29/content_5654821.htm, 参考日期 2021 年 12 月 8 日.
6 参见：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 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rld-b3w-partnership/, 参考日期：2021 年 12 月 8 日.
7 参见：https://africacenter.org/spotlight/focac-forum-china-africa-cooperation-21-where-to-next/ , 参考日 期：2021 年 12 月 1 日.
到中非合作作为南南合作和国际对非合作的一面旗帜，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的典 范，但是根据“非洲晴雨表”调查，虽然非洲民间对于中国援助在非洲的政治与经济影响持 正面看法，但是持正面看法的比例有所下降，说明西方媒体就“债务陷阱”等抹黑中国的宣 传在非洲产生了一定影响。《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谈到中国独树一帜的发展经验对于 非洲的借鉴意义，但是“非洲晴雨表”调查就各国发展模式偏好的调查显示，就全部受访者 而言，30%的非洲受访者偏好美国模式，24%的受访者选择中国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相较美国 而言仍在非洲人心中仍存在一定差距8。就次区域民情分布而言，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对于 中美发展模式的推崇程度不相上下，就中部非洲而言，中国相较美国领先。63%的受访者认 为中国的影响“比较积极”/“非常积极”，1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比较消极”/“非 常消极”。值得一提的是，赞成中国积极影响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西非国家马里（92%）、尼 日尔（84%）和利比里亚（81%），这三个国家并不是中国贷款额度最高、援助项目最密集的 国家（马里 7.31 亿美元，11 笔贷款；尼日尔 6.99 亿美元，6 笔贷款；利比里亚 5500 万美 元，2 笔贷款9），相较于中国援助额度最高的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安哥拉 426 亿美元，25 4 笔贷款；埃塞俄比亚 137 亿美元，52 笔贷款10），安哥拉的受访者有 37%赞成美国发展模式，
仅 10%赞成中国发展模式，埃塞俄比亚的受访者有 46%赞成美国发展模式，30%赞成中国发展 模式。上述数据一定程度上说明对非洲贷款额度对于中国在非民间声誉影响上存在最优值，
或正向效应边际递减11,对中国负债较高的国家受访者在了解中国向自己国家提供的贷款额 度后更倾向于表示担忧对华负债过高。中国对非基础设施、地方发展、商业等方面的投资提 升了中国在非民间声誉，而中国部分产品质量较低，政治、安全与意识形态被西方宣传抹黑，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在非民间声誉。
（二）非洲国家政坛新老更迭带来中非关系认识差异。非洲的政治制度设计与文化意味 着非洲政治更有可能被民粹主义思潮等裹挟，阻碍中非经济合作。已经有非洲“公民组织”
批评非洲政治精英为换取中国对非援助出卖了非洲的国家利益，呼吁所谓“公平、透明、平 等、竞争、高性价比”的对非援助，反对我国基于平等互惠，对非“真实亲诚”的合作模式，
对于我国“加强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密切在重大国际 和地区问题上的协作配合，维护中非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目标存在严重误读。
8 参见：https://www.essra.org.cn/view-1000-2353.aspx , 参考日期：2021 年 12 月 1 日.
9 参见：https://chinaafricaloandata.bu.edu/, 参考日期：2021 年 12 月 6 日.
10 参见：https://chinaafricaloandata.bu.edu/, 参考日期：2021 年 12 月 6 日.
11 参见：https://afrobarometer.org/press/world-development-information-day-chinas-growing-presence-afric a-wins-positive-popular-reviews , 参考日期：2021 年 12 月 1 日.
另外，有西方资本因（1）担忧其对非投资可能被拿来清偿对中国发行的债券；（2）非 洲国家政治不稳定、安全形势较差，风险较高，投资利润较为分散等考量，不愿进入非洲债 券市场。应加强流程管理、提升中非合作机制化水平，以应对中非合作不透明、存在腐败等 指控。
（三）中文互联网对非洲、中非合作存在较大误解，可能阻碍中非人力资本相互流动，
构成舆论风险点。中文互联网存在对非误导性言论。部分自媒体以带有歧视性色彩的“有色 镜片”展现非洲人民生活状态。对非洲文明、民族、政治等妄加评判，刻画不实负面形象，
挑战认知底线。客观上为西方抹黑中非合作、丑化中国形象提供了大量素材，甚至可能造成 中非民众心生嫌隙。这些言论长远来看会对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其价值观向狭隘民族 主义发生偏离，为中非长久合作埋下隐患，短期来看也会阻碍中非人力资本流动和经贸往来。
2020 年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激起了互联网针 对在粤“三非”非洲人的负面舆论风波。此风波被外媒捕捉并在西方媒体上进行炒作，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肯尼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和美誉程度。另有“宁波外籍教师杀害中国学生案”
激起网络舆论较大反弹。此类误解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向构成了风险点：（1）就存量而言，
对非洲人的负面评价与情绪在中文互联网长期存在，并没有开展系统治理，相关“旧热点”
遇到受到新发生事件激发容易“死灰复燃”，被反复拿出来炒作，引发舆情风波，构成公共 外交危机。（2）就增量而言，官媒等一方面没有积极引导制造温馨和谐的中非合作舆论氛围，
另一方面没有对非洲人文、政治、社会、风物等加大宣传力度，导致国人对非洲了解相对有 限。上述风险点阻碍中非之间真正做到“民心相通”，并且容易引发公共外交危机。
（四）中非金融合作当下存在一个较大风险点：由于西方国家宣传和非洲民族主义思想 抬头，部分非洲政治人物和媒体等认为在基础设施建设、战略资源获取等领域，中国如果重 组债务结构或者债转股则可能导致非洲国家主权部分丧失，进而激起非洲国家针对中国的 敌视情绪。上述风险点爆发则可能导致中非之间公共外交危机12。
（五）中非经贸合作当下存在两个较大矛盾点：（1）中国相对非洲的高附加值产品可以 较为轻松流入非洲国家市场，但是非洲由于其较为薄弱、单一的经济结构，只能出口中国包 括能源、战略物资等在内的初级产品。（2）非洲可能出于本国经济结构发展等目的，选择“技 术换市场”的外贸战略。即选择性地邀请愿意帮助非洲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家与中国展
12 https://africacenter.org/spotlight/focac-forum-china-africa-cooperation-21-where-to-next/ , 参考日期：20 21 年 12 月 1 日.
开竞争，进而要求中国在贷款、援助条件等方面做出让步。上述矛盾点爆发则可能阻碍中非 贸易，并且减少中国 FDI 进入非洲。
三、可能的改进建议
（一）双方可以考虑促进中非企业之间的联系，以解决生产力薄弱问题，促进经济多元 化发展，鼓励非洲内部贸易。中国应继续对包括交通、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在内的基础设施 领域投资，以促进非洲供应商发展，在未来，可以有选择性地采购当地中小企业和私营部门 产品，以促进此经济模块发展。UNDP 在《发展合作在中非产能合作中的作用》报告中指出：
“非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特征多种多样，工业化需求也各不相同。”加强中国与当地的产能合 作可以加深对于当地情况的了解，进一步促进非洲工业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3。
（二）针对西方抹黑中国的不实指控，可以考虑：（1）以第三方名义设立针对中非经贸 往来的专门审计机构，反驳西方对中非经贸合作不透明、腐败等方面的不实指控。（2）对西 方媒体抹黑中国利用近期刚刚成立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获取更多资源和廉价劳 动力的不实指控尽快做出回应。可以从承诺非洲未来经济进入更高阶段后可以享受对华出 口优惠政策，开放中国大陆市场给非洲国家等增加公平性。
（三）撒哈拉以南、以北非洲发展逻辑与路径存在差异，对非合作除应以非盟为窗口外，
仍应兼顾具体国家个性化需求和非洲次区域国际组织影响力立体开展。“一带一路”涉及非 洲国家有限，集中于中东北非和非洲大陆沿岸国家如埃及、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南非、
突尼斯等。对非投资存在重沿岸轻内陆、重南部非洲轻北部非洲的现实。中非合作论坛（F OCAC）将非洲大陆视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政治实体开展合作，但是由于非盟自身财政较为困难、
效率较低、执行力受限、与非洲国家协调配合不足，另因非洲以其内在的文化与民族多元性 需要更具国别特色的合作方式，中国应及早与次区域国际组织、具体国家开展更深层次的对 话合作。在双边、诸边、多边外交在我国与非互动占比等方面开展研判。《发展合作在中非 产能合作中的作用》也指出对次区域组织提供额外支持可以刺激他们在促进地区工业化上 的作用和能力14。
（四）开展互联网平台对非歧视性不实报道的专项整治，加强相关自媒体内容审核，引 导主流媒体借助互联网渠道展现积极、真实的非洲生活状态，引导中国民众形成对非客观、
13 参见：https://www.cn.undp.org/content/china/zh/home/library/south-south-cooperation/the-role-of-develo pment-cooperation-in-china-africa-production-c.html , 参考日期 2021 年 12 月 5 日.
14 https://africacenter.org/spotlight/focac-forum-china-africa-cooperation-21-where-to-next/ , 参考日期：20 21 年 12 月 1 日.
全面、与事实相符的认知。可以考虑（1）对于旅居国内非洲人制定单独的管理条例进行特 别管理和保护，但应注意规避歧视、区别对待等嫌疑。（2）互联网舆情管控机制应对相关负 面不实言论做到尽快澄清事实、打消公众疑虑，调动主流媒体做出正面引导。
四、结语
本文以中非合作论坛（FOCAC）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召开为背景，粗略评论了基于非洲人 对中非经贸合作认知促生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建议。在中非命运共 同体建设进入新阶段的今天，维护好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后疫情时代世界和平稳定是 中非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实现这一目标，要求中方除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的合作 理念外，更为精准地识别具体非洲国家与地区对经济工业化、多样化提出的需求；紧跟非洲 经济区域一体化动向；加强与非洲民众和新生代政治精英的沟通交流；力排西方媒体污名化 报道；提高中非合作总体标准。从而使中非合作质量迈上新台阶。
第三章 引领数字经济发展——北京的使命与担当
任康钰 隋健雪15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了经济深度衰退，多个产业经历了巨大冲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疫情的突现、加剧和持续而加速呈现，世界进入了变革动荡期。我国在 防疫抗疫取得重大胜利的大背景之下，以远程教育、远程办公、线上医疗等数字化产业为代 表的数字经济逆势增长，其蓬勃发展一方面顺应了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新浪 潮，更重要的是为经济恢复提供新动能，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
因此，“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都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 会、数字政府”，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目标导向。北京市作为我国的首都，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召开 2021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并发布了《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 城市的实施方案》，意在将北京市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作为全国各类生产要素 的一大汇集地，北京市理应承担起引领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责任。
据《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2021》，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 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 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即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和 数字化治理，构成了其“四化框架”。由于网民数量众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全球领先、
创新创业生态较为活跃，加之疫情的影响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成熟的推动，近年来我国的数字 经济发展迅速，表现出一系列特征：第一，规模大。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逐年提升，从 2 015 年的 27%上升至 2020 年的 38.6%，在国民经济中地位逐渐凸显。第二，增速快。尤其在 疫情影响之下，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增速为 9.7%，远超 3.0%的 GDP 增速。第三，渗透强。
数字经济在农业、工业、服务业渗透率分别为 8.2%、19.5%和 37.8%，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相比仍有差距，但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第四，结构优化。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代表的 数字技术层出不穷，推动我国数字产业化实力迈上新台阶；产业数字化在我国数字经济中的 比重从 2015 年的 74.3%上升至 80.9%，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为经济发展持续增力。第五，
不同区域多模式发展。我国各区域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当地的发展模式，如以北京市、重庆市、
甘肃省为例的梯度发展模式，以杭州市为例的区域极核辐射带动发展模式和以长江上游为
15 北京外国语大学
例的点轴发展模式。这体现了数字经济正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撑，为我国新发展 格局的构建提供动力，全国数字经济的开拓发展势在必行。
作为国家政策重点支持的中心城市和全球十大科技创新中心之一，北京市在劳动力、资 本、技术、信息方面都拥有发展数字经济的显著优势。众多科研院校以及我国对科研院校的 资金投入使其有充足的人力和资金进行科技创新，金融机构总部密集分布和国家级金融科 技示范区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资金支持，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 由贸易试验区的“两区”建设为北京市数字贸易、数字产业发展、数字要素流动营造了良好 的制度环境，从而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进而使北京市获得数据要素新优势，
相辅相成，形成螺旋式发展的良性循环。《北京数字经济研究报告（2021 年）》显示，2020 年北京市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全国第一，达到 55.9%，增速高达 9.2%，农业、工业、服 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 5.8%、22.1%和 43.4%，充分体现了北京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
5G 基站的广泛建设、“城市智慧大脑”的建成，也使北京市数字经济充满发展活力。
然而，在总体向好的发展形势之下，北京市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彻底改变，芯片等核心智能硬件的开发水平与 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原始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开发；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须 继续推进，助推产业转型发展，加快产业数字化；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数字经济的 发展带来了数据要素的流动和开放，数据安全和隐私安全问题需要多方关注；数字领域法律 制度不完善，数据共享权责边界模糊，“数据孤岛”现象存在，不利于我国数字经济企业的 持续开放发展。因此，要发挥北京市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需要首先从自身建 设出发，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优化服务、营造生态等手段，使北京成为全国数字产业 化的制高地，打造数字经济标杆城市，进而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领全国数字经 济迈上新台阶。
第一、政策引导。充分利用北京市相关先行先试政策，研究制定新技术新产品示范应用 支持措施，积极在北京市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中应用。同时，加快制定相关政策，强化数字顶 层设计，避免低层次重复性建设，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确立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引导加强 5G 基站、特高压、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激发“三城一 区”的协同创新活力，出台全面的激励措施，鼓励相关企业积极参与数字产业化并引导制造 企业和服务企业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数字经济发 展提供政策支持。
第二、资金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科技研发、人才培养、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据要素市场培育都需要资金保障。具体地，可以设立数字经济专项 资金，并鼓励金融企业设立数字经济专项贷款，精准投放进行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企 业和科技院所，加大数字科技研发投入，在基础理论、关键设备、核心算法等领域实现进一 步突破，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充分利用北京市作为高校及科研院所聚集地的人才优势，为科 研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促进产研融合和科技成果转化，将 北京打造为全球数字技术创新策源高地。另外，还应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要素配 置的资金支持力度。数字基建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内容，通过对技术、人才、资本、
数据等各类产业资源的连接、弹性互补和高效配置，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还要加快培 育数据要素市场。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数据要素已经成为了除劳动、资本、人才、技术等传 统生产要素之外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新要素，因此，要深挖数据要素价值，实现数据资源化、
资产化、资本化，为数据确权提供资金支持，推进数据科技创新，焕发数据要素活力，将北 京市建设成为国际数据要素配置枢纽高地。
第三、优化服务。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两个层面的服务提升。在政府层面，
应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政府，利用数据技术进行政务公开，实现公共数据开放共 享，使民众以最短的时间获得所需服务，从而提高服务效率和决策科学性，将北京市塑造成 为数字治理中国方案服务高地。在企业层面，创新创业具有很高的失败风险，因此应建立数 字产业孵化器，为数字技术企业以及积极转型的传统产业提供充足的容错空间，打造新兴数 字产业孵化引领高地。
最后，营造生态。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和谐又充满活力的环境，需要法律保障和民众 支持。因此，要健全相关领域法律法规，明确数据确权规则，在充分利用数据要素的同时，
健全数据获取、使用各环节制度规范体系，提高数据共享的标准化水平，维护数据安全和隐 私安全，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主体创新意愿。另外，要坚持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 理念，使公众充分参与到数字经济的发展中，提高民众对数字经济的了解程度和接受度，从 而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群众生态。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据要素配置能力的提升，全国范围内已然形成多个以城市为 核心的数据资源枢纽，并对全国数据资源的流动、配置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主导 作用。因此，作为我国梯度发展模式中的高梯度地区，北京市应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
优化服务、营造生态等手段将自己打造为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在做好自身发展的同时，充分
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输出城市发展成功经验，打破城市间数据割裂，利用大数据网络、区块 链技术实现数据开放连接共享，在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升级发展中发挥核心牵引作用。与此同 时，北京在带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积极贡献到我国倡导的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
为沿线国家在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提供持久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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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供给侧改革、国企经济结构调整及国际经验- -基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视角
陈瑞16
【摘要】 许多国家及经济体尝试以供给侧改革摆脱危机或经济滞涨问题，因循国情不同、路径方案不 同而结果也迥然不同，美国、英国、德国、新加坡取得了显著成功，而日本和阿根廷则陷入困境、形势更 加复杂。从国际经验来看，供给侧改革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和复杂性，一方面要保持政策延续性和稳定性，
平衡长期改革红利与短期调控阵痛，另一方面也要明确市场化导向、运用市场力量，并做好全局性规划和 配套政策协作。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借助资本市场来加速这一进程更是有效 途径，通过重组、并购、借壳等一系列资本运作是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重要而迫切的战略选择。国有企 业的经济结构调整，离不开资金流动与运作。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重点在于国有资产重组 和企业并购重组，其资产的流动离不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中介支持，离不开金融市场的依托。监管层鼓 励相关公司以市场手段进行兼并重组，在国际化热潮的带动下，国内债务重组和并购重组业务也越发频繁。
为大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必须立足全局，根据国有资产重组和企业并购重组的需 求，根据社会经济格局的新形势，结合自身的发展状况和特色，恰当把握角色定位、选择合适的契入点，
充分发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有资产重组和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国有企业经济结构调整；国际经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一、引言
2020 年 8 月下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正式出版，该书深 入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鲜明特色，并指出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是大势所趋、形势使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中央提出的五大改革任务在具体方案和实施过程中，面对着 复杂环境和多元化诉求的挑战。
供给侧改革在全球范围内有丰富案例，上世纪许多国家及经济体尝试以供给侧改革摆 脱危机或经济滞涨问题，供给侧改革的路径和方案，因循国情不同而结果也迥然不同，成败 皆有深刻和复杂原因。美国、英国、德国、新加坡取得了显著成功，而日本和阿根廷陷入困
16 陈瑞，男，汉族，经济学博士，美国普渡大学统计系访问学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方向：货币经济、数量经济。
境形势更加复杂。供给经济学派推崇的减少政府干预推进市场化、减税减负鼓励企业创新转 型、控制货币供给、人力资本投资等办法都得到了普遍应用。从国际经验来看，理解供给侧 改革的长期性、系统性和难点痛处，有利于提高对我国供给侧改革政策的前瞻判断、路径选 择和成效预测，本文通过分析部分发达国家的成败经验，希望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 鉴，并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视角，分析服务于供给侧改革。
二、供给侧改革的国际经验
（一）美国里根供给侧改革
二战后的 1933 年罗斯福新政和 1967 年约翰逊“伟大社会”计划，都从需求侧刺激美国 经济，政府主导的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起到了一定效果，短期内缓解了经济危机和社 会矛盾，但长期来看积累下了巨额财政赤字，引发持续通胀，并且导致资源严重向政府主导 的投资倾斜，对民营资本产生挤出效应，拉低整体生产效率，最终引发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 的长期经济萧条。里根总统上台时面临 31%的财政赤字，13.5%的高通胀率，7.2%的失业率 及 GDP 负增长。
在需求侧刺激失效的背景下，里根于 1981 年颁布新政，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减税减负、
控制货币供给三大手段推行改革。具体措施包括：
1、减少政府干预。订立针对管制机构决策行为的政策原则，明确要求所有新的管制都 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保证各项管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净收益；成立由副总统 领导的放松管制特别小组，订立指导方针，并复审行政机构提出的主要管制计划，评估行政 机构已经发布的规章条例。
2、减税减负。针对企业，制定提升投资和生产积极性的减税政策（苏京春和王琰，20 19），包括降低 13%的企业所得税，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并简化分类，给予投资纳税优惠，
添置研究设备减税 6%，增加机器设备减税 10%，降低小公司利润税率等具体措施。针对个 人，降低个人所得税 23%，同时降低资本收益税、利息税率及遗产税率等，提升个人劳动积 极性。与此同时，政府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以求在减税的基础上实现财 政平衡。
3、控制货币供给。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稳健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同时 提高进口量，稳定物价，倒逼国内竞争。
4、人力资本投资。在罗斯福新政与约翰逊“伟大社会”计划时期已经开始实施，约翰 逊“伟大社会”计划期间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投资教育、职业培训。
5、解放金融约束。罗斯福新政时期整顿银行与金融机构，明确二级市场的监管法案及 美国的分业经营体系，催生华尔街投行模式，高效而规范的直接融资体系得到快速发展，解 放了美国企业家扩张和创新的金融约束。里根新政中放松管制、鼓励创新的政策也间接推动 了金融行业的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
从宏观角度看里根供给侧改革成果，一是短期促使经济回暖，抑制通胀，增加就业，所 有经济阶层的实际收入都有所提高，CPI 从 1980 年的 13.5%降低到 1982 年底的 4.5%。二 是长期带来市场主导、创新驱动的持续增长，从 1982 年末开始，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一直 到里根任期结束 GDP 增长率维持在 3.5%以上。三是美国重新领导世界，“星球大战”计划拖 垮了苏联，冷战期间军费开支巨大，军需促进了工业发展，奠定了后 20 年新兴行业的发展；
广场协议后，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日本资产泡沫破裂，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从微观层面来看，放松管制、加强自由竞争、提高进口、减负减税等一系列措施为美国 的产业格局带来巨大改变（韩春和刘杏愉，2018），农业与传统制造业受到冲击，高端制造 业、服务业及金融行业获得高速发展。里根时期供给侧改革催生了上世纪 90 年代“新经济”
的崛起。计算机及网络的诞生都与军方有关，里根时期的经济复苏及金融自由化为军队技术 转为民用奠定了基础。1993 年 9 月克林顿上台后迅速拟定了“全国信息基础设施”（即信 息高速公路）发展方案。2000 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已占 GDP 的 10%以上，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度远超过制造业，一批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公司诞生并崛起。
（二）英国撒切尔夫人供给侧改革
二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缓慢，实力地位不断下降，被称为“英国病”。进入 70 年代后，
形势更加严峻：国企效率低下，大面积亏损；工会势力空前强大，市场机制扭曲；社会福利 支出过于庞大；公共债务不断攀升；国际收支逆差大幅扩大；在 70 年代陷入长达 10 年的 滞涨。英国政府坚持凯恩斯主义政策，实施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导致通胀高企，
经济滞涨，失业率上升。股市在 1972-1974 年间大跌 65%，在整个 70 年代，股市几乎没有 涨幅；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7.0%上升至 16.3%。
面对七十年代持续的经济滞涨，工党政府的凯恩斯主义失灵，无力使英国摆脱经济困境。
1979 年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击败工党，出任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政府的经济政 策开始从需求端刺激转变为供给侧改革（谢重娜和于华金，2016）。
1、减少干预，推行私有化。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坚决反对过去那种在国家干预下刺激 需求、依靠不断扩大投资和提高社会福利来增加就业和消费的经济发展方式，而是采取减少
国家干预、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方法，来扭转英国经济的颓势。淘汰竞争能力差的“夕 阳”工业企业，大力扶持并发展中、小型新兴技术公司。
撒切尔夫人将私有化作为振兴经济的重要政策，以鼓励企业家精神、个人创造性和自由 市场经济。通过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股份，推行“大众资本主义”，使人人成为资本家，先 后将电信、航天航空、造船、汽车、钢铁、电力、供气供水等国有垄断公司的股票卖给民众，
同时高额的私有化收入也为紧缩的政府财政提供了支持。英国政府还通过特许投标的方式，
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将学校伙食、路面清洁、垃圾收集、公路养护等服务承包给 私人部门，鼓励私人部门开办学校、医院和养老院，还将原属地方政府的公屋出售给私人。
2、放松管制。撒切尔夫人执政后，英国开始逐步放松管制，实行开放与鼓励竞争的政 策。取消石油、邮电通信等领域享有的垄断地位，鼓励企业家精神、个人创造性和自由市场 经济。同时，取消物价管制委员会，缩小国家企业局的权力，废除了 180 多项限制经济活动 的规定。另外，废除实施了 40 年之久的外汇管制条例，放任英镑汇率自由浮动。放松对金 融业的管制，制订《金融服务法》，效法美国，废除固定佣金制度、容许外资收购伦敦证交 所的会员经纪行、股票交易电子化等，恢复伦敦在全球金融业的竞争力。
3、减税。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即推行减税，减少政府干预，让更多的资源由市场调配，
进而提高整个经济体的效率。撒切尔政府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原来的 33%降到 30%，
之后又降到 25%；最高税率从 83%降到 60%，之后又降到 40%；同时，将个税起征点由 8000 英镑提高到 1 万英镑，免税人数大约增加了 130 万人。
为了减轻公司的税收负担，激发公司投资动力，将英国公司税的税率由 1982 年的 52%
下降到 1990 年的 35%。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私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开展公平竞争、增 强市场活力，撒切尔政府还将小企业的公司税税率从 1982 年的 40%下调到 1990 年的 29％。
另外，除了多次下调各种税种的税率，还大幅简化税收程序，提高征税效率。
4、紧缩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放弃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
转而采取货币主义控制货币供应量，将治理通货膨胀优先于充分就业。撒切尔政府严格控制 货币供应量，提高银行利率，减少贷款发放额，从而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国内需求以 控制通货膨胀。1979 年撒切尔夫人将英国央行的基准利率由 12%提高到 17%的历史最高点。
1980 年起控制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的增长率，M2 增速从 1980-1981 年的 18.5%-25.2%降至 1983 年的 10.3%。通货膨胀从 1980 年的 18.0%降至 1983 年的 4.6%，1986 年进一步降至 3.4%。
5、削减福利开支，扩大公共品市场化。撒切尔政府大力推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大幅 削减政府福利支出，扩大公共品的市场经济成分。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支持私立学校发展，
改革高校助学金制度，实行学生贷款制度；二是住房私有化改革，按新住宅法规定，在共有 住房居住满一定年限的居民可以按市场价值的 30-50%折扣购买其住房，使得社会住房的公 共开支从 1980 年的 45 亿英镑下降至 1990 年的 14 亿英镑；三是规定养老金的调整只与 通货膨胀挂钩，不再与工资增长率挂钩，而且强调国家基本养老金只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费 用，降低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四是在失业救济金方面，实行严格的失业登记，以打击欺诈行 为；五是改革公共医疗制度，倡导发展私人诊所，要求雇主承担部分疾病和产妇的津贴。
6、限制工会权利。通过一系列改革，消减英国工会权利，缓和劳资关系。英国工会权 力过大，经常罢工使正常的生产秩序瘫痪，政府难以有效地行使其职能。撒切尔夫人一是使 用法律手段遏制、打击工会势力，严厉限制罢工，通过立法取消了工会作为一个整体所独享 的普遍法律豁免权，限制工会权力，同时使工会改革有法可依；二是对工人罢工采取强硬措 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对工人罢工进行镇压；三是改革工资制度，以利润共享工资制取代固 定工资制。
撒切尔夫人改革效果显著，通过供给侧改革，减少国企补贴，消减福利，财政风险下降，
控制货币供应量，收缩无效融资需求，英国央行的基准利率和资本市场的无风险利率得以稳 定的下降，基准利率从 1979 年的 17%下降到 1984 年 3 月的 8.75%。经济增速从 1982 年的 -2.2%一路回升至 1988 年的 5.9%，而通胀却从 1980 年的 18%迅速回落至 1986 年的 3.4%。
另外，在改革初期，由于经济转型，大量国有企业、传统企业倒闭，失业率曾一度攀升 至两位数，但撒切尔政府顶住压力，坚持推进供给侧改革，最终使经济成功转型，新兴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崛起，失业率也从 1984 年起进入长期下降通道。
供给侧改革后，英国经济基本面全面向好，加之减税使居民收入增长，使得他们有富余 的资金投入股市，投资者风险偏好提升，英国金融市场开始走向繁荣，英国股市 FT30 指数 从 1981 年 10 月的不到 500 点一路飙升到 1986 年 4 月接近 1400 点；10 年期国债收益 率从 16.3%回落至 9.0%。英镑汇率在改革初期经济遭遇困境时，面临贬值压力，但随着改革 推进，经济重拾动力，英镑汇率也由贬转升，成功收复失地。
（三）德国供给侧改革
德国政府自二战后一直奉行“坚持制造业立国，财政平衡，适当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 模式。上世纪 90 年代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催生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
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德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又进一步导致资本与技术外流，失 业率高企至 12%。东西德合并导致整体收入下降，内需不足，加之汇率过高带来出口乏力，
最终导致产能过剩。1988-1990 年，作为制造业大国兼出口大国的德国，贸易顺差达到 273 2 亿马克，通胀超过联邦银行 2%的警戒线，到 1993 年，世界性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德国 GD P 增长跌至-1%。
面对德国经济空壳化、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增长衰退的局面，德国政府采取供给侧管 理（王秋波和魏联合，2016），以减税减负、人力资本投资、控制货币供给三大手段调整经 济基本面。与此同时，政府在需求侧同步进行管理，通过官方贬值拉动出口，以低汇率为其 经济支柱的广大中小制造企业树立坚强后盾。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
1、减税减负。1986 年开始税制改革，对大部分中小制造企业免征营业税，固定资产折 旧率从 10%提高到 20%，政府设立专项基金，资助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
2、人力资本投资。一是以双元制职业教育为保障，理论学习在高校，实践培训在企业，
高校与企业共同承担培养学生的责任，保证学生毕业即可上岗，鼓励企业对学校进行投资、
捐赠，并予以减免和抵扣税收的奖励。二是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放开雇主的解雇限制，
允许灵活工作制；发展职业教育领域，引导教育理念和社会文化的转变，确立多元化的培养 目标。三是削减过多的社会福利，促使失业者加强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投身劳动市场，
其中包括施罗德政府推出的“哈茨计划”福利改革，约 27%的失业者不再享有失业救济，48%
的失业者福利被削减。
3、控制货币供给。联邦银行以 2%作为通胀警戒线，德国政府以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抑 制通货膨胀，并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制定货币政策。由上述政策可以看出，作为制造 业和出口大国，德国在改革政策上始终以提升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最终目标。改革政策 皆为制造业的品质提升、规模发展铺路。政府不断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为产业结构调整及品 质升级投资人力资本、改革汇率促进出口，甚至金融、房地产行业的管理也以护航实体为先。
德国政府一方面极度重视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坚决抵制虚假繁荣和金融泡沫（任泽平，
2016）。同一时期，作为亚洲制造业大国的日本正享受汇率升值、金融和地产投机带来的虚 假繁荣，工资上升，物价飞涨，政府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更使得日本民众丧失理智，进一步 诱发投机行为，最终导致恶性通胀、金融崩盘、经济危机爆发。相反，德国政府尽力以低汇 率促进出口，面对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积极建立欧元区应对；其次，以低工资、稳定的地 价保障企业的低生产成本；第三，始终保持物价稳定，抑制投机行为和热钱流入，保障经济
体的健康发展。
在打破金融约束方面，德国以高效的间接融资体系解放中小企业的金融约束，一是建立 高准入和严监管的全能银行市场机制，确保市场参与者不以承担高风险逐利为目的，而坚持 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二是允许国有、私有金融机构同台竞技，市场化发展促进金融服务效 率的提升；三是凭借银行体系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地方支柱性行业企业的深入了解，以低于 直接融资市场的成本服务实体。德国银行长期以来平均回报率相对较低，使得资源更多投向 实体经济，而不会过分涌向金融业，避免泡沫滋生。
从改革结果来看，1994 年起德国经济回暖，通过出口增加、产品品质提升解决了产能 过剩问题。而技术创新不仅成为德国制造业长盛不衰的根源，也从本质上增强了德国中小企 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金融的高效稳定也使德国成为西方经济强国中危机恢复能力最强的 国家。
（四）新加坡供给侧改革
英国统治时期，新加坡作为转口贸易港，相关经济雇佣了 70-75%的劳动力，占 GDP80- 85%。经济结构单一畸形，工业水平严重滞后。多元移民面临着民族冲突问题，以及失业、
贫困、房荒等系列社会问题。
新加坡 1959 年取得自治地位并由李光耀执政，1965 年脱离马来西亚，李光耀执政后推 行四次改革：发展进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知识 型产业。
进口导向经济改革(1959-1965)。政治上，成立人民行动党，形成威权政治。社会改革 上，多元族群整合，重视全民平等教育。经济改革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工业税收。
对外政策上，实施进口替代，保护国内产业。
第一次产业改革：加强基础设施，吸引外资(1966-1978)。巩固威权政治，形成一党独 大，加强新闻审查，建设廉洁政府。培养国家意识。淡马锡管理国有企业，名义上政府控股，
但政府并不干预企业经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外资，扩大税收优惠。
第二次产业改革：发展高新技术和服务业出口，国企私有化(1979-1997)。扩大民主基 础，减少言论控制。调整居者有其屋政策，因材施教分流教育。鼓励高科技创新，人口红利 消失加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政府实施工资水平增幅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增幅的灵活工 资政策，降低公司个人所得税、新兴产业税负、研发资本支出减税，推动国企股份化、私有 化和国际化。建立区域服务中心，发展通讯、贸易、金融、咨询等国际服务输出。
服务业改革：知识经济，资本输出(1998-至今)。保证一党执政前提下，向社会团体和 人民咨询政策意见，实行协商式民主。注重高端教育，吸引科研人才。成立高科技工业园，
国企国际化布局。资本输出，布局海外新加坡工业园。
新加坡改革取得巨大成效。政治威权为主，民主温和过渡。政府高薪养廉，廉洁高效，
透明度高，压缩对“事业单位”和国企的财政支出。社会秩序稳定，多元族群和谐，充分就 业，通胀有效控制，生活质量较高。经济高速增长，产业不断升级。2011 国际经商环境竞争 力排名第一，新加坡是一个严格分离、境内管制、境外自由的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2014 年 成为全球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
（五）阿根廷供给侧改革
二战后，阿根廷政权更替频繁，民粹主义和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上世纪 70 年 代阿根廷经济大衰退。阿根廷在上世纪 40 年代曾一度成为全球第十大经济体，GDP 增速接 近 6%，人均收入水平超过日本、德国及意大利。然而，阿根廷政府为促进民族工业发展，错 误地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通过限制进口，过分保护本国较弱的第二产业，规避直接竞争；
对原本作为经济支柱的第一产业提高出口关税，降低了比较优势。随后，民主政府和军政府 轮番上台，改革政策南辕北辙，经济无法企稳。贝隆上台后，强化民粹主义，主张国有化并 加强政府干预，造成市场失灵、生产效率低下、企业竞争力丧失。1976 年，阿根廷失业率达 18%、恶性通胀超过 600%、财政赤字占 GDP 比例高达 15%，整个经济体陷入内外交困的经济 危机和国际债务危机中。
在此背景下，重新掌权的军政府制定了“国家重组进程”计划，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通 过在供给侧减少政府干预、控制货币供给，和在需求侧刺激投资及出口同时进行改革。然而 改革政策治标不治本，带来了短暂的虚假繁荣，却未改善阿根廷经济的基本面，也没能带来 实体经济的发展。具体政策包括：
1、减少政府干预。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进口关税，鼓励进口；中止对工业出口的补贴；
国有服务业转由省级经营，取消联邦分税制给各省的补贴；改革金融体制，实行金融市场自 由化；削减公共开支，冻结工资，平衡国际收支。
2、控制货币供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私人银行的支持下，实施稳定措施，以 控制通货膨胀。
3、在需求侧，努力争取国外资助和融资，扩大国内投资；并且官方汇率主动贬值，促 进出口。
然而，高利率与金融自由化政策并行带来投机机会，大量热钱涌入阿根廷的金融体系。
与此同时，金融泡沫滋长与进口开放的双重影响下，国内实体遭受巨大打击，大批工业生产 企业倒闭，民族工业陷入严重衰退。
从结果来看，1976 的改革仅带来三年虚假繁荣。随后，1980 年爆发金融危机，1981 年 经济陷入崩溃，阿根廷正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后十年，阿根廷一直处于经济和金融双重 危机的阴影中。
1989 年，阿根廷迎来了民主政府的供给侧改革，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过分注重自 由主义理论而未考虑阿根廷的实际情况，包括失衡的经济结构、不具竞争力的第二产业、无 法匹配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本结构等。改革再一次带来短暂繁荣，以 2001 年的金融危机告终。
具体政策包括：
1、减少政府干预。以立法方式对国有企业全面实施私有化，同时进行国家政治体制改 革。
2、控制货币供给。1992 年实行美元和比索汇价一比一的联系汇率（固定汇率）制度；
确立以外汇储备为基础的货币发行制度，严格限制货币发行量。
3、在需求侧，调整对外政策，奉行亲美政策，以获取海外投资；与巴西等国组建南方 共市场，加强地区一体化合作，通过地区保护主义推动区域内外贸，促进出口。
从结果上来看，第二轮改革带来了 10 年的增长，抑制了恶性通胀。然而，经济增长并 未体现在人民的财富积累上。极端自由化加之私有化改革浪潮，导致国家主要经济从国有垄 断变为外资垄断，造成新的经济结构失衡。低教育水平的人力结构无法满足跨国公司的发展 需要，国内失业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贫困化上升的被动局面。
从阿根廷案例中，我们可见短视政府如不从人力资本投资和减税减负这两大需要时间 显效效果的手段上进行改革，无法改善经济体的基本面，也无法有效驱动长期增长。不顾经 济结构、人力结构、资本结构的情况下盲目追求短期增长带来的必然是虚假繁荣。
（六）日本供给侧改革
上世纪 70 年代，制造业大国日本崛起，经济增长迅速，全球性企业诞生，社会财富增 加。全国信心膨胀，导致 80 年代当政者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核心企业的竞争力降低，
资产泡沫催生，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崩盘，带来长远的影响（崔健，2020；田正和武鹏，
2019）。具体政策包括：
1、在需求侧。实行错误的汇率政策，介入汇率市场，造成汇率持续大幅升值，出口型
制造业遭受打击，同时大量国际热钱为了躲避美元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
2、在供给侧。持续加重企业负担，工资持续上升，造成企业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
造成劳动力短缺；土地价格上升，导致租用土地的工厂或办公楼的企业盈利率下降，实体经 济为弥补生产亏损，将资金进一步投入房地产，继续推高房产价格。政府为了补贴因日元升 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利率下降，诱发投机行为。
由于实体经济无法发展，而投机行为及预期泛滥，海外投机资金及本国退出实体经济的 资金进一步进入股市，形成泡沫。1989 年资产价格上升到实业无法支撑的地步，升值预期 被打破，投机者丧失投机欲望逃离，从而造成市场的恐慌心理，股市随之崩盘。政府宣布对 土地金融进行总量控制，银行采取金融紧缩，导致土地金融的资金链断裂，土地价格急速下 降，引发崩盘连锁效应。企业一夜间大量破产，资不抵债；个人成为负资产，长期负债。恶 性循环由此开始，核心跨国企业外逃，本国就业减少，国民收入下降，人口持续负增长。
三、国际供给侧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根据前述国际案例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供给侧改革具有一些普遍的共性规律和启示：
首先，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应是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要兼顾需求侧管理。供给侧改革是通 过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和提升，来更好地满足和拉动需求，实现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而不是 通过简单的去产能实现低水平的供需平衡。供给侧改革也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侧管理，而是 要和需求侧改革协同进行。例如，德国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去产能，而是通 过主动货币贬值促进出口来实现过剩产能的消化。新加坡国内市场需求狭小，国内供给侧改 革的方向是瞄准海外市场需求，要因循需求侧情况来推进产业改革。
第二，政策要有延续性和稳定性，平衡长期改革红利与短期调控阵痛，让社会有理性的 预期。要容忍改革阵痛，因为政策红利的释放需要时间，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调整也需要时 间，不能因为短期的阵痛而朝令夕改。尤其因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手段包括减税减负、通过 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等，常常难以避免地伴随着短期的失业下岗、财政赤字和行业重组，因 此要有充分的政策准备和决心，安排合理的政策路径和时间表。例如，里根新政直到第四年 才开始产生正面的改革结果，短期一度加剧了财政赤字，但改革的坚持最终带来了长期的繁 荣。
第三，明确市场化导向，充分运用市场的力量。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市场规则、维持 市场秩序、维护市场公平、释放市场活力，而不是参与市场竞争。从过去的实践可以看出，
过度的政府干预、补贴有可能带来结构性问题，加剧产能过剩、资源挤出和经济波动。因此，
更好的做法是利用税收、人力资本投资等“间接”手段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直接参与到 市场中。
第四，改革是长期系统工程，需要全局性规划和配套政策协作，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例如，在阿根廷的改革中，仅注重能够短期见效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对需 要长期投入的税制改革和人力资本投资等并未涉及，因此，其改革的结果也只可能是短期的 虚假繁荣，最终走向失败。与此相反，德国政府注重长期人力资本投资，如双元制职业教育，
同时通过税收优惠扶持中小企业创新，以及企业和学校的合作，由此为其制造业创新带来了 源源不断的动力。
四、国企经济结构调整、重组整合规律与金融市场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 核心要素，对我国的经济总量贡献具有重要作用（郭晓合和赖庆晟，2015）。化解过剩产能、
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重要而迫切的战略选择，通过资本市场来 加速这一进程更是有效途径。事实上，早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刚刚定调之际，嗅觉敏锐的资 本市场已经有所动作，重组、并购、借壳等一系列资本运作此起彼伏，进行着结构升级、产 业迭代、推陈出新。
监管层鼓励相关公司以市场手段进行兼并重组，在强化信息披露、风险揭示的条件下有 保有压，增开绿色通道，加快审核进度，推动行业实现转型升级。在国际化热潮的带动下，
国内债务重组和并购重组业务也越发频繁，甚至很多企业成立了专门的重组整合委员会，对 这方面的研究值得关注。国外研究中，Paul etc.（2004）认为信息不对称是企业资产重组 的首要问题。Landsman etc.（2005）认为债务企业在不得已做出被收购的决策时，其很大 一部分原因是地区政府政策的影响。国内学者也逐渐关注资产重组和并购重组，袁洋（201 4）认为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有助于困境企业解决财务困境，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多采用商 业化资产重组或并购重组发挥金融救助的功能。刘凌波（2014）基于经济新常态的情形下，
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收购重组业务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开展此类业务的价值所在。实际 业务方面，冯晟楠（2014）则从信托的角度分析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可 行性。
国外企业重组整合的研究时间较长，处置机制较为健全。而国内国有大中型企业重组整 合牵扯面广、范围大、难度大。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投资、融资体系由财政主导型逐步过 渡到市场主导型，国有企业的经济结构调整，离不开资金流动与运作，重组整合是实现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