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藝叢誌》（1919-1924）傳統與現代的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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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指導教授：林淑慧博士. 《臺灣文藝叢誌》（1919-1924）傳統與現代的過渡. 研究生：吳宗曄 2009 年 6 月.

(2) 本論文之寫作曾獲國立臺灣文學館臺灣文學研究論文獎助謹此致謝. ii.

(3) 摘要 1918 年，臺灣中部地區的傳統文人提議設立臺灣文社，目的在於鼓吹文明，以及維持傳統文化。1919-1924 年間，臺灣文社發行《臺灣文藝叢誌》，而這份雜誌究竟為臺灣文學場域帶來怎樣的意義呢？在整體考察此份雜誌後，發現其內容涵蓋面向相當龐雜，涉及臺灣古典詩歌、散文、小說等文學。而且，這份雜誌著實反應出，當時臺灣社會傳統與現代文化之間，產生衝突與矛盾的過渡痕跡。本論文的內容，主要就在呈現臺灣文社與《臺灣文藝叢誌》在 1919-1924 年間的發展面貌。在內容論述的部分，則以臺灣文社與《文誌》的沿革發展、徵文內容、新學知識與小說內容，以此四項範疇作為論文主體來進行研究。在討論臺灣文社與《文誌》的沿革時，考察、歸納臺灣文社的成立動機、組織狀況與實際活動情形。在《文誌》發行存佚的考察方面，筆者推論每年的發行情況，試著解決部分卷期未發行的原因，以及其間改為旬報形式的緣由。關於《文誌》徵文內容的論述方面，則先討論其中的特色與時代意義。針對臺灣文社的徵文脈絡進行統整計量，反應徵文活動盛衰的歷程。再從其徵題，可見亦存有如孔教、漢文價值、地方自治等有別於史論內涵的類型，從中探究時人思考儒學、漢文價值及其存續方法的論述策略。在新學知識內容的論述方面，則先討論時人感知新時代到臨的言論，反映他們面對新學文明與社會革新之間關係的思索歷程。再分由政治與經濟、文藝與哲學、自然科學新知等三個面向探討《文誌》新學內容。在《文誌》刊載小說內容方面，筆者先爬梳前行研究中，小說在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生成的意義與歷程，再進行統整《文誌》小說內容的數量、題材與類型等概況，並設定議題研究方式呈現《文誌》部分的小說面貌。期望藉由本論文的撰寫，呈現出較為清楚的《文誌》面貌。. 關鍵字：臺灣文社、臺灣文藝叢誌、臺灣古典散文、傳統與現代. iii.

(4) 誌謝完成論文修改定稿的此刻，心中充滿無限感激之情。從一年半前開啟《臺灣文藝叢誌》史料的蒐集工作，其間感謝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臺灣大學圖書館、臺灣文學館等圖書館館員的熱心協助，幫助筆者能順利蒐集公立圖書館館藏《文誌》。感謝彰化半線文教基金會劉峰松先生，無私提供個人蒐藏豐富的臺灣文獻史料，使我在蒐集《文誌》的初期，建立繼續找尋《文誌》史料的信心。感謝黃美娥教授、楊順明學長熱心提供部分難得的《文誌》史料。衷心感謝以上前輩的協助，讓本論文奠定豐富的文獻材料研究基礎。論文撰寫期間，感謝指導教授淑慧老師，撥冗閱讀學生的論文，給予學生寶貴的修改意見，淑慧老師辛勤埋首學術研究的身教，總成為敦促學生論文書寫進度的力量，且擔任淑慧老師國科會計劃兼任助理一年期間，在學術研究領域上的學習獲益匪淺，間接成為筆者撰寫本論文的研究能力，感謝淑慧老師的牽成與栽培。論文口考時，承蒙黃美娥老師與廖振富老師細心閱讀學生論文，指點其中誤謬不足之處，促使學生在論文修改方面有個明確的方向，讓本論文在架構與內容上更為完整，並感謝廖振富老師提供傅錫祺日記史料，增益筆者對於臺灣文社與《文誌》運作情形的理解，而得以佐證本論文的推論之處。就讀碩班期間，在知識的汲取上受惠於諸多師長，研究所的每一堂課程內容，總是不斷積累臺灣研究領域的知識經驗，透過學習認識臺灣，才理解自己與在地歷史文化的親密程度，也才體驗到學術知識內容的親切感。感謝每位曾在課堂上教導學生的老師！同學間的鼓勵與指教，也是本論文撰寫的動力之一，感謝師大臺文所諸位同學！感謝臺大、政大參與臺灣文學研究討論會的成員，在筆者論文撰寫初期，就給予很多珍貴的意見，其中包括許多細膩的思維與邏輯概念，替筆者觀察論文中更深刻的問題面向，謹此致謝。感謝父母親與家中親友，您們在彰化埔鹽總是過著勤儉刻苦的日子，供給一位北上就讀七年的小孩過著衣食無虞的學習生活，由衷感謝父母親的辛勞與付出！感謝故鄉埔鹽這塊豐饒翠綠的土地與樸實的人情，孕育著我的成長歷程。感謝所有關心我的師長與朋友！. iv.

(5) 目次第一章緒論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識……………………………………... 01 相關文獻回顧……………………………………………... 03 研究範圍與方法…………………………………………... 06 研究目的…………………………………………………... 10. 第二章《臺灣文藝叢誌》沿革及其專欄特性第一節臺灣文社成立動機與實際活動一、時代背景的考察……………………………………….. 12 二、成立動機………………………………...…………….. 15 三、組織狀況與實際活動………………………………...… 24 第二節《文誌》歷史沿革一、發行的前提──印刷能力………………………………. 34 二、發行情形與存佚考察…………………………………... 37 第三節《文誌》專欄內容的時代意涵一、文壇與詞苑欄…………………………………………. 44 二、重刊先賢作品集……………………………………….. 45 三、遊戲文章與編輯贅談…………………………………... 47. 第三章《臺灣文藝叢誌》古為今用的徵文內容探究第一節徵文特色與時代意義……………………………………... 51 第二節鑑古推今的史論散文一、徵題類別與詮釋意義…………………………………... 55 二、儒學思想的量尺……………………………………….. 57 三、以古寓今的諫諍話語…………………………………... 63 四、現代性話語的涉入與反應……………………………... 66 第三節傳統價值的辯護──以孔教論為主軸……………………. 72 一、傳統與新學的連結…………………………………….. 73 二、宗教觀念的辨析………………………………………. 77 第四節漢文價值的思辨一、漢文存續問題的歷史背景……………………………... 83 二、維繫漢文的論述策略…………………………………... 87 三、論述策略的立場差異…………………………………... 91. v.

(6) 第四章《臺灣文藝叢誌》新學知識的建構第一節新學的碰觸一、二、三、. 新時代的感知……………………………………...…... 99 接受新學的態度……………………………………….. 101 新舊衝突的調和……………………………………….. 103. 第二節政治與經濟新知一、二、三、四、. 翻譯列強國家歷史……………………………………...105 自治觀念與其他殖民地情勢…………………………… 107 公共輿論的功能……………………………………….. 114 經濟知識的介紹……………………………………….. 116. 第三節文藝與哲學新知一、二、三、. 清末民初的中國文壇新知……………………………... 118 歐洲文藝與哲學思潮…………………………………... 120 世界文豪的介紹……………………………………….. 126. 第四節自然科學新知一、二、. 天文地理的地球科學知識……………………………... 129 生活科技與生物學……………………………………...132. 第五章《臺灣文藝叢誌》小說的新舊價值取捨議題第一節《文誌》刊載小說的時代意涵一、文類的遞嬗…………………………………………….. 135 二、《文誌》小說概況考察…………………...…………… 137 三、《文誌》反映的小說觀點…………………...………… 139 第二節臺灣歷史與文化的小說題材一、寧靖王事蹟的小說敘事………………………………... 142 二、清治時期的歷史題材…………………………………... 144 三、日治時期的社會小說…………………………………... 147 第三節兩性與自由婚戀議題的省思一、兩性平權議題的思考…………………………………... 149 二、自由婚戀議題的省思…………………………………... 153 第四節《文誌》小說的女性形象一、烈女形象………………………………………………. 156 二、俠女形象………………………………………………. 161 三、異國女性形象…………………………………………. 165. 第六章結論…………………………………………………………….. 170. vi.

(7) 參考文獻………………………………………………………………… 175. 附錄一：《臺灣文藝叢誌》現存文本列表………………………….. 187 附錄二：《臺灣文藝叢誌》徵文分類表…………………………….. 192 附錄三：《臺灣文藝叢誌》小說目錄表…………………………….. 212. vii.

(8) 第一章緒論第一節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識. 研究動機. 在學習臺灣文學的這段歷程，臺灣古典文學是筆者深感興趣的研究領域。從明鄭、清治到日治時期豐富的史料文本中，蘊藏了臺灣歷史與文化傳遞過程的種種面向。此研究領域，業經諸多學者的辛勤耕耘下，已勾勒出臺灣古典文學相關研究議題的具體輪廓。特別是臺灣日治時期的古典文學，交織著殖民性、現代性與本土性所衍生的文化面向，為筆者亟欲瞭解與探析的研究範疇。 1918 年 9 月 20 日，在臺中櫟社與鰲西吟社的聯合詩會中，清水蔡惠如有感於漢文之將絕，遂倡議籌組文社，並於 1919 年元旦發行《臺灣文藝叢誌》（以下簡稱《文誌》）。由臺灣人自主創刊的首份漢文文藝雜誌，在臺灣文學、文化史上自有其重要地位。誠如楊雲萍先生於〈「櫟社沿革志略」及其他〉一文提及：「『臺灣文社』的設立，在臺灣文化史上，是一件相當值得記憶的事情，它不僅對於『維持』『將絕於本島』的『漢文』有所貢獻，就是對於後日的臺灣新文化運動，也做過播種的前軍。這個事情，頗被世上所忽視。」1一如文中所提「頗被忽視」，直至今日，以臺灣文社與《文誌》為主題的研究論文仍如鳳毛麟角，因此相當值得進行研究、深化相關議題。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其難題之一是文本史料蒐羅匪易。臺灣文社與《文誌》的相關研究，難以推拓的主要原因也在於文本取得不易。《文誌》除了出土未全之外，又分散地珍藏於各大圖書館與民間蒐集者等地。研究者若欲蒐集已出土的文本，輒須耗費心神，甚至於望之卻步。然而，筆者認為若未能對這些已出土的文本，進行爬梳與解讀，則無法彰顯《文誌》的重要地位。而這些珍貴的文本史料，既無法彰顯其中的研究價值，甚至有佚失的危機。於是，筆者的研究動機即. 1. 楊雲萍：〈「櫟社沿革志略」及其他〉原載《台灣風土》90-93 期，收錄於《南明研究與台灣文化》（臺北：台灣風物雜誌社，1993.10）頁 709。 1.

(9) 在於藉由論文的撰寫，盡力釐清《文誌》出刊與存佚情形，並且針對《文誌》內容進行整體而初步的考察。. 二、. 問題意識的提出.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在面對強勢的殖民同化政策時，引發了漢文將絕的危機意識。在殖民現代化的過程中，不只是物質上的事物革新，更有精神上的現代文明思潮，並與傳統漢學價值產生激烈衝突。這迫使臺灣傳統文人，不得不思考如何實踐延續漢文的策略？以及如何在現代文明與傳統漢學之間，取得共融並濟的平衡點？臺灣文社的創立與《文誌》的發刊，正反映臺灣傳統文人思考這些問題時的論述與實踐場域。透過分析、解讀《文誌》呈顯傳統與現代的過渡痕跡，或許能進一步地理解新舊文學論爭與臺灣新文學萌芽的遠因，以及 1920 年代初期臺灣的社會環境與歷史脈絡。據此，筆者萌生如下的問題意識： 1、在文學社團與其發行刊物方面，臺灣文社的成立動機與目的為何？臺灣文社的組織狀況具有哪些特色？組織成員在臺灣的地域分布情形為何？實際活動有哪些？如何考察《文誌》的沿革與發刊存佚狀況？刊物內容的專欄有哪些特色？ 2、在《文誌》刊載臺灣文社的徵文方面，內容究竟反映哪些文化面向？以史論徵題為主體，具有哪些時代意義？其特殊性何在？《文誌》徵文的書寫社群，論述歷史人物、事件時，所呈現的價值觀為何？他們的論述策略為何？在以傳統漢文為載體的論述過程中，是否有現代文明的介入？ 3、在《文誌》刊載新學知識的內容方面，這些新學涵括哪些面向？以傳統漢文書寫模式承載新學內容時，具有哪些特色？《文誌》內容的新學知識建構過程為何？期間的論述內容反映時人在接受新學後的反應是什麼？對新學是否具有省思或批判的思考空間？在他們的論述過程中，如何辯證傳統漢學與現代新學之間的衝突？這些問題意識的. 2.

(10) 提出，目的亦在於進一步地考察新舊文人、新舊文學之間的過渡地帶與關聯性。 4、在《文誌》刊載的小說內容方面，日治時期臺灣文人的小說文類知識觀念是如何形成的呢？《文誌》內容是否呈現時人的小說觀點？或對小說概念進行陳說與論述？《文誌》整體的小說內容包括哪些題材呢？編輯者擇取哪些時空背景的小說故事？其間具有哪些文化意涵呢？針對這些問題意識，筆者試著從第二～五章中，分別試著提出解決的方法。. 第二節. 相關文獻回顧. 關於臺灣文社與《文誌》的研究文獻回顧，目前得見施懿琳〈台灣文社初探 ──以 1919－1923 的《台灣文藝叢誌》為對象〉與柯喬文〈日治前期漢文傳媒與現代性研究──臺灣文社與《臺灣文藝叢誌》〉、薛建蓉〈現代性的變奏：《臺灣文藝叢誌》一個文化剖面重構〉三篇專題研究論文。施懿琳教授的論文初步介紹臺灣文社的成立動機、組織狀況、實際的活動情形及《文誌》的內容特色與研究價值，為臺灣文社之研究奠定初步基礎。施懿琳教授進而於此文中，拋出亟待後續研究的相關議題，例如：《文誌》與《臺灣青年》、《臺灣》、《臺灣民報》相比較起來，在新思潮與新文化的關注點上，是否有類似之處？有哪些是《文誌》在《臺灣青年》未創刊前，就已經開始關注的議題？哪些議題是《臺灣青年》等新文化刊物比臺灣文社更進步開放之處？截至目前為止，仍未見進行釐清這些問題的研究論文，可見臺灣文社與《文誌》的相關研究，亟待開發深化。柯喬文則以現代性與公共領域的理論基礎，對於《文誌》在日治初期所扮演的漢文傳媒角色進行評估，提出傳統漢文在面臨現代性的衝撞時，所產生的回應與實踐。並以「現代性的在地化：整理臺故，面對現代、引介新潮，結合傳統」為《文誌》的文本內容進行整體考察。且整理出三項列表：1、學位論文研究、. 3.

(11) 引用《文誌》列表；2、《文誌》現存文本知見敘錄；3、《文誌》翻譯島外文章列表，為後續研究者奠定基石，如筆者得以根據表 2，進一步整理《文誌》出土情形（詳見附錄一：《文誌》現存文本列表），未來則更應建置完整目錄，才能呈現《文誌》整體的內容。薛建蓉則從現代性的脈絡下，考察《文誌》面對現代性思潮時，可能顯現出時人回應現代性時所產生的變異觀點，因而開啟有別於往的漢文路徑。並透過《文誌》小說內容，討論現代性變奏的實踐過程。其間對現代性與文學互動的關係，以及解讀小說內容的方式，皆是本文可供參照的研究範疇。在區域文學史的書寫中，內容提及臺灣文社者可見：施懿琳、許俊雅、楊翠合著《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及施懿琳、楊翠合撰《彰化縣文學發展史》兩部區域文學史，以及黃美娥〈臺灣古典文學史概說〉一文。《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為臺灣文社及《文誌》進行初步介紹，說明臺灣文社維繫漢文之功。2《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亦提及臺灣文社與《文誌》，並從「徵文及出版方式」、「成員素質」、「『文社』的純粹性」三方面與彰化崇文社進行比較。主要論點認為崇文社由於經費之侷限，使其影響範圍及文人參加意願，皆未如臺灣文社；而由於彰化地區著名傳統文人，多為櫟社網羅，櫟社與臺灣文社成員亦有很高的重疊性，使得崇文社成員的品質未如臺灣文社；然而，就古典散文的書寫場域而言，崇文社則較臺灣文社來得純粹。3筆者以為，若要進行成員素質的分析，則應細究《文誌》每號所載之社員名單，從中量化社團成員的資料，始能掌握臺灣文社社員分布的情形，以及成員的學養。如此一來，才能進行更多細緻的比較分析。此外，學者黃美娥〈臺灣古典文學史概說〉4一文提到崇文社與臺灣文社成立的時代意義，並援引王則修〈彰化崇文社戊午年文集序〉的話語，提出《文誌》史論徵文保存漢文傳統的現實意義，且認為重視「過去」與「未來」是兩個文社徵文趨向上的明顯差異，提供筆者思考《文誌》徵文內容的延伸探討議題。. 2.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著《台中縣文學發展史》（豐原：台中縣立文化中心，1995.6）頁 106-108。施懿琳、楊翠著《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1997.5）頁 119-121。 4 黃美娥〈臺灣古典文學史概說〉《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論》（臺北市：國立編譯館， 2007），頁 53-54。 3. 4.

(12) 關於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與新文學之間過渡關係的研究，可見黃美娥教授《重層現代性鏡像》與翁聖峰教授《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論爭新探》兩本專著。兩位教授的共同思考點，是在於反省臺灣文學史的書寫中，往往過度化約日治時期臺灣新舊文人的界限，形塑臺灣傳統文人為保守、固陋的形象，進而提出必須仔細考察傳統與現代之間過渡的痕跡。黃美娥教授《重層現代性鏡像》側重於考察傳統社群在現代性召喚下的文化視域，如傳統文人在接受新世界洗禮後的文化思維與審美趨向，以理解傳統文人在文學面向上的現代實踐。在專著的第一章〈迎向現代──臺灣新、舊文學的承接與過渡（一八九五－一九二四）〉中，作者已論及臺灣文社與《文誌》在傳統與現代的過渡期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並引舉《文誌》諸篇文章，論證傳統文人在古典散文與小說中，尋求革新內容的行動，及《文誌》引介島外思潮的啟蒙力量。提出「舊文學界所曾出現的各式改革言論，雖然不是一連串集結性、有計畫的鼓吹行動或集體風潮，但隨著相關言論在報章雜誌上的傳播，促使變革意識的擴散與積澱，加上若干文學改良思維，實在具有向『新文學典律』的精神內涵靠攏的傾向，因此即使缺乏『趨新』的口號，卻已然為未來新文學的興起發展提供了一定程度的現實基礎。」5 筆者循此面向，繼續深化剖析《文誌》的內容，以挖掘更多傳統文人面對現代文明衝擊後的反應與論述，進而呈現新舊文學論爭前，臺灣文學場域的社會環境的歷史脈絡。翁聖峰教授的專著，則以蒐集、累積大量文獻史料為前提，從中分析日治時期臺灣新舊文學論爭的來龍去脈，與時代環境的互動關係，比較新舊文學論爭發生的各種原因及得失，並歸納新舊文學論爭所代表的文學與文化意義。主要提出廣義與狹義的文學定義、觀念，是導致新舊文人論戰的立場差異原因。翁教授著作中對舊文人的話語的解讀與分析評論，啟發筆者進一步地理解臺灣傳統文人的思維脈絡，瞭解時代社會文化的氛圍，有助於筆者釐析《文誌》的相關內容。此外，由於臺灣文社的主要設立者多為櫟社成員，且組織活動與櫟社多有關聯。故應掌握櫟社相關研究成果，如廖振富教授專著《櫟社研究新論》。在此本 5.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臺北：麥田，2004.12）頁 55。 5.

(13) 專著中，廖振富教授以豐富的文本史料，細膩地考察櫟社成員的作品與活動情況。其中如〈櫟社文學史料的蒐集與研究〉、〈櫟社與鹿港之淵源及其相關作品探析〉等論文，為臺灣中部傳統文人社群研究奠定基礎，亦提供了本論文在探討臺灣文社成員時，可資參考的研究文獻。在學位論文方面，目前尚未出現以臺灣文社與《文誌》為主題的研究，但已有多本學位論文曾援引《文誌》之內容。引舉《文誌》的學位論文，多與臺灣古典詩研究密切相關。這大概是由於《文誌》內容每期固定刊登「詞苑」專欄，提供豐富的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史料與臺灣各地詩社課題內容，以及《文誌》附刊的前賢詩文集。讓今人得以透過《文誌》瞭解當時詩社活動概況，為臺灣古典詩研究的珍貴史料。然而，此一現象也標誌著《文誌》中古典散文研究的空白，值得深入探析。無論是《文誌》內容中「文壇」專欄所刊登的作品，亦或徵文內容與譯介文章，應能呈現時人論述過程中的文化面向與意涵，而須透過深刻解讀與分析，才能有系統地呈現其間的論述脈絡與傳統文人的思維。例如：川路祥代的博士論文《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內容便對《文誌》首期徵文〈孔教論〉提出深刻的分析。論者提出〈孔教論〉內容主要是亟欲論證孔教包羅萬象而超越新學，且亦符合近代國家建設的利益。透過〈孔教論〉的書寫，也呈顯臺灣知識分子，在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矛盾中，欲藉由重新肯定漢學＝中華文明之價值，來顛覆日本文明優越性之觀點。透過深入詮釋徵文內容的文本話語，探討其間所反映臺灣文人的思維與論述過程，亦是本論文撰寫過程中重要的參考文獻。. 第三節一、. 研究範圍與方法. 研究素材. （一）《臺灣文藝叢誌》筆者據施懿琳、柯喬文等前行研究，整理《文誌》目前出土情形（詳見附錄一：《臺灣文藝叢誌》現存文本列表），實際掌握 1919-1924 六年之間，共 55 期. 6.

(14) 的《文誌》。此外，筆者亦已經完成《文誌》目錄的建檔，初步掌握其整體內容。在設定議題研究方面，將於「研究範疇」中說明。. （二）日治時期報刊雜誌本論文除了以《文誌》為研究主體外，也會查索日治時期的報刊資料，從中搜尋臺灣文社的活動訊息。例如《臺灣日日新報》於 1918 至 1924 年間，即不定時刊登臺灣文社徵文、徵詩等活動訊息，包括徵文、詩題目及評選者、獲選名單，甚至有數期的徵文內容亦曾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翻閱報刊資料，對於本論文之助益約有下列兩點：首先，由於《文誌》出土未全，從報刊上所刊登的徵文、詩訊息，可考察出《文誌》出版的實際狀況，以掌握確切的出版數量。其次，經由筆者初步檢索，《臺灣日日新報》亦會刊登臺灣文社的相關活動，諸如臺灣文社成立大會、理事會議與決議內容，甚或臺灣文社改革情狀，這些蛛絲馬跡透露出臺灣文社組織的經營狀況，以及社團經營的方向，對於理解臺灣文社的歷史沿革，將有莫大助益。至於其他報刊雜誌如《臺灣時報》、《臺南新報》、《臺灣青年》、《臺灣》等，筆者也會進行檢索翻閱，蒐羅與臺灣文社相關的訊息。. （三）日記史料及臺灣文社成員作家作品集日記史料同是本論文所欲借重的研究素材，施懿琳教授〈從張麗俊日記看日治時期中部傳統文人的文學活動與角色扮演〉6已揭示從日記史料考察文學活動的研究方法。筆者也會翻閱日治時期重要日記史料，如《水竹居主人日記》、《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體察時代社會氛圍，並蒐羅與臺灣文社相關的訊息。另外，則是藉由臺灣文社成員作家詩文集中，檢索與臺灣文社相關的記錄。. 二、. 研究範疇. 本論文的研究範圍，以 1919 年（大正 8）至 1924 年（大正 13）期間臺灣文社發行的《臺灣文藝叢誌》7為主要研究範圍。由於臺灣文社以鼓吹文運，研究 6. 施懿琳：〈從張麗俊日記看日治時期中部傳統文人的文學活動與角色扮演〉2000.9 發表於中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臺中：臺中市立文化中心。收錄於許俊雅編《講座 FORMOSA：台灣古典文學評論合集》（臺北：萬卷樓，2004）頁 443-483。 7 其間名稱有所更迭，如《臺灣文藝旬報》、《臺灣文藝月刊》亦是本論文研究範疇，詳見論文第 7.

(15) 「文章詩詞」，互通學者聲氣為宗旨。因此《文誌》並非純粹刊登散文作品的雜誌，其內容涵括：文壇（時人文章）、翻譯及引介島外作品、小說、臺灣文社徵文與徵詩、詩話、附刊前賢詩文集、雜錄、編輯餘墨、詞苑（詩社課題）、天文地理學說、科學雜爼等包羅萬象。其所牽涉的研究議題與文化面向相當廣泛，故筆者將設定主題研究，作為實際探究的研究範疇。首先，筆者欲考察臺灣文社與《文誌》的歷時沿革。從相關資料釐清臺灣文社的成立動機與目的、組織狀況與運作模式，以及實際的活動情形。再從筆者蒐集的《文誌》材料，統整其發刊與存佚情形，並分析其間專欄與內容的特色。其次，探究臺灣文社的徵文內容。徵文與徵詩活動乃臺灣文社凝聚社群的主要核心力量，徵文活動更是臺灣文社期望實踐「文社之盛，與詩社並駕齊驅」的途徑。於是，對於臺灣文社的徵文主題與內容進行考察，應能進一步理解《文誌》所反應的時代意義。臺灣文社的徵文內容多為史論散文，以中國歷史人物、事件為課題。其中所呈顯的是創作者的歷史記憶書寫，以及他們對歷史的詮釋與論述的價值觀。筆者更關注於現代文明涉入的社會背景，對他們論述內容所產生的間接、直接的影響。現代性的介入，是否對他們的歷史詮釋與論述價值產生鑿痕？欲探究此一議題，則必須考察《文誌》的徵文脈絡，及豐富的史論散文作品。是故《文誌》中的史論散文，為本論文所設定的主要研究範疇之一。其三，則在於《文誌》內容所反映的新學知識建構過程。如前所述，《文誌》內容包羅萬象，其中翻譯及引介島外作品、天文地理學說、科學雜爼等，即呈現閱讀社群接受新學知識的建構脈絡。對這些新學內容進行解讀、歸類，則能理解《文誌》推展文明知識的具體內容，以及閱讀社群所接受的知識範圍。例如：以《文誌》第一年一至八號所載《德國史略》為例，這是由林少英翻譯自英國人 John Finnemore 於 1913 年所出版的 Germany from the Peeps at History Series，藉由林少英所翻譯的文字內容，我們將得以觀察時人如何認知異國的歷史演變？這其中包括政治體制與文化思潮的變革過程，透過轉譯的這層工夫，不僅可以檢視二章《文誌》沿革部分。 8.

(16) 林少英所進行的再創作過程，還可由翻譯後的文本，得到閱讀社群所認知的德國歷史。進而探析以傳統文人為主的閱讀社群，在涵納新學後所產生的反應。最後所設定的研究範疇，則在於《文誌》所刊載的小說內容。據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料，《文誌》共刊載 54 篇漢文小說。以文學的形式而言，其中多數為古典的漢文小說，值得一提的是慶霖〈悟情小說：征夫之心〉、訒之〈懺悔小說：原來如此〉兩篇接近白話語體的小說作品。在以維繫漢文與傳統漢學的文學場域內，出現白話文創作的小說文本，其間呈現的可能是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過渡痕跡。更多必須思考的議題，則得從小說內容來逐漸釐清。例如以小說文本所透顯的價值觀而言，多數小說的主旨在於強調傳統道德價值的頌揚，諸如女子節烈的情操、忠君愛國之思、孝道倫理的維繫等，以及對自由戀愛觀念的拮抗。有趣的是這些價值觀念取向，往往在具有差異的小說文本空間地理中共同生成。地理空間包括：臺灣、日本、西洋、中國。在差異的空間中，呈現變異的地景與文化特色，最終則回歸創作者所欲傳達的某種價值觀念取向。其間所牽涉的，可能是傳統價值與現代之間的衝突矛盾與交鋒之處，值得進行細部釐清。. 三、. 研究方法. （一）一手史料的蒐集與田野調查由於《文誌》出土文本未全，且分散珍藏於民間收藏家，研究者必須透過田野調查，才能全面蒐集、掌握《文誌》確切的出土期數。例如筆者據《彰化縣文學發展史》所附書影，得知彰化半線文教基金會藏有《文誌》四年二號，前無所見。經由實際拜訪後半線基金會後，創辦人劉峰松先生亦無私地供筆者在多箱珍貴的舊籍中查索，結果尋得六年五號及六年十號，亦屬公立圖書館中未見之卷期，關於四年二號之文本，可能由於半線基金會所藏舊籍分藏於臺北與彰化二地，必須再次訪查始能釐清。. （二）文本閱讀分析《文誌》內容包羅萬象，其所牽涉的議題與文化面向相當廣泛。本論文將對. 9.

(17) 《文誌》內容進行仔細閱讀分析，進而歸納其所呈現的主題，掌握當時臺灣文社所關注的文化面向。例如從《文誌》刊載翻譯與引介島外思潮的作品，考察臺灣文社所關注的議題之一，可能是對於西方列強歷史的理解欲望，及從中習得西方政治體制的沿革。其他或如哲學、文學、科學的翻譯引介作品，亦略可看出當時臺灣文社欲針對政治體制、人文與科學新知等新學概念進行推廣的目的。透過解讀這些文本，才能更細緻地歸納時人接受新知的系統。在經過文本的解讀分析後，筆者亦欲研讀與本論文研究範疇相關的理論，思考其作為分析文本的適切性。例如在討論臺灣文社的社群成員與論述場域時，也許可利用西方對於公共領域研究的理論，來思考《文誌》作為一個公共論述場域的可能性；在分析《文誌》史論散文時，亦可透過詮釋學、敘事學等言說理論，來剖析史論散文的書寫策略，以求論述的深度；在分析《文誌》所呈現的新學內容時，則可透過現代性的相關理論，來思考現代性的涉入對於傳統社會所造成的影響與反應。. 第四節. 研究目的. 本論文研究的預期結果，首先在於釐清臺灣文社與《文誌》在 1920 年代初期所呈顯的歷史意義。以往討論臺灣新文化的啟蒙運動，概從《臺灣青年》、《臺灣》、《臺灣民報》的重要價值性談起，而忽略了臺灣文社的成員與後續的新文化運動雜誌編輯者，亦有相當程度的重疊性，這顯示《文誌》其實也扮演著文化啟蒙的前導角色而值得深入挖掘。因此，就文學社團而言，本論文將爬梳臺灣文社的沿革與活動情形。就《文誌》的出土情形而言，本論文將盡力蒐羅民間收藏的《文誌》，以免珍貴的文本有佚失的危機。其次，則在於呈現《文誌》內容中，傳統漢學與現代新學的辯證過程。《文誌》的內容實際上展現了傳統漢學與現代新知並置面貌，而這正呈顯其文化內涵的多樣性特色。《文誌》中傳統漢學知識的表達，最顯著地是透過臺灣文社徵文與徵詩的內容來呈現。徵文的主題多以中國歷代人物、史事為主，透過這些歷史記憶的書寫，再現了臺灣傳統文人對漢學的認知與價值觀。《文誌》中新學知識. 10.

(18) 的體現，則藉由翻譯、引介島外思潮作品來呈現，這些新學內容涵括政治體制、哲學、文學概論、科學新知等，多以傳統古典散文的書寫模式承載新學知識，呈現了新舊過渡的痕跡。探討《文誌》中的新學論述，將得以瞭解新學在傳統文人社群中的知識傳播軌跡，釐清臺灣傳統文人接納新學的過程。更進一步地，思考臺灣傳統文人社群涵納新學後，所產生的反應與省思。本論文將盡心蒐羅《文誌》，探究其存佚與出版的情況，以及臺灣文社沿革概況。再就《文誌》文本內容進行解讀與分析，針對臺灣文社與《文誌》的內容意義，將如以下分章加以分析詮釋，期待本學位論文，能呈顯臺灣文社與《文誌》在臺灣文學、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11.

(19) 第二章《臺灣文藝叢誌》沿革及其專欄特性本章的內容，主要是筆者在盡量蒐羅《文誌》出土的史料後，藉由其內容所呈現的臺灣文社組織概況，以及《文誌》在 1919-1924 六年間的發行情形，佐以外圍史料如《臺灣日日新報》、《臺灣青年》以及文人作品或日記等，從中考察、歸納臺灣文社的成立動機、組織狀況與實際活動情形，再藉由《文誌》歷史沿革，探討其六年內發刊的存佚現象，如從其收支報告表反映的經費收支概況，試著解釋其間部分卷號未發行的原因。最後則從《文誌》的內容，分析專欄設置的概況，以及專欄所呈現的特色。期望藉由此章，能呈現出臺灣文社與《文誌》較為清楚的面貌。. 第一節一、. 臺灣文社成立動機與實際活動. 時代背景的考察. （一）臺灣清治時期詩文結社概況臺灣歷史上文人的結社活動，經清治與日治時期，各自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概而言之，文人結社應始於沈光文、趙蒼直等人在 1684 至 1685 年（康熙 24）間創立的「東吟社」，此乃臺灣詩社之濫觴。據沈光文〈東吟社序〉云：「金陵趙蒼直，乃欲地以人傳，名之曰『福臺閒詠』，合省郡而為言也。」8後來諸羅縣令季麒光亦相率唱和、扶掖後進，進而更名為「東吟社」。曾有學者以沈斯庵之序文，與季麒光之〈東吟詩序〉相互對照，認為更名的舉動，實具有濃厚的政治意涵。9由此透顯東吟社的時代意義，可能在於其成為明鄭遺老與清帝國遊宦文人間，隱約角力的文學場域。此後，則至道光年間彰化縣大崙腳（即今雲林縣 8. 沈光文：〈東吟社序〉，收錄於范咸主編：《重修臺灣府志．卷 22．藝文 3》【臺灣文獻叢刊 105 種】（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1），頁 662。 9 詳見黃美娥：〈臺灣古典文學史概說〉，收錄於氏著《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論》（臺北市：國立編譯館，2007），頁 32-34。 12.

(20) 虎尾鎮）林高全等私塾教師成立鍾毓詩社，與竹塹林占梅等設立潛園吟社；光緒年間，則有臺南許南英等設崇正社與浪吟詩社、竹塹林亦圖等設竹梅吟社、唐景崧等設斐亭吟會與牡丹詩社、彰化蔡德輝等設荔譜吟社，以及臺北林輅存等設海東吟社等，臺灣清治時期至少曾出現如上所述十餘個詩社。10不過臺灣清治時期的詩社，多屬文士舞文弄墨的雅聚，而較具遊戲的性質。11從東吟社的出現，至道光年間相隔百餘年，才陸續出現諸多詩社，也代表著臺灣邁向文治化社會的過程。以上乃清治時期臺灣詩社的概況，那麼當時是否有「文社」的存在呢？清治時期，臺灣雖然鮮有標舉以文結社為名的文社存在，但是從地方志書中得以發現「社學」可謂文社的雛型，而這其實牽涉到科舉文教機構設立等問題。臺灣在鄭氏時期 1666 年（明永曆 20）正月設立儒學，並取進生員。到了清治時期各地又設立數種文教機構，除了以基礎教育為主的社學、義學及私塾外，並有主要目的是準備科舉考試的府、縣儒學，另有官方與民間籌辦的書院。臺灣清治前期書院的性質多類似義學，直到 1704 年（康熙 43）建立「崇文書院」，才具備書院的實質意義。由於府、縣儒學學額有限，所以書院可補官方教育機構的不足。在科舉制度下，就讀於這些文教機構成為士子晉升社會階層的管道，並對教化產生推波助瀾的效用。12例如《彰化縣志．學校志》特別說明社學的存在意義，並區別社學與私塾之間的差異：「小學所以訓童蒙，如古者八歲而入小學是也。社學則諸士子會文結社，以為敬業樂群之所。大都有文昌祠，即有社學。」13如彰化騰起社、西螺振文社、北斗螺青社、員林興賢社等，由此可知，社學在相當程度上也是補足書院的教育功能，並提供已具童蒙教育背景的士子會文結社、交流之處。甚至，社學一旦受到地方仕紳與官吏的重視，則可能進一步發展成為書院。例如引心書院，最初為 1810 年（嘉慶 15）優貢陳震曜、增生陳廷瑜等議定課期 10. 賴子清：〈古今臺灣詩文社（一）〉，《臺灣文獻》第 10 卷第 3 期（1959.9），頁 80。劉遠智：〈臺灣詩社的淵源與流衍〉，《臺北文獻》直字第 59、60 期合刊（1982.6），頁 288。 12 林淑慧：《臺灣清治時期散文的文化軌跡》（臺北市：學生書局，2007），頁 66-67。 13 周璽主編：《彰化縣志．卷 3 學志．書院》【臺灣文獻叢刊 140 種】（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2），頁 166。 11. 13.

(21) 的引心文社；1813 年（嘉慶 18）受到知縣與仕紳捐銀、捐地等奉獻，改為臺灣縣書院；至 1823 年（道光 3）才正式稱為引心書院。14無論是在社學、書院或府、縣儒學，士子最重要的學習方向則是鍛鍊古文書寫的技能，以此練習來準備科舉考試。在書院教育中，有定期課題作文的測驗，並由老師評選優劣的練習模式。未能進入書院學習的士子，可能便透過社學，由同儔間相互評選的模式，來交流學習古典散文的書寫技巧。清治時期這些具有定期課題作文活動，交流古文書寫技巧的文教機構，或可謂是日治時期文社組織的原始雛型。然而，由於科舉制度的有無、殖民現代性的介入、印刷傳媒的出現與世界思潮的影響等種種因素，使得日治時期的文社組織運作情形，與清治時期差異甚大。. （二）日治時期古典詩文結社的概況 1895 年乙未割臺後，對臺灣的文學與文化層面造成莫大影響。對於接受傳統漢學教育背景的知識社群而言，接受異族統治意味著正統的祚移，遺民的哀傷不乏地出現於日治初期的文學創作之中；甚且，科舉之路的斷絕，也使得尋求晉身之路淪為幻影，過往所學能否為世所用，成為文人最深沉的不確定感。另外，日治初期的軍事鎮壓行動，以及此後殖民統治所執行的不平等政策，多留下世變下的歷史創傷，成為日後文人創作中書寫情感的源流之一。日治時期，臺灣傳統詩文結社的狀況，以詩社林立的現象最為前行研究所重視。如學者黃美娥認為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有外在因素：日人的推波助瀾、社會環境安定、報紙雜誌的傳播；內在因素：沉溺詩歌以自遣、維繫漢文於一線、風雅唱和切磋詩文、抬高身分博取美名、溝通聲息敦睦情誼等，說明整個日治時期詩社數量高達 370 個左右的原因。15此外，李世偉亦將日治時期臺灣儒教結社的活動形式，區分為「學藝性儒教」與「宗教性儒教」兩類。學藝性儒教包括詩. 14. 謝金鑾主編：《續修臺灣縣志．卷 4 學校志．書院．社學》【臺灣文獻叢刊 156 種】（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2），頁 149。 15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林立的社會考察〉《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論》，頁 204-233。 14.

(22) 社、文社以及大正、昭和年間所組織的各種新興儒教團體。宗教性儒教則含括善社與鸞堂，透過宣講勸善的宗教形式宣揚儒家聖道。16在文社方面，除本論文研究之臺灣文社外，則有 1917 年設立的彰化崇文社，17與臺北艋舺高山文社，然高山文社多以課詩為主，少有舉辦公開的徵文活動。18崇文社的研究已積累部分成果，至於臺灣文社與《文誌》沿革則尚待釐清。整體而言，日治時期傳統詩文結社的概況，透過近來針對詩社或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不斷地出現，已逐漸釐析出概括的輪廓。透過清治到日治時期臺灣傳統詩文社發展歷程的概述，得以發現臺灣文社的成立具其歷史脈絡可循，如臺灣文社的課題與徵文活動就是一項具有歷史意義的傳統延續。因此探討臺灣文社於日治中期的成立動機，便可以呈現其在臺灣歷史上特殊的文化意涵。. 二、. 成立動機. 根據《櫟社沿革志略》記載，臺灣文社之成立，乃胚胎於 1918 年（大正 7） 9 月 20 日，櫟社與清水鰲西詩社的聯合會中。先是，同為櫟社社員的蔡惠如、陳基六（錫金）與鄉友創立鰲西詩社，此次兩社聯會就是蔡惠如發起，並於清水蔡源順號伯仲樓舉辦。櫟社參加者有：陳基六、王學潛（卿淇）、陳瑚（滄玉）、鄭汝南（少舲）、陳貫（聯玉）、林載釗（望洋）、林幼春（南強）、莊嵩（伊若）、陳懷澄（槐庭）、傅錫祺（鶴亭）及主人蔡惠如等 11 人；鰲西詩社則有：鄭邦吉、蔡詒祥、蔡念新、李玉斯、楊肇嘉、周步墀、楊煥章、楊丕若等人；另有賓客如新竹鄭養齋、鄭虛一、林榮初、張息六、曾寬裕及臺中陳若時、黃爾竹等人共赴參與，計約 30 人，可謂盛會。席上蔡惠如深慨漢文將絕於本島，提議設法維持，臺灣文社由此醞釀而生。19傅錫祺並有詩〈伯仲樓雅集席上賦贈主人蔡君惠如〉誌：「南船北馬徧天涯，絕海歸來髩未絲。慷慨激昂閒論世，風流儒雅久耽詩。. 16. 李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北市：文津，1999），頁 11。蘇秀鈴：《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國立彰化師範大學中文所碩論，2001）。 18 龍岡老人駱子珊：〈高山文社〉《臺北文物》第 4 卷 4 期（1956.2），頁 59。 19 傅錫祺：《櫟社沿革志略．大正七年（戊午）》【臺灣文獻叢刊 170 種】（臺北市：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3），頁 12。 17. 15.

(23) 匹夫大任千鈞重，吾道生機一髮危。佇看衆山齊響應，登高賴此疾呼時。」20並自註：「當道議癈漢文，君於席上倡議設法維持。」可見蔡惠如之所以有此感慨，原因可能與當局所執行的語文教育政策有關。隨後，據《文誌》創刊號可見 1918 年 10 月，12 名以櫟社成員為主要班底的臺灣文社設立者，共同擬定〈臺灣文社設立之旨趣〉。據此旨趣書，加上創刊號中多位文人的發刊辭序，筆者略為歸納以下四點作為臺灣文社成立的動機：. （一）革新傳統的科舉制藝詩文觀臺灣文社設立旨趣書首言：「本島自改隸而後，凡欲攻漢學者，於文不受制藝所拘，於詩不為試帖所厄。上下千古，縱意所如，此誠文運丕振之秋，詩界革新之會也。」可見在日本領臺後二十餘年，文社設立者對科舉的看法早已有所轉化。原本被視為尋求平步青雲之道的科舉制度，變成束縛文人思想的桎梏。在擺脫制藝詩文的框架後，時人對漢文學轉而產生新的期待。期待漢文能夠上下千古，縱意所如而無所拘束。陳瑚（1875-1922）於〈文藝叢誌發刊序〉中，更專就科舉制度提出批判。他認為科舉所造成的愚民效應，甚於秦始皇焚書之舉。由於科舉禁錮學者文人的心思才智，以虛榮為釣餌，網羅天下奇傑之士，導致制藝文章陳腐雷同，六經諸史則束之高閣，茫然不知為何物。因此在世運的更迭下，他亦感悟到漢文的轉機：. 今日者新陳代謝，八比之文已視為無用長物，棄之如同敝屣，是文學界之一大轉機。則從此益奮其心思，擴其才智，進而探求經史之精奧，發為文學之光華，不特維持漢學於不墜，抑且發揚而光大之。21. 陳瑚所期待的文學轉機，是立足於回歸探求傳統經典的精華，轉變為具有文 20 21. 傅錫祺：〈伯仲樓雅集席上賦贈主人蔡君惠如〉，《鶴亭詩集》（臺北縣：龍文，1992），頁 90。枕山：〈文藝叢誌發刊序〉《文誌》第一年第一號 16.

(24) 學性質的創作，以此發揚光大漢文的精髓，由此可見陳瑚對於《文誌》刊載內容的殷切期許。又如樵隱於〈文人之覺悟與抱負〉，亦提到科舉路斷後，文人所必須面臨的心態調適過程。在其創作的當下，早已感受到時勢的變化，黃金萬能、勢利競爭的社會風氣，將致使文人的地位無以自處。他提及：「若在乙未年前，則必曰吾固取青紫如拾芥也。」22認為透過科舉，則書中自有顏如玉、黃金屋，然而幾經世運更迭「昔時求科第之文人，至此亦可醒黃粱之夢矣」，而必須覺悟到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差異，文人的地位雖卑、境遇雖窮，但仍可透過智識、道德、學問才華、文章詩詞來豐富生活，進而有所抱負、自相貴重，不得趨炎媚世、喪失操守，而為鄙夫所輕視。整體而言，陳瑚與樵隱對漢文與文人地位的期許，雖然都懷抱著陳意甚高的理想性質，不過若就社會現實層面「斯文將喪」與「功利主義」所激起的傳統漢文化危機意識，便可體會時人為了因應時勢變化所設立的理想目標。. （二）企求詩文並重的文學觀臺灣文社成立的動機之一，也是在於感嘆當下文學風氣「詩重於文」的現象。旨趣書中提及：. 邇來二十有餘年，其間中南北部諸君子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結詩社以切磋風雅道義者，幾如雨後新筍，櫛比而出。海隅風騷於斯為盛，然而猶有憾者，以未有文社之設立也。. 據統計，1895-1919 年間臺灣社會共成立有 29 個詩社，地域涵蓋全島北中南東（宜蘭）。23詩社之成立雖然未達高峰，但擊缽吟詩的風氣卻已擴及全島。針對此一. 22. 樵隱：〈文人之覺悟與抱負〉《文誌》第一年第五號。案：據廖振富教授曾見陳瑚寫給傅錫祺的明信片，亦署名「樵隱」，可見樵隱與陳瑚可能為同人。 23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論，1987），頁 291。 17.

(25) 風氣，心水陳懷澄不免感慨：「改隸後新學諸少年，受三部新報所鼓吹，喜學韻語、近體詩，多能口占而成，遂致全島吟社林立，遐陬僻壤多聞苦吟聲也。」24 實際上，心水並非批判詩社林立的現象，而是認為有能力撰寫文章，將比作詩來得更有益處。學習作文將能抒發意見「疏達民情之壅塞，融會上下之精神。有事可以發揮議論，縷陳利害，補詩學之缺憾多矣。」於此可見，心水辨析詩、文之間文體差異，所造成的文學功能影響層面的不同。更深刻的意涵，則是期待散文的書寫，能夠具有社會輿論的效用，充分表達民情、條分縷析時事的利害關係，使在上位者得以理解人民的想法。提出詩文並重的呼聲，也表現在臺灣文社第十一期的徵文當中。此期徵題訂為〈詩與文孰重論〉，立意可能就在於回應臺灣文社的成立動機。書寫者在論述當中，亦不脫前述心水所提的論點，多敘及改隸後詩社林立、騷壇遍設的情狀，認為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概由於科舉路絕而使八比文章束之高閣。此外，陳錫如則從學習的難易而論，作詩所需的協韻技巧是比較容易學習的入門法則。然而，創作一篇文章，若要能繁徵博引、筆意縱橫，則往往需要立下十年苦功。並從酬世的功用論述，詩作多屬於騷人墨客的一時雅興，用於描情寫景，而文章則具有議論策說的功能，可用於經世濟民而有所奉獻。25尤養齋更意識到文章的創作，將足以講道論德、救弊補偏、匡時濟世的重要效用。而且散文之書寫，並無詩作的典律法門束縛，得以秉意直書，甚至作為人心之藥石。26由此看來，臺灣文社所提出的詩與文並重的呼聲，目的不僅僅在於提升漢文創作的能力，更在於期待散文書寫所承載的改革社會功能。. （三）漢文衰頹現象的回應臺灣文社的成立動機，與漢文衰頹的社會現象關係密切，而這其實與殖民政. 24 25 26. 心水：〈臺灣文藝叢誌發刊序〉《文誌》第一年第二號陳錫如：〈詩與文孰重論〉第四名、第六名《文誌》第一年第十二號尤養齋：〈詩與文孰重論〉第一名《文誌》第一年第十二號 18.

(26) 府所執行的語文教育政策息息相關。日本領臺初期，總督府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採取「混合主義」教育方針，利用臺、日語言文化上的近似性、重疊性，構築出階段性的「同化」策略。漢字、漢文或書房，雖被容許存在於臺灣社會，不過基本上都只是一種過渡手段，並非終極目標。27日治初期，漢文仍是日人與臺灣仕紳溝通的主要工具，在公學校的授課內容中也佔有一定比例，這是由於日本領臺初期，臺人一時之間尚無法接受新式學校的教育體制，大多仍從書房中汲取傳統漢學知識。迄至 1903 年，書房數目仍為公學校的十倍，書房學生也較公學校學生多四千餘人，這迫使總督府改以法令「關於書房義塾規程」限縮書房的發展。 28. 所以，公學校中保持漢文科的課程，也成為其與書房競爭發展的手段之一。然而，時屆 1918 年，書房學生已減少至 12,725 名，公學校學生則增加至. 107,659，鑑於書房與漢文教育趨勢衰退，官方乃敢削減漢文課的每周授課時數。在 1918 年 3 月所修訂的公學校法規中，國語授課時數增加二小時，漢文則由原本的四至五小時縮減為二小時。29甚至部分地區的公學校，逕議定廢除漢文科。 30. 1918 年限縮漢文授課時數的教育政策，亦使當時報刊出現不少社會輿論，反映. 時人感受到漢文衰頹的危機意識。31臺灣文社的設立，起議於當年十月，可見也回應了此一時勢變動的趨向。例如臺灣文社的設立旨趣書內容提及：. 今之學者，竭畢生之心力，孜孜汲汲以究國文，猶未能窺其堂奧，而何暇及於漢文乎。若必舍其當務之急，以揣摩其可有可無者，千金敝帚，只足自珍，欲以之應世則陋矣。. 27.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同化」の同床異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北市：麥田出版，2006），頁 94。 28 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第 16 卷第 3 期（1978.9），頁 66。 29 派翠西亞．鶴見（E. Patricia Tsurumi）著、林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蘭市：仰山文教基金會，1999），頁 48。 30 參見《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漢文廢止〉1918 年 4 月 28 日 4 版、〈嘉義漢文廢止〉1918 年 4 月 20 日 6 版等。 31 參見《臺灣日日新報》島內痴叟〈哭漢文〉1918 年 5 月 7 日 6 版、一島人投稿〈公學校漢文存廢問題〉1918 年 5 月 9 日 6 版、SX 生〈公校漢文問題〉1918 年 5 月 20 日 6 版等。 19.

(27) 這一段話呈現時人感慨漢文知識無法為世所用的憂慮，就整個殖民教育體制而言，國語才是學校語言教育的主流，也是學生窮究學習的語文對象。在臺人無法參與政策層面的決議背景下，就僅能期待透過刊物的發行，以推廣漢文知識的傳播。此外，臺灣文社成員在旨趣書中將漢文、漢語的層次，提升為世界文化的重要資產，以此轉化漢文日益衰頹的價值。他們認為在「學不拘乎古今，地無限乎東西」的時代，應將漢文、國語、歐文等語言置於同等的位階，而能夠互生向學之心。並期望未通漢學者，能藉由《文誌》問津而入，更希望「國黌而肄業者，其以餘力兼修焉」也就是說，期待接受殖民教育體制後的學子，能夠透過《文誌》兼備修習漢文的知識。這著實意味著時人已經感受到世界各國的思想潮流，及其相互流通的影響性，具備國際觀的視野，也意味著時人感受到殖民教育體制下，授課內容中漢文知識的匱乏，所以殷切期盼《文誌》能發揮漢文知識傳播的補救力量。整體而言，從〈臺灣文社設立之旨趣〉中，首先反應的是時人對於科舉八股制藝文章內容的省思，認為在不受科舉侷限的時代，漢文的書寫內容應當有所變革。其次，則是透過詩社林立的社會現象，提醒時人散文文體的重要價值，企求詩文並重的文學觀，使散文書寫得以承載發揮議論、補時救弊的文學功能。最後，則是提出漢文存乎當世的具體價值，從世界觀點看待漢文存在的意義，於此也展現臺灣文社欲透過《文誌》，以漢文承載推廣新學的啟蒙功能。. （四）提供連結全島文人的空間臺灣文社在 1918 年 12 月 12 日初擬的臺灣文社規則中，第一條即明言以「互通學者聲氣為宗旨」。由其命名來看，「臺灣」則具有涵蓋全島範圍的明顯意義。一如林子瑾於臺灣文社成立一周年大會提及：「從來島上人士，各劃鴻界，自結鷗盟。春秋佳日，文酒為歡。雖同岑異苔，間亦相為來往。然畛域具在，尚嫌未. 20.

(28) 至大同。」32由此可見，臺灣文社成立的動機之一，即欲拉攏、組織全島文人，並藉由《文誌》的發行，提供全島文人發表詩文的空間。從實際的組織成員與動員狀況而言，以臺中櫟社成員為主要發起人，促使臺灣文社的成立更具有說服全島文人參與的力量。原因在於櫟社組織嚴謹，成員多具有深厚的學養與財力。加上臺中的地理位置，全島南北往來都相當便利，具足地勢之利。33於是在「戊午（1918）菊秋，發柬廣邀南北同志，共襄贊成。」的積極動員下，隨著《文誌》所發揮的傳媒效應，臺灣文社成立一周年時，會員數已達四百八十人。一周年大會舉辦時，北自基隆，南自阿緱，共有八十四人參與，可謂「文人集會，未有盛於今日者。」34。可見連結全島文人的成立動機與期望，隨即反應在臺灣文社成立一周年的集會盛況，而能夠達成如此的盛況，其實也是透過幾位臺灣文社主要成員的極力奔走與宣傳。舉例而言，在臺灣文社成立初期時，1919 年 1 月臺灣北部舉行瀛竹桃詩社的聯合擊鉢吟，臺灣文社傅錫祺與連雅堂共同參與，並在會中演述臺灣文社創立主旨。35透過參與北部文人的聯合集會，著實能夠達成不小的宣傳力量，也可展現臺灣文社積極拉攏全島文人的企圖。此外，在臺灣文社理事的挑選上，更反應出組織積極延伸全島的傾向。臺灣文社原創之初，由設立者十二位櫟社成員擔任理事。成立一周年大會時，重新推選理事二十八名，表列如下：. 32. 一社員：〈臺灣文社正式成立大會記〉《文誌》第一年第十一號〈臺灣文社大會〉：「次顏雲年演說，謂文社之置於臺中，就全島而論，南北往來俱便，可謂得地勢。」《臺灣日日新報》1919 年 10 月 22 日 5 版。 34 一社員：〈臺灣文社正式成立大會記〉《文誌》第一年第十一號。另據〈臺灣文社大會〉載參與者其數多至百五十餘名。《臺灣日日新報》1919 年 10 月 22 日 5 版。 35 〈聯合擊鉢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19 年 1 月 15 日 6 版。 33. 21.

(29) 表 2-1：臺灣文社理事一覽表成立初期. 成立一周年時推選. 潭子. 傅錫祺（總務）林載釗（編纂補助）. 宜蘭. 連碧榕. 霧峰. 林獻堂（財務）林幼春（文務）. 臺北. 顏雲年、洪以南、林熊徵、謝汝銓、魏清德. 臺中. 林子瑾（內務）. 桃園. 呂鷹揚、鄭永南（補曾國金之缺）. 苑裡. 陳滄玉（財務補助）陳聯玉（文務補助）. 新竹. 鄭兆璜、鄭養齋、陳瑚. 清水. 蔡惠如（外務）陳基六（文務補助）. 南投. 張玉書. 鹿港. 鄭汝南（編纂）陳懷澄（內務補助）莊伊若（外務補助）. 臺中. 吳德功、傅錫祺、林幼春、林獻堂、林仲衡（補陳貫之缺）、陳懷澄、鄭汝南、蔡惠如、蔡子昭、林子瑾. 嘉義. 林維朝、鄭作型（補陳家駒之缺）. 臺南. 趙鍾麒、許子文. 阿緱. 尤養齋. 澎湖. 陳梅峰. （資料來源：《文誌》一年一號、一年十一號）重新推選理事的過程，由「連雅堂提議，由各詩社重要者選出。」36再經林子瑾推舉出上列二十八位名單。由上表可見，原以中部地區櫟社成員為核心的理事名單，更迭為地理涵蓋全島與離島地區的各地詩社重要成員。甚至，本屬創社理事的莊伊若、陳基六與林載釗三位櫟社成員，更讓出理事名額，成為評議員。就這方面的觀察，誠如施懿琳所提：「雖然，創設之初，乃以十二位櫟社社員為主導。但是，它不像作為詩社的櫟社般，以嚴格的標準來篩選社員。換言之，臺灣文社不是採取向內凝聚的方式，來聯絡同志者的聲氣，而是採取積極拓展的態度。」37從理事的推選過程，便展現臺灣文社拉攏全島文人的企圖。在一周年成立大會中，所修訂後的臺灣文社規則第二條特別指出：「本社依. 36. 〈臺灣文社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19 年 10 月 22 日 5 版。施懿琳〈臺灣文社初探──以 1919-1923 的《臺灣文藝叢誌》為對象〉櫟社成立一百週年學術研討會宣讀論文，國立臺灣文學館、國立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主辦，2001.12.8-9。. 37. 22.

(30) 時宜，得設支部於各地方，其通則由理事會定之。」38設立支部的構想，與理事由各地詩社重要成員擔任，其實有著相互呼應之處。一旦各地詩社的重要成員擔任臺灣文社理事，支部的設立的工作也就比較容易推行。可惜的是，《文誌》內容少有臺灣文社各地支部的詳細資料。明確實指的支部訊息，多為刊載於「詞苑欄」的支部例會課題詩作，如嘉義支部羅山吟社39、臺灣文社臺中支部40、西瀛吟社41等。此外，「詞苑欄」也時常刊載各地詩社課題詩作，然由於並未明確指為臺灣文社支部，所以也可能單純是詩社寄稿刊登。總而言之，支部的設立意義，除「藉由各支部的詩會小集，也可以彌補文社以郵寄的方式徵文、徵詩，所給予人過度靜態、沉滯的感覺。」42之外，支部的成立對於臺灣文社社務的推行，應該也存在著不小的影響力，舉凡徵文徵詩訊息的流通、寄交稿件、繳交社費、購讀《文誌》等事宜，都可藉由支部成員相互協助，促使社務得以順利進行。整體而言，臺灣文社的成立，具有其在 1920 年代左右的歷史脈絡下，特殊的社會文化定位。誠如學者吳密察所言：日治時期讀書人相互的酬唱，甚至形成詩社，使臺灣出現了約略成形的「沙龍」，臺灣的文人、仕紳有了比較頻繁的文藝社交活動，規模或大或小的「文藝社會」和文人交遊網絡逐漸形成。最後不但發展出文藝雜誌《臺灣文藝叢誌》，而且這些背景、教養、家世、財富相近的臺灣仕紳／文人／地主，也自然形成一個具有橫的聯繫網絡的階層。這個階層和他們所具有的網絡，與 1920 年代以後被稱為「社會運動」及「文化運動」之旗手的新世代之間，應該不是斷絕的。43透過臺灣文社理事、評議員名單的呈現，極. 38. 一社員：〈臺灣文社正式成立大會記〉《文誌》第一年第十一號《文誌》二年一號詞苑欄。 40 《文誌》二年二號詞苑欄。另據張麗俊《水竹居主人日記》1920 年 9 月 26 日的記事，可知臺灣文社臺中支部長為林仲衡。詳見張麗俊〈舊八月十五日新九月二十六日〉，許雪姬等編纂《水竹居主人日記（五）》（臺北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臺中縣文化局，2002），頁 309。 41 〈西瀛特訊詩社成績〉：「每月出宿題，徵西瀛全島內，以應臺灣文社之支部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 年 01 月 09 日 04 版。 42 施懿琳〈臺灣文社初探──以 1919-1923 的《臺灣文藝叢誌》為對象〉櫟社成立一百週年學術研討會宣讀論文，國立臺灣文學館、國立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主辦，2001.12.8-9。 43 吳密察：〈「歷史」的出現〉，收錄於黃富三等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年：回顧與研究》（臺北市：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1997），頁 16-17。 39. 23.

(31) 力拉攏全臺的仕紳與文人，便形成一幅具有聯繫的社群圖像。. 三、. 組織狀況與實際活動. （一）規則與組織在 1918 年（大正 7）10 月臺灣文社設立者共擬旨趣書後，臺灣文社規則也於當年 12 月 12 日由 12 名理事研議訂定，共擬出 12 條關於文社運作的相關規範，以及成立之初 12 名理事各自所擔任的職務，並且推選 46 名評議員。由於這只是文社創立初期，試行營運的規範，直到 1919 年（大正 8）10 月 19 日舉行一周年成立大會時，便根據初擬的臺灣文社規則加以修訂。筆者將前後版本的文社規則，整理如下表，此外並試著探究其中的差異，及其所反應的文社組織情況：. 表 2-2：臺灣文社規則修訂前後一覽表44 1918 年（大正 7）12 月 12 日. 1919 年（大正 8）10 月 7 日改正. 第一條本社稱為臺灣文社，以鼓吹文本社稱為臺灣文社，以鼓吹文明，研究運，研究文章詩詞，互通學者文章詩詞，互通學者聲氣為宗旨。聲氣為宗旨。第二條本社設事務所於臺中花園町五丁目五六番地，事務所內并置文庫，應一般社員圖書之縱覽。. 本社設事務所於臺中花園町五丁目五六番地，事務所內并置文庫，應一般社員圖書之縱覽。但本社依時宜，得設支部於各地方，其通則由理事會定之。. 第三條一時納寄附金五十圓以上者，推為名譽社員；一時納寄附金二十圓以上者，為特別社員；一年先納社費金四圓者，概為通常社員。但有學術及名望大家者，亦可推為各種社員及評議員。. 一時納寄附金百圓以上者，推為名譽社員；一時納寄附金五拾圓以上者，為特別社員；一箇年先納社費金六圓者，概為通常社員。以上由大正八年拾壹月起實施之。但有學術及名望大家者，無論社員與否，均可推為本社評議員。若被選為新理事者，不得兼任評議員。. 第四條本社遇有機會，置基本財產，本社遇有機會，置基本財產，以其生息以其生息充為社費。基本財產充為社費。基本財產之異動，須經理事之異動，須經理事會解決之。會解決之。. 44. 修改後的規則版本，若有差異的話，筆者則以底線註明。 24.

(32) 第五條本社依其時宜，得發行《臺灣文藝叢誌》，頒與一般社員及購讀者。但此叢誌所揭登之文字，概不越文學之範圍，凡有涉及政治時事者，一切不錄。. 本社依其時宜，得發行《臺灣文藝叢誌》，或購買他人發行雜誌，頒與一般社員及購讀者。但自營叢誌所揭登之文字，概不越文學之範圍，凡有涉及政治時事者，一切不錄。若屬他人經營者，則不在此限。. 第六條本社有時募集懸賞詩文，評定本社有時募集懸賞詩文，評定甲乙，而甲乙，而揭登於文藝叢誌。揭登於文藝叢誌，或他人經營雜誌。第七條本社置理事二十名，評議員若本社置理事貳拾八名以內，評議員若干干名。理事由社員集會，於社名。理事由社員集會，於社員中選出，員中選出，任期二年，屆期改任期五箇年，屆期改選。選。但初次理事先定十二名，暫以設立者全部充之，任期一年。第八條理事互選總務理事一名，統理社務。於理事會議，充為議長。其他理事，分擔財務、外務、內務、文務、編纂及補助等事。. 理事互選總務理事一名，副總務理事一名。總務理事統理社務，於總會理事會議，充為議長。但總務理事不在時，副總務理事代理之。. 第九條理事會，由總務理事認為必要時招集之；評議會，由理事會認為必要時招集之，評議會每於開會時，互選評議長一名。但評議員之責任，隨意寄稿評選詩文。. 總會理事會，由總務理事認為必要時招集之；評議會，由理事會認為必要時招集之，評議會每於開會時，互選評議長一名。. 第十條本社之狀況結算，及社員進退之人名，報告於文藝叢誌上。否則每年彙集成冊，印分社員。但結算每年一次，須經理事會之公決。. 本社之狀況結算，及社員進退之人，報告於文藝叢誌上，或他人經營雜誌上。否則每年彙集成冊，印分社員。但結算每年一次，須經理事會之公決。. 第十一凡會議取多數決，出席者須全凡會議取多數決，出席者須全員三分之條員三分之一以上方可開會，每一以上方可開會，每人有一個解決權。人有一個解決權。第十二本社規則之變更，及本規則所本社規則之變更，及本規則所未記載之條未記載之事者，概由理事會議事者，概由理事會議決之。決之。（資料來源：《文誌》一年一號、一年十一號） 25.

(33) 1、成立宗旨首先，在第一條規則中「鼓吹文運」更改為「鼓吹文明」。45雖然，僅存一字之差，不過其中所蘊藏的意義，則可能是臺灣文社的成立目的與理想。原初的設想，可能只是單純地想要透過臺灣文社組織推廣漢文，其間或許經過討論，而將「文運」修訂為「文明」。雖然，成立大會的記錄上並無呈現修訂的原因，不過其意義應在於臺灣文社成員思考到，文社的成立目的應不僅止於推廣漢文，而是透過漢文為載體，鼓吹文明世界的新理想。此項規則的修訂，亦可視為主導、影響了《文誌》刊載的內容原則，必須具有推廣「文明」價值的文章。在這方面舉凡林子瑾等人所翻譯的德國、美國、俄國歷史，以及天文、地理、科學、政治體制、經濟等新知譯介，都傳達出臺灣文社「鼓吹文明」的實際執行內容。因此使得臺灣文社的成立更具有其時代意義，一如楊雲萍先生語：「對於後日的臺灣新文化運動，也做過播種的前軍。」46由此可知，第一條規則的修正反應臺灣文社成員，期許文社組織順應時勢、與時漸進的影響效用層面。. 2、組織成員（1）. 社員資格及權利. 從第三條規則內容來看，成為臺灣文社社員的資格，是每年繳交定額的社費，即所謂的寄附金。並從繳交金額的多寡，決定社員的層級，概分為三等：名譽、特別及通常社員。由此可知，臺灣文社主要的經費源頭，是來自於社員繳納的社費。「一時」之間能繳交大筆金額者，則為名譽或特別社員，通常社員則必須每年交付一定金額。因此，倘若社費收納情況不佳，則將產生文社事務運作的危機。從寄附金收納的標準來看，成立一年後將標準提高，其原因可能在於物價 45. 柯喬文於〈日治前期漢文傳媒與現代性研究──臺灣文社與《臺灣文藝叢誌》〉一文中，已提出此項觀察。詳見《2005 台中學研討會──文采風流論文集》（臺中：臺中市文化局，2005.12），頁 25。 46 楊雲萍：〈「櫟社沿革志略」及其他〉原載《台灣風土》90-93 期，收錄於《南明研究與台灣文化》（臺北：台灣風物雜誌社，1993.10）頁 709。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