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辛亥革命、女權、性別、公與私、國民之母
兒女情短、英雄氣長：
辛亥革命時期的性別與革命
呂 芳 上＊
摘 要
辛亥革命時期，相對於傳統，女子的社會地位是有些不同，這和少數留 日、激進、革命化的女性有關。無政府主義者何震應該是女界主張「男女革 命要與種族、政治、經濟諸革命並行」的第一人，這種言論發揮影響力應該 在五四前後；秋瑾是一位種族主義者，她參加光復會，發揮的政治、社會理 念，多與個人的體驗及日本思潮的影響有關，她的英雄氣概和男人氣息，則 還深深刻劃了時代的烙印。
這個時期的兩性關係還有三個特點：一是在劇變時代下女性的角色，
「賢妻良母」傳統婦女「理想」的形象，是否仍應視為女性天職？晚清知識分 子由國家求富求強出發，一旦視女性為國民之母，母性與女性合而為一，男 權的偏見便告浮現，「賢良論」後來在不同的年代一再被提出來討論，說明婦 女解放的源頭，「為人」、「為女人」仍有爭論的餘地。第二個特色是「擬男主 義」在清末民初的流行。在父權、夫權牢固，女權社會條件不足的情況下，
女子要求「與男人一樣」，做男人能做的事業，應是婦女解放運動的起步，從 秋瑾到唐群英都有這樣的傾向，問題出在革命成功後，女子既否定「賢妻良 母」，又不願做「男性化的女人」時，女性解放運動該何去何從？這個問題顯 然不是辛亥時期婦女能回答的課題。第三個議題是在危急存亡之秋，兩性都 會面臨民族大義與個人私情之間的抉擇。基本上「滅私存公」仍是知識分子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救亡運動的主要精神依據。這一來在革命歷史中往往只見國家民族大愛，私 人感情往往晦而不彰。兒女情不能長，英雄氣不能短，成了男女兩性的必然 選擇。
辛亥革命，婦女當然有正面的貢獻，婦女的角色也開始引人注目。不過 男女兩性對雙方或各自角色的認定，仍受傳統觀念相當的制約。這是五四時 期婦女解放運動之所以需要更深入的發展的原因。
一、前 言
對近代中國人來說，談人權、女權是晚近百年來的事，而且是「爭」來 的。籠統地敘述傳統中國的婦女社會地位，離不開有「三從」之說以束縛婦 女、有「內外」之別以防範婦女、有「生祧繼承」之制以賤視婦女。簡單的說，
男是主、女是從，男女不平等，女性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 1
十九世紀前半葉，的確有少數男性知識分子為婦女的待遇叫屈，李汝珍、
俞正燮、龔自珍等人著作中，有關廢纏足的言論，可視作維護女性身體權的先 驅者。稍後，維新之士從鄭觀應、陳 到康有為、梁啟超等男士，除了呼應放 足運動之外，更提倡興女學以開婦智。到晚清，革命風潮大起，孫中山、蔡元 培等人，也歡迎婦女投入革命行列。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一開始的確是由 男性「越俎代庖」助成的， 2 這是社會條件使然。但從女性的眼光檢視，在
「他們」的本位和偏見下，這是不是使「她們」仍然難脫傳統以男性、家國為 優先，無視女性有個體存在價值與自覺選擇權益的陷阱？本文將試著從辛亥革 命時期前後的思想啟蒙和革命活動中，討論這一問題。
1 傳統社會縱有一二傑出婦女，得到特殊機會，做出「男性」的事業，享有「男性」的權位，也 無助於整體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往往一生過的是庸碌的生活，夏丏尊記錄的民歌可以形容：
一來忙，開出窗門亮汪汪；二來忙，梳頭洗面落廚房；三來忙，年老公婆送茶湯；四來 忙，打扮孩兒進書房；五來忙，丈夫出門要衣裳；六來忙，女兒出嫁要嫁妝﹔七來忙，
討個媳婦成成雙；八來忙，外孫剃頭要衣裝；九來忙，捻了數珠進庵堂；十來忙，一雙 空手見閻王。
見夏丏尊，〈聞歌有感〉，《新女性》1：7，1926.6，頁 1。
2 語出鮑家麟，見〈晚清及辛亥革命時期〉，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 中國出版社，2000），頁 72。
二、從男性觀點出發的婦女解放論
就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來說，十九世紀末葉是一個啟蒙階段。康有為、梁 啟超、譚嗣同、嚴復等維新諸君子，從西方的天賦人權、進化論得到靈感，倡 導以不纏足、興辦女學作為實行男女平權的起步。不過，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都 充滿了矛盾和過渡色彩。康有為的《大同書》，在「去形界保獨立」和「去家 界為天民」篇中，洋洋灑灑八萬字，淋漓盡致的陳述婦女之苦，進而立下宏 願，要為「女子呼彌天之冤」，使女子「致之平等大同自立之樂」。他反覆陳述 男女身體雖有異形，但為「天民共授天權則一」。3 他首創不纏足會，也禁止 女兒纏足，雖未曾興女學，卻也鼓勵女兒求上進。不過，他的確主張一夫一妻 制，甚至主交好為婚，但卻擁有一妻六妾。此中或可以康乃「凡人」、傳統殘 渣難去作解，但畢竟依靠男性單方面推動女權運動，不免有其侷限。 4
梁啟超是晚清在知識上最能「淬勵所本有」、「採捕所本無」的知識分子。
正因如此，他對女權的諸多想法，便不免含有可資討論的餘地。甲午戰後，興 女學被當作維新的事業之一，按照梁啟超的理解，古代「披風採月，拈花弄 草，能為傷春惜別之語，成詩詞集數卷」，只能是「才女」，算不上「女學」。 女學是「內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知有萬古、有五州，與夫生人 所以相處之道，萬國所以強盛之理」。 5 用今天的話就是指：要具備近代世界 知識的才算是「女學」。這些話當然很好，不過，他接著提到「蒙學」時說：
「蒙學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今之前識之士，憂天下 者，則有三大事，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種烏乎保？必使其種進而後 能保也。……婦學為保種之權輿也。」 6 然後他明白宣示辦女學的好處是「上 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7 梁相信女學有助於胎教；這種
3 康有為，《大同書》（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頁 126、130。
4 參見王樹槐，〈康有為對女性及婚姻的態度〉，《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1994.6，頁 27-49。
5 梁啟超，〈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一（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0），頁 39-41。
6 同上，頁 40-41。又參見張朋園，〈梁啟超的兩性觀：論傳統對知識分子的約束〉，《近代中國 婦女史研究》2，1994.6，頁 52-53。
7 梁啟超，〈倡設女學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二，頁19。
想法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連在一起，婦女問題便會跳過以婦女本身權益 作考量，而直接與國家民族救亡圖存掛鉤。同一時代的嚴復、林紓更明白直接 的點出：「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 8 「母苟蠢頑靈氣失，胎教 之言人不知，兒成無怪為書癡。……果立女學相觀摩，中西文字同切磋，學成 即勿與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 9 在這些知名男子筆下，女子受教育的最終 目的似乎只為了「相夫教子」、「強種保國」。
在「母健兒肥觀」下，出現了一個新名詞：「國民母」。設女子學堂既被 眾所肯定，民間興女學乃風起雲湧，官方也頒訂女子學堂章則，1907 年清廷 頒佈「女子師範學堂章程」，宣稱其教育宗旨為「啟發知識、保存禮教」，著重 在為婦、為母之道，依然看不到女子的個性。10 女子是為了下一代而受教育，
於是這時期開始流行的字眼「國民母」，代表的涵義，既是推崇又是約束。
1905 年《順天時報》的一篇文章〈女子為國民之母〉說：
國民是已經貴重的，女子還是國民的大母，那貴重的還了得。女子既然這樣 貴重，總得設法培植才好。培植一女子，就能成全多少國民，女子和國家，
有密切的關係，女子可輕視嗎？
女學堂不開，國不能強，女學堂不多開，種不能強，這是怎麼說呢？女智不
8 嚴復，〈原強〉，轉引自中國史學會主編，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三）（上海：神州國光社，
1955，2 刷），頁 55。
9 林紓，〈閩中新樂府〉，轉引自鮑家麟，〈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思想〉，《中國婦女史論集》（臺 北：牧童出版社，1979），頁 274。
10 光緒 33 年〈學部奏評議女子師範學堂及女子小學堂章程摺〉，述女子師範學堂教育總要第一、
二條謂：
中國女德歷代崇重，凡為女為婦為母之道，徵諸經典、史冊、先儒著述， 可據。今 教女子師範生首宜注重於此，務時勉以貞靜、順良、慈淑、端儉諸美德，總期不背中國 向來之禮教與懿媺之風俗，其一切放縱自由之僻說，（如不謹男女之辨及自行擇配，或 為政治上之集會、演說等事），務須嚴切屏除，以維風化。（中國男子間有視女子太卑賤 或待之失平允者，此亦一弊風，但須於男子教育中注意矯正改良之。至於女子之對父母 夫婿總以服從為主）二、家國關係至為密切，故家政修明，國風自然昌盛，而修明家 政，首在女子普受教育，知守禮法。又女子教育，為國民教育之根基，故凡學堂教育必 有最良善之家庭教育以為補助，始臻完美而欲家庭教育之良善，端賴賢母，欲求賢母，
須有完全之女學。凡為女子師範教習者，務於此端，體認真切，教導不怠。
引見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1─1911》，下冊（臺北：傳記文學出 版社，1975），頁 976-977。
開，實由女子不學的緣故，果能多開女學，共明強國強種的理，第一樣，可 以破除纏足的惡習，強；第二樣，不纏足可以練習體操，強；第三樣，凡有 一切算術、輿地、格致、製造等科都可以學，強。做女子時強，做母時也必 強，母強子必強，種強國必強。11
這一段話，將「強國強種」的重責大任加諸「國民之母」，卻未曾說「女 國民」或「國民母」，是否也具有「國民」資格和享有什麼權利？
事實上，晚清興女學、不纏足等運動的倡導者，多半還是男性，在他們看 來，婦運與其說是解放婦女，毋寧說是解放男子。這還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一是處在國家面臨空前危機之際，作為一家之主的男性，似乎特別覺得家室之 累的沈重。「男子漢，男子漢，靠他穿衣，靠他吃飯」。過去女子依賴男子過日 子，被視為天經地義之事，如今則抱怨女子「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12 這時候男子對古來的「三從」也表示不滿：「婦人三從，吾則曰三累，三累者 何？未嫁累其父，既嫁累其夫，夫死累其子。」13 過去「無才便是德」的說 法，現在也變成禍延男士的罪過：「女子不學則害男子之生計；女子不學，則 害男子之身體；女子不學，則害男子之道德。」 14 這種說法，似乎女界也加以 認同：「（女子）無高尚的理想，則男子之志氣為之消磨；無獨立的生活，則 男子資財為之耗棄。」15 因而不論興女學也好，禁纏足也罷，都是從「略息男 子之仔肩」、「無為我大好男兒累」 16 出發的。
11 《順天時報》，光緒 31 年（1905）6 月 17 日。次年 4 月 22 日該報的另一篇文章〈續論女子 教育宜定案旨〉，也說女子教育重要，因為「國必有賢女，而後有賢母賢妻，必有賢母賢妻，
而後有為國效力之國民」。至遲於 1903 年 3 月的《浙江潮》第三期〈日本留學女學生共愛會 章程〉中，已看到「女國民」的用辭；「國民母」出現於 1904 年 5 月出版的《女子世界》。
12 梁啟超，〈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一，頁 38。女界張竹君也說：中國半數瘋狂男子加 上半數柔弱女子，大局阽危；女子坐食，導致男子竭蹶生計，喪其愛國志行，乃女子不能役其 力以自養，有以短男子之氣也。見張竹君，〈女子興學保險會序〉，《中國新女界雜誌》6，1907.
5。
13 勇立，〈興女學議〉，社論，《東方雜誌》3：13，1907.1，頁 242。
14 同註 13。
15 煉石（燕斌），〈中國新女界雜誌發刊詞〉，1907 年 2 月。見張柟、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 年時論選集》（以下簡稱《時論選集》），卷二冊下（北京：三聯書店，1978），頁 895。
16 黃公〈大魂篇〉中說：「中國女學不興，故家庭腐敗，嗟兒女之情長，使多少英雄氣短。吾今
另一方面這些立論所襯托出來的是「賢妻良母」主義。1902 年在上海的
「務本女塾」，創校的宗旨明言是培養女學生作「賢妻良母」。17 「夫賢母良妻 也者，具普通之智慧，有普通之能力，而能襄夫教子之謂也。」 18 他們的用 意不外乎認定婦女應是「在家為女，出嫁為婦，生子為母」，「有賢女而後有賢 婦，有賢婦而後有賢母，有賢母而後有賢子孫。」 19 不論稱為「賢母良妻」或 叫「賢妻良母」，名詞可能有東洋味，基本概念實揉合了古代傳統婦德與近代 民族主義勃興後「國民母」的理想，故有傳統意味又具現代性的意涵。 20 晚 清賢妻良母主義的提出，為摒棄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不能不說是進 步了，不過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上一直是長期富爭議性的話題。清末，翰林 革命家蔡元培辦愛國女學，要婦女加入革命行列，搞暗殺活動，的確夠激進 了，但他同時又認為賢妻良母是婦女的「天職」，「無可非難」。 21 要女子走出 去，又要女子回家來。反對者即指出：「夫賢母云者、良妻云者，均對於男子 而言。為他人母，為他人妻，美其名曰賢母、曰良妻，實則男子之高等奴隸 耳。」22 從女權運動者的觀點，固不會為了非難賢妻良母而主張「悍妻惡母」，
但的確有「曷不云賢父良夫」之嘆。 23 賢妻良母論一旦陷入男尊女卑的思想 窠臼，要婦女走出家庭，看似號召婦女自養自立，有進步的意義；卻又怕婦女 失去傳統母性與婦道，急於把婦女拉回廚房、主掌家政，實際上反而加重女性 的負擔。在男權框架下的婦女解放論，女性似乎只能在夾縫中掙扎。1903 年
將提倡女學使能自立，無為我大好男兒累。」見《中國女報》1，1907.8，收入《時論選集》。
卷二冊下，頁 843。
17 參見鮑家麟，〈晚清及辛亥革命時期〉，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 113。
18 陳以益，〈男尊女卑與賢母良妻〉，《女報》2，1911，轉引自《時論選集》，頁 482。
19 清如，〈論女學〉，《中國新女界雜誌》2，1907.2，頁 4。
20 參見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以下簡稱〈「娜 拉」在中國〉）（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1 年 6 月），頁 8。陳以益指出賢母 良妻主義是自日本傳染來的，同註 18。
21 蔡元培說：「女子於生理上有為母的天職，且現代社會組織，為母的不能不先為妻。所以為妻 為母，在現代女子便為主要職責。既為妻，即不可不良，既為母，則不可不賢，自然之理，無 可非難。所以良妻賢母，不得不認為對於現代的女子最主要的要求。」見〈現代女子的苦悶問 題〉，原載《新女性》，卷二冊上，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宣傳部編印，《婦女問題重要言 論集》（南京：民國 18 年 7 月出版），頁 63。
22 陳以益，前引文，同註 18。
23 同上。
留日學生刊物《江蘇》登出署名龔圓常的文章說得對：「女權不能由男子之提 倡贈與，必須女子自振起、自獨立，盡國民之義務，始能獲真正之權利。」24
三、和男性一起鬧革命
二十世紀初葉，中國政治和社會逐步激進，知識界、婦女界也開始有革命 化的趨向。辛亥革命前夕，全國學生數一百五十六萬人，女學生約一萬五千多 人；留日學生上萬人中，女生約百人。25 在「歐風美雨」的衝擊下，當時為 數不算多的女學生開始辦雜誌、組團體、投入革命活動，很快的走向社會，展 現女性變革的初期形象。而「男界」新知識分子也扮演鼓動、贊助者的角色。
當時留日女學生人數不多，但相當活躍，大約受到日本明治遺風，例如福 澤諭吉、森有禮等倡導女權的影響，她們利用刊物移植新風氣。26 在國內，
女性知識分子以上海和長江中下游一帶女學堂較多的地區為基地，創辦報刊雜 誌，逐步取代由男性代婦女解放運動宣傳立說的局面。1903 年，金一(天翮) 出版《女界鐘》一書，表達一位男性對女性的期望，雖仍擺脫不了「生一個肥 壯的兒子」，「要像個男人」這樣傳統又男性本位的看法，但已提出天賦人權、
自由自在、模範國民、提倡革命諸新道德觀。 27 到 1907 年，秋瑾在上海創 辦《中國女報》接著演出的女英雄悲劇，她倡論男女平權、注重女子體育、主 張社交公開、婚姻自由、參與政治、投入革命等，展現當時相當少見的婦女本 身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傳統中國的婦女社會關係，大體上是以家為中心展開的網絡，因此有所謂
「國民母」的思考模式。婦女一旦變成近代國家組成的一分子，便得思考在國 家主體下的角色和權利。晚清的婦女革命化，無疑的會調整婦女在「國家」中
24 龔圓常，〈男女平權說〉，《江蘇》4，1903.7，頁 145。
25 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6），頁333。
26 新女性刊物中刊登了福澤諭吉的文字，如〈男女交際論〉，刊載於《女子世界》2：6，1907。
27 愛自由者金一《女界鐘》一書中，主張教育女子要有八條標準：一、教成高尚純潔完全天賦之 人；二、教成擺脫壓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教成思想發達具有男性之人；四、教成改造風氣女 界先覺之人；五、教成體質強壯誕生健兒之人；六、教成德性純粹模範國民之人；七、教成熱 心公益悲憫眾生之人；八、教成堅貞節烈提倡革命之人。引自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338。
扮演的角色。 28 二十世紀初葉無政府主義者對婦女地位的討論、知識分子對 女英雄豪傑的推崇、秋瑾的事蹟和晚清一系列的革命行動，對把婦女從家庭推 向社會、國家，都起了作用。
不論是在東京或在巴黎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都謳歌革命，視革命為世界 進化的關鍵。 29 革命之首要是反對強權，因此主張廢除婚姻、財產、家庭，
破除國家、種界。破婚姻，求人人之平等，可提升婦女地位；要毀家，從事社 會革命，自男女革命始。女子既不依附於男子，又不受家庭之牢籠羈絆，乃得 自立。基本上，無政府主義者反強權，故反對政府、國家的存在，由個人直接 連到天下，過去屬「阿頓」（atom）的私德、小德，如誠意、正心、修身，屬
「拓都」（total）的公德、大德，如齊家、治國、平天下，均應修正調整。要把 過去從「家庭」出發的三綱五常，和其所代表的夫權、父權、君權廢棄，重新 建立新的社會道德和秩序。
世運之進，恃人人自立也，人人博愛也。然兒女情長，則英雄氣短。室家念 重，則世界情輕。明知公益之事，因有家而不肯為；明知害人之事，因有家 而不得不為。使人志氣消沈，神魂顛倒，求學而不進，為德而不終者，皆家 之為患也。一人如此，人人如此，世運亦因之停滯而不進。必家毀而後進化 可期。30
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因無「家累」，男人無後顧之憂，不必奔勞衣食；女人 可得自由之身，從事社會進化之革命活動。不論東京派或巴黎派，不論男性或 女性，他們雖都共同認定女權伸張靠女子。 31 不過以女子能力薄弱，復恐男 子之解放女子出於男子之自私自利，因此女子應學習歷史上之中西女傑， 32 先
28 近代中國「革命」決定了婦女與國家的關係，從清末一直到毛澤東時代的歷史都可覆檢。參見 Tani E. Barlow, “Theorizing Woman: Funu, Guojia, and Jiating”, in Angela Zito and Tani E. Barlow ed.,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254.感謝柯惠鈴小姐提供此資料。
29 「嗚呼，革命，革命！自有世界以來，無年無月無日無時無分無秒無革命。革命者，直前不息，
勇往不倦，質言之，大千世界進化之大關鍵也。」見民李石曾，〈無政府說〉，《新世紀》33，
1907.1。
30 鞠普，〈毀家譚〉，《新世紀》49，1907.5。
31 見民，〈無政府說〉，同註29；震述（何震），〈女子解放問題〉，《天義報》7-10，1907.9 -10。
32 晚清報刊介紹中西女傑的文字，有出於男性、有出於女性之手，他們為文的動機或有不同，女
投入男子的革命陣營，「盡覆人治，迫男子盡去其特權，退與女平，使世界無 受制之女，亦無受制之男，夫是之為解放女子。」33 辛亥革命前後，女界開始 提出「養成國民資格」、「完全的國民」諸議題，其內容包含要求男女平等、爭 取自由、民主等範疇，也包括樹立新的「女德」，以慈愛、高尚、俠烈、勇毅 取代傳統的幽、淑、貞、靜。 34 1907 年《中國女報》發表黃公的〈大魂篇〉，
視女權為國之「大魂」，文章號召女子爭取女權，但不妨「還以助男子，共爭 主權於異族。」 35 這些話隱含了這樣的意思：男子雖然是女子解放的敵手，女 子解放的初步過程卻不妨追隨男子從事「公眾」反滿革命的活動，女子解放的 最終目標是「同男人一樣」。但是，歷史的發展十分詭異：當革命暫告段落，
民國初定，女子要在政治權利上分一杯羹時，強大的政治文化傳統下造成「男 性的反撲」，那就不是女子一廂情願的「男女平等」口號可以紓解的了。
二十世紀一開始，的確就有不少女性參加了各種類型的政治活動。如 1900 年漢口自立軍之役，周（福貞）、毛（芷香）、劉（惠芳）三女士參與；
1901 年開始的拒俄運動，留日女學生參加拒俄義勇隊，隨後並成立最早的一 個婦女團體「共愛會」（1904）。上海女界組「對俄同志女會」（後改名爭存會）
作桴鼓之應。拒俄運動失敗，許多婦女青年因而轉向革命。1905 年 4 月出版 的《中國白話報》正式號召「諸姊妹」追隨父老兄弟致力排滿救國行列。 36 這 一年五月的反美拒貨運動，又有很多婦女認為參與愛國運動是提升婦女地位的 良法，「女界亟待自立，與男子平等，抵制美貨自當一律贊成。」「女人能夠實 行抵制，就是自立的基礎。因為向來纏了兩只腳，抹一個頭，靠著男人過活，
還有什麼工夫才幹去問天下事、去盡義務呢？如今不買美貨就是盡了國民一分
性作者或有激勵女性出頭「有為者亦若是」的想法，男性作者有從介紹西方女傑而想掌握對新 女性典範的詮釋權，對晚清婦女勇於參與革命活動，應有一定的激勵作用。參見劉人鵬，〈「西 方美人」慾望裏的「中國」與「二萬萬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國族與婦女〉，載氏著，《近代 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頁 129-197；許慧 琦，「「『娜拉』在中國」，頁 15-22。
33 同註 31，何震文。
34 巾俠，〈女德論〉，《中國新女界》1，頁 5-9。
35 黃公，〈大魂篇〉，《中國女報》1，1907.1，收入《時論選集》，卷二冊下，頁 844。
36 引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主編，楊天石、王學莊編，《拒俄運動》，
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頁 303-304。
子的義務，豈不是自立的基礎嗎？」視參加抵貨運動為「國民聯合的先聲，女 子復權的機會」。37 明白的說，女人要復權、要解放，最好的辦法是和男子一 起鬧革命。
1905 年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女性不受歧視也沒有缺席。武昌起 義前的同盟會十次武裝起事，婦女雖非主幹，但確曾以不同的方式參與。清末 蔡元培早有心培養「女刺客」，辛亥前不少女性學習製造炸藥，其後汪精衛、
劉思復、京津同盟會的暗殺組織和行動，多得到女黨員之助。1911 年廣州三 二九之役前後，女同盟會員活躍在香港、廣州之間，傳遞消息、運送武器、掩 護機關、扶傷救難等事蹟，早已膾炙人口。 38 婦女從「被拯救者」到可以和 男子平起平坐、共同從事革命活動，當然是地位的一大提升。女性自身的覺醒 是主要的力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鑑湖女俠秋瑾。當時給王時澤的信上，秋 瑾說：「光復之事，不可一日緩，而男子之死於謀光復者，則自唐才常以後，
若沈藎、史堅如、吳樾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 也。願與諸君交勉之。」39 秋瑾絕對是晚清傑出的女權運動者，她的詩詞作 品，具有強烈的女性獨立意識，但當她看到時局阽危，憂心國事如麻時，又不 能不見「男」思齊焉─要「和男人一樣」，以男性職責自期，也呼籲女子為 男性所當為。秋瑾自己身體力行，在 1907 年的安慶、紹興之役中殉難，成 為「中國女界革命流血第一人」，40 她的理念透過《六月霜》、《軒亭復活記》、
《革命魂》等通俗書刊的傳播，激發大量女性參與了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女 國民、女子北伐光復軍、女子軍事團、同盟會女子尚武會、同盟女子經武練習 隊、赤十字會、銳俊學社，從南方到北方，均可看到女子參與辛亥革命的蹤
37 和作輯，〈一九○五年的反美愛國運動〉，《近代史資料》，1956 年 1 月號，頁 35、39。
38 吳微蘭，〈婦女與革命〉，《婦女時報》6，1911.12。又參見林維紅，〈同盟會時代女革命志士 的活動〉，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稻香出版社，1992），頁 296-346。
39 〈秋瑾致王時澤書〉，收錄於秋瑾撰，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秋瑾先烈文集》（臺北：中國 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2），頁 113。
40 景梅九，《罪案》，頁 80。有關秋瑾的生平、思想與行動的分析，參見Mary B. Rankin, “The Emergence of Women at the End of the Ching: The Case of Chiu-chin”, in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39-66.
跡。 41 值得注意的是當 1912 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南北議和之後，女子的 革命行動便逐漸為政治活動取代，鋒芒所指，轉向女子參政。
民初女子參政，過程曲折。1911 年 11 月社會黨女黨員林宗素發起的「女 子參政同志會」，抱定「普及女子之政治學識，養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待國 民完全參政權」為宗旨。 42 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第五天，林宗素訪問孫大總統，
獲得男女平等參政的承諾。消息一經發佈，立刻引來守舊男士的反彈，章炳麟 抓住這個題目向孫中山興師問罪：「女子參政之說，果合社會良習慣否？……
乃聞某女士以一語要求，大總統即片言許可。」章要孫「慎爾出話」。孫中山 雖一向主張男女平權，但正當「中華民國聯合會」對同盟會進行尖銳挑戰時，
不得不表示退讓，收回成言。這是孫中山對女界第一次「食言」。43 1912 年 3 月，主張從普及教育、研究法政、提倡實業下手，待女子政治知識具備，資 格已備，再行參政的「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上書孫中山請撥款扶植該社創 辦「女子共和日報」，孫對她們「不遽求參政」的溫和態度，表示滿意，稱讚 她們「願力宏大，志廣高遠。」44 立即答應支撥五千元作開辦費，覆文皇皇載 入第九號《臨時政府公報》。未料十一號《公報》隨即以「正誤」方式取消。 45 孫中山第二次對女界「食言」，所透露的當然不只是南京臨時政府經費拮据的
41 武昌起義後，各地有女國民軍、女子北伐隊、赤十字會等組織，參加革命的女志士不在少數。
參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陳鳴璧，〈光復時代女界活動史〉，《神州女報》1-7，1912.11-1913.1；張馥真，〈辛 亥前後江浙婦女界的革命活動片斷〉，收錄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 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1-63），冊 六，頁 70-72。
42 〈女子參政同盟會草章〉，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頁 910。
43 林宗素，〈女子參政同志宣言書〉，《婦女時報》6，1912.4；〈中華民國聯合會復臨時大總統 書〉，同上書，頁 777。章炳麟在中華民國聯合會上發表政見，還主張應斟酌保留「中國之美 俗良法」，包括「婚姻制度仍舊」、「家庭制度宜仍舊」。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辛 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頁 950。孫中山的退讓，見〈臨時大總統再復中華民國聯合會書〉，
同上書，頁 777。
44 〈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致孫大總統函〉，上海《民立報》，1912 年 2 月 3 日；〈復女界共和協 濟社書〉，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2，頁 152- 153。
45 〈孫大總統復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函〉，《臨時政府公報》9，1912.2.6，頁 7；《臨時政府公報》
問題而已。 46 在另一場合，孫中山說：「瓜分一起，雖男子猶無參政權，況 女子乎？」孫的確講出男人想當然耳，卻使女性大為不滿的話，《神州女報》
的女記者沈姬鎧就立刻駁斥說：「惟因男子無消滅瓜分之才力（即有之亦薄 弱），故女子須要求參政權以助之；惟因男子將蹈無參政權之大禍，故女子須 要求參政權以救之！」 47
1912 年 3 月，有一群激進的女子為了要求臨時參議院討論「臨時約法」
時，能納入男女權利平等的條款，三次闖入參議院請願，激烈到「惡言抵觸，
大肆咆哮」，並一度打碎參院窗戶玻璃，以暴力相向。48 女界更怒斥中華民國 已成「中華男國」、共和體制已成專制政體。 49 這是近代史上女性為女權奮 鬥，難得的一次「怒吼」！不幸的是在當時仍然保守的社會氣氛，加上男士優 先、男性本位的思考模式下， 50 與男人爭參政權的婦女運動，反遭致社會負 面的評價。女界吳弱男說「今日女子非不得參政之為患，乃不知所以參政之為 患；非男子吝參政權不與之為患，乃女子獲參政權如石田不可耕之為患。」男 界具有西方知識的王寵惠公開宣稱「女子參政，男子進德，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 51 《民立報》記者王空海更認為女子知識不足，不當責以經邦之道、庶
11，1912.2.9，頁 3。
46 1912 年 3 月 16 日，神州女界共和協進會成立會，吳稚暉發表演講，題目雖是「女子應有參 政權」，但卻主張女子應多學習、準備，不應急於求成，因為女子參政是「不必爭而必有之 事」，又說女子可以當議員，「不應作官」。與會者也都主張女子參政應用漸進和平方式，不要
「浮躁」。這些話顯然多出自諸男性本位者之口。參見王家儉，〈民初的女子參政運動〉，《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1，1983.6，頁 149-171。
47 沈姬鎧，〈直言〉，《神州女報》2，1912.8。
48 女界的要求，參見〈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參議院書〉，《婦女時報》，6 號。1912 年 3 月 19、
20、30 日，唐群英、張義英、張昭漢、林宗素、吳木蘭、沈佩貞等數十人三闖臨時參議院。
4 月初她們合組「女子參政同盟會」繼續從事政治活動。見 1912 年 3 月份上海《民立報》的 報導。
49 「今吾國非中華民國也，乃中華男國耳。不然何以女子不得參政；今吾國無共和政體也，乃專 制政體耳，不然何以女子不得自由。」見沈姬鎧，〈直言〉，《神州女報》2，1912.8。
50 王空海論列婦女參政問題時，說「欲參與政治，不可不具有政治上之知識與政治上之能力，今 全國之男子不解共和國家為何物者，尚居多數，何況女子！」鮮明呈現男子優先、女子其次的 想法。見楊季威，〈致某報記者書〉，《婦女時報》6， 頁23。
51 吳弱男言論見《民立報》，1912年3月29日。吳弱男是章士釗的夫人。王寵惠的說法見〈胡 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2，頁 65。
政大計；男居外、女主內，天職不同，不可反其道而行；女子參政，家庭、社 會生活失序，貽禍難數。52 發言的內容多仍擺脫不開以男人為本位的成見和 傳統的包袱。1912 年 8 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因政綱中未列「男女平 等」一條，國民黨主幹宋教仁竟遭女黨員兩番毆擊，女性黨員聲言：此乃為二 萬萬女同胞出口氣！另一女黨員更忿忿不平地指出國民黨削去男女平權黨綱條 文，乃「大不文明」之事，建議應將「國民黨」改為「男國民黨」，以免魚目 混珠。 53 但黨的正式綱領，依舊為了「適應社會積習，減少阻力」，刪除了
「男女平權」的條文；稍後國民黨領袖孫中山試圖解釋，卻又說出頗令女界失 望的話：「多數男人之心意，非少數人可能挽回」。不過，他隨即補充兩句真 心之言：「切勿倚賴男子代為出力，方不為男子所利用也。」54 從女性的角度 看來，男子言行不啻為女子從政熱澆了盆冷水，而且男人的確成了女子解放運 動路途上的一塊大石頭。
辛亥革命時期的女子解放運動，在本質上頗具過渡色彩，例如運動的本身 是要擺脫男子，但卻又得學習男子的氣質和行徑。金一在《女界鐘》列舉教育 女子的八項新標準之一是：要教成女子思想發達具有「男性」之人。當時知識 分子討論女權或倡論革命時，每可找到以陽剛做比、氣勢磅礡的詞句：「不革 命非丈夫」、 55 「同他若個奇男子，請看支那女丈夫」。 56 「明明明，二十世 紀大漢女國民，激昂慷慨赴前程。觥觥自由魂，鐵血作精神。俠骨柔腸和愛 情，氳氤磅礡，瀰漫膨脹，煙士披里純。」 57 「童靴繡甲桃花馬，龍旗耀日 明；紅玉木蘭秦良玉，都是女軍人！同仇敵愾流血喪元，為國之干城；奮我巾 幗，不讓男兒樹一軍！」 58 在革命女傑中，最具有豪氣和男子氣的秋瑾，詩、
52 《民立報》，1912 年 2 月 28 日。有關民國元年 2、3 月間女子參政權的討論，可參考王家儉，
前引文。
53 沈姬鎧，前引文，同註 47。
54 1912 年 8 月 13 日的同盟會本部會議中，女黨員王昌國為男女平權條款的刪除，毆打主持會 議的宋教仁，「今日特為二萬萬女同胞出氣」；8 月 25 日的國民黨正式成立會上，唐群英又 為此痛擊宋教仁。見上海《民立報》，1912 年 8 月 14、26 日。孫中山發言見〈復南京參政同 盟會女同志函〉，《孫中山全集》，卷二，頁 438 。又參見王家儉，前引文，頁 161-164。
55 季子，〈革命其可免乎〉，《江蘇》4，1903.7，頁 17。
56 無瑕，〈回甘果〉，京調二黃新腳本，載《新女界雜誌》2，1907.1。
57 佛哉，〈女國民歌〉，《女子世界》2：6，1905。
58 〈女軍人〉，唱歌集，《女子世界》，同上，頁 26。
詞充滿了豪邁之氣，她曾自嘆：「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常生肝 膽，因人常熱！俗子胸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磨折。」59 她的「感憤」詩，氣 魄勝過男子：「莽莽神州嘆陸沈，救時無計愧偷生，摶沙有願興亡楚，博浪無 椎擊暴秦。國破方知人種賤，義高不礙客囊貧，經營恨未酬同志，把劍悲歌涕 淚橫。」 60 秋瑾的詩詞如〈寶刀歌〉、〈寶劍歌〉、〈勉女權〉等，文字上很難看 出是女性的作品。事實上，秋瑾個人不論裝束、氣質都有男性的猛厲之風。摯 友吳芝瑛說秋瑾「儒文俠武」，復好擊劍。 61 她的打扮很男性化，1906 年從 日本返浙後，常穿「月白色竹布衫一襲，梳辮著革履，蓋儼然鬚眉焉。」62 她 在《民報》或《新世紀》刊出的照片，不是騎馬戎裝、和服執刀，便是西裝革 履、手持拐杖。不過，外表雖喜「女扮男裝」，理念則未曾忘記自己的性別定 位；性格上雖或少「沈毅之概」 63 ，但行動上的確勇猛不亞於男士。民初女子 參政運動的熱心女子，如唐群英、王昌國，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也都是有「男 子氣象」的女性。 64 所謂「擬男主義」在民初中國的流行， 65 正表示這個社 會男權仍然當道。
晚清民初時期，婦女要投入過去一向屬於男性勢力範圍的政治活動，要與 男子共盡「國民」義務時，女子要承擔的是「男子」才能勝任的角色和工作。
千百年來流俗約束下，女性以男性社會標準框定自我時，女子想要出頭，得
「先學男人再做女人」，於是婦女男性化的「擬男主義」，便成為一時女性解放 的標誌。這似乎是近代史上一再上演的故事，當新時代的新女性願獻身革命，
選擇認同國家、民族先於認同家庭、個人，女性意識被革命意識替代時，女權 與國權合一，女子個性便告消失。等到革命告一段落，女子會發現男權社會依 然故我，「和男人一起鬧革命」，婦女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好處。
59 秋瑾，〈滿江紅〉詞，《秋瑾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頁 101。
60 秋瑾，〈感懷〉，《中國女報》2，1907。
61 吳之瑛，〈祭秋瑾女士文〉，《民國報》3，1911.10.21，頁 7。
62 秋宗章，〈六六私乘〉，《辛亥浙江史料》，下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頁 389。
63 揆鄭，〈劉道一〉，評秋瑾之短「在乎少沈毅之概，孤注一擲是所優為」。《民報》25，1908.11，
頁 11。
64 景梅九，《罪案》，頁 346。
65 郭箴一，《中國婦女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頁 202。
四、兒女情短、英雄氣長
革命當然不光是吃飯、請客，但除了偉大的理想和號召之外，有它人性的 一面，也有「個人」與「群體」之間可資討論的空間。從事革命工作者，不管 是男性抑或女性，是「人」便會有私情。革命事業是犧牲、奉獻，付出的是關 係國家民族的「大愛」，有時會與「私情」衝突，如何拿捏？如何作出決定？
值得深究。無關乎這種「大愛」的個人情愛，既不必美化，也無須醜詆。在革 命時刻，男女關係是比較複雜，生死常在一瞬間，因此革命者的感情多奔放又 浪漫。
晚清戊戌時期的譚嗣同，是介於傳統與反傳統之間的知識分子，「一死 生，齊修短，嗤倫常，笑聖哲」，自認「縱人」，是具有浪漫情懷的英雄式人 物。 66 他「衝決網羅」的激進思想，對舊制度的反叛，影響後世至大。他的 著作「仁學」，對傳統「三綱五常之慘禍烈毒」責之甚深，對夫妻關係的不合 理，批評有加。他說「本非兩情相願，而強合渺不相聞之人，縶之終身，以為 夫妻」，夫又自命為綱，「則所以遇其婦者，將不以人類齒。」宋儒更「妄為餓 死事小，失節事大之瞽說」，最後導致「三綱之懾人，足以破其膽，而殺其靈 魂。」67 他主張夫妻亦朋友，男女均平等，有「人欲」方能存「天理」，亟見 其進步的一面。譚嗣同十九歲奉父命與李閨結婚，他的婚姻生活，根據歐陽 予倩的說法似乎並不快樂也不滿意。68 但當譚死難於戊戌政變，李閨竟以身 殉，人稱「烈婦」。 69 譚嗣同的理念，顯然不是帶有傳統節婦烈女想法之妻子 所能認同的。和譚夫人李閨頗不相同的是秋瑾，李閨雖與丈夫不睦，但至死都 謹守傳統「婦道」成為烈女；秋瑾和丈夫王廷鈞不睦，復受家姑之迫，王又執
66 1897 年譚見社會衰敗之象，感嘆曰：「上下古今如一丘貉，不有大英雄出而滌蕩之，中國殆 終於自斃。」三聯書店編，《譚嗣同全集》（北京：三聯書店，1954），頁 333、339。
67 同上，頁 65。
68 歐陽予倩，〈上歐陽瓣 師書序〉，收錄於三聯書店編，《譚嗣同全集》，頁 519。
69 天津《國聞報》刊出〈譚烈婦傳〉，說李閨幼嫻內則，博覽群書，集歷朝烈女傳，各繫以論。
殉夫可能是受明代楊椒山（彈劾權臣嚴嵩入獄身死）夫人宮門自裁以代夫死故事的影響。見
《清議報》冊 10，1899.2。
迷不悟，秋乃斷然與之決裂，走上救國之路。「祖國沈淪感不禁，閒來海外覓 知音。金甌已缺總須補，為國犧牲敢惜身。嗟險阻，歎飄零，關山萬里作雄 行。休言女子非真物，夜夜龍泉壁上鳴！」 70 家、國之間的抉擇，女性超乎男 性的氣魄，實躍然詞中。
被稱為「革命先行者」的孫中山，民初與宋慶齡的結合，當時是很受爭議 的一樁婚事。在台灣，孫宋聯婚直到 1965 年方正式被歷史所「承認」。 71 在 中國大陸，孫夫人地位尊崇，稱之為「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 主義的偉大戰士」，72 但直到 1981 年 5 月臨終前才被中共中央接受她為正式 黨員，並封為「人民共和國」的名譽主席。孫中山年輕時從事革命運動，成年 奔波海外，和許多革命黨人一般，不免冷落了守在家鄉的元配夫人，因而孫的 一生過從較密的女性，見之史籍的至少有元配盧夫人、旅居日本時期的日籍婦 人、澳門陳粹芬和擔任過英文秘書的宋慶齡。1915 年 3 月，孫中山和元配盧 慕貞辦妥離婚手續，10 月與宋慶齡在日本結婚。時孫年已半百，宋年二十又 二。孫宋的婚姻用現代的話講是「老少配」，當時的確遭來不少阻難。首先，
宋家反對這門婚事，竟「軟禁」宋慶齡，宋慶齡則不惜演出「私奔」，逕赴日 本會孫，在沒有親人的祝福下，匆匆完成婚禮。73 一起革命的中華革命黨同 志，包括胡漢民、朱執信等人，對孫宋的結合也很不以為然，他們開會討論，
派出代表進行說服，甚至致書孫「諍諫」。但孫不為所動，自認是「人」不是
「神」，「是革命者，不能受社會惡習慣所支配！」 74 事實上孫中山從未掩飾過
70 秋瑾，〈鷓鴣天〉，收錄於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秋瑾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 112。
71 當時台灣在反共、戒嚴時代，對「淪落」在中國大陸，二○年代以後有「左傾」色彩的宋慶 齡，官方不承認她是「國母」，民間也不談她的生平。直到1965年「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 員會學術論著叢書」中，傅啟學所寫《國父孫中山先生傳》（臺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 年誕辰籌備委員會，1965 年）才首度正式把孫宋婚姻寫入孫傳中，當時擔任國史館館長的黃 季陸為該書作序，特別提及此事。
72 見張磊主編，《孫中山辭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頁 425-426。
73 日本外務府檔案中，透露 1915 年 3月 22 日，宋慶林（慶齡）赴日，1915 年 10 月 25 日孫 宋結婚。見俞辛焞等譯 《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頁 355、
466。1915年10月25日，孫、宋在東京和田瑞律師家舉行婚禮簽訂婚姻誓約書，完成婚姻手 續。誓約書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卷3，頁199。
74 見《孫中山軼事集》（上海：三民出版公司，1926），頁 167。
他與宋的婚姻，1918 年 10 月 17 日他致康德黎（James Contlie）的信上 說：
從您最近的來信，發覺您還不知道我在東京第二次結婚的消息。我的妻子在 一所美國大學受過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兒。我現在過著一 種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種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侶兼助手。
我的前妻不喜歡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日子裡，她從未有在國外陪伴過我。
她需要和她的老母親定居在一起，並老是勸說我按照舊風俗再娶一個妻子。
但我所愛的女子是一位現代的女性，她不能容忍這樣的地位，而我自己又離 不開她。這樣一來，除了同我的前妻協議離婚之外，再沒有別的辦法了。75
孫中山十八歲奉父命與盧慕貞結婚，盧夫人是一位缺少新知識的舊式女子，屬 傳統賢妻良母型的人，她很難理解孫的革命理想，也不會贊同孫長期的流亡生 涯，不離婚也只能維持夫妻之名而已。不論自述或報刊的記載，宋慶齡都承認 對孫有愛戴和仰慕「革命英雄」的情結，她的能力、條件，均足為孫的親密夥 伴。從某個角度來說，「惟兒女情深乃不為英雄氣短」，76 孫中山最後十年的 苦鬥，有宋一路相隨，這對「革命伴侶」於家、國之間的人生路，理應另有一 番體會。
在辛亥革命時期，足稱革命姻緣的還有兩個例子：黃興和徐宗漢、汪精衛 和陳璧君。徐宗漢（佩萱），同盟會員，三二九廣州之役任輸運彈藥的工作，
黃興於是役中手受重傷，避入廣州河南溪峽機關部，徐親為黃裹傷指，又乘船 護送至港。黃興抵港後因指傷過劇，入雅麗氏醫院治療，徐以妻室名義代為簽 字，乃湊合了這一姻緣。 77 過去的史書極少提到革命黨人的家庭生活，如把 英雄、豪傑視為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絕非了解歷史的正道。從很有限的資料
75 〈孫中山致康德黎函〉（英文），1918 年 10 月 17 日，上海。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 委員會編，《國父全集》，卷5（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3），頁 417- 418。
76 有時男女之情反可成為促進志節的精神力量，晚明文人已有此說，參見孫康宜，〈中國文化裡 的「情」觀〉，《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頁 41-42。
77 馮自由，〈徐宗漢事略〉，見氏著，《革命逸史》，卷 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頁 334- 337；陸丹林，〈徐宗漢女士〉，《革命史譚》（重慶：獨立出版社，1945），頁266-268。
可知，黃興的湘籍元配夫人叫廖淡如，育有四男兩女，另有一女名文子，為日 婦所生，宗漢育有二子，另帶有前夫所生一子一女。黃興都視如己出。莫紀彭 說黃興「英雄兒女，不私其家」乃話中有話。 78 黃興與徐宗漢的感情或出於
「同志愛」，79 但因元配廖夫人的反對，二人未曾正式結婚，用傳統的眼光看，
徐只是「妾」，一同生活時，人稱徐為「徐先生」。 80 對一位投身革命的女革 命黨員願接納這樣的身分，除了英雄崇拜之外，黃興不脫男性主體意識，大約 也不無關係。1913 年 7 月 26 日參加二次革命時，黃親暱地稱呼徐宗漢為
「弟」的一封信上說：
弟能安心在家保育兒輩（一歐、應生、鳴、強等均在內），我極心感！弟所 負之責任，即我之責任。我所應負之責任，因不能盡而遺於汝，汝能為我負 之，使我能完全盡力於國家，即汝之責任，亦不僅為興一人也，故敢以是相 託。吾責至大至危至暫，汝責至細至久至難，然則汝之責任終艱鉅於吾乎！
人生如戲，不可認真，戰局方酣，安能逆料，但恨為國民求真正之幸福，而 目前之痛苦已不可除，安得國民均能知真正幸福由極痛苦中來也。 81
這封信顯示黃興對個人私情的看法是：國家優先、家庭個人其次；女性在家保 育兒女，男性才能盡力於國事。此中顯示：政治上打前鋒的革命家，也很難擺 脫傳統社會觀的侷限。 82
辛亥革命時期還有一個有好結局的浪漫故事是汪、陳之戀。後人的眼光把 汪精衛、陳璧君看成男女大漢奸，生平一無是處，未盡公允。清末汪、陳的革 命活動對民國的誕生，表現可圈可點。陳璧君字冰如，祖籍廣東番禺，與汪
78 莫紀彭，〈黃興致徐宗漢函跋〉，收錄於羅家倫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
杜元載增訂，《黃克強先生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73），頁 306。
79 黃興女婿薛君度教授的說法，見氏著，《黃興與中國革命》（香港：三聯書店，1980），頁 208 註 24。
80 陳維綸，《黃克強先生傳記》（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1973），頁233；又參見李又寧 的分析：Li Yu-ning, “Hsu Tsung-han: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Republican China, Vol.
10 No.1, p.17.
81 黃興，〈致夫人徐宗漢告戰事方酣不必來寧函〉，1913 年 7 月 26 日，收錄於羅家倫主編，《黃 克強先生全集》，頁 305。
82 參見Li Yu-ning, “Hsu Tsung-han: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p.19.
（原籍這江山陰，父親遷至廣東番禺定居）算同鄉，她父親陳耕基是南洋華僑 鉅子。因母親的支持，陳璧君很早參與革命活動。1907 年汪精衛赴南洋，兩 人結識，汪儀表、才華出眾，具文才、詩才、口才，贏得陳之傾心。汪在 1905 年留日前，長兄兆鏞曾代訂婚約，但留日後汪留言推翻清廷，名聲大噪，
恐累及兄長，便以「家庭罪人」之名致書長兄，盼「自絕於家庭，以免相連 累」，「望縱之俾為國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同時特別聲明要與劉氏女
（文貞）解除婚約。 83 汪兆鏞於是將汪精衛「逐出家門」，上報番禺縣存案，
與劉氏婚約自然解除。
1907 年以後，汪精衛與陳璧君過從甚密，且同在一起從事反清活動。
1910 年，雙雙參與刺殺攝政王載澧案，博浪一擊，汪因此入獄，陳則常易服 男裝，設法營救。汪繫獄期間，陳每透過獄卒暗遞訊息，其中甚至以詩詞傳達 情意，在獄中汪除了常唱「楚囚之歌」吟詩作詞外，更有感人動作：
余居北京獄中，嚴冬風雪，夜未成寐，忽獄卒推余，示以片紙，摺皺不辨行 墨，就燈審視，赫然冰如手書也。獄卒附耳告余，此紙乃傳遞輾轉而來，促 作報章。余欲作書，懼漏洩，蒼猝未知所可，忽憶平日喜誦顧梁紛寄吳寄子 詞，為冰如所習聞，欲書以付之，然馬泊烏頭句，易為人所 ，且非吾意所 欲出，乃匆匆塗改，以成此詞。以冰如書中有忍死須臾云云，慮其留京賈 禍，故詞中峻促其離去。冰如手書，留之不可，棄之不忍，乃咽而下之。冰 如出京後，以此詞示同志，遂漸有傳寫者，在未知始末者見之，必以余為抄 襲顧詞矣。此詞無可存之理，所以存之者，意當日咽書之微意云爾。精衛自 記。84
汪、陳鐵窗深情，吞食情書一事，在革命黨人中曾傳為佳話。辛亥革命成功 後，汪、陳在 1912 年正式結為夫妻。1903 年《湖北學生界》曾刊登〈支那
83 汪精衛，〈自述〉，《東方雜誌》31：1，1934.1。
84 引自張靜星，《從革命女志士到頭號女漢奸：陳璧君傳記》（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頁 35。《雙照樓詩稿》，卷上〈小休集〉中載有汪精衛當時獄中所填有〈金縷曲〉一闕，十分膾炙 人口：「別後平安否？便相逢淒涼萬事，不堪回首。國破家亡無窮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 離愁萬斗。眼底心頭如昨日，訴心期夜夜常攜手。一腔血，為君剖。 淚痕料漬雲箋透。倚寒 衾循環細讀，殘燈如豆。留此餘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卻頭顱如舊。跋涉關河知不 易，願孤魂繚護車前後。腸已斷，歌難又。」
女子之愛國心〉一文，述說有國然後有家，有家然後有身，又說女子之愛力可 以裁制英雄，熱力可以左右世界。85 汪、陳的事例或可作為註腳。但是，有 更多的志士是破「家」為「國」，晚清英雄烈士的書信中，即說明了這一事實。
清末激進的知識分子流傳著一種任俠的風氣，以匹夫武德為天下率，在傳 統中國社會「重然諾輕生死，一言不合拔劍而起，一發不中屠腹以謝，俠之相 也；友難傷而國難憤，財權輕而國權重，俠之概也。」86 於是從朱家、郭解到 吳樾一彈、徐錫麟一擊，都被視為具有「俠心」之人，參合了近代西方虛無主 義的思潮，不論男性、女性都可成刺客，成游俠。於是創建國族的「共和主 義、革命主義、流血主義、暗殺主義，非有游俠主義不能擔負之。」 87 因而俠 客壯士「鼓勇前行，成則建民族的新國，敗則為民族的雄鬼，國也、鬼也，其 為民族的則一也。」 88 1905 年 9 月，吳樾以激烈行動求建設之計，在北京車 站攜炸彈行刺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轟動一時。行前，吳樾馳書未婚妻子，拋 開個人私情，從容論述生死大義。函中要求未婚妻學習法國羅蘭夫人（Ma- dame Roland, 原名Jeanne-Marie Phlipon, 1754-1793），並有「吾之意欲子 他年與吾並立銅像耳」之語。 89 從吳樾給未婚妻的兩封信可以看出，他們兩 人對激烈行動、暗殺計畫有過討論，吳一直想「開導」她的是從漢人出發的民 族主義與愛國精神。吳既不贊成女子「身不屬己」的說法，更「勸誡」身材短 小、體氣柔弱的未婚妻不可灰心喪志。90 吳樾大義凜然的書函當時究竟是否 感動未婚妻，並不可知，倒是吳的暗殺行動的確讓女傑秋瑾敬佩不已。 91 更 有意思的是吳樾的未婚妻，後來嫁給湖北革命黨人白逾桓。但是，辛亥年十月
85 〈支那女子之愛國心〉，《湖北學生界》3，1903.5。
86 壯游，〈國民新靈魂〉，《江蘇》5，1903.7，頁 6。
87 同上。
88 龍盦，〈政體進化論〉，《江蘇》3，1903. 5，頁 35-36。
89 吳樾，〈復妻書〉，載〈暗殺時代〉，原為《民報》特刊「天討」所附，收錄於《時論選集》，卷 二冊下，頁 729-730。
90 吳樾，〈復妻書〉、〈與妻書〉，同上。
91 秋瑾在日本得知吳樾炸五大臣以身殉難的消息後，作「弔吳烈士樾」詩一首，有曰：「憤起英 雄出皖中。皖中志士名吳樾，百煉鋼腸如火熱。報仇直以酬祖宗，殺賊計先除羽翼。爆裂同拚 殲賊臣，男兒愛國已忘身。可憐懵懵天竟瞽，致使英雄志未伸。電傳噩耗風潮聲聳，同志相顧 皆色動。打破從前奴隸關，驚回大地繁華夢。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為招魂。前仆後繼人 應在，如君不愧軒轅孫。」載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秋瑾集》，頁 80-81。
間出版的《民國報》，登出的吳樾傳記竟說：「吳君北上，夫人賦詩三絕送其 行，激昂哀怨高漸離易水歌也。及車站事起，惡耗達皖中，夫人遂自刎以殉。
嗚呼，兒女情長，風雲氣短，樓頭少婦悔覓封侯。沈沈女界抱敵愾同仇之志者 有幾人哉？吳夫人始以大義相勗，終則捨身相從，羅蘭瑪莉信其儔矣。」92 這 真是篇依傳統勵志故事、烈女傳模式補述女性「潛德幽光」的傑作啊！
辛亥年參加「三二九」之役的烈士，其實很多人都有動人的想法和故事。
林文（時爽），年二十七，久不娶，人問，輒答曰「瓜分之禍，旦夕立至，尊 嚴祖國，行見廢墟，親愛同胞將卻於奴，豈志士受室時耶？」93 這話的意思相 當於「國破家何在？」「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和妻子（王穎）一同就讀日 本千葉醫科學校的方聲洞，把妻子留滯日本，隻身回國參加起義，他給父親的 信上說要「撲滿救國」，「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兒一人；
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當他自覺已是二十六歲的大男人，「對 于家庭本有應盡之責任，只以國家不能保，則身家而不能保，即為身家計，亦 不能不于死中求生也。」他要父親把王穎接回，「以盡子媳之職，或能輕兒不 孝之罪。」 94 作為革命志士，基本邏輯是先有「國」才有「家」。人固然當要 有「家」，但對男人來說，似乎還有比「家」更重要的事─為國家、民族、
四萬萬人獻身，這才是「英雄」本色。
林覺民（意洞）的〈與妻訣別書〉，應該算得上是晚清革命文學的傑出作 品。後來教育當局常把它拿來當中學國文教材，又成為社會道德的新典範。從
「意映卿卿如晤」開始，這封信的字裏行間，充滿夫妻的真情摯愛，但生逢動 盪亂世，又把國族大愛凌駕於私情之上，讀來真有既令人熱血沸騰、又熱淚盈 眶的感受。95 這封家書的動人之處是從「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
中，說出男性英雄要比女性妻子「先汝而死」的大道理來。「願天下有情人終
92 〈吳樾〉，傳記，見《民國報》3（辛亥 10 月 31 日出版）。依馮自由的記載：「樾之聘妻某，
後數年嫁鄂人白逾桓，白先後為東京二十世紀支那社發起人，及北京帝國日報社長，亦革命黨 員之錚錚有聲者，民二為眾議院議員。」見氏著，《革命逸史》，集 3，頁 204。
93 〈林時爽小史〉，《民議》，冊 1（出版時地不詳），頁 17-19。
94 方聲洞，〈起義前別父書〉，1911 年 3 月 28 日。收入蕭平編，吳小如注，《辛亥革命烈士詩文 選》（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166-168。
95 這封信現存於中國革命博物館（大陸），是林覺民在三二九起事前三天寫在一塊手帕上的。文 見蕭平編，吳小如注，《辛亥革命烈士詩文選》，頁 170-175。
成眷屬」、「老吾老」、「幼吾幼」都在「捐私為公」、「以天下人為念」的大愛中 獲得極致的表現；但成就的前提是要犧牲「私情」。夫妻本可「相守以死」，但 中國的現狀是無地、無時，甚至無人不可以死！為了成全「大我」，林覺民乃 願率性就死。讀畢全函，凡澈悟大道理的人，便知林覺民不能不在「兒女 情」、「英雄氣」中做出選擇。當然林走的是：兒女情可以短，英雄氣得長！林 覺民在晚清國家、社會面臨危難，政統、道統出現危機，在國族大愛與夫妻私 情之間做出的抉擇是可以理解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公」「私」觀念 的看法雖有鬆動，但「化私為公」、「滅私存公」依然是救亡運動的精神動力與 道德根源。 96 當林覺民看到遍地腥雲，滿街狼犬，天下有情人不能成眷屬時，
便要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捨身犧牲，「為天下人謀永福」；想到天災頻仍、
盜賊充斥、瓜分禍近、奸官污吏遍地的中國，中國人隨時隨地會死，林覺民即 以先天下之憂而憂，不忍「吾與汝雙健」而活。97 這種把身、家、國合為一 體，又有先公後私、捐私為公的想法，正是晚清革命派志士所以勇於赴義的精 神支柱。
不過，從性別的角度來看，作為「英雄」的妻子，個人是十分渺小的。丈 夫為國家、民族、公眾大利益而赴湯蹈火，比自家、個人私利重要是理所當然 的，這是「國亡家不在」、「國之不存，人將焉附」的大道理。對志士、烈士而 言，夫妻有深情摯愛，但又不溺於家庭一私之愛，且不為之羈絆者才能成為
「英雄」。林覺民書函中交代妻子：兒子依新已五歲，轉眼成人，「汝其善撫 之，使之肖我」，又說「汝腹中之物，吾疑其為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
或又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為志，則我死後，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 幸！」98 此中顯示，林覺民要妻子作的是「賢妻良母」，所有希望則寄託在下 一代。這又說明，在以男子為本位的社會，婦女被要求更多的是作為「妻子」
的自我，而不是女性真正自主的自我99 ─包括英雄的妻子在內。
96 這方面的分析可參考：翟志成，〈宋明理學的公私之辨及其現代意涵〉；黃克武，〈從追求正道 到認同國族─明末至清末中國公私觀念的重整〉，均收入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 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1-112。
97 同註 95。
98 同註 95。
99 在文學創作上對男權的批判也有類似的分析，見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文學中男權 意識的批判》（北京：三聯書店，1995），第三、四章，頁60-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