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批評的批評

(1)

史學批評的批評：

《史通》中的《史記》論析

林時民

*

摘要

本文主旨在探究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史評類專書的《史通》，在其內、外共 49 篇當中，如何肆論首部紀傳體正史之《史記》。文中主從歷史編纂學（表層）、史才三長論（裏層）及史學思想（高層）三方面，分別探討《史通》如何就史書之體裁、體例、義例及史料學的問題向《史記》發難；再就史家的素養條件，依才、學、識審查了司馬遷；最後由「天人」的歷史哲學及「通變」的歷史思想，揭示兩書性質不同，故表現方式不同，但《史記》與《史通》背後上層的指導思想層面，其實是相通的。透過上述的分析，不僅可掌握《史通》的論據，更可瞭解唐代「史記學」的其中一個面相，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意義。關鍵詞：史通、史記、史學批評、天人、通變 *_{國立中興大學歷史學系教授} 本文原在2008年5月27-29日由佛光大學人文社會學院歷史學系主辦與新加坡國立大學中文系協辦之「第一屆世界漢學中的《史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讀，拙文承評論人及與會學者提供卓見參改；既投母系學報之後，復承兩位秘密審查委員備極辛勞，字字過目，詳細披覽，指正錯誤，潤修文辭，以致本文若能粗備一格，實由於以上諸賢不吝指正，始能臻此，謹在此敬申謝忱。

(2)

一、前言

司馬遷（145-87 B.C.）撰述的《史記》（原稱《太史公書》），首創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裁，分本紀、世家、表、書、列傳五種體例，敘盡上自黃帝下迄孝武的三千年錯綜複雜史事於一書，使中國史學史書從行之既久，弊端已叢現的編年古體裏突破有立；也讓史學擴充內容，體例之間互相配合，形成完密的撰述體系，而更創生機。終至蘊育後世廿五正史綿遠不絕的史學傳統，影響後世極為深遠。其人其書實可謂經萬世而長明，與日月並輝烈。司馬遷而下數百年，至盛唐劉知幾（A.D.661-721）擔任史官廿年，撰述不刊典著如《史記》的夙願無法在史館制度下實現完成，乃退而私撰以史學批評為主的《史通》，肆論古今載籍，形成中國史籍分類上第一部史評類的專著。該書除散佚 3 篇之外，今存者 49 篇，計內篇 10 卷 36 篇，「皆論史家體例，辨別是非」；外篇亦 10 卷共 13 篇，「則述史籍源流及雜評古人得失」。1其所論述者，多以史學方法層面為主，尤以歷史編纂學居要，從評述唐代以前各家史著的得失優劣入手，進行系統總結，並提出一套可行的撰述理論而摩勒成書。後世史家，多有奉之為圭臬者。劉知幾在《史通》所肆論者，範疇廣泛，舉凡從正史到雜述，從皇朝實錄至巷閭小說，皆在範圍之內；其中劉知幾以為正史最重要，故論評的比率最大，篇章最多。而《史記》是正史之首，自然多所評隲。經筆者實際統計，有實質批評內容的，約有 30 篇，於此可見《史記》在劉知幾心目中的份量。若不計書內專論《左傳》、《漢書》等專史及點到為止無實質批評內容的篇章，則幾乎可說無篇不與。由此而轉來看《史通》中如何評論《史記》，則亦有其意義存焉。一來可以看出劉知幾看待史公《史記》的言見態度，作為唐代史學對《史記》論述的一個個案研究，二來放在中國史學史長遠的脈絡來看，又可知道《史記》、《史通》兩書的意義其間的若干演變。 1_{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北京：中華書局，1968），卷88，頁807下。}

(3)

久來學者大都偏重劉知幾及其《史通》的整體研究，《史通》依憑的史料甚多，據統計有 265 名史家、249 部史書。2《史記》雖是其中最重要的史籍之一，但學者大多偏《史》《漢》相較以甲班乙馬或揚班抑馬孰優孰劣作為討論重點；甚或以斷代通古析論兩書體裁長短為主要內容，換言之，即多係專著的部分章節，似非全面專論《史通》之肆評《史記》者；3即容或有，與本文取徑當有不同。本文主從《史通》內容篇章析述《史記》的編纂方法論者，是周覽書內所表述文字即可獲悉者，故本文以表層視之；至於史家才具表現於書中識見之高低，則須更進一步由外往內透視分析，本文則以裏層視之；然史學方法論、史學理論之具體呈現者，實又由於史家個人之史學思想於觀念界上的凝聚落實而始克臻於此境，絕無憑空臆想即可成其體系之理，故本文視之為具有指導作用之高層，下述本文即分（一）歷史編纂學（二）史才三長論（三）史學思想三個層次闡述本文課題之內涵所在，由外層而內層進至高層，以析述劉知幾對司馬遷的史學批評。

二、歷史編纂學

《史通》全書中論及史書體裁、體例、義例、流別及史料的蒐集、鑒別、甄選者，占最多篇幅，其中尤以論述紀傳體史書編纂法的居多。首先就體裁方面，審視其書論及史公或《史記》之處。《史通》內篇開卷即〈六家〉、〈二體〉兩篇，對唐代以前的史籍做一分類並述其源流。〈六家〉篇有云：「古往今來，質文遞變，諸史之作，不恆厥體。榷而為論，其流有六：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六曰《漢書》家」。4隨後即依序介紹六家之起源並論述其衍流， 2_{趙俊、任寶菊著，《劉知幾評傳－史學批評第一人》} （南寧：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頁3。 3_{研《史通》之論述，煩參拙稿，《劉知幾史通之研究》，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87；} 《史學三書新詮－以史學理論為中心的比較研究》，臺北：台灣學生書局，1997；《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主義－劉知幾與章學誠》，臺北：台灣學生書局，2003，三書所附「徵引書目」大抵可悉研究情形。 4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釋，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臺北：華世出版}

(4)

篇末最後作結說：「考茲六家，商榷千載，蓋史之流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異，《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5於是緊接著在第二篇〈二體〉申論編年、紀傳二體的得失。在唐代以前的中國史學發展情形，劉知幾的觀察確是有其提綱挈領的作用，令人一目了然，了然會心。為其作通釋，增廣其流通的浦起龍（二田，A.D.1679-1760）對此評說甚好：《史通》開章提出四個字立柱棒，曰「六家」，曰「二體」。此四字劉氏創發之，千古史局不能越。自來評家認此四字者絕少，此四字管全書。6 〈六家〉舉史體之大全，〈二體〉定史家之正用，7兩篇內容都不可避免地提到《史記》，因為它是通古型紀傳體裁的始祖。針對此體，《史通》批評《史記》所記載的「疆宇遼闊，年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論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參、商是隔」且「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異聞，而語饒重出」，8是明顯的缺失。然所設計的五體，各有作用，互相支援，所謂「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列年爵，志以總括遺漏，逮於天文、地理、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則是此體的長處。9 《史記》體裁的缺點，是《漢書》轉而僅記一代之史的契機所在，10也是編年體裁未毀墜捐棄迄今沿用的理由；《史記》而後，斷代正史成為歷代史官操觚的準向，編年體也繼續沿襲下去，與紀傳社，1981），〈六家〉，頁1。 5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六家〉，頁23。} 6_{浦起龍，《史通釋評》，〈史通通釋舉要〉，序頁29。} 7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二體〉，浦氏} 按語，頁37。 8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六家〉，頁19。} 9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二體〉，頁36。} 10_{東漢•班固，《漢書》（北京：中華書局，1962），〈敘傳〉，述斷代之由，見頁} 4235。

(5)

體並立，且二體之間互濟短窮，互蒙其益。然從《史通》歸結出六家最後僅剩二體依舊盛行於世，而史記家與尚書家、春秋家、國語家等三家俱已「其體久廢」，則此四家顯然禁不起時代考驗而一蹶不振了。《史通》之言似有其理，然《史記》所創出的五種體例，除世家一體係因後世客觀情勢發生實質變化，漢代諸侯盡皆劉姓已不具有兩周諸侯國的態勢而無復記載必要之外，11其餘本紀、列傳、表、書（志）皆從《史記》之例而不稍改易，尤其體例之下的義例，《漢書》仍然師法效從，不作更動，頂多略作增損而已。12 再說劉知幾於前述論《史記》通史之弊時有云：「《通史》以降，蕪累尤深…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多，可謂勞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13可見對通史頗肆譏彈，此固與唐代確立史館修史制度，所修史書多為斷代，知幾所論，無越斯道所致。更何況《漢書》而下，歷代修史，率以斷代為宗，知幾當然不免就此論彼，然所幸多就史體發言，不至偏差太大。否則通代斷代各有其功能，不可互替，甚至仍可相互為用，不能偏執一方。尤其張舜徽先生指出「今歷代史乘，充積棟宇，前後相犯，蕪雜難理。正患無碩學雄才，創殊例，成要刪，甄綜古近，通為一書耳。安得以茲事體大，規為不易，而遽沒其體製之善哉！」14正可糾補劉知幾過甚之辭。〈六家〉、〈二體〉通論史書體裁完後，開始於〈本紀〉第四迄於〈書志〉第八逐篇分論紀傳體正史內容應有的編纂方法；〈論贊〉第九、〈序例〉第十、〈序傳〉第卅二則是紀傳體與編年體共有部分的專論。本部分牽涉到史書體例與義例層面，是編纂學的實質內涵。本文僅擇與《史記》相關者加以評述。〈本紀〉篇劉知幾主張「既以編年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見之於年月。其書事委曲，付之列傳，此其義也」，15 11_{參張孟倫，《中國史學史》（蘭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上冊，頁133、156。} 12_{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北京：中華書局，1983），頁6。} 13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六家〉，頁19。} 14_{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頁16-17。} 15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本紀〉，頁48。}

(6)

而司馬遷自解則是「網羅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見盛觀衰，論考之行事，略推三代，錄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玆，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16兩者之間，顯而易見是有點差距，史公原意不一定專指帝王天子，而是天下號令在某人，則某人為本紀。17故十二本紀之中，〈五帝本紀〉是記載夏代之前傳說中的五位帝王（實際可能是部落聯盟酋長較符真況），夏迄於秦四本紀則是一朝代一本紀，秦之後則有始皇、項羽、漢高祖、呂后、文帝、景帝、武帝七本紀，實際即發號施令有實權者，如此比無實權的皇帝迹為之立紀無疑更為寫實，史公創例時，考量是從「王所興」來「原始察終，見盛觀衰」作歷史考察的，自比拘泥於正統名教之下的斷代本紀更靈活更實際。試以〈項羽本紀〉作例，簡單說明。若以劉知幾或班固的意見，則應立〈懷帝本紀〉較為寫實，然懷帝由項羽置廢，一如後來元、明之際的韓林兒，政非己出，故不可立紀。而項羽曾宰制天下，諸侯聽命，自當立紀。18是知劉知幾雖以「史法」自命，立言猶未完全通達。〈世家〉篇云：「案世家之為義也，豈不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下文便述陳勝起自羣盜，不當入世家一體。19劉知幾以「名實無準」來責備賢者。然史公在〈太史公自序〉即早已說明：「秦失迹其政，而陳涉發。諸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史公在〈秦楚之際月表〉又將陳涉與項羽、劉邦並論，說是「號令三嬗」，其推尊可知。至於《史記》中非諸侯而入世家者，尚有孔子（551-479B.C.）一人。《史通》並未談及，或係限於名教？然〈太史公自序〉針對此者有稱：「孔子為天下制儀法，垂六藝之統紀於後世」，亦隱然以孔子身繫斯文之重，有世代相承不絕一如諸侯之世家者然。〈列傳〉篇云：「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 16_{漢•司馬遷，《史記》（北京：中華書局，1959），〈太史公自序〉，頁3319。} 17_{見徐時棟，《煙嶼樓讀書志》，卷12，引自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頁24。} 18_{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3，引自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頁24。關於項羽，} 他家說法仍多。 19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世家〉，頁52。}

(7)

年也；傳者，列事也。編年者，歷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列事者，錄人臣之行狀，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20傳以釋經，是以往的傳統；傳以釋紀，則似是劉知幾的發明。21專制帝王之時，皇帝是最高權威，反映在史學上當然以帝王為中心；反映在編纂學的史書體例上來說，則正史率以本紀為首，而後始及於表、志、列傳。故紀者編年，傳者列事；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即是此理。《漢書》以後的確是「傳以釋紀」，不過司馬遷的原意並非如此，有關〈本紀〉，已見前文，此處〈列傳〉在司馬遷的寫法，是與本紀、世家，各有分工而不相重踏。劉知幾顯然是以後來的觀念糾繩前人草創初室的理念。〈人物〉篇中，劉知幾對《史記》〈列傳〉的排序，有一較激烈的意見，言云：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騖窮古今，上下數千載。至如皋陶、伊尹、傅說、仲山甫之流，並列經誥，名存子史，功烈尤顯，事迹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為列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22 張舜徽（A.D.1911-1992）以為皋陶諸人，書闕有閒，遺事無多。雖欲為傳，不可得也。而以夷、齊居於七十列傳之首，則〈太史公自序〉已云：「末世爭利，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列傳〉第一」，可知史公排序，自有其微旨存焉。23何可用激烈字辭如齷齪者形容之？〈表歷〉篇載：「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容或可取，載諸史傳，未見其宜」，24顯然對史書設表是持否定態度。對《史記》十表逕言： 20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列傳〉，頁58。} 21_{許凌雲，《劉知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220。} 22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人物〉，頁278。} 23_{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頁89-90。然〈探賾〉篇，則又有不同看法，可參唐•} 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頁248-249。 24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表曆〉，頁67。}

(8)

天子有本紀，諸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列傳，至於祖孫昭穆，年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說，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列之以表，成其煩費，豈非謬乎？25 所說亦似有理，唯只看到「煩費」，而忽略「雖燕越萬里，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雁行有序。使讀者閱文便睹，舉目可詳」，26這種執簡馭繁的便捷性，尤其十表最能看出史公的通古今之變的思想，展現歷史進程的階段性。其實史傳作表，則紀、傳篇幅可以減少，也可以與紀傳「相為出入」，更甚者還可濟紀傳之窮，27可惜《史通》缺論。〈書志〉全篇主旨亟言〈天文〉、〈五行〉、〈藝文〉三者可以刪汰；另增〈都邑〉、〈氏族〉、〈方物〉三志。與《史記》有關者，僅〈天官書〉而已，其基本言論在於：「夫兩曜百星，麗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恆。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易。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不可也？」28劉知幾此見未必平允。蓋古之天與今之天必不一致，定有變化，即使天不大變，人對天的認識卻一直在變。〈天官書〉是司馬遷認為「星氣之書，多雜禨祥，不經；推其文，考其應，不殊。比集論其行事，驗于軌度以次」而後才成就斯篇的。29是目前所知最古老的天文學專著，顯示了司馬遷豐富的天文學知識和嚴肅的科學態度，不過劉知幾卻主張廢除。其實劉知幾所主張的新增三志，後世史籍都遙承其旨而增闢之，可見有識；唯〈天文〉、〈藝文〉兩志，本不當刪除，後世遂議變其體，權衡取捨，實亦受知幾啟迪。因不及本文題旨，故止而不論。以上就《史通》評論《史記》紀傳體的體例義例而述，並檢驗 25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表曆〉，頁67。} 26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雜說上〉，頁} 574。按內外篇兩說互戾，當以外篇雜說較為審諦。 27_{參顧炎武，《日知錄集釋》（長沙：岳麓書社，1994），卷26，頁902。引朱鶴齡，} 《愚菴小集》，卷13語。 28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書志〉，頁74。} 29_{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頁3306。}

(9)

兩方內容之是非得失。以下再就《史通》論述《史記》的史料問題，做最基礎的探討。如所周知，史料記載是史書流傳的客觀條件，無史料即無史籍，更無史學。而史籍敘事的繁簡、詳略也多取決於史料的多寡。而史料之多寡，即端視能否「博采」而定，故〈采撰〉篇上即說：蓋珍裘以集腋成溫，廣廈以群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不徵求異說，采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諸不朽。30 並說明丘明、馬、班諸史，無不博徵，必求雅正，所以可貴。學者設不「博聞舊事，多識其物」或「不窺別錄，不討異書，專治周、孔之章，直守遷、固之紀傳」，31則必不能博聞多識，裒成一家之言。故首要步驟，即在廣采博聞。但博采並非「務多為美，聚博為功」，仿若「道聽塗說」、「街談巷議」亦皆搜羅，則有違理損實之弊。32必須別加研覈，練其得失，明其真偽，慎重去取，則成書當是嘉史。劉知幾引夫子之言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並說「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33即是有識之言。班彪（A.D.3-54）曾說馬遷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34然《史記》采撰偶或爽失，《史通》亦不放過。如〈雜說上〉說：「斯則遷之所錄，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35即是說《太史公書》取材不周（漏掉《左氏內傳》）。延至南宋鄭樵（A.D.1104-1162）即從而和之而謂《史記》有「博不足」之恨也。36 另同篇又載：「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論語》舊說。至〈管晏列傳〉則不取其本書」，知幾譏之曰：「夫以可除而不除，宜取而 30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采撰〉，頁137。} 31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雜述〉，頁319。} 32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采撰〉，頁140。} 33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采撰〉，頁319。} 34_{劉宋•范曄，《後漢書》（臺北：鼎文書局，1983），〈班彪傳〉，頁1327。} 35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雜說上〉，頁} 565。 36_{宋•鄭樵，《通志》（臺北：新興書局，1977），〈總序〉，頁1。}

(10)

覩不取，以斯著述，未厥義」。37 〈暗惑〉篇亦有數例如舜入井中，匿空而去；優孟假扮孫叔敖，楚莊王以為孫氏復生，欲重用為相；有若因貌狀像孔子，被孔子弟子共立為師，後終被驅走。38此等事例分別見之於《史記》〈五帝本紀〉、〈滑稽列傳〉、〈仲尼弟子列傳〉，然其事荒誕奇怪，不符自然規律，所述定是偽造無疑，不當據以入史。餘例尚有，茲不備舉，可見《史記》取材疏略之失。亦可見劉知幾對史料考辨之篤也。

三、史才三長論

劉知幾的史才三長論，原不在《史通》的內外篇當中，而是當時的禮部尚書鄭惟忠向劉知幾提問：「自古已來，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劉知幾的回答是：「史才須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識也」。39這段話後為《舊唐書》、《唐會要》、《新唐書》、《冊府元龜》所收載。三長論的內涵是何？劉知幾本人並未「加以解釋」，40唯歷來學者已多加申說，其論已明，不必贅述。41 本文此處欲以其說來審視史公《史記》是否合乎三長論的要求，而具備良史的條件。使用後世學者的戒尺，強加前賢身上，其實並不必然合理。但反面思之，若探討的結果有益於史學的發展與進化，則又何妨？何況三長論本是劉知幾心中的定見，為其史學理論的一部份，雖未在《史通》書中申說，但必以其尺度盱衡古今載籍及史家，也是淺顯易明的道理。南宋史家鄭樵即曾稱述劉知幾、司馬遷為「二良史」，42正合本文題旨所在，茲處即以三長論檢視其所以為良史之由。 37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雜說上〉，頁} 567。然張舜徽氏有析辯之文，見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頁134-135。其辯有理。 38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暗惑〉，頁682-687。} 39_{後晉•劉昫，《舊唐書》（臺北：鼎文書局，1979），〈劉子玄本傳〉，頁3172。} 40_{梁啟超，〈補篇〉，《中國歷史研究法附補篇》（臺北：台灣中華書局，1973），} 頁13。 41_{參拙稿，〈史官條件說──三長抑四長？〉，《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主義》（臺北：} 台灣學生書局，2003），第三章第二節所引述資料即可周悉，頁101-120。 42_{宋•鄭樵，《通志略》（臺北：里仁書局，1982），〈氏族序〉，頁1。}

(11)

「才」是指史官造史的表達形式，包括文字表達技巧和編纂形式，文字表達即文采。「學」是指史家的專業知識學問，以及掌握和鑑別史料的能力。「識」是指研究歷史的觀點和方法。三者俱是歷史主體——史家應有的修養，得一不易，兼三尤難。史公的「史才」，編纂形式以五體結構，綜括史事，已具前論，茲可不復。此處僅略及文字表達技巧，亦即文采。歷史文章仍須藉文作為外在形式，來記實存真，傳達看法。求真是第一要務，文采次之，不可顛倒，亦不可偏缺。真實是史學生命，文采則是史學營養。若只有真實而無文采，則如陳年爛賬，令人不忍卒讀，很快遺忘；若只有文采而無真實，則全失歷史本質，僅成浪漫虛幻，而不值一顧，故結合兩則，才能勃發歷史生機。吾人讀史公文章，如〈項羽本紀〉中的「垓下圍」「鴻門宴」，人物如現眼前，情節緊湊、扣人心弦，令人恍如置身其中而不自知。史公為文發于情，肆于心，不囿於字句，不拘於史法，故能讓人「讀〈游俠傳〉，即欲輕生，讀〈屈原賈誼傳〉即欲流涕，讀〈莊周魯仲連傳〉即欲遺世，讀〈李廣傳〉即欲力闘，讀〈石建傳〉即欲俯躬，讀〈信陵平原君傳〉即欲養士也」， 43 魯迅謂之「史家絕唱，無韻離騷」誠然也。《史記》不僅信實可靠，而且藝術高妙；不僅是一代史著，且為一代文宗。諒無異言。因此史公史才不只具備，且是高乘境界。次敘史公「史學」。史公的知識來源，主要來自家學（司馬談）淵源，名師（董仲舒、孔安國）指導，得以成就其兼綜百家之學，44 以及成年的壯遊，讓他「閱盡名山，江山入懷抱；體察民情，風情啟宏思」為日後撰史儲備豐富資糧。班固（A.D.32-92）說他「博物洽聞」，45是最佳寫照。至於掌握史料運用史料之能力與方法，〈太史公自序〉講得很 43_{原係魯迅引茅坤所言，見《魯迅全集》（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9卷，} 頁420。 44_{李長之，〈說司馬遷之學──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臺} 北：開明書店，1976），頁212。 45_{漢•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不能自全。既陷極} 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倫。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見頁2738。

(12)

清楚：「百年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不畢集太史公」，「遷為太史令，紬史記石室金匱之書。」史公以其太史令職務之便，負責保管、整理、編次、撰述，使用整個石室金匱即皇家圖書館之所有藏書文獻檔案資料，加以訪之朋友，考之游歷，徵之銘碣，46終至完成一部傳信的實錄巨製。故知以史「學」論，史公的治史方法，為後世建立最佳榜樣，乃無可置疑。復論「史識」。史識較史才、史學尤要。史公能洞破編年體，開創紀傳體，即是卓有史識；其內之五體結構，雖皆有本源，然並陳於《史記》之中，作為體例，既包羅宏富，又能形象動人，誠由其「識」而得。故此體一出，即以巨大的優越性取代編年史的地位，蔚為綿遠廿五史傳統之首。再就五體之內部來說，如創立〈平準書〉〈貨殖列傳〉乃記述社會經濟史的專篇，反映史公之經濟思想，之後班固承繼並改寫成〈食貨志〉，唐代杜佑《通典》更首列〈食貨〉典，都是延續史公創意的名例。史公尚首創學術史傳，綜論古今學術，辨別源流得失，如於〈太史公自序〉全文著錄其父之〈論六家要旨〉，並評述《春秋》；〈列傳〉之中並為各家如儒之孔子及其弟子、荀孟；法家之商鞅、申不害、韓非、李斯；道家之老、莊；兵家之司馬穰苴、孫武、孫臏、吳起等人都立了傳，亦可由之觀各家學說精華。八書之中的〈禮〉、〈樂〉、〈律〉、〈曆〉、〈天官〉也都是學術文化的總結，體驗了歷史與文化的結合，是史公「善擇（識）」厠而得。再更進一層而言，則如本紀之中為何寫〈呂后紀〉於〈高祖紀〉後？為何列孔子、陳勝於〈世家〉？為何韓非老子同〈列傳〉？其取捨之由焉在？蓋皆史公有其識理存焉。待吾人後輩小子深思抉發之而後已。至於「太史公曰」的史評，就更不必說明即可知之了。由上面的舉例，從外部體裁宏構迄於內部章節細旨，都可看到史公的史識高邁而且細緻。孰曰《史記》非史公精識而得？以上是準依劉知幾史才三長論度量史遷之才學識。在《史通‧ 辨職》篇中，劉知幾即以史「學」褒獎史公： 46_{具體事例，請參張孟倫，《中國史學史》，上冊，頁116-120。}

(13)

史之為務，厥有三途焉。何則？彰善貶惡，不避強禦，若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勒成，鬱為不朽，若魯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或他批評監修史臣應該是「直若南史，才若馬遷，精勤不懈若揚子雲（53B.C.-A.D.18），諳識故事若應仲遠」，47此等德才兼備的人才夠格領導史局，看出他極讚史公才情。史公三長具備，應無問題。因而他能夠「罔羅天下放失舊聞，考之行事，稽其成敗興壞之理，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千古良史。48倒是創三長說的劉知幾是否也三長兼得呢？頗值得玩味。筆者細思他回答鄭惟忠的內容來看，至少他本人是自認有的。從他為建立載筆的範則，評彈古書，傷於苛刻，49然在「辨指歸，殫體統」的目的之下，亦多有體例嚴正，百代不移之論，是亦知其為良史之一，吾人信乎鄭樵稱讚二氏為良史是道業相知、毫不虛誣之言。

四、史學思想

兩書之間的裏層（第三節）外層（第二節）的關係，上文大致作了相當的釐清工作，本節再來看高層次的思想指導層面。勿庸贅言，史家的著述，往往都是其史學思想落實的產物，絕非可以憑空虛擬而出的，其間內部關聯密切，必有其概念化與邏輯性的抽繹及推演過程而後始可得之，因而本節擬就《史通》與《史記》之間思想層次的對應關係，略作疏通，俾更能較為周延地瞭解兩書的內蘊。唯研究方法上，因資料性質所限，已不能如前兩節一樣可以專就《史通》之內談及《史記》的內容加以實際分析，必須改弦更轍，略作調整，採取反向的思考，由《史記》出發，再來審視《史通》受到啟發受到影響的痕跡，而尋繹兩氏史學的關聯性。畢竟，《史通》後出《史記》七百年以上，不可能《史通》影響了《史記》的 47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辨識〉，頁326-327。} 48_{見〈報任安書〉，《漢書•司馬遷傳》，頁2735。} 49_{焦竑，《焦氏筆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3，頁96。}

(14)

撰述。緣於上者，本文從司馬遷的名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入手析述，此話是史公一生從事史職的最高目標，也是繼承其父太史公之職所欲達致的最高理想，當然更是他後來撰就《史記》要具體落實的精神指導。此句名言出自〈報任安書〉，已見諸前文。史公身為漢代太史令，精通天人古今，不論從天官傳承，或史家之學，他都能將天人理論與史學著述兩者結合在一起，提出其個人的獨到體會，並具體呈現在其一家之言的《史記》當中，可謂對天人之際有所承繼，也有所突破。天人思想是中國古代歷史哲學的範疇，是講究天道（自然界）與人道（社會界）的關係，並非史公所獨創。然史公用之以研究五帝迄於孝武今上三千年來史事，都發現天人無時不有關係，人可藉由自己的體認、或藉龜卜、或由天象、或由夢境、或由瑞應來求得，其道則不一。50阮芝生在其研究中已指出史公對遠古五帝及三代治亂興亡的關鍵看法，莫不在「仁義」即廣義的「德」一字。51帝王如果有德，則上天授與天命，降與福祿；如果失德，則終奪其天命，施與罪罰。黃帝之興，在於「修德振兵」；帝堯則「能明馴德，以親九族」，其至德尤在「不以天下之病而利一人」；帝舜以孝聞，試位典職，四海之內咸載其功，於是有所謂「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事皆見於《史記•五帝本紀》。反之，如孔甲好方鬼神，事淫亂，「夏后氏德衰，諸侯畔之」，「夏桀不務德」。反觀此時「湯修德，諸侯皆歸湯」，湯代桀，遂代夏而有天下。同樣，商最後亡於紂，在《史記•殷本紀》篇末，史公詳述紂王種種淫虐失德、自取滅亡之事，而此時代商而興的乃是「積善累德」的西伯。〈周本紀〉中敘周八百年國祚，盛在累世修德，衰在厲王之專利，可見治亂盛衰雖說都有天命，卻都是人為自致的。明乎此，則知人應修德以配天道，順天而行，藉以獲得天命或 50_{可參簡松興，} 〈西漢天人思想研究〉（臺北：輔大中文系博士論文，1998），頁248-272。 51_{阮芝生，〈試論司馬遷所說的「究天人之際」〉，《史學評論》，6（臺北，1983.9），} 頁43-52。

(15)

常保天命；至少，盡人事尚可格天心、回天意。人力雖有限，但仍可掌握若干力量，不能只待天命。天命賴德以配，天道之成立，有賴於人道之向上，故一切仍須從人事做起。必須盡其在我，然後才能求之於天。盡人事以待天命，進而希天合天，助天道之化行，方能達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同歸大道。《史記》〈天官書〉、〈宋微子世家〉都有篇幅可以印證此理，如此以知，人道之極處，即天道所在，感應的樞機在於人的修德，如此則天道可親，天象可知、天變可應。52以上要理，庶幾即是史公歷史哲學「究天人之際」的命意所在。人道終臻此境，必是郅治之象，史公寫《史記》的終極關懷即在於此。再看劉知幾的「天人」。前文論〈書志〉時已知劉知幾對天文五行的基本態度，大凡純天象記載，不繫人事者，皆可不必載入史書。但若與人事相關，「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識魏祚於黃龍、董養徵晉亂於蒼鳥，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來，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之竹帛，其誰曰不然」；但「若乃前事已往，後來追證，課彼虛說，成此游詞，多見其老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53則是他所堅決反對的。天人之間或有連繫，或無連繫，並無常規可循，劉知幾主張可以記載，但不必強為索解，因而他贊同「古之國史，聞異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惡也」，54但對於不知之事，他引孔子之言曰：「君子於其所不知，蓋闕如也」決不可強不知以為知而強著一書，受嗤千載。55張舜徽以為其陳義甚正。《史通》之中對神鬼、怪物、異說、謠讖之類的事，也有一定的看法。其言曰：若論神仙之道，則服食鍊氣，可以益壽延年；語魑魅之途， 52_{阮芝生，〈試論司馬遷所說的「究天人之際」〉，頁66。陳雪良，《史馬遷人格篇》}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135。 53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書志〉，頁82-83。} 54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書志〉，頁79。} 55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書志〉，頁83。}

(16)

則福善禍淫，可以懲惡勸善，斯則可矣。56 若吞燕卵而商生，啟龍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此則事關軍國，理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靈驗，可也。57 陰陽為炭，造化為工，流形賦象，於何不育，求其怪物，有廣異聞。58 可見凡涉懲惡勸善、理涉興亡、有廣異聞者，足當外史，勸誡乃佳，即可入史。然若「祥瑞之出，非關理亂，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彌多，政逾劣而祥逾盛，是以桓靈受祉，比文景為豐；劉石應符，比曹馬益倍。而史官徵其謬說，錄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59則是欺天罔上，假造天意，與原先祥瑞在於發揮盛德，幽贊明王是背道而馳，乃知幾所深深反對的。復者，劉知幾在《史通．雜說上》也藉《史記．魏世家》所記：「說者皆曰魏以不用信陵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不然。天方令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益乎？」60來發表「天人」看法：夫論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理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魯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說；壓弧箕服，彰於宣厲之年；徵褰與襦，顯自文武之世。惡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子才若桓、文，德同湯、武，其若之何？苟推此理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仿此，安得於魏無譏 56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雜述〉，頁318。} 57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書事〉，頁269。} 58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雜述〉，頁316。} 59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書事〉，頁270。} 60_{漢•司馬遷，《史記》，〈魏世家•太史公曰〉，頁1864。}

(17)

者哉？61 這段原文，讓本文又回復到前兩節行文的一貫性，以《史通》來論析《史記》，檢驗史公與劉公的思想。此段話最主要在反對史公觀點，即天要秦統一天下，即使魏能用得伊尹之類的人才，也不能免於滅亡。劉知幾提出論成敗，不論國家或個人，都要以人事為主，不能推論天命所致，並且舉出史例證明其所言；之後，再舉出四國之亡，均早有預兆，但設若以上四個亡國之君有才又有德，則結局必不一樣。循此道理推論，既然天意已定，則亡國之君都有開罪的理由，人們怎會不對魏國之君譏剌與指摘呢？綜合上文兩大段理由，可知劉知幾是命運與人事交互論述，兩者在成敗的結果上，都有其作用，並非互相對立的狀況。同篇之中，劉知幾又說「夫國之將亡也若斯，則其將興也亦然」，從國之肇興的角度發論，來反證太史公觀點之誤，文內也舉了田齊、魏、周、漢的興起，均早有占卜預言和祥瑞的呈現，但縱有天命存在，也需要人事相配。假如四國肇基者之德才不足，豈能最終建國稱帝？是知如按太史公說法推論，既有天命，則國之興自然會實現，根本無須贊頌其神武威智了。兩相對照之下，本篇〈雜說上〉所舉之例都在說明劉知幾提倡以人事結合命運的說法，來決定興亡成敗的，二者缺一不可。如此以言，其實與前文論述史公的「究天人之際」的看法並不違背，兩者在一定程度上是沒有不相同的。何以知之？依筆者愚見，只要掌握「天方令秦平海內」的「天」之確切意思即可了，此處之「天」，解為「時勢」、「潮流」，62即可了解當時整個時勢潮流都對秦有利，不是個人之君王或宰輔即可逆挽的。劉知幾發論如此之多，可能執著於「天」作天意、天命解，其實史公之「天人」含意豐富，不宜只作單解。史公在〈魏世家〉的論贊，其實是說明人與時勢的關係，人事的作用固然重要，但人只有乘順時勢方能大有作為，違時失勢則必然敗亡。試以近代史例亦可作證。蔣介石由中國大陸於一九四 61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雜說上》，頁570。} 62_{許凌雲，《司馬遷評傳》（南寧：廣西教育出版社，1994），頁122。}

(18)

九年底敗逃至臺灣一隅，豈非「天」的時勢利毛不利蔣，以致「人」必須轉退敗逋的？否則，難道人事因素的東方紅太陽必定偉岸超過民族救星？一言以蔽之，即「天人」因素互相作用所決定的。史公的寫法不僅〈魏世家〉如此，在〈李將軍列傳〉、〈項羽本紀〉等等都可看到相同的史學思想。「究天人之際」略加疏通之後，以下再就「通古今之變」略申太史公與劉知幾的關連。前者是歷史哲學，後者則是史學思想。迹從《史記•太史公自序》：「罔羅天下放失舊聞，王所興，原始察終，見盛觀衰，……著十二本紀，……作十表，禮樂損益，律曆改易，兵權山川鬼神，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63已知史公以百三十篇的一家言，要透過原始察終、見盛觀衰、承敝通變的方式，來達到他對上古以迄於今上孝武三千年歷史變化之考察，以實現其宿願的「通古今之變」。就「通古今之變」這句名言本身來論，「通」既有時間先後數千年縱序的貫通、直通，也有橫切面上地理、天文、曆象、人事、國度上的交通、旁通。兩者縱橫交錯，即史事橫生，歷亙古而不絕。史公從中看到歷史「變」的特質，歷史也始終都處在變的過程之中。茲舉秦為例說明，秦由原西方偏遠小國，歷經襄公護衛平王東遷，始封諸侯，文公營歧雍，穆公修伯政，獻公雄諸侯，孝公變成法，凡百有餘年，逐漸變為爭霸稱雄的強國，最後則在始皇時期統一六合，併吞天下。以上由〈秦本紀〉及〈秦始皇本紀〉，即知此乃長期發展變化的結果，過程是由「漸」到「變」，有其始亦有其終。史公在三千年紛雜的史事當中，尋出發展規律，故基本上是用（一）原始察終：即追原其始，察究其終，把握歷史演變的全部過程，找出其中的因果關係，予以全面的分析和考察找出「因」到「果」之間的參照點，即邏輯的起點，以至於終點及過程中辯證的發展。史公以書、表的形式來概括其歷史的變化觀。其中特別是〈十表• 序〉最能展現千年的脈絡經緯。（二）見盛觀衰：指事物發展到極盛時，要看到其中的衰象，並注意到其間的轉變。《史記•平準書》 63_{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頁3319。}

(19)

描述漢初七十多年的昇平圖象完後，轉而即寫社會上官民爭利，政治上賣官鬻爵，似是由盛轉衰的徵兆了。史公寫此段歷史可看出其變動具盛衰波浪的過程。（三）承敝通變：指事物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必然產生弊端，此後則將發生變化，有一種歷史必變的思想。史公寫秦漢之際時，已指秦始皇之前已經「久敝」了，但始皇當政未能去弊從善，作變革措施，反酷刑法，結果歷經胡亥、子嬰仍然迷惑不悟，最後只有滅亡了。「敝」是歷史前提，有敝則變，變則可通，終得天統矣。以上三方面即史公「通變」思想的要則與門道，由之則可通達古今之變，用之於指導現實，則可具有巨大的現實功用。史公撰《太史公書》百三十篇，即想透過「通古今之變」中達到郅治之原。其通變思想的現實意義，旨在斯哉。劉知幾撰述《史通》是因唐代的史官著述，義例不純，所以才要「辨其指歸，殫其體統」。但「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倫，總括萬殊，包吞千有」，64故其書雖以史為主，但也涉及到王道人倫，格局變大許多。他透過縱向上「上／下」對應「王道／人倫」的關係，與橫向上的「總括萬殊，包吞千有」互相結合，即是橫通縱通都包括在內了。如此《史通》的學術氣象不僅確立，亦且鑄就其一家言了。更具體來說，劉知幾繼承了史公「通古今之變」的思想和方法，其《史通》49 篇之中幾乎無一例外地都貫穿通古今之變的思想，並運用「原始察終」的方式敘述事物的終始，大至討論整個史學發展的面貌，小至辨章一種史書的體例，無不皆然。茲舉〈六家〉為例，他透過總結上古迄於當時唐代史書發展的情形，歸納出六個流派，並對此六家分述其始終過程，最後作出結論只剩二家即《左傳》和《漢書》所代表的編年體和斷代紀傳史還算盛行。他所用的辦法即原始察終，于考鏡源流中辨別史書的體裁。其他像外篇〈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更是典型的範例，內篇從〈六家〉第一迄於〈辨職〉第卅五，都是採用此法而得到卓識卓論，其長處正是通變思想 64_{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譯，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自敘〉，頁336-337。}

(20)

的具體體現。因為《史通》是史學批評的專書，性質與《史記》是紀傳體裁通史迥不相同，《史記》通古今之變可有上述三法適用，《史通》則因局限在對上古迄於李唐皇朝當代史籍的批評上，故僅「原始察終」較為合用，而少及於其他二法，這是客觀情勢的差別，不能不知。劉知幾在其書熟用此法，並把史學發展史看成是一個有終始的演變過程。

五、結語

《史通》與《史記》各在史學上具有其獨特的意義，都是中國史學豐富的遺產，放在世界史學的脈絡上，司馬遷足可與修昔底的斯（Thucydides, 460-400 B.C.）爭輝而不遑相讓；劉知幾的《史通》也足足比西方相同著作提早數百年，65俱是中國史學驕傲的一部分。兩書也同是作者個人的一家言，傳世代表作，影響中國史學皆極其深遠，但兩書的成就則一在紀傳體的創作，一在史學批評的發坟聲，迥不相侔，然做為後出的《史通》在肆評古今籍之餘，《史記》當然是其中一本重要對象，在《史通》彈射之餘，《史記》雖未盔甲全丟，似也瘢痕累累。針對此種現象，本文以前述三節申論《史通》批評的內容，並衡量其間是非，再予之批評，冀以得出適中的定見。「歷史編纂學」一節首論史書體裁，分述古來迄唐史籍共有六家，唯至後世猶可祖述者僅餘編年之《左傳》與斷代紀傳之《漢書》而已，其餘四家皆已久廢。其中當然史記家亦不復盛行。知幾此論，固有卓識，得乎宏觀歷史的觀察居大，然若據此以謂知幾甲班乙馬，則恐落入非此即彼（either/or），亦非平情之言。知幾蓋就史學發展實情而論，非倚偏斷代之《漢書》而刁難通代之《史記》。體 65_{許冠三，〈自敘〉，《劉知幾的實錄史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 見頁3，云：「就目前所知，《史通》還是全世界最先講求客觀史義的長篇巨構。即使專以史料學的小道而論，也早於法蘭西古學家馬必雍（J. Mabillion）的《古文書學》（De re diplomatica，1681）九百多年」。趙俊、任寶菊著，〈前言〉，《劉知幾評傳－史學批評第一人》，見頁1，亦襲用此說。

(21)

裁既定，則涉及體例義例，劉知幾在〈內篇〉之中，多所抉發《史記》編纂史法之謬誤，並提出鍼砭藥石之論，然《史記》仍然屹立不搖，似不為所撼。上文之中，頗衡情而論，蓋知幾徒以史法糾繩前人，未悉史法之外，猶有史家心靈內在奧祕深處，不是外在形式的法式規則，所可拘制牢籠的。然知幾所論，亦多切中漢後史學之弊。「史才三長論」舉例說明史公才學高廣，識見超邁，允為良史，《史通》不能否定；「史學思想」則分「天人」與「通變」兩方面，審視《史通》批評《史記》及沿襲於《史記》之處，唯因兩書性質不同，《史通》發論仍明顯就編纂層面立言批評，但精神指導層面，兩書的本源其實是相通的。本文總上三節來審視並批評《史通》對《史記》的批評，實不能完全闡盡兩書內容。但就其體旨大要而言，或已得之若干，藉之亦可明瞭《史記》傳承至唐代時，與漢代司馬遷著述的初衷，已不可同日而語，其意義亦隨時代而變；反之，《史通》肆評《史記》，或可代表著唐代「史記學」的其中一種面相，具有個案研究的價值。66 唯唐代「史記學」之深論，恐須另待專人專文了。 66_{劉知幾在唐代史館任職史官，對當時史館制度有「五不可」的批判，詳見《史通》} 〈忤時〉，任史職近廿年中，道業相知者凡七，有徐堅、朱敬則、劉允濟、薛謙光、吳兢、元行冲、裴懷古，或有學者謂之為劉知幾學派、館院學派，其中以劉知幾、吳兢為最具代表性。筆者以為此七人（其中裴懷古不預史局）能否稱為「學派」，不無意見，拙見已見於拙稿，《史學三書新詮－以史學理論為中心的比較研究》，頁25，茲不復贅。唯劉氏等人當時應屬史館之中的非主流派，故最後鬱怏孤憤，三辭史官，退而私撰《史通》，終致留傳千古，為後世列為史評類史籍的第一書，影響後世史學甚大（一別於其當年，在後世反成主流派）。故筆者以為其論《史記》者，有一定程度的作用，但看後世學者多遵（陰）奉其言以撰史，或就其論評予褒貶，尤其乾嘉大家都針對其書提論，其中更不乏與《史記》相關者，似足覘知其書可視為唐代史記學的一個個案加以研究，尤其代表盛唐時期。至於針對整個唐代《史記》學的研究，則恐需更周全的材料與觀點了。佛光大學主辦的「第一屆世界漢學中的《史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當中，即有學者針對漢代、魏晉南北朝的《史記》學提出論文報告，筆者才薄無能為之，僅以《史通》一端審視唐代《史記》學的其中一個面相而已。

(22)

附表：《史通》評《史記》原文篇名內容出處頁碼尋《史記》疆宇遼闊，年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於書表。每論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參、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異聞，而話饒重出。此撰錄之煩者也。此撰錄之煩者也。況《通史》以降，蕪累尤深，遂使學者寧習本書，而怠窺新錄。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多，可謂勞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頁19 六家第一《尚書》等四家（含史記家），其體久廢。頁23 二體第二《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列年爵，志以總括遺漏，逮於天文、地理、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若乃同為一事，分在數篇，斷續相離，前後屢出，……此其所以為短也。頁36 載言第三至於《史》、《漢》則莫不然，凡所包舉，務在恢博，文辭入記，繁富為多。……唯上錄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紀綱，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令披閱之者，有所懵然。頁43 本紀第四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諸侯為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理不分，遂令後之學者罕詳其義。……項羽僣盜而死，未得成君，……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諸侯。諸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頁47 世家第五陳勝起自群盜，稱王六月而死，子孫不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宅，而以世家為稱，豈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豈以自我作故，而名實無準。而馬遷強加別錄，以類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識隨時之義？頁52-53 列傳第六尋茲例草創，始自子長，而樸略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立傳，而以本紀為名。頁59 表曆第七（既有本紀、世家、列傳）而重列之以表，成其煩費，豈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諸卷軸，得之不為益，失之不為損。……語其無用，可勝道哉！頁67-68 書志第八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諸者竟忘其誤，榷而為論，未見其宜。班固因循，復以天文作志。頁74 論贊第九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論。必理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論之煩，實萌於此。頁99 內篇稱謂第十四馬遷撰《史記》，項羽僣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來所惑者也。頁128

(23)

篇名內容出處頁碼馬遷撰《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頁137 採撰第十五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頁140 因習第十八馬遷《史記》西伯以下，與諸列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豈略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頁163 邑里第十九昔五經諸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里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凡有列傳，先述本居。一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省，隨時而載，用明審實。頁170 浮詞第二十一《史記•世家》有云：趙鞅諸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禮讓居本。至如偽會鄰國，進計行戕，俾同氣女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不若，焉得謂之賢哉！頁188 敘事第二十二若《史記》之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龜策傳，固無所取焉。頁 196-197 品藻第二十三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年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不可多得。是以韓非、老子共在一篇。頁219 直書第二十四至若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于吳朝，崔浩犯諱于魏國。頁228 鑑識第二十六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列傳，稱虞舜見阨，遂匿空而出；宣尼既阻，門人推奉有若。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頁242 探賾第二十七尋遷之馳鶩今古，上下數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唯首陽之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代，死於漢日，而乃升之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理之恒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首，若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賈誼、屈原之徒，或行仁而不遇，或盡忠而受戮，何不求其品類，簡在一科，而乃異其篇目，各分為卷。又遷之紕繆，其流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羽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刺孝武，故書違凡例，志存激切。若先黃、老而後六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刺，復何為乎？頁249 書事第二十九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論大道則先黃、老而後六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利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頁269 人物第卅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鶩窮古今，上下數千載。至如皋陶、伊尹、傅說，仲山甫之流，並列經誥，名存子史，功烈尤顯，迹事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為列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頁278

(24)

篇名內容出處頁碼序傳第卅二至馬遷又征三閭之故事，放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敍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異，而茲體無易。頁297 編次勒成，鬱為不朽，若魯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頁 326 辨職第卅五儁子長之立記也，藏於名山。……然則古來賢，立言垂後，迹何必身居廨宇，參僚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識之士，知其若斯，退居清靜，杜門不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豈與夫冠猴獻狀，評議其得失者哉！頁328 自敘第卅六史公著書，是非多謬。頁336 史官建置第一遷卒，宣帝以其官為令，行太史公文書而已。頁353 古今正史第二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列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麟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列傳，凡百三十篇，都謂之《史記》。頁395 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不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頁497 惑經第四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切當世之文，而罔褒諱之辭也。」斯則危行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頁499 外篇雜說上第七論《史記》八條 1. 遷之所錄，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 2. 案遷之所述，多有此類（指不簡潔），而劉、揚服其善敍事也，何哉？ 3. 如管、晏者，諸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不錄，實杜異聞。夫可除而不除，宜取而不取，以斯著述，未睹厥義。 4. 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惡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不其闕如？ 5. 夫云「遭李陵之禍，幽於縲絏」者，乍似同陵陷沒，以置於刑，又似為陵所間，獲罪於國。遂令讀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錄，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6. 若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不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不韋遷蜀，世傳《呂覽》」。斯蓋識有不該，思之未審耳。 7. 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不行，故子長不之見也。夫博考前古，而舍茲不載，至於乘傳車，探禹穴，亦何為者哉？頁 564-573

(25)

篇名內容出處頁碼 8. 夫推命而論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不其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年月，列行縈紆以相屬，編子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里，而於徑寸之內犬牙相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之中雁行有覩敘。使讀者閱文便，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頁574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行曆，事無巨細，莫不備陳，可謂審矣。而竟不書其字者，豈墨生所謂大忘者乎？頁577 然遷雖敘三千年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省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諸折中，未見其宜。頁581 揚雄〈法言〉，好論司馬遷而不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不明者也。且雄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不依仲尼之筆，非書也。頁627 史有固當以好善為主，嫉惡為次。若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頁636 雜說下第九夫載筆立言，名流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頁638 如《史記》云重華入于井中，匿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劉根之類，非姬伯、孔父之徒。苟識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云：黃帝、堯、舜軼事，時時見於他說，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若如向（指〈五帝本紀〉）之所述，豈可謂之雅邪？頁682 觀孟軻著書，首陳此說；馬遷裁史，仍習其言（指〈仲尼弟子列傳〉載有若狀似孔子，為眾弟子擁立為師事）。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頁686 暗惑第十二_{（指《史記•留侯世家》載張良諫劉邦封雍齒侯以消眾將之} 叛）案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仇。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群小聚謀，將犯其君，遂默然杜口，俟問方對？倘若高祖不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不測。如諸將屯聚，圖為禍亂，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群議沙中，何無避忌？為國之道，必不如斯。然則張良慮反側不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說者敷演，妄溢其端耳。頁687 說明：本表依據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釋，民國•呂思勉評，《史通釋評》，臺北：華世出版社，1981。

(26)

Comments on the Historical Critiques of

Shih-t’ung’s Analysis on Shih-chi

Lin Shi-mi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first-ever historical critiques Shih-t’ung (Generality of Historiography, Liu Zhiji, 661-721, AD) in Chinese history, on how it elaborates, with 49 volumes in total,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on the earliest chronicle historiography Shih-chi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ima Qian, c.145~c.87 BC). Embarking on three respective aspects: historiography (outer level), the “Three Qualifications for Historian” (core level), and historical thoughts (higher level), the study tries to investigate how

Shih-t’ung had lashed on Shih-chi by calling into questions the structural style,

structural and explanatory examples, and the science of history materials. In addition, an in-dept examination will be made on Sima Qian’s academic talent, learning and knowledge.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nature and human” and 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the study further reveals that although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adopted by both authors originated from the distinct nature of the works itself, while in fact, the guiding thought behinds such discrepancy is coherent. It is through such analysis which has a great representative significance, that we may thus gain a clear grasp of the arguments proposed by Shih-t’ung and understand one of the aspects exhibited by “the Studies of Shih-chi” prevailed in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Shih-tung (Generality of Historiography), Shih-chi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Critique of historiography, Nature and human, Continuity and change

史學批評的批評