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中進度報告
境遇與認同：帝制中國形成期的「華夏」意識(1/2)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2-2411-H-006-013-
執行期間： 92 年 08 月 01 日至 93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所）
計畫主持人： 王健文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3 年 5 月 31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期中進度報告
境遇與認同：帝制中國形成期的「華夏」意識(1/2)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93-2411-H-006-004
執行期間： 92 年08 月01 日至93 年07 月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
計畫主持人： 王健文
計畫參與人員：梅政清、孫明芸
（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境遇與認同：帝制中國形成期的「華夏」意識(1/2)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93-2411-H-006-004
執行期間： 92 年08 月01 日至93 年07 月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
計畫主持人： 王健文
計畫參與人員：梅政清、孫明芸
（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執行單位：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中華民國93年5月30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期中進度報告
境遇與認同：帝制中國形成期的「華夏」意識(1/2)
計畫編號：93-2411-H-006-004 執行期限：92年8月1日至93年7月31日 主持人：王健文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梅政清、孫明芸 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研究生
一、摘要
本計劃擬定的研究主題是：「境遇與認 同：帝制中國形成期的『華夏』意識」，為 兩年期計劃。第一年的子題「封建城邦與華 夏世界」，探究的是：春秋早中期開始，在
「非我族類」的蠻夷戎狄成為對中原諸農業 城邦的強大威脅時，「華夏」意識的摶成；
與當封建城邦秩序成為中原週邊國家（族群）
競逐的歷史舞臺時，「華夏世界」邊界的挪 移。第二年的子題是：「帝國秩序與族群想 像」，探究的是：當統一帝國在封建城邦崩 解的廢墟上巍然矗立時，「城邦」之間的界 線消失，貴族政治讓位於官僚體制，編戶齊 民取代了封建氏族為新的社會基本單位，從
「封建」到「郡縣」，「六王畢、四海一」
的歷史新地景，所造就的族群想像。兩個子 題同樣涉及了族群認同與歷史境遇之間緊密 互動的辯證關係，因此以「境遇與認同」作 為共同的論述主軸。
關鍵詞：境遇、認同、族群、華夏、中國、
封建、城邦、帝制中國
二、緣由與目的
國家的政治機制。大一統的帝國時代，從奏 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到二十世紀初清皇 朝遜位，足足延續了兩千一百年，這個漫長 的歷史時期，不妨也可稱作「傳統中國」時 期，因為今天我們所認識的「中國」的「傳 統」，正是在這時所呈現的歷史形貌。
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儒家作為文化秩序 的正統、及華夏中心的族群觀念……，這些 我們所熟知的「傳統中國」的重要內涵，其 實都是在「古典中國」與「傳統中國」的轉 型期中（也就是封建末世到帝國初期，春秋 中期到前漢中葉約五百年間）才逐漸成型。
我在本年度執行中的「儒家典範的形成與成 型」主要關切的是帝國的政治秩序與文化秩 序之間的聯繫，本計劃則以「華夏」意識作 為論述核心概念。
三、研究成果
西秦、南楚的華夏化及其邊緣位置
貫串本計劃前後兩個時期的關鍵，是後 來建立統一帝國的秦。秦之先世，並非華夏 文明中的農業城邦。牧馬善御，毋寧是近乎 戎狄。然秦自周孝王時非子為周附庸，可說 是依附在華夏邊緣的灰色地帶，自此，秦的
自襄公始國，秦在體制上，由華夏邊緣正式 成為華夏體系的一員，從而在文公在位期 間，西元前8世紀中葉，秦開始快速地進行華 夏化的過程。終春秋之世，秦國始終難以真 正跨入諸夏封建城邦秩序中的核心，黃河中 下游的中原。甚至到了戰國中期的秦孝公
（361-38BC）時代，秦國在東方諸夏各國的 眼中，還是難脫戎翟色彩，司馬遷這麼描述 當時大勢：「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
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 之。」（《史記》〈秦本紀〉）
但是，儘管秦有意自我認同於華夏，然 一則因其歷史上的族群、文化淵源，終非短 期內可以轉化圓融；二則因地理上的懸隔，
僻處華夏的西陲邊境；即使到了秦王政征服 東方前夕，秦仍舊依違於華戎之間，身分難 明。東方諸夏仍未能將秦國，視為華夏文明 圈中的一份子。
處於如此尷尬的境地的，不只是後來建 立統一帝國的秦國，春秋早期，齊桓公的霸 業以「尊王攘夷」為旗幟，所攘之「夷」，
有「北狄」與「南蠻」，當時崛起於江漢流 域，漸次往北將勢力延伸入中原核心地帶的 楚國，就是「南蠻」。
西元前第九世紀，楚國君主熊渠說：「我 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史記》〈楚 世家〉）當時楚國遠在江上，不在中原封建 秩序之內，因此，「蠻夷」的身份，正好是 楚人不受周王號令的基礎。但是到了兩百年 後，周天子式微，王綱解紐，楚國也正好蠶 食鯨吞，滅了漢陽諸姬之後，北至淮水流域，
直逼中原門戶。雖一時受阻於齊桓公所領導 的諸夏城邦聯盟，但從此楚國進入諸夏城邦 的封建體系之中，在西元前第七世紀末葉以
為南北兩大霸權。這時的楚國，必須爭取諸 夏城邦的認可，成為諸夏城邦的成員，才能 夠名正言順地擔綱諸夏領袖的角色。正如西 方的秦國伴隨著東進運動的「華夏之旅」，
楚國在春秋早中期時，北進運動的同時，也 逐漸地展開其「華夏化」的歷程。
然而，儘管自西元前第七世紀起，楚國 即開始「華夏化」的歷史進程，但是，三百 年後，當孟子和陳相辯論政治經濟的社會分 工體系時，對追隨來自楚地的許行，仍視之 為「夷」，甚至輕蔑地以「南蠻鴃舌」之人 來稱呼許行。
孟子評說苛薄，不在話下，但是那也說 明了，楚國的「華夏化」雖經歷三百年，仍 難以盡褪中原華夏核心士人的「南蠻」印象。
族群邊界的挪移
但是，族群認同的邊界，常常是隨著歷 史境遇而挪移，到了戰國中晚期，西方的秦 國獨霸天下，連年揮軍東向，威逼東方六國 時，「南蠻」之邦的楚國，卻成了「東方六 國」的成員，而「西秦」與「東方六國」的 對立局面，竟成了「夷夏東西」的鏡像，「東 方六國」自視為華夏集團，在「外」患西秦 面前，楚國成了「自己人」而進入華夏之
「內」。
這樣的「挪移」，也表現在春秋中晚期
「郯」的定位上，昭公17年（525BC），郯 子朝魯，述說古史與古官制，孔子聽聞後如 此評論：「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
昭公17年），郯國不在諸夏之列。但是在此 六十年前，當南方的吳國剛要崛起，漸次北 上而侵擾郯國時，魯國大夫季文子卻說：「中 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
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 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 日矣。」（《左傳》成公7年，584BC）郯國 卻成了「中國」的成員。正如王明珂在《華 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一書中的深 刻觀察：位居華夏邊緣的族群，其認同（自 我認同或接受認可）的邊界會隨著歷史境遇 的改變而漂移。
成書於帝制中國初期的《穀梁傳》，在 許多地方都呈現了這樣的思維。《穀梁傳》
成公9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
是以知其上為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穀 梁傳》宣公15年有書法義例：「滅國有三術：
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換言之，
當時的天下邦國，在《穀梁傳》的作者眼中，
可以區分為「中國」、「卑國」、「夷狄」
三個等級，「莒」本夷狄，但是染指原屬諸 夏勢力邊緣莒國的是強大的「南蠻」楚國，
因此莒國就被挪進「中國」了。《穀梁傳》
定公4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 敗績。吳其稱子，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
吳進矣。」原來與楚國同屬南方蠻夷的吳國，因 為與諸夏的蔡國結盟，對抗諸夏最強大的外患楚 國，因此也「進」身而為諸夏體系中的成員。
從「諸夏」到「中國」
先秦文獻中「諸夏」、「諸華」、「華」、
「夏」、「中國」往往異名而同指，而「諸 夏」是最普遍的說法。但是到了秦漢帝國之 後，「中國」取代「諸夏」成為最常使用的 措辭。這樣的改變是有其歷史意義的。
族群認同自然有其內蘊自我界定的元
威脅時，族群邊界才益為鮮明，並對內產生 向心凝聚效應。但是若「他者」提供了足堪 追求的資源目標時，也可能對外產生離心的 拉扯效應。
如同許倬雲在《西周史》中，追述西周 開國東進運動中，「西土」意識逐漸轉換為
「華夏」意識。溯其源，以農業城邦、禮樂 衣冠、封建禮制為基礎的「華夏」意識，至 少在西周早中期已成立。但是後世所熟知的
「諸夏」意識，恐怕是到南蠻、北狄交相侵 迫，陳、蔡懼楚，衛、邢為狄人破滅而遷國，
而齊桓公高舉「尊王攘夷」的旗幟時，才真 正確立了。諸侯高倡「尊王」之必要，正說 明了王綱解紐的現實。齊桓公的霸業，「尊 王」只是門面，「攘夷」才是實質。在夷狄 的威脅具體化且迫在眉睫時，「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的「『諸』夏」才真正型了。
到了秦漢帝國一統，「六王畢、四海一」
的新局面出現時，「『諸』夏」從「複數」
變成「單數」，與「夷狄」對稱，仍稱「夏」
或「華夏」，當然，有時還保留「諸夏」的 傳統措辭。與「四夷」對稱，或座落在「天 下」概念中時，則稱「中國」。
四、計劃成果自評
「夷夏之辨」是中國歷史上的陳年課 題，古今論者不知凡幾。此一課題又貫串傳 統中國歷史，在不同時期，以不同形貌呈現。
如先秦時的「諸夏」與「夷狄」；漢代的「中 國」與「四夷」（特別是前漢時的「匈奴」和後漢 時的「羌」）；六朝時的「胡」與「漢」，宋 代分別面對的「契丹」、「西夏」、「女真」
與「蒙古」；清代中葉以降的「西方」。而
者說，「夷」其實是存在於「華夏」眼中的
「一種概念」。
因此，「夷夏之辨」的課題，首先是從
「夷/夏」之「辨（分別）」開始。而這樣的 分別，自始就來自「華夏之眼」，在我們所 熟知的「中國」歷史敘事中，「夷」只是作 為一種「被觀看」的「他者」而存在。春秋 到漢代，今天我們得見的歷史資料，絕大多 數是「華夏」所留下的，因此，要重建從「夷」
的角度的新「夷/夏」關係，在資料上有無法 克服的難題。但是，至少歷史學者可以嘗試
「出乎其（華夏）外」，跳開特定的「華夏」
觀點，開啟新的歷史視野。
本計劃著眼於「境遇」與「認同」之間 的相互牽動，作為觀察帝制中國形成期「華 夏」意識的形成與遷變的主要視角。「境遇」
或謂「境況」，但是加上「遇」字，更強調 歷史的動態發展和歷史中各元素互動的事 實。如前文所述，「族群認同」的邊界往往 隨著歷史「境遇」而有所挪移，挪移之際，
正是歷史學者必須賦予詮釋之處。之所以取
「帝制中國形成期」作為「遼闊綿長」的「歷 史地景」，是因為「帝制中國形成期」橫跨 了封建末世與帝國初期，歷史的諸多要素在 此時期中，有著更豐富多變的形貌，構成多 組可相互參照的變數。
再者，「帝制中國」的出現，結束了舊 的「封建城邦」秩序，開啟了新的「帝國秩 序」。本計劃兩年的兩個子題，分別座落在 上述兩個時空象限中。不同的政治、社會、
經濟、文化秩序，用相異的方式建構了「族 群」與「文明」的形式，也帶來對「族群」
與「文明」的不同界定。因此，呼應著前後 各異的時代特色，探問「華夏」意識在當中
整體而言，本計劃可以補充我個人長期 以來有關「帝制中國形成期」研究的重要環 節，對中國歷史上的「夷夏」課題，可以提 供新的角度的觀察。對近年來形成風潮的「國 族」研究，可以提供中國的歷史經驗，豐富 有關「國族」研究的更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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